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中的基础及其适用

㈠ 专利法第4次修改的几点意见

一、关于《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的必要性以及修改进程。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介绍了《专利法》修改的基本情况。中国的专利制度在1984年建立，1985年生效实施，目前已经进行三次的全面修改。专利制度实施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加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在取得成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专利保护领域出现了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专利的保护和运用，以及创新主体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尤其创新主体面临一些困难，保护周期长、取证难、赔偿低、效果差，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有必要从法律的层面上进一步的规范。

为了落实中央和国务院近年来对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形势的需要和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的要求，解决创新主体现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必要对这专利法做进一步完善。201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专利法第四次全面修改草案的建议稿上报了国务院，现在国务院法制办也正在就上报的送审稿开展意见征集和审议的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力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开展相关的工作。

二、关于群体侵权和重复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

专利管理司副司长赵梅生表示，对某个专利权人在一个时间段内同时的侵权，对专利权人创新的积极性打击非常大。重复侵权指的是某一个专利权人的专利权在一定时间段内、在一定的区域内被同一个主体侵过一次权，而且被司法机关认定被侵权后，又重复侵权，又被发现。这两种侵权行为，在侵犯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又严重的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而且伤害了社会公众利益。有必要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对重复侵权和群体侵权行为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这样才能有效维护专利制度的运行秩序，给专利权人和创新者以信心。

三、关于互联网专利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专利管理司副司长赵梅生表示，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近几年来电子商务的侵权行为也越来越多。尽管《侵权责任法》第36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包括侵犯知识产权相应的责任有了原则的规定，但是具体到专利侵权方面还不够具体和细致。专利法目前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有必要在修改时做相应具体的规定，对电子商务平台，在接到权利人或者利害相关方的“通知”后，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明确界定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明确电子商务平台、权利人和电子商务平台上的经营者的权利、义务关系，促进电子商务更加快速健康的发展，有效抑制网络上的侵权行为。

四、关于专利行政部门对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调查取证手段

专利管理司副司长赵梅生表示，专利权作为无形财产权，侵权证据的收集非常难，具有高度的隐蔽性，相关的侵权证据往往在侵权人手里。侵权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政府机关应该发挥事中事后监管的职责，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主动收集证据，收集证据时保证公正、中立，客观全面的原则。目前这方面的规定还不够完善，调查取证手段缺失。希望此次《专利法》修改能把政府机关调查取证的手段细化，有利于提高专利权保护的力度、保护的公正性，也是立法修法的必要性。

五、关于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和申请文件的保护范围

外观设计审查部部长林笑跃表示，局部外观设计保护是送审稿对加强外观设计保护重要的修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外观设计在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企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产品的颠覆性的设计、全新的设计的情况相对较少，大部分的设计创新都是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做局部的改动。但是，现行法中对整体的保护是“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原则，即设计要全面的去比对才能看出它是否有可专利性。这种情况就弱化了对局部的保护，所以这次修改对局部有特点的部分给予更重要的保护，对设计人员来说权利保护增强了，这方面的修改非常重要。

对申请文件的要求和保护的范围，会在以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和专利审查指南当中做进一步的细化。比如申请的时候可以通过虚线和实线的结合，来区分整体产品和局部设计，通过色块区分或者通过明暗度等这样的手段来提交申请。另外，在保护范围上，要考虑到这个局部设计在整体产品类别上属于哪个类别。再有就要考虑局部设计占比例的大小、位置的关系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保护范围。

六、关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限从十年延长到十五年

外观设计审查部部长林笑跃表示，一方面，对比从国际上几个大的有外观设计专利的国家和地区，我国目前外观设计的保护期限相对是最短的，其他国家有十五年、二十五年；另一方面，一些高水平的设计产品周期相对更长；另外一些经典设计有这样的需求，想获得更长时间的保护，让公众对他的产品形象有更长远的认知，这对品牌、对形象、对他设计的DNA的延续都非常有作用，所以针对于社会公众这方面的需求，调整了保护期限。我们国家也在积极考虑加入海牙协定，海牙协定是促进企业向外申请的非常好的渠道，海牙协定规定对外观设计最低的保护年限是15年，调整保护期限也是为了适应海牙协定的需要。

