清明节矛盾纠纷

❶ 社会规范相互冲突的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浪潮，我国正式确认了“法治”的目标，高速完成了多层次法律体系的立法建设。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法治的发展水平和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并不是一种和谐的正比例关系。相反，随着大规模立法活动的开展，法律条文越来越多，社会秩序却并不尽如人意。我们面临着一个“法律越多而秩序越少”的困境。①其间，最直接、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面对不同等级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人们对法律效力产生前所未有的质疑，对整个社会的秩序感和安全感下降，各种越轨行为大量发生。因此，本文对当代中国多元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展开分析，进而对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控制进行一种法社会学探究。
一、社会规范的多元化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②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③这里，卢梭所说的束缚人们社会行为的“枷锁”与荀子所言的指引人们欲望的“度量分界”就是社会规范。“规范”一词，古希腊文为nomos，包含法律、伦理习惯、宗教礼仪等意义；拉丁文为norma，英文为norm，包含准则，标准、模范、模型、典型等意义。在古罗马，“规范”还曾是丈量土地的工具的名称。在汉语里，“规范”最初是指作为测量仪器的规矩，后引申为法、法度。④美国法学家罗斯科�9�9庞德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实现正义，它意味着一种制度，意味着那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⑤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调整社会秩序、规制社会行为的社会规范可以统称为“法”。
在学界，关于法与法律的界分始终存在于法学家尤其是法哲学家的话题论争之中，法律结构也从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划分为“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观点：一元论认为，法即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在国家法以外，根本不存在其他类型的法；二元论认为，法是调整社会的一切规范，而法律只是法的反映，在国家制定出法律之前，法就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以一种隐性的形式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社会关系置身于不同的场域之中，具备固有属性的各种社会规范从不同层面分配着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这不仅决定了人们所认可或必须遵守的规范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程序选择是多元的，也使得法律结构的“二元论”在学理和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梁治平所言：“法社会学家们发现，即使在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国家法也不是唯一的法律，在所谓的正式法律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法律。”⑥因此，无论是社会秩序的多元互动还是社会控制的路径选择，法律多元理论（legal pluralism theory）都是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
“法律多元”的概念源于法律人类学，是指“两种或多种法律制度在同一社会中共存的一种状况”⑦。“在每个社会都存在与群体多样性相适应的法律结构的多样性，它们是相互独立的、相互依赖的、相互渗透的或者三者都存在。”⑧法律多元理论实际上是对“法律中心主义”“国家实证主义”的一种颠覆，它对法律的论述抛弃了法与阶级性、国家强制力、统治者意识形态相联系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承认了多元文化载体下社会规范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国内学者对法律多元理论的研究通常是在“国家法”与“非国家法”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法”与“民间法”⑨的二元结构划分展开研究。
波斯皮舍尔认为，“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具有单个一致的法律制度，有多少发挥作用的从属集团，便有多少种法律制度。反过来讲，社会中每个发挥作用的从属集团都以其特有的法律制度调整其成员的关系，在不同的从属集团中，各自的法律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存在着必要的差异的”⑩。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成员高度同质性、社会空间高度封闭性等现实条件使得基于血缘、地缘等先赋性因素产生的初级群体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儒家伦理教条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导性价值体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结构划分也基本上符合我国传统社会的法律现实。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不但瓦解了旧有的礼法秩序和等级体系，也催生出一系列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大型的、专业化的、非个人的次级组织（如单位、公司、学校、机关等），这些摆脱血缘、地缘因素限制的职业群体成为现代社会联结国家与个人的中间环节。正如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的：“事实上，法人团体却是我们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众组织里，如果不存在有任何一种行业制度，那么剩下的便只能是一个真空，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从这个角度讲，在现代社会，职业日趋成为社会成员最重要的社会属性，独立于国家法、民间法的规范载体已经形成。在这种社会背景中，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角度将“非国家法”单纯定义为“民间法”而建立起来的概念框架不仅抹杀了我国现阶段规范载体的多元现实，也有悖于“体系化”的理论预设，从而容易得出千篇一律的理论解释。 因此，针对“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结构划分的理论偏颇，我们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基础和效力范围两个角度扩展法的概念范围，将基于法人职业团体内部章程而建立的行业规范定义为“团体法”，进而将我国的多元社会规范界定为“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三元结构框架。
二、多元社会规范的位阶
在一个国家的法律结构中，多元社会规范因效力等级和适用顺序上的差异呈现阶梯状，也即规范位阶。从法理上讲，规范位阶首先表现为社会权力的等级性，各种社会权力因规制社会关系、调控社会秩序的差异呈现一种权力架构上的层级结构，不同等级的社会规范居于其权限相称的位置上；其次，规范位阶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包容性，处于高位阶的社会规范对社会事实的容纳量更大、抽象程度更高，低位阶则相反；最后，规范位阶表现为多元规范实效的交叉性，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不同等级的社会规范同时调控一个社会事实，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中，规范位阶与规范实效之间并不呈现实然的对应关系。基于此，我们对“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进行位阶界定，进而对当前我国多元社会规范的内涵予以阐释。
1.国家法
所谓国家法，一般可以理解为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国家法是一种被称作国家的政治体的官方法，它本身是国家公权力的政治产品。在昂格尔的话语体系里，国家法就是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这种法律具有公共性和实在性，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从而专属于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专业助手的活动领域。因此，严格地说，国家法是由一个国家中央机关制定和认可、由国家权威作为强制力后盾推行、由具体机构负责普遍实施的一整套格式化概念，其表现为对一系列社会事实的明确表达和成文规范，更多地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并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修正。
从历史典章来看，国家法与其说是对万民的律令，不如说是对官吏的指南，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巩固政权、道德教化以及必要的社会管理上。从法律实效性上讲，在我国传统社会，“国家律例”的直接统治止于州县，用马克斯�9�9韦伯的话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史乃是一部“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地区的历史”，国家法“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推延至今，伴随着现代化的浪潮，我国的国家法更多地来自西方法律的移植，其正当性最强、法律位阶最高，也在总体上满足了社会一般正义的要求。但是，国家法作为公权力外部强加的、程序严密的社会规范对人们来说缺少一种亲情上的联系，从而影响了其效力实施的范围，也直接造成了民众对国家法的质疑与抗拒。
2.团体法
法律社会学家指出：“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组成该社会的次群体，如宗教、社区和政治联盟等这样一些社会单元。每一次群体都有其类法律秩序，尽管许多类法律制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它们却常常模仿国家法律的机构和符号形式，还有些法律形式的规范式惯例。”较之于国家法，团体法的出现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初级群体解体、社会组织高度发育、社会成员高度分化的条件下，团体法衍生于社会次级群体内部，并作为“非国家法”的一种规范类型丰富着我国的法律多元理论。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初级关系的建立主要以血缘、地缘等先赋性因素为缘由，从而衍生出一些基于业缘（基于成员之职业联系而形成）和趣缘（基于成员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次级关系，初级群体及相应的次级群体就成为这种社会规范的载体与合成。基于此，我国传统社会也产生了一些类似“团体法”的社会规范，如“行会法”“帮会法”“会社法”等等。然而，我国的传统社会远未能形成独立于国家法、民间法的规范载体，这些具有“团体法”雏形的社会规范只是民间法、习惯法的一种成文类型而缺乏独立施效的空间。
当代中国，多元的社会分工形成了多元的职业分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出于良性运行的需要对组织内部成员进行约束、调解和指导。“实际上，经济体制总是在不断运行，各种人员都会通过相互协作来促进这种运作。对每一个职业来说，都要制定一系列规范，来确定所需要的工作量，对各种人员所付的适当报酬，他对共同体应负的责任，以及彼此应负的责任等等。”因此，针对某个职业、某个群体、某个次级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也就形成了现代社会多元的团体法类型。其中，既包括与国家法关系密切、血统接近的国企内部的“单位规章”，也包括与民间法更为接近的“团体法令”，更涵盖了私营、外资等各种企业内部的“职业规范”。从性质上讲，团体法作为介于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一种独立的、特殊的规范分类，其正当性基础、法律位阶也处于两者之间，在具体的行业领域内，团体法的实效性往往最为直接，但效力范围却最小。
3.民间法
在中国话语体系中，与“官府”相对的就是“民间”，“民间法”也就成为“国家法”之外最重要的概念范畴。从广义上讲，民间法的产生与国家的产生相分离，是在“官方制定法”之外、未经过国家正式或非正式“授权”而广泛存在的一切社会规则的统称。从狭义上讲，民间法是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经由风俗习惯、价值信念、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演变而来的一套行为规范。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将“民间法”等同于“习惯法”，对“民间法”的研究也更多地从“实践性规范来源”“自发性权威基础”“模糊性规范形式”“地方性知识体系”等角度进行。我们认为，民间法的产生源于人们的社会需要，它是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维持生存的文化模式，欠缺成文法规，无完整明确的条文体系。民间法产生后，主要通过口头、行为、心理进行传播和继承，不像国家法那样有严格的制定程序和文字表现形式。
