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决纠纷的对策与机制

Ⅰ 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有哪几种

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有：和解、调解、仲裁及诉讼。

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

1、协商：双方依靠自身力量，相互妥协和让步，解决纠纷。该方法快捷简便、心平气和，但应以书面方式记载协商内容；

2、调解：由第三方介入促使争议各方相互谅解和让步，最终化解矛盾。当争议各方失去对话基础，寻求第三方调解实为高明选择；

3、仲裁：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由其居中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仲裁一裁终局制，一方不履行仲裁裁决，对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4、诉讼：一方向法院提出请求，由法院裁决纠纷的制度。诉讼是最终、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当事人保护权利的最后屏障。

详细说明各种方式：

一、和解是指发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通过协商、谈判等方式，自愿、互谅、友好地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如甲公司与乙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甲乙两公司在纠纷发生后，通过双方的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合同得予顺利履行。

二、调解是指发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通过第三人在纠纷当事人之间进行斡旋，主持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调解根据主持调解的第三人身份的不同，可分为民间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

三、仲裁是指平等主体之间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发生合同纠纷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时，依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协议约定的仲裁委员会裁决，仲裁委员会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纠纷进行裁决解决。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解决：

1、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2、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四、诉讼，这里是指民事诉讼。是指平等主体之间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发生民事纠纷后，向人民法院提出解决纠纷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判的司法解决方式。俗称打官司。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事纠纷都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的纠纷主要是上述当事人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引起的民事纠纷。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上述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既存在可能向递进式方向发展，又存在相互间的交错。前者如当事人无法达成和解时，可以通过第三人进行调解，或者提起诉讼等;后者如仲裁、诉讼程序中亦有和解、调解环节。

Ⅱ 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包括哪些内容

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

一、诉讼方式即法院判决；

二、非诉讼方式包括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

(2)司法解决纠纷的对策与机制扩展阅读：

调解方式

调解员可以采用其认为有利于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方式对争议进行调解。

这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调解程序开始之后，调解员可以单独或同时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进行调解；调解员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的，可向他方当事人通报单独会见的情况，当事人另有要求的除外；调解员可以对争议进行面对面的调解，也可以进行背对背的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出书面或口头的建议或方案；调解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聘请有关专家就技术性问题提供咨询建议或鉴定意见；。

调解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交补充材料；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根据已掌握的情况，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向当事人提出解决争议的建议。

经过调解，在当事人之间仍无法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调解员可以提出最后的建议或方案。调解在调解中心所在地进行。如当事人另有约定，经调解中心同意，或由调解中心建议并经当事人一致同意，亦可在其它地点进行。

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聘请有关行业的专家参与调解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经过调解，如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由各方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及/或盖章，应当事人的要求，调解员可根据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调解书，由调解员在调解书上签字并加盖调解中心的印章。

除非为执行或履行之目的，和解协议或调解书不得公开。双方当事人签订和解协议时，可以在和解协议中加入仲裁条款。

Ⅲ 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包括哪些内容

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
一、诉讼专方式即法院判决；属
二、非诉讼方式包括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