七、关于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表示，目前我国专利侵权成本很低，而专利权人维权的成本很高，导致现实中有些企业专利权人在维权过程中赢了官司输了市场。作为无形财产的专利权，在前期的投入和后期的维护过程中都需要很大的成本。本次修法提出惩罚性赔偿，对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在赔偿时不仅仅是要求他给予权利人补偿性、填平性的赔偿，而是对侵权行为予以警示的、惩戒性、惩罚性的赔偿，对于赔偿的数额，建议法院可以对这样的故意侵权行为进行1—3倍的处罚。这样就加大了惩罚的力度，同时也是对权利人维权成本的一个极大的补充。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在《商标法》里已经有所体现，在其他的知识产权立法里也正在考虑。

八、关于专利权评价报告

外观设计审查部部长林笑跃表示，在现行法规定只有专利权人和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评价报告的请求，目前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评价报告。这次修改增加了专利权评价报告提出的主体，除了专利权人以外，被诉的侵权方也可以主动提出出具评价报告的申请。在侵权诉讼当中，如果申请人觉得这个评价报告对他不利，可能就不主动提出评价报告，对法院及时的裁决或者准确的裁决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被诉侵权人主动提出评价报告的请求，对法院能够及时作出准确的判决非常有利。

专利权评价报告的作用，在诉讼侵权当中会用得到。另外，此次修改新增了当然许可制度，声明当然许可的时候就要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权评价报告不仅局限在外观设计，作为初审制度的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两种专利都可以提出评价报告这种请求。

九、关于专利当然许可制度

专利管理司副司长赵梅生表示，专利当然许可制度通俗地讲，是一种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专利权授权后，权利人可以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把专利权放在公告栏上，通过网络或者纸电的方式，向全社会公开。全社会的任何人在专利开放许可期限内都有资格来获得许可，向权利人缴纳许可使用费。

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都有当然许可制度，在英国当然许可占所有专利许可的比例近年来已经高达40%；目前除中国外，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都有当然许可制度；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马来西亚、泰国也都有当然许可制度。当然许可制度是促进专利实施的比较普遍、开放的、普惠的方式。如果中国在本次修法中能引入当然许可制度，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能加快国内专利的实施和运用，对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实施，对专利制度的有效运行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表示，专利制度实施30多年来，近几年中国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都快速增长，企业创新的热情和能力处在快速爆发过程中。很多专利技术，由于专利权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尤其是一些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申请的有价值的专利技术处在沉睡的状态。为了使专利权人能够便利地把自己的技术信息传达出去，同时让需求方快速找到该技术，通过法律手段，从政府服务的角度建立平台，增加了技术转让双方的便利性。

十、关于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制度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表示，标准和专利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两个法律制度领域的连接点。一方面要充分保护专利权人在技术创新方面作出的贡献，但同时也要考虑到作为标准实施方在制造产品时，妥善解决其与专利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专利权人在这方面所要履行的义务。

实践中，有一些标准的方案里面涵盖了某些专利技术，而专利权人在制定标准过程涉及到专利技术，要求参与标准制定的专利权人披露自己专利的信息，而且要作出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发放许可的承诺。但是在实践中有一些个别的现象，专利权人在参与标准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充分披露他的专利信息，可能导致后来标准的实施者专利侵权，这就需要专利权人本身要承担公开和披露的义务。

这次《专利法》修改提出针对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如果专利权人没有诚实的披露设计的专利信息，其行为就有瑕疵，会因为自身不诚信导致上述后果。对此，专利权人一方面要行使权利，同时要履行公开的义务。如果没有诚实披露，视为默示许可的标准实施者实施这项专利，但是这项专利不是免费实施的，其他的企业和厂家还是要向专利权人支付合理的使用费。

我国目前仅在《标准化法》的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要求专利权人在制定标准过程中要披露信息，但是如果不披露，其法律责任并没有相应明确规定。而《标准化法》和《专利法》之间的衔接就是通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披露信息，对专利权人不披露在《专利法》上应当承担何种法律后果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表示，专利权人在行使权利和参与标准制定的过程中，要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国家的标准化制定的法律法规跟《专利法》之间制度方面妥善衔接，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规定。

十一、关于专利代理机构的设立和专利代理师资格的行政审批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宋建华表示，专利代理人在专利制度实施中的重要一环，专利代理人对于专利申请、企业的创新，对专利文献、技术、信息的利用，以及专利授权后的专利维权、保护，转让、实施、运用，专利代理人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专业的作用。专利代理人提供专业技术性非常强的法律服务，其资质涉及到重要的公民的财产性的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需要获得相应的行政许可，以保证创新主体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这次《专利法》修改对代理制度的一些重要的规定，比如从事专利代理业务，要经过行政许可。对于没有经过行政许可的行为要进行相应的处罚。实践中，有一些人员或机构没有获得专利代理的行政许可，却以欺骗公众的方式招揽专利代理业务，严重影响了整个市场秩序，直接伤害了创新主体的权益。

