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学生被侵权案例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可以去搜索：学生 购物 搜身
举个例子：
万佳超市如此无礼 学生购物竟遭搜身
去超市买一卷卫生纸，结果被怀疑偷窃而被超市扣留达一个多小时，直到超市安全员搜身无果才被允许离开。昨天，一名学生在长沙市麓山南路万佳超市遭遇了这样一件伤心事。
被疑偷窃洗面奶
昨晚6时30分左右，在湖南师大艺术学院培训中心上学的周岭峰，到学校附近的万佳超市购买一卷卷筒纸。由于急着要去上晚自习，周在购物架上取了卷筒纸后，就匆匆准备离去。就在此时，一名年近三十的妇女吆喝一声叫他停住，他没有听清楚，继续前行，那名妇女追上来在收款台前将他拦住，说：“把洗面奶拿出来！”
周岭峰莫名其妙，声称自己并没有拿洗面奶。营业员气势汹汹地说：“偷了东西还不承认，赶快拿出来！”说话间，超市安全员罗某上来，与营业员艾某一起将周岭峰的手扭住，连推带搡地带到了超市办公室。周据理力争，一再表示自己并没有拿洗面奶，但营业员一口咬定周拿了洗面奶，并反复说“洗面奶就在你身上，就是你拿去的”。
浑身上下被搜遍了
周岭峰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情急之中，他本能地将自己的夹克衫敞开哭着说：“不相信你们看呀！”这时，自称是商场负责人的一名女性罗某示意超市安全员小喻将周浑身上下搜了一遍，并提醒要搜腋窝及裆部。喻又搜了这些部位，但一无所获。可超市工作人员艾某还是一个劲地嚷着：“你把洗面奶藏哪了？快拿出来！”
工作人员拒不道歉
当周岭峰带泪从超市出来时，已经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超市最终没有从周岭峰的身上找到丢失的洗面奶，然而当周要求超市向他道歉时，没想到超市的工作人员嘴中蹦出来的话竟是：“你下次来发现你偷了东西的话要罚款2000元。”周要求见超市总经理，自称为负责人的罗某又以“我就是总经理”来搪塞。直到晚上8点10分左右，周离开超市时，相关人员仍没有诚恳地表达歉意。
总经理声称不得已
昨晚9时许，记者赶到该超市了解到，原来，艾某怀疑周岭峰偷东西只是凭着她看到小周挨在货架边的刹那间，周正急忙往前跑开，而她过去看时，在周挨过的地方刚好少了一瓶洗面奶。超市总经理丁琛当场对超市工作人员态度粗暴、工作方式过于简单表示了深深的歉意，并愿意与周进一步协商解决，妥善处理。同时他也坦言，由于超市每天都有好几起被盗事件，他们每天要抓到四五个小偷，所以他们不得不对一些可疑之人多加防范。记者 张树忠 彭国军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例分析
1、要承担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
2、李四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3. 谁有关于消费者权利的案例一个就行，加上分析及观点。急急急！！！
"："，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没有违法所得的，并赔偿李某损失："："看你贼眉鼠眼的样子;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及接受服务时，享有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
第25条规定，李某很气愤，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人格尊严，遂于1994年2月，当李某欲从珠宝店出来时;我怀疑你拿了本店的手饰，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规定、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人格尊严或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的，应当停止侵害，不得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
[问题]
1．
消费者享有的维护尊严权的含义是什么？
2．
本案中的自选超市是否侵权？
[分析]
1．消费者享有维护尊严权，能否让我看看。"当即遭到李某的断然拒绝，张说；情节严重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0条的规定，做贼心虚吧，就知道不是好人，侵犯消费者人格尊严或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据情节单处或并处警告，服务员张某挡住了他的去路，张说，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自选商场应公开向李某赔礼道歉，赔偿李某精神补偿费。
另外，并限制李某自由达半小时之久、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侵犯了李某的人格尊严，是严重的侵权行为，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声称自选超市侵犯其名誉权与人身自由，要求自选超市公开赔礼道歉。
3．
本案中自选超市对消费者身体擅自搜查，肆意侮慢，恢复名誉，清除影响！
张某遂叫保安人员，将李某强拉到保卫室，由超市的女工作人员对李的大衣口袋及裤兜进行检查，没有发现超市的手饰，便放走了李某[案情]
某自选商场是北京一家大型的自选超市，1994年1月3日李某（学生）去该超市购物，上午十时
4. 关于生活中的侵权与维权的案例分析。
你好，我认为本案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王某的损失应当由旅馆负责赔偿。可以与旅馆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到法院起诉。供你参考
5. 侵权法案例分析
1、过错推定原复则，民通制126条：建筑物或其它设施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别人损害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除外。
2、存在侵权行为、有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联系、主观过错
3、饭店负主要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莫小明是在接受饭店的服务过程中，由于饭店存在安全隐患造成的损害，所以饭店应当赔偿。
6. 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案例分析
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应当返还价款，并承担一倍的赔偿责任。
7. 中学生法律案例分析
案例一： 一天晚上，某县中学的4位学生，傍晚闯进了城郊某中学的男生寝室里，掏出匕首威胁并殴打宿舍学生，共抢劫200余元。由于受害学生报案及时，他们在回家40分钟后同时落网。 案例分析：在此案中，行为人“在客观上表现为对财物的保管者、所有者、守护者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迫使其交出财物”；在方法上，实施暴力，公然“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打击或者强制，例如，捆绑、殴打、禁闭、伤害等等”，严重威胁着他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在主观上，是有意地采用暴力手段，夺取钱物，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4位学生的行为已触犯了刑法。我国刑法还对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1）犯罪时已满16岁的人是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因为他们的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已具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应当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一切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2）犯罪时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是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破、投毒等犯罪负刑事责任。这4位学生犯罪时3位16周岁，一位15周岁，理应根据刑事责任年龄，追究他们应负的法律责任。案例二： 16岁的中学生刘某是某中学高二学生，家庭条件很好，刘某从小就娇生惯养，在学校不求上进，几乎每天都出入网吧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花钱如流水，时间长了，父母知道他的恶习，便严格控制他的经济来源。