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记者暗访有哪些规定
“法律并没有赋予记者为了揭露真相而实施违法犯罪的特权”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对隐性采访作出这样的规范：“新闻不是欺骗的通行证，我们不能以目的的正当性为由而不择手段。
我国出台的《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均未明确记者享有暗访、卧底等权利。
相反，这些文件规定，记者采访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党的新闻工作纪律”；“通过合法和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坚决制止采用自然主义的手法，过细展示犯罪过程和作案细节”等。
也就是说，暗访和卧底不属于记者的职务行为，只是记者的私人取证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私人取证”指普通公民自行收集和提取案件证据，没有官方身份者参与其事。记者在暗访或卧底时，隐去了记者职业身份，以普通公民身份出现，属于私人取证的范畴。
⑵ 关于隐形采访中法律道德风险的认识
隐性采访”的泛滥折射出的是媒体从业人员采访水平和采访作风的下滑。新闻采访是“新闻工作者搜集新闻素材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相比司法人员的案情调查，没有强制性和法律保护，因此遇到被采访对象不配合或有意掩盖真相等采访障碍是在所难免的。而这个时候恰恰是考验记者的采访能力和采访技巧的时候，换句话说，越是在遇到采访障碍越能显示记者的采访水平，越能考验记者的采访作风。央视《新闻调查》曾经播出的《透视运城渗灌工程》、《死亡名单》等优秀节目，记者遇到的采访阻力是一般采访所无法相比的，但记者并没有采取任何隐性采访手段，照样出色地完成了采访任务。这样的采访才是高水平的采访，这样的记者才是真正的记者。反观一些媒体记者，稍微遇到一点采访障碍或困难，动辄使用隐性采访手段，这并非说明了记者的聪明和勇敢，恰恰说明了记者采访能力的低下，和面对困难时的逃避和懦弱。
其次，“隐性采访”不仅存在法律风险，更重要的是道德风险。许多媒体并非不知道隐性采访会导致侵权等法律纠纷，却认为自己是为了主持正义而在道义上理直气壮，加上节目收视率的驱动，更是使其对隐性采访手段的使用则变得无所顾忌。这也就难怪隐性采访引发的侵权事件一直层出不穷。中央电视台的两位著名暗访记者曾在回答学者提问时，说他们都曾“因暗访而产生了七、八起官司”，而胜败比例是“一半对一半”。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难逃隐性采访侵权的诉讼，更不要说全国数以万计的各类大小媒体了。难怪有论者总结说“暗访与偷拍总是与诉讼相伴”
法律作为一种他律方式，约束和惩戒的只能是已经实施的行为，要想从根源上匡正媒体行为的指导思想，必须进一步唤醒媒体从业人员对隐性采访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觉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让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明白，暗访与偷拍即使不惹上官司，也不能逃脱道德的质疑和拷问。因为不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暗访与偷拍，都是一种对被采访对象的欺骗。正如美国新闻学者罗恩·史密斯（Ron F.Smith）所指出的：“甚至当记者仅仅假扮成公众中的一员时，他们的动机依然是获取新闻。他们总是隐瞒自己的意图。所有的隐身报道都是欺骗。”史密斯分析说，记者不亮明身份进行采访，即使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也不能免去在伦理意义上的对隐私的侵犯，“人们以为自己是在与同事或新知交谈，实际上，他们所说的话可能会向成千上万名读者或百万名收看电视的观众公开。”而且，即使隐身报道的目的和结果都是正当的或正义的，也不能为手段的欺骗性开脱罪责。因为目的的正当性并不能为不正当的手段辩护，“诚实的报道不应当从不诚实的行为开始”，“如果媒体自身在获取新闻时不够诚实，又怎能为诚实和信誉作战呢？”美国另一位学者梅尔文·门彻也指出，靠暗访和偷拍的欺骗手段来达到揭露真相的做法，无论动机多么纯正，这些行为也还是得不尝试，因为这不利于建设一个健康美好的社群生活。“如果我们出于担心自己的话会被刊播而不敢自由和公开地彼此交谈，如果我们对偷窥的眼睛害怕到了要切碎垃圾的地步，如果我们害怕自己的电话谈话被人窃听，那么我们将拥有什么样的社群呢？”
第三，隐性采访的道德风险带来的后果比法律纠纷更为严重。
媒体侵权的这些行为，有的看似是为了公众的知情权，为了揭露犯罪或腐败，为了社会正义，但是当这种知情权是建立在被采访对象的痛苦和权益被侵犯的基础之上，或者建立在并不正大光明的手段之上时，媒体行为的动机就会理所当然受到质疑，人们会据此认为媒体并不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是为了吸引和刺激受众，即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于是，媒体的可信性和公正性就会大打折扣，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媒体的公信力和人们对媒体记者的尊敬。
其实，这种损害已经得到了残酷的兑现。首先，是采访难度的加大和采访成本的增加。隐性采访在使采访变得容易和简便的同时，其本身“胎带”的欺骗性质也大大增加了整个记者队伍采访活动的难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上开始流行一句口号叫“防火、防盗、防记者”，拒绝记者采访已经几乎成为一些单位的本能反应。只要事先没打招呼，就不准电视记者进入单位采访，甚至不准记者从外面拍摄自己的大门；联系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一些单位不把记者的报道意图或节目内容问得一清二楚决不会答应记者采访，有的甚至会提出在见报或播出前审看稿件的过分要求。更为严重的事，近年来记者被殴打的事件也时有耳闻。尽管记者被打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且其中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邪恶势力“暴力抗曝”的情况，但也从中折射出记者不被信任和采访难度加大的现实。其次，是为社会上偷窥偷录的不良行为起了不好的带头作用。打开现在的互联网，几乎随处可见偷拍偷录的所谓“走光”“幽会”“色情”的图片或影像，因此而引起的侵权官司乃至自杀、杀人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当然，我们不能把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责任都归咎于媒体，但是最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众多的媒体在谨慎使用暗访和偷拍方面没有尽到自己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更不要说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去反思和批判这些行为了。
媒体是大众传播机构，媒体的任何行为都置身于大众的视野之中，这种行为本身就对全社会带有一定的示范榜样作用。“一个社会，或一个行业，必须对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错误的行为，取得一致的意见。”[⑩]如果媒体要想改善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就必须从行为自律开始，深刻认识隐性采访的负面影响，消除对于隐性采访的盲目崇拜，严格限制隐性采访的使用，对凡是隐性采访的内容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必须要有正规采访的材料作为印证才能予以采信。希望“纸箱馅包子事件”不是仅仅让我们停留在对内部管理制度的反思，而是还能消除对隐性采访的错误认识，唤起对隐性采访的道德审视和自律意识，那么，我们未必不能亡羊补牢，获得新的进步。
⑶ 新闻学辩题 现代社会要不要加强隐性采访