㈡ 民事方面涉及惩罚性赔偿的问题，涉及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什么时候两倍赔偿，什么

我是从事相关工作的，具体操作中，2倍赔偿和10倍赔偿的选择还是根据当事人的协商，受害方要求过高，不能超过货物10倍价值，有上限·没下限！因为受害方是掌握主动权的，他可以要求10倍以内的赔偿。

㈢ 侵权责任法有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民法上的赔偿以填补损害为原则，使受害人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回态，因此，对于答超出损害部分的请求数额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对于某些情形，法律规定了加重的惩罚性赔偿，对侵权人进行惩罚。在《侵权责任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前，我国惩罚性赔偿主要存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食品安全领域、商品房买卖领域。《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故，对于存在缺陷的产品，被侵权人有权向明知该缺陷并生产、销售的侵权人主张惩罚性赔偿，对于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标准，《侵权责任法》并未规定，实践中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确定赔偿数额。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㈣ 我国最新的侵权责任法和以前的侵权责任法中关于产品责任法的区别以及对承担责任的影响

一、明确“产品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学者一般认为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而不是一种违反合同的责任。《侵权责任法》首先规定了生产者的侵权责任，该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该法也规定了销售者的侵权责任，该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比《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赔偿责任”更为明确。“侵权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不同，它不以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而是基于产品缺陷造成他人损害这一事实而产生的，它是对法定义务的直接违反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因此，无论是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有直接合同关系的消费者、用户，还是其他第三人，因使用缺陷产品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受害人均可要求赔偿。从举证责任上讲，只需要证明产品的缺陷、损害、使用有缺陷的产品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未规定排除适用“产品责任”的情形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生产者三种排除产品责任的情形，即生产者能够证明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等情形不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侵权责任法》对这三种排除情形未作规定，从立法进程来看，最终颁布的法律成文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依据法律，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内容。也就是说，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来看，只要产品缺陷确实造成了他人损害，生产者都不能免责。从法律适用的原则来说，同一层级的法律规定，“新法”优先于“旧法”。因此，从这一条款来讲，无论是否投入流通，生产者必须承担产品缺陷引起的侵权责任，加大了企业的责任，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意识。为了平衡受害人与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生产者、销售者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有力补救措施的，可以不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款也是“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依据。相比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经营者发现严重缺陷采取措施，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告知消费者，《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高层次的保护，更加符合产品质量状况“符合性标准”达标、“可靠性标准”不符合的新形势，鼓励企业在发现产品存在缺陷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

三、第三者过错造成产品缺陷可追偿

虽然《侵权责任法》没有直接规定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产品责任，但是该法明确规定了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对第三人责任的追偿。《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这一新的规定明确了造成产品缺陷第三人的过错责任，保护了生产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也是对“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等规定的发展，体现了民事责任归责的新要求，符合当今产品生产制造分工日益复杂多样的实际情况。

四、“产品缺陷危险”可以预先介入

“产品缺陷危险”是指产品缺陷可能产生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后果，但尚未发生损害后果的情形。《产品质量法》仅对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规定了救济措施。《侵权责任法》除了对已造成损害的情形进行调整，还对产品缺陷危险规定了承担责任的形式。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通过及时排除、消除缺陷产品损害的危险，防范于未然，能够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五、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产品责任”

惩罚性赔偿，是由法院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是严厉性程度最高的一种民事责任形式。惩罚性赔偿是在承担补偿性民事责任基础上承担的增加赔偿责任，其用意在于涉及责任人的精神痛苦，即国家通过强制性手段对责任人财产施加损失以达到惩罚的功效。《侵权责任法》新规定了“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在对消费者给予补偿性赔偿之外，还对责任人处以惩罚性赔偿。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一规定，一方面提高了受害人获取赔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样板作用，惩罚过去的行为遏制未来类似的行为。这无疑对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经营者产生巨大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肆意妄为。相比较之前我国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于因欺诈产生退一赔一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侵权责任法》的新规定作为立法的亮点，引发生产经营者、消费者的很大关注。从操作性上看，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关于“缺陷”的界定还要更谨慎，如何证明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值得思考。

