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邻里民事纠纷，楼下到本人家中处理他们阳台漏水，因无法施工没有修理好，以后天天辱骂本人
派出所应以普通的治安事件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 有下列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市场、商场、公园、影剧院、娱乐场、运动场、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的；
（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只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四）结伙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的；
此条中可以寻衅滋事进行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
（二）．．．．．
（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五）写恐吓信或者用其他方法威胁他人安全或者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可以此条第五款进行处理
『贰』 如果同学之间发生纠纷，可以起诉对方吗
理论上讲好像像在纠纷发生地、双方任意一方户籍所在地的法院都可以起诉，就看本地法院给不给你受理了。
『叁』 陈某某诉A公司租赁经营合同纠纷
1、案情介绍
2003年12月8日，原告陈某某与被告A公司签署《协议书》，同年12月10日签署《补充协议》，约定陈某某将登记在其名下的陈某某加油站用地租赁给A公司建设经营，租赁期限为20年，租赁期间不得转租。
租赁合同签订后，陈某某将该土地交付给A公司使用，并将相关证照过户至A公司名下，A公司在该租赁土地上投资建造了某加油站。
2013年4月1日，陈某某委托B律师事务所致函A公司称：A公司在未经陈某某的同意下，将某加油站转租给C公司，还将加油站内的便利店转租给林某某经营便利店，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2013年5月2日，A公司进行回函对解除函提出异议，认为加油站不存在转租。
2013年7月15日，陈某某向D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交还该加油站，将相关证照过户至其名下，认为A公司存在转租，其有权解除《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同时认为A公司在收到解除函超过三个月没有向法院起诉或向仲裁机构申请确认上诉解除函无效，《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已经解除。A公司认为其不存在转租，并进行举证，同时认为其虽未在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后三个月内以诉讼的方式对陈某某解除合同提出异议，但陈某某在发出解除函时并不具备法定或约定解除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未解除。
2、法律分析
如果当事人在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实际并无解除权，对方亦未在约定或法定的三个月期间以向诉讼的方式提出异议，是否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对于超过异议期限的异议权诉讼，法院是否需要对发出解除通知的当事人有无合同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对此，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不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一方在发出通知时是否具备合同解除条件，对方在收到通知后三个月内均应以诉讼或仲裁的方式提出异议，否则合同就达到解除的效果，法院不需要再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一方有无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是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法院应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一方有无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若其在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一方实际并无解除权，另一方即便未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三个月内以诉讼的方式提出异议，合同也不发生解除的效果。
在司法实践中，以上两种观点均有判例支持。
3、判决结果
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A公司与陈某某没有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期限进行约定，如对陈某某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有异议，应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三个月内以诉讼的方式提出异议，因A公司未在三个月内以诉讼的方式提出异议，即使陈某某在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没有解除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已经解除，法院不对陈某某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有无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
4、律师建议
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解除异议期条款的适用有着不同的认识，也存在着不同的判决，为避免这种不确定的因素给公司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也为避免不必要的讼累，在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如有接收到解除合同的通知书，不管对方在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实际有无解除权，公司如有异议，应在收到解除通知后在约定的异议期内或者在没有约定异议期时于法定的三个月期间以诉讼（若合同约定以仲裁解决争议的，则为申请仲裁）的方式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异议。
『肆』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的几个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时，附带解决由遭受损失的人或人民检察院所提起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赔偿而进行的诉讼。【1】 成立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具备下列条件【2】： 第一，被害人的损失是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即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是以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第二，犯罪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物质损失。第三，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与犯罪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四，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过程中提起。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现状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情况。