一、作为手段的隐性采访
隐性采访(Secretive Interviewing)是相对于公开采访(Open Interviewing)而言的一种特殊的采访方式，是指新闻记者在不表明真实身份或身份未被采访对象感知的情况下，隐去自己的采访意图，以秘密的方式采获新闻事实的采访活动。
隐性采访最初的实践者可以追溯到英国记者W•T•斯蒂德，1885年，他以“买了一个女孩写故事”而闻名于英国调查性新闻事业史。稍后，1890年，美国女记者内利·布莱（真名为伊丽莎白·科克伦）假扮成精神病人住进布莱克韦尔岛精神病院，调查病人受到虐待的情况，并写了3篇长篇报道，以《疯人院的10天》为题在《纽约世界报》上发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为世界新闻史上较早的有影响的隐性采访。随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相类似的报道有过多次。美国隐性报道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上半叶，直至60-70年代，佳作频出，并且数次获得普利策奖。客观地说，早期的隐性采访充满了传奇色彩，并且由于受采访经验匮乏和采访设备的限制，实施隐性采访的记者较多地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所以较少受到道德责难，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和诉讼。
但是，随着隐性采访的广泛使用，它开始受到质疑。由于记者采访经验的增加和科技发展带来的采访设备的进步，尤其是新闻受众对新闻内容要求的不断提高，实施隐性采访的记者仅用“旁观者”的身份采获的新闻很难吸引受众的关注了。于是，一些记者开始伪装自己，介入新闻，有的甚至直接成了某些新闻事件的“导演”。这种用欺骗手段采获新闻，在道德评价上是令人困惑的，也是备受争议的。新闻界人士开始反思隐性采访的利弊得失，曾在水门事件调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著名记者本杰明·布拉德利认为：如果新闻媒介准备批评其他人撒谎和耍弄肮脏伎俩，记者也不应该撒谎和欺骗他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许多新闻学专家已经开始自觉地限制这种在道德方面存在问题的采访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新闻界曾数次拒绝向隐性采访的杰作颁发普利策奖。[①] 对此，一位评委的评论最具代表性，他说：“获取新闻的手段不诚实，又怎能为诚实和尊严而奋斗？”[1]
然而，就在西方新闻界开始反思并限制隐性采访的时候，伴随着现代高科技和电视业的发展，“偷拍偷录”又掀起了隐性采访的新一轮高潮。隐性采访不论在数量上、手段上，甚至性质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隐性采访以其对社会生活强有力的监督制约的优势，以及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它在实践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然而，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同时存在着利与弊两个方面，隐性采访也不例外，它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理论界无法回避的课题。诸如：舆论监督是否优先于隐私权？对不法之徒的不法行径进行偷拍是否构成隐私侵害？记者能否用欺骗或违法的手段揭露社会丑恶和腐败现象？在“反对欺骗”与“获知真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公共利益能否成为隐性采访的充分必要理由？隐性采访能否代表记者的专业水平和职业能力？等等。
三、目的和手段的正义之辩
一方面，作为舆论监督法律意义上的主体，新闻媒体必须认真履行舆论监督的神圣职责；另一方面，舆论监督是社会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舆论监督在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彰显。然而，由于舆论监督缺少明确具体的法律保护，由于舆论监督不可避免地会危及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等等原因，舆论监督在实施的过程中其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是新闻媒体在开展一些批评报道时，用公开采访的方式往往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和障碍，于是，通过隐性采访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就成了众多新闻媒体的共同选择。
可以说，隐性采访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度。事实也证明，在一定意义上，隐性采访确实是有效开展舆论监督的一把利剑。在许多情况下，越是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越难通过公开采访的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而隐性采访则可以有效地突破采访环境的封闭性，较好地实现舆论监督的目的。
然而，越来越多的新闻官司也告诉我们，用隐性采访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隐性采访能够有力地揭露社会丑恶和阴暗面，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另一方面，隐性采访的特征决定了这种采访方式在很多时候会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地侵害公民的隐私权。任何事物都有利弊，很多人正是以舆论监督的利大于侵害隐私之弊为由，为隐性采访辩护，但是，舆论监督的利是否就一定大于侵害隐私之弊呢？或者说舆论监督是否就一定优先于隐私权呢？
特殊情况下，记者用隐性采访的方式来揭露社会腐败或丑恶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社会认可的。但是，记者是否可以以此为理由，用欺骗手段或违法行为来揭露社会腐败或丑恶现象呢？毫无疑问，欺骗手法是非道德的行为，但是如果用这种非道德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揭露和抨击更加非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呢？在日常的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道德评价中，往往会得出肯定的回答，认为这基本上是合乎道德评价标准的。这种行为由于正义的目的和良好的效果，经常会得到公众的认同。然而，正如马克思说的：“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是正当的。”[4]尽管是为了道德的目的，如果采用欺骗或违法的手段，本质上其实是非道德或非法的行为。如果因为道德的目的而纵容非道德和违法的行为，其实是摧毁了道德和法律得以立足的根基。因此，尽管记者采用欺骗手段或违法行为获取揭露社会腐败或丑恶现象的新闻事实，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部分社会公众的欢迎，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欺骗手段或非法手段获取新闻事实，是违背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也完全背离了舆论监督制止违法犯罪的初衷。并且，如同普通民众抓住小偷暴打一通的性质一样，本来正当的行为（抓住小偷）转变成违法行为（打人），并且还要对造成的后果（打伤或打死）承担法律责任，新闻记者的非法行为通常也难以逃避法律的约束和制裁。美国ABC公司和狮子食品公司的一场纠纷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同样需要探讨的是:在一些隐性采访事件中，一些记者为了某个“良好的出发点”而引诱犯罪嫌疑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记者是否有权引诱他人违法犯罪而自己不算违法？