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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广告得利者免责

发布时间:2021-07-12 08:29:38

❶ 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为非给付不当得利之最重要类别,由德国判例所创,主要用于因自己之行为使他人蒙受损失,获得不当利益之均衡。然而,如何判断此处的“不当”利益,在法律上如何适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不无疑问。本文拟就权益侵害不当得的利理论基础,构成要件及其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作一简单的探讨。关键词: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nbs……依照不当得利的类型化理论〔1〕,将不当得利区分为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两个类型,而在非给付不当得利中,又以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为其最重要之类别,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创立,一方面扩大了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范围和规范功能,为不当得利制度带来了一次新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日益飞速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侵害日益增多的今天,更显其意义。问题在于如何建立此类不当得利的理论架构,并据以提出可操作的法律技术,保持其与法律体系中其它制度的协调。这显然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因其涉及权益保护范围,并与社会经济制度密切相关。

一、权益侵害与不当得利设例:甲与乙是挚友,甲外出经商,将其祖传的一钻石项链寄存于乙处,委托乙代为保管,待其经商完毕,即行取回。殊不知,在甲外出经商期间,乙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乙之子丙在乙去世后,清理遗物时,发现此项链,大喜,随后将项链出卖于善意之丁,即刻交付,取得价金若干。在该案例中,因丁善意,取得该项链之所有权,丙无权处分他人之物,构成对他人权益的侵害,甲得向丙提起请求。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甲向丙提起请求,其请求权基础为何?本文认为应区分不同情形予以探讨:(1)丙不知也不应该知道该项链并非其父乙所有,即丙在出卖该项链时出于善意,不具有故意也没有过失。依照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故意或过失是其必具要件之一,也就是侵害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在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因而甲不能依侵权行为向丙提起损害赔偿。但是此时甲的权利应如何得到救济?在这里,丙系无权处分他人之物,丁善意取得该物之所有权,丙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价金利益,符合不当得利的要件,因而甲依不当得利向丙提起请求,应无问题。(2)丙明知或因过失而不知该项链并非其父乙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因丙明知或因过失不知该项链并非其父所有,而将其出卖于丁,丙在主观上有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依照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丙的行为构成侵权,甲当可向丙依侵权行为提起请求。在此情形中,甲亦可向丙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因为丙无权处分甲的所有物,其所受价金利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即在此时发生侵权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权益侵害中,被害人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此处所成立的不当得利,即是非给付不当得利中的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也被称为侵害型不当得利,其主要适用于因受益人自己的行为而取得应归属于他人的利益,但也包括因第三人行为及法律规定等情形。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创立,加强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为当事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救济手段,对维护正当的社会生活秩序有重要的意义。