六、“产品责任”作为侵权责任应当优先

《侵权责任法》在第一章“一般规定”中确立了“侵权责任优先”的原则，即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在法律实践中，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可能同时产生两种以上的法律责任，而有时数种法律责任又不能相互取代，当这些法律责任都要以财产支付为内容时，可能出现违法者财产不足以同时承担全部财产责任的情况，这时应当优先承担产品责任。这是对《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延续和发展。《食品安全法》也体现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精神。产品责任优先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人为本，以消费者为本，以受害人为本的法治理念。通过违法者的损害赔偿弥补受害人财产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害，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七、“产品责任”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在现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产品责任也适用这一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侵害人身权益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财产权。如果侵害了财产权益，就要根据财产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责任法》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还比较原则，比如“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或通过案例指导进一步具体明确。然而，这一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明确规定将对追究产品责任产生积极的影响。当人们由于产品缺陷受到精神损害时除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获得救济外，受害人也可以请求经济赔偿来救济和抚慰。精神损害赔偿兼容了抚慰性、补偿性和惩罚性，既是对受害人精神权益的民事权利救济，同时也对侵权人彰显了一定的经济惩罚性，以示制裁和训诫。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消费者的精神权益，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㈤ 侵权行为可以有惩罚性赔偿吗

民法上的赔偿以填补损害为原则，使受害人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因此，对于专超出损属害部分的请求数额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对于某些情形，法律规定了加重的惩罚性赔偿，对侵权人进行惩罚。在《侵权责任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前，我国惩罚性赔偿主要存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食品安全领域、商品房买卖领域。《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故，对于存在缺陷的产品，被侵权人有权向明知该缺陷并生产、销售的侵权人主张惩罚性赔偿，对于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标准，《侵权责任法》并未规定，实践中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确定赔偿数额。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㈥ 知识产权人的通知及平台内经营者的删除规则,具体内容是什么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随着《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逐渐受到更多关注。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电商平台的“通知-删除”规则，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成为权利人关心的话题。本文通过对淘宝、京东、拼多多、eBay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实证研究，对“通知-删除”规则的含义及构成要素进行说明，还对权利人如何使用这一规则提出了指引和建议。

一、电商法中的“通知-删除”规则

法律上应用最广的关于中介责任的限制，是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Millennium Copyright Act)》中规定的“避风港制度”开始。由于其中的“通知和移除”机制影响最大，一度成为“避风港制度”的代称。“避风港制度”的基本内涵是，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使用信息定位工具，包括目录、索引、超文本链接、在线存储网站，在其链接、存储的相关内容涉嫌侵权，如果其能够证明自己并无恶意，并且及时删除侵权链接或者内容，则其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过程中，“避风港制度”逐步演化成为了电商平台的“安全港”，甚至演变成某些电商平台避免责任的挡箭牌，也沦落成为职业打假人非法牟利的工具而遭到恶意使用和滥用，因此亟需从实务的层面进行探讨。

新出台的《电子商务法》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及“避风港制度”集中规定在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五条。其中，第四十一条为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第四十二条至四十四条为治理规则，第四十五条为责任规则。《电子商务法》不仅从立法层面将“避风港制度”的适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扩大至电子商务领域的知识产权侵权，为电商知识产权保护适用“避风港制度”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还进一步明确了电商平台经营者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法律后果，即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也规定了权利人“错误通知”的民事责任及“恶意通知”的加倍赔偿责任，规制了投诉方滥用“避风港制度”的情况。

《电子商务法》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可以总结成“四步法”，即：通知→电商平台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同时转送通知→网店经营者反通知→电商平台转送此反通知并视权利人是否在15日投诉或起诉来决定是否恢复。新规则赋予了被通知人反通知的权利，使其有机会就通知内容发表相应的反馈意见并阻止平台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将《侵权责任法》中简单的“通知-删除”规则细化为类似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通知-删除-反通知-恢复”，整个操作流程更为完整合理，更好地平衡了各方利益。

二、“通知-删除”规则的运用及不当使用的法律后果

（一）通知的效力

知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有权通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下简称“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以下简称“删屏断终”）等必要措施。平台的“删屏断终”行为有维护商誉等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更主要的是在履行法定的义务，也就是《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别于之前电商平台处理知识产权侵权的实践，电商平台不再拥有根据情况综合判断是否删除的权利与义务，而是在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以拼多多近期更新的《维权投诉指引》为例，该指引规定：拼多多在收到权利人提交的《通知书》后，将对投诉内容及相关材料进行表面审查，表面审查程序包括受理审查和转送通知（如下图所示）

图4

为平衡权利人和被通知人之间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首次明确了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受理条件。该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前提条件：①权利人发出了侵权警告；②权利人被警告方或其利害关系人提出了书面催告（前置程序）；③权利人在合理期限内未撤回警告，也未提起诉讼。

