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裁判标准规范

① 合同纠纷。 民法

邹汉英诉孙立根、刘珍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裁判摘要]
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组织公司清算过程中，明知公司职工构成工伤并正在进行工伤等级鉴定，却未考虑其工伤等级鉴定后的待遇给付问题，从而给工伤职工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该行为应认定构成重大过失，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作为清算组成员的其他股东在公司解散清算过程中，未尽到其应尽的查知责任，也应认定存在重大过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告：邹汉英。
被告：孙立根。
被告：刘珍。
原告邹汉英因与被告孙立根、刘珍发生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向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邹汉英诉称：原告系原仪征市新威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威电器)的职工，2007年3月23日，原告在公司工作过程中不慎受伤，该伤情经劳动部门认定为工伤，并于2008年6月30日经扬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十级。事故发生后，新威电器支付了原告的全部医疗费及2007年4月17日至 7月底的护理费、营养费3180元。2008年 2月19日，新威电器申请注销，被告孙立根、刘珍系新威电器股东。现请求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的工伤保险待遇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076．8(1688×60％×6)、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5 968．4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427．2元、停工留薪工资4771．2元、鉴定费280元；共计人民币34 523．68元，并互负连带责任，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邹汉英提交以下证据：
1．仪劳社工伤认定(2007)25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扬仪劳鉴通(2008)第33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证明原告邹汉英所受工伤及工伤等级；
2．原告邹汉英病历一份、出院记录一份、诊疗证明书一份，证明原告遭受工伤后的治疗过程；
3．被告孙立根所写保证书一份，证明事故发生后，孙立根曾经承诺负责处理原告邹汉英的工伤事故，并且在新威电器未注销前是由其负责处理原告工伤事故；
4．协议书一份，内容是关于原告邹汉英在工伤期间的营养费、护理费的解决问题，被告孙立根自2007年4月17日向原告支付30元／天的营养费、护理费，终止时间没有明确，协议上有新威电器的印章，且有孙立根签字；
5．原告邹汉英在工伤前的工资表三份，证明原告的工资低于仪征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6．仪征市工商局查询的新威电器注销的申请表一份，证明被告孙立根、刘珍股东的身份和清算人的身份以及清算时的资产状况。
被告孙立根、刘珍共同辩称：对于原告邹汉英在新威电器工作期间遭受工伤这一事实，被告予以认可；但原告于2008年6月才作出工伤等级鉴定，新威电器则于 2008年2月19日登记注销，在此之前已完成清算程序，新威电器解散清算时，原告的工伤保险待遇并未发生，原告的诉求不符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的前提，故二被告清算注销公司的行为并未损害原告的权益；二被告在公司解散清算过程中，没有过错，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工伤待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刘珍对原告的工伤事宜并不知情，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仪征市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被告孙立根、刘珍对原告邹汉英提供的证据 1、2、3、6的真实、合法性无异议；对于证据 4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但被告认为，原告受伤出院后休息期间伤口愈合得很好，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是在2008年6月30日即新威电器注销后作出的，公司不可能知道原告所受工伤达到十级伤残；对于证据5，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三份工资表，有两份是原告未出满勤情况下的工资，另一份是出勤25天的工资，不足以证明原告的工资标准低于仪征市的最低标准；被告对于赔偿项目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中的工资标准有异议，对于其他赔偿项目的计算方法及数额无异议，但认为该费用不应由二被告承担。
仪征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邹汉英系新威电器职工，2007年 3月23日，原告在公司工作过程中不慎受伤，2007年12月4日，原告的伤情经仪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事故发生后，新威电器支付了原告的医疗费以及 2007年4月17日至7月底的护理费、营养费3180元。
被告孙立根、刘珍系新威电器的股东，该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于2008年2月 19日申请注销。
2008年6月30日，经扬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邹汉英的伤残等级为十级。2008年9月9日，原告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2008年9月10日，仪征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被诉主体资格不符为由，向原告发出了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孙立根、刘珍是否应当负担原告邹汉英的工伤保险待遇并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仪征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原告邹汉英在新威电器工作期间遭受工伤，依法应当享受工伤待遇。因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统筹，因此应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负担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因新威电器被注销时主体资格已消灭，故原告不能以该公司为被告起诉。被告孙立根、刘珍作为新威电器原股东及公司清算组的成员，应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二被告已知原告遭受工伤，故在清算过程中应当考虑到原告工伤待遇的给付问题，但仍然遗漏，给原告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应认定为重大过失，二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故对二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主张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5 968．4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427．2元、停工留薪工资4771．2元、鉴定费280元，二被告均无异议，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6076．8元(1688×60％×6个月)，被告对工资标准有异议，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原告的该项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
据此，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于2009年 2月16日判决如下：
被告孙立根、刘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邹汉英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076．8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15 968．4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7427．2元、停工留薪工资4771．2元、鉴定费280元，合计34 523．68元，二被告对上述款项互负连带给付责任。
案件受理费663元，依法减半收取 331．5元，由被告孙立根、刘珍负担。
孙立根、刘珍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邹汉英手指于2007年3月23日受伤，同年12月4日被认定为工伤，新威电器于2008年2月19日经工商登记注销，解散清算程序更是在此之前。2008年6月 30日邹汉英经鉴定工伤等级为十级，即至新威电器解散时邹汉英的工伤保险待遇还未发生，因此上诉人在新威电器解散清算时，不可能知道邹汉英主张的工伤保险待遇是否发生，新威电器也不可能等到邹汉英的工伤保险待遇发生了再解散。新威电器是因为无法继续经营而依法解散、注销的，上诉人作为清算组成员，不存在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的过错，也未实施恶意处置行为，故不应对邹汉英主张的工伤保险待遇承担责任，刘珍对邹汉英工伤事实并不知晓，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邹汉英辩称：上诉人孙立根、刘珍对于邹汉英的工伤事故和伤情是知道的，也不可能不知道邹汉英所进行的工伤等级鉴定。由于有关部门对于工伤等级鉴定每年只进行两次，新威电器注销时邹汉英工伤等级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仅是鉴定程序和时间问题，因此，新威电器解散清算时，上诉人应当考虑到邹汉英的工伤待遇权益。但在实际清算中，清算组成员即上诉人未注意到邹汉英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给邹汉英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是：上诉人孙立根、刘珍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邹汉英的工伤保险待遇并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劳动者因工伤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被上诉人邹汉英在2007年3月23日于新威电器工作期间受伤，同年 12月4日被认定为工伤，依法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和第六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因新威电器未参加社会工伤保险统筹，因此应由新威电器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负担被上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
对于上诉人孙立根、刘珍提出的新威电器解散清算时，被上诉人邹汉英的工伤等级鉴定结果未出，其工伤保险待遇未发生的上诉理由，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于 2007年3月23日于工作期间受伤，并已于同年12月4日被认定为工伤，即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工伤等级鉴定结果是确定工伤保险待遇具体内容的主要依据，被上诉人的工伤等级鉴定结果未出，虽然无法确定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内容和数额，但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工伤保险待遇的发生。新威电器解散前，作为股东之一的孙立根清楚知晓被上诉人遭受工伤，因此，公司解散清算时，虽然被上诉人的工伤等级尚未鉴定出来，但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清算组成员的孙立根，在明知被上诉人受伤一事且已经认定工伤，正在进行工伤等级鉴定的情况下，亦应当在公司清算过程中将被上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计算在内。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立根在组织公司清算过程中，明知被上诉人邹汉英构成工伤并正在进行工伤等级鉴定，却未考虑被上诉人工伤等级鉴定后的待遇给付问题，从而给被上诉人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此行为明显构成重大过失。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孙立根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刘珍系新威电器股东之一，也是清算组成员，在该公司解散清算过程中，刘珍对于实际存在的被上诉人工伤事实未能及时查知，显然未尽到清算组成员应尽的责任，也无证据证明另一清算组成员即孙立根在清算过程中，对其故意隐瞒了被上诉人工伤的事实，故对于被上诉人工伤待遇损失，刘珍的行为也构成重大过失，应与孙立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刘珍认为相关责任人对此存在过错，可在承担责任后，依法向相关责任人主张权利。
综上，上诉人孙立根、刘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9年2月16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663元，由上诉人孙立根、刘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② 求合同法案例（含裁判要旨）

