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国际商法案例分析题，考试要用的！紧急！感谢！
（一）（1） 8月1日传真是：要约
（2） 8月10日回电是：反要约
（3） 11月5日提货通知是：就是提货通知
（4） 11月8日电传是：要约拒绝
(5)成立合同的要约是8月10日（回电）
（6）成立合同的承诺是11月8日
(7)接（5），A公司应支付的合同价格是每吨800美元（反要约时的价格）
（二）变更为非实质性变更，根据《公约》规定：“若受盘人在表示接受时，对发盘内容提出某些非实质性的添加、限制和更改（如要求增加重量单、装箱单、原产地证明或某些单据的份数），除非发盘人再不过分延迟的时间内表示反对期间的差异外，仍可构成有效的接受，在此情况下，合同的条件就以该想法盘的条件以及接受中所提出的某些更改为准”因此合同仍然成立。（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四）（1）《海牙规则》要求承运人在整个航程过程中是否均应该尽到使船舶适航的责任？为什么？
是。《海牙规则》第三条规定：1．承运人须在开航前和开航时克尽职责：
（a）使船舶适于航行；
（b）适当地配备船员、装备船舶和供应船舶；
（c）使货舱、冷藏舱和该船其他载货处所能适宜和安全地收受、运送和保管 货物。
2．除遵照第四条规定外，承运人应适当和谨慎地装卸、搬运、配载、运送、 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
不可以，承运人没有可尽职责使船舶适航。
㈡ 请教商法案例解析2，非常感谢
3，
（1）乙银行对D公司拒付的理由是什么？乙银行的拒付属于票据法上的何种行为？
解析：乙银行对D公司拒付的理由是票据的金额被改动，导致票据无效。乙银行的拒付基于票据无因性行为。
（2）D公司能否对A公司行使追索权？为什么？
解析：D公司不能对出票人A公司行使追索权。因为，对于出票人而言，持票人所提示的票据，必须在形式上为有效的票据，票据金额被改动之后，票据在形式上已经无效。出票人A公司原本出具的票据是有效票据，由于背书人的原因导致票据无效。因此，D公司不能持有无效票据向出票人A公司行使追索权。
（3）该票据关系的当事人中，哪些人应为D公司的追索对象？它们各应就多少票据金额承担票据责任（假定追索费用及利息相同）？
解析：该票据关系的当事人中，背书人B公司与C公司应为D公司的追索对象。B公司对20万元票据金额承担票据责任；C公司对30万元票据金额承担票据责任。
4，解析：（1）科技开发公司不同意仲裁，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驳回起诉是有问题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诉讼，如果化工厂提出管辖权异议，人民法院才能通过裁定驳回科技开发公司的诉讼。如果化工厂未提出异议，则法院可以进行审判。
（2）仲裁委员会依照仲裁程序予以仲裁，并口头通知化工厂和科技开发公司开庭审理是问题的。仲裁委员会应当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
（3）经两次通知后，科技开发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仲裁庭即以被诉方不到庭，案件无法审理为由，拘传科技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庭。这是错误的，仲裁委无权拘传当事人。
（4）科技开发公司收到裁决后，并不自动履行裁决书，化工厂即向仲裁机构申请强制执行。也是错误的，仲裁裁决书的强制执行应当由法院执行庭执行，仲裁委无权强制执行。
㈢ 急！关于经济法的案例分析
赛格进出口公司诉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郊区支行票据承兑纠纷案
发布时间：（ 2003-04-01 09:30:19）
原告：广东省深圳市赛格进出口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金堂，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樊成玮、熊斌，深圳市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郊区支行。
代表人：朱炳伦，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程明山，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郊区支行职员。
委托代理人：宋政平，江苏省无锡市金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东省深圳市赛格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赛格公司）因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郊区支行（以下简称郊区农行）发生票据承兑纠纷，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赛格公司诉称：我公司持由被告加盖银行汇票专用章并承诺到期付款的银行承兑有效汇票向被告收款时，被告无理拒付。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票面所载金额1100万元和截至1998年3月17日的延期付款利息123948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郊区农行未答辩。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6年1月22日，原告赛格公司根据与案外人深圳市联京工贸有限公司和无锡市北塘恒昌车辆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摩托车发动机总成协议，对外开立了信用证。为此，恒昌公司按照约定签发了金额分别为450万元和650万元，到期日分别为同年11月16日、12月16日，收款人均为赛格公司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均为被告郊区农行承兑。
