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又一个快速增长年, 在2002年增长2118%、2003年增长3711%的基础上, 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了3517%。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 达到11548亿美元, 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2003 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年度进出口增量在2002 年超过1000 亿美元、2003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基础上, 超过了300O亿美元。
知识产权保护业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热门话题,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似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 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目的不是保护知识产权本身, 而是激励创新, 维护社会公平, 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全面进步。恰恰是在达到上述目的方面, 片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步入误区, 反而不利于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
以上数据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态势, 但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内外市场遭遇知识产权纠纷的消息此起彼伏, 知识产权已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 各国在大力鼓励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 十分关注出口商品和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 在一些企业看来已成为不可触摸的禁区, 而在一般民众眼里, 则成为一种垄断, 一种现代文明下的“弱肉强食”。但是, 不管怎样, 国内企业因知识产权问题而蒙受经济、名誉双重损失现象已经屡见不鲜, 重视“知识产权”的警钟已在我们耳边敲响。
当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候, 知识产权危机却给我们亮起了红灯。2005 年1 月, 中国步入WTO后保护期不久, 国际巨头英特尔起诉中国某企业生产的语音卡侵犯其专利, 间隔不久日本三洋开始了与深圳比亚迪关于电池专利的纠纷。在2 月, 美国电子娱乐协会( ESA) 向美国商务代表提交了一份来自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IntelllectualProperly A lliance简称IIPA) 的报告指出: 中国与马来西亚、俄罗斯一道成为全球游戏软件盗版最为严重的三个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伪正版制造地, 消费国和输出国。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 知识产权危机给这一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来自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专利大国的知识产权压力已经对中国构筑了一道高高的门槛。通过知识产权来打压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 使中国企业进入一种国际化的怪圈循环: 生产———跨国公司专利限制———巨额专利许可费以及侵权费的支付———再生产。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影响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 是因为中国企业缺乏自主拥有的知识产权而必须支付的巨额专利费用, 或者因为知识产权诉讼所产生的巨额费用大大增加了企业的各种成本, 使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降低,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也受到影响。在微观层面, 知识产权壁垒通过企业付出巨额专利使用费以及侵权费用, 降低其产品市场竞争力, 减少市场份额并压缩了利润空间, 这就是知识产权的短期效应; 而从长期来看, 由于企业利润降低而减少的资本积累将导致企业对技术研发投入的不足, 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 这在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将使企业不可避免地走上绝境。在宏观层面, 整个相关产业将会因为知识产权壁垒而在短期内减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数量。在以市场为命脉的营销时代, 该产业将无法抵制因为市场缩小而导致的产业萎缩, 如果这种局面持续较长时间, 产业将最终在竞争中消亡。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国际经济主权以及未来中国科技的世界地位问题都产生重大影响。毫无疑问, 在全球经济进入产业结构重构的时代, 缺乏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将无力改变自己处在产业链末端和价值链下游的不利局面, 在全球化中受制于别人。
❷ 信用证纠纷案例分析
1.未弄清与非商的关系。如果是老顾客可以考虑这么做，如果是新顾客，这样做很冒险了！版信用证是结账权的依据，银行要担当风险的，有瑕疵，银行结账都不利索了，更不要说有错误了！
2.发生这种事情后，应及时多方面与货代、银行、非商沟通，了解顾客的货是不是很着急，如此的处理方式，开证行能不能接受。
3.信用修改问题，不单单是买方与卖方的商讨事宜，要考虑的信用证，风险承担方是银行，而不是仅凭买方、卖方一方面的或双方的电报协议进行独自修改，一定要将修改意见反馈到开证行，询问银行的意见，并最好形成一定的记录。
❸ 一般出口货物报关案例 要一个出口货物的报关案例，案例要详细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北京）（CHINA NATIONAL COMPLETE PLANT IMPORT &