在传统社会中，面对“无讼”“抑讼”“和为贵”“皇权不下县”等法律现实，民间法作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基础性规范，扮演着最重要的社会控制角色。正如埃尔曼所说：“习惯是一种不仅最古老而且也最普遍的法律渊源：它规定了因为经常的遵守而成为‘习惯性’的行为，并宣布对背离行为的制裁。”同时，民间法的产生往往基于地缘、血缘等初级社会关系，同一种民间法规可能限于一村一地，也可能及于一省数省，即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其中尤以少数民族习惯法最为典型。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分化的加剧，民间法保留了其核心构成但却被视为一种过时、落后的规范，它的正当性最弱、法律位阶最低。与此同时，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更多地将民间法作为一种最常用的生活实践规范，“对普通人的行为方式的规定和人际关系的调整仍延续了大传统，传统的民间规范依旧以一种模糊的方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这也赋予了民间法最广泛的实效性与稳定性。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多孔的法制或法制的多孔性的时代，一个迫使我们不断地转变和渗入的法律秩序的多重网络时代。我们的法律生活是由不同的法律秩序相互交叉即法制间（interlegarity）而建构的，法制间是法律多元主义的现象对应物。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更多地呈现出相互交叉的特点。同时，基于以上三种法律规范在效力范围上的差异，我们以图形将它们区别，如图1所示。
图1多元社会规范的交叉示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社会规范作为一种应然的“规定性命题”，其核心意义在于，作为行为的指针和判准，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指引作用，并在行动符合/未符合其设定的标准时发生相应的积极/消极效果。但是，社会规范并不会对一个社会中全部的社会事实进行调节，在社会规范之外，总会有一些“真空区域”，这些“真空区域”中的行为已不再属于社会行为而完全成为个体行为（如个人的家庭陈设、睡觉姿势、饮食习惯、阅读爱好，等等）。如果将图1的圆形空间理解为社会全部的行为空间A的话，那么图中“国家法”B、“团体法”C、“民间法”D表示各自的效力范围，三者之外的空间就属于“规范之外”的“自由”领域。同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人类行为的种类和范围在不断扩张，“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各自的效力范围也在不断外延，因此，图1只是一个静态的宏观表达。
三、多元社会规范的冲突与互动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指出：“法有各种不同的体系，人类理想所谓伟大崇高，在于它能够很好地认识到法律所要规定的事物应该和哪一个体系发生主要的关系，而不致搅乱了那些应该支配人类的原则。”国家法作为具有原则性、普遍性、强制性的法律形式，不仅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内涵，也满足了最广泛的社会利益诉求；团体法作为并列于国家法、民间法的规则体系，成为现代社会缔结国家与个人、公共权威与个人权利的重要纽带；民间法作为一种传承、积淀、整合了数千年法律文化的规范类型，它代表和满足了一定区域、一定关系网络中社会成员的需要。在法律多元的理论架构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分属不同的知识体系，在各自的规范领域中承载不同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从而在调整具体的社会关系上存在“分工与合作”的关系。当这三种社会规范在规制社会行为、调解社会关系的方向和方式不相一致甚至相悖时，它们之间表现出规范的冲突与对立；当这三种社会规范在规制社会行为、调解社会关系的方向和方式相一致时，它们之间则呈现出规范的互动与融合。从宏观的角度讲，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是观念与实践的冲突与互动，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互动，更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因此，我们将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
我国传统的民间法主要集中在“户婚田土钱债”一类事务，按照现代法律的归类，这些都属于民法的范畴。在现代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冲突，也集中表现在民事范围内。例如，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法以罚物、肉刑、当众游街等方式执行规范程序，从而表现出损害名誉、人身伤害、累及无辜等特点，与国家制定法的处罚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直接表现为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冲突。
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在国家法不屑、同时事实上又无力规范的范围里，民间法不仅对封闭的乡土社会起到定纷止争、权利分配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国家法的规范理念，这种“援礼入法，融法于俗，浑然无外，包罗万有”的礼法结构同样延续到现代社会之中。比如，不久前，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完成修订，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并强调子女对老人的“精神慰藉”，随即引发了关于亲情回归的民间讨论。此间，国家法与弘扬伦理道德、维护礼仪纲常的民间法之间实现了契合。
2.国家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
社会规范实际上是社会权力的一种表征，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衍生出不同的社会权力关系，也造就了不同的社会规范类型与规范实施效果。迈克尔�9�9曼（Michael Mann）曾将权力划分为“权威型权力”与“弥散型权力”两种类型，以此来对应封闭固化的集权社会和自由多元的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团体法，也正是在“弥散型权力”成为主导社会权力关系的情况下才得以形成的，其更多地表现为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具有多元利益诉求的规范体系。同时，团体法作为一种成文规范，其与国家法的冲突也是基于规范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存在。比如，国家制定的《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加班待遇乃至产假都给予了严格规定，但面临市场化的日益发展，现代性的竞争关系使得团体法与国家法在具体的规范要求上产生严重的冲突。
同时，团体法作为职业法团内部的社会规范，在涉及国家基本政策、社会根本秩序的问题上，团体法趋近于国家法的社会控制功能，也更加体现出两者之间的互动。比如，在国家新近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中的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以及关乎国家主权的领土问题上，团体法与国家法表现出高度一致。在当代中国，最能体现国家法与团体法契合的莫过于既充分体现国家主义、又彰显现代法团概念的“单位规章”了，它甚至被视为一种“实施细则”在单位内部推行，完善着国家法。
3.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
从规范来源上讲，团体法在现代社会趋近于国家法，但在传统社会却寄生于民间法，同时，现代社会多元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多元的团体类型，有些甚至就是民间组织的法团表征。在这种背景下，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也就更为自然。
就两者的冲突而言，在具体的社会规范场域中，民间法捍卫着传统的法则，而团体法则推行现代伦理，两者之间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实践与观念之间的矛盾。比如，在资源丰富的林地、矿山、牧场的开发中，团体法基于自身利益往往强势地将人们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套规制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民间法视为陋习甚至流弊。特别是在文化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团体法坚持商业化的运营机制，却遭到民间法的强烈抵制，以致各种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又如，一些职业法团内部关于休假的规定往往与我国清明、端午乃至春节等传统节日相冲突，甚至刻意回避民间法对传统文化的规定，从而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就两者的互动而言，在多元的社团类型中，有很多非政府的团体实际上就是基于血缘、业缘、趣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现代意义的“行会”“会社”“帮会”，甚或是具有公益性质的非营利性团体。在这种组织类型上产生的团体法，往往与民间法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我国著名的晋商、徽商、闽商通过公众募捐、各省公立起来的行帮组织仍旧沿用流传上百年的内部约法，以保证自身团体的稳定与发展。再如，为了传承经典文艺资源而流行于各地的票友俱乐部，其内部规范仍旧以民间方式推行。在这些社团组织内部，团体法与民间法之间呈现一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传递与交融。
4.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三者的冲突与互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社会形态下的规范制定都旨在稳定社会关系，但是社会关系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规范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法律稳定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冲突。如果说以上列举出来的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两两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存在交互类型偏颇的话，那么，在时间、空间和逻辑上体现位阶差异的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在图1中体现为B、C、D三个区域的交集），即同一个社会事实、同一类社会关系被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共同指涉，三种规范的法效果不同且互不兼容、甚或三者法效果一致且彼此相衬的情形，才真正体现出多元规范在社会变迁中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均不能独立、有效地完成社会秩序的维持与社会行为的规制，这种现象就是“规范真空”。实际上，“真空”状态并不是没有规范，而是社会没有为其成员提供清晰的规范，多种规范杂然并存，而且互相冲突。人们在“真空”状态中，可以遵循原有的规范，也可以遵循新的规范，还可以遵循自己创造的规范，而无论遵循哪一种规范，其结果都会受到其他规范的排斥甚至制裁。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规范盲区往往以社会规范之间隐性冲突的方式普遍存在。以我国民间借贷为例，国家法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超出则视为高利贷，且对借贷时间、书面合同等都有严格规定；然而，从事借贷的团体往往以超额的回报利率进行融资与放贷，交易多数发生在基于血缘、地缘、业缘构成的熟人关系网络中；同时，民间法对债权关系的界定建立在传统互助的基础之上，且以私力救济的方式规定了事后保护的细则。在这种规范冲突的环境中，民间借贷乱象频频发生，人们在面对纠纷时无法真正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有效地完成利益诉求。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法、民间法、团体法三者之间的冲突使得游离于三种规范之外的“潜规则”大行其道，人们以社会未认可的规范来实现自身认可的利益，从而出现“越轨泛化”的乱象。
其次，就三者之间的契合而言，诸如杀人、抢劫、吸毒、性关系混乱等违背社会根本正义原则的社会行为会同时受到国家法、民间法和团体法的制约。并且，由于它们的规范空间和施效领域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实际上面临来自国家强制制裁、民间舆论惩罚及单位规章的三重压力。所以，当这三种社会规范在规制社会行为、调解社会关系上方向一致的时候，往往是社会控制效果最佳的规范环境，也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四、小结与讨论
从我国转型期多元规范的研究视野出发，我们运用“法律多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基础与效力范围两个维度拓展“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传统概念划分，将我国现阶段社会规范的多元化界定为“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三元结构框架。其中，“团体法”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表现为现代社会介于“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独立的规范类型。
在借鉴“位阶”与“效力”的法学概念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依据社会规范的效力等级和适用顺序，确定“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的概念内涵与规范位阶：作为公权力政治产品的国家法位阶最高，形成于现代职业法团内部的团体法位阶次之，彰显“小传统”精神内核的民间法位阶最低。同时，按照“法制间”（interlegarity）的观点，我们用图1显示了多元社会规范的交叉关系。
从规制社会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方向与方式的角度，我们结合具体案例，系统探讨和分析了三种社会规范的四种互构关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互动、国家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民间法与团体法的冲突与互动，以及国家法、团体法、民间法三者之间的冲突与互动。