在北京水木天蓬医疗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水木天蓬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速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中，案号为（2015）京知民初字第2173号，水木天蓬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涉案产品不侵犯涉案专利，并要求速迈公司承担消除影响的侵权责任。水木天蓬公司关于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得到了一、二审判决的支持，法院最终判令速迈公司需要通过在其官方网站刊登公告的方式消除警告函给水木天蓬公司商誉造成的影响。本案判决明确了在侵权指控最终被认定不成立的情况下，专利权利人向竞争对手的客户发送警告函的行为很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专利权利人需要就不当警告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通知-删除”规则运用建议

“通知-删除”规则在我国立法体系和司法实践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范流程，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有效通知将触发“删屏断终”的法律效果。然而，知识产权权利人通知中的诉求应当合理，需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需要结合所查证和掌握的侵权线索针对不同的侵权行为提出不同的诉求。含有不合理诉求的通知电商平台可以不予以处理，也无法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并且容易引发被通知方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给权利人的维权行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产生不必要的成本。因此，权利人在准备通知时，首先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维权目的正当、不侵害名誉、不进行商业诋毁等原则，需要对所涉侵权的具体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充分考量和论证后发出。通知的内容切忌空泛和笼统，对于权利人的身份、所主张的权利的有效性、权利的保护范围以及其他据以判断被警告行为涉嫌构成侵权的必要信息也应当予以披露。

当知识产权权利人认为构成侵权的法律事实及法律责任比较明确，可以直接要求、催告和敦促电商平台删除网上侵权内容及链接或停止使用侵权标识等行为；如果构成侵权的法律事实或责任有所争议、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结果不太确定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向经营者发出通知，警告对方注意相关法律风险，从而使其主动停止侵权行为，进行产品下架；如果尚未掌握特别有利的证据但存在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则可以通过提示争议风险，争取协商解决。为此，我们建议权利人在发函之前需要夯实权利基础，对是否构成侵权经过专业的审查判断，固定好相关侵权证据并留存针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记录和工作底稿，必要时可以证明已尽谨慎注意义务。

电商平台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对平台内商家实施侵犯知识产权依法主动采取必要措施很有必要，否则应当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处罚。为此，电商平台在“通知-删除”义务基础上，还应尽到一定主动审查义务，即电商平台对应通过构建符合要求的监管、巡查制度以及技术手段，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审查，发现侵权行为应及时进行处理或及时通知权利人。电商平台如果未采用同行业普遍采取的预防侵权的技术措施，则有可能被认定为存在过错。特别是对于“通知-删除”规则不能适用的领域，例如“微信小程序”，或规则适用难度很大的“微商”等领域，电商平台更需要主动审查。如果出现电商平台监督商家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的情况，权利人也可以尝试依据第八十四条进行行政举报或投诉，督促电商平台进行有效治理。当然，权利人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平台、社会组织、消费者的共同作用，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的电商协同治理体系，才是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路径。（王良：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翌静：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实习生）

㈦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是什么，功能是什么

第一、惩罚功能：惩罚性赔偿按照字面理解当然是对恶劣的不法行为给予惩处，以超出受害人实际损失的金钱作为赔偿来达到惩罚侵权人的目地。按照我国传统民事责任的赔偿方式，一般以补偿原则为主，即侵权人只负责赔偿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

从社会角度讲，侵权人恶劣行为势必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社会的基本价值必然会受到伤害。然而，在民事领域，很多情况都不能通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法律对侵权人加以惩处，如果没有其他惩罚措施，会放纵侵权人继续以类似方式侵害他人进而实现自己的某种目地，不仅对受害人不公平也会对社会的基本价值造成伤害。故而需要在民事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通过惩罚侵权人进而恢复侵权人与受害人双方的对等价值，同时弥补对社会价值造成的伤害。惩罚性赔偿的引入重新肯定了被害人因加害行为而丧失的“人的价值”，通过给予惩罚赔偿金的方式弥补了受害人因侵权事件的发生而无法实现的价值。惩罚功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首要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它的存在可以有效弥补传统民事赔偿领域的补偿性赔偿的不足，进而使惩罚性赔偿作为一项独立的救济机制存在于私法领域之中。在使用惩罚功能时，笔者认为既要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也要兼顾侵权人的利益，如果一味的保护前者，对侵权人的惩罚过大，那么也是不公平的。对于惩罚的程度，最好的方式是考虑侵权人的恶劣程度，惩罚的力度要与侵权人的恶劣程度相适应。惩罚的效果为重新恢复侵权人与被害人之间相对的价值关系，同时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

