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如何做好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思考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利益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民间纠纷的类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了矛盾纠纷主体多元，成因复杂，调解难度日益加大，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原有的调解工作机制已难以满足新形势对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新要求。目前，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已成为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和完善立足于基层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使纠纷得以及时、便捷、公正、妥善解决，对于社会稳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同时，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一定意义上起着优化和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保护司法、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纠纷解决机制生态性平衡的作用。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思想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带来了人们思想情绪的波动和利益格局的巨变，各种社会矛盾进入了高发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什们样的年代，主观因素都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如个体对物质、利益的占有欲；个体对事物偏激的喜好；不断发展变化的个体需求的不满足；社会道德天平失衡；不患贫而患不均；争强好胜；情感好恶等等。客观因素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均；新旧体制变革脱节导致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等等。
(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不断提高。但区域优势、潜力优势、中心城市优势等等的开发与发展，随之导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少群众不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去找原因，“不患贫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失衡导致失控，最终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二)人口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在对社会资源，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占有方面，城镇人口本身就比农村人口享有了较优厚的待遇，而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意识，城乡矛盾也较突出。以人口比例矛盾来说，目前一对农村夫妇普遍生育2个以上小孩，城镇夫妇只生育1个小孩，少数城镇夫妇还不愿意生育，从而导致城乡人口比例越拉越大；同时，农业科技的全面普及及土地资源、自然资源挖掘潜力越来越低，引发农民人均收入的不断萎缩，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以就业、收入为核心的利益冲突，在个人、群体、行业、家庭、社区、城乡、地区以及彼此之间矛盾数量剧增，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
(三)新旧体制转轨，社会控制系统的缺陷与失控
任何体制的变革，都会带动思想、经济、体制、政治以及相互之间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当前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多元的利益主体共生，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加之社会诚信尚未完全建立，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缺乏规范，固有的各种弊病相继显露出来。如医疗秩序，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秩序整顿，另一方面是医疗价格居高不下，各种涉及医疗卫生行业的“潜规则”在利益的驱使下屡禁不止，医患纠纷大量频发。
二、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从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整体状况来看，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特点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一）主体多元化
随着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打破了旧经济模式和地区封锁，建立了竞争机制，各种利益主体应运而生。伴随各类主体的活动，矛盾纠纷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发生日益增多。它不仅发生在公民之间，而且发生在公民、法人、非法人团体和组织之间，甚至发生在政府、干部与群众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驱动、渐进深入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法治化进程，导致基层矛盾纠纷不断增多。从纠纷的主体看，基层矛盾纠纷的主体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仅以农民这一社会主体为例，随着阶层、群体的分化，传统定义上的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阶层。
（二）内容复杂化
由于个体获取经济利益的不平衡性、差异性，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以“一因多果”或“多因多果”[③]。查阅每一件矛盾纠纷的处理，我们会发现当前各种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各种成因交织在一起。往往既有历史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利益因素，也有处理方法不当的因素；既有群众要求合理的一面，也有群众对党和国家政策不理解，要求过高、不顾大局的一面。有的同治安、民事、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有的经济、行政、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有的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如计划生育、征地拆迁、基层选举等，在矛盾纠纷的此消彼长过程中，还关联其他诸多不稳定因素，其后果不是涉及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涉及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矛盾纠纷的复杂性。
（三）类型多样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类型增多。跨区域、跨行业纠纷，劳资纠纷，商品经营、信贷、投资纠纷，企业合伙、转包、拍卖、兼并、破产纠纷，土地征用、划拨、流转纠纷，安全生产纠纷，婚姻财产纠纷，优抚救济纠纷，赡养抚养纠纷等不断涌现，类型呈现多样化。
（四）调处疑难化
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诱因复杂，加之往往是主体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表达诉求的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诉求与维护民主权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矛盾纠纷调处的疑难化。一是认定纠纷性质难，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政策知识，熟知阶段与阶段之间的政策法规，才能正确认定纠纷的内容和性质；二是复合化的纠纷涉及面广，单靠一个部门难以奏效，有些纠纷处理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尤其是群众的自发行为被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混淆是非，不仅导致调处的疑难化，更加速了矛盾纠纷的激化和恶化，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和威胁，甚至容易酿成恶性事件。
三、现今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现状
(一)从机构、人员、经费、处理机制及调研情况和实际工作来看，目前运行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设置，基本上是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成立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所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领导小组，在一个部门设立办公室，再层层召开会议，下发文件，执行督办和量化考核的运作方式。从表面上看，确实做到了领导到位，组织到位，人员到位，督办到位，考核到位，但实质上收效甚微。一是缺人办事，从上到下机构人员大多数是兼职，把矛盾纠纷调处作为本职工作的不多，尤其是在基层机构。据调查，占相当数量的司法所、矛盾调处中心、政法办、综治办工作人员排列一长串，但除司法助理员在编，在职外，大多数为单位兼职人员，或老、弱、病、残人员；二是工作落实不到位，会议材料、文件材料、督办检查材料一大堆，但真正能拿出结案卷宗的不多，如用结案数与辖区纠纷数对照，差距更大。三是中介组织不下基层，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基本上设置在县级以上，定时或受邀请开展工作，资源没有较好整合，合力尚未形成，法律服务与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明显脱节；四是工作经费无保障，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除人民法院外，按法规政策都是免收费用的。但每调处一件纠纷，无需取证，无需差旅，座在办公室内召集调解，就把事情处理好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几年、十几年，几十次均没有调处成功的纠纷，而司法行政部门和其他单位又没有经费用于人民调解工作，能纳入预算的就更为鲜见。
(二)从矛盾纠纷调处的困境来看，一是诉讼调处的困境，基层各级调解组织一方面是兼职，另一方面按规定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工作辛辛苦苦白忙活，还得倒贴差旅费，中介组织因无利可图，又延伸不到基层，其结果是人民法院诉讼和非诉讼案件大量积压，而中介组织门庭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或是在基层调解组织与法院之间呈拉锯式的推拖。二是非诉讼调处的局限性，从非诉讼解决纠纷的能力来看，非诉讼调处对解决常见性纠纷具有重要作用，广大群众越来越离不开非诉讼调解，但对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的调处显得无能为力，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基层调解组织只能执行政策，不能制定政策，而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据相关部门统计，95%以上源于政策前后脱节，或非现行政策力所能及。同时，非诉讼调处，以主体双方互谅互让为原则，以协商调和的方法为前提，不可能做到自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更不具备权威性、终结性。三是调处机制运行方式的脱节，虽然诉讼调处机制、仲裁机制、行政机关纠纷处理机制、以及信访制度等共同组成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调处体系，但由于存在结构、布局不合理和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的现状，解决纠纷的效力不高，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不一致，尤其是涉及政策脱节，行政能力失控所造成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运作不畅，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加大。因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四、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的思考
有社会就有纠纷，纠纷不可避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消灭或压制纠纷，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去其弊而存其利，降低纠纷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与危害，把解决纠纷的成本减少到最低程度，使纠纷解决的效果达到最佳程度。
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认识矛盾纠纷所处的社会背景，熟知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基础，它主要解决处理矛盾纠纷如何定性，如何选择突破口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关键环节，它解决有人办事、怎样办事的问题。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矛盾纠纷解决形式，但在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疑难化等特点的情况下，必须建立和完善立足于基层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纽带，以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调解形式为依托和支撑，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一）深入研究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尤其是儒家文化崇尚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以和为善的思想更是在中华文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发生纠纷后，往往希望纠纷能迅速解决而又不伤和气，而将纠纷诉诸法院，通常被认为是关系极端破裂的标志。人民调解应该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制度，其优势在于组织健全，扎根基层，了解实情，反应灵敏，有牢固的群众基础人，是不可替代的。他的作用在于有利于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实践证明，人民调解符合我国国情，应当继续加强和完善。
矛盾纠纷的产生在广大群众中，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机构设置理应以基层为基础，以乡村(社区)为前沿阵地。针对乡镇(社区)人少事多，缺编缺员突出的实际，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整合人力资源，保证有人办事是前提。积极引导有关新兴社会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推动人民调解组织向保险、金融、建筑及城市拆迁、土地流转、工商交易等矛盾纠纷多发的行业和领域延伸。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应加大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扶持力度，不仅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全面提高其自身素质；还应将调解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拨出专项资金以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加强立法，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目前我国的宪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对人民调解虽有明确规定，但较为笼统、原则，缺少对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协议效力、经费保障等内容的明确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应加快人民调解的立法步伐，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的性质、地位、任务、方针，明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明确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程序和工作规范以及调解员工作补贴等政策扶持措施，使人民调解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同时，立法应对人民调解受案范围保持开放式结构，人民调解积极参与到各类社会矛盾（包括轻微刑事案件）的化解中。