Ⅳ 司法救助的对策和建议

司法救助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要体现司法为民的思想，而且要体现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诉讼权受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从上述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现状可见，该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着诸多缺陷，人民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从而影响了司法救助作用的发挥。因此，要真正实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向人民的承诺:“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但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群众，打得赢官司”，很有必要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进行补充和发展，使其不断完善。应当在救助的内涵上进行扩张，确定其准确的概念，在救助的对象、主体和条件上有明确、具体的内容，使其系统化。应当将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司法救助的内容囊括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中来，尽快制定统一的《中华民共和国司法救助法》。理由是：司法救助制度内容牵涉三大诉讼法，故不可能将其列入哪一部诉讼法的内容；虽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非实体法的权利内容规定，而是诉讼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规定，针对目前的情况单独立法较为合适。在没有制订《中华民共和国司法救助法》之前，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予以修改，加以补充和完善，以法律规范让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获得救助，充分保障平等的基本诉讼权。对我国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的充实与发展，笔者试从司法救助的概念、条件、主体、方式、范围、程序等方面的补充和完善以及建立其他一些配套制度去作如下粗浅探讨和构想： 按照《规定》第二条的定义：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从此《规定》第二条可知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条件是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是否科学呢？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当然坚持自己的案件符合上述要件，而最终要进行判断、作出决定的是立案法官。然而，要求立案法官在案件受理环节就作出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判断，显然过于苛刻。换言之，如严格执行此条件，无疑会导致相当一部分应予救助的当事人无法获得救助，从而无法全面实现司法救助保障诉权的功能，显然是不科学的。鉴于此，对该要件进行修正是必要的。德国法关于司法救助案件方面的规定颇为适度，值得我国借鉴。我们宜将《规定》第二条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修改为“有胜诉的可能……的当事人”。作此修正，既有利于防止法官判断上的恣意，又给法官以相对自由的裁量权，从而较好地实现司法救助制度保障诉权和防止诉权滥用的双重功能。此外，《规定》第二条界定司法救助只针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救助的对象采取的是例举式，往往不能穷尽所有需要救助的当事人。但对“生活确实困难”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什么是“生活确实困难”？什么样的情况才符合“生活确实困难”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对于是否是“经济确有困难”的问题？可否参照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以当事人平均年收入或月收入低于具体数额的人民币为标准。这样使得标准统一，易于操作。也可以明确规定经济困难的量化标准。香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所有财政资源不超过14万4千港币的人均可申请民事程序上的法律援助，但财政资源超过14万4千港币而不超过40万港币者可依法律辅助计划申请因人身伤亡而提起的法律程序上的救助。香港法律援助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便于操作，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国确定量化标准时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为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订立统一标准，而应结合各地经济水平确定不同标准。 司法救助的方式，即人民法院实施司法救助时所采取的措施。救助方式的多寡与实现可能性决定着司法救助实现的广度与深度。但由于司法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对弱者进行的一种保护，从法院的“中间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和诉讼的“公正、平等”的精神实质分析，法院不可能对弱者保护得面面俱到，罗列弱者可能遇到困难并针对其提出具体的救助措施，如果这样，弱者一方由于法院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支持，倒可能变成强者，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会重新失衡。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设计司法救助的方式时把握好一个度，使本来地位失衡的当事人地位实质上接近平衡，不能“矫枉过正”。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种救助方式：
1、减、缓、免交诉讼费。
