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事责任主要包括哪些
(一)合同责任、侵权责任与其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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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责任发生根据的不同，民事责任可以分为合同责任、侵权责任与其他责任。合同责任是指因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合同附随义务或违反《合同法》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责任。侵权责任是指因侵犯他人的财产权益与人身权益而产生的责任。其他责任就是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之外的其他民事责任，如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产生的责任。
(二)财产责任与非财产责任
根据民事责任是否具有财产内容，民事责任可以分为财产责任与非财产责任。财产责任是指由民事违法行为人承担财产上的不利后果，使受害人得到财产上补偿的民事责任，如损害赔偿责任。非财产责任是指为防止或消除损害后果，使受损害的非财产权利得到恢复的民事责任，如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
(三)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
根据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范围，民事责任可以分为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无限责任是指责任人以自己的全部财产承担的责任，如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的责任，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债务的责任等。有限责任是指债务人以一定范内或一定数额的财产承担的民事责任，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物的担保，以特定物价值为限的有限责任;等等
(四)单方责任与双方责任
单方责任是指只有一方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责任，如合同履行中违约方对非违约方承担的违约责任，侵权中加害方对受害方承担的责任。双方责任是指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承担责任的形态。单方责任和双方责任形态，既可以是直接责任，也可以是替代责任。如果在侵权责任中加害人属于多数人，则可能形成连带责任、补充责任或按份责任。
(五)单独责任与共同责任
根据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数量的不同，民事责任可以分为单独责任与共同责任。单独责任是指由一个民事主体独立承担的民事责任，多数责任属于单独责任。共同责任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实施违法行为并且都有过错，从而共同对损害的发生承担的责任，如加害人为两个以上的人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
(六)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
在共同责任中还可以区分为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
(1)按份责任
按份责任是指多数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各自承担一定份额的民事责任。在按份责任中，债权人如果请求某一债务人清偿的份额超出了其应承担的份额，该债务人可以予以拒绝。如果法律没有规定或合同没有约定这种份额，则推定为均等的责任份额。
(2)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是指多数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连带地向权利人承担责任。如因违反连带债务或者共同实施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责任，各个责任人之间具有连带关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连带责任中，权利人有权要求责任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承担全部或部分的责任，责任人不得推脱。任何一个连带债务人对手债权人做出部分或全部清偿，都将导致责任的相应部分或全部消灭。民法上的连带责任主要有：(1)合伙人对合伙之债权人的责任;(2)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3)连带保证人之间的连带责任;(4)代理关系中发生的连带责任。
2. 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哪些
环境民事责任，是指单位或者个人因污染危害环境而侵害了公共财产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所应承担的民事方面的责任。
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与免责
1.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传统民事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主观上具有过错;行为具有违法性;发生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是环境民事责任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在其构成要件上有所不同。主观上的过错和行为的违法性不是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首先，关于过错，我国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都没有把故意或过失作为环境损害赔偿的要件。环境民事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的原因在于环境侵害行为本身创造社会财富有一定的正当性，追究其过错几乎不可能;另外，由排污者从营利中赔偿受害人的损失，符合公平原则。其次，关于行为的违法性，行为人即使达标排污，只要从事排污并发生了危害后果的，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不得以达标排放作为免除其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
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1)实施了致害行为;(2)发生了损害结果;(3)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2.环境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环境保护法规定，即使具备环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在三种情形下也免予承担环境民事责任。这三种情形是：(1)由不可抗力造成并且行为人及时采取合理措施。环境保护法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2)受害者自我致害。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3)第三者过错。污染损失由第三者责任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
3. 司法赔偿证明责任的最新规定是什么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在进行本文正文论述以前，有必要对举证责任的概念加以明确，说明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以避免不必要的歧义及误解。民事举证责任发展至今，已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既包含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也包含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所谓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大陆法系中被称为主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又称行为责任、提供证据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大陆法系中被称为客观的举证责任，是指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益诉讼后果，又称结果责任、证明责任。行为责任与民事诉讼的实际过程相契合，从当事人举证活动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举证责任，动态反映举证责任的诉讼内容。在民事诉讼中，只要当事人提出一定的主张，且主张的事实不属于免证事实，就要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行为责任是外在的、表象的，且是人们可以感知的。而结果责任则静态地反映举证责任的内容，原、被告在诉讼中所应主张的要件均由法律预先做出规定，在诉讼开始前即已安排完毕，不受诉讼实际进程的影响。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概念虽然产生于辩论主义诉讼模式主导的大陆法系国家，但由于在职权探知主义诉讼模式下进行的诉讼中也会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因此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诉讼模式并无必然联系。在任何民事诉讼中，不管当事人是否提供证据，以及提供的证据是否充分，也不管法院是否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只要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法院就需要依据举证责任做出裁判，将由此而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判归对该事实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是举证责任概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表和里、形式和内容、程序与实体、动态与静态的关系，“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当事人必须履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原因” ，因此只有结果责任才能真正反映举证责任概念的本质，是举证责任的实质性含义。