目前，我国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多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不一、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纠纷解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提高，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或规则。一是社会矛盾纠纷主体在基层，应以基层调处为基础，不宜采取自上而下的解决方式。二是应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信息沟通机制、预防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并正确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情感的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沟通、协调、协商、部门分流、信访等多种方法，多做思想工作，从思想上，情感上消除矛盾隐患，平息矛盾纠纷。特别是尖锐的矛盾纠纷，要顾全安定团结大局，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化解矛盾，原则上不动用强制力量，不宜以诉讼的方式处理，确保矛盾纠纷在控制下调处。应制定非诉讼纠纷调处规则体系，保证纠纷调处程序公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引导公民形成正确、理性的法治理念，依法寻求法律援助、依法伸张正义，为构建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三）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纠纷调处机制
实践证明，调解和诉讼并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仲裁、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信访部门分流处理都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关键是要认真总结经验，理顺关系，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章可循，有路可走，科学有序地得到处理。
构建多元化、多渠道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首先要保证中介组织合理分设，确保矛盾纠纷随时发生，随时得到处理。因此，应将机构设置到矛盾纠纷原发地--社区（乡镇、村），将组织、机构建立到人民群众中去；其次要理顺部门矛盾纠纷调处关系，合理分流处理矛盾纠纷，克服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规范性，确保群众解决纠纷有章可依，有路可循，机构调处职责明确，部门之间衔接有序，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与民众提供规范的矛盾纠纷调处；第三要突出纠纷解决的终决权力。人民法院应以非诉讼调处为基础，体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强制力作为后盾的最终解决权，严肃法律尊严和最高权威。
（四）强化行政解决纠纷的功能
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和主动性的特有优势，是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全面规范和确认行政机关和基层政府在民间纠纷处理中的地位和职责，将其与人民调解等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区分开来，并充分发挥其特有功能，使其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承上（司法）启下（民间）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用工纠纷、土地纠纷、医疗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特殊纠纷的增加，专门性的行政处理机制愈发显得重要。例如，在解决拖欠务工人员工资的问题上，劳动监察部门的积极介入远比诉诸司法更为高效、经济，对务工人员利益权益的维护效果更好。
（五）加强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的指导
根据《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职责。从法院判决案件的角度讲，依法支持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纠纷的处理，就是人民调解工作的坚强后盾。因而，人民调解与审判工作（主要从民商事案件审理而言，包括诉讼调解）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示范、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人民法院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建立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反馈制度和司法建议制度，加强对个案指导。对涉及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判决变更、撤销或者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将生效裁判文书寄送当在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现人民调解员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正的建议，以保证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质量。同时，从诉讼立法上将人民调解设为某些特定类型民事纠纷的诉讼前置程序，建立庭前调解制度。即这些类型案件的解决施行“先调后诉”，当事人在起诉前需先提出调解申请；如未提出调解申请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者依据职权将案件移送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要坚持合法、自愿原则，晓之以理、明之以法，不放弃任何能够调解解决的机会。
总之，矛盾纠纷调处解决多元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关键是实现各纠纷解决机构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协调，形成民间调解、行政解决纠纷和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⑦]。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体系重整过程中，进一步加大普法和依法治理力度，不断完善以基层调处为基础、以人民调解员等调处力量为主体、各级行政部门协调联动、法院诉讼为终结裁决的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运作体系，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迫切需要，也是适应社会发展，构建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Ⅱ 保险行业法律不完善
我国1995年制定的《保险法》，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本文约5000余字，试从保险立法中“近因”原则的缺失；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合同陷阱的隐藏；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及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缺陷；并从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对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现代化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发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发布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发布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发布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代理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代理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代理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起诉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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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浅议我国保险纠纷业内调处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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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目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信用风险。即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债务人不能按期还款而违约所形成损失的可能。二是市场风险。即市场的价格变化使头寸蒙受的损失，它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价格风险等。三是操作风险。即因不完善的内部管理程序和不规范的内部操作程序而形成的风险。信用风险是最常见的，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损失也是最大的。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银行点多面广，且管理水平、宽严程度不一等原因造成的，也是较容易出现的风险。市场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汇率和利率管理还没有完全放开，这方面造成的损失是较小的。
从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进程和实践来看，在激烈的竞争环境和千变万化的市场条件下，如果信贷风险管理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够，这三大风险都会给商业银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造成商业银行的倒闭和破产。由于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始终是一个簿弱环节，表现为规模扩张与资产实力不相适应，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质量不相匹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完善等。因此，商业银行要进行有效的风险预警、监测、管理、控制、防范和化解就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构筑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形成全程的信贷风险管理流程
按照商业银行的内部设置和审贷分离原则，设客户经理、风险经理、内控审计三道防线。客户经理负责市场营销和客户关系的管理与维护，并对营销的项目及客户的背景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提出初步意见；风险经理在不接触客户的情况下，以客户经理提供的书面材料为基础，对客户的主体资格、融资背景、项目的可行性、合法合规性、合同的完整性以及抵押物产权价值等诸多方面进行独立的审核审查，形成客观独立的书面意见，揭示和预测风险程度，提出降低信贷风险的措施和对策；内控审计主要是在一定时间内负责对客户经理、风险经理的工作是否依法合规进行检查监督，整个经营管理过程在没有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如果发现风险或出现重大失误和损失，则按照相关规定，对有关部门或相关责任人进行适当的处罚。以上三道防线明确划分了三个部门之间和岗位之间的职责，形成职责分离、相对独立、相互制约。[1]
二、打好风险管理的三项基础，形成全员的信贷风险管理文化
一是进行一定的投资，提高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形成一定规模的数据库，不断完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计量分析模型，建立健全风险指标识别系统、预警系统和监控系统，提高各类信息的处理能力。二是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专业队伍。信贷风险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风险管理制度、措施、动态和整个运行机制，都要靠人来执行，所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风险管理专业人才是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三是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约束和激励制度。使各个业务部门以及下至各个客户经理，对资本成本、费用成本、风险成本等，都要有所了解，使之在处理各项业务时自觉地处理好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市场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保证各项业务建康有序的发展。
三、构建风险管理的三个层面，形成全新的信贷风险管理垂直方法
要实现信贷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就必须改变商业银行现有的分行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建立总行风险管理部——分行风险管理部——支行风险管理部三个层面的专业垂直管理层次，提高和增强风险政策的贯彻力度和速度。总行风险管理部主要制定风险管理的战略决策，制定和修改风险管理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预警、计量、监测和控制系统，确定银行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并对分行以及风险管理机构的负责人进行绩效考评考核；分行风险管理部主要负责贯彻执行总行的风险管理战略决策，明确细化风险管理政策，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明确尽职、问责和免责的标准，定期监督和检查基层行风险管理的落实情况和执行结果，并将其结果直接纳入行长绩效考核；支行风险管理部门做为最基层的执行者，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行的各项政策和规定，完善专职审批人员和风险经理制度，建立重大风险事项和应急处理机制，以积极的态度经管风险、管理风险、处置风险，努力寻求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实现商业银行的利润最大化。
四、建立风险管理的三种机制，形成全面的信贷风险管理方式
严谨的风险管理机制不仅是商业银行规范经营行为的前提，而且也是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必要保证。一是建立以资本为基础的内在约束机制。规模的扩张和发展速度是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标志，如果只是重发展轻管理，风险的积聚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它总有一天会爆发。因此，应建立资本总量对规范扩张的硬性约束，从整体上计量、把握、监控及限制风险，保证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二是建立资产组合的引导机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商业银行以前的金融产品品种相对较少，90％以上的收入均为利息收入，形成了较大的风险。近年来随着网络升级和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商业银行推出的各种金融产品也越来越多。利用资产组合和投资产品的多样化，可以降低商业银行的整体风险，进而提升整体的盈利水平和安全性。三是建立商业银行内部信贷风险管理的互动机制。信贷风险管理不仅是信贷部门的事，也是全行的事，需要银行内部其它相关部门进行积极的互动，如会计部门、法律部门、内控部门、资金部门、计划部门等，都应有各自的手段和措施及时发现风险点或找出风险点，及时平衡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关系，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营运氛围。[2]
五、建立风险管理的三个系统，形成全面信贷风险管理的快速反映系统
本着对风险早发现、早预防、早化解的宗旨，建立三个快速反映系统，时刻把握主动权。一是建立快速预警预控系统。充分利用科技提供的技术平台和数据库，建立严密的风险监控机制，定期对存量贷款逐笔、逐户地进行分析预测，并分级预警通报，做到对风险及时发现、及时预防、及时化解，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系数。二是建立快速的风险处置系统。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处置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涉及面比较广，政策性比较强，而且不同的管理层只能处置相应的风险，因此更需要一个高效的处置系统上下联动、根据风险等级系数明确处置策略、处置预案、处置权限、处置方式和处置程序等，即时处理即将发生或已发生的信贷风险。三是建立快速的风险补偿系统。只要经营就必然会遇到风险，这是客观存在的。但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把它降至最低最小，所以建立快速的风险补偿还是非常必要的，整个拨备制度涵盖所有信贷业务，让自我完善和自我救助来保证整体营运不受到影响，使商业银行始终健康地向前发展。[3]