这是司法救助的最基本方式。诉讼权是公民应受平等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而诉讼权中的起诉权又是公民享有诉讼权的基础，因而，保障诉讼权应从保障起诉权开始。但是，公民起诉权的行使是有条件的，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提起诉讼，应当交纳诉讼费用，而诉讼费用的交纳实际上人为地垫高了公民起诉权行使的门槛，使得一部分人因交纳不起诉讼费用而实际上不能享有起诉权，对公民诉讼权的平等保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使其成为形式上的平等保护而实质上的不平等保护。因此，务必规定缓、减、免三种情况的不同标准。只有明确缓、减、免三种情况的不同标准才能便于法院在实践中操作，避免法院为图方便和稳妥只采用缓交一种方式，违背立法本意，同时也可以防止法院审查不严，随意减、免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上的减、缓、免，使得经济有困难的当事人也能打得起官司，从而使诉讼权的平等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保障。
2、民事、行政案件中指定诉讼代理人的作法。民事、行政诉讼中除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之外，不需要有别的司法救助措施了吗？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生活极端贫困，没有生活来源的当事人往往同时是法律知识缺乏，仅仅使他们顺利进入诉讼程序，可因法律知识的缺乏明明“有理”可能胜诉而打不赢官司，此时诉讼费的缓免工作已丧失了原本的意义，仅达到了形式正义的层面。而法律援助制度往往不能够深入到现实中的每一个案件，当事人可能不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亦可引入指定诉讼代理人的做法，在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下，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知识的司法救助，使其无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不再匮乏。
3、在决定胜诉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证据的取得方面，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也是可以纳入司法救助的方式。在英国的法律制度改革中有这样的趋势，使法律援助进一步社会化，即从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化的转变，“法律社会主义”，如果法官有权帮助社会地位较弱的当事人，那么就可能消除诉讼当事人的不平等。法院应从原来的消极作用中摆脱出来，积极进行调查和取证，以便更好的了解案情。
4、法官在诉讼中释明指导。释明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救助形式。法官行使释明义务，要贯穿到审理的全部程序中。释明要规定以下程序。①立案时释明，当事人在起诉时，立案法官要在审查诉状后，进行如下释明：即诉讼请求是否适当的释明，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举证的释明，诉讼风险的释明。②庭审准备阶段的释明：交换证据的释明，举证后果的释明，诉讼程序、请求、事实的释明。③庭审中的释明：诉讼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法律后果的释明等。但法官的释明也要有度，要注意审判秘密的泄露。
5、人民法院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方式。这是针对受害人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而言的。如前所述，一些刑事自诉案件的受害人由于调查取证能力差而使得案件无法立案，自己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本来就处于生存和发展弱势的人群，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再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此，法律上应当赋予人民法院有权建议公安机关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调查取证。 司法救助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司法救助承办人和受援人在实施司法救助和接受司法救助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的制度上的法律规定。总之，司法救助程序对保护一切被救助对象依法享有接受救助的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有关司法救助的法律规定，查明情况，审查条件，及时作出是否给予救助的决断及有效防止司法救助的法律关系主体对司法救助权力的滥用具有积极的作用。它应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1、司法救助的申请
关于申请，一般情况下都包括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根据各地的不同实践亦采用了书面和口头形式。具体到司法救助，作者认为应当采用书面申请一种形式，因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权力机关，由其实施的救助应当具有严肃性和严格性，并应符合节约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的原则。当事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时，除了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写明申请理由外，还应提供相关证明，其中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此证明应有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
2、司法救助的审查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请求，由受理该案的审判人员负责审查，既要审查申请人申请救助的理由是否成立，属不属于应当给予救助的范围，又要审查申请人符不符合救助的经济条件和诉讼能力条件，并且有没有法定证明机关的证明文件。经过审查，符合救助条件的，由审判人员提出同意意见，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主管副院长审批，其中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数额较大的，报院长审批。对申请不符合条件的，发出不予司法救助通知书。
