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直接侵权间接侵权

Ⅰ 间接侵权的概念

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实施他人专利的侵权，但却教唆、帮助、诱导他人实施专利，发生直接侵权行为，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诱导或教唆他人侵犯专利的故意，客观上为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林建军、杨金琪：《对间接和共同侵犯专利权的分析探讨》，载于程永顺主编《专利侵权判定实务》，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把间接侵权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间接侵权是，出售专利产品或者用于使用专利方法的设备的一个主要零件，并且明知道这个主要零件是为了侵犯专利权而特别制造的，不具备除了侵犯专利权以外的其他用途，这种间接侵权被称为“共同侵权”。第二中形式的间接侵权是，积极引诱和教唆他人侵犯专利权。这种间接侵权被称为“引诱侵权”。
程永顺、罗李华著：《专利侵权判定》，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专利间接侵权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保护专利权的实践过程中，有时行为人为了避免侵权，并不完全实现权利要求中所限定的每一项技术特征，而只实现权利要求中的一部分技术特征或分别实现技术要求中的技术特征。
吴玉和：《专利间接侵权行为构成要件》，载于程永顺主编《专利侵权判定实务》，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间接侵权是指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以间接的方式实施其发明的行为，即行为人的行为并不构成专利侵权，但是却鼓励、怂恿、教唆别人实施专利侵权行为。
田力普：《关于专利保护与专利侵权中若干基本问题研究》，载于《专利法研究》，1995年版，第69-92页。 我国学术界关于间接侵权的理解以是否有直接侵权行为相伴随而形成两种观点，即共同侵权说和独立侵权说：
以下学者的观点表述了共同侵权说的主张：
1、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24页，“构成间接侵害专利权行为的条件为：（1）须存在直接侵权的事实；（2）须为直接侵权行为提供实施专利的必要条件；（3）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为他人提供实施专利侵权的条件。”
2、杨立新著：《侵权法论》（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第956页，“在间接侵害专利权的行为中，这种行为是侵害专利权的直接行为的必要条件，它与直接侵权相结合，就构成了侵害专利权的直接因果关系，仅仅单一的间接行为，不构成侵害专利权的行为。”
3、杨金琪编著：《专利商标技术合同疑难案例评析》，中国物资出版社，第131页，“由于间接侵权的成立主要依直接侵权事实的发生为条件，即只有发生直接侵犯专利权的事实后，才能确认间接侵权，因此，在审判实践中一般把间接侵权称之为共同侵权。”
以下学者的观点表述了独立侵权说的主张：
4、吴观乐：《浅议间接侵权》，载于《专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专利文献出版社，第45页，“间接侵权行为是第三者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向无权利用该项专利的人提供或供应其中关键部分的中间产品而故意怂恿和唆使其实施该项专利。”
5、尹新天：《专利权的保护》，专利文献出版社，第111-112页，“间接侵权行为是第三者未经专利权人同意向无权利用该项专利的人提供或供应其中关键部分的中间产品而故意怂恿和唆使其实施该项专利。”

Ⅱ 专利直接侵权行为和间接侵权有什么不同

（一）直接侵权行为的形态
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制造、使用、销售、专许诺销售、进口发明、实属用新型专利产品或利用专利方法获得的专利产品，以及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进口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二）间接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所谓间接侵犯专利权是指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并不直接构成对专利权的侵害，但实施了诱导、怂恿、教唆、帮助他人侵害专利权的行为。间接侵犯人与直接侵权人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

Ⅲ 直接侵权是间接侵权成立的前提吗

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实施他人专利的侵权专，但却教唆、帮助、诱导属他人实施专利，发生直接侵权行为，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诱导或教唆他人侵犯专利的故意，客观上为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条件。林建军、杨金琪：《对间

Ⅳ 什么是知识产权侵权中的间接侵权

郑成思在其《版权法》曾经将著作权侵权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并认为间接的含义有两种，其一，是指某人的行为系他人侵权行为的继续，从而构成间接侵权，其二是指某人需对他人的侵权行为负一定责任，而他自己并没有直接从事任何侵权活动。(郑成思，《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40页)。对于第一种含义下的间接侵权，也称为共同侵权。

