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电视隐性采访的优点
隐性采访在新闻实践中越来越多地运用，尤其在广播电视媒体中，应用率非常高。有学者称，这种采访方式“已经成为焦点类节目的有力武器”。①但是，隐性采访是否有悖于我国的道德规范，是否有悖于《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的规定，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曾经做过电视记者的伦理学教授海曼认为隐性采访的存在是必要的，应该提倡。②
隐性采访令采访对象处于“不设防”境地，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和真相，从而有效地突破显性采访的封闭性和新闻事实的隐蔽性，采访鲜活有力的第一手资料，最大限度地向受众提供客观公正的原生态新闻。
隐性采访一般是对非道德行为的采访。尊重从事非道德行为的被采访者拒绝采访的声明，实质是尊重被采访者的非道德行为，这是有违社会公共道德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支持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思想和行为，勇于批评、揭露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言行和消极腐败现象，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隐性采访并没有违反“尊重被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的规定，反而维护了主流社会的道德理想。2002年3月全国九届人大会议上，翁维权等34名全国人大代表递交227号议案——《关于“电视暗访”应当立法的议案》中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先进的设备采用隐蔽手段在未经他人同意下进行的所谓‘电视暗访’已被有关部门应用。在我国主要用于一些违法违纪事件，其新闻监督、提供证据等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后应当有序地开展，并不断加以完善。”
随着媒体生存压力的不断加大，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隐性采访是新闻媒体在新闻竞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隐性采访将不为平常人所知的“内幕”原原本本地展现，满足了受众好奇探究心理的同时，也获得了受众的青睐。
因此，隐性采访的存在既有必要性又有合理性。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健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隐性采访在新闻采访中具有的独特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展现。
既要开放又要约束
隐性采访能产生一系列正面作用，但是隐性采访也会成为居心叵测者获取利益、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的工具，其操作不当会给利益相关者带来伤害，媒体及记者也容易惹上官司。历史上曾经撼动美国政坛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绯闻案”等，都是由记者通过隐性采访向公众披露的。③
隐性采访中经常会涉及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等一系列人格权利，记者采取的手法不当，很容易触犯被采访对象的相关权利，使被采访对象感到利益受到侵犯。1998年，某青年报“图文并茂”地推出记者暗访京城多家影院出现的“陪看女”现象的报道。记者对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是积极的，也是受众乐于接受的。但问题出在记者提供的图片内容并非“陪看女”、“陪看”及其他有恶劣影响的行为，而只是“陪看女”的个人肖像。这样的图片起不到揭露的作用，却明显地侵犯了个人的肖像权。
隐性采访既容易对媒体最为看重的形象和信誉造成一定的伤害,也会因采访不当伤害公众利益。2001年8月17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一期题为《亲历盗墓》的节目。两名记者为弄清非法倒卖文物的情况，乔装成文物贩子，跟随盗墓贼偷拍了一座西汉古墓被盗掘的全过程。盗掘出西汉时期的13件文物。虽然，事后记者将这13件文物捐给了陕西省文物局，但是，古墓造成的损害已经不可修复。记者在采访活动中无疑侵害了公众的利益。
正因为隐性采访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法律、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等必须对隐性采访进行一定的限制与约束。
不论是隐性采访还是显性采访，本身并不存在正当与否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把握好了，隐性采访可以成为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把握不好，会成为新闻侵权的罪魁祸首。
恩格斯在驳斥“私事和私信一样，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的观点时说，个人私事一般应受保护，但当私事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私事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部分，应成为历史记载不可回避的内容。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为隐性采访定下了一个原则：公众利益高于一切，隐性采访不能损害公众利益。
既要遵纪守法更要坚守道德
不能与有效法律规范相冲突是记者隐性采访中具体活动的底线。这类底线意味着记者在具体采访中不得从事两类行为：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侵权、犯罪或其他违法活动；一种是唆使、引诱他人从事侵权、犯罪或其他违法活动。某些新闻记者为了完成任务或者采访到想要的新闻，有时会做出一些“以恶治恶”、诱导被采访者言行、导演新闻等行为，殊不知自己也成了违法的当事人，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体的形象，并产生极坏的社会影响，对于他们的行为，法律是严厉禁止的。
我国宪法规定的若干原则，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以及保密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的相应规定，都为记者明确指出了隐性采访行为的禁区。概括起来，这种禁区有七种情况，即：涉及国家机密、涉及司法秘密、涉及法庭审判、涉及个人隐私、涉及阴私、涉及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涉及商业秘密。其中，涉及个人隐私是隐性采访最容易触犯和忽略的领域。
个人隐私是隐性采访面临的最危险的法律陷阱。隐私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隐私的主体“不愿公开”，而新闻报道特别是隐性采访的特点是“力求揭露”，一“明”一“暗”，形成强烈的冲突。如果新闻媒体将客观真实的事实特别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事实进行报道，必然使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严重的侵害。“阴私案件”，指内容涉及两性关系或侮辱妇女的刑事案件。如强奸、奸淫幼女的案件，流氓罪中猥亵、侮辱妇女，鸡奸案件，以及卖淫等案件。