EXPORT CORP.）与法国LECLEC公司于2005年7月8日在广州签定了出售户外家具（outdoor furniture）的外贸合同，货名：花园椅（Garden Chair, 铸铁底座的木椅，按规定出口时需要有动植物检验检疫证明），型号：TG0503， 价格：USD58.00/PC FOB Guangzhou，数量：950把，毛重：20KGS/PC，净重：18KGS/PC，包装：1PC/CTN，集装箱：1X20’，生产厂家：广东南海飞达家具厂，最迟装船日期：2005年9月8日，起运港：广州港，目的港：马赛，支付方式：不可撤销信用证。
（1） 根据以上资料为出口公司整理一份销售合同/成交确认书。
KEY：SALES COFIRMATION，列名合同条款：品名、规格、成交方式、装运港、目的港等，中英文对照
（2）如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委托广州穗港报关行报关，是否要办理异地报关备案手续？需要的话，应如何办理？
KEY：不用办理异地报关备案手续。因为实现了电子口岸，当一个企业一家进出境海关备案之后，这个资料可通电子口岸资料共享。
（3）如果订舱的装船时间是2005年9月8日10:00 am，那么，报关员应最迟何时在何地报关完毕？
KEY：最迟应于2005年9月7日10:00 am报关完毕
（4）如果报关员在8月20日以电子数据报关单向海关申报，8月22日收到海关“放行交单”的通知，那么，报关员应不迟于哪一天持打印的纸质报关单，备齐哪些单证到货物所在地海关提交书面单证并办理相关海关手续？
KEY：报关员应不迟于9月1日。备齐的单证有：出口报关单、出口收汇核单、装箱单、发票、装货单等。
（5）应该缴纳哪些海关规定的税费？
KEY：不须缴纳税费，相反还可在办理外汇核销之后，向国税申请办理退税。
❹ 出口商与承运人纠纷案例
问题是什么？
根据案例陈述，A文化用品公司要求美国B运通公司承担无单放货的内责任的诉讼不会胜诉容——因为，货物是被C贸易公司凭汇丰银行出具的保函提取的，即在汇丰银行提供担保的情况下，美国B运通公司遂向美国C贸易公司放货，因此，美国B运通公司不承担无单放货的责任。
A文化用品公司应该向汇丰银行主张货款，因为是汇丰银行向美国B运通公司出具保函提供的担保，因此，汇丰银行应该对该笔货款的收款承担责任。
所以，A文化用品公司向美国B运通公司提起诉讼不会胜诉。
如果想要讨回货款，只有向汇丰银行索偿，直至诉讼，并可以讨回货款。
这实际上是一个代收银行自行出具担保提货，而应该由代收银行承担付款责任的典型案例。
❺ 经济纠纷案例
1、男女双方承担连带责任
2、第三人可以找其中一人，也可以找2个
3、但女方还后可以要求男方分担
❻ 求信用证中出口商遭遇风险的案例以及分析，两个以上
信用证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现代国际结算方式的发展与创新，信用证结算方式日臻完善。由于使用信用证手续烦琐费用较高等原因，在发达国家，信用证已经不是一种主要的结算方式，但是在我国，从事出口业务的贸易商在选择结算方式的时候仍然很青睐信用证。因为与其他的以商业信用作为结算基础的结算方式相比，信用证确实给卖方提供了银行的付款保证。但是从事国际经贸活动的人士普遍认为，没有绝对安全的结算方式。由此看来使用信用证结算也是存在风险的,其风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来自开证行的风险
1.开证行资信不佳。信用证是开证行的有条件的付款保证。信用证开立后，开证行负有第一性的付款责任。因此，开证行的资信和付款能力成为关键性的问题。在全球数量众多的银行中，并不是每家都能开出让人放心的信用证。对于一些实力较弱的银行，或外汇短缺国家的银行开出来的信用证，受益人一旦接受，面临的可能就是收汇困难。所以，要了解开证行的资信。
2.开证行因破产或丧失偿付能力对受益人构成的风险。在一些国家银行破产的事时有发生，即使一些历史悠久的大银行也不例外。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英国著名的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到现在这一事件仍是银行界，学术界和有关教育内容研究和引用的典型案例。
二、单证不符引起的拒付风险
在所有的信用证交易纠纷中，由于单证不符引起的拒付占五成以上。而这一现象实际上是由信用证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开证行付款的条件是受益人提交的单据要和信用证的要求一致，即单证一致，那么对于单证不符的开证行就不再保证付款义务了，至于不符的单据最终是否会被付款，取决于进口商是否有付款的愿望和付款的能力，即最终取决于进口商的资信。
三、国家风险
对于出口商来说，国家风险指来自进口商的国家风险，主要包括：外汇管制风险、外贸管制风险以及战争或内乱等。外汇管制有些是在交易之前就存在的，有些是突发的，如果贸易伙伴位于突然发生外汇管制的国家情况就更糟糕，因为一旦该国宣布全面冻结外汇，则由该国开出的信用证也被止付。外贸管制这是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的，因而出口商对于其新的政策调整是难免要受到影响的，如果不能很快适应，也很可能会给履约收汇带来困难。对于战争或内乱显然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最具有破坏性的。
四、来自进口商的风险
在进口商品的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即由畅销转为滞销的情况下，信用不好的进口商往往会利用信用证结算的特点拖延或拒绝付款，给出口商带来风险，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做法：
1.不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开证。例如，不及时开证（不开证或不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开证）或者在信用证条款中附加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例如提高信用证中的保险险别，变化目的港等来达到变更合同的目的，致使受益人无法按时履行合同而出现违约的现象。
2.开立带有软条款的信用证。“软条款”信用证是指信用证表面要式完整，但是规定了一些受益人难以办到的条款，这种信用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因为受益人无法满足信用证上这些条款的要求而失效，受益人就会面临收不到货款严重时面临钱货两空的局面，非常被动。例如要求受益人提交不易获得的信用证某特定人签字的单据、或注明货物配船部位、或明确要求FOB和CFR条件下凭保险公司回执申请议付（这两种贸易术语由买方投保），这些条款对作为受益人的卖方来说根本无法履行或无法控制。
面对以上的风险受益人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
1.审查开证行的资信。受益人了解开证行资信可以通过出口地银行来进行。银行对开证行的资信调查，要靠平时资料的积累。对一些大银行的资信情况，则可以从其信用等级中了解大概。国际金融界每年都对世界性大银行的资信进行评级，譬如：最高评级为AAA，最差为D，若一家银行被评为C级或D级，则其资信属于差的行列。开证行资信不清楚的，应在仔细查清其资信后才能使用信用证；开证行所在国与出口人所在国无外交往来的，一般不接受；对于资信欠佳的银行或政治局势紧张或外汇汇率动荡的国家开来的信用证，应建议受益人尽量分散风险，或请其它银行对信用证进行保兑。