Ⅳ 最大诚信原则在我国的立法缺陷与司法困境以及如何完善
我国1995年制定的《保险法》，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本文约5000余字，试从保险立法中“近因”原则的缺失；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合同陷阱的隐藏；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及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缺陷；并从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对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现代化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发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发布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 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发布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发布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代理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代理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代理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起诉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
Ⅳ 我国财产保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改善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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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企业员工培训与发展
2、试析XX企业绩效考评的难点与重点
3、浅谈薪酬水平与员工满意度
4、XX企业激励机制的分析
5、浅析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沟通技巧
6、企业人才流失的思考
7、企业团队建设的开发与管理
8、外包：人力资源管理发展方向探索
9、服务外包企业职业生涯管理1
0、股份制合作企业劳动关系的初探
11、浅析人员招聘与岗位分析设计
12、人才中介市场的现状与发展
13、企业劳资纠纷的初探
14、失业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15、儒家思想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16、企业人员招聘与岗位分析设计的思考
17、企业人际关系的沟通技巧分析
19、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
20、中国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研究
21、沟通在绩效管理中的体现研究
22、企业销售人员绩效评价体系
23、XX企业员工的培训与开发
24、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新发展
25、浅析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26、企业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体系研究
27、知识型员工薪酬激励机制研究
28、招聘面试的方案设计与研究
29、国有企业绩效考评问题研究
30、绩效评估中的信度问题研究
31、基于目标管理的企业绩效管理系统研究
32、XX（某单位）绩效管理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33、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研究
34、XX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35、强制分配法在绩效管理中的运用
36、XX地区职工社会保险研究
37、中国企业劳资纠纷现状及管理对策
38、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
39、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40、我国《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比较研究
41、劳务派遣制度对企业同工同酬的影响研究
42、XX企业的绩效薪酬研究
43、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离职问题研究
44、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工作的改进研究
45、企业员工工作心理与行为的调查研究
46、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源薪酬管理问题的对策研究
47、企业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特征谈析
48、人力资本激励理论分析与机制设计
49、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控制
50、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思路
51、国有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的选择与创新
Ⅵ 保险业 民生工程建设
可以预见的是，保险将在包括风险保障、社会治理、经济补偿、支农惠农、经济提质增效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新国十条”为商业保险积极参与并促进养老、医疗、健康等行业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同时提出了“民生保障网”的全新概念，意味着保险的保障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社会保障领域，更可以扩展到民生保障范围。
发展商业保险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政府通过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服务等方式，在公共服务领域运用市场化机制，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各类养老、医疗保险经办服务，提升社会管理效率。发挥责任保险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医疗意外、实习安全、校园安全等领域作为责任保险发展重点，发挥责任保险在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险控制、事后理赔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作用，用经济杠杆和多样化的责任保险产品化解民事责任纠纷，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发展商业保险
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保险资金具有长期投资的独特优势。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保险资金利用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支持重大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城镇化建设等民生工程和国家重大工程。通过投资企业股权、债权、基金、资产支持计划等多种形式，为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通过设立夹层基金、并购基金、不动产基金等私募基金，投资、发起资产证券化产品，培育和完善资本市场。
发展适应科技创新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推广国产首台首套装备的保险风险补偿机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个人消费贷款保证保险，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发挥保险对咨询、法律、会计、评估、审计等产业的辐射作用，发展文化产业保险、物流保险，探索演艺、会展责任险等新兴保险业务，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保险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期
针对保险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新国十条”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保障全面、功能完善的现代保险服务业，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同时，“新国十条”还明确提出了目标完成的时间点以及数量指标，即“到2020年，保险深度达到5%，保险密度达到3500元/人”。
业内人士指出，2013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1.72万亿，保险深度3%，保险密度不足1300元/人。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2020年保险行业保费收入规模将达到4.73万亿，保费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5.5%，这预示着未来6年保险业保费增长将步入高质高效轨道。
落实政策利好
商业保险发展潜力巨大
此次“新国十条”发布后，国务院办公厅又对商业健康险、养老保险作出了相关规定，其内容相当细化，甚至涉及具体险种、具体影响领域等，内容更易理解，更加具备操作性和可执行性。从“新国十条”所涉及的具体条款，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在养老、健康、公共安全、农险、巨灾保险、税收支持、险资运用等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在税收支持政策方面，“新国十条”提出，要“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下一步有望扩展至健康险、企业购买补充养老和医疗险、农业险、科技研发保险等多个领域。开办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后，会激发更多的百姓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年金保险的有关所得税政策完善和落实后，更多的企业职工将享受这三类保险保障。
发展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支持保险机构投资养老服务产业，也是各大寿险公司下一步的重点发展方向。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发展独生子女家庭保障计划，探索对失独老人保障的新模式，支持保险机构投资养老服务业，鼓励商业健康险产品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发展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提供与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相结合的疾病预防、健康维护、慢性病管理等健康管理服务都将成为新趋势。同时，保险机构还将积极参与健康服务业产业链整合，设立医疗机构和参与公立医院改制。
开展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是保险业“新国十条”中的又一个亮点。“新国十条”指出，将探索天气指数保险等新兴产品和服务，以及增添风险管理工具，降低农业风险。不仅如此，今后，农民还可以选择到更多的“三农”保险产品，如农村小额信贷保险、农房保险、农机保险、森林保险等普惠保险业务。
“新国十条”中首次提出了通过财政支持保障巨灾保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虽然提出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但并未对商办还是财政办有所定性。此次“新国十条”中明确表示，要建立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为巨灾风险提供了保费来源。并鼓励各地根据风险特点，探索对台风、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水、森林火灾等灾害的有效保障模式，明确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建立巨灾风险管理数据库。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Ⅶ 保险公司完善的管理机制
转载以下资料，供您参考：
内容提要：保险具有社会管理功能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对保险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内在特质的客观认识，是对保险业参与社会风险管理并扮演重要角色的科学总结。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主要体现在：稳定经济生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激活储蓄机制；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有利于构建国家公共事务应急体系；缓解社会矛盾；推动科技创新。全面科学认识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保险实践，推动保险业的全面进步。
一、对保险功能认识的演变历程
时至今日，我国关于保险功能的学说主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之为“单一功能说”，也即传统的保险功能说，认为保险只具有经济补偿（或给付）的功能；第二阶段可称为“二元功能说”，这种学说除了认识到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之外，认为保险还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第三阶段可称之为“三元功能说”，以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上任后关于保险功能的阐述为代表，认为现代保险同时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等三项功能。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同样，对保险功能的认识，也取决于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因此，对保险功能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而每一次认识的提高又会反过来促进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推进，对保险功能的认识经历了由简单到成熟、由单一到丰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保险功能的内涵、外延不断地得到扩大。“三元论”的保险功能说就是这一认识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
商业保险最初发轫于14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海上保险，是从行会合作保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会员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此时尚没有引进精算技术，仍处在保险的低级形态，保险的唯一功能就是经济补偿，体现为会员之间的保险分配关系。由于缺少科学合理的数理技术支持，保险的功能发挥受到很大限制。17世纪后半叶，保险精算学产生，使理论意义上的人寿保险转化为现实意义上的人寿保险，开创了人寿保险发展的新局面。从数理技术上来说，保险作为一种风险转移手段，主要是运用风险汇聚机制，集合具有风险厌恶偏好的投保人并收取保费建立保险基金，对少数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进行经济补偿和给付，从而实现风险在投保人之间的分散，这就是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给付功能。保险经营技术的解决，大大促进了保险经济补偿功能的发挥。这一阶段，社会对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有了充分认识，传统的“经济补偿说”主要形成于这个阶段。