二、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理论基础与构成要件不当得利调整的是“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并致他人损害”的当事人间的关系,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如何判断?当事人间的利益,如何平衡?本文认为对此问题的解决尚需从其理论基础与构成要件角度着手。(一)理论基础因侵害所生之不当得利,即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为非给付不当得利最重要的类别,用于因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不正当利益之均衡。然而如何区分正当与不正当利益,颇具复杂性。在现今的社会中,常有以他人损失而获得利益,却属正当之利益,如市场中竞争行为。现代的市场经济秩序,基本上明确赞同通过正当竞争手段取得市场和利润,牺牲其他市场竞争者。当事人若违反竞争规则,获取市场和利润,则有可能构成不当得利法上的不正当利益。正当与不正当利益的区分,须确立一定的标准,以资判断,否则,将使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调整范围漫无目的,无限扩大,反将损伤不当得利制度之本身。关于不当得利的认定,目前主要有两种见解[1]:(1)违法性说,即认为侵害他人之所以构成不当得利,是由于其侵害行为具有不法性,违法即不当;(2)权益归属说,该说认为在法律上权益有一定的内容,专属于权利人,归其享有,违反法律秩序而取得专属于权利人利益的,即构成不当得利。依违法性说,当事人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须为违法行为,而权益归属说则不以侵害行为的违法性为要件。不当得利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受益人返还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的利益,而不在于得利的过程,或财产变动的违法性。因违法行为而获得利益的,通常不准其保有,但也常有明确的违法,而未必有不当得利之请求权的情形,如商业上的不正当竞争,一般情况下,受侵害人并无不当得利请求权。此外,有时侵害行为虽不具违法性,但难谓侵害人有保有利益的正当性。由此可见,违法性说并不足作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判断标准,因为其并不能涵盖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所有情形,而且有违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与目的。权益归属说不以得利过程或财货变动的违法性作为判断标准,而是以保有利益是否正当为标准,符合不当得利制度规范功能与目的,且能涵盖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所有情形,因而笔者赞同此说。〔2〕(二)构成要件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作为不当得利类别之一,在整体上必须符合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定,即“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并致他人损害”。但是,依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在构成要件上,又必然有自身特定的要求。1.因侵害他人权益而受益(1)“侵害”的含义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侵害”是否要求具有违法性,侵害人在主观上是否要有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如前所述,不当得利之规范目的在于取除侵害人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因此,侵害是否具有违法性,侵害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均非所问,于侵害不当得利,其侵害之“违法性”并非要件,而是偶然性特征。〔3〕(2)“权益“之理解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权益”作何解释,其范围如何,是否要求有一定限制,是否所有被侵害的“权益”,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可成立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如我们前文提到的不正当竞争,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文认为该权益应有一定之限制,其限制的标准应视被侵害之“权益”,有无专属内容而定。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亦认为,侵害型不当得利之本质,在于保护法律赋予特定人之财产,不当得利是否存在,应以其得利是否与他人之权的专属内容相冲突而定。〔1〕(3)受有利益“受有利益”,指财产之总额之增加,其财产总额有积极的增加,故为受有利益,其本应减少而未减少,为消极的增加,亦属受有利益。就具体实例而言,受益之主要情形有:(1)权利取得,包括所有权、抵押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权的取得;(2)法律所保护事实上地位的取得,如占有;(3)债务之免除,如他人清偿自己债务,而免自己之支出。在这里,取得了专属于他人的权益即为受有利益。在给付不当得利中,受有利益系指以某种特定的给付行为而取得个别具体利益,而非就受领人的整个财产状态抽象的加以计算,权益侵害不当中的“受有利益”,亦应依此原则加以判断。2、致他人损害(1)“致”他人损害不当得利的成立,须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损害,故一方受利益与他方受损害之间须具有特定的联系,以此确定不当得利的当事人,并适当限制不当得利的适用范围。关于一方受有利益,“致”他方损害,传统上不问不当得利的类型,均以因果关系作为判断基准,并有直接因果关系说,非直接因果关系说及相当因果关系说三种见解〔2〕。直接因果关系说认为所谓“致”他人损害,是指受利益与损害之间须有因果关系,即一方之收益与他方之受损,须互为因果,其因果关系须为直接的,至于其间的因果关系是否为直接,应以受益的原因事实与受损的原因事实是否同一为判断。非直接因果关系说认为,受利益,“致”他人损害,在解释上若无受利益之事实,则他人不致有损害结果的,即应认为有因果关系。不当得利制度的作用在基于公平之理念,而对于财产价值之不当的移动,加以调剂。故一方如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方损害时,则对于因果关系之有无,亦应基于公平理念,而依社会上一般观念决之。如损益之间有第三人行为之介入,若该财产之移转,依社会观念上认为不当时,即应适用不当得利,使之返还。相当因果关系说,此说将侵权行为法上的概念借用到这里用以判断收益与受损之间的联系。上述三说均不区分不当得利之类型,而对不当得利上的“收益与受损之间关联”作统一的判断,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出现后,有学者主张,对于不当得利上“受益与受损之间关联”不能做统一的判断,而应对不同的类型给以不同的判断标准。〔3〕笔者赞同此见解,在不当得利法上,一方受益,致他方受损害,是否无法律上的原因,与各个法律领域均有关联,因此如若不问不当得利类型,而对其“受益与受损之关联”均作统一判断,是不可想像的,也是困难的。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应该如何判断,对于此问题,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认为,除了因其他方式而受益外,在侵害不当得利中,只要有财产上损益之因果关系,不须有财产上损益之“直接因果关系”,亦即使用他人之物者,原则上应对所有人为其使用价值之补偿,纵然有三角关系直介入,亦所不问。〔4〕(2)“损害”之含义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功能在于填补损害。损害,是指权益受侵害时所受的损失,损害事实发生前的状况,与损害事实发生后的情形,两相比较,被害人所受之损失,即为损害。在财产损害,其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所失利益,必须依通常之情形,或依一定之计划、设备或其他特别情事可得预期者为限。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损害”之含义为何,是否与损害赔偿法上之“损害”含义相同。我们知道损害赔偿法的而不当得利之基本功能,非在于填补损害,而是在于使受益人返还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不当得利和损害赔偿基本功能既有不同,不当得利法上的“损害”之含义自应不同于侵权法中“损害”之含义,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说,所谓致他人“损害”,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亦有不同[1]。在这里,可以认为,凡侵害应归属于他人权益而受有利益,即当然致他人“损害”,不以请求人受有积极损害及消极损害为必要。3.无法律上的原因如前所述,权益有一定的利益内容,专属于权利人,归其享有,违反法秩序所定权益归属而取得其利益的,乃侵害他人权益归属范畴,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成立不当得利,可见,这里“无法律上的原因”主要指侵害人违反了法律对特定权益归属的分配,违反此种“归属的分配”即为无法律上的原因。