3、司法救助的实施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司法救助的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应根据其申请救助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救助措施。具体办法是，由受理申请的审判人员在审查同意后，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内容制作或者减、缓、免交诉讼费的通知，或者是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的通知，或者是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通知，经主管领导审核同意后，申请救助的当事人持该通知到相应部门办理救助事项。
4、司法救助被拒绝的申诉
当事人接到不予司法救助的通知后，可以申诉。申诉应当向同一人民法院提出。原因是，司法救助的条件一般比较明确，审判人员经审查后，大多都能做出正确判断。也有少数审判人员可能因其他原因导致误断。在此情形下，给予当事人一次补救的机会也就足够了。这样也有利于当事人快速解决问题。
（七）规定司法救助的告知程序。法院应当把司法救助作为一项诉讼权利告知当事人，以保证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在知情的前提下决定是否申请司法救助，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的实现。
（八）建立诉讼费用担保制度，防止接受司法救助的当事人无限度地扩大诉讼请求。针对目前接受司法救助的部分当事人任意扩大诉讼请求这一问题，笔者建议建立一种诉讼费用担保制度。该制度主要适用于缓交和部分减交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即由该当事人就其所缓交或减交后剩余部分的诉讼费用提供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担保人，如果该当事人败诉（或者是所提出的过高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又无力补足诉讼费用，则转由其担保人承担该责任。
（九）规定防止诉讼费用的不当流失的程序。为了防止国家财产的流失，很有必要规定如下两种程序：
①规定司法救助的撤销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对已经决定给予司法救助的案件，人民法院一旦发现被救助人经济状况好转或者存在谎报虚报财产、滥用诉讼等情形时，亦即被救助方已不属于被救助范围的，应即予以裁定撤销司法救助，并责令其交纳诉讼费用。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力能支出诉讼费用而受诉讼救助或其后力能支出者，法院应以裁定撤销救助，并命令其补交暂免之费用。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在判明受诉讼救助裁定的人欠缺本法所规定的要件或已经欠缺该要件时，存有诉讼记录的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可随时作出撤销诉讼救助的裁定，并命令其交付缓期交付的费用。因此，我国可参照台湾、日本的有关撤销救助规定，结合我国国情规定司法救助的撤销程序。
②增加对诉讼费用强制执行的程序性规定。由于法院强制执行诉讼费用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实践操作，应当增加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应这样明确规定：在缓交的情况下，法官应要求被救助人在审理期限终结前补交诉讼费用；对有能力补交而拒不交纳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对确无能力补交的，可裁定减免诉讼费用。诉讼终结后，确定由对方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的，法官要及时填报移送执行单给执行局，便于强制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诉讼费用的不当流失。
（十）将司法救助工作纳入流程管理。应明确立案、审理和执行各阶段法官在救助工作中的互相配合和分工负责。对于需要追补诉讼费用的，应在判决生效后直接移送执行局予以执行。
（十一）解决司法救助的经费保障问题。要尽快制定相关法规，确定和及时拨付相应的司法救助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为规范司法救助发展和解决司法救助困难提供根本保证。笔者建议，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应当由中央财政直拨，不受地方财政预算。因为，基层法院的办案经费受地方财政预算，就相当于受地方政府控制，法院的审判，或多或少会受到行政干预，出现司法不公现象。因此，要真正实行司法救助，务必解决司法救助的经费保障，应由中央财政直拨，不受地方财政预算限制。
（十二）建立健全司法救助监督机制。建立司法救助公示制度，定期将决定司法救助的案件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对司法救助的案件审结后，再定期评查，从制度上杜绝“人情救助”。
（十三）设立司法救助监督机关。
针对当前司法救助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要么过于宽泛，要么过于严厉的弊端，应在实践中确立起监督机关或者机构。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享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而公诉权只是其监督权的具体体现和延伸。以法国为例，法国最高总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不仅对侦查活动、法庭审判活动及判决的执行等有监督权，还有权“①监督司法辅助人员；②监督、检察书记员；③监视司法救助制度的营运等”。因此，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就应进一步确立检察机关对同级及下级人民法院司法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职能。
综上所述，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人民司法工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要求，既有利于各类案件的及时解决，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保障了程序公正，为维护实体公正创造了条件。实行司法救助，是保护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重要措施，对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司法救助制度的完备与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国应当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现有的司法救助制度，并配合其他社会制度共同作用，以提高我国的司法文明水平。

