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农吴长江经济纠纷

① 了解澳大利亚人文方面的相关知识。中国与悉尼气候方面的差异

悉尼的气候和中国的南方差不多，冬天一般很少降到0度以下，夏天一般最高也就30多度，因为靠海，所以夏天还是比较凉爽的。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② 力农集团的集团简介

内蒙古力农集团，是一家集饲料生产、销售及畜禽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
集团坐落于美丽、富饶的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工业园区。集团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于2008年7月正式成立。其下辖力农饲料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力农肉鸡产业化养殖基地、兴民商品肉猪养殖小区、新农杂交繁育育肥羊牧场、力农乌珠穆沁巴美食品有限公司。
力农集团始终秉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企业源动力”的企业警训，并且与中国农科院饲料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天津正大集团、大北农集团、美国康地公司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集团公司建立长期稳定的技术开发与合作关系。公司纳百川汇海，聚百才合一，组建了动物营养与饲料、生物技术、动物育种、病害防治和养殖技术等全面的研发团队和体系。
公司创建了新型的“专业中心+分子公司”的管理模式，专业中心着力为分子公司提供专业服务，分子公司专注于市场开发和服务体系建设，集团资源向市场一线集中。公司在技术、采购、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建立了标准化流程和统一的制度，具备成熟的管理经营能力。
力农集团在董事长吴长江同志的领导下，凭借着“诚信、敬业、求实、创新、双赢”的经营理念，正以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开拓精神拼搏进取，为所有客户及时提供高效、优质的售后服务，从而使其获得更高的养殖效益。
力农集团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拥有先进的现代化生产设备、工艺流程先进且环境优美，集团员工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必将可以在广袤无垠的技术大地上施展力农集团的才智，并且以积极的态度追求事业的成功。力农集团坚持以健康环保经济的产品面向社会，因此它必将成为内蒙古乃至全国饲料养殖类卓越的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③ 美术与 政治 经济的关系 （最好结合中西美术史）

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有相应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有时能带动文化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不能等同于文化发展，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它有时还能对文化的发展产生负面作用。有时候一听到要开发、发展某个比较偏僻的、原来艺术传统比较深厚的地区，我就感到害怕。现在存在着这种情况，开发往往就意味着破坏，不仅自然条件受到破坏，原来的文化环境也被破坏。有的地方看上去好像是落后的、保守的，但一下子把它改成“先进的”，那就完了，就把原有的好的东西破坏了。因此，为了将来的更好发展，有的地方就要采取保守主义的策略。文化并不一定都要向某个方面看齐，不能以现代化、特别是西方的现代化标准来要求。风俗、人情、建筑、设计、服装等等都要保持原来的好的特征，文化景观、社会文化、风俗习惯要保持原来的特色，包括自然特色、地域特色等。
民间美术的时代转型是个大问题、大难题。为什么说是难题？因为它在两难之间。一方面它面临社会生活的急速转变。当今从社会结构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再到审美观念都在改变。作为生活应用性的民间美术，就必须适应这种转变。另一方面，是怎么变？变什么？哪些变哪些不能变？这都没有先例和范例。如果变得面目全非，非土非洋，也就失去了自己——这是另一种消亡，一种在市场上的迷失后的消亡。

先说民间美术不能变的是什么？我想主要不能改变它的文化特征与审美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什么？

第一，它的内容是理想主义的。民间美术主要表现人们生活理想与精神理想。理想主义的艺术都具有浪漫成分。可以说民间美术（尤其是乡土美术）不是现实和写实的艺术。

第二，民间美术的核心价值观是祥和。祥和是社会与人间一种很高的境界。它包括人际之间的和谐，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民间文化离不开团圆、祥和、平安和富裕这些概念，这是所有民俗的终极追求，也是民间美术千古不变的主题。

第三，民间美术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体系。这种理想主义的艺术，在表达方式上是情感化的，在艺术手段上主要采用象征、夸张、拟人等，在色彩上持其独有的生生观和五行观。由于民间美术多用于生活的装饰，符号化和图案化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再有就是广泛使用的与语言相关的谐音图像——这是我国民间美术最具文化内涵与审美趣味的方式。

第四，我国民间美术地域性，体现其无比丰富的多样性。传统的民间美术（尤其是乡土美术）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中渐渐形成的。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历史、人文、自然条件，致使各地的乡土美术有其独自的表现题材、艺术方式与审美形态。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这种地域个性鲜明的艺术，便成了独有的文化财富。

第五，还有一点很重要：它是手工的。手工是一种身体行为，手工艺术是人的情感和生命行为。手工艺术处处体现着艺人的生命情感，机器制作是没有的。在进入工业化时代，手工技能的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遗产。

我上边说了五个方面。如果要把中国民间美术的特征讲清楚，得用一本书，这里我只是讲了几个主要方面。也就是说，这些主要的特征是必须保留而不能改变的。

如果民间美术不再是理想主义的、情感化的，不再拥有浪漫而炽烈的审美形态和千姿万态的地域个性，不再是手工的；如果它变成写实主义的、商品化的、机械制造的，彼此大同小异，民间美术就没有了。

