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如何处理矛盾纠纷
建议协商解决，如抄协商不成只有诉讼解决，具体委托律师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二十条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第一百二十一条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贰』 化解矛盾纠纷案件,关键要做好哪些工作
（一）、强化协调整合的效果，把执法监督与机制保障相结合。当公共权力机关的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受到怀疑，司法权威自然进入群众的视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也就成为群众的期待。要防止矛盾纠纷向司法机关不断积聚，需要顺畅司法诉求管道和信访渠道。一是强化社会矛盾化解工作领导首问首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成立以检察长为组长的涉检矛盾化解领导小组，以实现涉检赴省、进京“零上访”为目标，统一领导全院的涉检矛盾化解工作。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要求，建立健全有效化解积案、加强源头治理的工作机制，采取规定案件办理时限，明确质量标准和化解调处办法，与办案干警签订案件办理责任书等办法，在全院干警中形成加大办案力度与矛盾得到化解相统一的工作理念，使每一起案件都能首次办理成功，不留后遗症，切实把涉检的矛盾纠纷问题解决在首办环节和基层。对办案干警不负责任，案件办理质量不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重视，查处不力，效果不好，因人为因素造成越级上访的，必须进行责任追究。二是完善涉检信访长效工作机制。全面贯彻执行中央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和高检院制定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大涉检信访工作力度。在重点乡镇、街道办事处、大型企业，依托当地党委政府、信访、司法民调部门建立检察工作服务基层联络点，负责涉检信访信息报告、涉检信访案件的处置、反馈、回访及法律宣传、法律服务等职能。上级检察院要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建立督查专员等制度，对工作开展不力、越级上访较多的地方派出督查组蹲点督办，狠抓责任查究制度的落实。对涉检信访积案，要逐案研究化解措施，逐案明确工作责任，区分不同情况制定疏通“出口”的政策，力争涉检信访积案在一两年内基本消化解决。三是建立良好的内部协调互动机制。进一步规范执法办案流程，强化信访风险意识。建立健全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把风险评估作为办理案件的重要环节，加强办理重大复杂案件和作出不批捕、不起诉、不立案、不赔偿、不抗诉、撤案等决定时的风险评估预警，并针对个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很多时候，各业务部门之间以及业务部门与控申部门之间没有建立或完善良好的矛盾纠纷处理互动机制，相互之间缺乏及时的沟通、配合和协作，甚至出现检察机关此部门和彼部门之间就同一矛盾纠纷的解释处理相互不一致，这样容易造成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误解和不信任，同时也可能由此引发矛盾纠纷的激化。应在每个业务部门确定一至两名经验丰富、业务精通的干警专职或兼职担任矛盾纠纷调处联络员，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交流沟通，对同一矛盾纠纷明确各自职责。四是建立健全检调对接工作机制。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建立依托“大调解”工作体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对民事申诉等案件，坚持抗诉与息诉并重，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基础上，积极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调解工作，努力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继续探索使用刑事和解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把附条件不起诉与刑事和解有机的结合起来，切实化解社会矛盾，减少当事人对立情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对一些疑难棘手的批捕、起诉案件实行答疑说理，把答疑说理制度贯穿于执法办案的全过程，让当事人明白捕、诉或不捕、不诉理由，赢得理解和信任。对于涉及重大、疑难案件的矛盾纠纷，特别是该矛盾纠纷已经激化，上访人无理取闹、缠访缠诉的案件，可以由检察机关组织，采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会各界人士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的听证和质询，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做好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达到息访息诉的效果。五是推行被害人救助制度，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对那些拟作存疑、相对或绝对不起诉的案件，被害人未得到民事赔偿的案件以及经调解被害人对民事赔偿不满意的案件，对被害人提出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诉求，在说明理由后告知被害人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或附带提起民事诉讼；对因被告人无力履行赔偿义务而导致的被害人得不到民事赔偿的案件，则尝试通过民政救济渠道予以适当解决，使被害人在经济上得到合理补偿，缓冲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通过多方努力，使刑事案件受害人享受国家低保救济或得到相应的物质帮助，重新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六是建立健全维稳形势研判工作机制。健全检察环节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结合执法办案工作，由控申科指定专人定期对社会稳定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和排查，及时发现并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妥善处置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二）、加强外部力量配合，建立处理诉求协作机制。非管辖类司法诉求的大量涌入，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现实难题。解决群众的司法诉求，化解矛盾纠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仅靠某一个职能部门去解决，必须加强检察机关与政府、法院等外部机关的协作、配合。所以，要建立司法诉求情况通报机制，以便协作单位了解有关情况，有准备地应对群众诉求，及早化解矛盾纠纷。建立信访申诉工作信息网络系统，通过在纵向的检察系统内部和横向的市区级相关信访单位网上接受和分流信访申诉，实现信访申诉情况的纵横对接。建立信访申诉案件转办、分流处理机制和息诉息访联动机制，召开多方联席会议，联合调查、联合听证、共同答复，增强纠错能力，努力克服因信访申诉人盲目投诉、反复投诉、多方投诉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国家机关公信力降低，引导群众理性信访、合理诉求。