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家为禁止人民采用自力救济解决纠纷，作为代偿而设置的解决法律上的纠纷的制度。因此，法官有义务对提起的各类纠纷做出裁判，即使是案件事实因各种原因无法查清而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案件，法官也不能拒绝裁判。此种情况下，现代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借助举证责任规范做出判决，也因此有“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的法谚。形象的法谚道出了举证责任的重要。举证责任不仅体现在每一个诉讼之中、影响着诉讼结果，而且在诉讼开始之前它已经在指挥着人们的行为。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深受前苏联相关理论的影响，在对于举证责任的认识上，特别是对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甚至是从无到有的认识过程。前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举证责任概念，并不承认结果责任的存在，仅仅局限于提供证据责任，即行为责任。我国在继受该理论后，在举证责任方面也没有任何突破。另外，由于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非学术因素的介入及干扰，使得对该领域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禁区。直至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后，对于举证责任的研究才开始受到理论界、实务界的关注。但是，由于在诉讼认识论上强调追求绝对真实，否认诉讼中真伪不明现象的存在，在诉讼体制上坚持职权探知主义的诉讼模式，注重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此种条件下，连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必要性都被大大弱化，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就更无从谈起了。
作为对上述立法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在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同时，还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1991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第64条基本沿袭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的宗旨，只是对法院收集和调查证据的范围和条件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虽然该条通过将过去由法院负责全部证据收集调查的行为，一部分转移到了当事人身上，以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当事人提供证据行为与败诉责任之间的联系。但是新民诉法并没有对结果责任做出任何规定，它与试行民事诉讼法一样，从法律规定上排斥了结果责任的设定。
通常认为，1991年民诉法第64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是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笔者以为，将该条款确认为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存在理论上及逻辑上的缺陷。首先，该条款的内容仅仅涉及提供证据责任的部分内容，对于举证责任的本质内涵——结果责任未曾触及。其次，该条款规定以抽象的“主张”，而不是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性质或类别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违反了一条基本的诉讼规则：即决不容许让当事人对同一事物从正、反两个方面都承担证明责任。因此，这一规定缺乏逻辑性，对审判实践缺乏指导性，经不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
应该说，从立法上体现对于举证责任的全面认识，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的颁布与实施。《证据规则》对于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既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也明确了相对于该分配原则的例外规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同时作为上述两类规定的补充，赋予了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在法无明文规定时自由裁量分配举证责任的权利。
一、《证据规则》第二条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确立了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证据规则》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法律要件分类说，又称规范说，是由德国天才诉讼法学家罗森贝克提出来的举证责任分配理论。规范说主张以法规要件分类为出发点，并主要以法律条文的表意和构造为标准分析法律规定的原则和例外，以及基本规定与反对规定之间的关系。罗森贝克认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只有一条原理，即“对不适用某一法律规定就不能获得诉讼请求效果的当事人而言，其应当对该项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事实上为存在，承担主张和证明责任”。规范说将民事实体规范按对立关系分为两大类：一是权利发生规范，又称基本规范、请求权规范，指能够发生一定权利的法律规范。二是对立规范，罗森贝克又将对立规范分为三种：其一是权力妨碍规范，即在权利发生开始时，对权利的发生效果进行妨碍，使权利不能发生的法律规范。其二是权利消灭规范，指在权利发生之后，能使已经存在的权利归于消灭的法律规范。其三是权利限制规范，即在权利发生以后，准备行使之时，能对该权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该权利不能实现的法律规范。在对法律规范进行上述四种分类基础上，罗森贝克提出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即“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之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妨碍权利的法律要件、权利消灭的法律要件或权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之存在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规范说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基于我们现实生活中事实过程的复杂性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法律规范系统的复杂性，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坚守这样的信念，即必须信任所给予的现状的正确性和理智性，如果与现实的正确性和理智性作对，就必须证明现实的反面 。表现在诉讼中，也就是要承担举证责任。同时，从实体法的角度观察，规范说与进攻者原则，与对占有的保护，对权利安定的保护以及禁止私力救济是一致的。规范说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实现了诉讼武器均等、风险均分、机会均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阻止了累讼和阻碍司法的危险。由于该规则与每个人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的思想也相吻合，而这种自我负责的精神正是权利交换必不可少的，在符合实体法目的的同时，也符合诉讼的目的，具有诉讼威慑功能和诉讼预防功能，体现了证明接近、对证明手段的保护和避免消极性证明的思想 。