未来社会将愈来愈工业化，保持着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就一定愈加珍贵。在这方面日本人做得尤其好。我们对于各民族、各个地域的民间美术，必须要留下原生态的根脉，必须严格地保留住这些重要的民间美术品种的传统材料、传统工艺和代表作。在这些方面必须是原样保留，不能改变。比如泥人张彩塑，不管怎样去尝试创新，那几种传统代表作《渔家女》、《钟馗嫁妹》及制作技艺，必须保留住，传下去，永远能做才行。就像梅派、荀派的传统剧目，必须有一代代梅派和荀派的传人还得能原汁原味地演唱。

那么，民间美术应该怎样发展呢？是不是改做圣诞老人和超女，进了市场卖了钱就是发展了？当然不是。

民间美术的发展并不等于成批地进入市场。不是所有民间美术都可以像汽车工业那样“做大做强”。俄罗斯民间美术被产业化的，只有套娃和彩绘漆盒，埃及也只有纸莎草画。艺术品过于泛滥反而失去魅力。所以发展民间美术，不能贪大求快求多。

首先是民间美术要为整个民间文化的弘扬服务。我国的许多民间美术都是民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比如婚丧民俗，再比如节日民俗，都有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美术品。由于时代生活及其方式的改变，已不适用。比如由于现代家居装修的改变，没有对开的大门了，原先那样的成双成对、驱邪迎福的门神已无处可贴；而且现在的门框太窄，对联难以应用；再有，手工年画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粘在墙壁上。可不可以做些改良呢？比如把门神作为一种传统的吉祥图样，改成小型单幅，装饰在门心（房门的正中）上，行不行？这两年春节时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生肖剪纸”，专门贴在门心上。比方今年是猴年，刻一只聪明活泼的猴子的剪纸贴在门上，明年是鼠年，再换一种聪明机灵小老鼠的剪纸。年年更换，惹人喜欢，很受欢迎。这种生肖剪纸过去是没有的。但它的出现，既弥补了门神的缺失带来的节俗的缺失，又为剪纸找到一个新的“生活岗位”。民间美术本来就是民俗用品和生活文化。离开民俗就如同离开母体，孤立难存。民间美术要在设法丰富和加强民俗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近十多年来，天津的剪纸市场（天后宫剪纸）之所以蓬勃发展，主要是剪纸艺人千方百计与生活所需紧紧拉在一起。比如这两年，一种两三厘米见方的福字很流行，它是专门贴在电脑屏幕上方的。别小看这小小的福字，它可以使数千年的情怀一下子将当代的生活点燃起来。它还使我们明白，在时代转型期间，其实不是人们疏离了传统，而是传统的情感无所依傍，缺少载体。如今，传统节日将要成为法定休假日，传统节日的复苏，使民间美术有了很宽广的用武之地。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更重要，传统民间美术到了今天，除去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之外，还有别的功能和价值吗？其实在传统民间艺术由生活中的应用文化渐渐转化为历史文化时，它已经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在文化上质的变化。它由日常使用、司空见惯的寻常事物，悄悄转为一种历史的纪念、标志、符号、记忆，乃至经典。就像马家窑的陶器，原来只是再寻常不过的盛水的容器，现在却被视为尊贵，摆在博物馆的玻璃柜，还要装上报警器保护起来。现在不是已经有人开始把老皮影、手工版画、古代女工的绣片、朱金木雕的千工床上的花板，装在考究的镜框里，用来装饰豪华的酒店吗？据说对这种古老艺术品感兴趣的多为外宾。他们把这些艺术品当做东方古老文明一些美丽的细节。但我们自己为什么没有这么看这些昨天的民间美术？也许这些东西离开我们的生活还不久，我们还不能“历史”地看待它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会渐渐将它们珍视起来。这就是说，传统民间美术到了明天，不再是能不能被应用，而是要转化为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经典。我们的民间美术工作者是否能够走在时代前面，用一种新时代的角度与观念来对待这些传统文化，让这些古老的民间艺术以另一种——遗产的形态重新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是顺应时代转型的一种积极的方式，也是我们必须转变的观念。文化的转型和文化观念的转变应是同步的。最理想的是超前，最糟糕的是滞后。观念转变了，眼前的路就会无比宽阔，转型就容易得多。

再一个问题，是将民间美术与旅游文化相结合。我国现阶段旅游纪念品千篇一律，已是旅游事业中的大难题。旅游纪念品最大的特点与价值是，只有在旅游当地可以买到，到了其他地方就绝对买不到；反过来说，即使能买到也没人买。比方在巴黎附近的奥维和梵·高故居可以买到一种特别的干花——梵·高爱画的向日葵，这在巴黎圣母院是买不到的。倘若圣母院有向日葵卖也没人买，因为向日葵在巴黎圣母院没有任何纪念意义。从这一点说，民间美术最能成为旅游纪念品——这是由民间美术的地域性所决定的。乡土艺术尤其如此。如今我国已经有一些地方的乡土美术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纪念品，十分受欢迎。比如蔚县的剪纸、陕西陇东的布艺、南阳的泥泥狗、武强年画、苏州刺绣等。但为数不多，主要是因为现阶段人们对这些民间美术的“开发”，很少是从旅游文化和旅游者的心理需求考虑的，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乡土美术在旅游文化中的特殊价值，或者还不知道怎样使乡土美术成为当地旅游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文化转型中一个重要的话题。这项工作我们准备召集专门的会议研讨。