三、权害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行为请求权的竞合不当得利在于使受领人返还其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就构成要件而言,不以受益人在行为上有违法性,也不要求其在主观上有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旨在填补因不法侵害所造成的损害,就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而言,首先,行为人在主观上要有故意或过失,其次,其行为要有不法性,最后,被害人必须受有损害,其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由此可见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都有其各自的成立要件和规范功能,是两类不同的请求权。但是需要讨论的是,在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形中,当其既构成不当得利,又构成侵权时,该如何处理?我国学者通说认为,应适用请求权竞合。〔2〕民法上的请求权竞合,一般是指同一行为事实在同一当事人间,同时符合两种以上法律要件,并发生以同一给付内容为目的多个请求权的状态。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所说:“依同一的法律事实,于同一当事人间具备两个以上之法律要件,成立有同一目的之两个以上请求权之状态,谓之称请求权之并存或竞合。”[3]它不同于规范竞合或法条竞合。“一个法律事实,依两个以上之法规成立请求权之原因,其一方之法规对于他方之法规不在与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关系,或者虽有如此之关系,而其社会现象非可全由特别法规包括之者,兹成立有同一目的的两个以上之请求权,而生请求权之竞合。反之,一个事实关系虽依一个以上之法规,可认为请求权成立之原因,其中一法规对于他法规,在于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关系,系一法规排斥他法规之适用者,谓之法条竞合或法规竞合,惟依特别法规,成立请求,不发生请求权并存之问题。"〔4〕请求权竞合也不同于请求权聚合,请求权聚合是指同一事实,或者基本上属于同一事实的情况可以根据不同的法律规定而产生不同的请求权,这些请求权是针对不同的给付的,而且都有效。在请求权产生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应怎样行使请求权?史尚宽先生认为,债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故于请求权竞合,一请求权因目的达到而消灭,他请求权亦因目的达到而消灭,反之,就一请求权之成立,存有障碍,或一请求权因目的达到以外之原因而消灭时,则他请求权仍然存在。另外,请求权虽因他请求权目的之达到,同时满足其目的而消灭,但如一方之请求权较他方之请求权范围为广,其未能满足之部分仍不妨继续存在。〔1〕对此,我国大陆学者也有类似的见解,他们认为,由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行为请求权在目的、构成要件、责任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不适宜将两项请求权同时行使,而且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不当得利与侵权责任互相排斥,不能并立的,如果将二者并立,将会混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和请求权,而且在具体处理上,会不适当的加重行为人的责任,甚至有可能使受害人获得不当得利,所以通常的做法,从保护当事人利益出发,尊重当事人个人的意愿,允许受害人就两请求权进行选择,但当其选择并开始实现一项请求权时,意味着放弃了另一请求权。〔2〕可见,在请求权竞合情形中,同一生活事实可以被纳入不同的作为请求权基础的规范,而这些根据不同的规范成立的请求权在内容上则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存在着多个,但相互独立的请求权,它们在内容上完全相同或重叠,也就是说,请求权竞合的所有请求权是针对同一给付的,而对这个给付只能请求一次。如果其中一请求权的到了履行,由于它和其他请求权在内容上是重叠的,则其他请求权随之消灭。〔1〕不当得利,向有统一说与非统一说两种对立的见解。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是建立在非统一说基础之上,该理论目前在德国与台湾已占据通说地位。(参见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以下。)非统一说使不当得利发展成为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相当明确的成熟的法律制度,使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较为简单,而易于掌握与其他制度之关联。但是,亦有学者认为,非统一说,由于过度概念发展的结果,也使其步向概念法学的巢臼,而忽略法律制度所欲追求的价值。但是在法学尚处发展的我国,概念的发展常为当务之急。(参见陈自强:《双务契约之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载《政大法学评论》,第五十四期,第213页。)因此本文以非统一说作为立论基础进行论述。