经适房买卖合同效力的成功案例及裁判要旨(2011-02-15 22:31:21)转载▼标签： 北京市合同法经济适用住房合同无效规定杂谈
一、案情概要：
2009年3月27日，原、被告通过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订立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北京市存量房屋居间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其位于某区西苑41号楼3单元01号（建筑面积147）住宅房屋（已取得产权）以九十万元价格转卖给原告，付款方式为：订合同时交定金两万元，2009年4月5日首付二十三万，余款通过贷款方式付清。合同约定被告（出卖人）在收到首期购房款的当日将该房屋交付给原告（买受人）。原告按约交付了首期购房款，被告将涉案房屋交付原告。双方订立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约定了权属转移登记事项：“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3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原、被告双方在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买卖双方在签订本合同后430日内（房产证发放日期满五年后），卖方（被告）配合买方（原告）申请贷款”。但在合同约定的办理产权过户及银行贷款时限届满后，被告拒绝提供办理过户及贷款的手续，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第十条、补充条款2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并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双方订立的合同条款约定，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二、诉辩主张：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提出反诉，请求确认经适房买卖合同无效，理由是经适房不得上市效易，主张的依据是国务院关于保障困难家庭住宅相关规定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经适房管理办法。
原告对反诉的辩称：反诉原告与答辩人双方通过居间房屋买卖，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反诉原告的三项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并请人民法院支持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反诉状依“经济适用房未满五年不允许上市交易”为由，要求确认无效，其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
1、从住房面积和上市起算时间上看，反诉原告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单套建筑面积控制在六十平左右，本案中的房屋面积远远超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的限制性条件，不能依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做为确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及《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上市交易时间均从购买之日起计算，不是从取得产权证之日计算，北京市2008年4月份以后的相关规定也是按两种条件计算起点，从取得契税完税凭证或者所有权证的时间计算，2008年4月8日以前建成的房屋，仍按购房合同订立之日计算五年时间。本案中的房屋属2001年建成，上市交易的时间自购房之日计算，超过五年时间，符合上市交易条件，如果按反诉原告所述的产权证取得时间，根据双方订立合同第十条约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43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应视为本条对合同效力作了附期限或条件附加，照此计算，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是2010年5月27日，已超过五年时间，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双方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
2、依据《合同法》第八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只能依据全国人大的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关于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并非合同法规定确认无效合同的法律依据。
3、实践中根据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的处理原则，北京市相关规定，自2008年4月8日以后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依照面积六十平米的标准和产权证取得之日计算上市交易，本案中的房屋建成时间在2002年，按照老房老办法规定，符合交易条件。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成就；反诉原告的起诉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作出判决；参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法理精神，在起诉前已满足了条件的，可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是对合同效力的补正。
三、法院裁判：
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虽然违反了北京市关于购买经适房的政策，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被告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辩解与反诉请求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履行了自己的付款义务，被告如约交付了房屋，现涉案房屋已经具备上市交易的条件，故原告要求办理过户登记及贷款手续，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要求返还房屋并给付房租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综上所述，依据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贷款及过户手续；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以原有主张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向原告发送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二审经审理后，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四、律师评案：
一、本案无争议的事实：⑴、房屋建成时间为2001年；⑵、面积147平米；⑶、产权取得日期2005年；⑷、交易时间2009年；⑸、入住时间2009年；⑹、合同明确约定办证过户时间满五年后的2010年5月27日；⑺、付款方式为首付加贷款。
二、被告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例举了“有限产权、土地划拨、无权处分、公共利益、未获通知”等，这样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二审程序中上诉方补充提交三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不能成为改变案件事实的依据，依据最高院证据规定审核不符合证据三性；解约告知与上诉请求有矛盾，系一审庭审后才形成，被上诉人已经提起继续履行合同之诉，其解约告知失去法律意义；银行的贷款规程与本案没有关联，仅属于实际贷款业务中的操作程序及银行审核规则层面的问题，概与本案争议的履行贷款义务及办理过户责任（前期义务）无关。
三、双方之间的争议集中在法律适用方面，经济适用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无效，上诉人主张无效，但不能提供无效的法律依据。
国务院若干意见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该意见第（十）规定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控制的是六十平米以下的经适房。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效力层级低，不能成为确认合同无效的基础性规范依据。上诉人在签约时明确约定五年期满后过户，表明其明知“限售期满后”的交易合法。涉案合同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
四、根据“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的处理原则，北京市规定的新办法规范的是2008年4月8日以后新建的经适房，新办法限制面积是六十平米，新办法限制交易起点自产权证取得之日起未满五年。《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及《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老办法），上市交易五年时间的起算点从购房之日起计算，不是从取得产权证之日计算。涉案房屋建成时间是2001年，上诉人购房时间是2001年10月17日，交易时间为2009年3月27日，依照老办法规定交易的行为远远超过五年限售期规定。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原被告之间的交易具备法定条件，上诉人关于未满五年限售期不得交易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式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2号）》规定，正确理解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件的规定，准确把握物权效力与合同效力的区分原则，尽可能维持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规定，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关于房地产案件审判工作，针对房地产案件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如何认定合同效力和情势变更原则适用问题：严格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尽量维护合同关系的稳定，站在维护法律严肃性和社会经济关系有序协调发展的高度，严格把握无效合同的认定标准。按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和把握法律规定的性质和精神，正确界定当事人民事行为的目的，凡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要坚决维护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通过稳定的合同关系提高市场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合同利益的确定性与可信赖性，促进经济生活的协调发展，不要让司法裁判成为当事人违反诚信避险趋利的途径和手段。提出无效主张的一方，真实动机和目的在于房价上涨，合同无效为借口，以破坏诚信原则为代价，损害买受方的合法权益，其不当诉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整理律师张生贵13240422999