上述谈了几方面的想法。这里有个关键问题，是谁来做？当然，民间艺人是主角。民间艺术的创造者是艺人，艺术当然首先是艺术家的事。民间艺术本来就是从民间艺人心里生发出来的。

然而，把所有难题都放在艺人身上是不行的。为其打开思路、排难解忧、建言献策是文化学、民艺学和美术设计学的专家学者包括学习这些专业的学生要主动承担的。

这因为，民间艺人是在长久的封闭的天地一隅之中代代相传，他们对外界的信息所知有限，对自己艺术的价值也并不十分清楚。当今民间美术面临的现代文明的冲击，空前猛烈，猝不及防，同时商业化的“话语霸权”又是不可抵抗。身在田野的乡土艺人恐怕来不及想明白，就已经被这文明更迭的风暴吹得晕头转向。如果完全凭仗他们一个个人单势薄的力量，很难完成这一时代性的转型。比较而言，城市的传统工艺由于原本就生存在市场之中，凭仗着材料的贵重与工艺的精湛，仍在市场里有一席之地。而对于以草木砖石为材料的乡土美术，谁能看到其文化价值和遗产价值？这必须由当代的专家学者——文化学、美术学、民俗学以及旅游方面专家学者出手相援。这也是我们一再呼吁专家学者把书桌搬到田野里去的最深切的缘故。

我国民间美术博大精深，灿烂多姿，但这是过去。今天我们的民间美术正在翻越一座大山，这大山就是转型，而且是全方位的转型。既是民间美术赖以存在的生活与社会的转型，也是它的应用方式和存在性质的转型。但面对这座高山时，我们大家一个也不能缺席，还要一起努力来翻越。翻越大山决非易事，单是传统审美与时代审美之间的问题怎么解决，就不是小事。可是如果翻越过这大山之后，最终只剩下少数的民间美术和不多的民间艺人，后世之人就一定咎罪于我们，责怪我辈的无能。我们不能坐等后世的口诛笔伐，而要迎上去，帮助我们的民间美术翻越这座时代转型的大山，让历史之花开放到未来。

啥也考不上，就来学画画

每当我走上街头，总时不时地发现三三两两背着画夹提着颜料盒的小学生，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心里不免高兴，产生一种亲近感。我生活的小区最近也有八九个学生背着画夹进美术考前班学画画了，好奇心促使我前去问个究竟，结果发现，这几个学生竟没有一个对美术感兴趣，更不要说天赋了。尤其家长的话更令我哭笑不得：“这孩子学习不好，啥也考不上，只能让他学画画了。”我心里不禁涌出一股悲哀，是为这几个考美术的学生，还是为我自己？我也说不清。画画真的堕落到如此地步？美术的饭碗真的如这几位家长所愿，轻易地就能施舍给这几个“啥也考不上就来学画画”的学生吗？啊弥陀佛，但愿如此。

泡沫现象

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春风吹来，君不见，一时间画廊林立，美术作品琳琅满目，标价少则上千，多则上万、几十万。一些画家学上了演艺界，亮相在各种名目的笔会上，粉墨登场，开始表演了。霎时间，画家们好像都成了摇钱树，信手涂来皆精品。伴之而来的是，画家的架子大了，口气粗了，儒雅的风度不见了，谦谦君子的面皮不要了，似王婆卖瓜，一张嘴就吹嘘自己的作品如何如何值钱，如何如何深受老外喜欢，如何如何在国外引起轰动。嘴上见工夫，谋略在画外。三十六计，吹为上策。

打肿脸充胖子

有些画家急于金衣裹身包装自己，出画册办展览，几乎无例外地都用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办法，用上了自己的工资和别的劳务收入，甚至动用了妻子和父母的钱财。望着一本本漂亮的画册，观者从画面上是读不出“墨点无多泪点多”的。强作欢颜，到头来弄的比哭还难看。殊不知，哭也是艺术，哭比笑好早已被前人所证实，何必再打肿脸充胖子？疼则不说，再让你减起肥来，你就更哭笑不得了。

灯塔效应

不得不承认，有极少数画家在使作品进入市场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名利双收，挣了钱，当了官，有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显赫的地位，这几个名家自然地成了灯塔，使美术界显出一片金碧辉煌。随之而来的是浩浩荡荡的羡慕和追求者。但是，灯塔也好，塔尖也罢，站在塔顶发光的佼佼者永远是极少数，(能当上美协主席、副主席和美院院长的也只能就那一二十个有各种关系和靠山的人)望着塔顶攀登的绝大多数追求者将不得不面对宝塔顶端那残酷的淘汰率。是深思熟虑调整方向，还是撞上南墙不回头，主意只有自己拿。