在进行隐性采访时，记者要出以公心。出以公心，就是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利益出发，不能因小失大。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应体现为服务于全体公众的利益。警醒大多数人远比制止少数人的错误更能代表责任心。记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而不是新闻事件的导演者。记者应该抱着“记录者”的心态出现在新闻的现场，客观、公正地报道真相
B. 谁知道突入采访，外围采访，隐性采访的区别与运用
突入采访就是直接突入“敌营”采访外围采访就是在外面等待机会采访隐性采访就是暗地下采访应该是这样
C. 急求隐性采访应用的案例
隐性采访，是记者采用非记者身份收集新闻材料的一种采访方式。通过对近年来大量隐性采访案例的分析，笔者发现“策划新闻”这一现象在其中占有较大的比例。隐性采访究竟如何策划新闻，隐性采访与策划新闻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如何规避策划新闻的误区?下面，笔者试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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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麻烦告知几个因隐性采访而涉嫌侵犯人格权的记者或媒体。
《羊城晚报》曾于1998年8月25日头版刊出《本报记者在上海街头报警》的新闻。为了测试上海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在得到有关部门的特许后，羊城晚报记者阮巍冒充遭抢劫的外地旅客，向上海“110”报警。报案后仅2分钟零10秒，先后便有4辆警车呼啸而至。
山西阳泉的新闻媒体也曾策划过类似报道。在市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配合下，几家媒体汇集一地，同时拨打几家医院的急救中心电话，声称某处有危重病人需急救，请派救护车。不明真相的几家医院的救护车先后赶到。
很明显，这样的隐性采访是新闻媒体自导自演的，难免有“制造新闻”之嫌。110报警台、医院急救中心等，作为服务社会、为人民排忧解难的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受到了人为因素的干扰，破坏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假使在同一时间，真的有人需要报警，真的有危重病人需要救护，那怎么办？岂不是误了大事？因此，我们认为媒体的做法是欠妥的，甚至是错误的。
E. 隐性采访的案例
变性人案（李某告《兰州晨报》、郝冬白、《现代妇女》）
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
F. 隐性采访的方式有那些如何避免隐性采访的法律纠纷
一、 关于隐性采访的概述
（一）、隐性采访的含义
隐性采访，在学理上称为暗访、秘密采访，俗称偷拍偷录等。它是指新闻记者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告知对方采访的目的，在被采访对象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形象和声音用暗藏的摄像机或录音机记录下来，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传播的行为。1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对隐性采访的定义是：“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 2在冯健等主编的《中国新闻实用大词典》中的定义是：“不公开记者的身份，或公开记者身份但不道出真实采访意图的采访。”3但一般认为隐性采访，是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从而所采取的一种采访形式。
（二）、隐性采访的分类
隐性采访既可分为广义的隐性采访和狭义的隐性采访，广义的隐性采访是指没有征得被采访的当事人同意以至是在他不觉察时采访的，如果这是在公开场所对于人们公开活动的采访，那就十分常见。我们媒体上每天都在发表这样的照片、录像和各种相关的资料。有的新闻照片和艺术照片，就是要当事人不觉察时才拍得好。这是合法的。狭义的偷拍偷录，是指明知或者估计当事人不会同意，因而拍摄者故意隐瞒甚至伪装身份、意图，偷偷进行的拍摄、录音。这种做法就比较复杂，有合法的，也有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就可以确定是非法的，即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按照记者介入新闻事件的程度和方法，隐性采访又可分为观察式和介入式两种方式，观察式隐性采访是记者以一个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在暗地里不动声色地进行观察、采制新闻事件的全过程。而介入式则是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种参与者的身份“介入”所要采访的事件。
（三）、隐性采访起因
隐性采访作为现今大多数媒体的一种采访报道方式，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一些实在的原因：第一,采访到真实性材料越来越难。现在存在一种违法乱纪普遍现象，而新闻媒体却难以得到真实可靠的报道材料的事实。而采取隐性采访可以减少许多交涉的环节，所采访到的材料也会更加真实；第二，正常的采访受到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的阻挠。由于利益相关，地方各级主管（包括党政部门和母公司）的保护使得公开采访更为困难；特别是我国行政机关实行问责制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及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采取了许多妨碍新闻采访的措施，各单位各部门只对正面的新闻报道感兴趣。第三，社会与公众赞成、认可隐性采访。在现代社会中，公众急切需要新闻媒体提供大量真实的、有现实意义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现实中阴暗面的事实，以端正党风，净化社会空气，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隐性采访满足了社会和公众的这种需要，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肯定。第四，新闻媒体受利益的驱使。由于受众对于各种新、奇、特的报道情有独忠，而各新闻媒体也感到了这一“卖点”所来的可观的效益，作为两全其美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当事的记者们接连不断地采用暗访和偷拍的方法，即使有些受众感到不妥，也会谅解。
从新闻发展的角度来看，隐性采访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也不受法律的保护。它现在所以没有受到舆论的普遍谴责，一是因为被揭露的事情维护了多数人的利益，两害相比，揭露坏事明显更重要；二是公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太强，我国的管理体制和各种监督机制还不健全。一旦其他监督机制健全了，公众的法律意识提升了，媒体普遍采用这种采访方式将会被关注并受到广泛批评。所以，我们的立法部门与其让事情这样发展下去，不如早些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新闻行业的职业规范，多总结和推广些公开采访的技巧，提高记者的采访水平，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法律争端。