规范说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从产生至今，一直被奉为举证责任分配的通说。虽然对规范说的批判学说被不断提出，但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相关学说可以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规范说已经经历了相当时间的实践检验，属于人类法律文化的共同遗产。我国的法律体制深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因此，借鉴吸收规范说确立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我国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既定的法律秩序及立法模式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在制定法的每一个条文中对法律适用都明确举证责任的分担，这样做既不符合制定法的传统表现形式，也不具备可行性。同时，由于成文法系国家进行的诉讼均为法规出发型诉讼，注重裁判的统一性、法的安定性及可预测性，因此，确定一条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就具有了极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证据规则》借鉴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和学术界通说，依据规范说，在第二条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第二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由谁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二是指当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时的不利益诉讼后果由谁承担。体现在审判实务中，当遇有当事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不明，且在双方均不能予以证明的情况下，法官可据此迳行对该待证事实进行归类，从而确定应付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根据举证责任履行的效果，做出相应的裁决，将败诉的结果判给经举证责任分配之后产生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规定
规范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通说，历时几十年，其主导地位无可动摇。但由于该学说产生年代较早，作为近代民法的产物，不可避免的带有概念法学的弊病。首先，规范说独尊国家的成文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分类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排斥习惯法和判例；其次，规范说强调法律体系的逻辑自足性，认为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案件，均可依逻辑方法从民法典中获得解决，不承认法律有漏洞；再次，在民法解释上，规范说注重形式逻辑的操作，强调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排斥法官对具体案件的衡量；最后，规范说否认法官的能动作用，将法官视为适用法律的机械，只能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做三段论式的逻辑操作，遇有疑义时强调应探究立法者的意思 。
为了修正规范说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二十世纪又出现了若干举证责任分配的新学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危险领域说、损害归属说、盖然性说等。这些学说都是在自由法运动的旗帜下提出来的，是自由法运动学说在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中的变体。这些新学说的共同点在于，针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从维持法的妥当性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性依据。比如危险领域说，该学说认为，在一定的民事诉讼领域，应当以危险领域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以修正规范说的不足。所谓危险领域，是指加害方能够依据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方法进行实际控制的生活领域。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吸收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经验，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我国所制定的民事实体法习惯于对法律规范条款即法律要件事实作粗略、笼统的规定，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相比，较少考虑到实体法的诉讼功能，特别是举证功能，即在实体法上不能象当初罗森贝克在创立规范说时那样，从德国民事实体法条文中发现立法者预先设定的较为完备或较为系统的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这就需要我国在今后立法中提高立法技巧，对上述缺陷做出适时补救。
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虑，《证据规则》在第四至六条的规定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了具体规定。第四条规定了八种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担，第五条第一款确立了合同纠纷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第二、三款则对涉及合同履行及代理权争议的诉讼明确举证责任的分担。第六条主要明确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这三条规定的内容，根据与规范说确立的举证责任基本规则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规范说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基本规则的细化，最典型的是第五条第一款；另一类是根据其他举证责任分配学说所提出的实质性标准做出的与规范说相反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这一概念出自德国法，德语本意指“反方向行使”，其含义不是指“本来由此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转换给彼方当事人承担”，而是指“应由此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被免除，由彼方当事人对本来的证明责任对象从相反方向承担证明责任”。 《证据规则》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是相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表现的是法律适用的一般性与例外性的关系。
在《证据规则》颁布以前，我国学者及大多数教科书通常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是我国法律中对于举证责任的明确规定。该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这条规定从其字面表述上看，举证责任倒置的意图似乎非常明显，相关的司法解释及学理解释也将这一规定明确视为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但事实上，在这一规定出台时，我国并未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缺失的前提下，相对于该原则的例外是无从谈起的。撇开该条规定逻辑上存在的缺陷，由于文字表述上过于笼统，在具体内容上也存在一些不足。通常在侵权诉讼中，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侵权行为，2、侵权结果，3、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4、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若干意见》第74条规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否认的，被告应当举证。该条将被告的举证限定在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范围之内，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如果原告没有提出被告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事实或加害有过错时，有关这些方面的事实由哪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来证明呢？另外，侵权结果通常包括损失的物质形态和各类损失的程度，按照74条的规定，对于原告提出的侵权结果，被告否认的，被告需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是否应当对侵权的损害状况加以证明呢？实际上，要让被告来证明不存在损害是很困难的 。
《证据规则》完全摆脱了以前立法中存在的缺陷，首先确立了以规范说为依据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在此基础上，对规则适用的例外做出了具体规定。它不是象《若干意见》74条那样，笼统地规定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否认的，被告应当举证，而是不仅规定例外规则适用的诉讼类型，而且对应当证明的要件事实也予以明确规定。例如，《证据规则》第四条第（七）项规定，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证据规则》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规范的构成要件，应当由主张该请求权的受害人对该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项规定将针对该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加害人承担，属于典型的举证责任的倒置。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证据规则》第四条并不都是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条目的内容是对举证责任基本规则在特定诉讼类型中的细化。例如，该条第六项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免责事由属于权利妨碍规范的构成要件，根据规范说基本规则，在产品责任诉讼中，生产者要想否认受害人因使用缺陷产品遭受损害而向其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必须证明法定免责事由的存在。也就是说，对于免责事由这一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依据规范说确立的基本分配规则，原本就应当由生产者承担。因此，该项规定反映的并不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而是“正置”。