在法院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背景下，法院越来重视调解在诉讼中的作用。民商事审判领域从“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转变为“以调为主，调判结合，调解优先，案结事了。”行政审判也越来越注重协调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调解同样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得到了充分运用。在实践中各地法院充分运用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合并审理这一有利条件，积极促成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调解结案并得到兑现，让被害人及其家属在经济上得到一定安慰和补偿。以笔者所在的郫县法院为例，2008年审结附带民事诉讼案件22件，以判决方式结案的10件，调解结案或撤诉的12件，调撤率54.5%；2009年上半年审结附带民事诉讼案件15件，判决结案2件，调解结案和撤诉的13件，调撤率86.6%，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和撤诉的案件中，绝大部分案件得到了实际兑现，调解结案或撤诉所占比重较大，且调撤率逐渐上升。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促使当事人之间重新建立起诚信与友爱，实现了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佳统一，有利于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保持社会安定团结。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刑事部分的处理情况。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调解好的案件中，法官一般都会考虑被告积极赔偿这一法定情节，酌情对被告人从轻予以刑事处罚，大部分案件刑事部分判处缓刑或予以从轻、减轻处罚。以笔者所在的四川省郫县法院为例，2008年调解结案或撤诉的12件案件中，刑事部分判处缓刑的6件，免予刑事处罚的1件，撤诉的1件，判处实刑的4件（其中1件减轻处罚，1件从轻处罚）。2009年上半年结案或撤诉的13件案件中，刑事部分判处缓刑的8件，判处实刑的5件（其中1件从轻处罚，1件减轻处罚）。
（三）赔偿金额偏低，难以弥补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刑事部分案由多是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等，附带民事部分无论是调解还是判决，赔偿数额普遍偏低，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1.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未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否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有争论，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分歧较大，做法也不尽相同。以笔者所在的成都市为例，所有法院附带民事部分判决结案的案件，除交通事故案件外，一律未支持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一些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故意伤害行为，导致劳动能力下降，甚至丧失劳动能力，却只赔偿了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在经济上远远不能弥补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比如有一件案件由于被告人的故意杀人行为，导致被害人九级伤残，由于不赔偿残疾赔偿金，只赔偿了七千多元钱，根本不能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是明显有失公平的。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理论界对此争议较大，但司法实践中做法相对统一，都未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3.附带民事部分调解结案的案件，赔偿金额偏低，除了上述两个因素外，多是由于被告人的经济能力有限，但也与被害人为了能得到实际赔偿，作出让步有关系。
二、附带民事部分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如何根据不同情形来确定被告人积极赔偿对量刑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
从实践来看，附带民事部分达成的调解协议基本上都在确定刑事责任前得到了实际履行，并得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谅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从近年来的刑事审判实践来看，被告人如果能够积极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向被害人支付民事赔偿金一般都能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给予从轻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到死刑案件时常常把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能否调解结案作为适用死缓或无期徒刑的一个关键因素。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被告人是否愿意赔偿作为量刑时一个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予以考虑。1994年《德国刑法典》规定量刑时要考虑犯罪行为人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第46a条）。在特定的前提下，犯罪行为人如果已经补偿了他的行为对受害人所造成的损害，法院甚至可以完全免除行为人的刑罚。如果行为人已经对《德国刑法典》第46a条意义上的行为后果给予了经济补偿，检察机关也可以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3b条第1款不起诉中止诉讼程序。【3】加拿大刑事法典第737条规定，法院可在缓刑令中规定被告人应当履行赔偿或补偿被侵害人或受伤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或损害为条件。前苏联《刑事立法纲要》第33条规定，“犯罪人自愿赔偿所造成的损失或消除所造成的损失”是“减轻责任的情节” 之一。在美国，到1988年为止，几乎所有的州都授权矫正官员可以要求罪犯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以此作为假释的条件之一。此外，大多数州的官员也有权命令罪犯支付赔偿，来作为缓期处刑或工作释放的部分之一。【4】
但是，关于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是否应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问题，理论界和社会公众对此仍存在一定分歧。认为应予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主要是：被告人积极赔偿体现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抚慰，是其悔罪的一种表现；对积极赔偿的被告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可以促使被告人尽可能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有利于弥补被告人及其家属的物质损失，安慰其心理，促进社会和谐。认为不应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主要是：刑事责任予民事责任性质不同，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如果把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赔偿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会让社会公众产生“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错误观念，有损法律尊严和权威；富人“赔钱”可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穷人因无力赔偿不能得到这种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让人感到法律 “贫富有别”，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正义原则，正因为如此，社会上出现了花钱买命、以钱买刑的质疑之声。【5】