答案是否定的。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记者没有违法犯罪的特权。揭露真相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不论记者的初衷如何，引诱他人违法犯罪的行为，在法理上和事实上都可视作一种违法行为。因为法律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违法或某人是否犯罪时，并不是以他的出发点为依据，而是以他所做出的行为（即事实）为依据。良善的出发点并不能成为为违法事实开脱罪责的理由。一个社会如果认可以一种违法犯罪来对付或制止另一种违法犯罪，这种舆论监督的成本是不是过高了？这种监督是不是已经丧失了监督的原有意义？因此，无论新闻记者出于多么良善的目的而引诱他人违法犯罪，无论他的行为于情于理多么值得赞扬，无论他所实施的隐性采访行为发挥了多么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他的行为依然难以避免地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他的良善目的只能作为定罪量刑时的考虑因素。[②]现实生活中，某些新闻从业人员常常以“法无禁止即为权利”为由，主张大胆采用隐性采访的手段，其实某些行为本身已经触及了法律。
新闻记者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说真话，揭真相，评说众生百态，道尽人间悲欢。很多新闻记者以自己的职业为自豪，尤其是专门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们，更是觉得自身的责任重大，时刻铭记捍卫公众利益，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理由。舆论监督的基本任务是打击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和诱导犯罪，守法始终是记者在从事隐性采访活动时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此外，由于新闻选题涉及公共利益，所以运用隐性采访是无可厚非的，这是运用隐性采访最常见的、最重要的辩护理由之一。当今社会，各种社会丑恶和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十分消极的社会影响，已经成为千夫所指。在这种情势下，既便用最简单的权衡手法，也可以得出结论说，用隐性采访手法揭露社会的丑恶腐败并不背叛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标准。因为，隐性采访虽然存在着道德评价上的先天不足，但并不影响我们为了保护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共道德体系而宽容它的存在。对公共利益整体的保护有利于对合情合法的个体利益的保护，这是对隐性采访给以宽容的一条最基础的原则。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公共利益是衡量是否必须使用隐性采访方式的一个主要依据。
值得探讨的是:(1)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作为隐性采访的理由？公共利益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笼而统之地当作标签而任意使用。首先，必须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认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公共利益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大众感兴趣的事情”，因为“大众感兴趣的事情”并不完全代表公共利益，而只是代表着部分公众的审美趣味。然而，在很多时候，新闻媒体正是扛着“大众感兴趣的事情”的旗子而肆意妄为的。比较形成共识的解释是，公共利益就是公众有正当理由关注的涉及公众的健康、安全的事情，以及犯罪和严重不端的行为等。其中，“正当理由”尤为关键，因为很多时候，公众的关注因为违反法律而丧失了正当的理由。这也是新闻媒体容易忽视的地方。(2)要判断公共利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作为隐性采访的理由，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利益都需要用隐性采访的手段来维护。因为隐性采访必然会侵犯当事人的各项基本人权，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在使用隐性采访手段时，还需要在公共利益和隐私伤害之间做个权衡。
当维护公共利益和侵犯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时，哪一个优先？当维护公共利益和侵害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时，最理想的状态是保持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很多情况下，这种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这种平衡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如果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冲突不可调和，隐私权需要做某种程度的克减，但是这种克减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违背对他人人格的起码的尊重。即使法律和道德允许的隐性采访，发表时也要慎重。正如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材所倾向的：“有些可以不用隐性采访方法的，如果做了，除非你说明自己的身份；否则你实质上是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刺探他们的生活情况——这样做是否道德，是大可怀疑的。”[5]
四、有限制地使用隐性采访
“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是正当的”，正义的目的和良好的出发点，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手段。由于种种原因，隐性采访被作为舆论监督的有效手段而使用，在很多时候，这只是一种两害权衡而取其利大的无奈选择。从新闻史上看，不论隐性采访在揭露社会丑恶和阴暗现象方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隐性采访从来没有成为专职新闻采访的主流方式，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责，隐性采访在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但是，新闻记者有舆论监督的权利，但同样也要接受社会的监督。隐性采访的特点决定了它对于当事人是一种不平等的行为，因此不能因为履行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就滥用这种方式。我们主张有限制地使用隐性采访，把隐性采访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和工具。只有在经过一定的调查研究之后，在确定没有其他办法能够解决的情况下，或者其他的手段都宣告无效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在使用之前一定要经过多方权衡，深思熟虑，不可贸然采取行动。总结中外媒体关于隐性采访的规定，在新闻记者决定使用这一非常规手段时，以下4条原则是须遵循的：
1．只有在经过多方调查，确认将要获取的信息极其重要时，或者掌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采访者的行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此外，经过多方调查，或者掌握有确凿的证据，也是隐性采访不可缺少的前提。