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市场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金融市场逐渐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动脉。现代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对储蓄资源进行时间和空间的配置，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作为金融产业链中的一环，保险业承载和发挥了资金融通的功能。保险业的金融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通过承保业务获取并分流部分社会储蓄，另一方面又通过投资将积累的保险资金运用出去，满足未来的支付需要。保险体系吸收的资金（特别是寿险）大部分是长期资金，这是其区别于银行储蓄资金的主要特点。随着保险业的壮大，西方发达国家中许多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契约型储蓄机构”，发挥资金来源稳定、期限长、规模大的优点，通过持股和相互参股方式，成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稳定力量，作为金融中介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其资金融通的功能逐渐深入人心。这一阶段一直延续至今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对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也是伴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的。一般来说，不同时代、不同经济背景的学者，对保险相关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识难有统一，但对于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则出现显著的趋同现象。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国际化、专业化的显著趋势，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保险作为金融业三大支柱之一，在发挥传统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功能的同时，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人现代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协调社会经济生活、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经济学家彼得。F．德鲁克说，保险和风险管理对于促进西方世界在18、19和20世纪的经济进步所起的作用与企业和商业起到的作用同等重要。彼得。L．伯恩斯坦在《抗争命运：值得注意的风险》一书中也指出，一个社会理解、度量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主要区别之处。因此，此次吴定富主席高度概括和总结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可视作对保险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内在特征的客观认识，是对保险业参与社会风险管理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总结。
二、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内涵、体现及提出意义
（一）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内涵
从本质上讲，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主要是通过促进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对于金融推进经济增长的方式，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国的金融体系通过提高资本积累率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因此要倚重储蓄性金融机构和积极引进外资；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通过提高社会资本配置的效率，来帮助经济发展，因此金融机构对于生产率和经济效率的促进功能，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资本积累。而保险恰恰具有这两种观点所主张的特点，保险业通过集聚风险补偿基金提高了社会的资本积累率，同时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特有的交换机制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本配置效率，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器”和“助推器”的双重作用，为社会经济健康运行提供可靠的制度支持。传统的保险单一功能说，认为保险人仅仅是一种风险传递机制。但事实上，保险这一功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还没有保险的其他要素重要。因为，保险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务平衡表，还为经济活动和长期增长提供其他有力支持。美国保险学者小哈罗德。斯凯博在1998年就曾指出，保险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诸如替代政府安全保障、推动贸易和商务、鼓励减损、促进风险的有效管理等七种重要服务。现代企业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学说也为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持。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由股东、债权人、职工、管理人员、关联企业和顾客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共同组织，是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缔结的一组契约的集合体。因此，现代企业在公司治理中必须考虑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才能实施有效治理，这种理论强化了企业的社会管理责任。保险企业在构建公司治理结构和日常经营时应注重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还要追求社会效益，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功能，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反过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又会推动保险业的发展，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客观联系。一般来说，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市场经济的各个子市场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保险市场也是如此。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一国的保险市场越发达，越有效率，对经济的繁荣贡献就越大。
因此，经济补偿是保险的基本功能，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是保险的衍生功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得到不断加强，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发展实践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二）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体现
1．稳定经济生活，为社会提供“安睡保险”。保险通过预先确定的支出将未来不确定的可能损失固定下来，从而稳定个人、家庭和组织机构的财务状况，有利于形成经济安全的心理预期，为经济生活平稳运转创造条件，客观上起到了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守夜人”角色的作用。现代保
险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原来许多不可保的风险逐渐变成可保风险，保险服务的领域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宽，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越来越凸现出来。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政府负担。保险还被广泛用于解决政府公共政策问题。人寿保险对于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经合组织（OECD）早在198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曾指出：寿险保单的销售无疑减轻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压力。同年，瑞士再保险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1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社会保障开支和寿险保费之间存在反比关系，即保险业有效地分担了部分社会保障财务的压力。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已经成为影响当前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解决不好势必影响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国内企业加入WTO之后面临的竞争加剧，社会保障资金不足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养老、医疗、失业三方面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缺口每年大约为673亿元。同时据社会保障部门估计，转制成本大约为20000亿元左右。如此大的债务规模再加上每年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短期内完全要政府解决确实不现实也不可能，但社会保障却不能产生断层。另一方面，我国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生活保障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老年护理、企业年金、健康、医疗、教育费用等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商业保险需求，具有极大的潜力，这为我国商业保险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功能，减轻政府压力、促进国企改革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3．促进资本有效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险人在进行承保和资金运用活动时，要收集有关企业、项目和经理人的大量信息。一般单个储蓄者或投资者缺乏时间、资源或能力来收集这样大量的信息，而保险人具有优势，能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本和承担风险。同时，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行使“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权利，对于经营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有力地制约着经营者的违规行为，形成有效的外部治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解决委托——代理难题，推进资本的合理配置，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在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作为金融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激活储蓄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其传导机制存在多种途径。保险作为金融中介之一，在提高资金融通的效率方面有三个优势，能有效地提高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一是降低结合储蓄者和借款人的交易成本；二是创造资金流动性；三是有利于形成投资的规模经济。与商业银行相比，保险公司的长期负债和稳健的现金流量，是政府和企业理想的长期融资渠道。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与其对市场的依赖性成正比，与其对金融中介的依赖性成反比，也就是说取决于信息对称的程度。因此，保险公司的金融中介作用，在新兴国家金融市场比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更大。对于我国还不完善的金融市场来说，保险业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具有巨大的潜力。
5．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现代经济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对金融的专业化和灵活性要求也越高。如果可供选择的保险商品种类丰富，保障充分，贸易和商务就会顺利进行，反之则会受到极大的阻碍。例如，出口信用保险是政府促进对外贸易、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政策手段，素有“商务活动的润滑剂”之称，也是保险企业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领域。据统计，目前全球贸易额的12%－15%是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实现的，日本为50%，英国为45%，法国为21%，韩国也达到14%。在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已经初步发挥了作用，但整体水平较低，获得出口信用保险保障的出口贸易额仅占出口总额的1．1%，投保企业只占全国外贸企业总数的2．7%，这说明我国保险业对外向型经济的推动不足，在该领域具有极大的潜力。
6．有利于构建国家公共事务应急体系。一个国家有无完备的公共事务应急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美国风险管理和保险专家C．小阿瑟。威廉斯博士指出，灾害降临到富国和贫困国家的几率是相同的，比如日本的地震、孟加拉国的洪水，但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控制和减轻这些灾难，该社会便可以更好地把资源运用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现代社会里，各种巨灾风险和突发事件如影随从，对一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如我国1998年的洪灾、2003年2月和5月的新疆伽师地震、今年的非典型肺炎事件等。而且，随着科技进步和世界政治力量的演变，巨灾风险不可测的程度加深，而且一旦发生，危害程度更加严重，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将远甚于从前，如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2001年“9．11”恐怖事件、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事件等等，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建立必要的公共事务应急体系加以应对。现代商业保险通过设立新型险种、创造巨灾债券等保险衍生产品、综合运用再保险等方式，有助于化解巨灾风险造成的消极后果，在一个国家的应急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我国为例，非典疫情爆发后，各家寿险公司也纷纷推出自己的非典保险，为社会提供了风险规避机制，缓解了人们的焦虑心情，对稳定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截止到2003年5月12日，我国寿险公司共接受非典索赔236例，赔付104例，总赔付金额为88．68万元。
7．缓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正常运转。社会和经济的运转时常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尤其是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消除各个要素彼此之间的摩擦，减少冲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保险业对此也大有可为。如，责任保险有利于当事人履行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解决纠纷，协调民事关系。发达国家有完备的责任保险体系，如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执业责任保险及公众责任险、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等，被保险人一旦出现责任事故，可以很快通过保险公司解决，不必纠缠于旷日持久的官司，减少了社会的摩擦和冲突，整个社会运转效率高。近年来，我国医疗事故纠纷频繁发生，巨额诉讼案例呈上升趋势，国内务家保险公司陆续推出了医疗责任保险，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受到医患各方和社会的普遍欢迎，尽管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但充分说明了保险参与社会管理大有作为。
8．推动科技创新，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高风险、高投入是高新技术的一大特点，为了保障风险投资的安全和持续投入，必须从制度设计上予以保障。保险业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当前，国际上盛行商业保险与高科技联姻，保险公司通过科学合理地计算风险投资的保障费用，承保高新技术项目，万一项目不成功时，由保险公司承担部分风险；保险公司还通过开展高新技术转让保险，促进科技成果进入技术市场和提高成交率，提高企业采用高新技术的积极性，有力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三）全面认识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意义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全面科学认识保险的功能，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保险实践，推动保险业的全面进步。