目空一切的国画

时下，凡是国画家都很牛气，就连远为成家的也牛气十足，对别的画种不屑一顾。认为自己是皇亲国戚，身份不凡。我以为这是有道理的，要不人家怎么是“国”字号呢？国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乎每个中国人，顺口都能说出几个国画大师来，远的顾恺之、吴道子、董源、巨然、张择端、徐渭、八大山人、石涛等不说，近现代的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等，谁人不晓？如果连个国画大师的名字也说不上来，恐怕不是文盲就是老外了。这是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积淀形成的习惯霸气。再者，一些别的画种的中坚，晚节不保，纷纷变节投向国画阵营，徐悲鸿、吴作人等人即是。这使国画阵营空前壮大，带来的影响对别的画种来说，用兵败如山倒形容也不过分，自认为根红苗正祖传的正宗国画家，怎么能不牛气呢？然而，我想说的是，国画家们不要牛气太盛，祖先的功绩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整天抱着“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的信念，不用我说，谁都知道这是阿Q精神。要说别的画种的作者，拿起毛笔铺上宣纸抹上点笔墨就成国画了，这是抬杠，最起码不会是好作品。反过来，国画家要想换掉手中的工具画幅油画，刻幅版画恐怕就更难为他老人家了。那是瓦匠拉大锯，找不到尺寸。我听说，江南有一小镇，村中男女老幼都能涂抹水墨，以至游客蜂拥而至，用一二十元就能买一幅像点模样的国画。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国画的难易程度和极易泛滥的弊病。从流通来看，国画受地域民族限制太强，目前还只在华人圈中流行。要使国画真正走向世界，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它是我们的国粹，就不可避免地包容许多传统的弊病——窝里斗。国画界从古至今内战不止，明枪暗箭从不稍停。人物不服山水，山水看不起人物；你说我无笔墨，我说你笔墨等于零。如此这样吵闹下去，我看中国画走向“末路”，变为“废纸”不是没有可能。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国画家们，放下成见，携手合作，将国画推上国际大舞台才是己任。

半瓶子晃荡的油画

油画是一个纯而又纯的西洋种，到中国的历史不过百年，充其量也就是个破土而出的嫩苗芽儿。正因为它嫩，才显其鲜，才觉得可爱，如同一个刚出壳的小鸡崽，茸茸的羽毛的确可爱。比起国画来，它的体积、空间、质感、色彩等，能将一个人分毫不差地画出来，着实让国人惊喜了一阵子。然而仅仅将油画作为工具，去画像、画真，显然不高明。于是有些人便将油画颜色当作了涂料，堆砌、涂抹，以为这就是现代油画了。殊不知，油画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要有一定的传承和积淀。心浮气躁只能学点皮毛功夫和一些花架子，在家人面前卖弄一番可以，欲走向世界跟师傅比高低，恐怕只能想想而已。中国油画还处在模仿学徒阶段，离出师还差十万八千里。即使是一些知名的油画家，有谁不是在吃力地跟照相机较劲？在他们的作品中，形式上所体现的仅是用油画颜料这一媒介代替了印刷照片的功能，很难看到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更不要说用美术作品的独创性来要求了。看看他们的创作，几乎每一件作品的表现形式都能找到来处和师傅。他们的作品是艺术我承认，但只能是俗的艺术，甚至是俗不可耐。有人说我否定油画，我不敢，人家也出过中国画坛的最高领袖呀。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版画

版画源自中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有过体面的历史。”要说中国艺术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最早的，非版画莫属。随着造纸术及雕版印刷术的输出，中国的木刻版画便传入欧洲，开始了留洋之旅，使它在欧洲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创作木刻。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重又将它引入中国，并迅速达到繁荣，60年代即与国画、油画争雄，形成国、油、版三足鼎立的局面。然而，时过境迁，版画辉煌不再，眼下不要说跟国画、油画争雄，能保住原来的地盘就是万幸了。看着一个个有成就的版画家，改头换面画起了国画、水彩，鲁迅先生地下有知，能不寒心吗？在国人不认可或不太认可版画的情况下，中国版画却出人意料地连续在国际版画大展中(均是世界版画界公认和知名的权威展览)屡屡获奖，无意间成为中国美术在国际舞台上获取荣誉的唯一画种。日本美术评论家大宫繁二郎先生说：“从国际社会的版画活动来观察，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在国际上是独树一帜的。它的健康性和明朗的气质，也是十分鲜明了。”国际版画会会长，佐藤克彦先生说得更直接：“中国的版画家，创作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杰出作品，而被世界版画界给予高度的评价。”事物的发展的确妙趣横生，令人哭笑不得，版画目前的境遇如同“好汉没好妻，赖汉娶美女”一般，是文化环境使然，并非版画本身。我劝有兴趣的朋友，仔细研究一下这几位版画家的作品，我敢说，你会对版画重新定位。像晃嵋、宋源文、吴长江、周胜华、康宁等人，他们的版画作品，无论意境、风格，还是表现出来的格调与品位，都是令人叹服的。尽管版画界不缺大师，精品、神品不少，世界画坛给予了相当的荣誉，然而，他们的知名度几乎仅限于版画圈内，远未达到国画一流画家的知名程度。面对拍卖行里身价爆涨，人们像扔废纸般将钱币投向国画和油画，版画门前显得冷清。作品不被金钱认可的尴尬，使版画家们改行画国画、油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谁能长期抱着不被商家认可的宝石过苦日子呢？我想告诉版画家们，只要是金子，迟早要发光，耐心坚持，好运会来。