2.提高结算人员的素质和责任心，争取在公司或企业做单时不出错误或少出错误，另外，对于新加入结算队伍的人员要请富有经验的业务人员对其进行培训，使他们充分认识结算风险给企业带来的危害。
3.关注进口商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的变化。对于可能遇到的风险要早作防范，即使货物属于积压商品或交易条件很优厚也不能轻易签下合同。但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务，对于局势趋于稳定，国内各方面建设趋于正常的国家就要重新考虑与其进行贸易。例如，非洲的安哥拉，在2002年结束内战后经济迅速增长，是非洲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目前中国在非洲主要的贸易伙伴。
4.重视调查进口商的资信。资信调查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对贸易客户或合作与投资伙伴的资金及信用等方面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可以通过国内外银行或专业的咨询和调查机构调查，也可以通过国内外的商会或我国的驻外使领馆商务机构进行调查。总之，在进行贸易的时候一定要对将来的合作伙伴有一个尽量全面的了解以减少贸易风险的发生。对于已经发生的也要冷静面对。例如碰到“软条款”信用证首先应该拒绝接受，在审证时如果发现并确认存在软条款应坚决要求对方修改。如果在货物发运时发现也要指出对方的不妥之处，同时制作完全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单据，让对方找不到疏漏之处，争取最大限度的避免损失。另外，软条款形式多样，作为业务人员要注意搜集并整理案例，提高对软条款的分析和识别能力。
以上是出口商在使用信用证时，面临的一些主要和常见的风险以及如何防范风险的建议，但是国际贸易具有线长面广和环节多的特点，因而在贸易结算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当事人考虑周全，灵活变通，争取安全收汇。
❼ 近几年发生的国际贸易纠纷的案例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中埃贸易纠纷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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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招标网 发布时间:2009.03.16 来源:驻埃及经商参处子站
近年来，驻埃及使馆商务处积极贯彻落实部党组指示，全力促进中埃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我对埃出口的增加，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双边经贸额连续6年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8年达到62.4亿美元。与此同时，两国企业交往过程中产生的贸易纠纷数量也有所上升。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企业在出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增多，风险加大。现将我处整理的近期典型案例列出，供我有关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和企业参考，请企业对埃出口过程中加强风险意识，确保交易安全，有效保护自身利益。驻埃使馆商务处将继续积极推动我企业对埃出口，并努力协助企业解决遇到的各种贸易纠纷。
案例一：与新客户的首次交易缺乏足够的风险意识
2008年底，国内A公司通过网站结识埃及X公司，并约定向该公司出售一批石材，付款方式为见提单附件付货款的70％，尾款以D/P方式支付。A公司随后将货装船运往埃及亚历山大港。货物发出后，X公司以各种理由强调经济困难，要求减价，并更改付款方式为风险度很高的银行汇票。X公司的行为导致我出口方进退两难。如同意对方做法，则一方面利润大幅缩减甚至无利可图，并且有可能完全无法收回货款，如不同意对方做法，由于货物已在埃港口，则须支付巨额的码头及相关费用。
案例二：不能确保收汇安全
2008年初，国内B公司以FOB方式向埃Y公司出售金属制品。合同约定买方支付25％预付款，余款于货物出港前支付。提单正本签发给买方。2008年2月收到预付款后，B公司即组织货源运至港口，但经Y公司多次解释付款困难，并保证尽快付款，B公司在余款未收到的情况下同意货物装船运往埃及。2008年5月，B公司发觉货物已被Y公司提走，但余款至今未付，并拒绝与B公司联系。
案例三：埃及船公司无单放货
2008年9月，埃Z公司以FOB方式向我国C公司定购一批钢材，提单正本签发给卖方。合同约定买方支付30％预付款，余款见到提单COPY付清。货到埃及港口后，Z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付款。2009年1月，C公司得知货已被提走，余款迄今难以追索。
1.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扩展对外贸易有相应的策略。一些专家学者撰文立著，从古典政治学先驱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从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引经据典的论证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国际贸易是自由贸易，但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却不符合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责问美国和欧盟:“200年前欧洲人就开始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自由贸易政策，今天，当中国工人生产的价廉物美的纺织品运往他们的市场时，为什么这些自由贸易的鼻祖们摇头说‘NO’呢?”在这里，我们不能忘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市场竞争的本质是资本竞争。国际贸易的实践和马克思的理论揭示告诉我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为资本服务的，认“利”不认“理”，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根本，自由贸易理论是为资本谋取最大利益服务的，有利可图就讲“自由”，无利可图就不给你“自由”。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美国和欧盟在对外贸易的不合理设限时，既要据理力争，又要从最坏处考虑，善于在“不自由”、“不合理”的处境中扩展对外贸易，要有相应的策略。