总之，作为基层检察院要认真总结一些地方的先进经验，创新检察工作机制，不断探索研究化解矛盾纠的有效方法，整合政法、综治、维稳、信访等方面力量，形成综合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的大平台，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力争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叁』 如何做好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思考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利益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民间纠纷的类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矛盾纠纷不断增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了矛盾纠纷主体多元，成因复杂，调解难度日益加大，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原有的调解工作机制已难以满足新形势对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新要求。目前，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已成为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和完善立足于基层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使纠纷得以及时、便捷、公正、妥善解决，对于社会稳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同时，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一定意义上起着优化和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保护司法、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纠纷解决机制生态性平衡的作用。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思想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带来了人们思想情绪的波动和利益格局的巨变，各种社会矛盾进入了高发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什们样的年代，主观因素都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如个体对物质、利益的占有欲；个体对事物偏激的喜好；不断发展变化的个体需求的不满足；社会道德天平失衡；不患贫而患不均；争强好胜；情感好恶等等。客观因素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均；新旧体制变革脱节导致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等等。
(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不断提高。但区域优势、潜力优势、中心城市优势等等的开发与发展，随之导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少群众不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去找原因，“不患贫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失衡导致失控，最终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二)人口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在对社会资源，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占有方面，城镇人口本身就比农村人口享有了较优厚的待遇，而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意识，城乡矛盾也较突出。以人口比例矛盾来说，目前一对农村夫妇普遍生育2个以上小孩，城镇夫妇只生育1个小孩，少数城镇夫妇还不愿意生育，从而导致城乡人口比例越拉越大；同时，农业科技的全面普及及土地资源、自然资源挖掘潜力越来越低，引发农民人均收入的不断萎缩，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以就业、收入为核心的利益冲突，在个人、群体、行业、家庭、社区、城乡、地区以及彼此之间矛盾数量剧增，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
(三)新旧体制转轨，社会控制系统的缺陷与失控
任何体制的变革，都会带动思想、经济、体制、政治以及相互之间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当前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多元的利益主体共生，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加之社会诚信尚未完全建立，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缺乏规范，固有的各种弊病相继显露出来。如医疗秩序，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秩序整顿，另一方面是医疗价格居高不下，各种涉及医疗卫生行业的“潜规则”在利益的驱使下屡禁不止，医患纠纷大量频发。
二、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从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整体状况来看，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特点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一）主体多元化
随着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打破了旧经济模式和地区封锁，建立了竞争机制，各种利益主体应运而生。伴随各类主体的活动，矛盾纠纷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发生日益增多。它不仅发生在公民之间，而且发生在公民、法人、非法人团体和组织之间，甚至发生在政府、干部与群众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驱动、渐进深入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法治化进程，导致基层矛盾纠纷不断增多。从纠纷的主体看，基层矛盾纠纷的主体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仅以农民这一社会主体为例，随着阶层、群体的分化，传统定义上的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阶层。
（二）内容复杂化
由于个体获取经济利益的不平衡性、差异性，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以“一因多果”或“多因多果”[③]。查阅每一件矛盾纠纷的处理，我们会发现当前各种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各种成因交织在一起。往往既有历史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利益因素，也有处理方法不当的因素；既有群众要求合理的一面，也有群众对党和国家政策不理解，要求过高、不顾大局的一面。有的同治安、民事、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有的经济、行政、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有的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如计划生育、征地拆迁、基层选举等，在矛盾纠纷的此消彼长过程中，还关联其他诸多不稳定因素，其后果不是涉及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涉及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矛盾纠纷的复杂性。
（三）类型多样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类型增多。跨区域、跨行业纠纷，劳资纠纷，商品经营、信贷、投资纠纷，企业合伙、转包、拍卖、兼并、破产纠纷，土地征用、划拨、流转纠纷，安全生产纠纷，婚姻财产纠纷，优抚救济纠纷，赡养抚养纠纷等不断涌现，类型呈现多样化。
（四）调处疑难化
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诱因复杂，加之往往是主体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表达诉求的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诉求与维护民主权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矛盾纠纷调处的疑难化。一是认定纠纷性质难，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政策知识，熟知阶段与阶段之间的政策法规，才能正确认定纠纷的内容和性质；二是复合化的纠纷涉及面广，单靠一个部门难以奏效，有些纠纷处理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尤其是群众的自发行为被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混淆是非，不仅导致调处的疑难化，更加速了矛盾纠纷的激化和恶化，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和威胁，甚至容易酿成恶性事件。
