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诉华为专利侵权案

Ⅰ 获赔8000万 华为胜诉三星的专利侵权案究竟咋回事

福建泉州中院受理的华为公司维权案一审宣判。判决认定天津三星、惠州三星、回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三被答告构成对华为终端有限公司的专利侵权，需连带承担800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并支付华为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50万元；电讯公司和电器公司应立即停止相关侵权行为。
目前这个案子的判决书还没能从裁判文书网上查到，欧阳九律师也在密切关注，有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Ⅱ 香奈儿诉华为商标侵权案败诉，怎样的行为才会被认定是侵权行为

香奈儿诉华为商标侵权案败诉，怎样的行为才会被认定是侵权行为？

(1)行为的违法性。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但执行职务的行为，正当防卫的行为，紧急避险的行为虽然造成了损害，因其不具有违法性，故不为侵权行为。

(3）侵权行为是加害于他人的行为。 侵权行为的对象包括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物权，继承权，知 识产权等绝对权，一般不包括债权。除民事权利以外的其他合法利益，也属于侵权行为法保护的范围。

(4）侵权行为是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根据。侵权行为是一种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这种法律后果 就是侵害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Ⅲ 美国为什么要起诉华为

没有关系。25日凌晨，华为公司宣布在美国和中国提起对三星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包括加州北区法院和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华为在诉讼中要求三星公司就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对华为进行赔偿，这些知识产权包括涉及通信技术的高价值专利和三星手机使用的软件。

Ⅳ 华为、中兴在美国被起诉专利侵权,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华为，中兴在通讯领域已确犯了，所谓美国利益第一的底线，使美国在这方回面的利益受到答了冲击，才以专利侵权为题起诉华为中兴。
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伟大的中国，产品也能以优质高效科技去战领，世界通信行业一席之地。
华为中兴振起，以更髙的技术领先世界而奋斗。

Ⅳ 三星反诉华为侵权的无效专利有多少

据报道，2016年5月25日，华为率先以专利侵权状告三星，对外宣布正式在加州北区法院和深版圳中级人民权法院对韩国三星公司提起知识产权诉讼，一审法院认定，三星公司共计22款产品认定构成专利侵权，三星不满法院判决结果，宣告复议。

截止目前虽然还有一件尚未公布复审决定，但是三星反诉华为专利侵权的涉案专利无效占比总体已高达62.5%，三星的防御情况并无乐观，用“大溃败”形容并不夸张。

Ⅵ 华为诉三星胜诉侵犯专利一审胜诉，华为为什么要起诉三星

这其实是几年前就开始的案子了。从2016年起，华为和三星就专利问题展开了缠斗，5月，华为率先状告三星专利侵权，在美国加州北区法院和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对三星提起知识产权诉讼；6月，华为再度将三星起诉至泉州中院，索赔8050万元，而在2017年这种现象也更加频繁了。

而它们之间的争斗始终是围绕着专利侵权方面。

而这件案子最终评判的结果也是让人满意的，华为胜诉且法院宣判三星立即停止制造、销售、允诺销售等方式侵害华为专利权。

法庭审理认为，三星违反了标准专利谈判中的公平、合理和无歧视原则，故意拖延谈判，三星和华为通讯领域的标准专利实力相当，但许可给华为的授权使用费是华为许可给三星的三倍，此判决之后双方可继续进行谈判。

这件案子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两个公司，而也是中国地位的体现，并且也唤醒了人们对于知识产权侵权的严重性的意识，并且加紧对相关的法律的填补，一切都使中国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Ⅶ 华为胜诉三星专利侵权案究竟怎么回事

UC头条报道，泉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华为公司维权案一审已经宣判——三星公司等被告构成对华为公司的专利侵权，需共同赔偿8000万元
除了三星公司，华为还将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福建省某电讯公司、泉州某电器公司等相关制造、销售企业一并送上了法庭。
华为起诉称，2010年年初，华为就逗一种可应用于终端组件显示的处理方法和用户设备地的技术方案申请了发明专利，2011年6月5日获批，其中包括16项权利要求，有8项被三星侵犯