三、《证据规则》确认了在特定条件下，法官可以根据公平、诚信原则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
《证据规则》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它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成文法系的最显著的特点，即在于全部法律都以制定法的形式颁行于世。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使得制定法的漏洞在所难免。成文法系国家的法官被认为是法律的实施者，而不是创造者。法官将法治国家的制定法适用于已认定的事实，过程是，以假言命题的法为大前提，以法官认定的事实为小前提，按照三段式的演绎逻辑程序，得出作为归结命题的判决规范。日本诉讼法学家中村英郎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客观法的确证”。法官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按照法定的方法论对法律漏洞进行填补或者跨越法律漏洞从而改变某个规则。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非常复杂，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依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又无法确定举证责任负担的情形。《证据规则》第7条赋予了法官在此种情况下分配举证责任方面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前提条件是必须出现了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它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情况，此时，法官才可以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在没有穷尽现有法律规定以前，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行使自由裁量权是不具备合法性的。因此，本条规则的适用具有层次的效力性和使用前后顺序的排列性 。
4. 什么是证明责任
一、证明责任概说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
法院为作出裁判，首先应确定有关法律要件事实是否存在，然后才能适用相应的法律规范。但有的案件中，无论当事人如何举证，法院如何运用职权调查，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存在与否仍然无法得到证明，法院也不能拒绝作出裁判，法院在此时应当如何裁判的问题，就是通过证明责任及其分配制度来解决的。
所谓证明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通过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有利于自己的事实，避免因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而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必然有一方要承担由此而带来的不利后果，那么这一后果应当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证明责任分配所要解决的问题。证明责任分配的含义是：法院在诉讼中按照一定规范或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时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划分。由于受到英美法的影响，我国司法解释以及有些论著使用了“举证责任”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的术语，含义与“证明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分配”大致相同。
证明责任又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德国学者称之为“举证责任”，是指谁主张就应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主张对自己有利事实的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的责任，是一种诉讼义务，当事人必须履行。这一概念在我国证据法中，称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是指不尽举证证明的义务时应承担败诉的风险。我国证据法理论称之为“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二）理解证明责任应当注意的问题
1.证明责任既包括举证行为，也包括可能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这种后果只在作为裁判基础的主要事实真伪不明时才发生作用。客观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是由法律规范预先确定的，客观证明责任在诉讼中不存在原告被告之间相互转移问题。
2.真伪不明是证明责任发生的前提。如果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是确定的，就不会发生承担证明责任的后果。真伪不明是一种状态，是指因为当事人没有证据或者有证据但不能证明到使法官能够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状态。法官在无法确定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存在与否的时候，法官就要考虑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谁来承担因为该事实不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因此，证明责任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当事实真伪不明时指导法院如何作出裁判。
3.真伪不明的事实是指作为裁判依据的主要事实，不涉及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因为法院只要对主要事实的存在与否作出认定，就能够决定是否适用实体法规，进而作出裁判，就不会发生真伪不明的情形。
4.法院不是证明责任承担的主体，证明责任是对当事人的一种不利后果。而且，在针对单一诉讼请求时，证明责任还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而不可能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因为法院在真伪不明时，只能作出一种裁判，要不对原告不利，要不对被告不利，这种不利是无法由双方当事人分担或者共担的。
5.证明责任不同于主张责任。主张责任是指当事人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事实的责任。如果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就可能承担的不利后果。主张责任不是一种基于对某主要事实不能证明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主张责任的意义是，促使当事人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否则法院也就无法知道该事实存在，也就不能将该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从而导致没有主张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6.证明责任制度并不是鼓励法院使用证明责任制度下裁判，而是相反，它希望通过公平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促使当事人提出证据，充分汇集证据资料，使法院作出的裁判尽可能在案件事实得到查明的基础上，达到实体公正。总的说来，通过证明责任的只有部分案件面临待证事实无法确定时，需要按照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下裁判的问题，而多数案件是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的。
（三）确立证明责任制度的意义
1.有利于法院及时裁判。法院应依据审查核实的证 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并据以作出适当的判决，但有些案件的事实无论怎么审理也无法确定其是否存在。如果不能作出判决，就无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当发生特定法律效果所必要的待证事实存在与否无法认定时，只能假定其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产生或不产生相应法律效果的判决，这只能由客观的证明责任制度加以解决。
2.有利于调动诉讼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便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由于证明责任制度把举证责任与诉讼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未能被有效、充分的证据证实时，在诉讼结果上就会处于不利的位置，承担败诉的风险。这样，双方当事人为了使自己胜诉，就会积极地去调查、收集并主动提供证据，显然这对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是大有裨益的。
二、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
