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纠纷自证其罪

❶ 为什么嫌疑人无义务自证其罪

嫌疑人无义务自证其罪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为了保障人权。
拒绝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所反映的权利就是在这种作为诉讼主体的被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中的最根本的一种保护自己权利。
2、为了程序正义。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安司法机关起主导作用，掌控着整个诉讼程序的运行，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相关证人则是参与其中，很难真正发挥其主体作用而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正当的刑事法律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是现代刑事司法所必不可少的。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正当刑事法律程序所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它对规制公安司法机关的诉讼行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相关证人的主体地位，实现程序正义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为实体正义的实现不择手段、强迫自证其罪，是为现代司法文明所排斥的。
参考法律如下：

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十五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❷ 什么是禁止强迫自证其罪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于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强迫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人。”根据该项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对于任何人，无论他是本案的被追诉人还是证人，司法机关不得强迫其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testimony)。但是，不经被告同意，从被告身上抽取血液是否违反该项规定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施墨伯一案，对此做出了否定性回答。 在施墨伯一案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该项原则适用的“证据(testimony)”范围，是仅限于言词性证据，还是包括其他证据?施墨伯因一起交通事故在医院接受检查。其间，医生根据一名警官的命令，不顾施墨伯的反对从他身上抽取了血样。血样化验表明施墨伯当时处于醉酒状态。于是，洛杉矶市法院根据该证据判施墨伯有罪。施墨伯不服提出上诉，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并认为强制性血样检测并未侵犯被告人的宪法权利。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经过交流获得的“证言”。而且，多数法官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本身构成证据或者作为物证的来源，则不适用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假如施墨伯案发生在1964年之前，它就不会进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视野。因为，在1964年以前，第五修正案对各州并无拘束力。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麦洛伊诉霍根一案中宣称，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包含了第五修正案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因此，第五修正案应当适用于各州。让我们回到施墨伯一案。判断从施墨伯身上抽取的血液样本是否违反了第五修正案，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该项证据是否强迫取得;第二，该项证据是否会导致归罪;第三，该项证据是否属于第五修正案规定的“证据(testimony)”。所谓“强迫”，是指使用了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或心理压力的形式。
虽然，中国在现行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赋予被追诉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权利，但是，我国政府对这一权利还是持积极态度的。这不仅表现在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上述《公约》，也表现在我国早在1988年10月4日就已批准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另外，即使是在我国现行立法中，也存在一些与该权利有关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过，客观地说，我国的刑事司法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权利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3条让被追诉人承担着“如实回答”的义务，而且也因为刑讯逼供以及诱供、骗供等这些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当然，要确保一个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最重要的措施或许并不是在未来的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不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原则，而是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侦查人员的讯问权，并确保被追诉人享有最低限度的防御能力。
目前看来，有效且可行的措施包括以下内容，但也绝不限于此：尽可能减少审前羁押；羁押场所与侦查权的分离；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如讯问前的权利告知、讯问过程中律师在场、录音等等)；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检控方对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承担证明责任，并在证明不能的情况下承担不利的后果(即被告人所作的有罪供述不具有证据效力)；等等。
不过，为了能让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观念为社会公众广泛接受，法律人仅仅宣传它的好处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有效消除那些潜伏在不少人心中的疑虑：确立并保障这一权利是否会严重影响打击犯罪的力度？至少我们可以借助“赵作海案”让社会公众明白，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本质含义乃是“禁止强迫”，而不是简单地、泛泛地反对一个人自证其罪。因为，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反对一个人自证其罪，而且必须认识到，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同时又能兼顾案件侦破的社会压力。实际上，在不少国家，法律并不是简单地、泛泛地反对强迫当事人自证其罪，而是在某些情况下用一些制度设置“鼓励”一个人自证其罪(如在英国，根据司法惯例，对于答辩有罪者，一般会给予1/3的量刑折扣)。
不过，要在中国真正确立诸如辩诉交易之类的激励机制，首先需要破除的就是“正义的神话”。司法固然应当追求正义。但是，绝对的正义，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许，这既是正义的局限，也是人类自身的局限，无论是“抽象的人”，还是“具体的人”，都是如此。作为“具体的人”，我们所能追求和达到的，只能是相对的正义。