1．有利于提升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加快保险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势头迅猛，持续保持了年均30%的增速，保险各项功能得到较大发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我国保险业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横向看来，当前我国保险市场的整体规模还很小，与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与国内证券业、银行业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金融业和社会中地位较低。据统计，截至到2002年底，全国保费收入3053．1亿元，保险业总资产为6494．1亿元；而截止到2002年10月底，全国证券公司资产总额为6660亿元，同期证券市价总值为38329．13亿元，流通市值为12484．56亿元；截止到2002年9月底，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为193778亿元。因此，充分认识并发掘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保险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社会各界增强对保险业的认同感，有利于保险业更好地走入千家万户，服务社会，造福民众。
2．有利于促进保险经营主体拓展经营思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社会管理功能的提出，从认识上延伸了保险服务的外延，对于保险经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引导保险公司更好地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在经营活动中勇于创新，关注被保险人利益，积极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塑造保险业的诚信和负责形象，更好地发挥商业保险应有的作用，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3．有利于正确处理保险业发展与监管的关系。保险监管机关的指导意见和言论往往对保险经营主体有较强的“窗口效应”，影响深远。促进保险业发展是当前保险监管工作的首要任务，监管的目标是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更好地实现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业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功能，也是加快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加强保险监管者对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有利于保险监管机关系统内统一监管认识，理顺保险监管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关系。我国未来保险监管发展的趋势是，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并重，更加重视指导性规章和意见的作用，这些都需要保险理论上的拓宽和创新为其支持。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提出，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窗口指导”效应。
三、充分发挥保险社会管理职能的对策
（一）保险理论界要加强研究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为保险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理论研究者必须用发展与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保险功能的内涵，深化对保险功能的认识，将保险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并以此来指导和推动保险实践的创新活动。
（二）保险经营主体在经营实践中，应开拓创新，全面发挥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当前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保险公司建设。推进国有保险公司体制改革，完善股份制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制度，强化公司内控制度建设，注重控制经营风险，完善经营管理考核体系。时机成熟时可推动保险公司上市，有利于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偿付能力，更好地适应国际化竞争，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险业唯有自身健康，才能为社会提供健康服务。
2．产品创新。注重发掘市场需求，坚持消费者导向，创新产品结构，满足社会的保障需求。尤其是注重发展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医疗责任保险、老年护理保险、子女教育婚嫁保险、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等险种，积极探索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为我国进出口事业提供保障；探索农业和农村保险的新路，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支持。
3．理顺保险销售体制。充分发挥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市场作用，完善保险市场主体结构，改革保险营销员制度，加强对保险兼业代理点的管理，理顺保险手续费问题，树立品牌经营意识，在全社会培育诚信经营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误导欺诈问题，切实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努力提升保险业的社会形象。
4．延伸保险业服务的触角。配合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抓住扩大内需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提高承保大型风险项目的水平，为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项目提供保险保障；探索保险资金运用的新渠道，可考虑通过购买债券和参与信托投资计划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资金运用风险管理；开发新险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5．探索高风险保险领域。积极探索巨灾风险、高新技术风险的保险融资技术，建立巨灾、高新科技发展保障基金，通过商业保险主导、政府适当扶持的途径，提高社会的风险化解能力，为国家建立公共事务应急体系提供有力支持，为高新技术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保险监管机关应坚持市场化取向，树立发展观念。创新监管体制，完善监管方式，加强监管手段，为保险业发挥社会管理功能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当前主要是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建章立制，加快保险法律法规的建设，坚持依法监管，依法行政，出台《保险法》配套细则，尽快出台保险违法违规处罚办法。二是正确处理“有为”与“无为”的关系，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坚决还权于市场，合理界定监管者和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效力边界，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保险监管部门应加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系统内要合理划清总部机关和地方保监办之间的权限，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提高综合治理、联合监管的水平。三是加强基础研究，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趋势，重点研究保险业的产业政策，制定保险业发挥社会管理功能的长远发展规划；四是理顺保险市场关系。在现阶段偿付能力监管尚不能形成明显效力之前，应加强保险业务合规性检查，严厉查处保险市场的各种违法违规现象，正本清源，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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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解决汽车保险理赔纠纷的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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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6年，我国产险业四个主要险种——车险、企财险、货运险和责任险保费收入合计1377.96亿元，同比增长24.9%，占财产险保费收入的91.3%。
据中国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机动车辆保险保费收入为1107.87亿元，同比增长29.1%，占财产险公司业务比重为70.1%，稳居产险业第一大险种。其中，交强险自2006年7月1日实施以来实现保费收入218.78亿元，占7月至12月车险保费收入的39.5%。
目前中国财产保险中，车险是投保意识最强的险种之一。随着对交通事故第三方受害者赔偿标准的提升，除了交强险外，越来越多的汽车保有者还主动购买了商业三者险，甚至自发地选择较高的保额。
近几年，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和车险投保意识的逐步提高，中国车险保费收入稳步增长，到201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将达6000万辆，机动车辆保险保费收入可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但同时，中国车险市场发展也面临价格战、渠道混乱、理赔漏洞、外资参与不充分等问题。
自2003年车险管理制度改革实行以来，2006年车险市场再次发生了重大转折。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出台，不仅对当前市场具有积极意义，带来经营管理质的改变和市场基本面的好转，而且使整个市场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车险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对今后整个行业的车险经营和市场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国资委、国家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国民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等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汽车保险市场的发展状况、车险定价、汽车保险的理赔、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费率、机动车保险网络营销、汽车保险业的竞争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国际汽车保险市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是计划进入汽车保险行业和经营汽车保险行业的企业和投资机构了解目前中国汽车保险行业发展动态，把握发展趋势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
目录
第一章国外汽车保险业发展分析7
第一节发达国家汽车保险共同特点7
第二节国外汽车保险规定分析8
一、德国：柏林保费贵新手费率高8
二、美国：未婚低龄男性费率最高9
三、日本：强制三责险零利润9
四、加拿大：周末用车比上班用车保费低9
第三节美国汽车保险业的发展分析10
一、美国的汽车保险制度10
二、美国汽车保险简介16
三、美国强制车险制度设计与运作的几点启示17
四、美国汽车保险反欺诈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21
第四节德国汽车保险业的发展分析29
一、德国车险发展概况29
二、德国汽车保险无微不至29
三、车险改革对德国车险市场的影响31
四、德国机动车辆法定第三者责任保险简介33
五、德国车险改革对我们的启示33
第五节英国汽车保险业的发展分析35
一、英国汽车保险业发展状况35
二、英国车险市场完全细分36
三、英国车险承保的分析及启示38
第六节日本汽车保险市场变革分析42
一、汽车保险费率、条款自由化42
二、适应客户需求进行产品创新42
三、打破汽车保险通过代理店销售的惯例43
四、应用信息技术的新型服务迅速发展43
第七节韩国车险费率自由化渐变过程及启示44
一、实行费率自由化的背景44
二、车险费率自由化的过程44
三、车险费率自由化的效用45
四、对我国的启示45
第二章我国汽车保险业发展的综合分析47
第一节汽车保险发展历程与现状47
一、汽车保险的起源47
二、汽车保险的发展成熟48
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汽车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50
四、对中国汽车保险业的启示51
第二节2006年我国车险市场发展回顾52
一、交强险实施，车险经营发生质变52
二、限折令实行，车险价格理性回归53
三、行业条款推出，产品标准化体系初步建立54
四、监管力度加强，竞争行为更加理性54
五、车险稳居产险业第一大险种55
第三节中国机动车辆保险市场发展分析56
一、从政策层面看56
二、从经济层面看56
三、从社会层面看57
四、从技术层面看58
第四节我国车险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59
一、价格大战削弱了行业盈利能力59
二、渠道混乱增加了不必要的交易费59
三、理赔漏洞大造成赔付成本过大60
四、参与不足外资保险公司贡献小60
第五节我国车险市场化分析62
一、车险市场化的困境62
二、车险市场化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分析63
三、车险市场化的双赢策略展望64
第六节机动车新报废标准对机动车保险市场的影响分析73
第七节交强险之后的车险经营分析76
第八节新车险亮点分析80
一、引导保险公司“重服务”80
二、统一条款有利于消费者维护权益80
三、车险价格基本没有上涨80
四、女性驾驶员享受九五折优惠80
五、A、B、C三款均对酒后驾车不赔偿80
六、车险市场不会形成大保险公司“一统天下”80
第九节机动车险困局及其解决途径分析81
一、机动车辆保险的现状81
二、综合环境质量的下降是机动车辆保险经营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82
三、整合保险资源是解决车险效益问题的有效捷径83
第十节中国汽车保险市场潜力分析85
一、市场结构85
二、承保状况85
三、前景展望86
第十一节我国汽车保险中介组织发展状况分析87
一、发展汽车保险中介组织的现实意义87
二、我国汽车保险中介组织发展现状88
三、我国汽车保险中介组织面临的问题88
四、发达国家汽车保险中介组织发展状况89
五、对策建议90
第十二节汽车保险产业链分析92
一、汽车保险产业链思维因势而起92
二、构建和谐共赢的汽车保险产业链正逢其时92
三、打造和谐共赢的汽车保险产业链93
第十三节汽车保险实行免赔额条款的意义分析96
一、免赔额条款产生的背景96
二、国内免赔额的典型做法97
三、免赔额条款对汽车保险发展的积极意义97
四、保险公司推行免赔额条款的建议100
第十四节车险经营中的现实矛盾分析102
一、车险经营的社会效益与企业效益之间的矛盾102
二、车险经营中规模与效益之间的矛盾103
三、车险与非车险的结构性矛盾104
四、车险经营的内部矛盾104
第十五节车险代理渠道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分析105
一、车险市场代理渠道的现状及问题105
二、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106
第十六节经营机动车辆保险的风险防范分析108
一、车险承保风险的防范108
二、车险理赔风险及防范110
第三章我国车险定价分析114
第一节我国车险定价发展现状114
第二节我国车险定价的适当性分析115
一、车损险足额保险定价的适当性分析115
二、第三者责任险定价的适当性分析116
第三节完善我国车险定价机制的建议116
一、促进市场的充分竞争116
二、提高精算水平117
三、加强信息披露117
四、进行具体调整117
第四章我国汽车保险的理赔分析118
第一节汽车保险理赔服务分析118
一、国际成熟保险市场汽车保险理赔服务的模式及特点118
二、当前我国保险市场汽车理赔服务的模式及其利弊分析119
三、我国保险市场环境的变化对汽车保险理赔服务模式的变革要求121
四、发展我国车险公估业的对策122
第二节影响理赔服务的因素分析124
一、保险公司层面的原因124
二、客户层面的原因125
三、社会层面的原因125
第三节机动车辆险赔付率高的原因分析126
一、机动车辆险的经营现状126
二、车险赔付率高的原因分析126
三、降低车险赔付率的对策128
第四节车险理赔的全新模式分析130
第五节车险理赔外包的意义分析131
第五章我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分析134
第一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的区别分析134
一、目的、功能不同134
二、性质不同134
三、实施方式不同134
四、责任范围不同134
五、责任限额不同135
六、索赔主体不同135
七、条款、费率制定方式不同136
八、辅助补偿制度设置不同136
九、其他区别136
第二节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中的“责任”关系问题137
一、交通事故责任不等于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责任137
二、交通事故行政责任的承担主体138
三、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主体139
四、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三者险中的被保险人范围不同140
五、结论141
第三节机动车三责险的制度体系分析142
一、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历史演变142
二、道交法确立法定赔偿规则143
三、实行商业化运营144