第二、补偿功能：众说周知，全面赔偿原则是民事赔偿的一般原则，既然该原则已经有补偿功能，那么为何惩罚性赔偿还要兼具补偿功能。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全面赔偿原则尽管是赔偿受害人的全部实际损失，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取证困难或者其他因素，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往往很难计算，由于现法律并不十分完善，对于诸如诉讼律师费或者其他非财产损失，往往不加以支持或者大打折扣后支持，这就造成了受害人所受的实际损失在实际审判中往往不能完全得到赔偿，惩罚性赔偿的引入就是为了弥补法律的不足。通过惩罚性赔偿可以解决由于法律不支持的精神上的损害、人身损害以及对未来收入的损失等，可以达到充分补偿受害人的目地。

第三、阻遏功能：阻遏功能与刑法的预防作用相似，也具有两个效果，即一般阻遏功能和特殊阻遏功能。一般阻遏功能即是通过对侵权人的恶劣的不法行为处以严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通过案件判罚所散发的威慑力量防止其他人从事类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为。特殊阻遏功能则是通过让侵权人感受到侵权所遭受的惨重代价而不再从事类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为。如果说惩罚性功能和补偿性功能更多的在于维持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的相对的公平正义，体现的是维护个体的价值。那么阻遏功能则更多的在于维护社会良好秩序，保护社会价值不受损害。与刑法类似，阻遏功能也是基于社会大众在参与社会活动时是理性的，在做出某种行为前会平衡利弊得失。如果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的弊端要远大于利益，那么行为人将不会实施该行为。阻遏功能即时通过以往案例的严厉的惩罚性赔偿，使行为人在权衡利弊后不从事该类违法行为，达到维持社会良好秩序的功能。

第四、鼓励私人执法：鼓励私人执法功能也可称为激励功能，因为惩罚性赔偿的金额往往都高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很多，这就激励了受害人在遭受侵权时能及时起诉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不用担心像全面补偿原则那样，由于取证难等原因导致实际损失往往很难计算，造成了“赢了官司，输了金钱“的局面。之所以称为鼓励私人执法功能，这是因为在最初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英国，因为公民崇尚自由，所以并未建立强大的检察和警察系统，这就需要鼓励私人充当“检察官”的角色来追诉不法行为，达到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在现代社会，由于财政原因不可能组织大量的执法人员，又由于在私法领域，公务人员并不像公法领域那样有动力去主动的追诉不法行为，这就造成了很多不法行为不能得到追诉，这就需要私人参与执法。特别是对于受害人的损失很小但是却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案件，受害人并不会因为公共利益的损失而提起诉讼，这就造成了不法行为的继续发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在于鼓励被害人成为“私人检察官”，实现执法目的，不仅有利于被害人，更有利于社会公共福祉。鼓励私人执法往往借助于惩罚功能，其目地是为了阻止侵权人本人和其他人从事相同和类似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其作用比起惩罚功能和阻遏功能要稍弱一些。

综上所述，惩罚性赔偿的四个基本功能中，惩罚功能和阻遏功能是其核心功能，是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的根本所在。而补偿功能是对现有补偿性赔偿方式不足的补充，随着法律的日益完善，可以预见补偿功能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弱。鼓励私人执法功能作为弱于核心功能 的次功能，在私法领域日益发达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㈧ 新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情形有哪些