这两张银行承兑汇票，被恒昌公司在交付给原告赛格公司前遗失。恒昌公司曾于1996年8月2日在《南方日报》登报声明汇票作废，又于同年9月2日向无锡市郊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无锡市郊区人民法院于当天通知被告郊区农行停止支付。在法律规定的公示催告期届满时，恒昌公司未向无锡市郊区人民法院申请除权判决。恒昌公司后来交付给原告赛格公司的，是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第一联（此联由承兑行支付票款时作借方凭证）复印件和被告郊区农行于1996年8月28日出具的说明函。在银行承兑汇票第一联复印件上的汇票签发人签章栏内，加盖了郊区农行的汇票专用章，但是没有恒昌公司的签章。郊区农行说明函的内容是∶由于银行承兑汇票被出票人遗失，出票人已登报声明作废，因此同意在遗失汇票的底联复印件上加盖本行汇票专用章，作为收款人向本行收款的有效依据；汇票到期后，收款人必须派员凭此复印件结算票面款项。赛格公司按复印件记载的日期，在到期后持上述遗失汇票第一联的复印件向郊区农行提示付款时，遭到郊区农行拒付，因此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1996年1月22日赛格公司、恒昌公司及联京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2、1996年7月16日恒昌公司签发的两份银行承兑汇票第一联复印件，其上有郊区农行加盖的汇票专用章；3、郊区农行于1996年8月28日出具的说明函；4、恒昌公司申请公示催告的有关证据；5、恒昌公司的证词。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条规定∶“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案外人恒昌公司虽然签发并经被告郊区农行承兑了两张银行承兑汇票，但是这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在向原告赛格公司交付之前即被恒昌公司遗失，故恒昌公司并未完成出票的票据行为，赛格公司也未实际持有该银行承兑汇票。现赛格公司据以主张票据权利的，只是恒昌公司交给它的银行承兑汇票第一联复印件。该复印件上虽然有“汇票”字样、金额、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等复印内容，但是没有出票人恒昌公司的签章、且未经郊区农行同意承兑，另附的郊区农行说明函又对支付限定了条件，这些内容都不符合票据法第二十二条对汇票的规定，所以复印件上虽然有郊区农行加盖的汇票专用章，也不能作为有效的汇票使用。赛格公司持此复印件请求行使票据权利，不符合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驳回。据此，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7月24日判决：
驳回原告赛格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210元，由原告赛格公司负担。第一审宣判后，赛格公司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从1996年8月28日说明函的内容看，被上诉人郊区农行承兑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法律手续也是完备的，符合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精神；上诉人所持加盖了郊区农行汇票专用章的第一联复印件，应视为与汇票第二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郊区农行答辩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票据是要式证券，票据的制作必须严格符合法律的规定。上诉人赛格公司从案外人恒昌公司得到的银行承兑汇票第一联复印件，不符合票据法对汇票的规定，不是有效票据，赛格公司不能据此主张行使票据权利。原审判决驳回赛格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应当维持。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恒昌公司是因赛格公司为其代理进口了摩托车发动机总成，才给赛格公司出具汇票。赛格公司虽因票据无效而丧失了票据权利，但是其因代理行为而对恒昌公司享有的债权并未丧失，原审也没有否定赛格公司的这一民事权利。赛格公司起诉时，只是主张对被上诉人郊区农行行使票据权利，本案据此以票据纠纷立案。赛格公司与恒昌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系原因关系，属民法调整，与本案的票据关系无关，不应一并审理，赛格公司可另行起诉。赛格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1998年10月15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210元，由上诉人赛格公司负担。
㈣ 求一份法律案例分析
案情：
原告就读于崇明县东门中学初三。1997年8月4日，经法院判决，原告父亲俞某与 母亲夏某离婚，原告随其母共同生活，俞某每月给付抚养费100元。1999年8月，原告母亲夏某被确诊为重症精神残疾人、无业。原告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 2005年，原告读初中预备班后，被告每月给付原告的抚养费增加至150元并履行至2008年12月。
现随着物价上涨及上学费用的增加，被告原每月给付的150元抚养费已不能满足原告日常生活所需，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俞某自 2008年12月起每月给付原告生活费800元，并全额承担原告日后的教育费、医疗费;二、被告俞某补付原告2006年1月至2008年11月间的每月 800生活费，共计18400元;三、被告俞某承担原告1997年至2008年11月间的教育费、医疗费18517元、购自行车费400元，共计 18917元。
被告则辩称，被告患有肺结核等多种疾病，且在家庭式小工场工作，收入不高。2005年，其给付原告的抚养费已增加至150元，并已履行2008年12月，故不同意原告诉请。
另查明，原告外祖父张某的每月享有退休金1265元，外祖母每月享有小城镇社保金607元。被告俞某已再婚，又生育一子，在其丈母娘开办的电脑绣花工场工作。
【裁判】
经法院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俞某自2008年11月起每月给付原告俞某生活费人民币400元至18周岁止，并凭票据(除报销外)全部承担原告俞某的教育费、医疗费。
二、原告俞某的其他诉请，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
被告俞某是否需要支付原告俞某每月800元的费用至原告18岁?
对原告提出的补付其2006年1月至2008年11月间的每月800生活费，法院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法理分析】
被告俞某是否需要支付原告俞某每月800元的费用至原告18岁?