华为在国内市场上购买了Galaxy S7、Galaxy S7 Edge、Galaxy J5等三星手机，经过分析认为，三星这些手机的技术特征与发明专利权中的权利要求的所有技术特征一一对应。
经过进一步深入调查分析，华为认为五家被告共有20多款产品涉嫌侵权，包括手机和平板。
华为认为，惠州三星、天津三星未经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大量制作、使用、销售、许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三星投资公司、电讯公司、电器公司以生产经营为目的销售、许诺销售被控侵权产品，这些行为均侵犯了华为公司对涉案专利享有的发明专利权

为此，华为要求五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要求惠州三星、天津三星和三星投资公司连带赔偿8000万元，此外还要求惠州三星、天津三星、三星投资公司连带承担华为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50万元。
泉州中院经过审理后一审判决，惠州三星、天津三星、三星投资公司应立即停止对华为公司享有的涉案发明专利权的侵害；电讯公司和电器公司也得立即停止相关侵权行为；惠州三星、天津三星、三星投资公司应连带赔偿华为公司经济损失8000万元，并支付华为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50万元。

Ⅷ 思科的竞争与争论

2003年，思科对华为提出起诉，称华为窃取了思科的代码。当时的思科，号称是“永远也不会倒下”的设备制造商，而那时的华为，不过是一个以“低端”形象示人的中国电信设备厂商。这单官司，在当时被业界视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2004年7月，两家握手言和，官司以和解告终。但两家的对抗远未结束，在华为被禁止参与澳大利亚NBN项目投标时，钱伯斯说：“华为有信任问题”。
2012年10月，华为、中兴被美国认定威胁国家安全。随后，思科又“翻出旧帐”表示，华为对2003年两家公司之间的专利侵权纠纷做出了错误的表述，思科因此公布了此前机密文档的部分内容。其并指控华为抄袭自己的代码。思科总法律顾问马克·钱德勒(Mark Chandler)在其博客中公布的密封文件内容称，“注释和间距的精确一致性不仅表明华为获得了思科的代码，而且表明思科的代码已被以电子方式复制下来，并被嵌入(华为的代码中)。”
思科试图用“抄袭门”，向外界质疑华为的创新能力。2012年早些时候，思科执行副总裁罗布·劳埃德(Rob Lloyd)就曾指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客户十分看重思科的创新精神，但他们无法从华为身上看到同样的能力。我们明确重申，模仿并非创新”。
思科更向其客户散发7页文件名为“华为和国家安全”的文件，文中称，“华为难以脱离其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尽管其公开否认”。思科本周还单方面宣布结束与中兴为期7年的销售合作伙伴关系。
思科方面称，结束与中兴的合作“是独立调查之后的结果”。2012年初中兴被报道向伊朗出售被列入禁止销售的计算机设备，而这些设备来自思科和美国其它公司。针对此事，思科展开了调查，也同时导致了美国商务部、国会和联邦调查局的介入调查。
对此，华为予以否认表示，思科是本次美国国会出台对华为和中兴不利报告的幕后推手，“思科试图利用美国贸易保护，通过垄断美国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即便华为和中兴在美国市场只有很少的份额”，也因为华为在企业网等诸多领域对思科构成诸多挑战。
对于此次华为遇到的冲突，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一系列未经宣布的措施来支持华为公司，中国大型公司可能会得到建议，不要从美国公司购买网络设备，新的电信基础设施设备投标工程可能会不均衡地分配给中国公司。继美国以安全质疑为由封杀华为、中兴后，思科在中国的第二大客户中国联通，正在更换已经使用的思科网络设备。中国联通及江苏联通表示，截至10月底，中国两大骨干网之一的China169骨干网江苏无锡节点核心集群路由器已搬迁完成，被更换的正是思科的设备。这类报复措施可能会给思科等美国公司带来沉重打击。对思科公司而言，中国是一个重要市场，在这个市场的增长率大大超过其全球平均增长率。 被西方国家及媒体频频指责是安全威胁源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无形的网络安全阴影之下。
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抽样监测显示，2011年有近5万个境外IP地址作为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参与控制了我国境内近890万台主机，其中有超过99.4%的被控主机，源头在美国。而仿冒我国境内银行网站站点的IP也有将近四分之三来自美国。另外来自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201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遭受境外网络攻击的情况日趋严重。
这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显示出中国网络安全的脆弱现状。中国的信息安全在以思科为代表的美国“八大金刚”（思科、IBM、Google、高通、英特尔、苹果、Oracle、微软）面前形同虚设。在绝大多数核心领域，这八家企业都占据了庞大的市场份额。一位在信息安全领域浸淫了20多年的专家称：“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几乎是赤身裸体地站在已经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八大金刚’面前。”