2.在应对中美和中欧纺织品贸易中，各级政府必须负担起引导、调控、保护和管理市场经济的重要职责。其实，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假设。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正确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要被其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自己都不相信、不去付诸实践的不科学理论观点所误导。我国还是一个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生产力水平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和发展不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强化经济调节职能、市场监管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充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能该管的也不去管。 3.继续完善有关立法，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应对国内外经济事务提供有效服务。随着开放的扩大和加深，企业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联系和来往更加密切，各种法律和社会服务需求也愈来愈多。仅就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就不仅仅是要求有法律服务，帮助打官司。实际上需要一系列社会服务，才有条件应对各种名目的贸易纠纷。
4.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层次，实现结构升级，错位发展。目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层次比较低，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所占比重不高。我国出口的55％以上是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资完成的。服务贸易发展出口严重滞后。服务贸易出口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0％，明显低与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观的市场容量也要求必需转变转变增长方式。在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掌握和利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规律，一方面稳定或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5.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突破“非市场经济地位”创造更多实例。由于中国经济地位上升，周边贸易伙伴对中国市场兴趣越来越大，只要我们运作得当，通过推进区域一体化逐渐消除不利条款的影响是有很大回旋余地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WTO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要善于利用WTO规则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要善于在国际贸易争端中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❽ 列举两则贸易案例
1.我国某企业紧急出口一批服装到迪拜，共计300公吨，对方企业也已经开好信用证，信用证上要求该批货物不允许分批装运。但由于我方企业生产能力有限，不能及时提供300公吨的服装，因此，我方企业按对方企业的要求，在国内组织了其他同类货源，并于青岛、上海和宁波三个港口各装运了100公吨的货物在同一航次的同一条船上，同时在提单注明了不同的装运地和不同的装运日期。鉴于该种情形，我方企业是否违约？银行最终能否议付？
2.我国某公司出口一批面粉，双方签订了一份CIF合同，装运前按合同规定已向保险公司投保水渍险，货物装妥后顺利开航。载货船舶启航后不久在海上遭受暴风雨，海水涌入舱内，致使部分面粉遭到水渍，损失价值达2000美元；数日后，又发现部分面粉袋包装破裂，损失达2500美元。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请问这些损失应由谁承担？为什么？
3.中国A公司向澳大利亚B公司发盘，销售某商品一批，除列明其它一些必要的交易条件外，发盘表明，以即期信用证付款，收到信用证后2个月交货。B商在发盘有效期内回电，称接受发盘，同时要求立即装运。但A公司未做答复。随即B商开来即期信用证，并注明“立即装运”。当时该货物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涨，A公司拒绝交货，并立即退回信用证。试分析A公司的做法是否合理？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
3.我A公司以FOB条件从国外进口一批农产品，双方在合同检验条款中约定：在出口国装运港检验，由装运港公证行出具检验证明，作为确定交货品质和重量的最后依据。货到目的港后，我国海关检验发现部分货物霉变，且交货数量与合同约定不符。于是A公司委托当地商检机构检验并出具检验证书后向卖方提出索赔。请问A公司索赔是否合理。
4.我方某公司从英国进口一批货物，双方约定按信用证方式结算货款。开证行中国银行按时向英方开出信用证。英方受益人在信用证有效期内向议付行汇丰银行交单议付。议付行汇丰银行对单据予以审查，认为单据合格后即向受益人议付货款。我方收到货物后发现货物品质与合同规定不符，便要求开证行中国银行拒绝向议付行汇丰银行付款，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请问我方要求是否合理？并说明理由。
5.A公司向B公司出口一批货物，按CIF条件成交，B公司通过C银行开给A公司一张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当A公司于货物装船后持全套合格单据向银行办理议付时，B公司倒闭。同时传来消息，称这批货在离港72小时后触礁沉没。问：C银行能否以B公司倒闭及货物灭失为由拒付货款，并述理由。
6.上海某公司的产品在东南亚市场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市场销路较好。俄罗斯某公司向上海公司要求订货，说明最终市场在上海公司从未涉及的中东国家，并以开拓新市场为由要求上海公司降价20％，上海公司考虑到开拓新市场同意俄罗斯某公司的要求，以FOB美元术语成交，价值10万美金，并在合同中注明俄罗斯公司不得将货物卖至东南亚。然而上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俄罗斯公司直接把货物销往印度，于是向俄罗斯公司索赔20％的优惠款，俄罗斯公司以FOB项下目的地由买方指定，卖方无权干涉为由予以拒绝。试问：上海公司的要求是否合理？为什么？ 答案：1.没有违约，银行不能拒付。UCP规定同意运输工具装运并经同一运输路线的即使装期跟装运港不同，只要是到达同一目的地的，不视为分批装运。