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范围有哪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际，就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第三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
(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
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
第五条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不予支持。
第六条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但是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除外。
当事人对垫资没有约定的，按照工程欠款处理。
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不予支持。
第七条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的承包人与总承包人、分包人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当事人以转包建设工程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不予支持。
第八条承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发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予支持：
(一)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二)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工，且在发包人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完工的;
(三)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并拒绝修复的;
(四)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
第九条发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承包人无法施工，且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相应义务，承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予支持：
(一)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
(二)提供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
(三)不履行合同约定的协助义务的。
第十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
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第十一条因承包人的过错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承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或者改建，发包人请求减少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发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建设工程质量缺陷，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一)提供的设计有缺陷;
(二)提供或者指定购买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
(三)直接指定分包人分包专业工程。
承包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第十三条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
(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
(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
第十五条建设工程竣工前，当事人对工程质量发生争议，工程质量经鉴定合格的，鉴定期间为顺延工期期间。
第十六条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
因设计变更导致建设工程的工程量或者质量标准发生变化，当事人对该部分工程价款不能协商一致的，可以参照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方法或者计价标准结算工程价款。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价款结算参照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
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
(一) 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
(二) 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
(三) 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
第二十条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对部分案件事实有争议的，仅对有争议的事实进行鉴定，但争议事实范围不能确定，或者双方当事人请求对全部事实鉴定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以施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二十五条因建设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的，发包人可以以总承包人、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第二十七条因保修人未及时履行保修义务，导致建筑物毁损或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保修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保修人与建筑物所有人或者发包人对建筑物毁损均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④ 房产证抵押合同纠纷的裁判标准是什么

无效，即便有效未经登记也不发生抵押权的效力。

⑤ 最高法院关于合同纠纷中如何认定管辖法院的十一条规则

最高法院关于合同纠纷中如何认定管辖法院的条规则
阅读提示：合同履行出现争议诉至法院，首先要解决的是法院管辖的问题。无论律师还是法务，在起草、审查合同过程中，对于约定管辖法院的条款，要慎之又慎。最高法院会告诉你，如何去处理该类问题。

一、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云洲商厦有限公司与韩凤彬、上海广播电视台、大连鸿雁大药房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再审案〔(2013)民再申字第27号〕