除此之外，李明德的观点与郑成思殊途同归，他用了第三人责任来指代间接侵权的责任，所谓第三人责任，是指第三人虽然没有直接侵犯他人的著作权，但由于他协助了第二人的侵权，或者由于他与第二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应当由他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三人责任主要有帮助侵权和替代责任两种。(李明德，《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第88页)。
按照李明德的观点，实际上郑成思所说的间接侵权的第一种含义就是帮助侵权，第二种含义是替代责任，正好跟郑成思对于间接的两种定义相一致，这说明了至少在著作权侵权中，间接侵权指的是帮助侵权和替代责任。
从间接侵权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出，间接侵权似乎并不考虑主观状态，但是从帮助侵权的帮助来看，这种帮助应当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才具备可惩罚性，特别是其单独行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的情况下，主观要素需要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公开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五条规定 则体现要具备上述主观要素，该条规定：“明知有关产品系专门用于实施发明创造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物等，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将该产品提供给无权实施该专利的人或者依法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人实施，权利人主张该提供者的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的帮助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Ⅳ 网络商标间接侵权的表现形式有哪几种

您好，目前复，间接侵权在我国的制《商标法》中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商标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商标侵权或为商标侵权提供了必要条件的行为。按照一般侵权行为的理论，侵权行为成立是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Ⅵ 商标间接侵权文献综述范例

知识产权是一系列法定专有权利的集合，只有知识产权人或经过其许可的人才享有法定的专有权利、才能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并独享由这些行为所带
来的利益。换言之，法律赋予知识产权人专有权利的目的，是通过专有权利去控制、约束相应的行为。这相当于为知识产权人划定了一片专属领地。任何人未经许可
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就如同闯入了由篱笆圈起的他人专属领地，在缺乏法律上免责理由（如“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的情况下，会构成对知识产权
专有权利的“直接侵权”。例如，未经许可公开表演他人作品和制造他人专利产品就可能是直接侵犯版权中“表演权”和专利权中“制造权”的行为。
但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往往不是孤立进行的，它经常需要借助第三人的帮助、参与和支持。在一个科技与商业十分发达的时代，知识产权侵权的成本不
断降低，导致侵权行为出现了从集中化、专业化向分散化、业余化发展的趋势。权利人追究直接侵权者的责任有时不但费时费力，而且很难得到充分的补偿。如果直
接侵权者不在法院管辖范围内，权利人甚至无法起诉。例如，租用经营场所的小摊贩在销售了假冒商品之后可能会溜之大吉，如果商标权人不能追究故意为侵权活动
提供场所者的责任，其损失就无法得到补偿。

为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许多国家的立法或判例确立了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规则：第三人即使没有直接实施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
但只要其引诱、教唆或有意帮助他人进行“直接侵权”，其行为也被认为构成“间接侵权”，应当与“直接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这就使得权利人能够通过起诉更
具经济实力和在法院管辖范围内的“间接侵权者”及时获得救济。这对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十分有利。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均未对“间接侵权”做出规定。这是与我国以往的现实国情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相适应的：在知识产
权制度建立初期，立法和执法的重点应当是制止那些直接侵犯专有权利的行为。同时，在过去的技术条件下，只有那些具备一定财力的经济实体才有可能实施严重损
害权利人利益的直接侵权行为，权利人通过追究“直接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往往就足以获得充分的救济。例如，要查实印刷盗版书籍、伪造专利产品和制作假冒名牌
商品的企业在过去都是相对容易的。在这情况下，立法者自然无需过多地考虑“间接侵权”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仅仅规定“直接侵权”已经很难充分保护知识
产权人的合法利益了。