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与重视刑事附带民事部分民事赔偿金的支付情况对被告人刑罚裁量影响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正视适用这一量刑情节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司法实践中，积极赔偿这一因素在量刑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分量，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一）量刑的从轻或减轻，特别是在确定刑期时应根据案件的类型区别对待。
1.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发引发，事出有因，以及交通肇事等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的案件，是否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应作为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此类案件最为核心的特征是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是犯罪行为的最大受害者或最主要受害者，而且是唯一的直接受害者。以交通肇事罪为例，被告人行为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违反交通法规，破坏了交通管理秩序；二是对被害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了损失，被害人是被告人唯一的直接受害者和最主要的受害者，其他社会公众受到的损害可能是由于被告人破坏了交通秩序耽误了时间或减少安全感等。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及其家属所遭受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弥补了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绝大部分损失，承受了其犯罪带来的绝大部分后果。所以是否积极赔偿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刑事处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换句话说，是否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应作为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发引发的案件通常被害人即使没有明显过错，也或多或少对案件的发生有一定责任，而且很可能被告人没有犯罪预谋，系临时起意。如：因婚外情引发的故意伤害案。
2.对于没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是否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应作为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相对次要的一个因素。没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的犯罪（如：走私文物罪），侵害的是国家民族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是任何犯罪者都无力赔偿也不可能通过赔偿来弥补其犯罪所造成的损失。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如：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此类犯罪所造成的后果主要是公众安全感的丧失，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环，然后才是被杀者、被绑架者的人身权利遭到侵害，被告人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赔偿对于弥补其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所以，是否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应作为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相对次要的一个因素。
3、适用缓刑最核心的是适用缓刑被告人不会再继续危害社会。积极赔偿只是判定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的参考标准之一，但判断是否会继续危害社会除了悔罪表现外，还有很多其他标准。所以是否积极赔偿作为适用缓刑的因素只能是一个分量很轻的因素。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根据这一规定，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为：一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里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指的是宣告刑。二是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而判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根据，是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判断被告人是否会继续危害社会，除了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外，还与家庭环境、有无收入来源、一贯表现、再犯可能性等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某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犯罪情节较轻，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后悔的想法，家人又在精神上积极支持其改过自新，对这样的人适用缓刑有利于挽救他，并减少社会的对立面。反之，即使被告人积极赔偿，如果对他适用缓刑后，他没有收入来源，连起码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他就很可能为生活所迫，再次盗窃以维持生计。悔罪表现只是众多判断被告人是否会继续危害社会的标准之一，而积极赔偿又只是判定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的参考标准之一。所以，是否积极赔偿对判定被告人是否会继续危害社会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十分有限，换句话说，是否积极赔偿作为适用缓刑的因素只能是一个分量很轻的因素。
三、关于赔偿金额偏低，难以弥补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损失的问题。
（一）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支持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最关键的在问题在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物质损失还是精神损失。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界定为精神损失。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用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物质损失的观点。但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的认识和具体操作差别较大。具体操作有以下三种：1、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2、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3、一般情况下，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但因交通肇事犯罪或者其他办理过人身保险的过失犯罪例外。