（一）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原有学说
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关于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古罗马的法学家们曾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原告有举证的义务。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不负证明责任，只有原告对他的主张负证明责任。原告不尽举证义务时，应为被告胜诉的裁判；若原告已尽举证义务时，被告须提出反证，推翻原告的举证。被告提出抗辩时，就该抗辩往往有举证的必要。二是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即主张积极事实的人有证明义务，主张消极事实的人不承担证明义务。罗马法学家就提出，各当事人应就各自所陈述的原因事实举证证明，原告就其起诉以及再抗辩的原因事实应举证证明，被告就其抗辩及再抗辩的事实应举证证明。
证明责任之所以受到古罗马法学家的重视，是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当作为裁判基础的重要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应当由哪一方当事人首先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在争议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而能以认定时，应判决哪一方当事人败诉。这些问题在任何社会的司法实践中都会遇到。近现代各国学者阐发了罗马法学家的观点，提出了许多证明责任学说，这些学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和新学说。
1.待证事实分类说
将待证事实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归纳形成待证事实分类说，其代表性的学说有：一是消极事实说。该学说把待证事实分为消极事实和积极事实，认为主张消极事实的人，就该事实不负证明责任。二是外界事实说。该说依据事实能否通过人的五官从外部加以观察，将待证事实区分为外界事实和内界事实。前者如被继承人的死亡，合同的订立与履行等，后者如侵权行为人的故意与过失等。该说认为外界事实易于证明，所以主张的人应负证明责任；主张内界事实的人，无法从外部直接感知，极难证明，所以主张的人不负证明责任。
2.法律要件分类说
法院要判断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时，必须先确定与该法律关系有关的各种法律事实，因为在成文法比较完备后，它常常确定了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根据这些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的范围。法律要件分类说着重考虑待证事实作为法律构成要件中的地位，依据实体法规定的要件事实的不同性质来确定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它与待证事实分类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以事实本身的内容与性质作为分担证明责任的标准，而是着眼于事实与实体法的关系，根据不同类型的事实在实体法上引起的不同效果来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其代表性的学说有：
一是特别要件说。该学说依实体法上的规定，将发生法律上效果（权利或法律关系）所必要的法律要件事实，分为特别要件事实及一般要件事实，并以此作为分担证明责任的标准。该学说认为，凡主张权利或其他法律上效果存在的人，应就其发生的特别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而一般要件的欠缺，则由对方负证明责任。凡主张已发生的权利或其他法律上的效果变更或消灭者，应就其变更或消灭的特别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一般要件欠缺则由对方负证明责任。该学说为德国学者韦伯所首创。二是规范说。规范说是在韦伯提出的学说基础上，由罗森贝克等学者提出、发展和完善的，逐渐成为德、日两国民事诉讼理论界影响最大、长期居支配地位的通说。该说认为民法的法律规范本身，已具有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因为立法者在立法时已将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在各法条中进行了考虑与安排；只需将全部民法的法条进行分析，不难直接发现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三是全备说。该说为德国学者莱昂哈德所创立。他也认为实体法中隐藏着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并在对法律规范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他认为引起权利发生的一切法律要件事实，都是产生权利所必须的，人为地将它们区分为一般要件事实与特别要件事实是错误的，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标准。莱昂哈德将法律规范区分为两大类：权利发生规范和权利消灭规范。罗森伯格的权利规范被归入权利发生规范，权利受制规范则被归入权利消灭规范。他认为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是：主张法律效果成立的当事人，就发生该法律效果所必须的法律要件的一切有关事实，应当负主张和举证的责任。因莱昂哈德将一般要件事实和特别要件事实都作为权利发生的要件事实，所以他的学说被称为“全备说”。
（二）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新学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原来的学说似乎不能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为此，有些学者对证明责任分配学说进行了修正。比如就损害赔偿诉讼来说，德国理论和实务界出现了三种学说：
1.危险领域说
危险领域指当事人于法律上或事实上能支配的生活领域范围。该学说依据待证事实属哪一方当事人控制的危险领域为标准，决定证明责任的分担。当损害发生的原因发生于加害人所控制的危险领域内的，被害人对加害人的故意过失不负证明责任。加害人要想免责，就必须对免责事由负证明责任。危险领域说影响的举证责任分配，其适用的事项，包括特定类型的契约，如保管型的运输契约、雇佣契约、承揽契约等。契约关系之外，特殊侵权行为责任主观要件的归责事由和客观要件的因果关系，都可以危险领域为其举证责任分配标准。
2.盖然性说
盖然性说主张依据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高低，以统计上的原则及例外情况为基础，适当地分配证明责任。根据生活经验和统计结果，对发生的盖然性高的事实，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不负证明责任，对方当事人应对没有发生该事实负证明责任。因为在事实不明而当事人又无法举证的情况下，法院认定发生盖然性高的事实远比认定发生盖然性低的事实能接近事实而避免误判。在证明责任分配的设计上，如果一方当事人主张发生盖然性较低的事实，那么就由他负责证明责任。
3.损害归属说
该学说是德国学者瓦伦·多尔夫于1970年提出的。他主张以实体法确定的责任归属或损害归属原则为分担证明责任的标准。即通过对实体法条文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出实体法关于某一问题的损害归责原则，然后由依实体法应承担责任的一方负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归属应当与实体法上的损害归属相一致，否则，实体法的立法宗旨就无法实现。他还认为，证明责任应依据公平正义这一最高的法律原则进行分配。
德国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新观点对日本民事诉讼产生了巨大影响。以石田穰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对法律要件分类说提出挑战，提出以利益考量说取代法律要件分类说。石田穰认为，证明责任分配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双方与证据距离的远近，应当由接近必要证据的一方对争议事实负证明责任；第二，举证的难易，即根据事实的性质确定举证难易，由易于举证的一方负担证明责任；第三，盖然性的高低，即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概然性较高者，主张者不负证明责任；第四，诚实信用原则，即法律虽然将证明责任归于一方当事人，但如果对方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有实施妨害举证等行为的，证明责任应转由妨害举证者负担。
无论是哪一种新学说，都涉及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考量，举证责任分配系以公平正义为最基本的价值准则。法律要件分类说是近代民法的公平正义观念相适应的，充满着法律形式主义的理想；而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举证责任分配新学说，却是为克服“规范说”的形式主义而提出来的，带有现代民法追求实质公正的价值取向。新学说关于举证责任分配标准都是实质性的，它们既希望为立法者提供实体性的价值指引，从而达成实体一般公正；也希望能为司法者处理案件时所考虑因素，从而促进个案公正。虽然德、日学者这些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新学说尽管对“规范说”提出了挑战，但“规范说”所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明确而具体，契合了成文法的思维观念；至今，“规范说”在德、日的民事司法实践中仍然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我国关于证明责任的立法规定