本案中，1997年8月4日，经法院判决，原告父亲俞某(即被告俞某)与母亲夏某离婚，原告随其母共同生活，俞某每月给付抚养费100元。此时 我们依据(1997)崇民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1份可以知道，被告俞某与夏某离婚，法院已经对各自应支付的抚养费进行了判决。
被告夏某按照法院判决的每月100元抚养费进行支付直到2005年，也就是原告读初中预备班后，被告每月给付原告的抚养费增加至150元并履行 至2008年12月。此时我们可以视为被告与原告的外祖父母之间达成了协议(1999年8月，原告母亲夏某被确诊为重症精神残疾人、无业)，即双方之间认 同了被告每月支付原告150元抚养费。
此时原告以物价上涨的理由要求被告支付其每月800元的抚养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 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 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出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可知婚姻法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父母应超出协议的规定支付合理的抚养费。但注 意，当我们考查父母应超出协议的规定支付抚养费时，还涉及到超出多少的问题。超出多少显然与支付抚养费用双方的经济条件有关。
考查双方的经济情况，我们知道原告母亲夏某自1999年起被确诊为重度精神残疾人，根本无能力抚养原告。原告的外祖父母在这十年间承担着双重的 抚养照顾义务，现原告的外祖父母年事已高且收入不多，被告理应对原告尽更多地一份责任和爱心。但同时考虑到被告患有肺结核等多种疾病，且在家庭式小工场工 作，收入不高。每月支付800元的抚养费对其未免过于苛责，法院判处被告俞某自2008年11月起每月给付原告俞某生活费人民币400元至18周岁止，并 凭票据(除报销外)全部承担原告俞某的教育费、医疗费，笔者认为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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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原告提出的补付其2006年1月至2008年11月间的每月800生活费，法院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之前已经提到，被告夏某按照法院判决的每月100元抚养费进行支付直到2005年，也就是原告读初中预备班后，被告每月给付原告的抚养费增加至 150元并履行至2008年12月。此时我们可以视为被告与原告的外祖父母之间达成了协议(1999年8月，原告母亲夏某被确诊为重症精神残疾人、无 业)，即双方之间认同了被告每月支付原告150元抚养费。
此时，原告提出需要被告补齐2008年12月之前每月800的抚养费，显然是对双方自愿签订的协议进行了反悔，在协议是自愿、不显失公平情况下 签订的，我们就认为原告与被告就抚养费达成了一致，此时原告提出的请求，法院不应当予以支持，我们也看到，本案法官作出的判决是非常正确的。
【法理风险提示及防范】
对孩子抚养费的支付，首先看是否有协议，再看法院的判决是如何规定的。父母双方应按此规定支付孩子抚养费至其成年，在物价水平变化的情况下，双方应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协议抚养费的支付，履行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十七条 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出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有关单位、有关行政部门的调解不是解决民事纠纷的必经程序，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不经调解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仲裁是双方当事人将其争议交付给第三者居中评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申请仲裁。根据法律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民事诉讼，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审理和解决民事案件的活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可以依法将他们之间的民事纠纷交由人民法院审理和判决.
㈤ 谁有票据善意取得的案例
某市一家医院与某医药股分有限公司于3月2日签订了一份药品购销合同。该合同规定：由医药公司在4月底之前向该医院供应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某类中成药2000箱，每箱1000元，合同标的总额为200万元。根据合同规定，该医院签发了一张汇票交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这张汇票的收款人是该医药公司，汇票金额为200万元，付款人为某商业银行，付款日期为出票后3个月。3月20日，医药公司准备持该汇票到商业银行提示承兑时，发现汇票遗失，于是向公安厅机关报案。后来查明，该汇票被王某等人盗窃。并且王某伪造了医药公司的签章并将该汇票转让给了一家化肥厂，化肥厂又将汇票背书转让给了某石化公司，石化公司持该汇票到商业银行提示承兑，遭到拒绝。（化肥厂与某石化公司均为善意并付相应的对价而取得票据）针对这一案例我们来进行分析：汇票是被王某等人盗窃，显然王某等人为非法持票人，并不享有票据权利。我国《票据法》第12 条规定:“以欺诈、盗窃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王某伪造了医药公司的签章并将该汇票转让给了化肥厂，由于是王某伪造了医药公司的签章，所以医药公司的出票行为不成立，因此医药公司并不对化肥厂负担票据债务。由于王某也不是以自的名义作的签章，所以王某对化肥厂亦不负担票据债务，因此化肥厂并不成立善意取得。这便是我前文中提到的使用票据过程中，转让方转让（处分）票据行为的效力存在缺陷有七种情况之一：持票人以偷盗、胁迫、欺诈等非法手段或依拾得取得票据并进行转让，即持票人在没有合法持票根据而持有票据的情况下进行转让。在这种情况下化肥厂变成了依原持票人的意志占有票据但不享有票据权利、无处分权而又不属于票据代理人的持票人，即处分权人。化肥厂再将汇票背书转让给了某石化公司，则化肥厂的后手某石化公司成立善意取得，以化肥厂作为票据债务人。从要件上来分析，必须是基于善意而取得票据与须是给付相应的对价而取得票据这二点前面的已经确定。必须是依票据法上的转让方法取得票据这一点在案件中有叙述，因此此要件成立。必须是从无处分权人处取得票据，化肥厂在前手的转让情况下变成无处分权人（前面已有分析，这就不在做复述），因此此要件也成立。即四要件成立，某石化公司成立票据善意取得，商业银行就不应当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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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历史上票据大案都有哪些
农行逾39亿票据被偷天换日，震惊了监管层，但让市场人士更担心的是，这些被盗取的票据是否重新贴现抑或被打包成互联网金融产品卖给了普通投资者，套现进入了股票市场。
“太阳底下无新事，类似手法早已有之。”对于农行案件，上海一监管层人士感叹。更大的隐忧是，与此前票据诈骗资金大多用于放贷不同，此次套取的资金是否流入股市成为监管最大隐忧：如果票据贴现资金高杠杆流入股市，可能真的血本无归，而流入股市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又基本无从统计。
中国农业银行1月22日晚间发布公告，近日，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票据买入返售业务发生重大风险事件，经核查，涉及风险金额为39.15亿元。此前的报道提及，这些票据被换成报纸存在了银行保险箱里。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数据，截止2015年12月底，金融机构的票据融资规模是45838.17亿元，占各项贷款的5%左右，较2014年底的29232.99亿元，增加了16600多亿元。