2.前面部分的2000美元损失由保险公司赔偿，因为符合水渍险的赔偿范围，而后面的2500美元损失因为不是直接由海水进舱造成的。
3.A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首先其在发盘中规定了一个期限那么就是说明这个要约是个不可撤销要约，其次B公司又按照要求开立了信用证，说明其已经采取了实质的行为，也表明此要约的不可撤销性。要约发出并且对方做出来承诺那么这个合同关系就产生了。赖不掉了！
3.不合理，既然规定出口装运港检验那么就得以出口国装运港出具的检验证书作为依据，如果证书证明该票货物达到了检验要求那么也是不能索赔的。
4.我方的要求不合理，信用证开立后就是一个独立于合同存在的自足文件，其不受合同的约束，信用证下付款是一种单据的买卖只要做到单单一致单证一致，单据符合了信用证规定银行就必须无条件地付款。这个业务中让银行不付款是不可能的事，只能后期再对卖方进行索赔了。
5.不能！都说了信用证一经开立就是独立的自足文件，信用证项下付款是一种单据的买卖，既然全套单据合格，银行不能拒付。剩下的双方间解决就行
6.合理，既然合同中都已经规定了不能卖给东南亚国家了，那么管你目的地是哪反正就不能是东南亚国家，否则谁要给你那个20%的优惠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❾ 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典型事例及解决办法
本文认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由政府控制所引致的国际冲突可分为管辖冲突和非管辖冲突。管辖冲突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国家管辖权种类的不同，而且即使各国对同一类型的国际经济交往行使同一类型的管辖权也不能完全排除管辖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由于保护主义管辖权的出现更使得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辖冲突复杂多样。至于政府控制方面的非管辖冲突则不是有关国家的权利上的冲突，而是利益上的冲突，它产生于国家之间的利益的不一致。对于管辖冲突，可以采取协议划分管辖权、管辖让步、确立属地管辖优先原则等方式加以解决；对于非管辖冲突，则可以采取取消不必要的政府控制、确立统一的国际标准、通过磋商来协调彼此的利益、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式加以解决。
由于对国际经济交往所实施的政府控制（以下简称政府控制）在当今主要表现为各国政府从本国利益出发所实施的单边控制，所以，由此而引发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这种冲突对国际经济交往造成许多不应有的障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达到实施控制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只是无谓地造成国际关系的恶化。因此，探讨这种冲突的产生根源，寻求这种冲突的解决方法，就成为各国政府和学者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社会还是以主权国家为构成单元、而每个国家都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标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交往的政府控制所产生的冲突（以下简称政府控制冲突）是无法根本消除的；我们现在所能够做到的是如何尽量减缓这种冲突。政府控制冲突从表现形式上看，可分为管辖冲突和非管辖冲突。所谓管辖冲突是指不同的国家对同一国际经济交往主体同时进行控制（管辖）所产生的冲突，其特点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国际经济交往的主体都享有控制的权力，所以这种冲突的实质为权力行使上的冲突；而非管辖冲突是指一国行使政府控制并未对他国的管辖权构成妨碍，但却影响他国的实际利益，从而引起国家间的对抗。不同的政府控制冲突有其不同的产生原因，因而也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一、管辖冲突及其解决
（一）管辖冲突的产生原因
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是一种常见的冲突，例如，一国对其海外投资者的投资所得要行使税收管辖权，而资本输入国对同一投资者的同一所得也要行使税收管辖权，这就产生了两个国家在税收管辖权方面的冲突。管辖冲突的最为典型的一件事例大概就是80年代初发生于欧美之间的关于前苏联的天然气管道工程的冲突。当时，西欧的许多国家支持本国的公司参加苏联的天然气管道工程，但美国却从政治利益考虑而竭力反对西欧国家参与这项工程。1981年末，美国商务部下令禁止美国的设备和技术参与苏联的天然气管道工程；1982年6月，又进一步规定禁止美国私人和公司所拥有或控制的外国公司、以及根据同美国公司签订的许可协议或生产协议而进行生产的外国公司向苏联提供石油和天然气设备。这是美国第一次禁止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转出口源于美国的货物以及使用了美国的原器件或技术资料而在其他国家制造的货物。根据美国的上述规定，即使美国股东对一个外国公司的持股率低于24%，这家外国公司也要处于美国法的管辖之下；而且，美国的这些法规不仅约束准备与苏联达成的有关天然气管道工程的协议，同时也约束已经同苏联方面达成的有关协议。
在美国公布了上述规定后不久，一些外国政府就开始作出强烈反应。法国政府要求DresserFrance公司（一家美国公司的法国子公司）履行已同苏联方面签订的设备供货合同；英国政府则援引其《贸易利益保护法》（）要求JohnBrownEngineering公司（一家同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有生产协作关系的英国公司）拒绝执行美国的上述规定；意大利政府总理在访问美国时声称，美国的这种控制措施将损害西方国家的商业信誉；欧共体也公开批评美国的做法，指责美国在采取如此重大的措施之前未同盟国协商，并指出欧共体规范其国民和公司的行为的利益要高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
在美国管辖与本国管辖的冲突之下，西欧国家的公司当然选择接受本国的管辖。于是，美国政府便开始对不接受管辖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DresserFrance等公司被列入抵制名单，禁止其从美国进口货物。后来，这种制裁有所松动，改为禁止这些公司从美国进口源于美国的与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有关的设备和技术。美国的制裁进一步引起西欧国家的不满。在西欧国家的集体压力之下，美国政府于1982年年底取消了出口制裁措施，但同时宣称，美国已从西欧国家得到允诺，后者将加强战略物资的出口管理，并不再与苏联签定新的与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工程有关的供应合同。但英、法等国却随后声明，这只是美国单方面的意愿1.