（一）我国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简言之，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虽然该规范过于含糊和笼统，没有明确以哪一种证明责任分配学说来指导司法实践，但由于司法实践中的职权主义因素，立法对法官调查证据和查明客观真实有严格的要求，很少出现根据证明责任分配下裁判的情形。进行审判改革后，法院强调当事人提出证据的义务，法官逐渐减少职权调查证据。但是，必须将促进当事人举证和不履行举证义务和承担败诉的风险联系起来。所以，需要根据理论或立法来分配当事人举证不能时谁承担败诉的风险。由于我国受成文法传统的影响较深，理论和实务界普遍赞同运用法律要件分类学说来处理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最高法院《民诉证据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规定和其他相关规定一起，明确了我国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来确定证明责任分配的思路。
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最高法院《民诉证据若干规定》第2条、第5条、第6条的规定，根据待证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合同、侵权等民事案件中一般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
1.合同纠纷诉讼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
2.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
3.一般侵权诉讼案件中，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人应当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产生的事实加以证明。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包括侵害事实、侵害行为与侵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具有违法性以及行为人的过错等。
4.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证明责任。
（二）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补充规则
最高法院《民诉证据若干规定》借鉴了“法律要件分类说”理论，同时也考虑了具体某些案件和特殊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性，作为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补充规则。包括证明责任分配的倒置、推定、证明妨碍等规则。
1.证明责任分配的倒置
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考虑其公平性。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或消费者的保护。例如，在大工业生产流通领域或危险领域发生的侵权事件中，原告主张的事实往往无法提出证据证明或难以证明，让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原告就无法获得赔偿救济。所以，当事人双方证明待证事实的难易、距离证据的远近以及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高低，在分配证明责任时都必须加以考虑。而证明责任分配的倒置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证明责任分配的倒置，是法律直接规定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者不负担证明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对方当事人在不能履行证明义务时，将承担败诉的后果。证明责任倒置必须有法律的规定，在诉讼中法官不可以任意倒置证明责任分配。根据我国的法律和最高法院《民诉证据若干规定》第4条等司法解释，一般认为，下列情形属于证明责任倒置：
第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第三，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第四，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第五，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上述关于证明责任分配倒置的规定，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证明责任分配的倒置并非将原告主张的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全部转给被告，而是将加害人的过错或者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予以倒置。未被倒置的事实仍然由受害人加以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医疗机构必须同时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这两个要件事实，方可免责。
第二，证明责任分配的倒置，是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补充。在我国，证明责任分配倒置的说法，是指主张有利于己的事实者不承担证明责任，实体法或者程序法明确规定转由对方当事人承担，它是针对主张有利于己的事实者应当承担证明责任而言的。
第三，我国证明责任分配倒置的说法，即涵盖了实体法上的无过错规则，也涵盖了推定过错的情形。证明责任倒置要求被告证明自己无过错的，对应于实体法中的过错推定；证明责任倒置要求被告证明其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对应于实体法中的因果关系推定。在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的情况下，如加害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或者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推定
从推定与规范的关系看，推定可以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它们都可以起到分配证明责任的功能。
（1）法律推定
法律推定，指法律规定以某一事实的存在为基础，并直接根据该事实认定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是依据法律从已知事实推论未知事实、从前提事实推论推定事实的结果。大陆法系学者称之为“真正的法律上推定”。这种推定在法律应用得比较广泛，我国实体法中也有大量的推定。如合同法第48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法第78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等。适用这种推定，可以减轻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它实际上是通过变更证明的主题，用对前提事实的证明替代对推定事实的证明，而当事人证明前提事实则较相对容易。如果对方有异议，应当提出反证推翻推定事实，此时，证明责任被分配个给对方。
例如，依有关法律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的子女，视为婚生子女。一方当事人要否定这一推定事实，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夫妻于该子女出生前，已分居若干年，且无往来，从而使推定事实是否存在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就不能再适用推定法则认定该子女为婚生。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56年9月《关于徐××所生的小孩应如何断定生父问题的复函》。
对推定的反驳并不限于针对推定事实提出反证；还可就前提事实提出争议，并提供证据证明前提事实不存在，只要使前提事实的存在与否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达到推翻推定事实的目的。
由于推定的重要性，我国正在制订的证据法和民法典都在有意规定一些法律上的事实推定，为司法裁判提供明确的依据。推动可减少司法裁量的随意性，对推定事实有异议的人可反证推翻推定事实，所以推定也不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最高法院《民诉证据若干规定》第75条和《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都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这就是关于妨碍举证的推定，属于证据法上的法律推定。
双方当事人往往利益对立，一方作为证据持有人持有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该证据证明的待证事实为对方当事人所主张，证据持有人一般是不会将这一证据出示给法庭，也不会在证据交换程序中使用。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持有人持有该证据，并且他举证证明或为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或经验法则发现该证据掌握在其手里，在法院要求其提供的情况下，持有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推定一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持有者一方，是比较合乎情理的。理论上，持有证据但是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该证据的当事人，其行为构成“妨碍举证的行为”。这一推定，客观上将证明责任倒置给证据持有人；不过，与证明责任倒置不同，当事人可以提出相反的证据驳倒妨害举证的推定，即证据持有人可以反证推翻推定事实；而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则不能用任何方法推翻。
（2）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是指法院依据某一已知事实，根据经验法则，推出诉讼中需要证明的另一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如可根据被告在诉讼中销毁、隐匿证据这一事实，推断出示该证据必定于其不利；如当事人就书证的形式和内容真实性不表明态度，且在其他陈述中对书证的真实性也未提出争执时，可认为已经承认该书证；法院要求当事人就书证的真实性陈述意见，而当事人拒不陈述时，视为承认该书证等等。