埋头甜干的雕塑

欧洲样式的雕塑在中国的历史也很短。从它开始传入，在我国的辈分就屈尊在绘画之下。尽管人们提到绘画、雕塑时将二者并列，但它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排在末尾的。也许受这个辈分影响，搞雕塑的似乎都或多或少有些自卑。他们像林黛玉进贾府，惟恐错说一句话，错走一步路，谨言慎行，一直处于做的多说的少的状态。国画界嘴官司打不完，谁见过或听过雕塑界打过嘴仗？甚至连小的争论都没有，一片寂静，万马齐谙。难道雕塑家都嘴笨脑蔫？心里没有想法，不想表达？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凭着这股蔫劲儿创作不止。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钱绍武等人就是这蔫的带头人，没有半点浮躁，沉在底层，扎实创作，让作品体现了活力，让雕塑语言体现了夸张变形，而不是作品未现，作者自己先变了形，作品没有抽象，画家自己先抽起了风。浮在水面，不断地鼓弄出水花的，只能是小鱼虾所为。雕塑界没有狂躁的相互攻击发泄，没有哗众取宠的搞帮会流派，没有催人兴奋的豪言壮语，却默默地给世人留下了一路丰碑，于无声处闻惊雷。当然，雕塑家们的钱也挣了不少，就是人们常说的“钱都让这个傻小子挣了。”但我没有眼红的意思，只想说，雕塑家好样的！

美展的尴尬

美术馆和展览馆里，还一如既往不知疲倦地举办着各种美术展览。但令画家们尴尬的是参观展览的观众越来越少，寥寥无几了。一个展览的举办要耗费画家许多心血，作品陈列出来只有让众人观赏后才能达到目的。而现在几乎所有的美展都已风光不再，除了开幕式当天画家聘请的同事和亲朋好友出于面子而去捧场外，真正花钱买票看展览的屈指可数。想用展览来推销作品，恐怕就是画家的一厢情愿了。如今，国家级大型美展依然显示着官方沙龙的权威性和统治力，依旧向画家发射着强大的磁引力，但也遭遇了观众流失的窘境。全国美展的作品往往热衷于大题材大制作大分量，实在吃力不讨好。用一个“累”字就可以概括全国美展，作者画得累，观众看得累。如此这样地累下去，将作者累倒，把观众累跑，就不是新鲜事儿。现在是知识大爆炸，媒体大爆发，以及旅游意识日益增强的时代，人们掌握知识的途径和所学的知识够多够丰富了，真正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少，所以，谁还愿意再走进美术馆，去费力地读画面，领教过时的说教呢？再者，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力作？无疑是反映时代，体现当代人精神风貌和本质的作品。这就要首先清楚，我们早已不是全民勒紧裤腰带，大肆鼓吹“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打肿脸充胖子的时代，也不是鼓动造反，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更不是知识贫乏，媒体匾缺，盲目崇拜英雄和领袖的时代，因而力作的内涵不可能一成不变。让旧的力作模式束缚我们新的思维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之举。诸如石涛、朱聋、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等大师的作品，哪一件是力作？哪一件又不是力作？徐悲鸿的力作是马呢？还是人物画呢？当今画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以及所处的环境，都优于前辈，勤奋耕耘的也不在少数，担心出不了力作，实在是记人忧天，只不过缺少发现或老眼昏花罢了。当下电视小品为什么走红？为什么观众如此地钟爱小品，使它当仁不让地担当了春节晚会的主角？原因有：一是快餐文化与时代合拍；二是综合了多门艺术，风趣幽默；三是针泛世弊，贴近群众。对美术界来说，应否从中受到点启示？