由于找父母要钱这条路走不通，又实在渴望出去潇洒一下，一天，他趁父母外出之机，将家里的5000元现金偷走。一个多月后，刘某的父母发现5000元现金被盗，很快就怀疑到他，于是追问儿子有没有拿家里的钱。此时，5000元钱都快被他挥霍光了，刘某害怕家长责备，便一再说自己没有拿，其父亲便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经过缜密的侦查后将犯罪目标锁定在刘某身上。在大量事实面前刘某不得不承认钱是自己偷的，公安机关遂将其刑事拘留，后转为逮捕。父母知道窃贼是自家的儿子后，认为儿子偷拿父母的钱财不犯罪，他们也不想追究责任，要求公安机关释放刘某，但公安机关认为刘某已涉嫌犯罪，因此对于刘某父母的请求未予允许。 案例分析：盗窃父母或近亲属的财物，在是否构成犯罪和处罚上有其特殊性。法律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刘某偷盗自家钱财达5000元，数额大，在父母追问时又拒不承认，且把偷拿的钱用于赌博和挥霍，结合这些情节看，刘某应当属于“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情形。司法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将刘某刑事拘留，这是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过，刘某偷盗的财物毕竟是自己家的，其社会危害性明显比在社会上作案要小，加之他属于未成年人，因此法院在宣告其有罪的同时，通常会给予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案例三： 二00二年七月的一天晚上，某中学三位同学乘门卫不注意，悄悄溜进学校，直奔某班教室。一名同学对着教室门先踹了几脚，然后另两名同学接着踹，将教室门板踢下一块，三人乘此钻进教室，又开始毁坏其他东西，后扬长而去。
案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72条规定：“结伙斗殴、寻衅滋事、扰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秩序或破坏校舍、场地及其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名同学破坏校舍及其他财产行为，应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案例四： 李某(男，19岁)、王某(男，19岁)、徐某(男，15岁)预谋绑架某乡中学生刘某、张某，然后向其家勒索现金。于2005年5月8日晚6时许，犯罪嫌疑人李、王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凶器卡簧刀二把，绳子三根，铁棍一根，胶带一卷，预先到达某乡大桥东头第三泻洪口处，另一犯罪嫌疑人徐以去河西玩电脑游戏为由将刘某(男，16岁)、张某(男，15岁)从家中骗出，当三人走到西大桥东头时，徐借口说去桥墩取事先藏在那的钱，将被害人骗至西大桥东头第三个桥墩处，这时躲在桥墩处的李、王手持卡簧刀将二被害人逼住，李用铁棍猛击刘头部数下，刘倒地后王、徐又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刘的脖子勒住，约一分钟后见刘不动了，又用同样的手段将被害人张打倒，认为二被害人已死亡迅速逃离现场。三犯罪嫌疑人第二天给张某家打电话索款，要人民币五万元。案例分析：李某、王某和徐某预谋实施的是绑架罪，但具体实施犯罪过程中，他们不仅实施了绑架的行为，并且还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实施绑架行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论处。这种类型的绑架罪实质上包含两种具体的行为：一为绑架行为，二为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这两种情况在我国刑法中均可构成独立的犯罪，即一般情节的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本案中，李某、王某已够法定年龄，所以应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徐某案发时的年龄为未满16周岁，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其不应对绑架罪承担刑事责任，但应对其实施的故意杀人罪承担刑事责任。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渐变过程。让我们每一个同学自尊自爱，遵规守纪，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案例分析
1、商店表明“换季商品、概不退换”，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版条之规定，权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或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或其他责任的，应当履行，不得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
“三包”是消法对商品经营者的强制性规定，商品经营者无权单方面声明免责，本案中商店规定“概不退换”显然违法。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柜台租赁期满后，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这要求赔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服务者追偿。”可见，柜台出租者应当对其出租的柜台商品质量承担责任，这是法律的强制拟制，是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特殊保护，本案中，商店抗辩认为“店内该柜是出租给个体户的，现在他已破产，租柜台的费用尚未付清，人也找不到，你只好自己倒霉”显然不能成立，其应当赔偿消费者张女士购买假羊毛大衣的损失。
你是不是做远程教育的题啊，我也刚做完这道题：）
9.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10. 中学生消费者如何维权
经济法心得体会
在人类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全力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力杠杆。
经济法学是研究经济法现象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法与社会经济、法、法的其它部门等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经济法的内容及其实现等的一门法学学科。因此，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核心为经济法。经济法学是我国法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法固有特点在于，他与国家直接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紧密相关。因此，经济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以法的规范来配合国家从宏观上保证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使之对经济及其法律调整起到主导作用。广义的经济法地位是指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作用和价值，以及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关系。狭义的经济法地位是指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主要包含两大部分：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法律。经济法的实质：是国家利用其行政权力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调整的是纵向经济关系，即利用国家权力来干预经济。经济法原则：1、国家干预适度原则；2、平衡协调原则；3、维护公平竞争原则； 4、保护社会公平原则。经济法的作用 1、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 2、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 3、保障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4、促进对外开放的发展。 5、保护竞争，促进联合。 6、促进企业内部管理。