2．只有在获取该信息的其他手段都宣告无效时，只有在确定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并且，还要在报道中解释使用这种方式的理由。
3．经过慎重思考，多方权衡，当确定利大于弊时，才可以考虑使用隐性采访。由于隐性采访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当事人的各项基本权利，给当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因此，新闻记者在决定使用隐性采访时，就应该慎重思考，多方权衡这种方式可能造成的伤害和可能带来的益处。并且，由于现代社会更加尊重和关注个人隐私，由于在社会公正的天平上，少数当事人所承受的痛苦要远远重于社会多数人由此而获得的益处，因而尊重和关注个人隐私和人格应该成为权衡利弊时的优先选择。
4．即便每一次的隐性采访都有正当的理由，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权衡和慎重的选择，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仍然有必要控制隐性采访的总量。否则，将会导致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社会缺乏基本的诚信与公正。
⑷ 电视隐性采访的优点
隐性采访在新闻实践中越来越多地运用，尤其在广播电视媒体中，应用率非常高。有学者称，这种采访方式“已经成为焦点类节目的有力武器”。①但是，隐性采访是否有悖于我国的道德规范，是否有悖于《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的规定，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曾经做过电视记者的伦理学教授海曼认为隐性采访的存在是必要的，应该提倡。②
隐性采访令采访对象处于“不设防”境地，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和真相，从而有效地突破显性采访的封闭性和新闻事实的隐蔽性，采访鲜活有力的第一手资料，最大限度地向受众提供客观公正的原生态新闻。
隐性采访一般是对非道德行为的采访。尊重从事非道德行为的被采访者拒绝采访的声明，实质是尊重被采访者的非道德行为，这是有违社会公共道德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支持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思想和行为，勇于批评、揭露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言行和消极腐败现象，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隐性采访并没有违反“尊重被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的规定，反而维护了主流社会的道德理想。2002年3月全国九届人大会议上，翁维权等34名全国人大代表递交227号议案——《关于“电视暗访”应当立法的议案》中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先进的设备采用隐蔽手段在未经他人同意下进行的所谓‘电视暗访’已被有关部门应用。在我国主要用于一些违法违纪事件，其新闻监督、提供证据等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后应当有序地开展，并不断加以完善。”
随着媒体生存压力的不断加大，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隐性采访是新闻媒体在新闻竞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隐性采访将不为平常人所知的“内幕”原原本本地展现，满足了受众好奇探究心理的同时，也获得了受众的青睐。
因此，隐性采访的存在既有必要性又有合理性。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健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隐性采访在新闻采访中具有的独特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展现。
既要开放又要约束
隐性采访能产生一系列正面作用，但是隐性采访也会成为居心叵测者获取利益、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的工具，其操作不当会给利益相关者带来伤害，媒体及记者也容易惹上官司。历史上曾经撼动美国政坛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绯闻案”等，都是由记者通过隐性采访向公众披露的。③
隐性采访中经常会涉及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等一系列人格权利，记者采取的手法不当，很容易触犯被采访对象的相关权利，使被采访对象感到利益受到侵犯。1998年，某青年报“图文并茂”地推出记者暗访京城多家影院出现的“陪看女”现象的报道。记者对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是积极的，也是受众乐于接受的。但问题出在记者提供的图片内容并非“陪看女”、“陪看”及其他有恶劣影响的行为，而只是“陪看女”的个人肖像。这样的图片起不到揭露的作用，却明显地侵犯了个人的肖像权。
隐性采访既容易对媒体最为看重的形象和信誉造成一定的伤害,也会因采访不当伤害公众利益。2001年8月17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一期题为《亲历盗墓》的节目。两名记者为弄清非法倒卖文物的情况，乔装成文物贩子，跟随盗墓贼偷拍了一座西汉古墓被盗掘的全过程。盗掘出西汉时期的13件文物。虽然，事后记者将这13件文物捐给了陕西省文物局，但是，古墓造成的损害已经不可修复。记者在采访活动中无疑侵害了公众的利益。
正因为隐性采访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法律、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等必须对隐性采访进行一定的限制与约束。
不论是隐性采访还是显性采访，本身并不存在正当与否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把握好了，隐性采访可以成为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把握不好，会成为新闻侵权的罪魁祸首。
恩格斯在驳斥“私事和私信一样，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的观点时说，个人私事一般应受保护，但当私事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私事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部分，应成为历史记载不可回避的内容。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为隐性采访定下了一个原则：公众利益高于一切，隐性采访不能损害公众利益。
既要遵纪守法更要坚守道德
不能与有效法律规范相冲突是记者隐性采访中具体活动的底线。这类底线意味着记者在具体采访中不得从事两类行为：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侵权、犯罪或其他违法活动；一种是唆使、引诱他人从事侵权、犯罪或其他违法活动。某些新闻记者为了完成任务或者采访到想要的新闻，有时会做出一些“以恶治恶”、诱导被采访者言行、导演新闻等行为，殊不知自己也成了违法的当事人，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体的形象，并产生极坏的社会影响，对于他们的行为，法律是严厉禁止的。
我国宪法规定的若干原则，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以及保密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的相应规定，都为记者明确指出了隐性采访行为的禁区。概括起来，这种禁区有七种情况，即：涉及国家机密、涉及司法秘密、涉及法庭审判、涉及个人隐私、涉及阴私、涉及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涉及商业秘密。其中，涉及个人隐私是隐性采访最容易触犯和忽略的领域。