❷ 最高院新发布的《网络侵权司法解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您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发布,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搜索不及时屏蔽难逃追责。为了最大限度规避法律责任,“避风港”规则应该是网络等网络服务提供者最常且最爱引用的规则。以搜索为例,在很多纠纷中,网络都声称对使用搜索技术自动形成的搜索结果不承担责任。根据最高院最新发布的《规定》,网络等搜索平台想要继续凭此免责就没那么容易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但在实践中,网络等搜索平台屏蔽或断开链接是否“及时”,却很难拿捏。对此,最高院《规定》第6条指出,是否“及时”当根据网络服务的性质、有效通知的形式和准确程度,网络信息侵害权益的类型和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

对于网络等搜索平台,只要收到被侵权人上述通知,即应对相关内容或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或断开链接。换句话说,网络等搜索平台只需对申请删帖的申请进行形式审核,符合“有效通知”要求就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此外,对于恶意删帖,《规定》也做了制度安排,恶意申请删帖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最高院《规定》第7条指出,因通知人的通知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错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被采取措施的网络用户可请求通知人承担侵权责任。

其次,用户侵权网站也会当被告

在过往很多诉讼或纠纷中,网站对于其注册用户或其他类型用户的发帖行为均主张不承担责任。具体到个案中,很多被侵权人因为无法确定注册用户的身份信息,使得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维护。根据最高院《规定》第3条指出,被侵权人起诉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❸ 侵权之债与不当得利之债的区别是什么

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在侵犯他人绝对权、支配权时因具有主观过错或者因法律规定所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侵权人对被侵权人即负有侵权之债。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或者合同上的根据,使自己获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损失。收益人对受损一方即负有不当得利之债。
二者的区别在于:
1.发生的原因不同。侵权之债只能因侵权行为发生,不当得利之债既可能因侵权行为发生,也可能因其他原因而发生。前者例如,甲擅自使用乙家的墙壁打广告,得利若干,甲侵犯了乙对墙的所有权,同时甲所得利益为不当得利。后者例如,甲和乙签订买卖合同,甲给付货款后,买卖合同因乙是未成年人而无效,那么乙得到的货款为不当得利。
从上我们可见,不当得利之债有时会与侵权之债竞合,此时,学界有不同说法。从属说认为,不当得利为兜底条款,有侵权之债可以适用时,不适用不当得利。独立说认为,不当得利与侵权之债相对独立,竞合时当事人可以择一主张。我支持独立说。
2.救济手段不同。侵权之债的救济手段,包括物上请求权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不当得利一般只有利益返还请求权,只有在受益人恶意,且其所得全部利益小于本人所受全部损失时,本人才能就其间的差额部分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3.构成不同。侵权之债的形成,一般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而不当得利之债的形成则对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没有要求。

❹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应如何处理

问题的提出不法行为人的同一行为既符合侵权行为法的有关侵权责任之构成要件,又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违约责任之构成要件,产生侵权民事责任与违约民事责任相互冲突的现象。由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法官面对当事人的不同诉讼请求应如何处理?魏律师点评在因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乘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所涉及到的民事法律关系有以下几种:其一,因租乘出租车所产生的出租客运合同法律关系。在此法律关系中,作为出租承运人,其合同的主要义务是将乘客安全运抵目的地,因此,承运人如不能将乘客安全运抵目的地,依法不能确定免责的,即是违反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承运人因此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于此点,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认定的。据此,乘客对出租车主享有实体上的请求权,也就对出租车主享有了程序上的诉权。其二,乘客因租乘出租车,在出租车运行中,出租车被其他车辆所撞,其他车辆与出租汽车公司均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双方之间产生人身伤害侵权赔偿法律关系,其他车辆和出租汽车公司作为侵权一方负有赔偿受害方人身损害的义务。据此,乘客对两侵权行为人享有实体上的请求权,也就是对其他车辆的车主有了程序上的诉权,乘客是可以起诉其他车辆的车主和出租汽车公司的。乘客同时享有违约赔偿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赔偿是为了填补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受害人不能获得超过其损失的赔偿,这是赔偿责任的目的和功能所在。因此,受害人因同一事件受到损害而产生对不同法律关系的义务人的实体请求权,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请求权行使。