铁打的评委，流水的展览

美展走马灯般地变换着，但能给观众留下印象的却很少。我国的美展有一个怪现象，就是作品在变，作者在变，展览的名称也与时俱进地在变，惟独一成不变的是评委。从我踏上创作之路至今，已二十多年过去了，竟有当初的评委现时还活跃在美展的评选活动中。老先生十年二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让人感动，可敬可赞，可赞叹之后是哀叹。美展评委长期不变的现象反映了什么？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我以为评委是不应该职业化的，职业化的评委一定会带来模式化、固定化，甚至僵化的评选标准。再者，美展评委大都是美术院校和美术机构的头头脑脑，他们对美术创作和研究的精力投人并不多，修养和艺术水准参差不齐，文化趋向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难免不用一些僵化的老观念老眼光看问题。尤其是全国综合美展的省一级评委就更有意思，国、油、版。雕、水彩、年画、漫画，甚至剪纸等等，凡是在省里有知名度的，沾美术边的，统统当上了评委，向自己认为的“好作品”投下“庄严”的一票。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你画水彩、漫画的来投版画的票，你隔的不是一座山，恐怕也是一条江，只能胡投乱投一气，这样投出来的作品的艺术质量跟农民分配抓阉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有些优秀作品进不了美展的真正原因。塞尚的作品几乎全被官方艺术沙龙评审委员挡在展厅之外，而雕塑大师罗丹不得不赌气在展厅内面对评审委员雕刻作品，让僵化的评委们看了个目瞪口呆，才使自己的作品进了展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我们的评委做得怎么样呢？实话实说，不怎么样。