天然气管道事件所引发的管辖冲突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反响。许多西欧国家的公司开始考虑同美国公司建立资本和技术合作关系是否有益，因为它们感到这种合作关系会因为美国政府的出口控制政策而变得难以依赖。
可以看出，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所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国家管辖权种类的不同。在国际法上，国家管辖权有两种基本类型，即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基于属人管辖权，一国可对本国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行管辖，而不管其位于何处；基于属地管辖权，一国可对本国领域内所有的人行使管辖，而不管其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2.如果各个国家对特定种类的国际交往行使同一类型的管辖权，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就不会产生管辖冲突。例如，对于跨国投资所得，如果每个国家都基于属地原则来行使管辖权，那么，跨国投资者就会在税收方面仅接受东道国的管辖，而不会产生管辖冲突。但事实上，每个国家几乎都是对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交往同时主张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这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辖冲突。例如，对于跨国投资所得，几乎是每个国家都同时主张居住国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税收管辖权。基于前一种管辖权，一国将就本国纳税居民的全部所得征税，而不管这种所得是在本国取得还是在外国取得；而基于后一种管辖权，一国将就所有在本国取得的收入征税，而不管取得收入者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是纳税居民还是非纳税居民3.在其他形式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所产生的管辖冲突也基本上是由于两个以上的国家同时主张不同类型的管辖权所导致的结果。例如，对于一项国际技术转让活动，技术输出国可基于技术的供方为本国公司这一因素，而对这一交易行使属人管辖权；而技术输入国则可基于技术转让合同是在本国履行的这一事实，而对这一交易行使属地管辖权。如果技术输出国要求技术的供方必须对技术需方使用技术的范围加以限制，而技术输入国则禁止技术供方对需方的技术使用加以限制，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
即使各国对同一类型的国际经济交往行使同一类型的管辖权，也不能完全排除管辖冲突的可能性。例如，就一项国际货物贸易合同而言，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属国都可依据属人管辖权而对合同关系加以控制。于是便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根据一方当事人的属国的法律，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必须予以履行，否则就须承担违约责任；而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属国的法律，合同是无效的或者说合同是不允许被履行的，这样，当事人就没有义务履行合同。在前面所假设的技术转让活动中，也可以由于技术输出国与技术输入国同时基于属人原则主张其管辖权，而产生管辖的冲突。
属人管辖与属地管辖的并存已经使得管辖冲突的出现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保护主义管辖权的出现则使得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辖冲突更为复杂化。所谓保护主义管辖权，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某项活动对本国的利益产生了或即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一事实所行使的管辖权，也称效果管辖权。保护主义管辖权不考虑行为人的国籍，也不考虑行为人的所在地或行为的发生地，而仅以行为的效果是否及于本国作为考虑的因素。它的出现是因为传统的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原则不能满足国家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保护主义管辖原则在刑事管辖方面早已得到确立，不仅多数国家的国内法将外国人在国外所从事的危害本国利益的犯罪置于本国法律的管辖之下4，许多国际公约例如1970年制定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9年制定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也都确立了保护主义管辖原则。在刑事犯罪的管辖方面，尽管引入保护主义管辖原则，各国的冲突并不十分激烈，但将保护主义管辖权引入国际经济交往领域，就会经常引起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在天然气管道事件中所出现的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管辖冲突，主要是西欧国家的属人主义管辖权与美国的保护主义管辖权的冲突。西欧国家要求本国的公司履行其已经同前苏联方面签订的有关合同，是在行使属人管辖权；而美国政府禁止某些西欧公司同苏联进行与天然气管道工程有关的贸易活动，既缺少属人管辖的基础（因为这些公司并不是美国公司），也缺少属地管辖的基础（因为这些公司所从事的活动是在美国领土之外），所以，美国政府对这些西欧公司实施控制，实质上是在主张保护主义管辖权。
保护主义管辖有时被解释成属地管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依据这一原则，属地管辖中的“地”包括行为发生地和效果出现地。这样，尽管一项行为是外国人在国外所为，但只要行为的效果及于本国，那么，本国对此项行为所行使的管辖也是一种属地管辖。但由于这种“属地管辖”的含义与传统的属地管辖相比，相去甚远，所以极少有人把保护主义管辖权称为属地管辖权。而实践中人们对保护主义管辖权最常用的称谓却是“域外管辖权”（Extraterritoriality），或“长臂管辖”（long-armjurisdiction）。保护主义管辖也是一柄双刃剑。几乎每个国家都反对其他国家以保护主义的管辖来妨碍本国的属人管辖权或属地管辖权的行使，但几乎又是每个国家都不愿意放弃保护主义管辖。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一方面反对美国在外贸管制法、反托拉斯法等领域实行保护主义管辖，另一方面却在本国的有关法律中确立了保护主义的管辖原则。作为欧洲共同体（现欧盟）组建基础的《罗马条约》的第85条和第86条在确立反不当竞争法的基本框架时也规定了保护主义管辖，因为按照这两条的规定，某项行为只要是对欧共体市场产生了限制竞争的效果，那么就在禁止之列。欧共体竞争法的保护主义管辖通过欧共体委员会的决定和欧共体法院的判例得到进一步的确认。1971年，欧共体法院曾判令一家美国公司（国际商业溶剂公司）支付罚款，因为这家美国公司指令一家意大利的子公司停止向欧共体内的厂家提供某种产品，而欧共体委员会和欧共体法院都认为这一行为构成了欧共体竞争法所禁止的滥用优势地位5.