❺ 我有一个法律问题,能解答一下么

如果你与对方商谈的身份是以个人,不是以商事主体进行的话,没有合法有效的协议,该笔账款非法部分,可以完全不用还,以拿到手的具体数额为限。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所为合同是可撤销的。当然行使可撤销权的方式是起诉。

就目前你这种状况来看,基本上是陷于了一种困境。如果想从困境中解脱,最好的办法是起诉。起诉对你来说是成本最低也是权益保障对你最有利的手段。因为有些非法债务关系,最怕的是见光,见光即死的现象很多。尤其是有些势力所控的不合法的民间债权债务关系,更是国家打击的重点。

从您的表述可知,您是在做生意。说明你们之间是商事主体之间的借贷关系。这种关系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要件。如果你的钱并没有用在购房上,而是用在其他事上,说明合同内容不真实,合同目的是空洞的,这也是主张协议可撤销的一重要原因。从您的表述可知,一直以被迫来形容你们之间的签约过程。但如果没有相关的证据表明是受迫使的,一般很难主张因胁迫原因产生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瑕疵,也难以一并主张撤销。

质押的客体只能是不动产。您说的房子应当是抵押,不应该是质押。在法律上,房屋是不动产,只能抵押,不能质押。流押(质)条款是无效条款。这里的流押(质)条款通俗的讲,就是在协议中说明,如果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话,以所涉抵押或者质押物抵债的条款是无效的。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为了规避处于弱势地位的出质出押人的基本权益不受侵害。

在房屋抵押问题上,您所说的质押是不对的。抵押合同成立不代表抵押权成立。以不动产抵押的,应当以产权管理部门登记为生效条件。只有登记的不动产抵押权才是有效的,只有合同,没有办理登记,抵押权没有,也就是说对方并没有取得抵押物的抵押权。这是就不动产权作抵押的登记生效意义所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房屋做抵押登记的话,抵押合同是无效的。如果房子产权在你名下,你大可不必担心抵押的问题。因为他们抵押权根本就没有取得。

第一份购房协议与第二份购房协议:从您的表述可以知道,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两份协议的当事人主体是一致的,重新所签的第二份在数额上明显高于第一份。说明您所欠款从二十万已经涨至四十万。从这里可以知道,您这笔账上的交易数字其实就是这个明合同掩盖下的实际贷款数额。

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只有租赁合同是有效的。当然如果你能证明是胁迫所为,同样也可以主张撤销。

真要主张权利的话,尽量别找当地律师。这是建议,也是忠告。因为地方的势力盘根错节,未必对你有利,有甚者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坑。

希望对您有用。不走极端,但也不能任由宰割,任其肆意妄为。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忧天的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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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侵权责任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关系

二、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有的学者认为,各种债权的请求权在同一案件中同时并存或发生冲突时,应该确定各项请求权在行使上的先后顺序,以形成一种体系的概念,并“可以避免遗漏,以确实维护当事人利益,因为各个请求权之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举证责任及时效多有不同,主张何者,关系至矩”。(15)虽然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在多种场合会发生竞合的情形,但毕竟他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事责任。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本功能方面
我国《民法通则》设立民事责任制度,目的就是要通过使违法方承担民事责任,使受害方受到侵犯的民事权利得到恢复或补偿,从而有效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就不当得利返还责任而言,其最初产生于衡平思想,(16)目的在于恢复因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不当变动而被破坏了的社会公平。其基本功能在于“取去”受益人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领的利益(德文为Abschoepfungsfunktion) ,所谓“受领的利益”,抽象而言,即指财产总额的增加,包括财产总额积极的增加和消极的增加两种情况。就具体事例而言,财产的积极增加表现为:1.财产权利的取得。如所有权,他物权知识产权及债权的取得等。2.财产权的扩张及其效力的加强。如因附合而使所有权的范围扩张。3.财产权利限制的消灭。如原来在财产上设定的抵押权,而后来抵押权消灭。4取得财产的占有,或因占有而受有利益。5.债务消灭。债务人债务的消灭,即为其财产的增加。财产的消极增加表现为:1.本应支出的费用而没有支出。2.本应负担的债务而后来不再负担或少承担。3.本应设定的权利限制而没有限制。而侵权行为责任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填补不法侵害他人权益所受的损害。“不法侵害他人权益”包括侵害他人人格权及财产权两个方面。
因二者的基本功能不同所以不当得利法之所谓一方受利益,致“他方受损害”(英文为at the expense of,德文为auf dessen Kosten)与侵权法上之“损害”(英文为damage,德文为schaden)应作不同的解释。前者之“损害”即是或相当于受益方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而后者之“损害”指受害方失去的利益和应得而未得到的利益(或称预期收益),在人格权受到侵犯时可以是精神损害赔偿金(台湾称之慰抚金)。总之,侵权行为责任兼有补偿与惩罚两种性质,而不当得利返还责任只具有补偿性质。