三、现今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现状
(一)从机构、人员、经费、处理机制及调研情况和实际工作来看，目前运行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设置，基本上是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成立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所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领导小组，在一个部门设立办公室，再层层召开会议，下发文件，执行督办和量化考核的运作方式。从表面上看，确实做到了领导到位，组织到位，人员到位，督办到位，考核到位，但实质上收效甚微。一是缺人办事，从上到下机构人员大多数是兼职，把矛盾纠纷调处作为本职工作的不多，尤其是在基层机构。据调查，占相当数量的司法所、矛盾调处中心、政法办、综治办工作人员排列一长串，但除司法助理员在编，在职外，大多数为单位兼职人员，或老、弱、病、残人员；二是工作落实不到位，会议材料、文件材料、督办检查材料一大堆，但真正能拿出结案卷宗的不多，如用结案数与辖区纠纷数对照，差距更大。三是中介组织不下基层，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基本上设置在县级以上，定时或受邀请开展工作，资源没有较好整合，合力尚未形成，法律服务与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明显脱节；四是工作经费无保障，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除人民法院外，按法规政策都是免收费用的。但每调处一件纠纷，无需取证，无需差旅，座在办公室内召集调解，就把事情处理好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几年、十几年，几十次均没有调处成功的纠纷，而司法行政部门和其他单位又没有经费用于人民调解工作，能纳入预算的就更为鲜见。
(二)从矛盾纠纷调处的困境来看，一是诉讼调处的困境，基层各级调解组织一方面是兼职，另一方面按规定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工作辛辛苦苦白忙活，还得倒贴差旅费，中介组织因无利可图，又延伸不到基层，其结果是人民法院诉讼和非诉讼案件大量积压，而中介组织门庭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或是在基层调解组织与法院之间呈拉锯式的推拖。二是非诉讼调处的局限性，从非诉讼解决纠纷的能力来看，非诉讼调处对解决常见性纠纷具有重要作用，广大群众越来越离不开非诉讼调解，但对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的调处显得无能为力，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基层调解组织只能执行政策，不能制定政策，而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据相关部门统计，95%以上源于政策前后脱节，或非现行政策力所能及。同时，非诉讼调处，以主体双方互谅互让为原则，以协商调和的方法为前提，不可能做到自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更不具备权威性、终结性。三是调处机制运行方式的脱节，虽然诉讼调处机制、仲裁机制、行政机关纠纷处理机制、以及信访制度等共同组成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调处体系，但由于存在结构、布局不合理和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的现状，解决纠纷的效力不高，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不一致，尤其是涉及政策脱节，行政能力失控所造成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运作不畅，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加大。因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四、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的思考
有社会就有纠纷，纠纷不可避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消灭或压制纠纷，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去其弊而存其利，降低纠纷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与危害，把解决纠纷的成本减少到最低程度，使纠纷解决的效果达到最佳程度。
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认识矛盾纠纷所处的社会背景，熟知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基础，它主要解决处理矛盾纠纷如何定性，如何选择突破口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关键环节，它解决有人办事、怎样办事的问题。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矛盾纠纷解决形式，但在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疑难化等特点的情况下，必须建立和完善立足于基层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纽带，以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调解形式为依托和支撑，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一）深入研究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尤其是儒家文化崇尚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以和为善的思想更是在中华文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发生纠纷后，往往希望纠纷能迅速解决而又不伤和气，而将纠纷诉诸法院，通常被认为是关系极端破裂的标志。人民调解应该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制度，其优势在于组织健全，扎根基层，了解实情，反应灵敏，有牢固的群众基础人，是不可替代的。他的作用在于有利于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实践证明，人民调解符合我国国情，应当继续加强和完善。
矛盾纠纷的产生在广大群众中，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机构设置理应以基层为基础，以乡村(社区)为前沿阵地。针对乡镇(社区)人少事多，缺编缺员突出的实际，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整合人力资源，保证有人办事是前提。积极引导有关新兴社会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推动人民调解组织向保险、金融、建筑及城市拆迁、土地流转、工商交易等矛盾纠纷多发的行业和领域延伸。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应加大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扶持力度，不仅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全面提高其自身素质；还应将调解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拨出专项资金以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加强立法，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目前我国的宪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对人民调解虽有明确规定，但较为笼统、原则，缺少对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协议效力、经费保障等内容的明确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应加快人民调解的立法步伐，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的性质、地位、任务、方针，明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明确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程序和工作规范以及调解员工作补贴等政策扶持措施，使人民调解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同时，立法应对人民调解受案范围保持开放式结构，人民调解积极参与到各类社会矛盾（包括轻微刑事案件）的化解中。