裁判摘要：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能否再行提出管辖权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但根据管辖恒定原则，发回重审的案件管辖权已经确定，当事人仍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华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华建机器翻译有限公司与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谢雄平、张贺平、仇绍明、黄若浩合作协议纠纷案〔(2010)民提字第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3期〕

裁判摘要：为达成合作目的，当事人签订多个合同，但仅在一个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涉及该合同的仲裁裁决生效后，又因其他未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的争议形成诉讼，一方当事人仅以仲裁裁决已生效为由主张人民法院无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生效仲裁裁决依据的合同与人民法院处理争议案件依据的合同不同，人民法院审理的内容也不涉及仲裁条款约定事项的情形下，一方当事人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主张人民法院不应重复处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阿拉山口公司诉宁夏秦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05)民二终字第9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8期〕

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可向各自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任何一方提起诉讼且为其住所地法院立案受理后，另一方要求其住所地人民法院重复立案或将案件移送其住所地人民法院的，应予驳回。

四、德国亚欧交流有限责任公司与绥芬河市青云经贸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纠纷案〔(2006)民四终字第8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6期〕

裁判摘要：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随后又在其他地方就合同的未尽事宜签订补充协议，但补充协议并未修改原约定管辖条款的，合同中约定管辖的条款的效力不因补充协议的签订而改变，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应当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

五、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与中企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06)民二终字第186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2期〕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为了解决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明确约定了管辖法院。此后基于合同形成的债权几经转让，但新的债权人均未与债务人、保证人重新约定管辖法院，亦未排除原合同关于管辖法院约定的，只要原协议管辖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则应认定继续有效。

六、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彭雄浑、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2006)民一终字第3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2期〕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对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或者是否由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提出的异议。当事人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当事人以其不是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不符合上述规定，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当事人是否属于适格被告，应当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确定。

七、某某与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指定管辖案

裁判要点：双方约定“一方违约，另一方可到自己居住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协议选择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意见：本案原告要某某与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十一工程部签订的《信息服务协议》中约定的“一方违约，另一方可到自己居住地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该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述：…. 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5〕89号《关于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经济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中认为：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在再次补充协议中约定，“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由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协议管辖的条款无效。本案中的协议选择管辖条款的情形符合该复函的情形，应当认定该协议选择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立案工作指导》2010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32页。

八、江苏省华星建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湘潭市混凝土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指定管辖案

裁判要点：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双方均可在本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应视为选择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意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华星公司与九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受理的九龙公司诉华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属于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和同一法律事实，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各自住所地法院起诉引起的管辖权争议案件，依法应当合并审理。

导读说明：华星公司和九龙公司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双方应该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若达不成一致意见，供需双方均可在本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双方当事人根据约定，都可以作为原告向本方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湖南混合江苏两地法院均本案均享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立案工作指导》2009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九、北京智扬伟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河南省开封市城市管理局居间合同纠纷案〔(2008)民申字第136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7期〕

裁判摘要：一、民事诉讼原告起诉时列明多个被告，因其中一个被告的住所地在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辖区内，故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权。其他被告如果认为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应当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未在此期间提出异议的，因案件已经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管辖权已经确定，即使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辖区内的被告不是案件的适格被告，人民法院亦可裁定驳回原告对该被告的起诉，并不影响案件实体审理，无需再移送管辖。二、合同履行地是指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地。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履行地应当确定为居间行为地。

最高法院认为，但经本院审阅一审卷宗，申请再审人创思公司在一审答辩期间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因管辖权已经确定，开封城管局是否为适格被告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即使人民法院查明开封城管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裁定驳回了智扬公司对开封城管局的起诉，亦不影响已经开始的实体审理程序，不需再移送案件。另，合同履行地是指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地，本案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履行地应为居间行为地。据原审认定的创思公司项目参与人赖志文给智扬公司董事长郭益群出具的感谢信中关于智扬公司在开封市接待创思公司高层，以及协助创思公司竞投开封项目等内容，开封市作为居间合同所指向项目的所在地，可以认定为本案居间合同履行地，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亦可据此行使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违反专属管辖、专门管辖规定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 (七)项规定的“管辖错误”，本案一审法院系起诉状所列被告住所地法院，亦为合同履行地法院，不构成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情形。因此，申请再审人关于原判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十、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与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追偿权纠纷上诉案〔(2005)民二终字第168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点：作为追偿权纠纷和反担保合同纠纷两个诉合并审理的当事人，在确定案件的管辖上没有先后顺序之分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原审原告华锦化工公司作为借款合同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在承担债务人沈阳公用公司债务的偿还责任后，将其向债务人行使追偿权和要求反担保人北大青鸟公司、开发公司和金融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的两个诉并案提起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规定，作为本案的四个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在多个人民法院对案件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原告有权向任何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其中两个被告即沈阳公用公司和金融公司的住所地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作为追偿权纠纷和反担保合同纠纷两个不同诉讼合并审理的四个当事人，在确定案件的管辖问题上没有先后顺序之分。上诉人北大青鸟公司以其为本案第一被告，要求将该案移送至其住所地人民法院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十一、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首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2005)民二终字第125号〕

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本院法复[1993]10号《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关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应为中国民生银行所在地即北京市，案件可以由北京法院管辖。尽管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但该规定并非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表明，本案所涉《借款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均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果双方协商不成需诉讼的，由乙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之规定，由于本案当事人关于管辖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此，其诉讼管辖约定应为有效。