全国各地法院在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方面裁判结果的巨大差异，不同地方的被害人在相同的情况下得到的赔偿却如天壤之别，这不仅对不同地方的被害人而言不公平，而且给法制的统一造成了不良影响。最高法院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统一裁判尺度，结束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局面。新的司法解释应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明确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理由很多，但我们认为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不赔偿残疾赔偿金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极度不公平，还容易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在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时，由于不赔偿死亡赔偿金，可能只赔偿一、两万元；在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残疾时，由于不赔偿残疾赔偿金，可能只赔偿几千元。显而易见，这远远不能弥补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物质损失，更别说精神损失，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是不公正的。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他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主要收入来源，而他被人故意伤害失去劳动能力，他妻子还年轻，但没有工作或收入很低，由于不赔偿残疾赔偿金，他们得到的赔偿很少，全家的生活很可能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一个家庭本来生活自在，却一下子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他们完全有可能也有理由更加仇恨被告人，同时滋生对法律、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有可能严重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6】
2.普通民事诉讼支持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附带民事诉讼中不赔偿或死亡赔偿金，导致法律冲突，有损法律尊严。一个国家所有的法律规范，就某一事项所作的原则规定和具体要求，应该是协调统一的。不同的法律在各自的范围内各司其职，但在一些交叉领域，解决同一法律问题，则不管适用何种法律，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7】同一个民事侵权行为，在普通民事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得到的赔偿相差很大，甚至金额可能相差一倍以上，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协调统一，有损法律尊严。
3.为了得到更多的赔偿，被害人被迫在刑事案件结束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又要消耗更多的司法资源，违背了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人身损害赔偿中，一般情况下，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在赔偿总额占有很大的比例，高者甚至达到百分之六、七十。所以是否赔偿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切身利益有着极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问题更为迫切，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利益的影响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有了更强烈的意愿和更大的现实需要选择在刑事案件结束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以得到更多的赔偿。这与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之一——实现诉讼效益背道而驰。
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问题。理论界对此争议较大，但司法实践中做法相对统一，都未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我们认为应修订相关法律，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关于这方面的建议和理由很多法律界的同仁都作了充分的论述，在此，笔者就不再赘述。
四、刑事附带民事审理最新司法动态。
近年来，部分省市区高级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指导意见或解答，对本辖区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规范，并对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解答。笔者对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指导意见或解答中有关调解和赔偿的内容进行比较后，发现了以下共识和差异之处。
基本一致的认识有：1、均强调了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进行调解，并指出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实际履行且已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对被告人可酌定从轻处罚。所不同的是，有的高级人民法院对主持调解的原则和调解协议的制作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操作性较强，有的高级人民法院规定较为模糊，缺乏可操作性较。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下一步制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相关司法解释时，对刑事审判中应如何对待和处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问题作出统一规定，避免因“赔偿从轻”的调解程序不当及尺度不一而造成负面社会影响。2、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包括：人身权受到犯罪行为侵犯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行为毁坏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只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和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