二、隐性采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
在目前的国家立法中，对于隐性采访是没有成文规定的。以至于隐性采访成了一个悬而不决的问题。确认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尤其显著，当然，确认隐性采访的合法，并不是说进行隐性采访就毫无限制，相反，由于隐性采访涉及到众多法律上的问题，特别是对公民、法人的权利的保护问题，新闻界认为对于隐性采访只能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就更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一、所要获取的信息对于公众利益至关重要；二、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获取这些信息；三、这种伪装欺骗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比起揭露对方的行为所制止或避免的损害来显得微不足道；四、记者在采取隐身手段前作了深思熟虑，对这种手段的必要性、给受骗的对方造成的结果、对新闻界公信力的负面影响、与自身任务的关系、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等等作了全面考量；五、事先向上司汇报并取得许可，必要时还应征询本公司法律顾问的意见；六、行动不可超越法律界限。
可是，在现实中，新闻媒体对于一些通过正常采访无法采访得到的新闻素材，运用隐性采访的手段，全面、真实地了解事实真相，将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丑恶事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受到正直的人们的鞭挞，满足了广大民众知悉社会真实情况的要求，受到各界的欢迎。社会与公众的认可，是隐性采访合法性的基础，是法律对一项行为是否确认其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当然，根据这种采访制成的新闻和其他文字，公开发表以后，有的也引起麻烦，在法律上引起纠纷，甚至于被判决赔偿精神损害。因此，隐性采访迫切地需要有一个可衡量的法律界线。
（二）、隐性采访的法律界线
对于非法的采访，我国早就有法律明文禁止的。但归纳起来不过就发下几个方面：1、不可获取和泄露国家机密，包括军事机密。2、不可泄露和侵犯商业秘密。3、不可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主要包括隐私权和名誉权、肖像权等。4、不可侵害未成年人和妇女的合法权益。5、不得干扰法庭审判活动。6、在采访手段上，不得非法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等等。但是，权利主体对其所享有的权利，只要法律没有做出禁止性的规定，是可以依照权利人的意志行使这种权利的。按照隐性采访是采访权利的内容，法律上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并且受到公众的欢迎和认可，不应当认为新闻媒体不能使用隐性采访的手段进行采访。
最高法院曹建明副院长说：“以前法院按规定对当事人采取的偷拍偷录手段获取的证据一律不予采用，而在实践中发现这一规定不够完善，经法律界人士广泛研讨论证后，现在做了修改，只有一下两种情况下的偷拍偷录，法院不予采用。第一，违反一般法律规定，比如擅自将窃听器安装在他人住处窃听获取的证据；第二，偷拍偷录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所以，对于隐性采访采访问题，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地去看待。笔者认为，采用隐性采访方式，首先，必须经过新闻机构的特别批准，不得由记者自行实施。其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明确规定不得录音、录像的，进行偷拍、偷录，就是违法。再次，应当遵守保护公民、法人人格权的规定，隐性采访不应当以侵害被采访对象的人格权为代价。
三、 关于隐性采访的权利与法律所保护的人格权的冲突问题
《宪法》第四十一条已经蕴含了解决隐性采访法律冲突问题的基本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尽管如此，在“新闻官司”中却仍然存在着“两权相衡”的现象。公民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同样有可与法律所保护的人格权的冲突问题。下面就容易产生冲突的几种权利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隐性采访所具有的权利
1、新闻机构及其工作者的采访权
采访，就是采集（信息）和访问。采集信息包括观察、聆听、体验、记录、查阅、写生以及使用一定工具的如摄影、录音、录象等手段。访问就是同他人交谈、询问。学术界对记者采访权的定义是：“所有新闻媒介及其记者均拥有根据自身特点自主地采访受众关心的一切社会生活，尤其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的权利”。 4采访权来源于言论自由，采访权来源于知情权，是知情权的具体化。新闻记者并不拥有行政司法特权。采访权是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权力，因而不具有强制性。采访既然是一种权力，那么，隐性采访作为采访的一种方式就是合法的。笔者认为，采访权究竟是权力还是权利不能这样简单地推论。应当弄清它的理论基础和渊源。
首先，必须准确理解权力和权利的概念。权力是公法上的概念，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以及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而权利，则既是公法上的概念，也是私法上的概念，与义务相对，是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其次，应当弄清采访权的来源。采访权是新闻权的组成部分，新闻权是由采访权和报道权构成的。所谓的新闻权，其权利来源是新闻自由，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新闻自由的权利来源是言论和出版自由；而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本身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权利，是一种自由权利。既然如此，采访权当然是一种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不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权力。采访权不是具有强制力的权力，并不是说隐性采访就不具有合法性，采访权既然是权利，就采访而言，就应当是合法的行为。这就要看采访所采用的具体方式是否合法。
2、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权
所谓的舆论监督是指新闻工作者以及其他人依法通过新闻媒介发表评论，对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进行批评，实行监督。舆论监督属于新闻自由的范围，它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行，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措施。因此法律必须保护公民正当行使舆论监督权。我国现行《宪法》贯穿了权力必须受到监督的精神，规定了包括人民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形式，因此理应有一部《监督法》，把监督制度落到实处。《监督法》当然要有保护舆论监督的规范，包括从实体到程序上规定有关机关处理舆论监督的义务和责任、规定处理妨碍舆论监督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行为，等等。《监督法》属于宪法部门法，宪法高于普通法，当宪法规定的监督原则具体化以后，“新闻侵权法”就可以有新的突破，处理因舆论监督而引起的“新闻官司”就可以受宪法规范的调整。