个人隐私是隐性采访面临的最危险的法律陷阱。隐私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隐私的主体“不愿公开”，而新闻报道特别是隐性采访的特点是“力求揭露”，一“明”一“暗”，形成强烈的冲突。如果新闻媒体将客观真实的事实特别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事实进行报道，必然使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严重的侵害。“阴私案件”，指内容涉及两性关系或侮辱妇女的刑事案件。如强奸、奸淫幼女的案件，流氓罪中猥亵、侮辱妇女，鸡奸案件，以及卖淫等案件。
在进行隐性采访时，记者要出以公心。出以公心，就是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利益出发，不能因小失大。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应体现为服务于全体公众的利益。警醒大多数人远比制止少数人的错误更能代表责任心。记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而不是新闻事件的导演者。记者应该抱着“记录者”的心态出现在新闻的现场，客观、公正地报道真相
⑸ 隐性采访的案例
变性人案（李某告《兰州晨报》、郝冬白、《现代妇女》）
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
⑹ 隐性采访的要求
不是我写的，而是自身记者的经验。
根据多年的采访实践，总结归纳出暗访的三大要求：技术要求，心理要求，法律要求。
一、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是指暗访整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访前准备、访中保密和后期追访。访前准备要细，采访过程保密，后期追访要全。访前准备，包括素材收集、方案制定、设计采访问题等等。此时最需注意的就是细致、精确。2002年4月13日《新晚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买卖器官，非法！》就是一篇比较成功的暗访报道。对于肾脏的买卖世人早有耳闻，各大医院里随处乱贴的“野广告”牵动了记者神经，但是要“零”距离接触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从中获得“卖肾”内幕和真相，就必须有个身份———买肾人。为了扮“内行”，记者先行采访了肾病专家，了解到需要“换肾”的疾病的特点、症状，翻看了大量尿毒症患者的病例，与患者及其家属接触，了解他们治疗及与疾病抗争的过程，甚至连生僻的医学名词、术语、参数都了然于胸。同时还仔细考虑了可能会发生的情况，精心设计了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虽然准备的这些内容在报道中只字未提，但没有近两周时间的准备工作，暗访决不可能成功，也就更谈不上成功的报道了。
“装备”过后，记者以尿毒症家属的身份与“卖肾”者取得联系，在对方高度警觉的眼神下，记者“买肾”的“急切”心情和满口的专业术语取得了对方的信任，记者请对方吃饭，邀对方喝茶，在话家常中时不时的抛出几个“擦边球”，但最终正是这些“擦边球”击中了要点，又不留痕迹。其次，暗访过程要严密，要注意选择好的时机和把握好度，适时地切入采访主题，提问不留痕迹，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社会舆论的回应对报道是个完整的补充，因此这一环节必不可少。
二、心理要求。
暗访不只是对记者采写技术的考验，更是对记者心理素质和胆识的考验。既然需暗访，其事件就必然有不便告人的内幕。如果要将这层“门帘”挑开，就极可能遇到危险，因此胆大心细是暗访者必不可少的素质。
《新晚报》曾发表一篇题为《暗访“残鸡屯”》的报道。采写这篇报道时，记者最深的感触就是“险”。2000年夏，记者听说在呼兰县乐业乡有个“残鸡屯”，那里很多农户都在“收购病死鸡”，不问死因，不问出处，只要价格便宜。收购者将死鸡用化学药品浸泡，再做成熟食，销售到哈尔滨市区。与此同时记者也听说这个“残鸡屯”还是个“野蛮屯”，就连县里的动物检疫人员和配合执法的民警都曾被村民围攻，打得头破血流。而且，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要想进村“订货”根本不可能。后来两名记者乔装改扮，化装成城里的鸡贩子，坐着三轮摩托车进入乡里，最终取得当地人的信任，成功地获悉了“残鸡屯”从收购、加工、到销售哈市的全过程。在另一篇暗访报道《按摩学校，是培训还是巧用人》的采写过程中，两位记者为了获得最真实的情况，采取了化装深入的手法，两名记者在采访前从衣着、名字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包装”，把自己打扮成急需找工作的外来妹，报名参加“按摩学校”，为了不被人怀疑，记者扔下身份证和手机，只带了几十块钱就奔赴外县，经过几天的学习，带回了按摩的“手艺”，也了解了其中的内幕。因此，没有超强的心理素质，就没有胆量与人周旋，也就不能完成报道。
三、法律要求。
之所以需要暗访，事件必定有着不便解说的争议性，除了要把事件的整个事实呈现给读者外，记者往往还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来证实事件的合法与否。因此，在报道的采写中，记者需要用法律法规为报道提供支持。除此之外，暗访这种采访形式本身也存在着争议，我国法律也没有对新闻暗访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但暗访者需要给自己提出明确的要求和规矩。在利用暗访的形式来采写报道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妇女儿童、残疾人的利益，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保护公民的肖像权、隐私权、人格尊严权、名誉权等。在采写过程中记者还要通过保留证据等方式保护自身权益。■
⑺ 隐性采访的定义和特点
隐性采访主要是指新闻记者在不暴露真实身份和采访目的之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隐蔽手段，来获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之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供参考的网址:
http://www.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96923&PostID=5465226
http://club.learning.sohu.com/read_art_sub.new.php?b=reporter&a=22051&sr=0&allchildnum=0
http://www.cnhubei.com/200303/ca229558.htm
http://info.cqvip.com/qk/85519A/200502/11820041.html
http://blog.sina.com.cn/u/4b0d38b001000a0r
⑻ 谁知道突入采访，外围采访，隐性采访的区别与运用
突入采访就是直接突入“敌营”采访外围采访就是在外面等待机会采访隐性采访就是暗地下采访应该是这样
⑼ 隐性采访的方式有那些如何避免隐性采访的法律纠纷
一、 关于隐性采访的概述
（一）、隐性采访的含义
隐性采访，在学理上称为暗访、秘密采访，俗称偷拍偷录等。它是指新闻记者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告知对方采访的目的，在被采访对象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形象和声音用暗藏的摄像机或录音机记录下来，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传播的行为。1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对隐性采访的定义是：“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 2在冯健等主编的《中国新闻实用大词典》中的定义是：“不公开记者的身份，或公开记者身份但不道出真实采访意图的采访。”3但一般认为隐性采访，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从而所采取的一种采访形式。