多位信息安全专家向《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表示，在全球范围内，除美国在信息安全方面采用进攻型策略以外，其他国家都只能防守。而如何防范可能被插进体内的獠牙，国内相关部门应当拿出更多办法。
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九成的网络战发端于美国。而网络设备正是网络战必备的武器。
需要警惕的是，早在2001年10月26日，美国就颁布了《美国爱国者法案》。根据法案的内容，警察机关有权搜索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减少对于美国本土情报单位的限制。
在此法案下，“八大金刚”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向美当局交付信息。谷歌就曾公开承认，已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规定，把欧洲资料中心的信息交给了美国情报机构。微软也坦承该法案可获取欧盟云端资料。
方兴东认为，这两家美国公司的表白，证明欧洲的资料已不安全。“可以进一步推想，在美国政府的某种理由之下，任何一家美国公司，不论是谷歌、微软还是思科，都可能无法保护有关的资料不受到检查。”思科是全球最大的路由器、交换机骨干网络设备制造商。方兴东说：“思科和谷歌、微软、高通等不同，思科主要的领地在网络基础设施领域，这是整个网络的命脉所在。” 2005年7月12日，承载着超过200万用户的北京网通ADSL和LAN宽带网，突然同时大面积中断。根据事后统计，此次事故影响了至少20万北京网民。最初有消息将矛头指向网通员工操作失误，随后北京网通负责人公开澄清称此次事故主要原因是互联网路由器出现问题。而肇事的服务器，正是思科提供的设备。
事故发生后，思科对外表态称此事件“不说明思科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更矢口否认思科控制了骨干网络，仅认为这是一起孤立事件。
但事实证明这起曾引发业界警醒的事件并非偶然。自2011年至今的两年时间内，全国各地因为思科“设备故障”引发的通信事故密集上演。2011年初，厦门电信城域网使用的思科设备经常出现下挂IPTV业务异常问题，平均每两周出现一次，故障很难定位。
与此前一样，思科一再辩称设备不存在问题。但经专家多次研究分析，确认思科设备出现错误，思科才被迫承认该设备存在“技术漏洞”，并直至2011年6月27日才提供了新的软件版本解决。 2010年的黑帽大会上，IBM互联网安全系统公司的研究人员Tom Cross论证说，黑客可轻易地利用思科IOS操作系统中的后门，在忘记密码的情况下，通过恢复系统的出厂配置对路由器进行管理配置，这会将整个网络都置身于不可预知的风险中。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在现有思科路由器产品中，仍然在使用上世纪70年代的加密算法DES(data encryption standard，数据加密标准)，这种算法已经被多次证明不再安全，能用穷举搜索法对DES算法进行攻击。即使一台普通的PC机，也能够在10分钟内完成DES算法的破解。更为糟糕的是，思科居然在OSPF协议设计中也使用了这一极其脆弱的DES算法，来实现协议报文的认证。那么，如果一个人希望看到某个人的账号口令的明文，他只需要在OSPF协议口令设置时，把这个人账号口令的密文件作为OSPF协议的密码，通过在网络上抓包，就能够截获出用户的明文口令，进而造成密码泄露。
2012年7月2日，一位匿名用户在科技资讯网站slashdot上发布讯息称，思科Linksys路由器产品E2700、E3500、E4500三种设备远程更新固件，监控用户网络使用情况。
网络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认为，一般来说，与电脑软件类似，只要是连在网络上的设备，包括计算机、服务器、路由器等网络上的运行设备，如果留有“后门”，那就会有风险。通过“后门”，可以将网络设备中的信息自动获取，并发送给后台。
实际上，在网络世界“后门”无处不在。比如微软操作系统的“自动更新”功能，正是通过“后门”程序来实现的。不同的是，微软的这种“后门”是得到用户认可和公开进行的，而思科的这种“后门”则是在用户根本不知情的状况下暗中进行。 美国 “棱镜门”揭秘者斯诺登称，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思科路由器监控中国网络和电脑。而思科参与了中国几乎所有大型网络项目的建设。
据称，美国通信巨头思科参与了中国几乎所有大型网络项目的建设，涉及政府、海关、邮政、金融、铁路、民航、医疗、军警等要害部门的网络建设，以及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基础建设。
然而思科却是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通信设备和网络技术设备主力供应商。安全专家担心一旦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极有可能利用思科在全球部署的产品，发动网络战，对敌国实施致命打击。
事实上，2013年美国封杀华为、中兴之时，就不断有安全专家呼吁政府应重视我国的网络安全问题。“棱镜门”事件是一个更大的警示，或许接下来我国将会对网络安全立法，对政府、央企、军方等采购的国产化作出明文规定。