四、实行强制缔约制度145
五、确立保险人对第三人的保护义务146
六、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147
第四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制度分析148
一、机动车强制三责险的定位与功能148
二、机动车强制三责险的经营原则与模式149
三、机动车强制三责险制度法律关系分析150
四、机动车强制三责险相关配套制度构建151
五、《条例》(草案)综合评介与制度构建的基本路向153
第六章我国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分析155
第一节车险费率市场化的利弊分析155
一、车险费率市场化的有利因素155
二、车险费率市场化的不利因素157
第二节机动车辆保险费率问题分析159
一、机动车辆险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159
二、机动车辆险业务正常化的措施160
第三节加快我国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进程162
一、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管制的弊端162
二、实施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背景164
三、推进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的几点建议164
第七章我国机动车保险网络营销发展分析168
第一节我国机动车保险网络营销的现状及问题168
一、企业信息化问题168
二、市场成熟问题168
三、电子金融化问题169
四、法制化建设问题169
第二节发展我国机动车保险网络营销的对策分析170
一、静态信息服务阶段的对策170
二、动态信息服务阶段的对策170
三、在线交易阶段的对策171
第三节我国机动车保险网络营销的发展趋势分析172
一、专一化趋势172
二、融合化趋势172
三、国际化趋势172
第八章我国汽车保险业的竞争分析174
第一节当前车险市场竞争特点及对策分析174
一、车险市场改革过程与竞争特点174
二、当前车险市场恶性价格竞争成因分析175
三、过度竞争对车险市场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177
四、对策与建议179
第二节车险价格竞争成因分析182
第三节车险放开经营后的竞争成本与营销机制分析184
一、营销成本迅速增加，车险有成为利润漏洞的危险184
二、创新营销模式是车险放开经营的必由之路186
三、建立车险新型营销机制的思考187
第四节寡头垄断竞争中车险价格行为的实证分析189
一、当前我国产险市场的结构分析189
(一)市场集中度189
(二)产品差异化189
(三)市场进入壁垒189
二、车险价格竞争的实证分析190
(一)车险市场化进程中总体费率持续走低191
(二)车险市场化进程中各公司车险费率出现分化191
(三)车险市场化进程中定价模式以规模导向为主191
(四)车险价格竞争：领导者——跟随者模式初步显现192
三、当前车险“价格战”的对策193
(一)逐步建立战略导向的车险定价模式193
(二)重建行业性风险费率和附加费率的车险组合价格体系193
(三)引导和调控车险领导者——跟随者竞争模式194
第五节车辆险市场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趋势分析194
一、车辆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194
二、车辆险市场价格竞争的有限性196
三、非价格竞争与集约化经营趋势198
第九章机动车辆保险代理高回扣问题分析200
第一节我国机动车辆保险业现状200
一、高回扣导致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亏损200
二、机动车辆保险代理的利润分析200
第二节保险公司解决机动车辆保险代理高回扣问题采取的措施分析201
一、联合自律201
二、汽车保险服务“超市”202
第三节针对机动车辆保险代理高回扣问题应采取的解决方式203
一、上调机动车辆保险代理费率203
二、有效监管203
三、机动车辆保险代理渠道专业化203
四、发展机动车辆保险的直销业务203
五、大力发展机动车辆保险经纪人业务204
第十章我国机动车辆保险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5
第一节当前我国车险招投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205
一、招标目的不明确205
二、中间人的不规范运作205
三、保险人竞争不够理性206
四、标书内容不规范206
五、评标缺乏统一的标准206
第二节车险招投标不规范操作造成的后果207
第三节规范我国车险招投标的对策208
附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暂行办法210
图表目录
图表1美国汽车保险反欺诈基本框架
图表2美国部分州的保险反欺诈立法要求对比
图表3美国保险公司常用的反欺诈方法
图表42006年我国机动车辆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图表52004-2006年我国机动车辆保险保费收入图
图表62000-2006年中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结构
图表72000-2006年中国车险保费收入及赔付
图表82006年车险市场战略群组分析（1）
图表92006年车险市场战略群组分析（2）
图表10汽车保险费的发展
图表11个别亚洲市场汽车损失率
图表12某财产险公司一份2003年11月25日承保的私家车保单出险情况的部分记录
图表13某保险公司机动车辆险业务经营情况
图表14两个保险公司自律公约的支付矩阵
图表15小鸡博弈支付矩阵
图表16非寿险市场监督的基本态度
图表17两个保险公司第二次博弈的支付矩阵
图表182004年我国前五位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表
图表191997-2004年深圳市车险综合费率变动情况
图表201997-2004年深圳市场主要产险公司车险变动情况
Ⅸ 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发展有何意义，我国保险业在今后发展中应如何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观念，在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中得到了突出和强化，并正在成为全社会的重要共识。保险作为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对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充分认识保险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有利于拓宽保险发展空间，使保险业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中，提升保险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一、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险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与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保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体现在保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促进经济发展
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要受到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它的健康稳定发展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由其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的功能实现的：
其一是通过风险集散和经济补偿，为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保驾护航。表现在：一是帮助受灾企业及时恢复生产，保障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为商业贸易活动转移风险，推动商品的消费和流通；三是为先进生产力提供可靠的风险保障，推动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从而减少因风险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发展。
其二是通过对收取保费积聚起来的庞大保险基金进行科学高效的运用，可以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为经济建设提供长期资金的融通渠道，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以为资本市场培育稳健的机构投资者，改善资本市场的结构，而保险资金所具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规模性的特点，也使其成为促进资本市场繁荣的最稳健的力量，从而推动金融市场的高效、稳健运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此外，保险业本身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产业，在就业、税收等方面都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它本身的健康稳定发展就是经济金融健康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从保险的基本保障职能看，保险通过帮助受灾家庭恢复原有的生活条件；减轻伤、残、病、老、死等事件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对民事赔偿责任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减少经济纠纷等方面，能够满足人民多样化的保险保障需求，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关联性和不确定性对保险保障提出了更高和更广的要求，要求保险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更高层次、更广层面分担社会管理的职能，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就现阶段而言，保险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作用，应当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分担政府社会保障职能，补充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伴随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步伐的加快，以及社会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等趋势，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保障人民生活、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只能定位在分阶段推进的广覆盖、社会化和可持续的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较低水平上。因此，要提升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构筑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就必须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加以补充。商业保险作为我国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本社会保障尚未覆盖的人口群体，如农村人口及大量没有社会保险的城镇人口中，甚至可以作为社会保险的替代工具发挥主导性的保障作用。大力发展商业性养老、健康保险有利于减轻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负担，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险业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产品开发、投资管理、客户服务以及精算、销售等方面的优势，有责任也有能力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分担社会风险管理的职责，提高社会防灾防损和应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性。其一，在日常的防灾防损中，保险人作为专业风险管理者，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经验，而且可以通过承保时的危险调查分析、承保期内的危险检查督促、以保险费率这一价格杠杆调动企业防灾防损积极性等措施，增强整个社会防灾减损的能力，尽可能减少保险赔款的支出和社会财富的损失，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其二，则是构建突发性巨灾危机的防范体系和保障机制。以非典、9.11恐怖袭击、美加大停电等为代表的国家公共安全事件表明，缘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变异，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灾害事故将呈日益复杂与巨型多样化趋势，已经对人类社会应对突发性巨灾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虽然政府应承担并负责提供有关公众安全的基本保障供给，但政府限于财力，同时又受制于诸多宏观经济目标的约束，投入总是有限。因而，强化现代保险业在这其中的功能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考虑到各种巨灾等危机事件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在涉及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公众责任、第三者责任以及针对意外或突发事件导致的营业中断和利润损失等方面，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可以提供产品丰富的多种可能的保险保障，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正是由于保险兼具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保险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研究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还必须认识两个问题：
一是要正确认识保险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保险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则是商业保险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保险业的发展不可能长期脱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一枝独秀。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能为保险业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如果二者发展不协调，在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会抑制有效的保险需求，影响保险业的正常运营和稳健发展。因此，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与保险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保险业的经营目标只有顺应时代、社会发展需要，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才能在有效发挥保险功能作用中得到提高和加强，并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良性互动。
二是保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虽然主要靠保险业自身的努力，但也受到一些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其中政府决策支持是一个关键因素，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能否理顺政策、法制、制度框架，影响到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基本社会保障的深度、广度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以及社会、文化、制度沿革相适宜，关系到商业保险发挥作用的空间。由于市场失灵（比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带有外部性），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无法完全凭借市场力量自动形成，政府必须在社会发展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完善政策、法制和制度环境、加大对公共领域的投入等措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政府介入要有明确清晰的“度”的界定。这是因为政府进行的社会管理具有效率低下的固有缺陷，并且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基本社会保障，由于是和个人对社会贡献无直接关联的“均值化”服务，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特点，提供不足固然影响社会稳定，但过度提供则一是增加财政负担，二是挫伤就业积极性，三是对商业保险等市场力量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职能定位是否明确，决策支持是否到位，影响到保险业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和运作空间，最终也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加快保险业发展，充分发挥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保险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责任等保险产品还不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保险还没有渗透到各行各业、社会各个领域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不足是制约保险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主要因素。因而，必须从服务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加快保险业发展，尽快做大做强，才能充分发挥保险业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提升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