认识不一致的有：个别高级人民法院规定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以上刑罚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根据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查明被告人确无个人财产用于赔偿的，对被告人判决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大多数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中无此项规定。笔者认为此项规定值得商榷：首先，被告人应负赔偿责任与被告人有无赔偿能力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应负赔偿责任是法律概念，是法律的规定。有无赔偿能力是被告人的实际赔偿支付能力问题，是判决后的执行问题。其次，虽然目前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补偿制度并未建立，可能形成附带民事赔偿“判了白判”的情形发生，但不能因此就减轻或免除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减责或免责”不仅违背了设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初衷，也不符合相关民事立法的规定及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不能实现“案结事了”，还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将被害人及其家属与被告人的矛盾转化为被害人及其家属与法院之间的矛盾。
【1】刘金友、奚玮著：《附带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莫湘益：《附带民事赔偿范围的扩张》，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3】参见[德]拖马斯•魏根特著，樊文译：“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趋势和冲突领域”，载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4】参见[美]罗伯特•C.戴维斯等著，房保国译：“各州被害人权利立法对地方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载《维拉方法论选介》，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2004年10月编印，第142页。
【5】参见李洪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争议问题研究》，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2期。
【6】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490页，转引自孙万胜著：《司法权的法理之维》，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7】刘金友、奚玮著：《附带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伍』 劳动争议案件必须要经过劳动仲裁才能向法院起诉吗
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的前置程序。劳动法第七十九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所规定的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前置，实指劳动争议这一事实经过仲裁程序，并非要求所有的当事人都经过仲裁程序。如果要求所有的当事人都经过仲裁程序，只会增加当事人的讼累，不符合立法的目的和愿意。设定仲裁程序前置，其目的旨在劳动争议尽量在专业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解决，以免增加人民法院的负担。
不前置的有两种情况：一是拖欠工资有欠条的，二是涉及无营业执照的非法用工单位的劳动纠纷。除这两种情况外，如果法院已受理，可以请求法院以未经仲裁而驳回起诉。
『陆』 如何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审判体制
我国的审级制度，就审判程序而言是两审终审制；就人民法院体系而言是四级两审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由它审判的第一审案件作出判决或裁定以后，若当事人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上诉或抗诉案件，经过审理所作出的判决或裁定，就是第二审的判决或裁定。根据两审终审制度，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决或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或裁定，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它审判的一审和二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都是终审判决和裁定，一经宣布即发生法律效力。
1982年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将两审终审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来规定，并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对案件的管辖、上诉、再审等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审级制度。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层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1）重大涉外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最高法院确定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高级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案件。最高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1）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2）认为应当有本院审理的案件（民事诉讼法第18-21条）。这就是说，我国四级法院都可以作为初审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但原则上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管辖。为什么采取两审终审制？为什么绝大多数案件由基层法院作为第一审？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两审终审制度是适应我国国情而规定的审级制度，我国地域辽阔，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审级过多，不仅会给当事人双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时间上的浪费，而且容易使案件缠讼不清，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稳态状态，不利于民事流转和社会的安定。实行二审终审，绝大部分民事案件可在当事人所在辖区解决，一方面可以方便诉讼，减少讼累；另一方面，也便于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摆脱审判具体案件的负担，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民事审判中的二审终审制是与再审制和审判监督程序相配合而存在的，这就是说，经二审终结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如果当事人或上级法院等认为案件裁决仍然有误，还可以提出再审请求或作出再审决定。再审制的设立，弥补了审级上的缺陷。所以，以二审终审制为基础，以再审制为补充的审判制度为我国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正确、合法、及时处理提供了基本保障。 由此可见，我国的两审终审制更多的是考虑了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的原则。但是，随着案件的剧增，这种以既简单、又快捷，既便利又低廉的诉讼程序，来代替“既繁琐，又迟缓，既劳民，又伤财” 的诉讼程序，实现后者承担的程序功能的完美理想被打破。