3、公众知情权
知情权，又称“了解权”、“知晓权”。是指人们通过视、听、嗅、触等方式，感触外界信息，接受他人传递的情报资料，获得与已有关（如自己的档案材料）或与已无关（如社会新闻）的种种情况的权利。5而在隐性采访中，由于记者是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又不告知对方采访目的，秘密地进行的采访，虽然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与此同时，被采访对象“知的权利”却遭到了忽视，理所当然也就失去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包括选择不“说”（拒绝表达）的权利即沉默的权利；即使在“说”的时候，也失去了选择何种方式、在何种范围进行表达的权利；是在“私人范围说”，还是在“一定群体组织范围说”，还是“面向社会说（公开表达）”的权利。6对于知情权究竟是公法上的权利，还是私法上的权利，还没有定论，通常所指的公众知情权主要是指公民知悉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所以承担公开信息义务的，主要就是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公共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一种方式，在对政府部门的采访是最敏感的，没有上级单位的支持和本级部门的配合，要进行实现公众知情权，一般比较困难。这里面涉及到有关国家秘密等问题，所以在进行具体操作方面，当慎之又慎。
（二）被采访者的权益方面。
人身权是公民很重要的民事权利。人身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自由权等重要内容。人身权是一种关于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人的合法意志和合法行为的自由以及人的应有的社会评价、人格尊严等方面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国家以法律赋予公民的。7记者隐性采访的结果往往是被采访对象由于精力不集中，忽视了新闻报道的问题。而新闻媒体又在被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形象或声音原样录制了、播出了，这样的做法侵犯了被采访对象的隐私权，包括姓名、肖像、住址、电话等，甚至会使对方的名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都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得借口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去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否则就构成违法、侵权乃至犯罪，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公民的隐私权
（1）隐私权的含义
所谓隐私，是指个人的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而不愿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涉的私事。这个定义包含两个要件：一是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私事，即所谓“私”，与社会公共生活有关或者有损于社会公共生活的，即使完全是个人行为，如秘密进行的犯罪行为，当然不是什么私事；二是本人不愿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预，即所谓“隐”，本人自愿公开，就无所可隐。隐私具有真实性和秘密性两项特征。”一般认为，隐私是公民个人身体或者日常生活中不愿向他人公开的或被知悉的秘密，主要包括个人的健康状况、生理缺陷和残疾状况，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私人日记、信函、生活习惯、出生秘密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或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均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就是我国目前对隐私权进行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这样看来，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没有规定公民享有隐私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将公民隐私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之中，仅为权宜之计。
公民的隐私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披露，作为现代法治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严格保护之本质要求。隐私为公民不希望社会外界知道的一种个人秘密性客观事物，如为社会外界所知悉，则会因世俗观念、偏见等的因素，降低对公民的社会评价，或为该公民周边的社会所容纳，甚至陷入极端困苦、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社会抛弃的人员，由此可见，隐私非法披露的后果比一般名誉权侵权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正因为隐私为公民个人秘密性的客观事物，隐私权作为一种权利对待。而新闻侵犯隐私权是指新闻媒介和记者未经当事人允许，在作品中披露了当事人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事物及其他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生活情况。8
（2）对侵犯隐私的合理排除
在实际生活之中，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既需要“独处”，又需要广泛的相互交往，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他几乎难以生活，如果人人要这样封闭起来，社会就不可能维系。所以我们对于未经许可的拍摄录音要有很多的排除。最基本的排除就是对于个人在公共场合的公共活动某些自主权的排除，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默示的公开”，因为行为人本身就处于公开的状态，他可以预见到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的后果。而且有许多行为本身目的就是要公开。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群体的活动，比如一个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或者是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商场里，那里出现了很多人，每个人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个体性被淡化了，这需要排除。二是在公开的场合中公开的表现，这包括演讲、表演，或者是在大庭广众中大声发表意见，这也应当排除。第三种排除就是公共利益的排除，有一些事情是违反社会公德、违法犯罪的行为，行为人的权利应当减缩。也就是说，为了社会公共的利益，由于你自己的行为违法，那就对不起了。这也就是所谓“公序良俗”的排除。