目前，我国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多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不一、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纠纷解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提高，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或规则。一是社会矛盾纠纷主体在基层，应以基层调处为基础，不宜采取自上而下的解决方式。二是应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信息沟通机制、预防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并正确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情感的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沟通、协调、协商、部门分流、信访等多种方法，多做思想工作，从思想上，情感上消除矛盾隐患，平息矛盾纠纷。特别是尖锐的矛盾纠纷，要顾全安定团结大局，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化解矛盾，原则上不动用强制力量，不宜以诉讼的方式处理，确保矛盾纠纷在控制下调处。应制定非诉讼纠纷调处规则体系，保证纠纷调处程序公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引导公民形成正确、理性的法治理念，依法寻求法律援助、依法伸张正义，为构建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三）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纠纷调处机制
实践证明，调解和诉讼并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仲裁、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信访部门分流处理都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关键是要认真总结经验，理顺关系，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章可循，有路可走，科学有序地得到处理。
构建多元化、多渠道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首先要保证中介组织合理分设，确保矛盾纠纷随时发生，随时得到处理。因此，应将机构设置到矛盾纠纷原发地--社区（乡镇、村），将组织、机构建立到人民群众中去；其次要理顺部门矛盾纠纷调处关系，合理分流处理矛盾纠纷，克服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规范性，确保群众解决纠纷有章可依，有路可循，机构调处职责明确，部门之间衔接有序，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与民众提供规范的矛盾纠纷调处；第三要突出纠纷解决的终决权力。人民法院应以非诉讼调处为基础，体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强制力作为后盾的最终解决权，严肃法律尊严和最高权威。
（四）强化行政解决纠纷的功能
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和主动性的特有优势，是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全面规范和确认行政机关和基层政府在民间纠纷处理中的地位和职责，将其与人民调解等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区分开来，并充分发挥其特有功能，使其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承上（司法）启下（民间）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用工纠纷、土地纠纷、医疗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特殊纠纷的增加，专门性的行政处理机制愈发显得重要。例如，在解决拖欠务工人员工资的问题上，劳动监察部门的积极介入远比诉诸司法更为高效、经济，对务工人员利益权益的维护效果更好。
（五）加强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的指导
根据《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职责。从法院判决案件的角度讲，依法支持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纠纷的处理，就是人民调解工作的坚强后盾。因而，人民调解与审判工作（主要从民商事案件审理而言，包括诉讼调解）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示范、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人民法院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建立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反馈制度和司法建议制度，加强对个案指导。对涉及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判决变更、撤销或者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将生效裁判文书寄送当在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现人民调解员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正的建议，以保证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质量。同时，从诉讼立法上将人民调解设为某些特定类型民事纠纷的诉讼前置程序，建立庭前调解制度。即这些类型案件的解决施行“先调后诉”，当事人在起诉前需先提出调解申请；如未提出调解申请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者依据职权将案件移送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要坚持合法、自愿原则，晓之以理、明之以法，不放弃任何能够调解解决的机会。
总之，矛盾纠纷调处解决多元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关键是实现各纠纷解决机构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协调，形成民间调解、行政解决纠纷和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⑦]。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体系重整过程中，进一步加大普法和依法治理力度，不断完善以基层调处为基础、以人民调解员等调处力量为主体、各级行政部门协调联动、法院诉讼为终结裁决的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运作体系，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迫切需要，也是适应社会发展，构建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肆』 如何做好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多发易发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性质，正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及特点，正确选择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类型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可以说覆盖领域广泛，涉及门类众多。比较受关注的有劳资纠纷、征地补偿、劳动就业、拆迁安置、社会安全、群体冲突等等。这些矛盾看起来五花八门，纷纭复杂，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大体上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劳资矛盾。近些年来劳资矛盾引发的事件频繁出现，“劳资博弈”正成为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焦点。其实，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在中国出现并不意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之痛”。《劳动法》在很多私人企业、建筑行业、服务业等领域还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特别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在很多时候尚不能运用《劳动法》来保护自身权益，往往采取“停工、拦车、跳楼、闹事、上访”等极端途径来引起领导、社会的关注来解决自己的切身利益。