Ⅸ 思科诉华为：中国人如何走出知识产权冬天

我说“情理之中”，并非预见到了这场官司。而是预言“知识产权与知识共享之争，将是引发未来100年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冲突的总的导火索，是矛盾的靶心中央。”这是中国加入WTO后，第一次在靶心问题上的交火。我感到“意料之外”的，是一上来就是产业的“野战军主力”在“擦枪走火”。由此，可以说“惊天地”。 不过，我统计发现，“在以争夺‘土地’为主题的第一波世界范围冲突的高潮中，成吉思汗曾杀伤2亿多人，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以争夺“资本”为主题的第二波世界范围冲突的高潮中，通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确切说应是“工业世界大战”），世界人口被杀伤1亿3。”照此推论下去，以争夺“知识”为主题，不知死伤人数会在6000万人之上还是之下？按这个标准，这场官司不过小事一桩，“泣鬼神”是无从谈起了。 说正经的。思科诉华为知识产权案，从很多意义上说，都具有“第一案”的特征。对于进攻方来说，我相信有许多“狼”在门外等着，只等思科开个“好”头，准备随后一拥而上；对于防守方来说，与其说是考验华为，不如说是考验我们长城背后的战略纵深，考验我们对整个知识浪潮的应战程度。 案子本身的是非，要根据法律来做出判断。但把这个知识产权案子，放在更大的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看，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集中到一点，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被逼到知识产权这个转不开身的小角落里，跟别人打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本是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知识产权，不过是这个广阔天地中的一亩三分地。我正面的意思是想说：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对于知识产权的替代政策。（具体主张，详见另外一篇文章《奇平视点：对知识产权的替代政策》网上完全版）。这一案不管打成什么样，我认为这才是结论。 说实在的，打这类官司，我怕的不是思科。思科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是巨无霸，可放在我上边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一看，还不跟小蚂蚁一样！我怕的是我们自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没有清醒认识，错过正确的应对机会。 思科表面上气吞万里如虎，看那眼神斜斜地瞅的地方，再听声音，我怎么听怎么象那首儿歌“老鼠怕猫，那是谣传……”。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投资者大会上，思科首席执行长钱伯斯并不认为该问题有多严重，称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将充分保护西方企业的知识产权。