2、公民的肖像权。
肖像权是公民所享有的以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利益为内容的具体人格权。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但是这项规定并不意味着他人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任何情况下均可发无条件地擅自使用公民的肖像而不被视为侵权。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又超出合理使用范围之外的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仍然构成侵权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肖像权法律保护的内容，是肖像所体现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作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肖像权与其他人格权不同，表现为对精神利益即价值的保护，肖像人享有维护其自身形象完整的权利，有权禁止他人歪曲、毁损、玷污或非法使用其肖像。同时，由于肖像固定在物质载体上，与肖像在客观上相分离，因而可以被使用并产生一定的财产利益，因此肖像权与其他人格权相比，具有明显的物质利益内容，当然，这种物质利益是由精神利益所派生而来的利益。
肖像权是公民的专用权，对公民肖像权的使用应取得肖像权人的同意和授权，未经本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不但侵害了肖像权人精神利益（人格尊严），也侵害了肖像权人可能就其肖像实现的财产利益，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公民的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公民的肖像权亦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主体本人的利益，应当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未经本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比如报刊、电视台在时事新闻报道中，发摄影、摄像等方式制作使用公民肖像；国家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为行政执法活动或诉讼活动制作使用公民肖像；刊登寻人启事等为公民本人利益而使用其肖像等等。这种使用必须以有利于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和不损害肖像权主体本人利益为原则。
3、公民的名誉权。
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对其名誉所享有的权利。那么什么是名誉呢？《辞海》上解释说：“名为命名，誉为美誉，有令名始获美誉，因谓令名曰名誉。”《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是：名誉是“关于一个人品格或其他特点的共同的或一般的评价（Commen or general estwmate of a person with respect to character or other qualities）。10自从名誉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以来，许多学者曾对名誉权的概念从法律上作出了多种解释。但一般认都认为指“根据他的观点、行为、作用、工作表现等所形成的关于他的品德、才干及其他素质的社会评价，也就是对他的社会价值的一般认识。”11名誉权分为两类，即公民的名誉权和法人的名誉权。所谓公民的名誉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权个人名誉不受侵害有权利，而法人的名誉权是指法人对其全部活动报产生的社会评价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说名誉权乃是特定的人要求他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排斥他人贬低毁损自己的名誉的权利。新闻记者在进行采访报道时尤其应当注意避免与名誉权产生冲突。
G. 关于隐形采访中法律道德风险的认识
隐性采访”的泛滥折射出的是媒体从业人员采访水平和采访作风的下滑。新闻采访是“新闻工作者搜集新闻素材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相比司法人员的案情调查，没有强制性和法律保护，因此遇到被采访对象不配合或有意掩盖真相等采访障碍是在所难免的。而这个时候恰恰是考验记者的采访能力和采访技巧的时候，换句话说，越是在遇到采访障碍越能显示记者的采访水平，越能考验记者的采访作风。央视《新闻调查》曾经播出的《透视运城渗灌工程》、《死亡名单》等优秀节目，记者遇到的采访阻力是一般采访所无法相比的，但记者并没有采取任何隐性采访手段，照样出色地完成了采访任务。这样的采访才是高水平的采访，这样的记者才是真正的记者。反观一些媒体记者，稍微遇到一点采访障碍或困难，动辄使用隐性采访手段，这并非说明了记者的聪明和勇敢，恰恰说明了记者采访能力的低下，和面对困难时的逃避和懦弱。
其次，“隐性采访”不仅存在法律风险，更重要的是道德风险。许多媒体并非不知道隐性采访会导致侵权等法律纠纷，却认为自己是为了主持正义而在道义上理直气壮，加上节目收视率的驱动，更是使其对隐性采访手段的使用则变得无所顾忌。这也就难怪隐性采访引发的侵权事件一直层出不穷。中央电视台的两位著名暗访记者曾在回答学者提问时，说他们都曾“因暗访而产生了七、八起官司”，而胜败比例是“一半对一半”。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难逃隐性采访侵权的诉讼，更不要说全国数以万计的各类大小媒体了。难怪有论者总结说“暗访与偷拍总是与诉讼相伴”
法律作为一种他律方式，约束和惩戒的只能是已经实施的行为，要想从根源上匡正媒体行为的指导思想，必须进一步唤醒媒体从业人员对隐性采访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觉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让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明白，暗访与偷拍即使不惹上官司，也不能逃脱道德的质疑和拷问。因为不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暗访与偷拍，都是一种对被采访对象的欺骗。正如美国新闻学者罗恩·史密斯（Ron F.Smith）所指出的：“甚至当记者仅仅假扮成公众中的一员时，他们的动机依然是获取新闻。他们总是隐瞒自己的意图。所有的隐身报道都是欺骗。”史密斯分析说，记者不亮明身份进行采访，即使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侵权，也不能免去在伦理意义上的对隐私的侵犯，“人们以为自己是在与同事或新知交谈，实际上，他们所说的话可能会向成千上万名读者或百万名收看电视的观众公开。”而且，即使隐身报道的目的和结果都是正当的或正义的，也不能为手段的欺骗性开脱罪责。因为目的的正当性并不能为不正当的手段辩护，“诚实的报道不应当从不诚实的行为开始”，“如果媒体自身在获取新闻时不够诚实，又怎能为诚实和信誉作战呢？”美国另一位学者梅尔文·门彻也指出，靠暗访和偷拍的欺骗手段来达到揭露真相的做法，无论动机多么纯正，这些行为也还是得不尝试，因为这不利于建设一个健康美好的社群生活。“如果我们出于担心自己的话会被刊播而不敢自由和公开地彼此交谈，如果我们对偷窥的眼睛害怕到了要切碎垃圾的地步，如果我们害怕自己的电话谈话被人窃听，那么我们将拥有什么样的社群呢？”