事实推定区别于法律推定的明显标志，在于有无法律明文规定。事实推定可以被吸收为法律规则，就成为法律推定。事实推定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当事人可以提出反证推翻推定，从而使推定规则失去效用。
事实推定既然是司法裁量的表现形式，并对当事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对事实推定加以规范就成为必要。立法上规定事实推定为证明方式的国家，都对司法裁量权作出了严格限定。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729条规定：“不是由法律规定的推定由法官慎重作出，法官仅应当接受重要的、精确的和一致的推定。对于法律排除证人证言的情况，推定不被认可。”法国民法典第1353条规定：“非法律上的推定由审判员根据学识与智虑定之，但审判员只得为真诚、正确而且前后一致的推定。并且只于法律许可用人证的情形始得为之，但在以诈欺为原因而提起取消证书之诉的情形，不在此限。”
3.司法者公平裁量
证明责任的分配一般是由实体法和诉讼法确定的，不能由司法自由裁量；但是，由于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案件繁杂多样，而且新的类型纠纷也不断出现，通过授予司法裁量权来决定特殊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是必要的。最高法院《民诉证据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由此，在无法律规定时，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可考虑公平正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来确定。公平原则是理解和适用规范说、危险领域说等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价值前提，也是作出一切公正裁判的必要条件；诚信原则是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和民事诉讼行为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和民事诉讼行为起着指导作用，当事人是否有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而行为，可以成为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一个依据；当事人举证能力则包括双方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接近证据的难易以及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等因素。
5. 环境污染侵权原告的举证责任是怎样的
环境污染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有别于一般的侵权行为，如何合理的分配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是处理好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重点和难点。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义务，并有运用该证据证明主张的案件事实成立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举证责任制度最早产生与古罗马法时代。罗马法的就举证规则在历经中世纪的寺院法的演变之后，到了德国普通法时代确立了原告就其诉讼原因的事实为举证，被告就其抗辩的事件事实为举证的一般原则。且采取宣誓制度作为法官解决疑难案件的配套和补充制度。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它直接规划着民事诉讼的构造形态，在民事诉讼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又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核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了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
在环境污染侵权中，举证责任分配采用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原告）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被告）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并不意味着原告无需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原告仍然需要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原告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主要有：
1.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
原告负有证明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行为的责任，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是确定被告的依据，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是环境污染侵权的构成要件。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并不是确定排污者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即使排污符合标准，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也应当根据有损害就要赔偿的原则，承担赔偿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原告只需要证明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即可。
2.原告受到了损害的事实
行为人只有在其行为造成了损害事实的情况下，才应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某种行为，但并没有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事实，行为人便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也是如此。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对象，一般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三部分。应由原告对损害事实的存在负举证责任，因为损害事实属于原告控制的范围，原告对造成了哪些损害最清楚。对此原告同样可以请环保局、医院相关部门对损害事实做出鉴定，同时也可以请公证处做出相应的公证。需要注意的是，在损害事实中，人身权、财产权所受损害较易证明，但环境权所受损害较难证明，原告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因素被污染、破坏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了自己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即可，如非法建筑物对毗邻居民日照权的妨碍等。
6. 民事诉讼证据证明第75条是什么
证明妨碍行为使得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基于对权利进行救济的需要.应对证明妨碍行为予以排除,这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体现,也是公平与效率司法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在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妨碍及其排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虽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部分地确立起该制度,但其本身存在诸多缺陷,亟需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7. 我国对产品责任的举证责任在哪方
产品生产者证明：自己拥有《产品质量法》41条规定的免责事由；产品销售者证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供货者；原告（或者说消费者）证明：1，自己确实遭受了人身或财产损害（如医院症断报告），2，损害是由于缺陷产品所致
根据《产品质量法》41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以知道，生产者对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即不论是不是自己的过错，都要承担责任。但是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三种免责事由，分别是：（一）为将产品投入市场的；（二）产品投入市场时，引起损害的缺陷上尚不存在；（三）产品投入市场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足以发现缺陷的存在
《产品质量法》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销售者应承担赔偿责任，再根据第二款可知是————"过错推定原则"即如果不能举出反证，那么要承担责任
再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条，第一款 第6项，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这条的意思事，如果生产者不能举证证明《产品质量法》41条规定的情形，如未将产品投入市场等，那么就要承担责任
至于作为原告，应当证明：1，自己遭受的损害（如医院的症疗报告），2，及所遭受的损害是缺陷产品造成的