当那些不满二审判决的当事人寻求正常上诉的渠道被两审终审制堵塞的时候，当对二审判决的不满率甚至高于对一审判决的不满率时，大量复审案件便纷纷涌向再审程序这个特殊的复审程序，于是，再审程序不断地膨胀。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只有人民法院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实践证明，仅靠这种自我监督来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是不够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不仅增加了检察机关抗诉提起再审，从而完善了法定机关提起再审的制度，而且增加了当事人申请再审。从理论上看。这大大拓宽了案件再审的渠道，为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但民事诉讼法实施10余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再审程序实施中的问题仍然很多，修改再审程序的立法意图并未实现。再审程序实施效果不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民事诉讼法发动再审的主体由一种增加到了三种，但实际效果似乎不够好，申诉难、申请再审难的状况依然非常突出，不少明显存在错误的裁判仍无法通过再审程序获得纠正。 二是再审耗费了当事人和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钱，一些案件被不断的拿来再审， 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因此受到严重破坏。再审程序这种特殊的极少运用的复审制度成了被大量运用的正常程序，且为滥用权力的人从程序外干预司法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由于再审程序的不加限制，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 而在这种以再审为主体的多级复审制中，无论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还是公共司法成本都比一次以“书面审”为特征的三审程序消耗要大的多。面对如此严峻的“司法危机”，理论与实务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我国再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开始了理性的反思，改革审级制度 和再审制度 方面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内容不断深化，并已在理论与实务界形成一定的共识。
『柒』 抚养权纠纷的原告如何确定
一、子女是当然的原告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第三十六条：“父母与子女的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条：“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第二十一条：“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所称“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
《婚姻法解释三》第三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由此可见：
1)父母对“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法定的抚养义务;
2)子女可向父母任一方请求支付抚养费，抚养费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
3)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向父母请求抚养费，不以父母婚姻关系解除为前提条件。
二、特殊情况下，父或母也可成为原告
1、有生效的离婚协议或离婚判决时
《婚姻法解释》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笔者不支持在有生效的离婚协议或离婚判决的情形下，仍坚持要以子女作为抚养费纠纷的原告，理由是：造成讼累、浪费司法资源、破坏诚信等。比如：当一方拒绝支付抚养费时，另一方却不能以离婚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反而得再以子女名义另行提起抚养费纠纷这明显不合常理。
2、但要考虑诉讼时效
虽然有生效的离婚协议或离婚判决，但当抚养子女一方要求另一方支付拖欠的抚养费时，往往不得不面对已过诉讼时效的局面。因为多数抚养费的支付方式是每月一付，而一般的诉讼时效也就是2年。故此时可考虑以子女名义起诉，因从有利于子女成长的角度出发，大多数
法院会认可从子女成年时开始起算2年的诉讼时效。
3、若需要增加抚养费时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5条规定：“离婚后，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或者子女要求增加抚育费的，应另行起诉”。此时虽有离婚协议或离婚判决，但仍建议以子女的名义要求增加抚养费。
『捌』 民事诉讼法再审时效的规定有哪些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专时效期间为三年。属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玖』 当庭立案当庭调解需要送达相应文书吗
立案调解，是指一审民商事案件、行政赔偿案件、刑事诉讼案件及其它轻微刑事案件立案审查阶段，及立案后、移送相关审判庭审理前，由立案庭法官主持调解的诉讼活动。调解工作作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形式，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因此，要将调解工作贯穿于诉讼全过程，要积极探索调解的有效途径，要运用各种调解手段来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是当前审判工作的重点。立案调解制度，作为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创新，其对于定纷止争、化解矛盾、节约诉讼成本有着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龙安法院一直在探索开展立案调解工作的有效途径，大胆尝试，审结了一批立案调解案件，收到了良好效果，但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笔者在此谈一下个人看法。
一、开展立案调解的必要性与意义
1.有利于案件繁简分流
从现阶段人民法院的受案特点看，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十分必要。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反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大量矛盾和纠纷涌向法院。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逐年大幅度增加。以民商事案件为例，2007年安阳市龙安区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658件，2008年共受理民商事案件892件，比上年增长35.6%；而2009年新受理民商事案件1154件，较前年增加近一倍。立案调解有利于一部分简单矛盾纠纷及时解决，法官就会有更多精力用在处理较为复杂的案件上，从而提高办案质量。
2.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如果实施立案调解，立案庭在送达时，当事人都同意调解，基至同意立即履行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简化诉讼程序，直接进调解，不必将双方再推上法庭。这样既及时化解纠纷，同时也使法院避免了重复劳动，降低了诉讼成本，节省了司法资源。在立案实践中，相当一部分诉讼的当事人对案件程序的繁琐和较长的审限表示惊讶和质疑。有的不得不支付高额的律师费用，索性让律师代劳。基层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中，五成左右为离婚、交通事故赔偿、借款等责任相对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如果抓好立案调解这一关，就能很好地将简单纠纷在这一阶段高效地解决掉。
3.有利于化解隔阂，避免当事人之间矛盾升级