❷ 矛盾，老舍的代表作是什么

老舍:《骆驼祥子》和剧本《茶馆》,《四世同堂》 矛盾:《春蚕》、《子夜》、《林家铺子》、《虹》、《蚀》，《林家铺子》.

❸ 中国有哪些传统习俗与现代社会生活习惯是冲突的

中国的传统习俗是指远古先民约定俗成，历代传承的习惯、风尚、礼节，禁忌，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是传统文化的基本形式之一。

现代社会，在传承传统风俗习惯的同时，也应该给那些与现代社会生活有矛盾冲突的风俗习惯和仪式进行必要的限制。凡事都要有度，即使是古老的文化习俗在与现代人的生活产生矛盾冲突时，必须与时俱进，及时的改良。

❹ 汝州市地质矿产局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中西部,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地理坐标为东经112°31′~113°7′,北纬33°56′~34°20′,东与禹州、郏县接壤,西与汝阳、伊川相连,南与鲁山、宝丰搭界,北与登封毗邻,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4公里,总面积1572.84平方公里。市域南依外方山脉,北靠嵩箕山脉,北汝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形成两隆一坳的槽形盆地,地理总趋势为西北高、东南低。

侯成国 党组书记、局长

杨景明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赵新建 副局长

韩路易 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张建路 党组成员、副局长

连宏志 党组成员、副局长

卢胜利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侯成国简介:汝州市温泉镇人,1964年10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起历任焦村、纸坊、寄料、杨楼等乡镇乡镇长、党委书记;2005年8月,任汝州市委副秘书长;2007年4月,任汝州市农机总站党组书记、站长;2009年11月,任汝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农开办党组书记、主任;2010年7月,任汝州市地质矿产局党组书记、局长。

【机构设置】2010年,汝州市地质矿产局内设17个科室,分别为办公室、综合科、财务科、人事科、政策法规科、纪检监察科、开发管理科、储量地环科、稽查一队、稽查二队、矿权交易中心、技术服务中心、国营科、保证金办公室、冶金市场办、冶金稽查队、化验室。下设7个地矿所,分别是小屯地矿所、蟒川地矿所、寄料地矿所、陵头地矿所、大峪地矿所、临汝镇地矿所、中心地矿所。截至2010年底,共有干部职工170人。