（二）、隐性采访的分类
隐性采访既可分为广义的隐性采访和狭义的隐性采访，广义的隐性采访是指没有征得被采访的当事人同意以至是在他不觉察时采访的，如果这是在公开场所对于人们公开活动的采访，那就十分常见。我们媒体上每天都在发表这样的照片、录像和各种相关的资料。有的新闻照片和艺术照片，就是要当事人不觉察时才拍得好。这是合法的。狭义的偷拍偷录，是指明知或者估计当事人不会同意，因而拍摄者故意隐瞒甚至伪装身份、意图，偷偷进行的拍摄、录音。这种做法就比较复杂，有合法的，也有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就可以确定是非法的，即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按照记者介入新闻事件的程度和方法，隐性采访又可分为观察式和介入式两种方式，观察式隐性采访是记者以一个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在暗地里不动声色地进行观察、采制新闻事件的全过程。而介入式则是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种参与者的身份“介入”所要采访的事件。
（三）、隐性采访起因
隐性采访作为现今大多数媒体的一种采访报道方式，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一些实在的原因：第一,采访到真实性材料越来越难。现在存在一种违法乱纪普遍现象，而新闻媒体却难以得到真实可靠的报道材料的事实。而采取隐性采访可以减少许多交涉的环节，所采访到的材料也会更加真实；第二，正常的采访受到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的阻挠。由于利益相关，地方各级主管（包括党政部门和母公司）的保护使得公开采访更为困难；特别是我国行政机关实行问责制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及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采取了许多妨碍新闻采访的措施，各单位各部门只对正面的新闻报道感兴趣。第三，社会与公众赞成、认可隐性采访。在现代社会中，公众急切需要新闻媒体提供大量真实的、有现实意义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现实中阴暗面的事实，以端正党风，净化社会空气，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隐性采访满足了社会和公众的这种需要，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肯定。第四，新闻媒体受利益的驱使。由于受众对于各种新、奇、特的报道情有独忠，而各新闻媒体也感到了这一“卖点”所来的可观的效益，作为两全其美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当事的记者们接连不断地采用暗访和偷拍的方法，即使有些受众感到不妥，也会谅解。
从新闻发展的角度来看，隐性采访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也不受法律的保护。它现在所以没有受到舆论的普遍谴责，一是因为被揭露的事情维护了多数人的利益，两害相比，揭露坏事明显更重要；二是公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太强，我国的管理体制和各种监督机制还不健全。一旦其他监督机制健全了，公众的法律意识提升了，媒体普遍采用这种采访方式将会被关注并受到广泛批评。所以，我们的立法部门与其让事情这样发展下去，不如早些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新闻行业的职业规范，多总结和推广些公开采访的技巧，提高记者的采访水平，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法律争端。
二、隐性采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
在目前的国家立法中，对于隐性采访是没有成文规定的。以至于隐性采访成了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确认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尤其显著，当然，确认隐性采访的合法，并不是说进行隐性采访就毫无限制，相反，由于隐性采访涉及到众多法律上的问题，特别是对公民、法人的权利的保护问题，新闻界认为对于隐性采访只能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就更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一、所要获取的信息对于公众利益至关重要；二、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获取这些信息；三、这种伪装欺骗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比起揭露对方的行为所制止或避免的损害来显得微不足道；四、记者在采取隐身手段前作了深思熟虑，对这种手段的必要性、给受骗的对方造成的结果、对新闻界公信力的负面影响、与自身任务的关系、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等等作了全面考量；五、事先向上司汇报并取得许可，必要时还应征询本公司法律顾问的意见；六、行动不可超越法律界限。
可是，在现实中，新闻媒体对于一些通过正常采访无法采访得到的新闻素材，运用隐性采访的手段，全面、真实地了解事实真相，将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丑恶事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受到正直的人们的鞭挞，满足了广大民众知悉社会真实情况的要求，受到各界的欢迎。社会与公众的认可，是隐性采访合法性的基础，是法律对一项行为是否确认其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当然，根据这种采访制成的新闻和其他文字，公开发表以后，有的也引起麻烦，在法律上引起纠纷，甚至于被判决赔偿精神损害。因此，隐性采访迫切地需要有一个可衡量的法律界线。
（二）、隐性采访的法律界线
对于非法的采访，我国早就有法律明文禁止的。但归纳起来不过就发下几个方面：1、不可获取和泄露国家机密，包括军事机密。2、不可泄露和侵犯商业秘密。3、不可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主要包括隐私权和名誉权、肖像权等。4、不可侵害未成年人和妇女的合法权益。5、不得干扰法庭审判活动。6、在采访手段上，不得非法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等等。但是，权利主体对其所享有的权利，只要法律没有做出禁止性的规定，是可以依照权利人的意志行使这种权利的。按照隐性采访是采访权利的内容，法律上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并且受到公众的欢迎和认可，不应当认为新闻媒体不能使用隐性采访的手段进行采访。
最高法院曹建明副院长说：“以前法院按规定对当事人采取的偷拍偷录手段获取的证据一律不予采用，而在实践中发现这一规定不够完善，经法律界人士广泛研讨论证后，现在做了修改，只有一下两种情况下的偷拍偷录，法院不予采用。第一，违反一般法律规定，比如擅自将窃听器安装在他人住处窃听获取的证据；第二，偷拍偷录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所以，对于隐性采访采访问题，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地去看待。笔者认为，采用隐性采访方式，首先，必须经过新闻机构的特别批准，不得由记者自行实施。其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明确规定不得录音、录像的，进行偷拍、偷录，就是违法。再次，应当遵守保护公民、法人人格权的规定，隐性采访不应当以侵害被采访对象的人格权为代价。