④ 吴长江的辞职事件

2012年5月25日，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宣称，董事长兼CEO吴长江因为个人原因辞职。吴长江同时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并无分歧。据悉，雷士照明现任非执行董事阎焱接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一职则由张开鹏接任。 翻出当初雷士照明赴港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上面明确指出其上市保荐人包括高盛，而高盛旗下公司也是雷士照明的股东。截至雷士照明上市时，作为私募股权投资者的软银赛富、高盛分别拥有30.73%和9.39%的股份，而软银赛富当时的股份已经超过了吴长江持有的29.33%股份，是第一大股东。2011年年报显示，软银赛富持有雷士照明18.33%股权，仍是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业内人士大多认为，吴长江此次辞职是对前述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抗争。港交所最新资料显示，吴长江于2012年5月11日，场内增持公司好仓200万股，耗资532万港元，成交均价2.66港元。变动后吴长江持股6.3亿股，持股占比达19.95%，但仍与两家投行的股权存在不小的差距。
事实上，这已是吴长江二次离开雷士———2005年雷士照明曾爆发主导权之争，吴长江一招“以退为进”在经销商的力保下取得公司控制权。业界猜测，吴长江依然会像第一次那样再回雷士。
公开辞职后，吴长江连发两条微博，就辞职一事进行了回应。他表示：“由于我近期身心疲惫，想休整一段时间，所以辞职”，并称“等我调整一段时间，我依然会回来的，我为雷士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我不会也永远不会放弃。”
雷士照明23日晚公告，该公司创始人、现任CEO吴长江已于6月21日的股东大会上当选执行董事。这意味着，吴长江经历过去一年的波折，正式重返雷士董事会。 1965年，吴长江出生在重庆铜梁农村。1985年，由于高考发挥失常，这位四川省优秀学生干部，与心仪的清华大学失之交臂，被西北工业大学录取，学的是飞机制造。毕业后吴长江被分配到陕西汉中航空公司，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1992年，就在即将被提拔为副处长的前夕，他选择了辞职，怀揣“老板梦”，只身来到深圳。
开始时，他在一家台资企业做保安。但他知道，这绝不是自己南下的追求。四五个月后，他来到番禺，进入一家港资灯饰企业打工。几经磨炼，他总结出“老板定律”：首先要能吃苦；其次是胆子大，有风险意识；第三是具有商业意识。他发现自己以上条件都具备，另外，自己读的书比许多老板多得多。
10个月后的一天，吴长江的存折上有了1.5万元。他径直来到老板面前，告诉他自己要辞职办厂。
1994年，总资本10万元、股东6人的惠州明辉电器公司成立了，由吴长江全面负责。
公司的第一张订单让吴长江记忆犹新。一个香港客商要2万只变压器，要求两周内交货。熟悉这一行的都清楚，单是开一个模具就要1个月，但吴长江毫不犹豫地接了单。一周时间画图、开模，10多人连续干了几个通宵，最终交了订单。这笔生意赚了20多万元。这一年，6个股东每人分了3.8万元。 一年后，吴长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
1998年底，吴长江联合两个高中同学凑齐100万元，成立了惠州雷士照明有限公司。当时，飞利浦、欧司朗、松下等跨国照明行业巨头已进入中国，在珠三角一带的照明企业已超过3000家，“雷士”在“内忧外患”中坚定地扬帆起航。
“渠道、诚信、品牌”是“雷士”亟待攻克的三大难题。可吴长江首先解决的却是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先定目标，再建工厂，营销未动，战略先行”——这是“雷士”创立之初谈及最多的16个字，也是“雷士”一贯的作法。
2000年，一批已经卖出的价值200多万元的产品发现了质量问题。是召回产品还是夹着皮包走人？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吴长江选择了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决策：召回全部问题产品。有职工提出把雷士商标抹去后再销售，被他断然否决。“雷士”以净损失200多万元的代价，创立了在照明行业率先实行的产品召回制度，从而赢得了市场信誉。当年年底，“雷士”的销售额达到了7000万元。
销售额在不断地增长，吴长江又决定在行业内第一个推行专卖店模式。“雷士刚起步，产品连半壁墙壁都摆不满，开什么专卖店？”很多人不理解。但吴长江坚持了自己的想法。2000年7月，第一家专卖店在沈阳开张。一年之后，这样的店已经有了十几家，经销商反映挂了牌子的店要比不挂牌子的店销售好得多。渐渐的，有经销商主动找上门要求加盟。 2005年，在市场上迅猛崛起的“雷士”，企业内部却经历了一场大多数民营企业所共同经历的“地震”。
三个股东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其他两个股东认为，前几年一直在投入，现在赚钱了应该分红；而吴长江认为，企业做得还不够大，赚来的钱应再投入。
双方互不让步，股东之间最后摊牌。由于对方占有55%的股份，吴长江只有45%的股份，虽然对方并不参与管理，但为了平衡关系，吴长江让出了董事长的位置。他被要求领走8000万元后彻底退出“雷士”。
然而，就在吴长江签订协议退出后的第3天，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吴长江刚离开惠州，就接到了一位供应商的电话，要他赶紧回公司。
一回到惠州，他就被直接带到了公司大会议厅。厅内，全国各地200多个供应商和经销商，还有公司的中高层干部，黑压压地挤满了屋子，另两个股东被围在中间。现场还挂起了“雷士战略研讨会”的横幅。
最后大家决定举手表决吴长江的去留，结果是全票通过他留下。另两个股东表示退出。由供应商、经销商“反水”，决定一个企业高层的人事变动，这开创了企业发展史的先河，惊叹业界。
“事到万难需放胆，境当逆处仍从容。”吴长江始终秉承着重庆人的性格。“公司地震”后，“雷士”反倒迎来了更辉煌的业绩。2006年，“雷士”销售收入达到15亿元，不但在惠州建立了工业园区，还在重庆万州、山东临沂分别斥资数亿元，打造西南、华北地区最大的照明基地。
“雷士”的异军突起，不但赢得了菲利浦的尊敬，而且让高盛、软银等跨国投资公司闻讯而来，凭借国际投资背景，“雷士”一跃成为国内最具国际化潜质的中国照明企业。 照名创业者和风投争端风波
江步入资本局：
第一阶段
1998年底，吴长江出资45万元，他的另外两位同学杜刚与胡永宏各出资27.5万元，以100万元的注册资本在惠州创立了雷士照明。从股权结构看，吴长江占比45%，另两人55%。
做大后，这赚的钱怎么用，几个人的看法就不一样。2005年董事会上大吵了一架后，决定分家。方案是：企业作价2.4亿元，自己从企业拿走8000万元，作为交换，自己的企业拥有的股权归其他两位股东所有。胡、杜欣然同意，随即签署协议。后来胡杜二人各拿8000万元离开。
第二阶段 从胡、杜离开到IPO上市
胡、杜两人离开，也让雷士资金一下处于短缺之中，吴求助于柳传志，邀请联想入股雷士，在柳的联系下，与联想控股有合作关系的叶志如通过正日公司借款给雷士200万美元，并在后来“债转股”。
2008年，为增强技术能力，以现金+股票的方式收购了世通投资有限公司。由于现金不足，再次融资。在该次融资中，高盛与软银赛富联合向雷士照明投入4656万美元，其中高盛出资3656万美元、软银赛富出资1000万美元。此时，第一大股东变成了软银，吴跌为第二大，而高盛第三。
第三阶段 长江败走
2011年7月21日，雷士引进法国施耐德电气作为策略性股东，由软银赛富、高盛联合吴长江等六大股东，以4.42港元/股的价格，共同向施耐德转让2.88亿股股票。施耐德耗资12.75亿港元，股份占比9.22%，成为雷士照明第三大股东。
2012年5月25日，吴长江被毫无征兆地“因个人原因”而辞去了雷士照明一切职务，而接替他出任董事长的则是软银赛富的阎焱，接替他出任CEO的则是来自于施耐德并在施耐德工作了16年的张开鹏。
风波转折 吴长江或很快将回归雷士董事会
沸沸扬扬的雷士内讧迎来转机，三大股东停止隔空喊话，当面会谈。记者昨日独家获悉，雷士照明原创始人吴长江已答应“阎三点”，很快将回归雷士董事会。 1998年底，吴长江创立雷士照明，提出并充分实践“创世界品牌，争行业第一”的经营理念，在行业率先导入品牌专卖模式和运营中心模式，先后领导了中国照明行业的“品牌革命”和“渠道革命”。
职务罢免
8月8日，雷士照明发布公告称，董事会通过决议罢免吴长江的首席执行官(CEO)职务，由董事长王冬雷接替。王冬雷表示，吴长江涉嫌为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进行利益输送，同时，他嗜赌成性，欠下4亿元的赌债。