【矿产资源】境内已发现的矿产种类达46种,已开发利用26种,优势矿产主要有煤、铝土矿、水泥灰岩、高岭土、玄武岩、叶蜡石、地热矿泉水等。其中,煤炭资源主要赋存于石炭一二叠系地层中,垂深在1500米以浅的煤炭总储量35.5亿吨,已探明地质储量9亿吨;铝土矿属地台型沉积矿产,矿体赋存于石炭系中统本系组中、下部铝土质、铁质岩系内,勘查储量7950万吨,预测储量2.37亿吨;水泥灰岩主要赋存于寒武系下统辛集组、中统张夏组、上统崮山组地层中,普查储量5亿吨,总资源量20多亿吨;其他矿产如叶蜡石、硅石、玄武岩、钾钠长石、石墨、重晶石等也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矿业秩序治理整顿】2010年,汝州市地质矿产局在矿业秩序治理整顿方面,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切实维护了矿业秩序的稳定。一是完善工作机制。实行领导分包区域责任制,制定下发了《汝州市矿产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查办法》,划分巡查区域等级,明确巡查职责,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加强日常动态巡查,对各类违法开采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成立明察暗访督导组,对各地矿所、稽查队履职情况和非法开采举报件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在规定时限内该发现未发现、该到场未到场或该处置未处置到位的,按规定追究责任,促进职责落实。2010年以来,共查处私采滥挖露头煤小坑口4个、砂岩点13个、地热水井4个(次)。

二是加强煤矿日常监管。严格执行煤矿企业井下实测、密闭墙动态监管制度,2010年,对具备入井条件的煤矿企业共入井检查68矿(次),立案查处违法行为5起,督促7家煤矿设立密闭墙16处。按照市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指挥部的要求,由地矿所每周对辖区煤矿停产停工情况检查1遍,确保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期间的安全。

三是开展打击非法开采集中整治活动。7月,按照平顶山市政府统一部署,开展了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开采矿产资源专项整治活动,对全市进行拉网式排查。从11月1日开始,集中两个月时间,再次开展集中整治活动,重点整治地面非法开采和以与村组、村民签订协议为名非法开采资源的行为;制定了详细具体的实施方案,成立矿业秩序治理预备队和应急大队,制订应急预案,实施全员执法;组织召开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参加的全市动员大会,邀请主管副市长发表电视讲话,营造强大舆论声势;实施部门联动,与公安部门联合,加大对非法开采的追究力度,严厉打击了一批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有效震慑了非法开采者。

四是建立联合执法机制。2010年,汝州市地质矿产局结合矿产资源执法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公安部门的沟通协调,对地矿警务室人员进行调整充实,完善了硬件设施,抽调刑警人员进驻地矿警务室,运用刑事力量加大对妨碍公务、私采滥挖等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的打击力度,为矿产资源行政执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强化联合执法机制。2010年以来,警务室协同有关部门出警30多次,抓获非法开采人员10名,增强惩治矿产资源违法犯罪案件的效力和震慑作用。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2010年,由于地方小煤矿兼并重组,全部停产整顿。面对矿业经济低迷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停产的严峻形势,汝州市地质矿产局各征收单位积极转变征收观念,坚持以法律法规宣传和服务矿山企业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兼并重组前的短暂时间,加大征收力度,确保征收工作新突破。紧抓辖区大矿征收工作,严格审核纳费申报,做到应收尽收,稳定大矿的征收局面。坚持抓大不放小,加大对非煤矿点的征收力度,严格依法征收,确保了矿产资源补偿费入库任务的完成。2010年共征收入库矿产资源补偿费2236万元。

【采矿权管理】2010年,汝州市共有各类采矿许可证141个,其中,省国土资源厅发证52个,市本级发证89个。按矿种划分,煤矿49个,铝土矿2个,铁矿1个,建筑石料用灰岩16个,水泥用灰岩7个,砂岩2个,石灰岩18个,陶瓷土1个,白云岩2个,石英岩18个,建筑用砂岩1个,玻璃用石英岩5个,水泥配料用砂岩2个,建筑用安山岩2个,重晶石3个,长石4个,石墨1个,叶蜡石3个,砖瓦用页岩1个,铸型用砂岩1个,玻璃用砂岩2个。采矿许可证总面积105.53平方公里。全年共办理采矿权报件105件,其中延续7件,临时延续23件,划定矿区范围10件,变更65个。开展采矿权人年度开发利用检查,年检率、实地抽检率分别达91.2%、40%。兼并重组煤炭企业换证工作有序进行,积极主动搞好服务,38家参与兼并重组煤炭企业上报平顶山市国土资源局初审意见36家,换发新采矿证31家。非煤矿山资源整合有序开展,编制了《汝州市非煤矿产资源开发整合总体方案》和《汝州市省定非煤重点矿种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省定的1个整合矿区签订整合协议,整体工作稳步推进。积极为矿山企业搞好服务,义务为企业提供咨询78矿次,依法调处纠纷2起。编制第二轮矿产资源规划,并进行了初审。

【地质勘查管理】2010年,汝州市辖区共有勘查许可证24个,其中,铝土矿10个,煤矿3个,铅锌矿2个,水泥灰岩矿2个,铁矿3个,多金属矿1个,高岭土矿1个,玄武岩矿1个,石墨矿1个,勘查总面积246.4平方公里。全年办理勘查许可证延续征求意见回函2件。认真搞好勘查项目年检工作,应参加年检探矿权22个(另外两个为“两权”价款项目,不参加年检),实际收到年检资料20个,年检率达90.9%。

【矿产资源储量管理】依法督促50家矿山(其中煤矿41家、铝土矿2家、水泥灰岩7家),按季度开展储量动态检测,检查企业台账,核算动用储量,考核回采率。搞好矿产资源储量审核备案工作,配合资质单位实地核查乙类及零星分散矿点18个,编制储量检测报告18个,上报备案9个。完成44个省发证矿山、65个非煤矿山储量登记统计工作。对王寨工业园区等4个重点建设项目矿产资源压覆情况进行审查上报。

【矿产资源市场建设】认真执行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和分类出让的规定,完善矿业权出让制度,组织人员对拟出让块段进行踏勘、制图,严格价款确认、公开出让等程序,确保出让进度。2010年发布挂牌出让公告2期,公布采矿权2宗,成交2宗,有效维护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益。

【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编制下发了《汝州市2010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汝州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市政府同各乡镇签订了汛期地灾防治目标管理责任书;组织人员对全市因探矿、采矿可能开采诱发次生地质灾害区域进行排查,确定隐患点7处,对两处较大隐患实施治理;督促各乡镇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发放防灾避险明白卡1000余份,落实监测人和防灾责任人;对大峪过风口滑坡和陵头前门崩塌两处重点隐患点重点预防,实施24小时监控,确保安全度汛;加大地质灾害基础投入力度,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水平,汝州市成功创建全国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十有县”。稳步推进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截至2010年底,全市共存储保证金277.1万元,10家企业签订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协议,已通过平顶山市初审3家;编制完成《汝州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2010-2020年)》;加大地质遗迹保护力度,蟒川罗圈晚前寒武纪古冰川遗迹以第一名的位次入选河南省“十大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地质遗迹”。

【冶金矿山管理】认真落实市场统一调控制度,委托中铝公司、汇源公司代扣代缴交易费、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全年共代征铝粘土资源税1075万元。严格市场准运制度,依法查处私拉偷运行为4起,规范冶金矿山经营秩序。开展冶金矿山专项整治,制定下发《铝土矿资源专项整治方案》,采取日常巡查和夜间突击检查相结合,严厉打击非法开采、私采滥挖和以采代探等违法行为。针对小山沟部队军事保护区内非法开采的严峻形势,与小山沟部队建立联合打击非法采矿工作机制,建成伏牛山哨所,使这一地区的非法开采活动得到了有效制遏。2010年,全市共制止私采滥挖铝土矿点30(个)次、无证开采金矿点6(个)次,立案查处12起,拆除工棚5间,暂扣没收非法开采设备50余台(件),抓获非法开采人员9人,确保冶金矿山矿业秩序的稳定。