第三，隐性采访的道德风险带来的后果比法律纠纷更为严重。
媒体侵权的这些行为，有的看似是为了公众的知情权，为了揭露犯罪或腐败，为了社会正义，但是当这种知情权是建立在被采访对象的痛苦和权益被侵犯的基础之上，或者建立在并不正大光明的手段之上时，媒体行为的动机就会理所当然受到质疑，人们会据此认为媒体并不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是为了吸引和刺激受众，即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于是，媒体的可信性和公正性就会大打折扣，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媒体的公信力和人们对媒体记者的尊敬。
其实，这种损害已经得到了残酷的兑现。首先，是采访难度的加大和采访成本的增加。隐性采访在使采访变得容易和简便的同时，其本身“胎带”的欺骗性质也大大增加了整个记者队伍采访活动的难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上开始流行一句口号叫“防火、防盗、防记者”，拒绝记者采访已经几乎成为一些单位的本能反应。只要事先没打招呼，就不准电视记者进入单位采访，甚至不准记者从外面拍摄自己的大门；联系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一些单位不把记者的报道意图或节目内容问得一清二楚决不会答应记者采访，有的甚至会提出在见报或播出前审看稿件的过分要求。更为严重的事，近年来记者被殴打的事件也时有耳闻。尽管记者被打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且其中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邪恶势力“暴力抗曝”的情况，但也从中折射出记者不被信任和采访难度加大的现实。其次，是为社会上偷窥偷录的不良行为起了不好的带头作用。打开现在的互联网，几乎随处可见偷拍偷录的所谓“走光”“幽会”“色情”的图片或影像，因此而引起的侵权官司乃至自杀、杀人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当然，我们不能把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责任都归咎于媒体，但是最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众多的媒体在谨慎使用暗访和偷拍方面没有尽到自己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更不要说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去反思和批判这些行为了。
媒体是大众传播机构，媒体的任何行为都置身于大众的视野之中，这种行为本身就对全社会带有一定的示范榜样作用。“一个社会，或一个行业，必须对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错误的行为，取得一致的意见。”[⑩]如果媒体要想改善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就必须从行为自律开始，深刻认识隐性采访的负面影响，消除对于隐性采访的盲目崇拜，严格限制隐性采访的使用，对凡是隐性采访的内容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必须要有正规采访的材料作为印证才能予以采信。希望“纸箱馅包子事件”不是仅仅让我们停留在对内部管理制度的反思，而是还能消除对隐性采访的错误认识，唤起对隐性采访的道德审视和自律意识，那么，我们未必不能亡羊补牢，获得新的进步。
H. 舆论监督给隐性采访营造了什么样的空间
2013年,“网络反腐”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从云南永善县公安局政委机关大院嫁女,到铁岭撤职县委书记东山再起,再到新余、温州干部出国违规旅游被曝光,直至年底广受关注的最牛房管局长周久耕事件,2008年里,网络曝光的官员违纪违规行为一件接着一件,被处理的干部也一个接着一个,网络舆论监督的强大威力充分显现出来.对此,拍手称快的有之,大力倡导的有之,心存忧虑的亦有之.如何正确看待网络舆论监督并充分利用其独特优势,有效抑制其负面影响,成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正视并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一、准确把握网络舆论的传播特点
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是20世纪人类取得的重要科技之一,它的兴起引发了传播技术革命,使传播由原子时代迈向比特时代,但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构筑的网络社会及其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网络文化与技术理性,对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改变与重塑”.当人们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卷入“数字化生存”后,舆论这个古老的社会现象,从形成机制、传播方式到作用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网络舆论展现出一系列新特点.
1. 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发生变化.首先,数字化传播的平等性打破了传统的话语垄断.数字化传播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作家、新闻发言人”.借助数字化传播手段,人们突破了传统文化固有的等级观念和时空观念,改变了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天然强弱势地位,也打破了非数字传播时代的话语垄断.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舆论领袖”,掀起一番舆论狂潮,这在非数字化传播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数字化传播的虚拟性放纵了舆论的恣意狂欢.在虚拟的数字化空间,人们隐匿了姓名与身份,普遍存在“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样的心理暗示,现实社会中的各项清规戒律常常被心存侥幸的人们淡忘,在交流信息、发表意见时更加自由,也更加随意,因为几乎不用负什么责任.第三,数字化传播的交互性加快了舆论的变动速度.数字化传播是双向、即时、互动的,它更能激发人们的参与欲望.由于相互之间反馈迅速,意见沟通、扬弃、整合的效率大幅提升,舆论形成的时间大大缩短,舆论传播的速度加快,“雪球”效应更加明显.第四,数字化传播的开放性促进了舆论的相互融合.数字化传播手段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改变了过去以特定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交往模式,原本天各一方、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群人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短时间内迅速结成一个群体,形成某种舆论（“人肉搜索”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证）.同时,因为虚拟空间没有制度阻隔和约束性教条,各种思想、观点和价值观都有展示的机会和平台,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舆论得以便利地交流、交融、交锋,舆论环境更趋复杂.形成机制的上述变化,使网络舆论更具有离散性、多变性和复杂性.