❸ 如何正确理解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刑诉法作为程序法、限权法，在控制犯罪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其重点在于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可以说，刑诉法关涉一国公民如何免遭侦查权、司法权的非法伤害，关系到该国的正义是否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其中，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基本原则之一。一国的刑诉法中是否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贯彻这一原则，反映该国被追诉人的人权保护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程度。
我国于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诉法明确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标志着我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之路上迈出重要一步。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由来
一般认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等不能被强迫自己证明自己有罪，不能被迫成为反对自己的证人。联合国于1966年制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庚目就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这里的强迫，既包括肉体上的强迫，也包括精神上的强迫。
该原则的诞生，一般认为源自“任何人无控告自己的义务”这一古老的格言。在英国，则源于12世纪早期普通法院对教会法院纠问式诉讼的彻底否定。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下，无论沦为诉讼客体的被追诉人乃至被害人、证人如何回答，其陈述都有可能被集侦查、控诉、审判职能于一身的法官歪曲为证明其有罪的事实。在17世纪，该原则在英国发展成为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此后，又远涉重洋传入美国，并在18世纪末写入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从而使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成为美国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1966年，联合国又将其视为被追诉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之一”，规定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中。
新刑诉法中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在我国，就立法目的而论，该原则旨在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现象。201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在回答媒体记者采访时，明确表明了这一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一贯坚持的精神，因为现在的刑事诉讼法里就有严禁刑讯逼供这样的规定。为了进一步防止刑讯逼供，为了进一步遏制可能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样的规定对司法机关是一个刚性的、严格的要求。”新刑诉法第50条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在“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之后，就是有力的佐证。
值得强调的是，从1979年刑诉法到1996年第一次修正后的刑诉法，仅仅严禁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但均未明确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问题。为防止刑讯逼供等现象的重现，贯彻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新刑诉法在第54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即我国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依法自动排除；而对于物证、书证则采取裁量排除的方式。
各国关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内容，一般都包括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我国也不例外，如新刑诉法第33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第121条规定了同步录音录像的讯问制度；第53条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法治国家证据认定标准，作为衡量“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之一。
迈向消除刑讯逼供的关键一步
无疑，我国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契合了新刑诉法第2条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主旨，利于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程序性保障。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仅就现有规定而言，我们赞成这样的主张，按照体系解释的方法，应将对刑诉法第118条的解读建立在第50条内容的基础上，并将其解释为：（1）当犯罪嫌疑人自愿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时，应当如实回答；（2）当犯罪嫌疑人不愿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时（当然，在拒绝回答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辩解”的权利），侦查人员不得强迫其回答；而且无论是法官还是控诉方，都不能从被追诉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这一事实中，推导出对其不利的结论；（3）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有告知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的义务。
总之，无论如何，在法律上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都值得赞赏，因为这是迈向消除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关键一步。

❹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作为一条法律原则，为什么没有被写入新刑诉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中

立法者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这条本来就应当放在第一章。

❺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沉默权有何关系

1、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沉默权之间存在一定区别。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未能完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自由。两者确立的出发点即不同。沉默权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维护自由。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主要是为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只是沉默权权能的部分体现。无论如何,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仍然是立足于我国现实状况,通过对禁止刑讯逼供的进一步强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人权的保障。此外,我国刑诉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有学者认为该规定是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相矛盾的。但就两者确立的基础来讲,两者并非完全对立。无论是如实回答义务还是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其都是建立在我国司法现状的基础上的。不可否认,我国在司法实践中更注重追求实体正义,关于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活动顺利高效进行的有效保障,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则是对禁止刑讯逼供的进一步强化。两者的相互融合既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与自由的合理限制,又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而非相互对立的关系。由此可见,我国刑诉法中如实回答义务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并存是立足于我国司法现状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合理化保障。 2、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是无罪推定原则建构的重要部分。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普遍适用的人权保障原则,其对诉讼制度的建构意义重大。其基本含义是任何人在未被依法确定为有罪以前,应被推定或者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原则主要有三项基本要求,即:定罪权只能由法院行使;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证明自身有罪,也没有义务证明自身无罪;举证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我国刑诉法中虽未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我国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项规定表明我国定罪权只能由法院行使。此外,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即举证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明确指出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是对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完善

❻ 关于自证其罪的问题

关键点在于“强迫”和“如实”二个词，因为以前刑讯逼供的例子太多了，不过自从非法取证不能做为证据后明显改善好多，但所谓的“毒树之果”还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好像扯远了。。。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会让他将事实情况如实阐述，就算我们查看了监控，知道他就是犯罪人，但他说他没犯罪，我们就默认他说的属实，这就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原则，二者之间并无冲突。