⑥ 最高法院关于合同纠纷中如何认定管辖法院的11条规则

一、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云洲商厦有限公司与韩凤彬、上海广播电视台、大连鸿雁大药房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再审案〔(2013)民再申字第27号〕

裁判摘要：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能否再行提出管辖权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但根据管辖恒定原则，发回重审的案件管辖权已经确定，当事人仍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华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华建机器翻译有限公司与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谢雄平、张贺平、仇绍明、黄若浩合作协议纠纷案〔(2010)民提字第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3期〕

裁判摘要：为达成合作目的，当事人签订多个合同，但仅在一个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涉及该合同的仲裁裁决生效后，又因其他未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的争议形成诉讼，一方当事人仅以仲裁裁决已生效为由主张人民法院无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生效仲裁裁决依据的合同与人民法院处理争议案件依据的合同不同，人民法院审理的内容也不涉及仲裁条款约定事项的情形下，一方当事人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主张人民法院不应重复处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阿拉山口公司诉宁夏秦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05)民二终字第9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8期〕

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可向各自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任何一方提起诉讼且为其住所地法院立案受理后，另一方要求其住所地人民法院重复立案或将案件移送其住所地人民法院的，应予驳回。

四、德国亚欧交流有限责任公司与绥芬河市青云经贸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纠纷案〔(2006)民四终字第8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6期〕

裁判摘要：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随后又在其他地方就合同的未尽事宜签订补充协议，但补充协议并未修改原约定管辖条款的，合同中约定管辖的条款的效力不因补充协议的签订而改变，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应当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

五、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与中企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06)民二终字第186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2期〕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为了解决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明确约定了管辖法院。此后基于合同形成的债权几经转让，但新的债权人均未与债务人、保证人重新约定管辖法院，亦未排除原合同关于管辖法院约定的，只要原协议管辖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则应认定继续有效。

六、鸿润锦源(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彭雄浑、鸿润集团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2006)民一终字第3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12期〕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对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或者是否由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提出的异议。当事人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当事人以其不是适格被告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不符合上述规定，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当事人是否属于适格被告，应当经人民法院实体审理确定。

七、某某与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指定管辖案

裁判要点：双方约定“一方违约，另一方可到自己居住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协议选择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意见：本案原告要某某与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十一工程部签订的《信息服务协议》中约定的“一方违约，另一方可到自己居住地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该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述：…. 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5〕89号《关于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经济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中认为：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在再次补充协议中约定，“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由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协议管辖的条款无效。本案中的协议选择管辖条款的情形符合该复函的情形，应当认定该协议选择管辖条款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立案工作指导》2010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32页。

八、江苏省华星建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湘潭市混凝土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指定管辖案

裁判要点：当事人在合同中关于“双方均可在本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应视为选择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意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华星公司与九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受理的九龙公司诉华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属于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和同一法律事实，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各自住所地法院起诉引起的管辖权争议案件，依法应当合并审理。

导读说明：华星公司和九龙公司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双方应该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若达不成一致意见，供需双方均可在本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双方当事人根据约定，都可以作为原告向本方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湖南混合江苏两地法院均本案均享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立案工作指导》2009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九、北京智扬伟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河南省开封市城市管理局居间合同纠纷案〔(2008)民申字第1364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7期〕

裁判摘要：一、民事诉讼原告起诉时列明多个被告，因其中一个被告的住所地在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辖区内，故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权。其他被告如果认为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应当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未在此期间提出异议的，因案件已经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管辖权已经确定，即使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辖区内的被告不是案件的适格被告，人民法院亦可裁定驳回原告对该被告的起诉，并不影响案件实体审理，无需再移送管辖。二、合同履行地是指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地。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履行地应当确定为居间行为地。

最高法院认为，但经本院审阅一审卷宗，申请再审人创思公司在一审答辩期间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因管辖权已经确定，开封城管局是否为适格被告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即使人民法院查明开封城管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裁定驳回了智扬公司对开封城管局的起诉，亦不影响已经开始的实体审理程序，不需再移送案件。另，合同履行地是指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地，本案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履行地应为居间行为地。据原审认定的创思公司项目参与人赖志文给智扬公司董事长郭益群出具的感谢信中关于智扬公司在开封市接待创思公司高层，以及协助创思公司竞投开封项目等内容，开封市作为居间合同所指向项目的所在地，可以认定为本案居间合同履行地，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亦可据此行使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违反专属管辖、专门管辖规定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 (七)项规定的“管辖错误”，本案一审法院系起诉状所列被告住所地法院，亦为合同履行地法院，不构成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情形。因此，申请再审人关于原判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十、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与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追偿权纠纷上诉案〔(2005)民二终字第168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点：作为追偿权纠纷和反担保合同纠纷两个诉合并审理的当事人，在确定案件的管辖上没有先后顺序之分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原审原告华锦化工公司作为借款合同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在承担债务人沈阳公用公司债务的偿还责任后，将其向债务人行使追偿权和要求反担保人北大青鸟公司、开发公司和金融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的两个诉并案提起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规定，作为本案的四个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在多个人民法院对案件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原告有权向任何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其中两个被告即沈阳公用公司和金融公司的住所地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作为追偿权纠纷和反担保合同纠纷两个不同诉讼合并审理的四个当事人，在确定案件的管辖问题上没有先后顺序之分。上诉人北大青鸟公司以其为本案第一被告，要求将该案移送至其住所地人民法院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十一、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首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2005)民二终字第125号〕