在我国三大知识产权立法领域中，版权“间接侵权”规则出于应对网络带来的挑战而最先得到了发展；[1]有
关专利法中，“间接侵权”的内容也已被列入下一次修订《专利法》计划中。相比之下，对商标法中“间接侵权”的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虽然《商标法实施条例》
中有关“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规定属于对“间接侵权”的规定，但由于商标权与版权和专利权在权利性
质上的差异，商标法中的“间接侵权”问题更为复杂。而在我国对于如何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哪些行为构成“间接侵权”？等问题尚缺乏深入的讨
论，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层出不穷。2004年因中国企业定牌生产西班牙“耐克”服装引发的商标侵权纠纷即与此有关。本文试结合国外立法和判例对商标法中
的“间接侵权”做一研究，并对我国立法未来的相关立法提出建议。

二、商标法中“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间的界限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领域“间接侵权”的规则均主要来源于一般侵权行为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在明知某种行为构成侵权，而仍然教唆、引诱他人去实施这种行为，或者对他人的这种侵权行为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应当对侵权后果承担责任。[2]显然，在明知特定行为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对这种行为实施教唆、引诱或予以帮助，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是明显的，而且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合理的。

鉴于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殊性，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各国知识产权法都承认：基于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绝对权性
质，除非法律有例外规定，只要未经许可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主观过错并构成“直接侵权”的必要条件，只影响赔偿责任的承担。[3]而
构成“间接侵权”的各种行为都不在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控制范围内，将其界定为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是出于适当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政策考量以及这些行为
的可责备性，因此必须以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这意味着在诉讼中，如果知识产权人指称被告“直接侵权”，只需证明其实施了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
为。被告如果确实实施了相关行为，只能通过证明自己无主观过错，或过错程度较小，以求免除或减轻赔偿责任。而如果知识产权人指称被告“间接侵权”，则应当
举证被告是在具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实施引诱、教唆或帮助行为的。

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版权和专利领域中“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限是基本一致的。这不仅是因为众多国际条约对版权和专利权“专有权
利”的控制范围已经做出了统一和明确的规定，还因为在版权法和专利法中“专有权利”与“直接侵权”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楚——权利人享有“专有权利”既意
味着他有权自己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也有权阻止他人未经许可实施这种受控行为，而他人擅自实施受控行为就是“直接侵权”。换言之，“专有权利”
中所蕴含的“自己专有使用（作品或专利）的权利”和“禁止他人使用（作品或专利）的权利”在范围上完全一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自己有权使用的范围即
为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的范围。基于此，多数国家的版权立法和专利立法并不一一列举构成“直接侵权”的行为，只是笼统地规定：除了有法定例外情形，未经许
可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4]例
如，版权法只要规定了版权人享有“表演权”，根本无需再列出侵犯“表演权”的行为。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依据“专有权利”与“直接侵权”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出：
他人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擅自公开表演作品就构成“直接侵权”，而他人基于其他原因对“表演权”的侵犯就是“间接侵权”。

但是，在商标领域，各国对于何种行为构成
“直接侵权”却有不同观点，这使得“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间的界限在不同国家也不一致。这种差异的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与版权和专利权相比，商标权
“专有权利”的特征在于“专用权”与“禁止权”的范围并不一致，后者的范围远大于前者。在实行注册制的国家，商标权人自己仅有“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使用核
准注册的商标”的“专用权”，[5]既
没有在未经核定使用的相似商品上使用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也没有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商标的“专用权”。但各国商标法为了防止对消费者
的欺骗和对商标权人商业利益与信誉的损害，均规定商标权人对于某些其本人并不享有专有权的行为，有禁止他人实施的权利。如我国《商标法》规定商标权人有权
禁止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6]这
样，商标权人“专有权利”（即“商标专用权”）与“直接侵权”之间就不存在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了。除了能够从
“商标专用权”中推出未经许可“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使用核准注册的商标”可构成“直接侵权”之外，哪些其他行为构成对商标权的“直接侵权”，完全取决于各
国对商标权人“禁止权”的法律规定。[7]而各国立法之间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各国“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限不一。