（二）管辖冲突的解决方式
由于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产生于不同国家对同一国际经济交往同时行使管辖权，所以这类冲突只能通过国家之间协议划分管辖权、或一国对他国的管辖优先的确认或默认来加以解决。
1.管辖权的协议划分
国家之间通过协议来划分彼此对某类国际经济交往的管辖权是解决政府控制冲突的最为理想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体现了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而且由于协议划分管辖权是有关国家通过国际条约的方式对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所以容易得到实现。国家之间通过协议来划分管辖权的成功例证是国家之间通过条约对税收管辖权的划分。国际社会很早就致力于通过缔结国际条约来解决跨国税收的管辖冲突问题，19世纪末就出现了有关税收问题的双边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联盟财政委员会曾主持制订了关于防止双重课税和税务管理协助的协定范本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特别是国际投资活动的增多，如何划分税收管辖权以解决双重课税的问题就更加迫切，于是，有关国际税收问题的双边协定便大量出现。目前在这方面有两个比较有影响的协定范本，一个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制定的《关于对所得和资产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范本》（-，简称经合范本），一个是联合国税收条约专家小组所拟定的《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opingcountries，简称联合国范本）。尽管这两个范本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对有关国家缔结国际税收协议却有重大影响。
各类国际税收协定最基本的作用是确定各缔约国在有关税收方面的管辖权的范围。国际税收协定所涉及的跨国所得可大致分为营业所得、投资所得和劳务及其他所得三类。对于一般营业所得，税收协定通常规定属地优先原则，即承认收入来源国的税收管辖权的优先地位，其条件是这类所得必须是通过常设机构的活动而取得的。对于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三项投资所得，通常按收入分享原则由收入来源国与居住国分别行使税收管辖权。先由收入来源国按照限制税率征税，然后由居住国按照本国税率补征差额税款。对于从不动产取得的所得、以及从转让不动产所取得的资本利得，一般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国行使税收管辖权。关于劳务所得，国际税收协定通常将其分为独立个人劳务所得和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前者是指从事专业性劳务或其他独立性质的活动而取得的所得；后者是指由于受雇而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一般规定，在收入来源国停留不超过183天的对方国家个人的所得应由对方国家（居住国）征税；但在收入来源国有固定基地的独立劳务所得和受雇于收入来源国的非独立劳务所得应由收入来源国征税。
划定各缔约国的税收管辖权已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双重征税的可能性，但在没有确定对某种所得的独占性的税收管辖权之前，重复征税仍有存在的可能。为此，国际税收协定一般都要对避免双重征税的办法作出专门的规定。经合范本和联合国范本都推荐了免税方法和抵免方法，但实践中以采用抵免方法的税收协定居多。例如，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税收协定规定，中国居民从日本取得的所得，按照协定规定对该项所得缴纳的日本国税收数额，应允许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日本居民就其从中国取得的所得向中国缴纳的税收数额，应允许在对该居民征收的日本国税收中抵免。
通过税收协议来划分有关国家的税收管辖权是一种解决税收方面的政府控制冲突的成功方法。它带来三个方面的积极后果：第一，确认了缔约各方的税收管辖权的范围，减少了政府控制方面的冲突，表现出缔约各方对对方主权的尊重；第二，比较合理地划分了缔约各方的税收利益；第三，使得国际投资者的税负趋向合理，便利了国际投资和相关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通过协议来划分管辖权的做法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在国际投资保护方面，在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之间，其实是肯定了东道国的属地管辖优先原则。只有当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管辖违背了国际法原则或规范，投资者的属国才可以依据属人管辖原则，向东道国提出权利主张。协议划分管辖权的方式也可以适用到其他一些领域。例如可以考虑在竞争法领域中也确立属地管辖优先的原则，由不当竞争行为的发生地所在国来受理和解决纠纷；只有当行为地所在国对案件的处理违背了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时，才可由被害人的属国依据属人管辖原则来行使权利。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各国的有关实体法的内容大体一致，或者说存在最低国际标准，否则，不同国家对相同案件的处理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2.管辖让步
在国家之间无法或尚未就管辖权的划分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应倡导管辖让步原则。所谓管辖让步不是指有关的国家均放弃管辖，而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的行为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承认某一国家的管辖权的优先地位，而由其他国家放弃管辖权。那么，如何确认某一国家的管辖的优先地位呢？比较可行的标准就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即考虑哪个国家与特定的国际经济交往当事人的特定行为有最密切的联系。
在国际合同的准据法的确认方面存在着国际公认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即当合同当事人未就合同的准据法作出选择时，或当事人对准据法的选择被认定无效时，由合同争议的处理机构选择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确立这一原则的基本假设就是每一国际合同关系都在某一特定的法律的支配之下，如果合同的当事人对这一法律没有明确指出，那么它就应该是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国家的法律。我认为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政府控制领域。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同时对某一实体或行为具有管辖权时，应该由与该实体或该行为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国家来行使管辖。
美国曾在反托拉斯法的实施方面实行简单的“效果原则”，即：只要某项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美国就有权对其加以管辖。但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通过判例的积累，开始强调只有当一项被指控的行为对美国的商业利益造成实质性（materialandsubstantial）的影响时，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才应主张域外效力。在70年代的一个著名的（TimberlaneLumberCo.v.sBankofAmerica）的审理过程中，美国第九巡回法院法官乔伊（Choy）进一步提出了在主张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时所应考虑的因素。他指出，由于国际事件的特殊性，应将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加以比较，以考察某一事件对美国利益或与美国的关联是否如此重要，以致使美国有理由伸张其域外管辖权。由于乔伊法官的这一主张不仅要求考虑被指控的行为对美国利益的影响，也要求考虑这一行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对美国和外国的影响程度的比较来确定是否行使域外管辖权，因而具有合理的成分，被称作“管辖上的合理原则”（与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实体法上的“合理原则”相对应），受到美国司法界的普遍重视。美国法院在运用管辖上的合理原则时，通常会考虑：行使域外管辖权与外国法律或政策的冲突程度；当事人的国籍或从属；公司的地址或主营业所的位置；不同国家行使管辖权对当事人的有效约束程度；被指控的行为对美国的影响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的比较；当事人故意损害或影响美国的商业的范围以及这种影响的可预见程度等等7.