【地矿法制建设】利用“3·19”矿法颁布纪念日、“3·26”安全生产日、综合治理宣传日、法制宣传日等时机,开展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国情国策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矿产资源管理的良好氛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了集体会审、执法责任追究等依法行政制度,2010年共组织采矿证延续集体会审两次,做到领导科学决策,工作人员依法办事,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严格行政处罚案件的审核把关,共受理审核违反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案件30起,结案30起,有力打击各类矿产资源违法开采行为。顺利通过平顶山市人大矿产资源管理专项工作检查。

【信访稳定】按照“五个专用”,即专用车辆、专用电话、专用手机、专用相机、专用电脑,加强信访工作硬件建设,改善信访工作条件。定期不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及时掌握信访苗头。认真落实领导挂牌值班和包案制度,对上级交办和排查出的信访案件建立台账,逐案明确包案领导、承办单位和责任人。开通了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畅通来信来访渠道,方便群众反映问题。2010年,共办理信访件12件,全部按期办结,信访稳定工作在汝州市组织的月考评中7次名列各委局第一。

【机关和人事管理】制定了包括财务管理、出勤考勤、日常事务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严格规范机关管理。加强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完善硬件设施,利用“三八”妇女节、清明节组织开展各类活动,活跃职工文化生活,深化省级文明单位创建成果,通过年度复查验收。搞好对外宣传,编发信息34期、简报36期,被市委、市政府及平顶山市国土资源局采用32条,在各级报纸、电视发表新闻稿件56篇,其中在《资源导刊》等地市级以上媒体发稿16篇。加强人才教育,全年共组织学习培训以及选派人员参加上级组织的培训15期、601人次。积极做好职称申报和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截至2010年底,全局共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1名、中级技术职称人员23名、初级技术职称人员21名,高级工37名、中级工30名、初级工26名。

❺ 清明节，独生子女夫妇是回男方家还是女方家，怎么解决祭祖矛盾

一天回一个家，不冲突。实在不行就今年你家明年我家。

❻ 砸毁他人的空水泥墓是否负法律责任

都是冲动惹得祸,在这里要理清几个因素:第一,越界?有没有土地使用证或者其他证明证实对方多侵占的土地范围归你们家所有,如果没有证明对方不是侵权,第二,多次上门沟通对方不予理睬有没有认证或者无证?不过即使对方不理睬也不能擅自敲毁人家财物.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证明对方侵害了自己利益,要求对方撤出的.
回答楼主的问题:
1.对方来你加闹事,应该报警,帮你母亲验伤,确定伤害等级
2.您母亲侵害了他人的财产,需要进行赔偿
3.关于用水泥做材料,这个根据各地风俗而已,未查到具体法律规定