Chandler称中国政府官员非常重视思科的顾虑，因此预计该诉讼不会影响到思科在中国市场的销售。 各位看官，你看，思科他期待什么，害怕什么，自己都说出来了。 我真正担心的是，我们自己把发展知识经济的赌注，都押在了知识产权上面。这样我们就没有了别的选择余地，这样我们就只能听别人怎么说怎么是。 我更担心的是，国际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知识产权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弊，早有公论；而我国学者却持谈判桌对方观点。真如此，则未战，胜负定矣。不必战矣。 我还担心的是，一个月前某省农业厅网络工程项目那样的招标。据参与的企业反映，技术招标明文规定的技术规格完全是依照思科公司的产品系列描述的。如果中国的技术标准都成了人家的专利，再谈产品还有什么用。如果人家再声称拥有网络接口、网络服务标准（如BEPL4WS规格），甚至“超链接”和网页浏览基本方法的专利，你还能往哪里退？ 说到底，信息战争，是标准之争，是技术标准之争，政策标准之争，真理标准之争。至于官司，不过是“下兵攻城”而已。 那么，我们不怕什么呢？ 民不惧死，耐何以死惧之。 华为不怕贴身肉搏，钱伯斯也惧它三分，称华为是恩科最大的对手。华为人说“我们完全有能力逐鹿国际领域的高端市场，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竞争者”。如果真到市场上公平竞争，我对中国人有信心。 至于办法，也不怕没有。只要想一想我们的实力在哪，就会知道办法在哪。 不信，我举个例子。 澳大利亚相关国情特点与中国类似，高技术产品市场巨大而复杂，跨国公司对打入市场有强烈兴趣。而本国公司希望得到跨国公司知识转移，以打入国际市场。难题是如何让跨国公司转移R&D成果。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巧设一计，提出“信息技术和电子通信领域的伙伴开发计划”（partnerships for development program）和“固定合约安排计划”（fixed term arrangements program）。中心联邦利用市场准入的控制权，鼓励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增加R&D和出口活动。这个计谋果然取得了奇效。最初参加伙伴开发计划的22家合作者，R&D投入竟一举提高6倍多，年均增长35％；出口增加8倍。参加者越来多，达到60家以上。 反观“思科诉华为知识产权案”，如果我们没有一套组合拳，光把挨揍的一面凑过去，让人家左一拳右一拳地打，不发挥自己市场优势，中国不成了大傻瓜一个了吗？这种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战术，前有第三代移动通讯标准上的成功运用，后有计委对付微软的合理选择，不说“战无不胜”，至少还没见特别失败过。 论起此案的形势来，我认为综合的形势是半斤八两，但局部和眼下的形势显得对我不利；如果我们局限在知识产权上，就事论事，可能会陷入没完没了的细节纠缠中。我们一方面要据理力争，一方面要站在战略和全局上思考和出手，没有什么事件不能通过谈判解决。 这件事本身即使能过去，但我想，其中显现苗头的那些隐患，比这件事本身还大，而且会长期潜伏下去，等待真正的爆发。中国人如果不想以华为的冬天为起点，走向整个知识经济的冲突，需要对知识及其经济，进行正本清源的重新思考。需要练好与知识产权配套的组合拳，再走出知识产权的冬天。编辑：付昱