产品缺陷致人损害属于民法中规定的特殊侵权案件，为此，最高法院关于其举证责任，有司法解释做专门规定，以上解答均取自最新法律和司法解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8. 什么叫做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运用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民事活动中双方当事人是地位平等的，他们都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条件了解案件事实的真相，在收集证据、调查证据、提供证据等方面，双方当事人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因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原告负举证责任，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或者有的案件，原告和被告承担相等的举证责任。民事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或称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②结果又称举证责任。行为责任是指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为避免承担败诉风险向法院提供证据。这种责任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来回移动，它只有先后之分，并无独家承担之果。在实践中，一般是原告先提供证据，随后被告提供证据，再接着原告举证，再接着被告举证，依次循环下去，直至双方无证可举为止。证明责任是指法庭辩论结束后，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任何一方都未能说服法官时应判谁败诉的问题。
在古罗马时代，举证责任有两条分配原则：一条是，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另一条是，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前者是基础，后者是补充，后者便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公式的渊源。③近现代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学说，都可以溯及到古罗马时代的上述两条原则。到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形成了较有影响的三大学说：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和法规分类说。法规分类说认为，任何实体法的条文都有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原则性的规定；一部分是例外规定。凡要求适用原则性规定的人，应就原则性规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凡要求适用例外规定的人，应就例外规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④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依据罗森贝格的法律要件说而确立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举证责任应作如下分配：第一，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需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对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存在阻碍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的举证责任由对方当事人负担。第二，凡主张原来存在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已经或者应当变更或消灭的人，只需就存在变更或消灭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不必进一步对不存在阻碍变更或者消灭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类事实的存在也由对方当事人主张并负举证责任。
二、举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适用
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典的法律形式主义基础上的，而现代民法的价值取向是保护弱者、追求实质正义，因而，在法律对举证责任分配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当其分配规范违反了现代民法的价值取向时，法官有权在个案依自由裁量权对实体法分配了的举证责任规定进行修正。这就产生了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
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原于古罗马的“诚信诉讼”，它赋予法官以诚信和公平正义原则裁判案件的权力。因为成文法国家都会面临同样一个尴尬的境况；法律的相对滞后不能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情况予以全面涵括。⑤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实体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证据制度上；由于法官无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完全采用法定主义，因此，法官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分配行为的原则。这无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对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的意义。而公平原则顾名思义是公正、平等的准则，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还要兼顾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体现贯穿于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全过程，无论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或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还是特殊情况下的举证责任负担都应予以适用。
司法实践中，违反诚信原则 和公平原则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举证妨碍，指的是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相对方因故意或过失将诉讼中存在的惟一证据灭失或者无法提出，以至于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导致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这一特殊的诉讼现象，⑥如原告徐某的儿子张某（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车祸受伤，于2002年4月7日被送至被告某医院住院治疗。2002年4月16日晨，张某被发现倒在被告病工内的花园旁，经被告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对于张某的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法院查明事实后认为：（1）张某因车祸入院后，经治疗，病情好转，行动也恢复了正常。后来张某的死亡在于其腹腔脏器损伤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这与入院时的病状明显不同，因此可认定被告在4月15日前对张某的医疗措施是正确有效的，与张某的死没有因果关系。（2）4月16日意外发生后，被告采取了相应的抢救措施，原告也没有异议，也排除了抢救行为与被告死亡间存在因果关系。（3）医院走廊围栏很高，若非故意爬上，是不可能摔出围栏的。现有证据表明张某系从高处坠落，这排除医院设施产生安全事故的可能。（4）张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在病区内行动的自由，原告仅以其离开病房发生意外事件来认定被告护理上负有责任，过分夸大了被告的责任，依据明显不足。（5）对于张某死亡的原因是否为坠楼或其他意外的愿意，由于原告在事发后反对报警尸检，导致不能查明死因的责任在于原告。原告事后要求被告承担该方面的举证义务（证明张某死亡的真正原因），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被告要获取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和死者的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的证据，又得不到原告的配合协助，如果仍然以《证据规定》第四条为依据要求被告继续举证，这对被告来说是不公平的；而对原告来说，他们不同意报警进行必要的尸检，现在又认为是被告的损害，显然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说，对原告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对被告的举证行为予以配合的行为，应该认定为举证妨碍，让其承担不利的民事法律后果。实施了举证妨碍行为的当事人要为自己阻碍诉讼的顺利进行承担一定的惩罚后果，法律要求其多承担些诉讼中的败诉风险是程序正当性原则的本质要求。同时，建立举证妨碍的配套证据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以下两种举证妨碍实行举证责任转换：其一，故意毁灭证据或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其二，因故意或严重过失行为造成诉讼的惟一证据灭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