第二类：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历来是社会矛盾的重要组成部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们党执政前后，在官民关系、干群关系上都曾有过很好的时期，上下一心，同舟共济，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辉煌。但必须承认，近些年来，官民关系受到了较大的损害，官民之间，芥蒂在增加，矛盾在扩大。主要表现在，在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台一些维护本部门、本系统小集团利益的政策，损害老百姓利益，群众信访、上访、政府门前请愿等现象不断发生；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侵吞国家财产，严重损坏了官员的社会形象，致使不少人形成了无官不腐、无官不贪的极端印象；一些官员作风不正、言行不一，不关心群众疾苦，听不见群众呼声，只知道傍大款，不为老百姓办实事，严重脱离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仇官现象屡见不鲜。
第三类：贫富矛盾。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据联合国数据，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突破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达111万户，世界第三；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达393户，世界第八。但按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依然有1亿多。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就表明社会处于可能发生不稳定状态。随着近几年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更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诚然，市场经济是利益差别经济，但不能听任利益差别无节制扩大，尤其不能任其超出社会所承受的范围。否则，社会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的仇富行为会愈演愈烈。
第四类：阶层矛盾。所谓阶层，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每个阶层都有其独立的群体利益。勿庸讳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众多利益诉求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等等。这些不同社会阶层，在当今中国虽然都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只有分工职业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实际上，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不同是明显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譬如：较高层次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正在逐渐固定化和模式化，并排斥较低层次的社会成员；社会垂直流动呈单向性特征，上下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逐渐呈现向上流动难、向下流动易的现象等等。此外，在一线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垄断行业职工和竞争性行业职工之间，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之间，还出现了新的“三大差别”。
二、正确把握社会矛盾化解的原则
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现，人们的思想活动呈现多变性和反复性，由此构成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的多发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要冷静慎重，需要把握好四条原则。
一是坚持治旧控新。治旧，就是治理“旧帐”，通过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教育等手段，逐年逐步化解疑难信访积案和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努力化解老矛盾。控新，就是控制“新帐”，通过抓好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加强群众普法教育等工作，有效防范新矛盾。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控新”作为主攻方向。
二是坚持疏堵结合。新形势下矛盾表现在内容、层次和领域各方面，往往是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社会生活矛盾相互交织，形成十分复杂的矛盾网络。因而，维稳工作光靠堵是堵不住的，要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在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必须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有效理顺群众情绪，防止矛盾叠加、激化。对待有正当诉求的上访群众要尊重，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和困难，不能解决的，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群众谅解。对于讲明政策还死缠硬磨、无理取闹的对象，要实行重点盯防、重点稳控，不能听之任之，该硬则硬，该依法打击的就依法打击，绝不能让无理访者得利。
三是坚持打防并举。立足于以打促防、以慑促防，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全力压缩违法犯罪活动空间，有效遏制命案等严重刑事案件的发生。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进一步落实维稳工作责任制，大力推进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安全事故发生。
四是坚持专群结合。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当前公安机关肩负的压力很大，任务很重。要在充分发挥政法、综治机关在维护市区社会稳定主力军作用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市、区、街道、村（社区）各级组织资源、治安资源，形成群防合力，达到群治效果。
三、扎实推进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
社会要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发生纠纷，产生矛盾。社会矛盾纠纷不解决，就会阻扰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必须建立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机制，这种解决机制应当随着社会矛盾发展的特点而不断更新，才能有效、及时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综上所述问题及成因，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矛盾纠纷大排查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书刊、杂志、媒体等阵地对基层基础大排查的重要意义进行广泛宣传，大力营造基层基础大排查家喻户晓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排查力量深入到基层群众，让广大群众自发地、积极地、热情地参与到大排查当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里有矛盾、哪里有发案、哪里有隐患、哪里有犯罪——群众心理都有杆称。只有依靠群众的大力支持，大排查工作才能够顺利进行，才能够获得大量的信息，才能够更好的化解矛盾纠纷。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大走访、大下访活动，倾听群众呼声，分析群众诉求，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人员吸附在当地。