（一）树立正确发展观。保险业必须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己任，改变多年来走的重规模、轻效益，重保费、轻管理的粗放型发展道路，以及片面追求保费增长速度的指导思想，树立和贯彻“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统一的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切实担负起“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的重要使命。
（二）深化改革，实施进取性战略。在我国保险市场全方位开放的条件下，加快国内保险业的改革调整，解决我国保险业体制与结构矛盾；分多层次——国际保险（金融）集团、“专、精、特、新”的专业性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以及兼业代理机构等——丰富保险市场主体结构，鼓励公平有序竞争，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开展兼并收购等形式的国际化资本运营，快速增强实力；将市场领域开放、市场体系建设、保险公司制度创新、保险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增强统一起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加快创新，为保险作用的充分发挥注入活力。认真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积极进行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如：探索保险投融资体制创新，充分发挥保险资金融通功能；探索保险风险资产证券化等手段的可行性，在更广范的范围内寻求建立安全基金聚集与危险损失分散化的融资与转移机制；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实现经营方式的差异化与管理方式的精细化，推动保险经营与管理升级；密切关注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热点问题，开发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保险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满足多层次的保险需求；提高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丰富保险服务的内涵，把服务渗透到保险消费的各个环节，增强核心竞争力。
（四）防范风险，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标，稳定则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作为转轨过程中的新兴幼稚产业，我国的保险业必须加快发展，才能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应对入世挑战，才能够解决保险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要加快发展，就必须改革现有保险市场的宏观制度安排和微观运行机制中的落后因素，为保险业发展扫清障碍。与此同时，保险业长期发展中埋藏了不少风险隐患，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的不确定因素不断涌现，因而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必须密切防范和化解风险、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促进保险业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维护保险体系的稳定不能以牺牲保险市场的效率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为代价，也并不意味着不让经营失败的机构退出市场。
为兼顾保险市场的效率与稳定，当前亟需确立两个制度安排：一是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实现科学监管，从最终意义上维护被保险人利益，增强投保人的信心。二是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市场退出机制着眼于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减轻机构退出带来的社会震荡和处置成本、从整体上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既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促进公司稳健经营，促使投保人审慎选择；又有利于维护保险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安定，防止因个别机构经营失败引发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五）寻找利益与责任的最佳契合点。利益与责任并不总是一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保险业无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现阶段经营管理基础和风险管控能力薄弱，外部体制、政策、法制、信用环境尚未理顺，以及市场竞争不规范，在某些社会管理功能强、群众迫切需要的险种，如责任险、健康险、汽车贷款履约保证保险、农业保险等业务经营中，必然面临经营风险加大甚至无利可图等难题，出现了保险公司不敢开展或业务量萎缩甚至退出市场等现象，不利于保险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拓展新业务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固然有客观因素，但保险公司必须充分认识到肩负的社会责任，不能消极等待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好转才经营，而要积极作为，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要加强和有关部门、其他市场经营主体的沟通、协调、合作，共同寻找利益与责任的最佳契合点，在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开拓市场、发展业务；另一方面要苦练内功，通过科学设计产品、加强风险管控和提供优质服务出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六）争取政策扶持，理顺外部环境。目前，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作用的发挥，受到诸多政策和制度瓶颈的制约，如医疗、养老等体制改革尚不到位，商业保险机构与社保经办机构的利益冲突没有消除；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缺失；法制、信用环境不完善等。从国外经验看，商业保险要在社会保障体系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事业中发挥作用，离不开政策扶持。政府要通过加快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明确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和主体资格；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推进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措施，为保险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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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如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使我国社会呈现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尤其是因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问题引发的多样化、群体化、对抗性、敏感性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处理难度大。新形势提出新挑战，新问题产生新任务。如何服务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的大局，如何提高我们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建立与完善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构建 完善 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处于高发时期，且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对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社会资源，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形成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体系，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偏好的、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从而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基本思路、具体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与传统的“一元化”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当前矛盾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类型的多元化、诉求的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路、方法、措施、途径等也应多元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也即所谓的ADR。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其意为“替代性（或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 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目前，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不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主要有仲裁、调解、谈判、案件评估（case valuation）、法院微型审判（mini-trial）、早期中立评估（early neutral evaluation）、由法官主持的和解会议（judge hosted settlement conference）等。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 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1]当代国际比较法学家将ADR 的共同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第二,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即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的空间；第三,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 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第四,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其中民间性ADR 占据了绝大多数；第五,从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包括仲裁在内的ADR 的构造是水平式(horizontal) 的或平等的。中立第三人并不是行使司法职权的裁判者(法官) ,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第六,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2]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人民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都符合这些基本特征,可以被涵盖在ADR 的范畴之内,尽管它们都保持着各自的特殊性。目前,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体体现为以诉讼为核心，各种非诉讼方式为补充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纠纷。[3]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类方式，诉讼方式即法院判决，非诉讼方式包括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当事人和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信访等。
二、构建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妥善化解、人民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及时有力弘扬的社会。及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当前，由于冲突的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样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格局。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要确保各项事业有新格局、新水平、新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有些矛盾纠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突发性强，发现和控制难度大，靠单一渠道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司法干预社会矛盾纠纷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对某些矛盾纠纷不是最佳的手段，因为司法的职能是裁判争端，不具有直接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许多利益调整的矛盾纠纷需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方法实施综合调控，不易进入司法程序。同时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群众遇到纠纷都走诉讼这一独木桥，必然会导致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平和方式解决的矛盾更趋对立，最终影响社会和谐。积极探索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协调运作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深入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提高调处效能，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符合保障民生、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目标。人民法院将有限的审判资源用于解决重大疑难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一般的民间纠纷倡导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化解在诉前、解决在诉外，是缓解审判压力、成功化解矛盾的有效途径。实践证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基础，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可以使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处分权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更好地维系家庭温情、邻里礼让、交易诚信，可以更多地增强社会宽容和社会责任。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具有的增强凝聚力、传承道德价值和协调法律与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法院判决所不能替代的。对于当事人来讲，有事就打官司不是法律意识强的表现；对于法院来讲，不是受理的案件越多越体现政绩。发挥多元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外，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具体要求。