❼ 自证其罪的介绍

自证其罪（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又被称为沉默权规则(the right to silence)，指的是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强迫自己证明自己有罪，不能被迫成为反对自己的证人。时隔15年之后，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的刑事诉讼法迎来第二次大修。 2011年8月24日上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式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冤案错案让人们对刑讯逼供深恶痛绝。为了从制度上防止、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原有“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❽ 刑诉不得自证其罪意味着沉默权吗

中国目前关于沉默权还未明确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体现的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❾ 什么是“不能自证其罪”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在国际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又被称为沉默权规则(the right to silence)，指的是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强迫自己证明自己有罪，不能被迫成为反对自己的证人。在我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也是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归罪性提问、不得采用强迫性讯问手段、强迫供述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做出不利评价或推论以及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将其放在了证据章节中，限制了其原则性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其精神在整个刑诉法中的贯彻和影响。

❿ 自证其罪的历史渊源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最早起源于英国，人们关于这一规则的斗争历经了数百年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英国12世纪的早期。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易延友博士的考证，在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后，结束了英国法律不统一的状态，为了实现司法权的集中，威廉要求原有的司法机构根据国王的令状并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审判，以防止其权力的扩大，同时又建立了由僧侣贵族及高级官吏组成的“御前会议”。起初，它只在国王安宁受到重大威胁而各地法院又无法满足正义的要求时才行使最高审判权；后来，它的司法职能受到重视，逐渐从中分离出一系列专门机构，分别行使皇家司法权，其中包括王座法院，这些法院的权力有所扩张。而当时在英国，教会是一个较有影响的政治组织，教会法院对教徒之间的纠纷有“专门”的管辖权，教徒之间的争议不得诉诸于普通法院。
在这种纠问式程序下，法官享有极大的职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他们仅是被审讯和被拷问的对象。当时，英国的教会法院还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宣誓程序，这种宣誓程序要求被告人必须忠实地回答所有针对他提出的问题，由于当时被告人不会被告知指控他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反对他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种程序下，无论他怎么回答，都有可能被歪曲成证明他有罪的含义。如果他拒绝宣誓，或者未能提供受欢迎的可采性证据，他都将被判罪处刑；如果他未能说出真相，他还得承受被判伪证罪的风险，所以，一旦被告人进入了宣誓程序，他基本上是在劫难逃了。
当时的普通法院就是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教会法院的，普通法院的法官们签署反对宗教官员主持的诉讼程序的人身保护令，来抵制教会法院的越权，后来一系列反对“宣誓程序”的成文法相继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萌芽。美国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问题专家莱纳得·利维，在他所写的《第五修正的起源》一文中也指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是在两种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一边是支持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普通法，它逐步形成发展了不得被强迫回答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另一边是罗马法传统以及适用审讯制度的英国教会法庭，它的执法者们强烈反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后来随着王权的兴起，普通法院在反对教会法院“宣誓程序”的同时，却相应发展出了自己的纠问程序，其中也包括纠问誓言的使用，这些经常体现于王座法院、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的行为当中。这些法院受王室的直接支配，所以它们也经常运用誓言的纠问程序来迎合国王的主张。在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戴尔在赐于一个被迫宣誓者以人身保护令时，他第一个公开反对在王室法院中进行这种宣誓，并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他自己的证据”——这成为之后人们在赞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时乐于称道的一句名言。
之后，当清教徒托马斯-卡特被指控犯有信仰上的罪行时，他认为进行宣誓是对一个人隐私的侵犯，也是对一个人良心的侵犯，还是对宗教教义的违反。不久，普通法和英国《大宪章》成为反对宣誓的首要理由。一位备受尊重的律师兼议员詹姆斯-莫里斯就认为，纠问誓言违背了普通法规则，也违背了《大宪章》第29条，因为该条宣称，刑诉程序应当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调整。据此，英国议会于1534年宣布禁止使用宣誓这种审判方式，同时取消了1401年以来允许教会法院中的主教使用纠问技术的法律，这些都反映了英国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