三、两种界定“直接侵权”的立法例和观点

传统商标法的基本目标在于确保商标的识别功能得以现实，即使消费者能够通过商标将商品与其提供者正确地联系在一起，防止混淆的发生，以此实现保
护商品提供者凝集在商标中的商誉免受不公平利用和损害，以及保护消费者不受误导的双重目的。因此，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在同类或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
标，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的行为，就成为各国商标法首先要予以制止的“直接侵权”。

但是，由于各国立法者和学者们对于“混淆”的范围和含义在认识上有一定差异，对于一种未经许可使用商标的行为是否构成“直接侵权”，根据不同的
立法例和学术观点也可能有不同的性质认定。首先，在立法例上，美国的立法将“导致混淆”作为“直接侵权”的绝对前提。美国《商标法》规定：在商业活动中，
任何未经许可将复制、伪造、抄袭或仿冒的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用于对商品或服务进行销售、推销或广告宣传的行为，只要可能导致混淆、误认或欺骗，就可构成对注
册商标权的“直接侵权”。[8]

欧盟的立法则有所不同。欧共体理事会分别于1989年和1993年通过的《有关协调各成员国商标立法的一号指令》（以下简称《一号指令》）及
《欧共体商标条例》均将“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直接规定为“直接侵权”，只将“可能导致公众混淆”作为其他使用商标行为构成“直接侵权”的要件。这
些行为包括在同类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和在类似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9]

这两种立法模式的差异在以往并不突出。尽管表面看来，以“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在欧盟国家构成“直接侵权”无需以“导致混淆”为前提。但
由于“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一般情况下均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因此欧盟的立法实际上是默认“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必然会导致混淆，从而在程序
上免除了商标权人证明有发生混淆可能的举证责任。这样，两种立法例实际上仍然都是以“导致混淆”作为“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的。但是，随着国际经济贸易活
动，特别是定牌贸易的日益繁荣，欧盟立法对“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必然会导致消费者混淆的认定有时是不成立的。由于欧盟立法并没有规定被告可以通过
证明这种对商标的使用并不可能导致混淆而免责，在实践中就可能造成不公平的结果。这一点在下文所述的Beautimatic International
v. Mitchell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s案中尽显无遗。

其次，在对“导致混淆”的理解上，不同的观点之间也有很大出入。试举一例说明：某制鞋厂制造冒牌的“耐克”运动鞋，并将这批带有“耐克”商标的
运动鞋卖给某零售商。该零售商完全知晓这批“耐克”鞋是冒牌的，但仍然将其买下并向消费者出售，而消费者则因误认为这是真正的“耐克”鞋而予以购买。显
然，零售商销售冒牌“耐克”鞋的行为导致了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构成“直接侵权”。但制鞋厂的行为是否为“直接侵权”呢？

根据美国著名商标法学者Gilson的观点，由于该制鞋厂使用商标的行为并没有使作为购买者的零售商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即零售商清楚地认识
到这批运动鞋不是经“耐克”公司授权生产的，制鞋厂的行为并不构成“直接侵权”。但是，冒牌“耐克”鞋一旦向消费者出售，就会引起混淆。在这种情况下，冒
牌“耐克”鞋实际上是用于实施“直接侵权”的工具（tools of
infringement）。换言之，那些带有侵权商标、很容易导致混淆和用来欺骗最终消费者的商品就是“侵权工具”。制造商在明知，或可以合理地预期该
“侵权工具”会被下手的零售商用于侵权，却仍然将“侵权工具”置于零售商手中的行为，将构成“间接侵权”。[10]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也曾在一起不正当竞争案中指出：使用了原告具有显著性商品装潢的被告自己是否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被告知道他将“（欺诈消费者的）能力置于了经销商手中”，因为被告知道经销商会以此来欺骗消费者。[11]

对“导致混淆”的这种解释使得对商标权的“直接侵权”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发生——将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商标的商品出售给误认为该商品来源于商标权人的消费者。[12]除此之外任何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均只能是“间接侵权”而非“直接侵权”。