三是有利于促进平安创建活动的不断发展。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各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协作配合，全面发挥社会控制作用，共同构筑资源配置合理、机制运转高效的社会矛盾解决体系，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不断创新调解理念、调解手段和调解方法，推动完善以“以党委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组织联动、法院积极主导、诉求渠道畅通、信息资源共享、基层群众受益”为核心内容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疏导、分流社会矛盾，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利于及时消除各种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特别是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各类矛盾纠纷，有助于协调统一各方利益，加强团结合作，把人心凝聚到谋发展、干事业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充分发挥大调解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的基本思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一个趋于和谐的社会、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国家应当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纠纷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应当占有自己的位置, 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每一个具体的矛盾纠纷, 都应当有不同的诉求表达渠道和化解方式。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要明确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工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既充分发挥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和优势，又能够相互衔接配合、相互补充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模式。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大调解的作用，基础在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建立和加强，根本在于诉调一体化对接,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中心，诉讼调解为主导、司法审判为保障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把民间调解发扬光大，把行政调解发挥到位，把法院调解贯彻始终，最大限度地将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实现调解效果的最大化。
（一）加强人民调解，打牢基础建设。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是基础，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在加强人民调解上下功夫，要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要大力拓展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在继续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的同时，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参与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要切实强化人民调解矛盾纠纷预防、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努力提高调解质量，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在各单位、各社区（乡镇）、各行政村都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配备人民调解员，及时吸收一些德高望重、有群众威信的人员参加，优化民调组织结构。基层法院应设立专门的诉前调解机构，配备调解经验丰富、审判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官，同时聘请有威望、调解经验丰富的街道司法所长、街道社区推荐的司法协理员为特邀调解员，还应从司法所长、发挥作用好的司法协理员中聘请司法联络员，协助法院调解案件，或受法院委托独立主持调解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实人民调解工作经费，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待遇，并将经济补贴与工作业绩考核挂钩，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在“四位一体”大调解中的主导作用，与司法行政机关密切协作，结合具体案件，通过系统授课、专题讲座、答疑释惑、协助调解等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人民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确保人民调解员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真正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
（二）强化行政调解，调配救济资源。
要强化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职责。目前的社会矛盾纠纷有相当数量是行政性纠纷，行政机关也承担着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等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的特有优势，同时，行政机关掌握着其他纠纷解决主体不具备的行政裁量权和社会资源，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资源调配，实现纠纷有效解决。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救济是指当权利的实现出现障碍时，需要对其提供一种救济和帮助。救济包括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就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而言，政府部门的公力救济和行业协会等的社会救济，都是十分重要的，但现实情况却是有差距的，还有很大的实践探索和改革发展的空间。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念，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制定和完善纠纷解决规则和工作职责，及时处理相关纠纷。在行政调解中积极倡导“以和为贵”、合作、自治等价值理念，引导采用平和方式解决纠纷，降低纠纷的对抗程度，避免纠纷的升级，增加社会的和谐度。
（三）建立联席制度，搞好诉调对接。
建立“三项制度”，搭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一体化的平台。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要建立调解联席会议制度，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参加，组织特邀调解员代表、民事调解指导员等相关人员参加，定期召开例会，相互通报纠纷发生、解决情况，交流、研究化解纠纷的办法。二是建立考评管理制度。各基层司法所要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日常工作的考评和管理，规范人民调解业务台帐、调解文书和工作档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定期组织考核评比，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以科学有效的管理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健康发展，激发广大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热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三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法院要与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行政部门建立定期联络制度，建立“裁判案例资源共享”机制，全面发挥惩治、教育、保护、预防的司法职能。司法行政机关要将每月纳入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的数量、类型、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形成统计报表，抄送法院，法院应将每月受理的经过人民调解的案件情况、发生法定事由被确定为无效或变更、撤销的调解协议情况形成统计报表，反馈给司法行政机关。
四、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措施。
推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其相互协调，又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不断完善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坚持党委领导，法院主导地位，加强联系协调，互相支持配合，努力构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新格局。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把握正确方向。
推动和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整合各种资源和优势，多方协作，形成合力。把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坚持与深化平安创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要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加强对人民法院与调解组织之间的工作指导、调度和协调，确保各项工作制度配套、措施具体、成绩显著，各综治部门积极主动地预防和化解矛盾，尤其要超前处置好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防止矛盾上交或外推，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各相关部门要深化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分析和研判，围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为社会管理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是畅通诉求渠道，凝聚多元合力。
畅通诉求渠道是推动和完善多元解决纠纷的前提。充分调动成员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纳入到社会控制的大系统中发挥作用，构成配置合理、运转高效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各行政机关和基层组织要根据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职责，坚持做到既不越位、不错位、又不推诿、不回避，充分发挥主动高效的作用，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法院及其派出法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简单民事案件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机制，支持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调解，将人民调解融入诉讼渠道。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时，要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公信力，维护人民调解工作的严肃性。要努力探索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协会工作的新途径，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有效机制。
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依法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定职责；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研究解决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建立完善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制度，做好民间纠纷的预测和防范，加大调处工作力度，能调则调、宜调则调，使矛盾纠纷消化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尽量少一些“对簿公堂”，为法院审判工作“减压”。努力消除人民调解工作的盲区和死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民调解组织的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实施分类指导，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和预见性。
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和律师的作用，挖掘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资源。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既了解法院审判工作，又熟悉社情民俗、贴近人民群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解易于被当事人所接受。要调动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的积极性，确保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赢。发挥律师具备专业知识和处理社会纠纷的经验的优势，积极探索律师积极主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激励机制，促使当事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自治解决。
工会、妇联等组织既要依职权主动解决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纠纷，又要积极协助法院做好疏导工作，劳动、国土、环保、卫生、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要在履行自身调处纠纷职能的同时，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符合专业特点的参考意见，为和谐解决矛盾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是提升司法权威，增强司法水平。
司法是最规范、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手段，司法审判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关口，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主要力量，要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实践，全面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审判职权，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司法救助，确保立案及时、裁判公正、执行有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要自觉践行公正与效率主题，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审判质量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资源优势，最大可能地减轻当事人讼累，最低成本地实现司法公正。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大范畴内，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司法原则，不断强化多元、和谐的理念，在诉前、诉中和诉后的全过程，充分运用调解、和解、协调等各种“软性”司法手段，化解矛盾纷争，平衡利益冲突，达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司法目的，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各相关部门要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弘扬“和为贵”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社会改变“解决纠纷就是到法院打官司”的观念，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释放群众情绪，理顺社会矛盾，防止出现因纠纷而结“世仇”的现象。要加强宣传力度，加大对民调、协商等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宣传、引导和监督，让群众充分了解、自觉认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主动去选择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