2. 网络舆论的传播方式发生变化.因特网是由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很多局域网,以及与之互联的许多电脑而组成的.由于诞生初期与军事紧密相连,为了防止被彻底摧毁,因特网采用TCP/IP协议相连接,而没有采用传统的金字塔式连接.这是因特网最大的优势,也是它致命的弱点（权且这么说）,它使得因特网从一开始就没有拥有者,也没有核心的管理者.它就是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你无法发现它的中心,也无法找到它的边缘.网络因此颠覆了过去那种“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既有点对面的传播,又有点对点、点对面、多点对多点的传播,这使得网络具有了传统传播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既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丰富了信息传播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消费理念.网络也因此逐渐担负起跨媒体、跨区域、跨层次舆论传播媒介的角色,日趋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舆论传播的集散地和舆论监督的新阵地.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与传统大众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者可以是一个机构也可以是个人,他们绝大多数未像传统媒体从业人员那样经过专门训练,信息的采集、加工、取舍、甄别都没有较为严格、科学的流程与制度,这使得网络舆论更具有不确定性、混乱性、盲目性、偏狭性和情绪性.
3. 网络舆论的作用机理发生了变化.首先,舆论的作用力度空前增大.在数字化传播手段的帮助下,网络世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舆论的“星星之火”迅速就能形成燎原之势.网络为普通大众自由发表舆论观点提供了广阔而有力的平台,对那些散布在各处的观点起到了集聚作用,对舆论客体的影响更加巨大.其次,舆论的作用广度空前拓展.借助网络传播,人们可以突破原有的时空界限,随时获取和传递各种信息,轻而易举地介入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相应地,舆论的地域性特征减弱,其作用方向和影响范围随之转变和拓展,呈现出国内舆论国际化、国际舆论国内化的倾向,蝴蝶效应更为明显.第三,舆论的作用速度空前加快.即时性、交互性是网络传播的突出特点,舆论形成、扩散、反馈的过程因此大为缩短,舆论对客体的作用变得更加直接、迅速.舆论作用机理的上述变化,使网络舆论自身的能量急剧扩张,杀伤力空前增大.
二、全面认识网络舆论的监督功能
网络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网民通过网络了解政务、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使虚拟的网络变成现实监督的平台.网络舆论监督是时代的进步,更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体现,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其特有优势也非其它监督手段可比拟.
1. 监督范围更广.一是监督主体更为广泛.只要具备基本的硬件条件和操作技能,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利益群体的代表都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通过网络讨论国家大事,反映社会问题,表达利益诉求,开展舆论监督.二是监督客体更为广泛.网络与生俱来的开放性,为网络舆论传播摆脱时空束缚创造了条件,网络舆论监督因此可以将触角延伸至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将视野扩大到各种事情、各类问题.
2. 监督效率更高.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和交互性,使信息传播和信息反馈更加及时、更加直接,网络舆论监督的效率因此大为提高.这是网络舆论监督这种监督形式,被越来越的人接受和采用的重要原因.近来网络曝光的一系列舆论监督案例都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有效回应,比如几起公费出国旅游事件,不仅迅速得到有关部门查处,而且还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办、国办专门下发文件,就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重申和提出了七条要求.这充分体现了网络舆论监督自身的高效率,也大大提升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影响力.
3. 监督形式更活.网络蕴藏的海量信息,为舆论监督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和素材背景.从论坛、博客、播客到各类网站,各种网络形态的并存与互动,使得网络舆论监督的方式更为多样,形式更为灵活.同时,网络的匿名性,在激发网民热情参与舆论监督的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4. 监督成本更低.网络舆论监督的便捷、有效、易操作,大大减少了传统舆论监督的物质成本.而且,在网络舆论监督事件中,由于有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网民共同参与,甚至还包括内幕知情者的直接爆料,传统舆论监督所需要的事实核查工作因此大幅缩减,由此所需的精神和物质成本都大为节约.
在充分肯定网络舆论监督具有独特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网络舆论监督自身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是舆论真实问题.由于有了匿名这道屏障,任何人都可以在隐身状态下无所顾忌地爆料、议论甚至谩骂,传统舆论监督的严肃性、专业性和真实性大打折扣.一些网民言之凿凿的事情,往往只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经过调查后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们又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诬蔑、诽谤,因为很多网民的初衷往往是出于义愤,而非个人利益,只是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才出现了事实和判断上的偏差.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细致地甄别监督事实,确保监督落到实处,同时也避免伤及无辜.