而杭州一票据中介人士则认为，真实的民间票据交易规模可能是央行数据的10倍以上，银行票据在票据中介手中可能层层快速倒手，传统的票据中介可能是赚票据贴现的差价，非法的做法则是套取资金放放高利贷抑或进入股市。
正规中介也希望市场良性循环
所谓票据业务，目前使用较多的是银行承兑汇票，实质是一种贷款业务。如A企业需要购买B企业的货物，但资金不够，就可通过到银行存保证金的方式，要求银行开具承兑汇票付款给B企业。承兑汇票最长期限为6个月。在这其中，B企业可能不希望到6个月后才拿到钱，就可到银行或者第三方机构贴现，提前拿到钱。由此衍生开，票据可能多次转手，变成一种融资工具。
而票据中介，则是在银行之间从事期限错配、贴现等业务公司的俗称。
对于目前风险事件爆发，所有银行骤然收紧票据业务，让正规中介日子也不好过。
上述杭州中介就提到，农行这样的风险事件越早爆发越好，有助于加大违法成本，使得市场良性循环。正规的做法可以用自有资金收票或买断，大一点的中介可以做资金错配，跟银行配合，风险大，收益也大。小的中介就从企业收票，卖给银行或者同行，当天进出赚差价。
但是更令人担心的是票据资金进入股市。
据中信建投证银行业分析师券杨荣分析，通过票据贴现余额与上证指数的对比，两者间有强烈的正相关性，如2010年-2011年票据下滑幅度相对较大，是由于限贷令对贷款总额的限制。
杨荣表示，由于票据融资期限较短，投资资产流动性通常较强。一旦预计监管收紧，这些资产就可能会提前出售。在此情景下，相关违规资金就可能及早平仓脱身或提前卖出相关资产，以收回现金，确保票据融资资金链不断。因此，股市、债市可能面临短期资金外流。
对此，另一票据中介告诉澎湃新闻，2015年确有不少票据融资资金作为场外配资资金进入股市，杠杆最高者甚至达到1:15，配股指的杠杆甚至可能更高(比如10倍资金杠杆，加上期货本身的几倍杠杆)。股市内现在尚有后一批进入市场的资金。
也就是说，如果银行全面收紧了票据融资，可能会给股市带来蝴蝶效应。
历史上票据大案并不少
农行此次涉案规模达39.15亿元，被媒体称之为最大案件之一，但据公开资料，就在前几年大案并不少。
比如：2010年齐鲁银行票据诈骗案涉案金额101亿元，牵涉多家银行及多个国企高管，全案共形成1883本案卷，为司法史上罕见。并导致齐鲁银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三把手同时被罢免，这在中国银行业史上都不多见。
齐鲁银行金融诈骗案“曝出是在2010年12月6日，当时齐鲁银行在受理业务咨询过程中发现一存款单位所持”存款证实书系伪造引发的案件。
本案的主角刘济源涉嫌贷款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和诈骗罪，涉案金额101亿元，其中涉嫌诈骗银行100亿元，涉嫌诈骗企业1.3亿元。
“案件的基本原理是：该业务经理与刘济源勾结开具了有瑕疵的存单，将该存单抵押贷款，贷款获得的现金再去存款，循环往复，以此做大存贷款规模。”知情人士介绍，而初始入库的存单可能真实，后经出库再入库的存单就有很大水分。这种手法可以方便银行制造业绩，大规模且长期的操作，必然有银行高层的默许。
最终，刘济源的资金链陷入紧张，成为拆东墙补西墙的资本游戏。在定期存款到期、后续资金未跟上时，刘济源不得不四处协调展期，勉力维持。2010年12月6日，齐鲁银行在受理业务过程中发现一存款单位所持“存款证实书”系伪造之后报警，这个骗局终于败露。
该案涉案方法同北农行十分类似。
如果你以为101亿已经是天文数字，更有2012年900亿的萧山“5·14” 票据大案，金额冲破天际，该案是民间票据业务风险的一次引爆，被称为地下“票据经纪”行业的一次洗牌。
一家名为润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萧山企业，它仅仅靠着“一票”生意，非法大肆倒买倒卖“承兑汇票”，赚得盆满钵满。根据警方初步核查，这些窝点总计非法经营额达900余亿元，为近年来发现的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票据贴现案。
这种所谓的票据中介公司，非法从事没有真实贸易的融资性票据流转业务。他们将各种渠道低价收购的票据安到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企业头上，伪造贸易合同，开具虚假发票，制造出相互贸易的假象，以迎合银行合规审查，再从该企业账上周转获得贴现资金，牟取差价，形成事实性的支付结算中介。
㈦ 收集法律小案例 30分/个
张三在马路上拾到票据金额为10万元的现金支票一张。支票的出票人是某出版社，收款人为赵某。张三冒充赵某的签名，将自己记载为被背书人，并对其同事李四说该支票是其劳务所得，由于怕去自己的开户行兑现时被银行扣抵先前的欠款，故愿意以低价背书转让给李四。李四虽心存怀疑但以7万元受让了这张支票，随即去商店购物，支票由商店持有。当该商店将支票交到其开户行结算时，发现该支票已经于该商店得到它的当日被赵某挂失，但未进行公示催告。
问（1）本案各个环节中的持票人的性质和地位如何？
（2）本案中谁该承担票据责任？为什么？
提问者： 羽佳晓丹 - 助理 二级
最佳答案
既然没有公示催告，那么商店就可以向银行主张付款，因为票据是无因性的。
张三是篡改了票据，其不是正当的票据持有人。
李四以明显地价获得票据，可以推定其为明知票据不当取得，其也不享有票据上的权利。
出版社的损失可以向张三主张，而李四也可以要求张三返还所得。不过如果情况严重，张松和李四很可能构成票据诈骗罪，这个就要具体分析了。
参考资料：www.waylaw.com
..com/question/1816166.html 17K 2006-1-
㈧ 查找相关案例资料说明票据的无因性。
其实你去找论文或是案例书会更好
一、关于票据无因性和票据无因性原则
(一)票据无因性
票据无因性，是对票据行为外在无因性和票据行为内在无因性的统称。(注：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9-140页。) 所谓票据行为的外在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持票人不负给付原因之举证责任，其只要能够证明票据债权债务的真实成立与存续，而无须证明自己及前手取得票据的原因，即可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所谓票据行为的内在无因性是指产生票据关系、引起票据行为的实质原因从票据行为中抽离，其不构成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当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所生之抗辩事由对抗票据债权的行使。
(二)票据无因性原则
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实质内容就是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法律关系的分离。只有票据法律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作为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才能不影响独立存在的票据关系的效力。也只有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相互分离，才能够在票据的转让中，使持票人的交易风险大大降低，并减轻持票人的审查责任，从而能够保障持票人、特别是善意持票人的合法权益。通过确立票据无因性原则，可以使人们乐于接受票据；人们乐于接受票据，就会利用票据的种种功效，加速物资有序流动，促进贸易发展，也就助长了票据的流通；从而发挥票据的效用，最终达到实现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目标。这也正是票据法理论确立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最终目的。(注：关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价值问题，为现代票据法理论所肯定和公认，因此，上述观点采用通说。参见吕来明：《票据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龙田节[日]，《商法略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