⑤ 吴长江的创业故事

“如果做不好他们还可以回去，但是我是主动丢掉工作的，是不可能再回去了。”
“来到广东，我就是破釜沉舟，不可能再回去了。”回首刚下海的那段日子，吴长江略显激动。
吴长江1965年出生在重庆铜梁农村，1985年考上西北工业大学，成为村子方圆几十里内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吴长江被分配到陕西汉中航空公司，这份工作在乡亲们看来是别人想得而得不到的“金饭碗”。
在陕西汉中航空公司，曾是学校优秀学生干部的吴长江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赏识。1992年，正当年轻有为之时，他被确定提拔为副处长。眼看这个原本就是“金饭碗”的工作即将被再镀一层金，但是吴长江却不要了。
1992年下半年，他毅然决定辞职。“到广东后，我发现很多同来打工的人都是停薪留职的，如果做不好他们还可以回去，但是我是主动丢掉工作的，是不可能再回去了。”吴长江说。 “我来广东的第一天就是要来当老板，要来创业的。”
半年后，吴长江在工厂立住脚。经朋友介绍，跳槽到番禺一家照明工厂，开始与灯结缘。
“在这里，我熟悉了照明行业，进入这个行业才发现照明产品有这么多种类，这么多款式，觉得挺新奇的，”吴长江说，“我发现这个行业前景很广，又是一个朝阳行业，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另外老板很重用我，给我机会，从刚开始让我做设计，后来又做管理工作。”
正在工作顺风顺水之时，一年后，吴长江又一次选择了离开。老板为挽留他，承诺给一套房子还把年薪提到十万，让他做副总经理，但还是被婉言谢绝了。吴长江对老板讲：“我来广东的第一天就是要来当老板，要来创业的。”
“我在打工的时候就在观察这些老板，我发现他们特别能吃苦，胆子很大敢冒风险，而且商业意识很强。我就总结这三条，对照自己，我觉得这三点我都具备。而且我还具备他们不具备的一点：我是大学生，我读的书比他们多。所以我就辞职开始第一次创业了！”吴长江说。 一年后，公司赚了近一百万元，吴长江尝到了创业的甜头
1994年，拿着积蓄的一万五千块钱，吴长江找了另外五个股东，凑了10万元成立了惠州明辉电器公司。
“当时我们在惠州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居，我和我的搭档一人住一间，另外一间用来办公，我们就在这里面自己画图、设计、开发产品。”吴长江回忆，当时广东很热，他和搭档买了电风扇。但是电风扇一开就没法画图，所以电风扇都不开，“大家都光着膀子画图、设计产品”。
不久后，公司获得了第一张订单，对方要求在两个星期内交2万支产品。“现在看来，这根本是没办法做到的。因为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啊，而且生产产品要画图、设计、开模具，还要采购元器件、组织生产，这都是有周期的。”回想当时，吴长江感慨万千。
“接了订单后，我就立刻去找朋友开模具，他是加班加点地帮我做。一个星期后，他把模具交给我时都累倒了！他做模具的时候我们就画图、设计、采购元器件，等他把模具交给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生产。当时我们没有什么设备，全部都是手工组装，加班加点。两个星期后，我们把2万支产品交到客人手上，第一桶金让我们赚了20多万元。”第一次创业的成果让吴长江很是惊喜。
一年后，公司赚了近一百万元，吴长江尝到了创业的甜头，“后来有老板想投资我们公司，我们也想把公司做大，公司相当于卖给了那个老板，工厂最后搬到东莞，我也到那里做总经理了”。 当时公司刚起步，资金非常紧张，但要像其他小企业一样卷包走人，那么雷士就完了
1998年，由于与老板对公司发展方向的分歧，吴长江又一次选择了离开，这次他创办了雷士。
起点还是一个小作坊，条件并没有好多少。“创业的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跑供应厂商，我记得当年我们的车跑了十几万公里，吃饭也没规律，我的司机都得了胃病。”吴长江回忆。
“我们刚开始创业时，当时一问做灯的，大家都说飞利浦，国内的牌子叫不出来。后来我就把专卖的模式引入到了照明行业，”吴长江选择了一条走的人并不多的路，“为了办专卖店，我们给了经销商很大的补贴，一家就得两三万元。当我们做到一个亿的销售额时，我跟别人讲，我没赚钱，大家都不相信。其实我们把钱主要是投入到开专卖店和做广告上了。”
两三年后，公司效益转好，“每年可以赚几千万”。后来经过一轮股东调整，公司目标逐渐清晰，公司全力做大规模、做强品牌。“我们五年没有分红了，”吴长江说，“这次创业我的目标更加宏伟，我们要‘创世界品牌,争行业第一’”。
雷士目标宏伟，但是步步务实。比如打广告，吴长江认为打广告无外乎两个目标，一是要让客人知道你，二是要客人相信你，但是不能别人说什么你也去说什么，这样没什么新意，别人记不住你。“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在电视做广告，我们是第一个走出卖场在高速路、机场、车身做广告的，这是差异化的宣传，这样才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