Ⅳ 如何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首先，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内厉行法容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其次，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再就是，要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Ⅵ 中国社会转型给纠纷解决机制提出哪些要求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使我国社会呈现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尤其是因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问题引发的多样化、群体化、对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处理难度大。新形势提出新挑战，新问题产生新任务。如何服务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们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建立与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构建 完善 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处于高发时期，且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对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体系，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偏好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基本思路、具体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谓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其意为“替代性（或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目前，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不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主要有仲裁、调解、谈判、案件评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审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评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会议（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 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1]当代国际比较法学家将ADR 的共同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第二,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即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的空间；第三,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 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第四,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其中民间性ADR 占据了绝大多数；第五,从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包括仲裁在内的ADR 的构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并不是行使司法职权的裁判者(法官) ,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第六,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2]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人民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都符合这些基本特征,可以被涵盖在ADR 的范畴之内,尽管它们都保持着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体体现为以诉讼为核心，各种非诉讼方式为补充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纠纷。[3]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类方式，诉讼方式即法院判决，非诉讼方式包括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

二、构建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妥善化解、人民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及时有力弘扬的社会。及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当前，由于冲突的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样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格局。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要确保各项事业有新格局、新水平、新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有些矛盾纠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突发性强，发现和控制难度大，靠单一渠道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司法干预社会矛盾纠纷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对某些矛盾纠纷不是最佳的手段，因为司法的职能是裁判争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许多利益调整的矛盾纠纷需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方法实施综合调控，不易进入司法程序。同时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群众遇到纠纷都走诉讼这一独木桥，必然会导致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平和方式解决的矛盾更趋对立，最终影响社会和谐。积极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协调运作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深入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高调处效能，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目标。人民法院将有限的审判资源用于解决重大疑难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一般的民间纠纷倡导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化解在诉前、解决在诉外，是缓解审判压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实践证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基础，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可以使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维系家庭温情、邻里礼让、交易诚信，可以更多地增强社会宽容和社会责任。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具有的增强凝聚力、传承道德价值和协调法律与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决所不能替代的。对于当事人来讲，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识强的表现；对于法院来讲，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体现政绩。发挥多元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外，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体要求。

三是有利于促进平安创建活动的不断发展。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协作配合，全面发挥社会控制作用，共同构筑资源配置合理、机制运转高效的社会矛盾解决体系，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不断创新调解理念、调解手段和调解方法，推动完善以“以党委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组织联动、法院积极主导、诉求渠道畅通、信息资源共享、基层群众受益”为核心内容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疏导、分流社会矛盾，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利于及时消除各种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特别是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各类矛盾纠纷，有助于协调统一各方利益，加强团结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谋发展、干事业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充分发挥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基本思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一个趋于和谐的社会、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国家应当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纠纷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应当占有自己的位置, 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每一个具体的矛盾纠纷, 都应当有不同的诉求表达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要明确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工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发挥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和优势，又能够相互衔接配合、相互补充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模式。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大调解的作用，基础在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建立和加强，根本在于诉调一体化对接,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中心，诉讼调解为主导、司法审判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把民间调解发扬光大，把行政调解发挥到位，把法院调解贯彻始终，最大限度地将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实现调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强人民调解，打牢基础建设。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是基础，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在加强人民调解上下功夫，要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在继续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的同时，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参与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要切实强化人民调解矛盾纠纷预防、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调解质量，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在各单位、各社区（乡镇）、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配备人民调解员，及时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众威信的人员参加，优化民调组织结构。基层法院应设立专门的诉前调解机构，配备调解经验丰富、审判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官，同时聘请有威望、调解经验丰富的街道司法所长、街道社区推荐的司法协理员为特邀调解员，还应从司法所长、发挥作用好的司法协理员中聘请司法联络员，协助法院调解案件，或受法院委托独立主持调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实人民调解工作经费，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待遇，并将经济补贴与工作业绩考核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在“四位一体”大调解中的主导作用，与司法行政机关密切协作，结合具体案件，通过系统授课、专题讲座、答疑释惑、协助调解等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人民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确保人民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

（二）强化行政调解，调配救济资源。

要强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职责。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有相当数量是行政性纠纷，行政机关也承担着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等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的特有优势，同时，行政机关掌握着其他纠纷解决主体不具备的行政裁量权和社会资源，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资源调配，实现纠纷有效解决。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救济是指当权利的实现出现障碍时，需要对其提供一种救济和帮助。救济包括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就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而言，政府部门的公力救济和行业协会等的社会救济，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现实情况却是有差距的，还有很大的实践探索和改革发展的空间。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念，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制定和完善纠纷解决规则和工作职责，及时处理相关纠纷。在行政调解中积极倡导“以和为贵”、合作、自治等价值理念，引导采用平和方式解决纠纷，降低纠纷的对抗程度，避免纠纷的升级，增加社会的和谐度。

（三）建立联席制度，搞好诉调对接。

建立“三项制度”，搭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一体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要建立调解联席会议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参加，组织特邀调解员代表、民事调解指导员等相关人员参加，定期召开例会，相互通报纠纷发生、解决情况，交流、研究化解纠纷的办法。二是建立考评管理制度。各基层司法所要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日常工作的考评和管理，规范人民调解业务台帐、调解文书和工作档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定期组织考核评比，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以科学有效的管理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发展，激发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热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与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行政部门建立定期联络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资源共享”机制，全面发挥惩治、教育、保护、预防的司法职能。司法行政机关要将每月纳入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的数量、类型、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形成统计报表，抄送法院，法院应将每月受理的经过人民调解的案件情况、发生法定事由被确定为无效或变更、撤销的调解协议情况形成统计报表，反馈给司法行政机关。