❼ 名人的矛盾性格

zisepanda朋友，你好。《名人传》这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著的《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的和称。
本书中的三位传主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而创建至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们的作品精深宏博，他们的影响历经世代而不衰，罗曼·罗兰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有着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他们在忧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历经苦难而不改初衷的心历路程，凸现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从而为我们谱写了一阕“英雄交响曲”。
以下则是《名人传》的相关资料：
内容概述
《名人传》包括《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部传记。
《贝多芬传》贝多芬，身高5英尺4英寸，与当时欧洲另一位显赫的征服者拿破仑等高。贝多芬自幼不幸，他的父亲是一个残暴的酒鬼，他剥夺了小贝多芬学习、休息和娱乐的时间，而只是一味地强迫幼小的儿子没完没了地练习钢琴和小提琴，期望他将来成为自己的摇钱树。
1787年，贝多芬前往维也纳拜他仰慕已久的偶像莫扎特为师。莫扎特听了他的即兴演奏之后感到十分惊奇，当场对其他人说：请注意，这位少年将震动世界。可惜，在维也纳的学习时光很快就中断了，原因是他母亲患重病，并很快地离开了人世，失去了心目中唯一的亲人的贝多芬悲痛欲绝，过度悲痛使他接二连三地得了几场大病，其中一次是出天花，永远地毁了他的容貌。
1792年11月贝多芬离开了故乡波恩，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不久，痛苦叩响了他的生命之门，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的耳朵日夜作响，听觉越来越衰退。起初，他独自一人守着这可怕的秘密。1801年，他爱上了一位名叫朱丽埃塔的姑娘，但由于自己的残疾(此时他已耳聋)以及朱丽埃塔的自私、虚荣，两年后她嫁给了一个伯爵。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都反映在他这一时期(幻想奏鸣曲)、<克勒策奏鸣曲)等作品中。席卷欧洲的革命波及了维也纳，贝多芬的情绪开始高涨，这时的作品有《英雄交响曲》、《热情奏鸣曲》。
1806年5月贝多芬与布伦瑞克小姐订婚，爱情的美好产生了一系列伟大的作品。不幸的是，爱情又一次把他遗弃了，未婚妻和另外的人结婚了。不过这时贝多芬正处于创作的极盛时期，对一切都无所顾虑。他受到了世人瞩目，与光荣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经济困窘，亲朋好友一个个死亡离散，耳朵也已全聋，和人们的交流只能在纸上进行。面对生活苦难，似乎没有什么能使贝多芬屈服，他以自己的创作风格扭转了维也纳当时轻浮的作风。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在风雪交加的日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贝多芬是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世界不曾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
他是这样一个人，罗曼·罗兰在传记的最后这样概括了他的一生：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波拿巴的哪一场战争，奥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的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
“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罗曼·罗兰将这样一个人的传记放在他立意要写的《名人传》的首位。
《米开朗基罗传》：该传记分上下编，上编“战斗”，下编“舍弃”和尾声“死”。
1475年3月6日，米开朗基罗出生于卡森蒂诺地方的卡普雷赛，父亲是法官。母亲在他六岁时便死去，米开朗基罗被寄养在一个石匠的妻子家里。十三岁时，他进入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的画室。据说由于他的成绩优秀，使他的老师为之嫉妒。一年后他们分手了，米开朗基罗转入一所雕塑学校。不久，由于宗教信仰的冲突，他离开了那里，先后到过威尼斯、罗马等名城，雕塑水平不断地得到了提高。
1505年3月，米开朗基罗被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征召去替他造陵墓。不久，又让他去画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此后几年，他一直受着历任教皇的差遣，携带着痛苦去创作他并不满意的作品。1527年米开朗基罗卷入了一场革命的漩涡，差一点丧命。革命结束后，教皇克雷芒又将他从隐避地找了出来，米开朗基罗不得不重新为他所抗拒的人劳作。1537年9月克雷芒教皇驾崩，米开朗基罗原以为从此能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了。但他刚到罗马，又被他的新主人——保罗三世抓住了。似乎命运注定他只能在无休止的干涉中替别人干活。
1564年2月12日，米开朗基罗站了一整天来创作《哀悼基督》。14日他开始发烧，18日下午5时，这位杰出的雕塑家兼画家终于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托尔斯泰传》：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丧父，青少年时代的托尔斯泰，不仅常为思想苦恼，还为自己丑陋的相貌感到绝望。
1851年，托尔斯泰来到高加索，群山环抱的清明环境使他纷乱的大脑清醒过来。第二年，他创作出了《童年》、《少年》、《青年》和《一个地主的早晨》等优秀作品。俄土战争期间，托尔斯泰曾亲临战场，常常处于危险之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仍然写出了《塞瓦斯托波尔纪事》那样令人激赏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托尔斯泰是比较充实而快乐的。
1862年托尔斯泰结婚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创作出了震动19世纪整个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但是，托尔斯泰是苦恼的：他本人拥有地位和财富，但他时常为自己的富裕的生活感到羞愧难安；他同情下层民众，又对他们缺乏信心。因此，他厌倦自己的生活，决心和自己的社会决裂，他又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在精神上，他一直是孤独的。八十二岁的时候，他选择了出走，并病死于一个小火车站上。
阅读指导
《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同出于罗曼·罗兰之手。一是音乐家，一是雕塑家，一是小说家，各有自己的园地，三部传记都着重记载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他们或由病痛的折磨，或由遭遇的悲惨，或由内心的惶惑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重的苦恼，几乎窒息了呼吸，毁灭了理智。他们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
贝多芬的故事主要侧重“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以他的意志,以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扫空忧郁的思想，战胜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米开朗琪罗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悲剧，展示了一个天才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创造不朽的杰作而流出惨痛的鲜血。内容主要分为上篇“战斗”，下篇“舍弃”和尾声“死”。托尔斯泰的故事既没有《贝多芬传》里的叛逆情绪，也没有《米开朗琪罗传》里的强烈的悲剧性，而整个故事比较平稳，主要的内容是：童年，高加索纪事，哥萨克，塞白斯多堡纪事，爱情与婚姻，对社会的忧虑等等。是三篇故事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对主要人物的生平和所创作的东西描写最详细的一篇。
《名人传》告诉人们：悲惨命运不只降临于普通人,它同样降临在伟人身上,享有盛名并不能使他们免除痛苦的考验。然而通过跟从他们忍受痛苦的完美榜样，我们可以自觉地承担属于自己的命运，我们应当坚定自己的信仰,从信仰中产生出承受痛苦的勇气和能力——它是我们在患难中保持的纯真，在患难中结出的果实，在绝望中看到的希望所在。
精读片段
俄罗斯底伟大的心魄，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最精纯的光彩。在19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底心魄。在法兰西，多少人认为托尔斯泰不止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欧罗吧艺术中唯一的真正的友人。既然我亦是其中的一员，我愿对于这神圣的会议，表示我的感激与敬爱。
我懂得认识托尔斯泰底日子，在我的精神上将永不会磨灭。这是1886年，在幽密中胚胎萌蘖了若干年之后，俄罗斯艺术底美妙的花朵突然于法兰西土地上出现了。托尔斯泰与杜思退益夫斯基底译本在一切书店中同时发刊，而且是争先恐后般的速度与狂热。1885至1887年间，在巴黎印行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小传》《童年与少年》《波里哥加》《伊凡·伊列区之死》，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在几个月中，几星期中，我们眼前发见了含有整个的伟大的人生底作品，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簇新的世界底作品。
那是我初入高师。我和我的同伴们，在意见上是极不相同的。在我们的小团体中，有讥讽的与现实主义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Georges Dumas），有热烈地追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舒亚莱（Suares），有古典传统底忠实信徒，有斯当达派与华格耐派，有无神论与神秘主义者，掀起多少辩论，发生多少龌龊；但在几个月之中，爱慕托尔斯泰的情操使我们完全一致了。各人以各不相同的理由爱他：因为哦人在其中找到自己；而对于我们全体又是人生底一个启示，开向广大的宇宙底一扇门。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外省，从欧罗巴边陲传来的巨声，唤起同样的同情，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在我故乡尼佛纳（Nivernais），我听见一个素来不注意艺术，对于什么也不关心的中产者，居然非常感动地谈着《伊凡·伊列区之死》。
我们的著名批评家曾有一种论见，说托尔斯泰思想中的精华都是汲取于我们温暖的浪漫派作家：乔治·桑，维克多·嚣俄。不必说乔治·桑对于托尔斯泰的影响说之不伦，托尔斯泰是决不能忍受乔治·桑底思想的，也不必否认卢梭与斯当达（Stendhal）对于托尔斯泰的实在的影响，总之不把他的伟大与魅力认为是由于他的思想而加以怀疑，是不应当的，艺术所赖以活跃的思想圈子是最狭隘的。他的力强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在于个人的调子，在于鼠疫家底特征，在于他的生命底气息。
不论托尔斯泰底思想是否受过影响——这我们在以后看到——欧罗巴可从没听到像他那种声音。除了这种说法之外，我们又怎么能解释听到这心魄底音乐时所感到的情绪底激动呢？——而这声音我们已企待得那么长久，我们的需要已那么急切。流行的风尚在我们的情操上并无什么作用。我们之中，大半都像我一样，只读过了托尔斯泰底作品之后才认识特·伏葛（De Vogve）著的《俄国小说论》；他的赞美比起我们的钦佩来已经逊色多了。因为特·伏葛特别以文学家底态度批判。但为我们，单是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生活在作品中间，他的作品已成为我们的作品了。我们的，由于他热烈的生命，由于他的心底青春。我们的，由于他苦笑的幻灭，由于他毫无怜惜的明察，由于他与死丝纠缠。我们的，由于他对于博爱与和平底梦想。我们的，由于他对于文明底慌骗，加以剧烈的攻击。且也由于他的显示主义，由于他的神秘主义。由于他具有大自然底气息，由于他对于无形的力底感觉，由于他对于无穷底眩惑。
这些作品之于今日，不啻《少年维特之烦恼》之于当时：是我们的力强、弱点、希望与恐怖明镜。我们毫未顾及要把这一切矛盾加以调和，把这颗反映着全宇宙的复杂心魄纳入狭隘的宗教的与政治的范畴；我们不愿效法人们，学着浦尔越（Paul Bourget）于托尔斯泰逝世之后，以各人的党派观念去批评他。仿佛我们的朋党一旦竟能成为天才底度衡那样！……托尔斯泰是否和我们同一党派，于我又有何干？在呼吸他们的气息与沐浴他们的光华之时，我会顾忌带但丁与莎士比亚是属于何党何派的吗？
我们绝对不像今日底批评家般说：“有两个托尔斯泰，一是转变以前的，一是转变以后的；一是好的，一是不好的。”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魄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连。
（《名人传·托尔斯泰传》第一节）