但是，《不当正竞争法（第3次）重述》对“导致混淆”做出了较为广义的解读。《重述》虽然也将“导致混淆”作为“直接侵权”的构成条件，但与
Gilson的观点相反，《重述》强调：不能认为只有当那些与行为人直接进行交易的人发生了“混淆”时，行为人才构成“直接侵权”。如果未经许可向零售商
或分销商提供了带有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即使零售商或分销商并未发生混淆，该行为也是“直接侵权”。[13]按照这种解释，上例中制造冒牌“耐克”鞋并将其出售给零售商的制鞋厂构成对商标权的“直接侵权”。[14]

同样，根据欧共体《一号指令》和《商标条例》的规定，只要在商业活动中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了相同商标就构成“直接侵权”，而无需商标权人证明“导
致混淆”。对于上例而言，制造冒牌“耐克”鞋并将其出售给零售商的制鞋厂在欧盟国家无疑将构成“直接侵权”。正如英国法院在Beautimatic
International v. Mitchell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s案中所言：“他人未经许可将‘相同’商标在本国用于‘相同’商品的行为本身就会危及立法者意图赋予注册商标人享有的垄断性
利益”。[15]

Gilson与《重述》和欧盟各国界定“直接侵权”的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陷。Gilson的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显得较为繁琐和复杂，因为类
似上文所述实例中冒牌产品制造商究竟构成“直接侵权”还是“间接侵权”将取决于其直接下手是否产生混淆。假如该制造商同时将冒牌产品出售给了一家“知假买
假”的零售商和不知内情而上当受骗的消费者，则根据Gilson的理论，制造商两个完全相同的行为却分别构成“间接侵权”和“直接侵权”。这样，制造商行
为的侵权性质将完全取决于买家的主观认知状态，这在表面上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与之相比，《重述》和欧盟各国采用的方法就显得简单易行。因为制造和出售冒牌
产品的行为必然涉及将相同的商标用于相同的商品之上，并将之投放市场流通。这在欧盟国家均依法构成“直接侵权”，商标权人甚至无需证明有导致混淆的可能。
同样，根据《重述》的解释，该行为由于会导致最终消费者产生混淆，也是“直接侵权”。这就避免了“一种行为、两种定性”的后果。但是，Gilson以商品
提供者的直接下手是否产生混淆作为判断构成商标“直接侵权”的依据，却可以有效地限制“直接侵权”的范围，防止对商标权的过高保护。而其在表面上所存在的
问题，在实践中却并不突出。下文将结合具体案例讨论我国商标立法在这两种方法之间的选择。

Ⅶ 著作权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的区别及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著作权直接侵权的行为侵犯了《著作权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内条例》中规定的著容作权或邻接权的权能，其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著作权间接侵权的行为本身没有侵犯《著作权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的著作权或邻接权的权能，然而该行为构成帮助、引诱、教唆直接侵权人为直接侵权的行为，间接侵权的行为人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

这是个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的问题。

Ⅷ 如何判定商标间接侵权人的主观故意行为

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没有实施直接侵权行为，但为直接侵权者提供实质性帮助，或者引诱、教唆他人直接侵权。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即故意为他人实施商标侵权行为提供经营场所、运输、仓储等便利条件。市场开办者故意为商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提供经营场所的便利条件，依法构成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明确界定为“故意”。故意，是指行为人知道侵权行为存在，而追求或放任侵权行为发生。因而，构成“故意”的前提是“知道”。然而，关于“知道”的解读，存在诸多争议。就“知道”标准而言，包括 “明知”“应知”和“有理由知道”，“知道”的内容也有“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之分。

1.知道的标准：“明知”而非“应知”或“有理由知道”

明知，是指行为人明确知道侵权事实存在。明知不同于应知和有理由知道。所谓应知，是指根据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如果其应当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但由于未尽到“合理理性人”的注意和谨慎义务，从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有理由知道是指，如果一个“合理理性人”通过实施合理注意义务将会知道该事实，该行为人就会被认为推定知道该事实。由此可见，应知、有理由知道都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行为人履行了注意义务就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没有履行该义务，就有着应当知道而不知道的过错。