二、关于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的射程距离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效力之所及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包括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和票据预约关系)的分离，是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核心内容。其中，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相分离的具体体现为：第一，即使票据原因不存在或者无效、被撤销，只要出票、背书等票据行为依法成立，则出票人、背书人仍须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仍能享有票据权利；第二，即使票据上记载的内容与票据原因关系的内容不一致或者不完全一致，票据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仍应当按照票据文义决定，而不能以票据外的事实来改变票据关系的内容；第三，只要票据上的背书符合法律规定的连续性，持票人即可依照票据上记载的内容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相应的票据权利，而无需向票据债务人证明自己取得票据的原因内容，票据债务人也无需对持票人取得票据的原因进行实质上的审查，即可依法向持票人履行义务；第四，在英美法系中，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的分离还体现在：在票据仅凭交付(或许要有转让人的背书)的转让中，只要受让人取得票据时是善意的，并支付了对价给转让人，他便获得该票据及其所代表的全部财产的完全的所有权而不受其他权益的约束。(注：对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相分离的前三种体现的总结，参见龙田节[日]，《商法略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陈柳裕：《票据法详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第4种体现，参见杜德莱·理查逊[英]：《流通票据及票据法规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的分离，在票据转让中的上述四种具体体现，即是票据无因性原则之效力所及的基本周延。当然，票据关系与票据资金关系和票据预约关系，原则上也是分离的，但这两种分离对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体现并不十分显著。所以，本文主要以探讨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之间的关系为基础。
(二)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效力之所不及
票据法理论通说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又是不能不有所牵连的，这种牵连性即形成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不及之处。(注：李钦贤：《票据法专题研究(一)》，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299页；梁宇贤：《票据法实例解说》，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增订版，第15页。)
综观全局，就目前而言，票据无因性原则之例外情形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票据原因关系有效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之间票据关系的效力。也就是说，当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存在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时，如果票据债权人对票据债务人为票据上的请求，票据债务人得以基于授受票据的原因关系对抗票据债权人。(注：由于该种票据抗辩事由仅限于由特定的票据债务人向特定的票据债权人主张，因此，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之间的此种牵连一般被称为“人的抗辩之个别性”。参见李钦贤：《票据法专题研究(一)》，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18页；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及第106页。)
2.持票人取得票据如没有给付对价或者未给付相当对价的，则该持票人不能享有优于其前手的票据权利。票据对价所针对的法律效果，是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之间相互牵连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不及的情形之一。
3.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手段不合法即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得以此票据原因关系上的事由对抗持票人，即票据法理论中的“恶意抗辩”情形。(注：票据的恶意抗辩制度实质是票据债务人对恶意取得票据者的抗辩。票据法理论通说认为“恶意取得票据”是指持票人在知道或者直接使用不合法手段的情况下取得票据。在票据原因关系上，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手段或方式不合法，诸如以欺诈、偷盗、胁迫、暴力、恐吓等违法手段，或其他因重大过失或破坏诚信原则的不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由于各国法律均规定这样的行为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行为，因此，该非法取得票据的人不可能也不应当享有票据权利。其与票据的善意取得相对应。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是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为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之所及；而票据的恶意抗辩制度，则属于票据无因性原则之例外。以上分析参见孟国碧：“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比较研究”，载于《国际经济法论丛》2000年第3卷，第149页；梁宇贤：《票据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122页等。)
4.为了清偿原因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原则上票据债务(新债务)如不履行，原因债务(旧债务)就不消灭，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票据法理论通说认为此即票据的授受对票据原因关系的影响，也是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相互有所牵连之处。(注：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梁宇贤，《票据法实例解说》，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增订版，第14页，例题四。)
5.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因票据时效的丧失而消灭时，该持票人对于出票人或承兑人在其所受的利益限度内有请求返还的权利，也就是票据法赋予持票人的一种特殊的非票据权利——利益偿还请求权。(注：利益偿还请求权行使的前提条件除票据上的请求权已罹于时效而消灭外，还包括票据上的请求权因欠缺一定的手续而消灭，但后者不属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范畴，而是票据要式性或其他特性的体现，因此，本文不涉及后者内容。)此项权利不属于票据权利，对于此项权利的行使是持票人依票据原因关系适用民法中有关民事权利义务的规定进行的。此项权利实际上是票据法给持票人一个最后的补救机会。这是在票据法中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相分离的又一例外。