美国在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方面从“简单效果原则”到“合理原则”的转变表明在政府控制上有一种客观要求，即一国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主张自己的管辖权。当由其他的国家行使管辖权更为合理时，一国应尊重其他国家的管辖权的行使，而放弃自己的管辖权。在确定由哪个国家行使管辖权更为合理时，美国的司法界已提出了若干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我认为，这些因素的地位不应该是等同的，也就是说，不应该简单地以关联因素的多少来认定到底应由哪一国家来行使管辖权。有的因素，例如“行为地”，由于对有关国家的利益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应该比其他因素具有更重的分量。同时，在比较一项被控制的行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时，不仅应考虑该行为本身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而且还要考虑当一个国家对该行为行使管辖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还以天然气管道工程为例，如果仅考虑西欧国家的公司参与前苏联的天然气管道工程这一行为本身，那么就应该认为，这些行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或外交利益构成伤害；而对西欧国家来说，这些商业行为对其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但是，如果就此确认美国对这些西欧国家的公司的管辖，则将导致对这些西欧国家的利益的伤害，而这种伤害要大于西欧公司同苏联的商业交往所可能对美国利益带来的伤害。西欧国家对美国单方面行使管辖权的坚决抵制就表明了这一点。
管辖让步在某些领域中可能更为容易实现。例如在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政府控制方面，很少出现国家之间的管辖冲突。当一个国家对某一有争议的合同关系实行管辖时，很少有其他的基于属地或属人原则对该项合同关系也享有管辖权的国家强行主张其管辖权。一国是否愿意在管辖方面作出让步，显然取决于被管辖的对象对本国利益的影响程度。避免在影响程度方面产生误解是一国在管辖让步问题上作出正确选择的基矗《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合同条款以书面形式达成协议并签字，即为合同成立。”该法的第四条又规定：“订立合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样，如果一家中国公司同一家外国公司在国外订立了一份口头合同，按照我国上述法律条款的规定，这一合同是不成立的。即使该合同的准据法不是中国法，但中国法律要求有中方当事人参加的涉外经济合同的订立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因此，中国法律关于合同的书面形式的要求，具有强行法的性质，不因合同的准据法为外国法而影响其适用。但如果这一口头合同被享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认定有效，我国似乎就不宜硬行确认该合同关系的不成立。在适当的时候作出管辖上的让步，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一国权利或利益的丧失，就如同四处主张管辖权并不一定带来权利或利益的增大一样。有效的规则的确立不仅会带来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的增长，也会带来各个成员国家的利益的增长。
3.确立属地管辖优先原则
如果国家之间无法或尚未就管辖划分问题达成协议，而且又都不肯作出管辖让步，那么在政府控制的管辖冲突出现的时候，就只能实行属地管辖优先的原则，即：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的同一行为同时主张管辖权时，依属地原则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应优先行使管辖。
承认属地管辖优先，主要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一项行为通常对行为地产生的影响最大；第二，行为地所属国家对行为人的管辖通常最为有效。这里所说的行为地指的是行为发生地。当一项行为的结果地与发生地不一致时，应该是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结果地。因为一项行为对发生地总是有影响的，所以，行为发生地也总是行为结果地或结果地的一部分。如果以行为结果地作为属地管辖的标准，那么，某一行为结果地不一定是受该项行为影响最大的地域；该地域所属的国家也不一定能对该项行为或行为人行使最为有效的管辖。
属地管辖优先也许是各国所必须接受的现实。一个国家可以对他国的属人实行管辖，但却很难对他国的属地行使管辖。属地管辖应该是最初的管辖原则。领土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权力的行使空间。在国际交往不很发达的时候，国家管辖权的含义应该等同于一国在其疆域之内的最高权力。即使在今天，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我们也可以看出，属地管辖占据主要地位，而属人管辖则是辅助性的。一国对其位于国外的国民的控制同该国民所在国的控制比较起来只能是居于第二位的。所以，当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辖冲突出现时，属地管辖优先是比较易于实现的，甚至不需要完整、严密的理论的支持。
二、非管辖冲突及其解决
（一）非管辖冲突的产生原因
在政府控制方面的非管辖冲突是指一国对某一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及其行为行使独占性管辖而与其他国家产生利益冲突。如果一国在行使其独占性管辖权时并没有违背其依照习惯国际法或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那么就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即使这种管辖权的行使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带来不利的影响，其他国家也不能依据国际法来主张其权利。比如，如果一国所建立的反倾销制度没有违背该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也不违反一般的国际法规范，那么该国政府责令本国的进口商就某项货物的进口缴纳一定数额的反倾销税，就是完全正当的，尽管征收反倾销税的结果会带来出口国的利益损失；同样，如果一国政府依据其出口管理法而禁止某类技术的出口，尽管与技术进口国的利益发生冲突，也不能认为违法的。可以说，政府控制方面的非管辖冲突不是有关国家的权利上（法律上）的冲突，而是利益上的冲突，它产生于国家之间的利益的不一致。
（二）非管辖冲突的解决方式
既然非管辖冲突在实质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的冲突，所以，解决这类冲突的途径就应该是不同国家的利益的协调。具体的解决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1.取消不必要的政府控制
对国际经济交往实施政府控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某项政府控制无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那么这项政府控制就应该予以取消。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某项政府控制是否可以真正起到维护本国的利益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实施政府控制与不实施政府控制，究竟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以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出口控制来看，立法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因此必须控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特别是那些具有军事用途的物品和技术的出口，这样才能扼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但也有一些西方人士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扼制，而应该融合。应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到一起，并保证这些国家的政局的稳定，这样才能使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成为有责任感的成员，才能避免发生剧烈的国际冲突8.因此，应扩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经济贸易交往，而不是过多地限制这种交往。如果从我们的观点出发，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不应该基于政治目的而实施出口控制，平等的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增进各国的利益并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我们当然不能要
❿ 民事经济纠纷案例
一般复情况下，夫妻一方以个制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但有两种情况例外：一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夫妻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借贷关系发生时债权人知道该约定。
你可以对照自己情况。
除非欠条上写明为你妻子个人承担，或你们夫妻财产早约定各自所有，债主也知道你们家有这个约定，否则都是夫妻共同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