三、 关于隐性采访的权利与法律所保护的人格权的冲突问题
《宪法》第四十一条已经蕴含了解决隐性采访法律冲突问题的基本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尽管如此，在“新闻官司”中却仍然存在着“两权相衡”的现象。公民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同样有可与法律所保护的人格权的冲突问题。下面就容易产生冲突的几种权利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隐性采访所具有的权利
1、新闻机构及其工作者的采访权
采访，就是采集（信息）和访问。采集信息包括观察、聆听、体验、记录、查阅、写生以及使用一定工具的如摄影、录音、录象等手段。访问就是同他人交谈、询问。学术界对记者采访权的定义是：“所有新闻媒介及其记者均拥有根据自身特点自主地采访受众关心的一切社会生活，尤其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的权利”。 4采访权来源于言论自由，采访权来源于知情权，是知情权的具体化。新闻记者并不拥有行政司法特权。采访权是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权力，因而不具有强制性。采访既然是一种权力，那么，隐性采访作为采访的一种方式就是合法的。笔者认为，采访权究竟是权力还是权利不能这样简单地推论。应当弄清它的理论基础和渊源。
首先，必须准确理解权力和权利的概念。权力是公法上的概念，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以及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而权利，则既是公法上的概念，也是私法上的概念，与义务相对，是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其次，应当弄清采访权的来源。采访权是新闻权的组成部分，新闻权是由采访权和报道权构成的。所谓的新闻权，其权利来源是新闻自由，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新闻自由的权利来源是言论和出版自由；而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本身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权利，是一种自由权利。既然如此，采访权当然是一种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不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权力。采访权不是具有强制力的权力，并不是说隐性采访就不具有合法性，采访权既然是权利，就采访而言，就应当是合法的行为。这就要看采访所采用的具体方式是否合法。
2、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权
所谓的舆论监督是指新闻工作者以及其他人依法通过新闻媒介发表评论，对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进行批评，实行监督。舆论监督属于新闻自由的范围，它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行，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措施。因此法律必须保护公民正当行使舆论监督权。我国现行《宪法》贯穿了权力必须受到监督的精神，规定了包括人民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形式，因此理应有一部《监督法》，把监督制度落到实处。《监督法》当然要有保护舆论监督的规范，包括从实体到程序上规定有关机关处理舆论监督的义务和责任、规定处理妨碍舆论监督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行为，等等。《监督法》属于宪法部门法，宪法高于普通法，当宪法规定的监督原则具体化以后，“新闻侵权法”就可以有新的突破，处理因舆论监督而引起的“新闻官司”就可以受宪法规范的调整。
3、公众知情权
知情权，又称“了解权”、“知晓权”。是指人们通过视、听、嗅、触等方式，感触外界信息，接受他人传递的情报资料，获得与已有关（如自己的档案材料）或与已无关（如社会新闻）的种种情况的权利。5而在隐性采访中，由于记者是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又不告知对方采访目的，秘密地进行的采访，虽然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与此同时，被采访对象“知的权利”却遭到了忽视，理所当然也就失去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包括选择不“说”（拒绝表达）的权利即沉默的权利；即使在“说”的时候，也失去了选择何种方式、在何种范围进行表达的权利；是在“私人范围说”，还是在“一定群体组织范围说”，还是“面向社会说（公开表达）”的权利。6对于知情权究竟是公法上的权利，还是私法上的权利，还没有定论，通常所指的公众知情权主要是指公民知悉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所以承担公开信息义务的，主要就是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公共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方式，在对政府部门的采访是最敏感的，没有上级单位的支持和本级部门的配合，要进行实现公众知情权，一般比较困难。这里面涉及到有关国家秘密等问题，所以在进行具体操作方面，当慎之又慎。
（二）被采访者的权益方面。
人身权是公民很重要的民事权利。人身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自由权等重要内容。人身权是一种关于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人的合法意志和合法行为的自由以及人的应有的社会评价、人格尊严等方面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国家以法律赋予公民的。7记者隐性采访的结果往往是被采访对象由于精力不集中，忽视了新闻报道的问题。而新闻媒体又在被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形象或声音原样录制了、播出了，这样的做法侵犯了被采访对象的隐私权，包括姓名、肖像、住址、电话等，甚至会使对方的名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都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得借口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去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否则就构成违法、侵权乃至犯罪，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公民的隐私权
（1）隐私权的含义