另外，我国大陆部分学者认为，票据关系与票据资金关系和票据预约关系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也相互有所牵连，在我国大陆的票据法理论和票据立法中，当出现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存在于同一当事人之间的特定情形时，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之间的相互牵连从票据原因关系扩大到票据基础关系的各种情形。(注：韩家勇：“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论”，载于《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6期。)
当然，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之所不及的周延范围，并不一定机械地局限于上述5种情形，笔者认为，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在此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探寻与深化。
三、关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适用
(一)对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适用的几种曲解及其检讨
1.绝对有因说。此观点认为，根据法律最终讲求实质上的妥当性或衡平性的法理精神，应当对票据无因性原则予以否定，将民法中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以及民事活动所需的其他基本原则引入票据关系中，要求票据原因关系必须真实，取得票据必须给付对价。(注：李钦贤：《票据法专题研究(一)》，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309页，对日本学者铃木竹雄所著《票据法之基础理论》第14页内容的引注；赵许明：“海峡两岸票据制度比较研究”，载于《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另外，目前世界上还有诸如伊朗、约旦等国家在票据法理论中坚持票据行为的有因性原则。参见郭锋：“西方国家的票据与票据立法”，载于《国外法学》1988年第5期，第13页。)
2.相对有因说。此观点虽赞同票据行为有因说，但其与绝对有因说又存在差异，认为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出于善意或者无重大过失时，还是应当适当保护持票人的应得利益。(注：李钦贤：《票据法专题研究(一)》，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310页，对日本学者平出庆道所著《票据债权移转行为之相对的有因性》第435-455页内容的引文。)
上述两种有因说，将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奉为票据法所应追求的理想和目的，这符合一般的立法原则，自然无可置疑。但是，它们却忽视了票据法作为一部专门的技术性法律所应具有的特殊性，即票据法本身独特的价值取向。票据法律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保障票据使用和流通的“方便”、“快捷”、“效率”，票据无因性原则的确立，正是票据法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力的立法手段之一。如果对票据无因性原则予以否定，必定会导致将票据基础关系，特别是将票据原因关系扩大到整个票据行为和票据关系领域中，票据基础关系对票据上的每一个票据行为、对票据关系中的每一处环节均予干涉或施加影响的情况发生。在此种情况下，当事人在签发或转让票据时，就必须考虑其前手之间的基础关系，而后手又不得不要求其前手对票据基础关系的有效性负举证责任。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如果存在数个票据背书，这种关系将会变得更为复杂，票据债务人对票据基础关系及票据行为的效力所负的注意义务将随之变得尤为艰巨，使票据上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威胁，使票据权利人对其票据权利的能否顺利实现产生疑虑，接受票据者将变得战战兢兢，毫无安全感可言。这不仅违背了票据法的立法本意，使票据法律制度形同虚设，更谈不上对市场交易安全性的保护。因此，两种有因说不但未考虑票据法的特殊性，有悖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立法要求，而且在票据法的价值取向问题上本末倒置，反而严重阻碍了票据的流通和票据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
3.绝对无因说。此观点认为，由于票据无因性原则是票据理论的基础，是票据法的生命力所在，因此，该原则应当具有绝对性，必须绝对地坚持此项原则，无例外可言。(注：郭泽华：“应坚持票据行为的无因性”，载《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第30-31页；李钦贤：《票据法专题研究(一)》，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308页，对日本学者篮田亲文著作的引文；刘方誉：《略论票据无因性之理论基础》等。)
如前所述，在几种特定情形下，票据法使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相互牵连，由此产生了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之所不及。而绝对无因说对此却视而不见，片面强调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效果，将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射程距离无限扩大，势必招致票据权利被滥用，损害出票人、持票人的前手或其他票据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反而保护非法取得票据的持票人或其他非正当持票人利益的后果。这显然与票据法的立法宗旨也是背道而驰的，不仅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而且违背了法律伦理性和公平原则，更会阻碍票据的流通。(注：正如台湾学者钟兆民先生所述：“依票据法规定，票据固为不要因证券，若绝对坚持这一原则，亦足以妨害票据之流通性。按票据法之所有规定票据为不要因证券者，原在保护票据之流通性。若今为保障执票人之权利而轻易舍弃发票人或执票人之前手权利之保护于不顾，自非本部分法条之本意”。参见郭敏：“票据的无因性”，载《福建法学》1999年第2期，第5页。)因此，不应提倡绝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观点。
(二)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之理念的确立
对于应当如何正确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的问题，结合上述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本涵义及其射程距离的探讨和分析，笔者认为，票据无因性应是“相对的无因”，对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适用也应理解为“相对地坚持”。
1.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的基本内涵
所谓相对地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是指在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础上，兼顾该原则的效力所不及之处，即对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普遍适用的同时，对该原则的例外情形予以严格适用。其具体涵义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以票据法之助长票据流通、发挥票据效用、保障持票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为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首要宗旨。同时，兼顾对票据使用安全性的平衡保护。(2)以票据无因性原则作为票据法所设立的一项基本原则或普遍原则遵照适用。(3)以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之所不及的情形为适用该原则的个别性，认可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才具有相互牵连性，对此应严格适用而非滥用。