2.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及时准确排查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矛盾纠纷，是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全面掌握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矛盾纠纷的总体情况，完善预警预测分析机制，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苗头和隐患，尤其对可能引发重大治安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要高度警惕，及时列入排查调处工作日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坚决防止形成现实危害。要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把地区排查、系统排查和单位内部排查有机结合起来，全方位、多层面地深入开展调查摸排，切实把各种不安全、不稳定的矛盾和问题排查彻底。要认真抓好重点区域、重点群体和重点单位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组织工作组深入基层，通过走访群众、接待群众来访、召开群众代表会议和基层组织负责人会议等办法，逐村组、逐社区、逐单位进行摸排梳理，扩大排查的覆盖面，确保把已经发生和正在酝酿的矛盾纠纷一件一件搞清楚，不留盲点和死角。对于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问题隐患，要逐一进行登记建档，归类梳理，逐件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3.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民生，千方百计保障民生，切实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健全由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对于排查出来的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要实行领导包案、挂账督办，协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集中力量调处解决，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短期内难以彻底化解的矛盾纠纷，要积极主动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帮助群众解疑释惑、理顺情绪、排忧解难，同时要逐一落实措施，防止矛盾积累，防止矛盾激化。
4.充分利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要增强调解意识，坚持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主要手段，在集中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活动中进一步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增强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引导群众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消除分歧和隔阂，真正达到定分止争、息事宁人的目的。要坚持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和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教育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妥善解决矛盾纠纷。
5.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各地各部门要积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做到常抓不懈，及时总结基层典型经验做法，固化有效工作模式，进一步整合基层综治、维稳、调解、信访等方面的工作力量和社会资源，健全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着力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紧密协调配合、联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切实形成及时、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的长效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个平台的作用，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要努力推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为实现全面、动态、可持续的和谐稳定打牢基础。
6.正确处理好矛盾化解与稳定关系。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出路,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群众增收,并尽量缩小群体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存在的生存危机,避免因利益结构失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得关系，对一些可能引起社会震动的改革，一定要有保障和缓冲机制，以减少改革的阵痛和负效应。必须严格按照“区分性质、把握时机、严格依法、冷静稳妥”的基本要求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多做疏导、化解、劝阻工作；对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以及严重违法犯罪分子要坚决、果断、适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发展是主题，稳定是前提，没有和谐民主的优良环境，建设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就无从谈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了根基。因而，全力推进基层矛盾纠纷大排查活动，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安定是一项事关全局的政治工程、民心工程，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份责任、一份义务共同关心支持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让社会多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伍』 村（社区）级组织怎样做好群众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思考
“村官”虽然不大，却要“上管天下大事，下管鸡毛蒜皮”，每天都要遇到专许多矛盾纠纷。因此.调处矛属盾纠纷是村干部一项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如何处理家庭纠纷典型案例:清官难断家务事。调解村民的家务问题是一件老大难的事，但王庄村的民调主任靳开远不怕。村民王某有三个儿子.因分家不均，父子关系闹任，家庭不和，大儿子甚至拒不‘养老人。亲戚朋友多次出面协调.均无果而终。无奈之下，王某愤然表示要去法院状告大儿子.讨个公道。靳开远听说后，立即赶到王家详细了解情况。经过几天的努力，他做通了王某和三个儿子的思想工作，达成了重新分家的共识。紧接着.靳开远帮忙将王家的所有财产进行详细登记，合理搭配，然后抽签决定归属，同时敦促三个儿子立下.养老人的字据.由村委会盖章证明。分好家后，王家父子和好如初。农村习俗，分家一般要有娘舅在场作证。邻居们都夸道:“靳开远真是个好‘娘舅’呀!”操作要点:在王家人行将闹到法庭之时，靳开远适时出场调解，在王家父子之间苦口婆心劝说，感动了王家人。在调处矛盾时他全程跟踪服务，帮助王家人分家，充当“娘舅”的角色，用“抓阉”这个最为公正的方式分配财产，主持了公道。同时..