❽ 五年级小学生清明节发言稿

好雷

❾ 潘作良的事迹

“为自家人找工作、办事，我没这能力。”
潘作良当了十几年的基层领导干部，从不利用职权为亲属、子女办事，从不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谋取私利。潘作良当了十几年的基本领导干部，给亲友安排一个工作是极为简单的。亲戚们都以为有了局长这个亲戚，一定会沾很多光。但从后来的交往中，大家明白了，求潘作良帮忙，给家里人安排工作那是不可能的事。潘作良家共7个孩子，他是老小。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均是农民，大哥两个孩子，一个给人送氧气瓶，一个在商场当售货员；二哥一个孩子已大学毕业还没有工作。爱人家，五个子女，两对夫妻双双下岗。大姐经常让他帮助大家一下，他却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直到追悼会上，来了各方面领导几百人，大姐才发现自己这个弟弟特别有人缘，是有能力安排家里人的工作的。今年年初，潘作良答应老父亲，说等奥运会结束带他老人家去北京看看，尽尽做儿子的孝心。然而，他却永远也不能做到了。潘作良去世的消息，起初一直瞒着老人，后来，老人看电视知道了噩耗，老人家悲痛欲绝，他拄着拐杖走进追悼会的会场。哭着说：“作良呀，你还没带爸去北京，你怎么就走了！爸有好多心里话还没跟你唠呢！”走进潘作良的家，记者们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刚刚踏进这套不足70平方米、20年房龄的老房子，即被脚下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响声所吸引，弯腰细看，这些门厅地面铺着的绿色地砖早已碎裂，只是按照原来的纹路将碎瓷片拼铺在一起。客厅和卧室的地面上铺的是黄色的地板革，因为使用时间太长，随处可见一块块的退色、磨损痕迹。客厅的沙发是木扶手加皮革垫构成的，旁边立着一只双环牌风扇，角落里还有一台市场上已难以看到的万宝牌冰箱，而且容量只有150升；厕所还是老式蹲便，洗衣机是老款的双缸威力牌。所有房间的灯均是管式日光灯。唯一“奢华”的是阳台上的钢塑窗户，还是去年7月把原来已坏了的铁制窗户换上的。夫妇卧室和女儿房间床均是80年代手功打制的木式家俱，衣柜上的2个旧式皮箱子，像是电影厂里的道具。女儿房间还有一台两头沉的办公桌，把房间堵得满满的。环顾四周屋里每一件家具，都够得上“文物”，潘作良的妻子贾丽娟说：“家里连台热水器都没有，洗澡要到外面的大众浴池。”很难想象，堂堂县里局级干部的家竟是这样的，简直就是一个困难职工家庭的写照。贾丽娟回忆说，潘作良很少休过完整的节假日，农历除夕没有一次和家人吃过团圆饭，总是值班；在办公室加班也经常是一碗方便面了事，平均一个月要消耗两整箱方便面，群众都称他为“方便面局长”。女儿潘鹤说：“我从来都不愿领同学到家里来玩，太寒酸了。在大连上大学期间，爸爸月每月只给500元生活费，一直没给我买手机，就连他自己用的手机也还是6年前的飞利浦老式机型，机身的漆都磨掉了，像个废弃的塑料壳子。可爸爸却说，手机能接打电话不耽误工作就行。他对我们的生活严格要求，但对上访群众却慷慨解囊，时常资助那些家境困难的上访者生活费、路费，义务帮扶多个特困家庭和贫困学生。”同事眼中的潘作良是见荣誉就让的好干部。今年年初，县纪委根据潘作良廉洁自律备案记录连续8年为零的实事，准备受予他“廉政干部”的荣誉，他谢绝了……今年3月，县人事局准备给他记二等功，又被他谢绝了……就在他去世的前不久，县委、县政府决定推荐潘局长为沈阳市劳动模范。但是，潘局长坚持跟县领导说，如果县里对我们信访局的工作肯定的话，就应该把“劳模”称号给一线工作的同志。接访一线的同志受的苦、挨的累最多！在他的再三坚持下，局里一名科长被评上了沈阳市劳动模范。这些年，他推了多少次功，让了多少次荣誉，人们已记不清了。熟悉他的人都说这是“潘作良习惯”。潘作良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也没有气盖山河的壮语豪言。他只是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以实际行动努力诠释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执著精神，以赤子之心体现着对党、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体现了人民公仆的无私情怀。22年如一日，潘作良的所作所为，昭示了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恰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伟大的时代需要也产生伟大的精神。上个世纪60年代，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模范事迹曾传遍神州大地，激励着千千万万干部群众忘我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90年代，地委书记孔繁森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再次在党员干部中形成了强烈的震撼，成为人们争相传颂和学习的典范。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阶段，潘作良以他“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奋力拼搏、苦干实干”的伟大的公仆精神，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赞誉，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意义，是广大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大家都知道，信访工作是一个“闹心”工作，所见到的都是不顺心事。信访人自我戏言：做一段信访工作等于判了“有期徒刑”，长期在这工作等于判了“无期徒刑”。但潘作良不把信访工作当做麻烦事，他认为这是党和政府直接联系群众的“窗口”，更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的舞台。
潘作良在辽中县土生土长，有着22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做过乡镇干部，工作也成绩突出。按说，这样既有资历又有能力的年轻干部，在仕途上的选择是多项的。可是面对组织的需要，他不为名、不图利、不贪权，耐心说服了亲友，毅然走上了号称“机关第一难”的基层信访局局长的岗位。2006年9月，潘作良到信访局工作的第一天就给自己立了两条规矩：一是每案必看，每卷必通；二是每天必须接待或约见上访群众。在上任第九天，向县领导汇报信访工作时，已对当时全县的49起重要案件了如指掌，分析得头头是道。在信访局工作的607天里，潘作良始终坚持在工作第一线，他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亲自审阅上访卷宗，亲自处理信访难题。上任不久，他就提出要转变工作作风，变上访为“下访”，走出办公室，走到上访群众中间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到信访局工作不到两年，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3848人次，深入基层“下访”500多人次，解决重大疑难信访案件107件，息访104件！平均每天就要接待6—7人次，每周就要解决一个疑难案件！潘作良常说，解决信访案件不能简单化，要有效地利用行政、法律等综合手段，找到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涉及法律的上访案件，一度是困扰辽中县的老大难问题。作为信访局长，他不是简单地把案件转交给法院，而是经常捧着信访卷宗认真研究，向法院同志咨询有关法律问题，并结合案件研究法律，对处理涉法信访问题提出建议，县法院的同志们亲切称他为“编外法官”。20多年的农村工作，使他熟悉政策，群众观念强，尤其在化解矛盾方面，他的积累无人能比。他注重学习，报考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在他办公室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思想理论、政策法规、心理学研究等等。他称这些是练内功。衡量每一件案件，合法、合理、合情，他都能掰开。政策法律、国情乡情、人之常情，一个一个对号。潘作良敢于面对复杂矛盾，勇于化解矛盾，善于处理信访难题。2008年4月7日，刘二堡镇100多名貂貉养殖户因对养殖小区补偿款数额有异议，傍晚堵在镇政府门口上访。此时的潘作良刚刚从北京回来。他直奔现场。潘作良立刻被愤怒的人群团团围住，哭的、骂的、推搡的都有。“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都是小门小户，投资这么大，还不挣钱，放到我家，我也不平衡！”他的一番话使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接下来，是耐心地倾听和沟通。听完大家的要求，潘作良话锋一转，你们采取这种方式也不对！上访得依法、逐级、有序，对于补偿，上级有关部门是有明确规定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看到眼前信访局长态度这样诚恳，到晚上11点，上访户陆续都回去了，一场即将发生的大规模的集体上访事件提前化解了。像这样的群体访事件，他总能一次次化解，令同志们敬佩不已。有人说，他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和事都记在本上，解决一个，勾掉一个。在他生命倒数的607天里，不知勾掉了多少个。然而他勾掉的，却成为老百姓心中永久的珍藏。他是天生的信访局长。但大家更认可的是，他的能力来自于实践。平级调动，又是跳到又苦又累的部门，两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为他的痛快决定而敬佩。 信访工作一头是党的重托，一头是群众的期盼。潘作良同志以强烈的党性全力履行职责，架起党心民心紧紧相连的桥梁。潘作良常和自己同事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过得最不容易，没有难事不会求你，我们要把他们的事当作天大的事。”