2.确立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的该当性
(1)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的价值取向的妥当性。该理念所追求的首要的基本价值取向，与票据法理论创设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根本宗旨以及票据法的首要立法目的一致，同时，又未忽视对票据流通和市场交易所需的“安全”、“稳定”与“秩序”的保障，完全符合公平与诚信原则。因此，相对地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与法律对普遍性理想的追求和对特殊性目的的要求均是相适应的，其价值取向具有妥当性。(2)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的确立基础的合理性。该理念是确立在必须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基础之上的，其是以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普遍适用作为前提条件。这既遵循了票据法理论和票据法立法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票据无因性理论本身着重保护票据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宗旨，其确立基础具有合理性。(3)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的具体内容的公平性与适法性。在一般情况下，该理念主张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而在特定情况下，该理念强调严格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之例外情形。其具体内容，体现了其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及其例外情形的衡平，以及在对票据权利人利益侧重保护的同时，对票据债务人权利的兼顾。因此，其具有公平性和适法性。
四、我国大陆票据法实务(注：以下均简称我国票据法、我国票据法理论，不再冠以“我国大陆”前缀。) 中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适用
(一)我国票据法实务在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适用上的偏差
改革开放以来，到我国《票据法》颁布施行的初期，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尚处于起步阶段，信用经济水平低下，人们的票据法律意识十分淡薄，在票据实际操作业务中，票据上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发生。因此，虽然票据无因性原则早已引入我国的票据法理论中，(注：谢怀@①，《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钟凯林等编著：《票据实务》，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但我国的票据立法却坚持以维护金融秩序、保证交易安全为首要目的，将票据基础关系引入票据法律、法规的条文中，使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紧密结合。如在《票据法》颁布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于1988年发布的《银行结算办法》第14条第3项就规定：“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禁止签发无商品交易的汇票”，等等。1995年底至1997年底的3年中，我国《票据法》以及相关的行政法规相继出台，但仍将保障票据使用的安全性作为其首要的立法宗旨，并紧紧围绕维护市场秩序、防范票据上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一主题展开，而不注重促进票据的流通和票据功能的发挥。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票据法》第1条的规定，表明我国票据立法的首要价值取向并不在于票据的流通性，而是注重规范票据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即强调票据使用的安全性。其二，《票据法》第10条的规定，明确地将票据基础关系引入《票据法》中，使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紧密结合，并以此作为我国票据法律制度中的一项普遍性原则，强调并扩大票据基础关系对票据关系的影响。另外，依据第10条规定，我国《票据法》第21条第1款、第74条、第83条第2款、第88条第1款及第90条第2款，也将票据基础关系中的资金关系对票据关系的影响作为票据法的一般原则加以规定。相应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中也有类似规定。(注：如《支付结算办法》第22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务关系”。而《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8条、第10条、《支付结算办法》第74条、第82条等条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必须具有真实的资金关系。)
由于票据立法的上述规定，加之我国票据法理论界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对票据无因性原则在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局面，主要表现为有因说和绝对无因说观念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回答人的补充 2010-04-23 20:32 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公布的一则案例中，原审判决的判理为：“航空公司和实业公司以帮助企业从外地拆借资金为诱饵，通过签订经济合同骗取银行承兑汇票，已构成欺诈行为。航空公司违反规定将汇票背书转让给工贸公司，工贸公司又将此汇票到乙银行贴现。乙银行明知汇票是航空公司欺诈得来的，没有合法商品交易基础，仍违反法律及有关规定办理贴现，其贴现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进出口公司是根据其与实业公司签订的联营协议而成为汇票收款人的，由于联营协议无效，进出口公司依据无效合同所取得的汇票应予返还。另外，进出口公司在收取了实业公司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后，没有付出相应对价，且在明知汇票是实业公司通过欺诈手段得来的情况下，仍拒绝将汇票退还给甲银行，属恶意占有”，故依据《银行结算办法》的前述规定判决确认两被告“非法持有甲银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两被告所持上述汇票均不予承兑，全部退还甲银行”。(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4)法经提字第1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1期，第30页。) 该判理内容明显反映出有因说观点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述原审案件进行了提审，并经审理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结算办法》虽然规定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但这并不是对汇票效力的规定。票据关系的存在并不以原因关系的成立和有效为前提，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相对独立。甲银行以其签发承兑汇票无合法商品交易基础且属受骗为由主张汇票无效，缺乏法律根据。虽然甲银行与钢管厂约定甲银行签发的汇票不得转让和贴现，但该约定对签约人之外的汇票收款人不产生约束力。……乙银行作为合法的持票人，有权向甲银行主张汇票上的权利。进出口公司收到承兑汇票后，为实业公司支付了款项，故应认定进出口公司取得承兑汇票已付出相应对价，是承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综上，原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故判决撤销原判，驳回甲银行的诉讼请求”。(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4)法经提字第1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1期，第30页。) 从而纠正了原审判决中有因说观念的错误认识，明确提出要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