『陆』 关于如何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思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明了方向，要求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下面，笔者就如何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作一些探讨。 在新的形势下，面对经济、社会、政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不断变化，探索如何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途径和怎样提高矛盾纠纷调处化解能力，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突出问题的迫切要求，如何有效化解层出不穷的矛盾纠纷，这是摆在我们党政领导面前的重大课题。最有效的途经就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制度，创新长效机制，充分发挥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整合各方面力量，综合运用经济、教育、行政、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调整利益关系，努力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要加强领导，健全制度，创新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长效机制 （一）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维护社会稳定领导责任制，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加强防范工作责任落实。严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制，严格执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十项制度》，建立受理登记、按期办结报告制度，力求做到早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调处、早解决，防治漏调失控，造成矛盾激化。 （二）全力做好边界稳定工作。要牢固树立边界稳则全乡稳，边界安则全乡安的思想，着重实行周边关系联谊、工作联动、情报联通、矛盾纠纷联调、治安联防、文化联办、责任联究等七大工作机制，依法妥善调处涉及边界及其它生产生活的矛盾纠纷，确保边界和谐稳定。 （三）建好六项工作制度。一是要建立定期研究制度。对今后涉及到边界、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社会稳定、草原土地水事、邻里团结、家庭矛盾纠纷、农牧民打工工资拖欠等方面影响乡村稳定的问题都要进行预测分析，研究防范措施，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二是要建立定期排查和挂牌督办制度。村级要坚持每月、乡级要每季度召开一次治安形势分析暨重点矛盾纠纷交办会，对排查出来的重大矛盾纠纷实行层层挂牌督办。三是要建立公开接访制度。乡村每周确定一名领导实行公开接访，公开接待来访群众、受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从而形成上下畅通的信访渠道。四是要建立民情访视和信息报告制度。村干部、驻村干部和综治信息员通过走村入户，及时发现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以民情报告单的形式逐级上报，设立台帐，挂牌销号。五是要建立联动调处制度。对涉及重大矛盾纠纷整合力量进行调处，形成联防联调联动的大调处机制。六是要建立责任查究制度。对矛盾纠纷突出、排查调处不利、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查究责任。 （四）创新化解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依托便民服务代理中心（室、点）、建立乡综治中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片综治室和村矛盾纠纷调解室，构建乡综治中心（综治、司法、派出所、计生站、国土资源所、民政、社保、安检等）片综治室(便民服务代理室)村委会调解委员会（调解室）的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形成矛盾联调、治安联防、警务联动、问题联治、平安联创的大综治工作格局。前提是要制定完善好《便民服务代理中心（室、点）、工作规范》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联动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严格落实好信访工作首办（问）责任制、四定三包(定领导、定措施、定时间、定责任，包调查、包处理、包稳定)责任制和五个一（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要求，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村、到单位和人，明确包案领导，落实专人负责，认真办理，切实抓好协调落实，真正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二、要整体联动，规范运作，努力搭建人民调解工作的平台 （一）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我国基层解决人民内部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及时发现纠纷, 迅速解决争端、防止矛盾激化, 预防减少犯罪，法制宣传教育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所以，要建立以乡调委会为纽带，以村调委会为基础，以便民服务代理中心（室、点）为依托，上下贯通、左右衔接、统一指挥、密切配合的立体防范调处体系。通过整合各种力量资源，形成党政统一领导，综治牵头协调、各级组织积极配合、综治中心具体运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贯穿、相互渗透。遇到纠纷时，既是调解员又是司法宣传员，群众容易接受，同时签署的调解协议也具有法律效力。 （二）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的法律、法规和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能力。在调解过程中，坚持情理法多管齐下：以法服人、以情动人；向当事人解释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结合纠纷的情况，阐明道理，促使当事人相互理解，从多角度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使得大量的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在依法调解中得到解决；矛盾争议在和风细雨调解中得到化解；民间恩怨在耐心细致调解中得到和解，这些成为解决信访问题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 三、要把握原则，注意方法，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1、深刻认识矛盾纠纷，做到三个弄清 。一要弄清矛盾纠纷的态势。即弄清矛盾纠纷的新老大小、个体群体、涉及范围、轻重缓急、风险程度等。二要弄清矛盾纠纷的成因。