四、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措施。

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其相互协调，又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不断完善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坚持党委领导，法院主导地位，加强联系协调，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构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格局。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把握正确方向。

推动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整合各种资源和优势，多方协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坚持与深化平安创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要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加强对人民法院与调解组织之间的工作指导、调度和协调，确保各项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体、成绩显著，各综治部门积极主动地预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处置好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各相关部门要深化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分析和研判，围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为社会管理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是畅通诉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畅通诉求渠道是推动和完善多元解决纠纷的前提。充分调动成员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纳入到社会控制的大系统中发挥作用，构成配置合理、运转高效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各行政机关和基层组织要根据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职责，坚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错位、又不推诿、不回避，充分发挥主动高效的作用，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简单民事案件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机制，支持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调解，将人民调解融入诉讼渠道。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时，要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公信力，维护人民调解工作的严肃性。要努力探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协会工作的新途径，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有效机制。

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依法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研究解决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制度，做好民间纠纷的预测和防范，加大调处工作力度，能调则调、宜调则调，使矛盾纠纷消化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少一些“对簿公堂”，为法院审判工作“减压”。努力消除人民调解工作的盲区和死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民调解组织的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实施分类指导，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和预见性。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和律师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资源。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既了解法院审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贴近人民群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解易于被当事人所接受。要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的积极性，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发挥律师具备专业知识和处理社会纠纷的经验的优势，积极探索律师积极主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激励机制，促使当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自治解决。

工会、妇联等组织既要依职权主动解决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纠纷，又要积极协助法院做好疏导工作，劳动、国土、环保、卫生、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要在履行自身调处纠纷职能的同时，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符合专业特点的参考意见，为和谐解决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是提升司法权威，增强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规范、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手段，司法审判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关口，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主要力量，要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实践，全面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审判职权，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司法救助，确保立案及时、裁判公正、执行有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要自觉践行公正与效率主题，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审判质量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资源优势，最大可能地减轻当事人讼累，最低成本地实现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大范畴内，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司法原则，不断强化多元、和谐的理念，在诉前、诉中和诉后的全过程，充分运用调解、和解、协调等各种“软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纷争，平衡利益冲突，达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各相关部门要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弘扬“和为贵”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社会改变“解决纠纷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观念，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释放群众情绪，理顺社会矛盾，防止出现因纠纷而结“世仇”的现象。要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对民调、协商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宣传、引导和监督，让群众充分了解、自觉认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主动去选择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容简介

在当今世界，诉讼案件剧增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传统的审判机制面对日益沉回重的诉讼负荷，开始显答得力不从心；诉讼的高成本和审判的迟延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从而构成民众“接近正义”的障碍和司法制度的危机，由此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司法改革运动。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1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应运而生并逐渐得到各国立法、司法机关的重视。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加人世贸组织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Ⅷ 如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使我国社会呈现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尤其是因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问题引发的多样化、群体化、对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处理难度大。新形势提出新挑战，新问题产生新任务。如何服务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们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建立与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构建 完善 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处于高发时期，且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对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体系，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偏好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基本思路、具体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谓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其意为“替代性（或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目前，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不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主要有仲裁、调解、谈判、案件评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审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评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会议（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 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1]当代国际比较法学家将ADR 的共同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第二,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即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的空间；第三,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 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第四,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其中民间性ADR 占据了绝大多数；第五,从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包括仲裁在内的ADR 的构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并不是行使司法职权的裁判者(法官) ,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第六,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2]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人民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都符合这些基本特征,可以被涵盖在ADR 的范畴之内,尽管它们都保持着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体体现为以诉讼为核心，各种非诉讼方式为补充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纠纷。[3]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类方式，诉讼方式即法院判决，非诉讼方式包括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