一、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中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最早见于公元前20-18世纪的奴隶制法典，在人类早期立法中较为普遍 。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特别是大陆法系建立了公法和私法严格区分之后，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私力救济措施逐渐被大陆法系国家所放弃。而英美法系则延续了这一古老的赔偿制度，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二战后，在两大法系的不断融合借鉴的背景下，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本着实用主义的原则，重新尝试在部分私法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是指，为惩罚和吓阻恶意侵害行为，而判令加害方承担的超出受害方实际损失的金钱赔偿。设置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惩罚加害人的不法行为，遏制侵害行为的再次发生。对于惩罚性赔偿所具有的功能，学术界存在众多观点，但基本认同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侵权、吓阻再次侵权及鼓励维权的功能。
新《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第一次将惩罚性赔偿引入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法律体系的构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此之前，我国知识产权适用的损害赔偿数额主要计算方法为三种，即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获利以及法院酌定的法定赔偿。此外，我国《专利法》及司法解释中还存在“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1至3倍合理确定数额”的规定。这其中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无疑符合填平原则，而其他几种损害赔偿计算方式是否带惩罚性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侵权人违法获利、许可费倍数两种计算方式，均是在无法直接计算的情况下对权利人损失的一种推算，属于推定填平权利人损失，并未突破“填平原则”。修改前后的《商标法》关于法定赔偿的规定，均要求在酌定赔偿数额时需考虑“侵权行为的情节”，因而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属于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赔偿的混合体。虽然带有部分惩罚性赔偿的因素，但法定赔偿所确定的数额由于无法再细分出惩罚性的部分，因而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不同于“填平原则”下的补偿性赔偿。补偿性赔偿目的在于填平受害方的因不法行为所受的损失，而惩罚性赔偿旨在对不法行为惩处，进而吓阻侵害的再次发生。因此，补偿性赔偿所针对的是受害方，主要考量受害方所受到的损失，以受害方实际损失或推定的损失为计算依据。惩罚性赔偿则针对加害方，主要考量加害方的恶意性和危害性，并以侵权行为的情节和主观恶性为计算依据。同时，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不具有填平受害方损失的补偿功能，不能将依据惩罚性赔偿原则增加的赔偿数额视为对受害方的补偿。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又是相互联系的，补偿性赔偿是惩罚性赔偿惩罚的基础。加害方先要对权利人的损失进行补偿性赔偿，然后再依据侵权人主观恶性及侵权情节考虑适用惩罚性赔偿。在确定了补偿性赔偿的数额后，法官依据侵害的情节、主观恶性，并参考其他因素，决定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之间的比例关系，使其与填补赔偿额具有某种合理的关联性,即所谓比例原则（the Ratio Rule）①
二、新《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具体适用的理解
（一）主观心态的认定
新修改的《商标法》中将适用惩罚性赔偿主观心态要件定义为“恶意”。“恶意”的含义为“蓄意或故意实施违法行为”，对应的英文为“malice”。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的语境中，“恶意”（malice）的主观恶性都强于“故意”（ willfulness），即要求侵权人具有“有邪恶的动机”，因此，《商标法》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心态条件要高于“故意”，不能简单引入域外国家或地区对“故意”的认定标准。由于侵权方的主观心态执法者无法直接获知，只有通过侵权行为的“情节”推定是否存在“恶意”。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列举部分应认定存在“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且“情节严重”的典型情形。
1、重复侵权。对于重复侵权应当属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适用惩罚性赔偿，一般争议较少，但问题在于如何定义重复侵权。重复侵权应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狭义的重复侵权仅指针对同一权利的再次侵权行为。广义的重复侵权则不限于同一权利及同一权利人，而是指对同一类权利的重复侵权行为。
笔者认为，在确定侵犯商标权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时，不应限于狭义的重复侵权，广义的重复侵权同样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即侵权主体此前存在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商标侵权劣迹，无论再次侵犯的是否为同一枚商标，是否为同一商标权人的商标，只要是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或者关联商品上，同一侵权主体再次侵犯商标权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均属于重复侵权。原因在于，商标的显著识别特性使得商标权的检索比其他知识产权容易，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有过侵权行为的主体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此前的侵权行为理应使得侵权方对此类商品的市场状况有进一步的了解，有鉴于此前侵权的教训，善意的市场主体理应主动进行检索以避免再次侵犯他人商标权。
因此，在相同类似商品的再次侵权，无论是否针对相同商标或相同权利人，在无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被视为“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进而面对较之以往更加严厉的惩罚性赔偿。换言之，对重复侵犯商标权的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意在强化市场主体的商标专用权意识，同时严惩以侵犯商标专用权为业的情形。