一方面，有因说占主导地位的票据立法和司法实践，引起了我国票据法理论界的激烈争论，特别是招致了诸多持绝对无因说观点人士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判例形式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予以充分肯定。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又逐渐出现了盲目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滥用票据权利，无原则地保护持票人利益的带有绝对无因说色彩的倾向。如北京市某基层法院于1998年对一起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双方约定乙公司承建甲公司的一座办公楼，工程款项于工程完工并经甲公司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合格后全部结清。一年后，该工程完工，甲公司未经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就签发了一张以乙公司为收款人的全部票据事项记载清晰的支票交给乙公司，作为对工程款的结算。次日，甲公司在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时，发现有不合格之处，遂立即将付款银行帐户中的款项转移。当乙公司向银行兑付票款项时，被银行以支票空头拒付。乙公司遂向法院起诉票据纠纷，要求甲公司支付支票款项。甲公司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进行抗辩，并经法院审理后查证属实。于是，审判人员对于本案应如何处理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票据关系应与基础关系完全分离，本案支票为有效票据，基础关系的瑕疵对票据关系不产生任何影响，且乙公司为正当持票人，因此，甲公司应向乙公司支付全部票款。至于工程质量不合格给甲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甲公司可另行以基础关系主张赔偿，票据法律不应予以保护。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存在票据关系当事人与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人相互重合，即票据关系的当事人甲公司和乙公司又是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情形，《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据此，甲公司的抗辩理由成立，此案应将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合并审理，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最终，此案经过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以第二种意见予以审结。而第一种意见，反映出绝对无因说对司法实践的影响。试想此案如果依第一种意见进行处理，则势必导致因片面强调保护持票人的利益，而牺牲与持票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债务人(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结果。
虽然上述两案中体现有因说和绝对无因说的错误认识均已得到纠正，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问题已有所意识，但是，这种意识仍过于具体化和浅表化，并未真正触及此问题的实质内容，可以说，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处于初步认识阶段。而如果我国票据立法中与票据无因性原则相背离的立法宗旨及其法律规定不予以矫正，票据法理论研究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适用问题仍不予以关注并及时加以明确，则对我国票据法律制度、票据法司法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果所起的负面影响将会是深远的。
(二)当前我国票据法理论与实务对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再认识
1.对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的提出与认同
随着票据法理论界的不断探索，以及对司法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入考察，许多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性质及适用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再认识，逐步形成了应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本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和有关人士继而又对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之间发生牵连的特殊情形进行探讨，但结果过于模糊和分散，至今尚未见对此有完整、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更未对票据无因性原则之射程距离和例外情况加以明确。(注：上述分析，参见张旭娟：“也谈对《票据法》第10条的一点意见——兼与林毅同志商榷”，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第115页；刘晓阳：“论票据的票据关系及其基础关系”，载《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104页；李幼明、宋志国：“对我国票据立法中无因性限制的探讨”，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但根据我国票据法理论界的探讨结果，以及部分学者已将此作为目前我国票据法理论和实务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认识写入票据法教程的情况，(注：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3页。)可以看出，近年来，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理念已为我国票据法理论界所接受和共识，并逐步趋向系统化和理论化。
2.对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的具体实践
在票据立法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公布了《票据法》司法解释(以下简称《规定》)，其中第10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13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司法解释起草者之一曹守晔就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票据当事人即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