最后，议会取得了初步胜利，在17世纪初叶，英国法律朝着限制使用宣誓和纠问程序并确认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也遭到了纠问程序的报复，“李尔本案件”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是：李尔本这个人，一生中曾多次受到过刑事指控：第一次是1637年，因为政治犯罪在星座法院受审，最后一次是因为叛国罪在普通法院受审（开始于1694年）。李尔本的名声主要来自他在最后一次审判中进行的精彩辩护，即主张被告人应当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以及陪审团应当同时裁决事实和法律问题；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有关的案件则是他第一次受审的审判。在这次审判中，李尔本因为涉嫌输入煽动性书籍进入英国，而遭到星座法院的指控，在审判中，李尔本对星座法院的指控予以否认，同时要求与控告者当面对质，并拒绝宣誓或回答任何“无礼的”提问，以免自己因回答这样的问题而受到伤害。具体地说，在这次审判中，李尔本主要是在两个地方行使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一是在“罪状认否程序”中，他宣称：“根据英格兰的法律，我不回答任何不利于我或关于我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主审的凯博法官要求他辨认笔迹时，他拒绝看控方提交的文件，并且再次主张不回答任何问题，反而要求控方先证明其犯罪。
当时，星座法院不光不采纳他的要求，反而以此为由于1639年判决他藐视法庭罪，并将他投进监狱，同时对他处以肉体上的刑罚。李尔本在遭受鞭打时，他向一大群富有同情心的人宣讲纠问程序的坏处。正是李尔本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赢得了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使舆论倒向议会一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议会掌握了政权，并于1641年议会宣布李尔本案件的判决不合法，废除了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并且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职权宣誓”。又过一年后，一个由12名盎格鲁主教组成的代表团向由清教徒控制的议会起诉，呼吁国王保护他们在上议院的豁免权，在这一案件的审理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被人们所主张；1688年，国王詹姆斯二世起诉七个主教违抗他关于取消所有反对极端主义法律的命令，在这个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英国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自1688年在英国正式确立后，1848年通过的《约翰杰维斯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被告知在审判前的调查程序中有权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警告他，他在审判前审讯中所作的回答可以在审判中用作不利于他的证据；1898年通过的《英国刑事证据法》也规定，被告人在审判中享有不被强迫提供不利于自己证据的权利；1912年制定的《法官规则》也再次确认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他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否则因此而作的任何供述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这里的“法官规则”在英国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官作出的判例，它是应警察部门的要求，由王座法庭的法官们制作的关于审讯犯罪嫌疑人程序的指南，对于警察的讯问行为具有实际上的约束力。这一规则在1912年制定时只有4条，1918年追加5条，1930年后又作过多次“补充说明”，1964年“法官规则”经过全面修改，与“补充说明”一起以内务部规章的形式公开发表，成为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制定以前，指导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活动的基本准则。在这些“规则”当中，都有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官规则”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准据法》制定之前，具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而在“法官规则”中又有大量的有关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
在美国，尽管其最先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美国正式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却不能说完全是受英国的影响。因为最先到达美洲大陆的人，大多是清教徒或者是被英国法院判刑的人，所以他们对自身的处境有切身的体会，坚决主张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这也是后来美国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的重要原因。
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不同的州也都有各自的“宪法”，所以到1780年代的时候，已经在九个的州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也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即使后来通过的的人权法案，对此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明确指出：“任何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后来的“米兰达规则”也就是从此发展起来的。
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对这一宪法修正案进行了解释，它的主要内容有：（1）这一特权仅适用于刑事案件，它不仅包括实质上的导致自我归罪的陈述，而且包括所有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其他证据；（2）这一特权不仅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主张，而且能为证人所主张；（3）这一特权不仅可在侦查程序中主张，而且可在审判过程中主张；（4）这一特权限于为本人利益而主张，不能扩大适用于他人利益；（5）这一特权只适用于自然人，不适用于法人等。
而且，这一宪法的权利在各州中也可得到了适用实施，按照华尔兹先生的接受，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各州适用中起关键作用的一个案件是发生于1964年的马洛伊诉霍根一案。在此案中，马洛伊这个人，以前曾在一个赌博的指控中被认定有罪，在他服刑之后，一位受法庭委托正在进行赌博活动调查的人将他传唤并询问，当调查人所问的问题涉及到马洛伊被判罪的事件时，马洛伊以“这可能归罪于我为理由”而拒绝回答，任命该调查人的州法院以“藐视法庭罪”对他判了刑。对此，马洛伊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该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调查人对马洛伊提出的问题与他曾犯过的罪相牵连，马如果回答将“可能会构成那足以使（他）与近期的犯罪联系起来的证据链中的一环，而且他可能仍会为该犯罪而受到追诉”；同时，最高法院还裁定：不仅各州法院要像联邦法院一样尊重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特免权，而且各州法院在适用该特免权时遵循联邦的标准。该法院对“联邦标准”的描述为：“所提供的特免权不仅涉及那些本身会支持有罪判决的回答…… 而且同样包括那些会构成起诉所需证据链之一环的回答”。正是通过这一判例，美国确立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可以通过联邦第宪法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而适用于各州。