因不当得利制度之功能在于使受领人返还其无法律原因而受之利益,所以数人不应因其行为之共同而负连带责任,应仅各依其实际利得数额负返还责任。而侵权行为制度的功能在于填补被害人所受之损害,所以当这种损害是由于数人共同侵权行为所致时,数人共同成立侵权之债,负连带责任。
(二)构成要件方面
不当得利返还责任应具备两个条件:1.当事人须有财产损益的变动(德文为Vermoe-gensverschiebung)。即一方所受财产上的利益,必定是他方财产上所发生的损害,二者间有因果关系存在;2.财产损益的变动,必须是由于无法律上原因而导致的(德文为Maengel desRechtsgrundes fuer die Vermoegensverschiebung)。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2.行为人客观上给他人造成了损害;3.行为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与受害人所受“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
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侵权行为请求权的成立,须以行为人有主观(故意或过失)及客观(义务之违反)为构成要素;而不当得利因属于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故其请求权之成立,仅以损益变动无法律上之原因为要素,利得人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在所不问。再者,侵权责任的承担以具备民事责任能力为必要条件,而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不以具备民事责任能力为必要条件。
(三)归责原则方面
我国学者把《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归纳为过错责任原则、无过失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三项。(17)对于不当得利而言是以取消受益人取得的不当利益为目的,受益人取得不当利益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其归责原则仅以无过失责任原则为限。
(四)举证责任方面
由于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的构成,不以受益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为要件,所以受损人行使其请求权,不须对受益人的故意或过失负举证责任;而一般侵权行为责任则以过错为责任构成要件,所以受害人行使其请求权,应当对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负举证责任。
(五)责任内容方面
不当得利之债的内容为返还不当得利,具有纠正当事人之间不当的利益变动的作用。原则上受益人应将其所得原物返还受损人,若受益人就该项利益另有所得(如鸡生之蛋,金钱之利息),亦应一并返还。原物不能返还者,应当偿还原物价额。侵权行为之债的内容主要为赔偿损害,具有补偿受害人损失的作用。但因侵权行为包括对受害人人身或人格的侵害,故加害人的责任不以财产性责任为限,还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责任。

❼ 侵犯隐私权照片被人拿来做广告怎么办

照片被人拿来做广告,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二条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三条 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十四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第二十五条 损害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协商不一致的,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

❽ 高分!!!求《民法》题目解答!!!!

1、小王与饭店是合同关系。小王的义务是支付饭钱。饭店的义务是提供饭菜。
2、饭店无照看小王随身携带物品的义务。因为: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从这一条可以看出,附随义务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与保密义务。
从饭店与小王之间服务合同关系来看,依据交易习惯,若非当事人有特别之约定,饭店不负责保管客户的随身物品。
3、小王的损失是因为自己保管不善造成的,应该由小王承担损失。