316名老知青永远不会忘记，潘作良上任伊始就对老知青喊出：“我是信访局长，有什么问题上我信访局来。”这掷地有声的话语顿时让这些知青看到了希望的所在。他多次听取老知青们的诉求，到有关县市实地调研借鉴做法，弄清办理知青劳保、医保的每一个环节，多次请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到信访局协商。在研究期间，老知青又赴京上访。为了接回上访老知青，潘作良多次往返做工作，有一次他犯了腰病，坚持与老知青们一起坐长途汽车回县。天冷，他把知青请进宾馆；渴了饿了，他把水和面包逐个送到知青的手里。2008年1月13日对于老知青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他们的问题终于得到初步解决，大家心理明白，这多亏了潘局长！从2004年初得到低保费的179元的基础上，到去年的9月份,低保费又涨到420元,今年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又提高到650元,大家很清楚,这里面,凝聚着潘局长的辛苦和汗水！如果没有他的奔走和协调，没有他的执着与付出，老知青问题不会解决得这么顺利，也不会解决地这么好。刘玉兰是68年的老知青，说起为潘局长送行的情景，她说：“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潘局长的遗体，在殡仪馆放了三天，我们48名老知青守了他三天！在告别仪式上，我们绕着他的遗体，一圈又一圈地看着他，久久不愿离去，最后，我们跪下为他送行！当他的遗体被抬上灵车的时候，我们这些老知青又自发地围起来，筑一道‘遮光墙’，要让他一路走好！潘局长为我们的事费了那么多心血，他不求我们记住他一字，就让我们记住一个理，共产党好！我们大家一致约定，把每年的1月13号定为一个特殊的纪念日。今年的纪念日，潘局长是和我们一起度过的，可是今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潘局长再也不能和我们老知青共同纪念这个日子了！但是，他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老知青再一次约定，在有生之年，只要还能走得动，每年的清明节，大家都要到他墓前去看看他，再和他说说我们的心里话！民心是杆秤啊。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太在理了！领导干部只要心里有百姓的疾苦，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老百姓就会永远铭记着他！作良是我们老知青的贴心人，是我们大家的好弟弟！”潘作良是一个官，但他从来没有官架子，他的手机号码是公开的，每位老知青都知道，潘局长的手机无论白天黑天从不关机。有时，因为上访的事，晚上睡不着觉，知青们就给潘局长打手机，一打就是个把小时。他总是认真地倾听，真心实意地开导，从来没有一点厌烦。潘局长去世后，老知青王秀俊十分后悔地说，“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再也不会半夜打电话，影响潘局长的休息，他是为了工作而累死的呀！”满都户镇东刘家村齐静也是潘作良办公室的常客，她的女儿在县城一家小医院做剖腹产手术时被切除了子宫，在这起医疗事故的处理过程中，因有关单位推诿扯皮而久拖不决，齐静到处上访。“必须给齐静一个说法！”接手这起信访案后，潘作良震怒了。他亲自抓这个案子，亲手起草案宗，多次召开协调会，找主管部门研究，找专家鉴定，即使在他生病或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过问解决这一案件的进展情况。经过努力，齐静的女儿最终得到了17万元的赔偿款。事后，潘作良还为齐静的女儿申请了低保。齐静泪流满面的告诉记者：“潘局长真是个好人啊，我就是一个农民，无权无势的，只有做一面锦旗送给潘局长，旗上写有‘秉公执法、正大光明’，他看了后特别开心，说是看到我们的笑脸就是他收到的最好礼物，就是我的亲人也没有像潘局长这样上心啊！”家住四方台镇太平庄村、62岁的白桂荣命很苦，先是丈夫被人打后致残，没多久去世了；后是唯一的儿子也在几年前因意外事故摘去了脾，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住着随时可能倒塌的土房。为丈夫为儿子，老人艰难的走上了上访之路，坐不起车就用自己的双脚走，把鞋子都走破了无数双。2002年初，潘作良出任四方台镇镇长，看到白老太太的困境，潘作良眼圈红了，当即从自己腰包掏出200元钱让大娘种上地。随后，潘作良主动到县、市两级民政部门为她争取救济款，还很快帮助她建三间瓦房，又根据实际情况给她办了低保。从此，白桂荣家有了一个当官的“亲戚”，逢年过节多了一份亲人的问候。当得知潘作良去世的消息后，老人彻夜未眠。5月13日天刚蒙蒙亮，她就走出家们，从村到镇步行30里、花了3个小时，又从镇上打车到茨榆坨，从茨榆坨坐大巴到辽中县城，再打车到殡仪馆。一辈子没坐过出租车的老人连打两次车为见潘作良最后一面。她不顾阻拦，拉住潘作良冰凉的手失声痛哭。她哭她的“好儿子”走了，她哭逢年过节再也听不到“吃月饼，吃肉了吗？”的亲切问候了。辽中县粮食系统有36名因公致残的职工，多年来一直为解决伤残金而上访。潘作良同志上任后，用一个月时间逐户了解情况，研究分析政策，提出了依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一定经济补尝和困难补助的处理意见，这些伤残职工十分满意，称赞潘作良是务实爱民的好局长。当看到71岁的伤残职工马仁权失去右腿、上肢因拄拐而肿胀时，潘作良就立刻协调县残联，为马仁权解决了代步车，还为他安装了假肢。马仁权老人平时舍不得用代步车，追悼会的那天，他坐着代步车来到了追悼会现场，以此悼念潘局长。他还逢人就夸：“潘局长比我亲兄弟想得还周到，他真是共产党培养的好干部！”社会的和谐稳定，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维护，来源于社会矛盾的不断化解和减少。潘作良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选择，把老百姓的笑脸当作最大的奖赏。他用卓有成效的业绩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基层信访干部的良好形象。 6月19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在全市深入开展争做潘作良式好干部活动以及做好信访稳定和奥运安保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曾维主持会议并讲话。
潘作良“寒酸”的家
会议指出，潘作良同志是基层党员干部的楷模，是信访稳定战线广大干部的杰出代表。市委、市政府作出开展向潘作良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以来，全市上下掀起了学习先进、赶超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学习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当前，要继续把学习活动引向深入，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全面开展争做潘作良式好干部活动，认真学习潘作良同志“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崇高精神和“奋力拼搏、苦干实干”的优良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沈阳改革发展稳定的强大动力。要在深入挖掘、全面总结的基础上，采取巡回报告、媒体刊播等方式，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使潘作良同志的先进事迹家喻户晓。要注意发现和总结学习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全面展示沈阳党员干部良好的时代风貌，引领全市上下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气势，为推动沈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会议指出，做好信访稳定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不仅有效解决了一大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而且锻炼、考验和培养了干部队伍，为进一步做好信访稳定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要继续深入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依法及时合理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抓好源头预防，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要充分发挥信访大厅的作用，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内部、化解在基层。要积极探索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体制、新机制、新制度，建立完善做好信访稳定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为沈阳实现长治久安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坚持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举全市之力把奥运安保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抓紧抓好。要突出抓好反恐怖工作，在加强情报信息工作的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恐怖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要深入开展对重点目标、要害部门及学校、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等部位的安全大排查，确保不留隐患、不留死角。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抓好任务分解，确保奥运安保工作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为沈阳奥运火炬传递和奥足赛事安全、顺利进行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