所谓隐私，是指个人的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而不愿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涉的私事。这个定义包含两个要件：一是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私事，即所谓“私”，与社会公共生活有关或者有损于社会公共生活的，即使完全是个人行为，如秘密进行的犯罪行为，当然不是什么私事；二是本人不愿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预，即所谓“隐”，本人自愿公开，就无所可隐。隐私具有真实性和秘密性两项特征。”一般认为，隐私是公民个人身体或者日常生活中不愿向他人公开的或被知悉的秘密，主要包括个人的健康状况、生理缺陷和残疾状况，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私人日记、信函、生活习惯、出生秘密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或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均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就是我国目前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这样看来，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没有规定公民享有隐私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将公民隐私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之中，仅为权宜之计。
公民的隐私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披露，作为现代法治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严格保护之本质要求。隐私为公民不希望社会外界知道的一种个人秘密性客观事物，如为社会外界所知悉，则会因世俗观念、偏见等的因素，降低对公民的社会评价，或为该公民周边的社会所容纳，甚至陷入极端困苦、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社会抛弃的人员，由此可见，隐私非法披露的后果比一般名誉权侵权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正因为隐私为公民个人秘密性的客观事物，隐私权作为一种权利对待。而新闻侵犯隐私权是指新闻媒介和记者未经当事人允许，在作品中披露了当事人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事物及其他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生活情况。8
（2）对侵犯隐私的合理排除
在实际生活之中，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既需要“独处”，又需要广泛的相互交往，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他几乎难以生活，如果人人要这样封闭起来，社会就不可能维系。所以我们对于未经许可的拍摄录音要有很多的排除。最基本的排除就是对于个人在公共场合的公共活动某些自主权的排除，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默示的公开”，因为行为人本身就处于公开的状态，他可以预见到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的后果。而且有许多行为本身目的就是要公开。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群体的活动，比如一个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或者是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商场里，那里出现了很多人，每个人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个体性被淡化了，这需要排除。二是在公开的场合中公开的表现，这包括演讲、表演，或者是在大庭广众中大声发表意见，这也应当排除。第三种排除就是公共利益的排除，有一些事情是违反社会公德、违法犯罪的行为，行为人的权利应当减缩。也就是说，为了社会公共的利益，由于你自己的行为违法，那就对不起了。这也就是所谓“公序良俗”的排除。
2、公民的肖像权。
肖像权是公民所享有的以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利益为内容的具体人格权。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但是这项规定并不意味着他人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任何情况下均可发无条件地擅自使用公民的肖像而不被视为侵权。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又超出合理使用范围之外的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仍然构成侵权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肖像权法律保护的内容，是肖像所体现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作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肖像权与其他人格权不同，表现为对精神利益即价值的保护，肖像人享有维护其自身形象完整的权利，有权禁止他人歪曲、毁损、玷污或非法使用其肖像。同时，由于肖像固定在物质载体上，与肖像在客观上相分离，因而可以被使用并产生一定的财产利益，因此肖像权与其他人格权相比，具有明显的物质利益内容，当然，这种物质利益是由精神利益所派生而来的利益。
肖像权是公民的专用权，对公民肖像权的使用应取得肖像权人的同意和授权，未经本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不但侵害了肖像权人精神利益（人格尊严），也侵害了肖像权人可能就其肖像实现的财产利益，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公民的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公民的肖像权亦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主体本人的利益，应当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未经本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比如报刊、电视台在时事新闻报道中，发摄影、摄像等方式制作使用公民肖像；国家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为行政执法活动或诉讼活动制作使用公民肖像；刊登寻人启事等为公民本人利益而使用其肖像等等。这种使用必须以有利于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和不损害肖像权主体本人利益为原则。
3、公民的名誉权。
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对其名誉所享有的权利。那么什么是名誉呢？《辞海》上解释说：“名为命名，誉为美誉，有令名始获美誉，因谓令名曰名誉。”《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是：名誉是“关于一个人品格或其他特点的共同的或一般的评价（Commen or general estwmate of a person with respect to character or other qualities）。10自从名誉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以来，许多学者曾对名誉权的概念从法律上作出了多种解释。但一般认都认为指“根据他的观点、行为、作用、工作表现等所形成的关于他的品德、才干及其他素质的社会评价，也就是对他的社会价值的一般认识。”11名誉权分为两类，即公民的名誉权和法人的名誉权。所谓公民的名誉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权个人名誉不受侵害有权利，而法人的名誉权是指法人对其全部活动报产生的社会评价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说名誉权乃是特定的人要求他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排斥他人贬低毁损自己的名誉的权利。新闻记者在进行采访报道时尤其应当注意避免与名誉权产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