2、侵权者曾与商标权人签订过或涉及被侵权商标的许可合同、代理合同或产品销售合同，在合同履行期内，以及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从事针对该商标侵权行为，应当属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许可使用方、代理商或经销商，对被侵权商标十分熟悉，如果其从事侵犯该商标的行为，可以推定不存在过失的可能。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主观心态应当认定为基于此前在经营中对商标的使用和了解，谋取该商标所蕴含的商业利益，即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邪恶动机”，较之普通故意主观恶性更强，应认定为“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
同时需要指出，此类侵权行为在损害后果方面比其他普通主体的商标侵权行为更为严重，原因在于此类侵权者此前曾基于合同关系合法使用被侵权商标或销售过被侵权商标的产品，熟悉商品的销售渠道和特征，对消费者而言必然更加具有欺骗性，对被侵权商标的市场美誉度贬损更为严重。鉴于此类商标侵权行为侵权主体的主观恶性较强，对被侵权商标损害较大，应当对该类商标侵权行为适用保护力度更大的惩罚性赔偿，惩罚本次侵权行为的同时吓阻类似商标侵权行为再次发生。
但并非所有与被侵权商标有关的合同均属于上述情况。合同性质应与商标的实际使用紧密关联，代理注册或对商标进行广告宣传等合同的签约方，虽然其对该商标较为熟悉，但因其此前未销售过标注有该商标的商品，不应认定为“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而仅为普通商标侵权行为。同理，仅仅与商标权人就许可合同、代理合同或产品销售合同进行磋商，但最终未签订协议，也不属于上述“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情形。
3、侵权行为发生时，被侵权商标已达到驰名程度，在相同类似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商标，构成“恶意侵犯商标权”。此类侵权行为不同于对驰名商标在其他类别商品上的复制、摹仿或翻译等侵权行为，对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以及是否构成对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或翻译，需要进行司法或行政程序上判断。但基于驰名商标的知名度，在该商标赖以驰名一类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者消费者很难区分的基本相同的商标，一般市场主体均可以判断属于商标侵权行为。因此，此类侵权行为明显假借驰名商标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图谋不正当的商业利益，主观恶意明显，属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理应对此类商标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
上述三类仅是笔者基于自己理解的简单列举，无法涵盖现实中全部的“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情形。还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形，由法院作出就个案作出认定。
（二）确定惩罚倍数的参考因素
修改后的《商标法》确定了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比例，而如何确定具体的“倍数”，则应当参考与侵权有关的一系列因素。笔者认为，参考因素至少包括：1）侵权商标与被侵权商标的近似程度；2）被侵权商标的知名度；3）侵权行为的规模；4）侵权持续的时间；5）侵权的获利情况；6）侵权人此前是否存在类似侵权行为；7）侵权人的财力。8）是否因本次侵权行为受到过行政或刑事处罚。
侵权商标与被侵权商标越近似，被侵权的商标知名度越高，说明侵权方攀附被侵权商标的心理越强。侵权规模越大，时间越长，获利越丰厚，就更应加大赔偿力度，吓阻侵权方和其他可能的侵权方再次实施侵权行为。此前的侵权劣迹越多，说明主观恶性越强，越应当提高赔偿额，加大惩罚和威慑力度。而之所以要参考侵权方财力这一因素，其意在通过参考被告的财务状况确定足以对其产生惩罚和威慑的赔偿金，即如果被告财力雄厚，一般数额的赔偿金对其无法产生威慑作用，需要特殊的增加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只有达到其财产一定比例的赔偿或处罚，才能保证产生惩罚和威慑作用。
（三）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范围
1、惩罚性赔偿需要原告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惩罚性赔偿虽然带有一定公法性质，但其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法范畴，因此法院作出惩罚性赔偿判决的前提之一是原告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原告在诉讼请求中应当分别明确补偿性赔偿的数额及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如果仅笼统的提出赔偿数额，不应视为明确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此外，为支持原告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原告需要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被告侵权行为属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且“情节严重”。
2、法定赔偿不可附加惩罚性赔偿。修改前后《商标法》关于法定赔偿的规定，在酌定赔偿数额时均需考虑“侵权行为的情节”，因此法定赔偿已经带有部分惩罚性赔偿的性质。而修改后的《商标法》明确规定，只有实际损失、侵权获利以及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三种方式确定的赔偿数额，才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即明确将法定赔偿排除在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范围之外。法院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参考了侵权方的“侵权情节”，最终确定的数额实际是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的总和，无需再次提高数额。
3、因本次侵权行为已经受到行政处罚或是刑事处罚，不应再适用惩罚性赔偿。行政和刑事处罚均是针对侵权方侵权行为的主观恶性作出的，作用和对象于惩罚性赔偿基本相同，如果在行政或刑事处罚后再次适用民事的惩罚性赔偿，则存在重复惩罚的问题。因此，如果因同一侵权事实侵权方已经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的情况下，权利人在民事程序中仅可获得补偿性赔偿，而不应再获得惩罚性赔偿。

㈨ 中国目前有没有一部独立的侵权行为法

没有专门的侵复权行为法。侵制权行为和对侵权行为的处罚的规定分别设立在各个部门法之中。

2002年12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侵权责任法编》,作为侵权行为法的官方草案,兼有一般化规定和类型化规定,也对于不同权利客体的侵害为分别不同的规定,因此,立法方向基本上值得肯定。草案的一大特点是对无过失责任规定比较多,而不规定引诱他人违约的侵权责任值得赞同。但是草案的部分条文规定有待厘清或斟酌,对惩罚性赔偿应加以规定。
此法编可以认为是我国侵权行为法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