❾ 代言食品广告的责任

明星代言食品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在贵山学术沙龙的发言稿】 发表时间:2009-5-13 14:58:00 阅读次数:147 所属分类:笔耕不辍&超越自己 主持人、各位老师、同学们,晚上好!今晚我们的议题是:明星代言食品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我这么随便一问,在座诸位大多都会回答要承担责任!诸位,谢谢你们,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要承担“责任”,但并非连带责任!</FONT></SPAN></SPAN></SPAN>立论一、我们着重强调:连带责任和责任(也或相应责任)的天壤之别:连带责任,从法律角度解释,就是和生产经营者同等的责任,责任大得没有界限,甚至可以定罪判刑。而相应责任,只是基于过错部分而承担的责任,无过错则无责任,有过错才有责任,责任多大,范围应该是明确的。二者的区别实在是太大了,连带责任这个紧箍(gu)咒,会紧到箍死人的。收了100万的代言费,大不了我退出100万,再赔200万行了吧,却硬要“连带”上千万上亿的责任,代言广告遭致倾家荡产,即便从感性角度而言,那么,诸位请告诉我,公平何在?正义何在?这明星我当不了,我也不敢当,换你们来吧。</p>立论二、是否要负责任,不是一个想当然的问题,必须要有法理支撑,即法理上的为什么?法理依据缺乏,而生搬硬套说法律就是那样规定了,也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说服不了人,就只能被认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我们的议题题设来看,明星应否负担责任,我们大体可以在民法范畴内寻找根据。侵权责任、违约责任、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公平责任,到底是何种责任?违约和无因管理我们不用多说,肯定是不合适的。那么,首先我们来分析不当得利: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益,致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之债强调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明星代言基于和厂商的代言合同,其获利是有法律上的原因的。而且,消费者不能以不当得利为由追究明星的责任,因为双方没有直接的行为联系,明星并未从消费者那里得到利益。</SPAN></FONT></p>其次,我们来看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是指行为人不法侵害社会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人身权利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侵权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侵害他人合法的民事权益,依法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行为。其特征首要就是行为人行为违法,明星代言不违法吧,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明星不得代言食品!那么,你可能会说代言虚假广告或不安全食品违法,是间接侵权,的确,但是,你是否考虑到明星也是虚假广告受害者呢?一个现实问题是,同是受害者,却还要承担连带责任,我们还有说理的地方么?再次,我们探讨一下,明星代言中明星和厂商能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么?从民法现行规定共同侵权的特征来看,主体是两个,但是他们没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过失,食品有害是厂商的责任,而非明星责任,他们不构成共同侵权。也就是,没有明星代言,该食品照样会对人们产生危害。既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却要承担同等的连带责任,是否可以理解为是立法者一厢情愿,故意加重明星责任呢?当然,出发点是好的,为了人们的健康安全,生命安全大于天,责任重于泰山。但是,我们不能把泰山般的连带责任压在明星的身上啊!压在生产经营者和监管者的身上,压对地方才行啊!一定要明星负责人的话,就只能是基于公平责任原则了。既然是公平责任,是最讲公平的,收100万代言费,退还100万,处罚100万,加倍处罚,也还算公平。但是,连带上千万上亿的责任,能是公平责任吗?那叫绝对不公平责任!如果,明星和厂商故意联手做虚假广告、有害食品代言,自然另当别论。但是,事实上,那样的事情是极其少见的,我们不能把明星想得那么坏。</SPAN></SPAN></FONT></p>最后,很关键,代言食品就一定应承担责任吗?非也,代言的食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不会危害人们的合法权益,自然就没有代言责任可言。所以,代言食品就承担连带责任的说法,不够精确。明确这点之后,我们再讨论代言的食品出现了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情形,问题才有意义。我们应该修正我们今晚的议题,明星代言有害食品应否承担连带责任!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也明确告诉我们,只是在“虚假广告”中“推荐”食品的 “组织和个人”,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而非一概要承担责任!