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本院法复[1993]10号《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关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之规定，本案所涉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应为中国民生银行所在地即北京市，案件可以由北京法院管辖。尽管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但该规定并非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表明，本案所涉《借款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均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果双方协商不成需诉讼的，由乙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之规定，由于本案当事人关于管辖的约定并未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此，其诉讼管辖约定应为有效。

⑦ 法律中的裁判规范是什么意思

民法规范主要是一种裁判规范。事实上，民法乃是解决私人之间冲突的规则，在私人之间出现纠纷和冲突的时候，司法机关适用已经公布的民法规范居中裁判，解决纠纷和冲突。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出现纠纷和冲突，那么只要没有违背法律的强行性规范，他们之间是否遵循民法规范是无所谓的。只是在当事人之间出现纠纷和冲突无法自行化解而需寻求公权力救济裁判的时候，民法规范才凸现出来。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

如果将民法规范界定为主要是一种行为规范便会夸大这种行为指引作用，一方面，并不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民法条文都能在事实上知晓并依据这些条文去行动；另一方面，法律规范也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唯一遵循的规范，法律只是诸多社会规范中的一种。

当然，将民法规范界定为主要是一种裁判规范而不是行为规范，与美国法学家富勒所总结的法律的八种内在道德之一的“颁布”并不矛盾。因为颁布是法律的合法性要求，而将民法规范界定为裁判规范强调的是其功能。

在将民法规范界定为主要是一种裁判规范的情况下，那种过分指责民事立法中有较多的抽象概念的做法就是值得商榷的。即使抛开这一点不说，如果我们真的将民法中的抽象概念都简单化和所谓“平民化”，

是否真的有利于大众的理解也是有疑问的，因为规则及其用语本身就是抽象化的产物。事实上，我们反对的是那种刻意的修饰和抽象，但是不是反对抽象本身。

(7)合同纠纷裁判标准规范扩展阅读

民事诉讼中裁判的一般规则

现代诉讼制度抛弃了神明裁判主义而遵行证据裁判原则(或称证据裁判主义)，即运用人证、物证等证据来证明和认定案件事实。本文以民事诉讼为研究视阈，首先阐释证据裁判原则的规范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对象及相应的证据调查程序，最后讨论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例外。

证据裁判原则的规范意义

(一)我国有关证据裁判原则的法律规定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纵未直接规定“证据裁判原则”，实际上也要求当事人和法官应当根据证据来证明或认定案件事实。

比如，《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63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并且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64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否则为再审的理由(第66条、第179条);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为再审的理由(第179条和第187条)等。

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中也有规定“证据裁判原则”的，比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63条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

证据裁判原则适用对象与证据调查程序

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对象就是证明对象(或称待证事实、要证事实、证明客体、证明标的等)。作为法院裁判依据的事实，可称为裁判事实，其中有需要证据来证明的(即证明对象)，有无需证据证明的(即免证事实)。

证明对象包括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实体事实又包括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和非讼案件的实体事实。构成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

①必须具有法律意义，即能够引起某项法律权利义务或法律效果发生、妨碍、阻却或消灭的事实;

②有必要利用证据加以证明，即真实性尚未确定或者当事人之间存在合理争议的事实。

不同的案件事实所适用的证据调查程序或者诉讼证明程序也相应不同。诉讼证明程序大体包括提供及交换证据、当事人质证与辩论、法官判断证据与认定事实。

其中，调查证据资格之有无和证明力之大小的程序，即当事人质证和法官判断证据，可称为证据调查程序。通常情况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应当采用“严格证明”，而非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采用“自由证明”即可。

(一)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与证据调查程序

民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首先指的是要件事实，又称直接事实、(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事实、主要事实，是直接导致某项民事权利义务或民事法律效果发生、妨碍、阻却或消灭的事实，

可被划分为权利发生事实、权利妨碍事实、权利阻却事实和权利消灭事实(此处的“权利”既可指财产权和人身权，又可指请求权、支配权和形成权)。

要件事实或直接事实包括两类：

①民事法律事实，比如合法继承(取得所有权)、签订合同(形成合同关系)和依法离婚(解除婚姻关系);

②民事纠纷事实，比如侵权事实和违约事实。这两类事实中，前者是基础和前提，但是，若无后者则无诉的利益，就不能请求诉讼救济，也不能申请仲裁。

从民事权利主体或者原告的角度来说，民事法律事实的发生使其获得民事实质权(所有权等财产权、名誉权等人身权)，民事纠纷事实的发生意味着民事实质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从而产生民事救济权(包括物上请求权等实体救济权、民事诉权和申请仲裁权等)。

可见，权利发生事实包括产生民事实质权的法律事实和产生民事救济权的纠纷事实，均构成诉的原因或诉的原因事实，原告起诉的则应主张此类事实来支持其权利主张或诉讼请求。

权利阻却事实(如消灭时效届满、同时履行抗辩、先诉抗辩等)阻却某项民事权利行使。权利妨碍事实(如合同不成立、免责事由等)妨碍某项民事权利发生。权利消灭事实(如物的灭失、

债务履行、抵销、合同解除等)使既存的民事权利消灭。这三类事实是被告用来直接推翻原告权利主张和诉讼请求的“抗辩事实”。对于被告的抗辩，原告也可再抗辩，比如被告提出消灭时效的抗辩，原告可以提出消灭时效中断的抗辩。

民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还包括间接事实，即不能直接导致某项民事权利义务或民事法律效果发生、妨碍、阻却或消灭的事实，可用来推导或证明“直接事实”是否存在的事实。对要件事实的证明，其途径主要有：