市场不是万能的，自发的市场机制具有盲目性、微观性和滞后性。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造成资源浪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曾经历了三个发展过程：① 干预不足② 干预过度③ “适度”干预。作为调整国家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则是保障政府“适度”干预的“干预”之法。因为经济法本身就是政府干预制度的产物，其本质特征即在于“干预”。
凯恩斯主义强化国家干预，政府干预过度。过于夸大政府干预而带来了负作用： ① 政府对经济的“经常性”干预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② “大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政赤字；③ 低效率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等等。
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①政府特殊的利益；②政府效益的缺乏；③政府搜集信息的困难 ④公众预期的存在。
政府的经济作用：①维护竞争秩序（促进竞争）② 限制垄断（指对自然垄断行业、企业的管制）③ 矫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权利）④ 调控宏观经济⑤ 政府直接经营。
经济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1978——1986年阶段 ：经济法的初创和蓬勃发展阶段；1986——1998年阶段 ：因受到其他部分法的挑战，经济法处于发展最困难阶段；1998——2000年阶段：随着国家对经济法的重视，经济法重新进入活跃繁荣阶段；2000年以后的阶段：随着国内外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法地位日益提高；
经济法的具体调控对象：管理和调控市场主体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市场秩序的管理和调控关系；调整资源配置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经济稳定调控关系；社会保障关系；涉外经济管理关系。
经济法可包括四大构成部分：市场主体法、市场行为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市场主体法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企业破产法；公司法。市场行为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商标法；专利法；会计法、审计法
通过学习，清楚地认识到零售企业作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组织机构，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依法进行建章立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作为零售百货企业，是将商品卖给消费者的重要流通环节。零售企业作为销售者应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所售商品的价格受价格法监督，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
我国在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将产品的管理、监督与产品的质量责任结为一体；将对产品质量的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统一起来；将立法重点移向“防患于未然”，而非“至于已然”。我国的产品质量立法，既借鉴了国外产品责任理论，又总结我国产品质量立法经验，成为一部比较先进的和现代化的产品质量法。200年7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对《产品质量法》进行了修订。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包括认证制度；生产许可证制度；产品质量监督制度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和途径：形式1.企业监督；2.社会监督；3.国家监督；途径1.产品抽查制度；2.产品召回制度。
销售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志；销售者应当采取措施，保持销售产品的质量；销售者销售的产品的标志符合法定要求；不得违反《产品质量法》的禁止性规定。
产品的价格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价格发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价格法明确实行并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 价格的机制，规定了经营者和政府的定价行为、国家调控价格总水平、价格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对于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营者的价格行为。除依法适用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以外，都实行市场调节价。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遵循公平、合法和诚信的原则制定。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是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经营者应当努力改进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并获取合法利润。价格监督、检查包括价格监督和价格检查。价格监督包含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价格的合法性和执行价格中的问题进行监督。价格检查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检查，并依照《价格法》的规定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状况：广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调整国家、经营者和消费者三者之间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是在我国狭义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是1993年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我国消费者享有九项权利：安全保障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要求赔偿权；结社权 ；获得有关商品知识权；受尊重权；监督权。
经营者应履行的义务：1、履行法定和约定的义务；2、接受监督的义务；3、保证商品和服务安全的义务；4、提供商品和服务真实信息的义务；5、标明商品的真实名称和标记的义务；6、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义务；7、保证质量的义务；8、履行“三包”的义务；9、其他法律规定的义务。
经营者如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经营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民事责任；2.经营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行政责任；3.经营者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现代经济法是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的法律手段，经济自由是由其出发点和归宿，它应当为了自由而干预、限制，而不是通过干预而限制乃至扼杀经济自由。只有通过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方可创造并维护一个令自由市场机制和民法得以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的经济法学来说，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只有开放的，才是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