即弄清矛盾纠纷由何而起，是决策失当、政策欠帐、处事不公、工作不细，还是执法违法、司法不公、贪污腐败等。三要弄清矛盾纠纷的性质。即弄清矛盾纠纷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权力的诉求，是当事人合理或不合理诉求自主善意的表达还是受制于人的非法表达，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非人民内部矛盾等。弄清这些，是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提和基础。要做到三个弄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深刻剖析内因，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矛盾纠纷的诱因、成因，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全部呈现出来。唯有这样，才能心中有数，掌控大局，因势利导。 2、主动直面矛盾纠纷，做到三个应对 。一要笑脸应对矛盾纠纷。心态决定成败。怨天忧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常常坏事。对矛盾纠纷，既不能小视，也不能害怕，更不能回避，应视矛盾纠纷为考验、为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和文明进步的积极因素，以良好的心态、战胜的信念去迎接。二要适时应对矛盾纠纷。识时务者为俊杰。俊杰必然尊重事务发展的规律，研究矛盾运动的过程，根据矛盾纠纷发生、发展、变化、激化的情况，恰到好处地作出什么时候出手、由谁出手处置的决策。三要有备应对矛盾纠纷。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化解矛盾纠纷也不例外。化解矛盾纠纷，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坏处着想，好处努力，既要研究合理诉求的解决办法取信于人，又要制定不同时期、场合事态发展的处置预案，作到有备无患。 3、对号化解矛盾纠纷，做到三个不得 。一要上下对号不得越级。坚持分级负责的原则，强化层级管理意识，处理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上级组织和领导要相信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尊重基层的意见、发挥基层的作用，既不能撒不管又不能管得太细，更不能见风是雨、动则训斥；特别是对那些越级无理或恶意的诉求不能随意作出一些模疑两可的批示，否则会挫伤基层同志的积极性，使其要么不履职尽责、过分依赖上级，要么无所适从或产生逆反情绪。同时，对那些属政策法规层面、突破管辖范围，下级无力化解的矛盾纠纷，如涉军群体的问题、库区移民的问题等，上级应抓紧研究解决办法，不能拖，更不能一推了之。二要分类对号不得错位。坚持分类管理的原则，强化系统管理意识，处理好条块之间的关系。凡是条条发生的矛盾纠纷，属地党委政府应责成职能部门切实负起责任，督促指导在系统内设法解决。条条犯病块块吃药，矛盾纠纷是化解不了的。三要权责对号不得包办。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权责对等意识，处理好纵横交织的关系。矛盾纠纷往往上下关联、条块交错，指望哪一家发挥作用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必须统一协调、整合资源、上下联动、条块联动，法定职能职责的牵头单位应主动作为，党委政法委在牵头协调政法各家化解涉法涉诉矛盾纠纷中更应首先作出表率。 4、多法和解矛盾纠纷，做到三调结合。 一要加强人民调解。人民调解是最便捷、最廉价、最有效的调解。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化解矛盾纠纷的全过程。要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做到一般矛盾纠纷不出村组、社区。要选准用好人民调解员，把威信高、口才好、群众信得过的人吸收进调解队伍，尤其要注意发挥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作用。二要加强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实践执政为民的有效途径，而且有资源、有平台、有必要。要强化行政调解的意识，强化行政调解的责任，强化行政调解的绩效引导，着力培养一批懂政策、通民心、会做群众工作的高素质的公务人员。三要加强司法调解。司法调解是司法为民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减轻诉累，减少对抗，增加理解，提高民事责任的履行能力；有利于促进人民内部的团结，维护家庭以及邻里周边的和睦稳定；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政法机关要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从根本上扭转重判决轻调解的习惯做法，自觉做到先调后判、调判结合，力求案结事了。同时，还要注重三大调解、仲裁调解的对接联动，确保调解工作的规范、有序、高效运行。只要我们能够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尽职尽责，以心换心讲情理，深入浅出讲道理，义正严辞讲法理，一视同仁讲公平，把解决思想情绪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纠纷。 5、源头治理矛盾纠纷，做到三制联动 。一要推行矛盾纠纷预警制。坚持矛盾纠纷的三项排查研判制度，即自下而上、条块联动、一月一次的定期排查研判制度，敏感期、特别防护期、重大节会活动等重点时段前的集中排查研判制度，针对群众性事件隐患、苗头以及发生过群体事件可能出现反复的矛盾纠纷问题的专项排查研判制度，将每一起矛盾纠纷的问题诱因、人员规模、牵头人物、事态变化、事发地区、涉及部门、调处情况等记录在案，按照一个问题、一个领导、一个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要求，分级纳入预警处警台帐管理，逐一督办销号。建立健全应急处理机制，畅通信息渠道，及时发现和收集内幕性、预警性信息，及时调整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立足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之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形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不良导向。二要推行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按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要求，在重视决策的可行性论证的同时进行不可行性论证，在出台解决矛盾纠纷对策的同时防止引发新的矛盾纠纷，建立预防激情决策、盲目决策尤其是损害群众利益决策的工作规则，把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稳定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落实到行政决策的全过程，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三要推行引发矛盾纠纷责任追究制。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所付出的代价，既要算行政成本帐、经济损失帐，又要算政治、社会负面影响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