二、构建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妥善化解、人民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及时有力弘扬的社会。及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当前，由于冲突的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样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格局。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要确保各项事业有新格局、新水平、新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有些矛盾纠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突发性强，发现和控制难度大，靠单一渠道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司法干预社会矛盾纠纷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对某些矛盾纠纷不是最佳的手段，因为司法的职能是裁判争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许多利益调整的矛盾纠纷需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方法实施综合调控，不易进入司法程序。同时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群众遇到纠纷都走诉讼这一独木桥，必然会导致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平和方式解决的矛盾更趋对立，最终影响社会和谐。积极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协调运作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深入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高调处效能，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目标。人民法院将有限的审判资源用于解决重大疑难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一般的民间纠纷倡导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化解在诉前、解决在诉外，是缓解审判压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实践证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基础，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可以使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维系家庭温情、邻里礼让、交易诚信，可以更多地增强社会宽容和社会责任。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具有的增强凝聚力、传承道德价值和协调法律与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决所不能替代的。对于当事人来讲，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识强的表现；对于法院来讲，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体现政绩。发挥多元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外，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体要求。

三是有利于促进平安创建活动的不断发展。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协作配合，全面发挥社会控制作用，共同构筑资源配置合理、机制运转高效的社会矛盾解决体系，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不断创新调解理念、调解手段和调解方法，推动完善以“以党委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组织联动、法院积极主导、诉求渠道畅通、信息资源共享、基层群众受益”为核心内容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疏导、分流社会矛盾，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利于及时消除各种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特别是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各类矛盾纠纷，有助于协调统一各方利益，加强团结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谋发展、干事业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充分发挥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基本思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一个趋于和谐的社会、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国家应当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纠纷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应当占有自己的位置, 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每一个具体的矛盾纠纷, 都应当有不同的诉求表达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要明确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工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发挥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和优势，又能够相互衔接配合、相互补充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模式。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大调解的作用，基础在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建立和加强，根本在于诉调一体化对接,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中心，诉讼调解为主导、司法审判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把民间调解发扬光大，把行政调解发挥到位，把法院调解贯彻始终，最大限度地将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实现调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强人民调解，打牢基础建设。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是基础，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在加强人民调解上下功夫，要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在继续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的同时，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参与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要切实强化人民调解矛盾纠纷预防、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调解质量，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在各单位、各社区（乡镇）、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配备人民调解员，及时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众威信的人员参加，优化民调组织结构。基层法院应设立专门的诉前调解机构，配备调解经验丰富、审判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官，同时聘请有威望、调解经验丰富的街道司法所长、街道社区推荐的司法协理员为特邀调解员，还应从司法所长、发挥作用好的司法协理员中聘请司法联络员，协助法院调解案件，或受法院委托独立主持调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实人民调解工作经费，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待遇，并将经济补贴与工作业绩考核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在“四位一体”大调解中的主导作用，与司法行政机关密切协作，结合具体案件，通过系统授课、专题讲座、答疑释惑、协助调解等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人民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确保人民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

（二）强化行政调解，调配救济资源。

要强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职责。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有相当数量是行政性纠纷，行政机关也承担着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等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的特有优势，同时，行政机关掌握着其他纠纷解决主体不具备的行政裁量权和社会资源，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资源调配，实现纠纷有效解决。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救济是指当权利的实现出现障碍时，需要对其提供一种救济和帮助。救济包括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就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而言，政府部门的公力救济和行业协会等的社会救济，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现实情况却是有差距的，还有很大的实践探索和改革发展的空间。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念，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制定和完善纠纷解决规则和工作职责，及时处理相关纠纷。在行政调解中积极倡导“以和为贵”、合作、自治等价值理念，引导采用平和方式解决纠纷，降低纠纷的对抗程度，避免纠纷的升级，增加社会的和谐度。