①利用直接证据来证明;

②通过间接事实证明。在无直接证据“直接证明”直接事实或要件事实时，可以运用“间接证明”，即运用间接证据来证明间接事实，然后运用形成逻辑链的间接事实来推定或证明直接事实或要件事实。

所以，间接事实又被称为证据性事实或逻辑上起证明作用的事实。间接事实在作为证明要件事实真实与否之证明手段的限度内，成为证明对象。

民事诉讼中的辅助事实(或称补助事实)，主要是指有关证据能力有无和证明力大小的事实，即有关证据的可采性和可信性的事实，例如证据收集的违法事实(涉及证据能力有无)、证人与当事人是亲属的事实(涉及证明力大小)等。

一般认为，辅助事实多为诉讼法上的事项。但事实上，辅助事实与间接事实之间往往并无严格的界限。辅助事实是有关证据能力有无或证明力大小的事实，往往包含实体内容，并且当辅助事实直接关涉本案主要证据或惟一证据的可采性时，应当采取严格证明，须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和辩论。

民事争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应当采用严格证明。严格证明是以慎重的程序来确认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即在合乎法治原则的程序中发现真实。所谓严格证明，是指应当利用法定的证据种类并且应当遵循法定的证明程序所进行的证明。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的规定，“法定的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

严格证明与争讼程序基本原理是相通的。民事争讼程序解决的是民事争讼案件(即民事之诉)，是指双方当事人就具体的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及特定法律事实存有争议的案件。实体争议性或民事争讼性在制度上体现为“对审主义”(即双方审理原则)。

民事争讼程序中，很少有排除适用对审主义的例外情形。但是，正如法谚所云“任何原则均允许例外”，对审主义也存在法定的例外，比如缺席审判。

在我国，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参加诉讼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虽然无法进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质证和辩论，但是为了及时维护对方当事人权益和避免拖延诉讼，诉讼继续进行。

(二)非讼案件的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与证据调查程序

通说认为，自由证明与严格证明均属证明，在证明的程度上并无差异，即自由证明的证明标准并未降低。但是，与严格证明不同，自由证明无需运用法定的证据种类或者无需遵循法定的证明程序。具体说，自由证明不必遵循公开审理、直接言词审理等原则;

不以运用法定的证据种类为必要，有时可以通过公告、支付令异议等方式确认案件事实(详见下文)，但也不排斥运用法定的证据种类;

至于证据是否在法庭上出示及用何种方式调查往往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必遵循证据交换规则、双方当事人质证程序和辩论程序。相对于严格证明来说，自由证明侧重于证明的快捷性，旨在避免诉讼迟延。

再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78条规定“于法院已显著或为其职务上所已知的事实”为司法认知的事实，第279条至第280条规定了“自认”，第281条和第282条分别规定了“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法》第434条规定：“一、明显事实无须陈述及证明;众所周知之事实视为明显事实。二、法院履行其职务时知悉之事实无须陈述;法院采纳该等事实时，应将该等事实之文件附入卷宗。”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公证法》(第36条)和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9条、第13条、第74条、第76条)、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5条、第68条、第70条)等规定，众所周知的事实、公证的事实、预决的事实、推定的事实、当事人诉讼上自认的事实等，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1998年)第334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