立案调解由于简化了诉讼的繁琐环节，法官可以在第一时间向当事人释明法律，耐心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了解双方的思想动态，并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及时与对方沟通，消除双方的误会，化解隔阂，进而达到化解纠纷的目的。另外，由于立案调解尚未送达立案诉讼文书，当事人之间尚未“撕破脸皮”；且不经过庭审程序，在形式上较庭审调解时气氛宽松许多。这对于缓解当事人的压力，增进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亲近感，促使调解工作能顺利完成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4.有利于遏制高撤诉率，维护当事人权益
据资料显示，近年来基层法院案件撤诉率居高不下。一部分案件的撤诉是由送达难引起的。当今社会人口流动性非常大，送达难问题愈显突出，困绕着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有的案件因为标的不大，当事人在邮寄送达等方式失败后，又不愿支付公告送达费用，案件滞留立案庭；有的当事人选择主动撤诉，而撤诉按照诉讼费收费办法规定减半收取受理费，导致当事人不但问题没解决，还损失一半诉讼费。还有的被告长期不在家，送达十分困难，而当事人又不积极协助，致使给被告送达时审限临界，个别案件即使办理延期也超了审限；法官动员当事人撤诉后重新起诉。
如果立案调解功能发挥良好，就可以将此类案件“过滤”掉。立案庭在初次接待当事人时，就向他们进行充分的诉讼程序释明，使当事人充分了解送达难造成的无奈与尴尬。是否向法院起诉，选择什么时机向法院起诉，让当事人心里清楚明白。调解法官更可以向当事人释明法律的局限性，对有的民事纠纷交付诉讼解决并非最佳办法。例如，有一个为垫付200元水费引起矛盾的邻里纠纷案件，为请律师花费1000元，属典型的斗气官司，此类案件如果在立案阶段深入调解，不是没有解决的可能。
二、立案调解的启动与运行
立案调解从本质上说属于合意解决纠纷机制，一般应遵循双方自愿原则。但除了这一最主要的启动方式以外，各地法院针对案件的特殊类型还采取了其他启动方式。如医疗事故赔偿纠纷、消费者权益受损纠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产品责任纠纷等带有强烈公益色彩的案件，为了更好地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赋予其选择立案调解的权利，规定其一旦提出申请，对方当事人就有参加调解的义务。另外对于离婚案件，因法律直接规定应当行先行调解，在立案调解程序中可以径行调解。
立案庭在收到立案材料时或立案期间内，向当事人发送《立案调解承诺书》，在当事人签字同意后，即进行立案调解。调解前，调解法官应告知当事人主持调解的法官或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姓名，征询其是否申请回避。立案调解期限：适用普通程序的20天；适用简易程序的10天。立案调解的时间和地点应便于当事人参加调解，可以在法庭调解，也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特殊情况，在工作时间之外调解或上门调解。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在立案期间内调解成功，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
三、运作立案调解需解决的配套机制
1.调解人员的素质要求。调解法官的素质要求有一定的特殊性，应尽量让调解能力强的资深法官从事调解。调解人员需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知识、熟知社会风土人情、具备一定的调解能力。总之，应当让调解能力强的法官从事调解工作，才能使调解更富有成效而不流于形式。
2.如何吸引高素质人才从事调解工作。由于调解的功利性质社会化，将社会矛盾之疾患灭之于萌芽状态，调解法官业绩考核不是以受理案件总标的来衡量的，具有特殊性。所以只有进行制度变革，提高调解法官的政治待遇、职级待遇，才能把优秀调解法官吸引到立案调解岗位上。也可以由财政设立专项基金，按照一定的标准或者贡献大小给予一定津贴，激励更多的人员积极参加与调解工作。
实践中，一些具有较高调解能力的资深法官50多岁便退居二线，几乎不再从事法院的任何工作。如果不从用人机制、待遇方面从优待警、以人为本，根本提不起老法官从事调解工作的积极性。
『拾』 请问法律风险防控与法律纠纷解决有什么具体区别
一个企业从成立、发展、运营、兼并、改制、甚至破产等，无不需要法律来支持。然而，绝大多数企业都是被动地适用法律，主要表现为：（1）不能正确预见行为的法律后果，（2）出了问题才想到寻求法律帮助。（3）抱着侥幸心理或无所谓的态度有意识地为一些不法行为。这种被动的角色，给许多企业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由此可见法律在当今企业运营中的重要性。
法律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体现是企业对法律纠纷的管理。那到底企业对法律纠纷的管理有何意义？
1、法律纠纷管理可以降低和防范法律风险。
对于企业而言，法律风险时刻威胁着其对绿润的无限追求，而法律风险与法律纠纷相比更具有隐蔽性，但是法律纠纷的最终爆发，并不代表法律风险全部浮出水面，且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增加新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的防范与企业法律纠纷的管理有着重要的关系，如在法律纠纷管理中，恰当地选择纠纷解决途径，不但可以迅速解决纠纷，还可以防范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风险。
2、法律纠纷管理可以节约企业成本。
追求利润是企业永恒的目标。但是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可能会产生成本的增加或减少。当纠纷发生后，企业负责人必然会问一个问题：“诉讼费是多少？”诉讼费是最显然的法律纠纷解决成本，然而，纠纷解决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律师费等其他相关费用。如果在诉讼中企业败诉，还可能面临巨额的经济赔偿问题。而企业法律纠纷管理，正是在综合各企业经验的基础上所做的纠纷解决方案，为快速、有效地解决企业纠纷提供方案参照，使得企业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少走弯路，降低时间及相关费用成本。
3、法律纠纷管理可以减少企业讼累。
企业法律纠纷防范成功的一个较好的后果是可以减少企业的讼累，使企业管理者、法务人员、经营者能够从繁杂的非经营性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企业主营业务中去。很难想象一个诉讼缠身或整天需要应付无穷法律纠纷事务的企业能够专心从事业务工作，而不受其影响。
4、法律纠纷管理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外部形象。
现代许多有长远发展目标的企业都极其注重自己的外部形象，也千方百计花费大价钱企图通过媒体来打造与推广自己企业的形象。但是，一旦出现法律纠纷，往往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形象损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企业法律纠纷制度建设或法律规划，能够使企业在与交易对方或外界各个部门打交道时形成良好形象，从内部与外部形成向上的风貌，赢得良好的口碑。
5、法律纠纷管理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规范别人应先从自身做起。一个良好的企业，只有从自身上加以规范，形成品牌优势、诚信优势，才能吸引更多的交易对方来与其从事相应的交易，并获得交易对方的认同。这样，在长期发展中，才能积累丰富的交易对方资源，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十分有利。
法律纠纷管理是企业发展中不可缺少和最重要的措施，那我们如何进行法律纠纷管理呢？
这里主要针对企业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建议企业采取如下方式进行法律纠纷管理：
首先，在企业建立初始阶段，应聘请专业法律人士对企业各项管理制度、企业所从事的相关商业活动等进行法律评价和指导。这样便使企业在成立时较具规范性，把握对人事制度、规章制度、企业投资者内容的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作出细致的范本，约定权利义务，把可预测的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