Ⅸ 故意为商标侵权提供经营场所怎么认定

市场开办者只有明知商户售假才承担商标间接侵权责任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明确界定为“故意”。故意，是指行为人知道侵权行为存在，而追求或放任侵权行为发生。因而，构成“故意”的前提是“知道”。然而，关于“知道”的解读，存在诸多争议。就“知道”标准而言，包括 “明知”“应知”和“有理由知道”，“知道”的内容也有“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之分。

1.知道的标准：“明知”而非“应知”或“有理由知道”

明知，是指行为人明确知道侵权事实存在。明知不同于应知和有理由知道。所谓应知，是指根据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如果其应当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但由于未尽到“合理理性人”的注意和谨慎义务，从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有理由知道是指，如果一个“合理理性人”通过实施合理注意义务将会知道该事实，该行为人就会被认为推定知道该事实。由此可见，应知、有理由知道都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行为人履行了注意义务就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没有履行该义务，就有着应当知道而不知道的过错。

从法律解释角度分析，构成商标间接侵权的主观故意的“知道”不应当包括应知和有理由知道：首先，故意与过失的内部构造不同。二者均由“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构造而成，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过失的“认识因素”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后果，“意志因素”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二者“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有明显不同，不能混淆和误用。应知和有理由知道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判定时以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为基础，因此，其属于过失的认识因素。如果将应知、有理由知道作为判断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就等于在故意的意志因素中嵌入过失的认识因素，这在法律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商标间接侵权责任中不应当给行为人设置注意义务。危险是注意义务的产生根源，危险的制造者或管控者应承担损害预见义务或损害防止义务。而商标间接侵权的行为人，如市场开办者，并非直接实施商标侵权行为人，不是侵权危险的制造者和管理者，没有义务管理和控制侵权危险。

2.知道的内容：“具体知晓”而非“概括知晓”

对于知道的具体内容，可分为“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不应将“概括知晓”或“大概知道”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故意的标准，而应采取“具体知晓”标准，即行为人确切知道实际发生的侵权事实，这也是“明知”的应有之义。

首先，行为人只有“具体知晓”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具体知晓”与“概括知晓”是关于知道对象不同的描述。“具体知晓”的对象是特定的，能确切知晓某直接侵权人实施了何种侵犯权利人商标权的行为，而“概括知晓”只是对侵权行为有普遍性的认知。当市场开办者知晓哪一商户销售了何种商品侵犯了谁的商标权时，才构成“具体知晓”，如果仅知晓其市场内存在售假行为，而不清楚具体的商户，就属于“概括知晓”。明知某具体侵权行为，市场开办者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此时，其未采取制止措施，就可理解为具有间接侵权的故意。

其次，“具体知晓”符合商标间接侵权制度的设立初衷。在科技与商业十分发达的当下，商标直接侵权由以往集中化、专业化向分散化、业余化方向发展。面对众多、分散的商标侵权者，要求“间接侵权者”与“直接侵权者”就损害后果负连带责任，商标权人就能通过起诉更具有实力的“间接侵权者”及时获得有效的救济。间接侵权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权利人搜索成本与诉讼成本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偏向于权利人的制度设计。然而，这种偏向必须要有所限制，否则将不适当地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范围，对竞争造成损害。如果采用“概括知晓”标准，不管行为人是否知道特定侵权行为存在，其就可能承担间接侵权的责任，会进一步了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有违间接侵权制度只是适当扩大权利人救济范围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会损害公共利益。

最后，“概括知晓”有悖于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理论。间接侵权人为直接侵权人提供的帮助条件包括技术、仓储、经营场所等。这些帮助条件具有合法使用和侵权使用两面性。市场开办者开办市场时，其目的并非将市场专门或主要用于售假的经营场所，因此，应当给予市场生存空间。如果泛泛地猜测市场内可能有商户存在侵权，就推定市场开办者有帮助侵权的主观故意，无疑是加大了市场开办者的法律责任。
参考资料：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6-09/08/content_116284.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