Ⅹ 求一个最近的贸易摩擦或知识产权纠纷案例、

中外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重要事件回顾
1．DVD知识产权纠纷。2002年1月9日，深圳普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运往英国Felixtowe港口的3864台DVD，被飞利浦通过当地海关扣押 (1) 。紧接着，惠州德赛视听科技有限公司出口到德国的5850台DVD播放机，也被当地海关扣关3900台。自此我国DVD生产企业开始受到专利权纠葛的困扰。拥有DVD技术专利的3C联盟(由飞利浦、索尼和先锋组成，简称3C)和6C联盟(由东芝、松下、日本胜利、三菱、日立和时代华纳组成的集团)开始向中国DVD生产商索要专利费。6C联盟向中国DVD企业生产的每台DVD索要13.8美元、3C联盟索要5美元的专利费。与此同时，汤姆逊、杜比、DTS、MPEG-LA等跨国公司也就解码技术、音频压缩技术、图像压缩技术等专利费问题与我国展开谈判。受此影响，我国DVD生产成本大幅增加，中国企业几乎已经赚不到利润，以致2004年我国100多家DVD企业现在只剩下20多家。
2．彩电业遭遇专利费通牒。2002年11月，欧洲主要彩电供应商法国汤姆逊公司又向中国彩电企业提出索要专利费的通牒。汤姆逊公司按照彩电的大小规格向中国彩电企业提出了不同等级的专利费要求，平均每台在1美元左右，使中国彩电企业再次受阻于欧洲市场。而早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拥有多项彩电专利技术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就要求中国企业为其47项专利技术支付专利费用。中国企业为了不失去北美市场不得不付出昂贵的“入门费”。
3．思科诉华为知识产权侵权案。2003年1月，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制造商美国思科系统有限公司向我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发难。思科公司在美国德州马歇尔的联邦地区法院正式提起诉讼，指控华为及其美国分公司抄袭思科IOS源代码、技术文档以及“命令行接口”，侵犯思科公司在路由协议方面至少5项专利。这场知识产权诉讼纠纷历时一年半、被喻为“中美IT知识产权第一大案”，最终以和局告终。华为公司为了避免争端的再发生，同意修改其命令行界面、用户手册、帮助界面和部分源代码，并停止销售诉讼中所提及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只销售经过修改后的新产品。
4． MP3专利纠纷。2005年1月20日，英特尔美国总部正式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指控深圳东进公司研发的DN系列语音卡侵犯了其产品SR5.1.1软件中的“Intel头文件”的知识产权，并诉其帮助和教唆用户非法取得或违反该文件的许可协议，要求东进赔偿796万美元。由于索赔涉及金额巨大，该案被称为“2005中外知识产权第一案”。 2005年4月，东进通讯曾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反诉英特尔垄断诉状，双方之间的专利纠纷宣告升级。直至2007年5月，纠纷双方基于各自企业战略及业务经营等方面的考虑，都认识到继续诉讼无益于各自的最佳商业利益，因此在法院推动下，签署一份联合声明，宣告双方的专利纠纷以和解告终。历时两年多的专利纠纷让双方消耗了大量时间与精力。
5. 温州打火机遭遇欧盟CR法案。早在1994年，美国就实施了有关打火机安全的CR法案(Child Resistance Law儿童安全法案)，在实施这个法案之前，所有的CR锁都被申请了专利，这让当时的中国打火机企业措手不及，只能无奈地退出美国市场。而到2006年，欧盟历时4年的有关打火机安全的“CR法案”经过各成员国的审议后正式通过。新法规与旧法规相比更加严厉，而其中“打火机的使用寿命必须在5年以上，否则必须安装安全锁”这一规定，使占世界产量七成的温州打火机厂家必须购买安全装置的技术专利，生产成本必然上升，价格优势因此会丧失殆尽。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浙江的打火机生产企业将从欧盟市场“出局”，损失巨大以致根本无法估算。 除以上这些典型、重大的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外，我国遭遇的知识产权纠纷案还很多，比如：2002年年初，日本摩托车企业联合代表团包括本田、川崎重工等来华打假，向中方递交了大量指控中国同行侵权的材料。最后由主管国内摩托车企业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日本自动车工业协会协商签署《中日摩托车产业界知识产权合作项目》备忘录，确定了解决中日两国摩托车知识产权纠纷问题的方案；2004年8月底，德国科尼兹瓷器公司向德国侵权产品受理机构举报：中国进口到德国的茶杯假冒其商标和图案设计，侵犯其商标权。汉堡海关因此将一万只中国产茶杯销毁，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的声誉。
希望你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