①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

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

③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

④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⑤法律规定的推定事实。

⑧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的相关法律依据有哪些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奖罚条件违法公平、有偿的基本原则，显示公平的，应予撤销。
2.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建筑工程造价条款，合法有效。
3.工程质量存在问题，建设方超过诉讼时效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有观点认为，就建设工程质量瑕疵发生的修补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2年普通时效。如《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24条规定。
4.发现承包人聘用的管理及施工人员达不到资质，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但对承包人已完成的经验收合格的工程，应适当补偿提前终止合同的损失。
5.代建单位迟延交房时间已超出了设计变更可以适当延期的合理期限，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受托方要免除自己的迟延交房的违约责任就必须举证证明迟延是由委托方设计变更造成的，但是设计变更所造成的迟延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
6.发包人提前使用未经验收建设工程的，出现质量问题，应自行承担责任。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是否对保修期内出现的其他质量问题承担责任)
7.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发包人与第三人合资成立新公司，由新公司继受该项目的，承包人未获得工程款，无权请求原发包人、合资的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8.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的顺延工期的条件不明确时，法院可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折算相应工程的工期。
9.工程结算鉴定结构已认定了增加施工部分的工程造价的，法院不宜在此基础上，于鉴定结论外增加工程造价款。
10.名为购房合同实为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认定
11.《遗留问题处理通知书》不能否定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合格证书的法律效力，工程合格证书应作为法院认定该工程质量是否合格的依据。质检部门在作出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或优良等级认定的同时，出具的《遗留问题处理通知书》中开列的质量瑕疵，属于合格工程中存在的需要整改的质量保修范围。当事人提出的工程使用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不能推翻质检部门对工程质量等级的认定及否定建设工程质检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合格证书的效力。质检部门核发建设工程合格证书的行为属于一种确认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
12.名为房地产续建合同实为在建工程转让合同的区别和认定。当事人签订的房产续建合同没有约定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内容，而是约定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确定的补偿款，该续建合同应属于在建工程转让合同的性质。作为在建工程的受让方，在签订转让合同时并不需要必须具备房地产开发资格，受让人继续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的，则应具备此资格。
13.从事简单的劳务性工作不需要特殊的施工资质，签订的施工合同系有效合同。
14.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实际增加了建筑施工面积，但未约定计费的，依照原合同约定的结算标准计算。
15.审计机关建设项目的竣工决算审计是对建设资金使用的财务监督，不能约束和否定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国家审计署《审计机关对国家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实施办法》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以未经国家审计部门审定为由，否定双方认定的鉴定单位作出的鉴定结论，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16.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认定工程造价不应仅以鉴定结果确定。认定工程造价应以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和预算、决算和还款协议为准，而不应仅以鉴定结果为准。
17.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审核结算书的条件未成就时，法院委托中介机构对工程量和工程价款进行鉴定，当事人在法院组织下就鉴定结论质证后，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
18.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发包方对承包方处以罚款，不受法律保护。
19.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中，承建方在对方拖欠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对延期竣工享有后履行抗辩权。
20.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不按时支付工程进度款的违约责任和竣工结算后不支付工程结算款两种情况下的违约责任，所涉工程没有竣工的，应按拖欠工程进度款的违约条款承担责任。
21.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违约责任的利息未约定付款时间的，应当从当事人主张之日起算。
22.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中，审计机关对国家建设项目的决算审计并非最终决算依据，法院应对审计结果依法审查质证，并根据事实作出判决。审计机关对国家建设项目的决算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对承担单位并无约束力，也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签订的合同效力。在诉讼中法院对已经形成的审计结果应作为诉讼证据进行审查，能否采信取决于其是否具备法定要件。当审计机关对国家建设项目依法审计的工程价款与当事人已确定的工程价款不一致时，一般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的判决依据。
23.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方不知道受托方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是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主体。
2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未约定工程款结算期限，承包人并未知道或应当知道发包人拒绝支付工程款，承包人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没有起算。
25.由建设的单位向施工单位支付配合费，不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对有关收费条款的约定对当事人应具有约束力。效力高于有关规章规定的取费标准的效力。
26.建设单位未经竣工验收就开始使用工程，应当自其开始使用工程之日起计算利息。
27.发包方委托第三人与承包方直接进行工程款决算审核工作而达成的一致意见，可以作为承、发包双方决算工程款的依据。
28.鉴定机构根据双方约定按定额取费而计算出的工程造价中已包含当事人的利润、税费等内容，当事人主张增加的，不予支持。
29.建设工程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主张返还名为保证金，实为无还款期限的借款的请求，应予支持。
30.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双方对材料价格有争议时，如有明确约定且已经价格鉴定机构鉴定的，该鉴定结论即有证明力。
31.监理单位的意见不能作为已经竣工验收的依据，该验收报告不发生竣工验收的法律效力。
32.建设单位为督促施工方尽快施工而向其发函推测工程的形象进度完成状态，不构成诉讼中的自认。
33.利息是付款责任的附随义务，属于法定孳息，与当事人应有的付款责任同时产生。
34.没有证据和事实推翻合同约定时，应当依照合同约定的方式结算工程款。一方当事人抛开合同约定的包干总价，提出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申请，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35.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同意将建设工程全部转包给第三人，应当按照实际施工人资质，据实结算工程款。
36.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同意将建设工程全部转包给第三人，发包人非转包合同签订人，不能请求该转包合同无效。非合同签订人不能请求他人签订的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对合同效力虽有主动审查义务，但是其审查范围应是当事人诉至法院的合同。
37.不能以当事人选择适用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格式合同文本中的通用条款为据，推定出发包人认可以承包人报送的竣工结算文件为确定工程款数额的依据。当事人应对此作出特别约定。
38.承包方与发包方签订合同后，又以内部承包合同的形式将由其履行的承建义务转包给当事人，其行为应认定为“转包”性质，当事人符合“实际施工人”的条件。
39.自然人同时担任两个企业法定代表人并未该两企业利益签订工程发包合同的，由发包方承担合同责任。一人同时担任两个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以其中一个企业的名义签订工程发包合同，同时又为另一企业进行部分牟利，但未告知承包方的，应由发包人向承包人承担合同责任。
40.受害方违约在先的，不能主张逾期营业损失。
41.建设施工中形成的债权可以转让，且受让人在有效期限内可以行使该建筑的优先受偿权。
42.当事人对款项争议焦点是款项性质及其归属的，属于人民法院应作出裁判的内容，不需鉴定工程费用数额。最高院在审理建工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启动鉴定程序持谨慎态度。如果鉴定机构出具咨询意见就可解决问题的，就不再启动司法鉴定程序。
43.法院应当依职权认定名为分包实为转包的合同无效。
44.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版本的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文本而非以存档合同文本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45.委托代建合同关系中，受托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而不是严格责任。
46.招标人与中标人未按《中标通知书》内容签订施工合同，对签约在先的施工合同不发生变更的效力。
47.建设工程造价鉴定结论超出当事人约定的鉴定范围的，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48.已付工程款是建设方应负的合同义务而非损失，在未超额给付工程款的情况下，以已付工程款利息计算违约赔偿数额没有依据。
49.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未约定工程竣工日期，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应适用《合同法》第286条的规定，不应将合同解除日类推为工程竣工日。
50.合同内容不明确，相关招标文件的内容具体明确的，可以作为明确双方争议点的依据。
51.在缺乏直接有效的工程款结算依据情况下，应综合现有证据、证据责任分担等作出裁判。
52.施工单位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金后不再承担赔偿责任。
5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包含“最后双方认可的工程总价”内容的让利条款，不是附生效条件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