如果不是代言虚假广告,也不是有害食品,连带责任从何说起呢?举个例子,成龙代言霸王洗发露的哪个广告,成龙是用过霸王的产品,也考察过霸王的配方、生产工艺等,如果代言以后,时隔半年,霸王不做真产品了,做假产品,他不会告诉成龙对吧?成龙作为明星,他该为霸王的假产品负责吗?换做你是成龙,你也会觉得冤,对吧?对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连带责任因果关系问题,也是相当滑稽的。首先,明星代言是假冒伪劣产品或者有害食品出现的原因吗?显然不是!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矛盾自然不可避免,厂商唯利是图,诚信缺失,不法经营是根本问题;而国家相关制度不健全,执法机构监管不力甚至监管缺位,也是不可回避的原因。众所周知,三鹿奶粉居然是国家免检产品,你说明星该连带责任还是国家监管部门该连带责任?正如导演冯小刚在某个场合一连用了四个反问句所追问的:“如果明星要承担连带责任,那电视台是否负责?新闻媒体是否负责?国家质检等部门是否能负连带责任?为什么单单明星来负连带责任?”作为明星,和我们一样是普通的人,根本不能够极其专业地、24小时全天候地蹲在厂商那里监督厂商的行为,这是客观的!现在,收了100万的代言费,连带了上千万上亿的责任,公平从何而来,正义从何而来?明星如何能够“连带”得起这个责任呢?让明星负担连带责任,似乎是弄错了对象,且过于苛刻了,而且,还会成为一些人堂而皇之推脱的借口,是本末倒置了。另外,我们买食品是因为我们自身需要充饥,明星代言食品并非我们买食品的原因,正如猪肉没有人代言,我们也会买猪肉,上街买猪肉就有可能买到注水猪肉病猪肉,这时候产生的损害,我们找哪个明星负责去呢?明星代言不是我们买食品的原因,我们需要食品才是根本原因,所以,消费者要有一双慧眼,要学会独立思考,学会鉴别真假伪劣,问题更能得到解决。作为人,我们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容易感性地考虑问题,追求形式的正义,是很正常的。所以,出现三鹿这样的毒奶粉厂商我们会异口同声地谴责,我们的社会正义不容侵犯!但是,作为法学院的学生,感性之余,我们更需要一些理性,形式正义的背后更应当有实质的正义,不可盲从民意。明星们或许没有尽到应尽的审慎责任,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但是,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们中国人是很讲伦理道德的,有一句经典的话叫做“冤有头,债有主”,明星不该被当做替罪羊。立论三、明星代言广告,只是广告的一个符号或者叫做广告元素。广告形式在现代千奇百怪,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的,立体广告、平面广告,有声广告、无声广告,诸如路边的广告牌,上面可能是明星的头像,也可能完全的是汉字,你能追究汉字的连带责任吗?不能,那你为何要追究明星的责任呢?同样,现在还出现了动画人物代言广告的,说句不公道的话,有本事,你追究动画人物的连带责任去啊。再者,一个现实是,如果我们立法禁止明星代言广告,假冒伪劣还是会有,有害食品还是会有,对吧!立论四、别跟我说这无厘头的法律规定,即是有法律规定,也不意味着就合理!</SPAN>我们今天讨论的更应该是合理性,是法理问题,而非规范问题。况且,法谚有云:恶法非法。成立的法律未必是合理的,无论内容还是结构。众所周知,因孙志刚案件而废止的《收容遣送办法》,就是内容极其不合理的恶法。就我们手中的《食品安全法》文本而言,其关于广告代言责任的第55条即“代言法律责任”显然应该放在第九章法律责任一章中更为合适。可见,立法并非完美无缺。立法无限扩大明星代言责任到“连带责任”,更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绝对是立法浅陋的表现!</SPAN></FONT></p>立论五、明星能否免责和能否追偿?我们追究明星的责任,最大的可能是基于公平责任原则,本来,谈到连带责任,这个方面也不能成立,正如我们前面的论证表明的一样,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现在,我们还是退一步,因为明星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面前,势必得做一些牺牲。那么,有牺牲作出,也得给明星们一个合理的救济渠道吧。在民法法理之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免责事由上,如果民事侵权责任是因为外来原因,也即第三人的原因或者受害人自身的原因引起的,那么,行为人可以免责。在明星代言问题上,消费者的损害是因为“第三人”也即生产者的原因而造成的,生产者无可争议要负责任,其责任不可推卸,明星当然应该免责!即是是部分免责也可以,毕竟,免责合理,负责不合理,负连带责任更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不合理!退一万步,明星即使负相应的责任,也就是部分责任,明星负责后,是否可以向生产经营者追偿?基于厂商和明星之间的合同违约行为,也即厂商违反代言合同,披着明星代言的外衣,干着制假售假的勾当,厂商行为不仅是一种违约行为,而且还可能是一种侵权行为,侵犯了明星的名誉权等。正如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因为负担产品质量责任后可以相互追偿一样,也应该给明星一个说理的地方,保障明星的权利,不能让明星成冤大头啊!既然可以追偿,最终责任者就该归结到厂商一方,明星实质上也就没有责任。</SPAN></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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