（三）建立联席制度，搞好诉调对接。

建立“三项制度”，搭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一体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要建立调解联席会议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参加，组织特邀调解员代表、民事调解指导员等相关人员参加，定期召开例会，相互通报纠纷发生、解决情况，交流、研究化解纠纷的办法。二是建立考评管理制度。各基层司法所要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日常工作的考评和管理，规范人民调解业务台帐、调解文书和工作档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定期组织考核评比，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以科学有效的管理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发展，激发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热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与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行政部门建立定期联络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资源共享”机制，全面发挥惩治、教育、保护、预防的司法职能。司法行政机关要将每月纳入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的数量、类型、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形成统计报表，抄送法院，法院应将每月受理的经过人民调解的案件情况、发生法定事由被确定为无效或变更、撤销的调解协议情况形成统计报表，反馈给司法行政机关。

四、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措施。

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其相互协调，又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不断完善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坚持党委领导，法院主导地位，加强联系协调，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构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格局。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把握正确方向。

推动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整合各种资源和优势，多方协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坚持与深化平安创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要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加强对人民法院与调解组织之间的工作指导、调度和协调，确保各项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体、成绩显著，各综治部门积极主动地预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处置好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各相关部门要深化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分析和研判，围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为社会管理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是畅通诉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畅通诉求渠道是推动和完善多元解决纠纷的前提。充分调动成员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纳入到社会控制的大系统中发挥作用，构成配置合理、运转高效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各行政机关和基层组织要根据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职责，坚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错位、又不推诿、不回避，充分发挥主动高效的作用，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简单民事案件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机制，支持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调解，将人民调解融入诉讼渠道。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时，要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公信力，维护人民调解工作的严肃性。要努力探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协会工作的新途径，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有效机制。

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依法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研究解决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制度，做好民间纠纷的预测和防范，加大调处工作力度，能调则调、宜调则调，使矛盾纠纷消化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少一些“对簿公堂”，为法院审判工作“减压”。努力消除人民调解工作的盲区和死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民调解组织的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实施分类指导，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和预见性。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和律师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资源。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既了解法院审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贴近人民群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解易于被当事人所接受。要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的积极性，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发挥律师具备专业知识和处理社会纠纷的经验的优势，积极探索律师积极主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激励机制，促使当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自治解决。

工会、妇联等组织既要依职权主动解决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纠纷，又要积极协助法院做好疏导工作，劳动、国土、环保、卫生、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要在履行自身调处纠纷职能的同时，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符合专业特点的参考意见，为和谐解决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是提升司法权威，增强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规范、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手段，司法审判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关口，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主要力量，要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实践，全面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审判职权，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司法救助，确保立案及时、裁判公正、执行有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要自觉践行公正与效率主题，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审判质量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资源优势，最大可能地减轻当事人讼累，最低成本地实现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大范畴内，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司法原则，不断强化多元、和谐的理念，在诉前、诉中和诉后的全过程，充分运用调解、和解、协调等各种“软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纷争，平衡利益冲突，达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各相关部门要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弘扬“和为贵”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社会改变“解决纠纷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观念，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释放群众情绪，理顺社会矛盾，防止出现因纠纷而结“世仇”的现象。要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对民调、协商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宣传、引导和监督，让群众充分了解、自觉认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主动去选择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纠纷。

Ⅸ 法官对与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把握不好有什么对策

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理解和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基本精神，在处理案件中，首先考虑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同时必须坚持依法自愿的原则，使其更好地发挥化解矛盾的作用；要创新和完善诉讼调解工作机制，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各个环节，进一步完善考评机制，正确发挥调解方式的作用；要创新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引导当事人就近、就地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方式化解纠纷，力争把矛盾解决在诉前；要创新和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规范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整体合力：
一是要在正确理解和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基本精神方面下工夫。要牢固树立“调解优先”理念，准确把握“调判结合”，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深化这一工作原则的内涵。
二是要在创新和完善诉讼调解工作机制上下工夫。要进一步强化“全面、全程、全员”调解，针对各个工作环节调解工作的不同特点，制定明确的程序规范，建立科学的考评工作机制，真正使调解方式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是要在创新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下工夫。要进一步总结诉调对接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真正发挥其在案件分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力争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化解在诉前。
四是要在创新和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方面下工夫。要充分发挥司法的引导和保障作用，加强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组织的沟通协调、相互衔接，要及时制定人民调解法司法解释，规范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