另外，在英美法系的其他国家，也相继确立了这一规则，例如，1982年加拿大通过的《权利与自由宪章》第7条就规定：每个人都有生存、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除非“依据基本正义的原则”，不得剥夺，据此，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在警察拘捕后的讯问过程中保持沉默的权利，是《权利与自由宪章》所规定的“基本正义”原则之一，并指出：“刑事诉讼中或许唯一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是被追诉者不得被强制协助对自己的指控”。
法国属于大陆法系的典型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表现出以成文法典为核心的模式与特点。具体说来，在传统上，法国奉行的也是一种纠问主义的诉讼模式，它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否则法院可判以“虚言罚”或者“不服从罚”，并且当时明确赋予司法机关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对其进行拷问的权利。虽然法国1789年公布的法律，效仿英国而废除了对被告人要求宣誓后进行讯问的规定，但是1808年通过的《治罪法》又规定，法院可以为发现真实而采取一切方法，并以此为根据实行预审及法庭审判中的讯问被告人的作法。
直到1897年，法国才通过新的法律，要求在预审法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明确告知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律师在场权。现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已成为法国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除有关被追诉者的身份事项外，他们没有必须回答警察、检察官或者预审法官提问的义务，被追诉者在审判中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保持沉默，无需担心而因此会受到处罚。1993年修正的《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16条、第128条和第133条，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相关规则。
在德国，于1994年10月28日修改并于1994年12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基于对二战中纳粹暴行的反思，该法典专设了“第十章、讯问被指控人”的规定，在这一章中，第136条第一款对又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作了专门规定：“初次讯问开始时，要告诉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行为和可能适用的处罚规定。接着应当告诉他，依法他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并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任的辩护人商议。此外，对他应当告知可以申请收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在对此适当的情况中还应当告诉被指控人可以用书面陈述。”从而确立了讯问人员在初次讯问被指控人时所应当坚持的严密的“告知”义务，比如应当告知他被指控的事由、可能适用的处罚，以及可以收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等，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告知被指控人“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
按照德国学者施米特的说法，在德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有权保持沉默，而且有权说谎，而无须被追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对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审讯人员在发问前的告知程序，按照另一德国学者的解释：“如果审讯官员没有提出这种警告，只有在能够证明嫌疑人知道这项权利的情况下，其陈述才能被用作证据”，“嫌疑人可以限定愿意回答问题的范围，可以撤回所作的回答，甚至可以对某个或者某些特定的问题拒绝回答”；在法庭审判中，审判长在审查被告人的个人情况之后，应当告知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接下来当庭就所控犯罪事实进行审问，被告人可以拒绝回答每个具体问题，法庭不得就这种拒绝回答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
在日本，1946年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38条中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制定的，在此之前，日本警察一直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持敌视态度，当然这也和那时的立法规定有关：1890年的明治刑事诉讼法，一方面禁止以恐吓或者欺骗的方法获得口供，同时又规定了“讯问被告人”的程序；1922年的大正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必须给予被告人陈述有利事实的机会，但也没有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现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不光在日本国的宪法中有所体现，而且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
另外，荷兰《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没有义务回答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提问，警察在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某个人有罪时，在讯问之前必须告知他“没有义务回答问题”；如果因为警察未能提出警告而使嫌疑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嫌疑人受到来自警房的任何不当压力，那么由此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在开始讯问前，除第66条第1款的规定外，还应当告知被讯问者，他有权不回答提问。”葡萄牙《刑事诉讼法》第61条也规定，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都有权不回答有关指控他的犯罪事实或者对于这些事实的陈述内容的问题，关于受到指控的犯罪事实方面的提问，嫌疑人可以拒绝回答或者作虚假的回答，不得从其沉默中作出不利推论，也不得因其作虚假陈述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刑事诉讼法律”，都有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