二是舆论暴力问题.网络舆论监督的成本和风险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网民参与监督的随意性和情绪化,滥用监督权的现象在网络空间不同程度存在.一些网民通过网络散布谣言,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由于网络舆论的场效应具有强大的聚合力,容易引起参与者的思想共鸣,使不同人群迅速形成一个以特定事件为纽带的群体.因此,这种非理性很容易被聚合、放大和传导,导致因舆论监督而起、却以网络暴力而终的现象发生.
三是舆论变异问题.“网络推手”、“网络打手”是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的特有现象.一些人为了实现推广或打压的目的,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操作规则,人为制造和操控舆论,从而改变了舆论形成的原生态势,即舆论变异.尽管这一现象目前还主要出现在网络营销领域,但由于操作成本低、影响范围广、实施难度小,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打着舆论监督的幌子,利用网络平台故意混淆视听,错误引导网络舆论.这不仅损害了网络舆论监督自身的声誉,也会给“监督对象”和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压力.
三、合理利用网络舆论的反腐作用
网络舆论监督是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重要构成和最佳结合,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网络反腐是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内容,我们应该从网络传播的特点出发,兴利除弊,合理利用,充分发挥网络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
首先要理性看待网络反腐.网络为人们开辟了新的民意表达渠道,成为一条民众参政议政的快捷通道.网络反腐作为独立于纪检监察等体制内监督以及传统舆论监督以外的一种民间力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独立性,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事实上,网络反腐的有序推进,也有助于提高民主政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全社会的公民意识,让人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去.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以为简单的“人肉搜索”就能揪贪反腐,未免过于幼稚.网络监督的力量的确是强大的,但这种监督充其量只能是外在性的、自发性的、偶然性的、补充性的、非常态的,因而反腐败是不能依赖网络力量的.腐败问题最终需要依靠政治体制内在的机制予以解决.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网络反腐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对网络反腐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
其次要合理利用网络反腐.依靠网络,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推动反腐败工作.一是可以获取更多的反腐线索.网络爆料、网络调查等形式,为有关部门提供了丰富、具体、直接且不易灭失的反腐败线索,拓展了反腐败工作的信息来源.二是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腐败现象通过网络曝光后,立刻引起广泛关注,既对被监督对象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也对所有党政干部产生明显的警示教育作用.三是可以赢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广大网民通过网络积极提供线索、开展调查、追踪事态发展、监督处理情况,形成一股强大的群众反腐力量,有利于腐败现象的遏制和查处.我们一定要善于通过网络舆论监督了解民情、听取民意、汲取民智、借助民力,扎实有效地做好反腐倡廉工作.
第三要有序引导网络反腐.网络反腐的勃兴恰恰反映了正常举报的渠道不畅,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不力.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容易引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削弱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参与热情.为此,我们要因势利导、主动出击,积极构建畅通、高效、有力的网络反腐渠道.一些部门和地方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2007年成立的国家腐败防治局就专门开辟了贪腐举报网站.2008年5月14日,时任株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的杨平在湖南省政府网站红网株洲论坛上实名注册,公布自己的职务和反腐目的,一时接受大量网络举报,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此后,株洲市纪委出台了《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在湖南红网株洲论坛上建立了面向社会公开的“网络反腐中心”,在网上分别开展网络信访件受理处理、调查结果反馈通报、优化环境和效能投诉受理,以及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等工作.这些有益探索,对有序引导网络反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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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隐性采访的案例（要是09年的）
近些年来，在电视新闻采访活动中，随着“秘拍”工具的改进、“秘拍
”经验的流传，在全国范围内，隐性采访和秘拍现象有增无减，其中许多与
舆论监督有关。让我们来看看国内近期的几个通过暗访秘拍曝光丑恶事实的
例子。
1．“3·15”晚会曝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最近影响较大的例子之一是中央电视台2005年的“3·15”晚会。
3月15日是联合国规定的“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每年的3月15日都是中
国消费者期盼的维权日。自从1991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推出首届“
消费者之友专题晚会”、对坑害消费者的伪劣商品进行曝光以来，每年的这
个日子，中央电视台都会举办一场大型综合晚会，对坑害消费者的行为进行
“曝光”。这种“曝光”的案例常常来自隐性采访。
2009年的“3·15”晚会以明察暗访的方式调查了由知情者提供的许多
骗局，揭露了几类违法犯罪活动，曝光了一些坑害消费者的商业机构，例如
，美容产品中含毒物质严重超标及随意销售有毒化学品的商家、宣称“靶击
癌细胞、靶向抑瘤”的坐堂卖药大夫、推广种植食用仙人掌坑害农民的生物
工程公司、设局欺骗投资人购买并未在海外上市股权的中介公司、掩盖吸氧
过量导致新生儿失明医疗事故的医院等。其中，在揭露美容产品中含毒物质
汞超标达数万倍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重大事件的过程中，让晚会编导最感意
外的是在调查五种有毒产品中含汞量最高的某种“靓肤霜”的灌装厂家女厂
长毫不设防的“实话实说”。当然，这种“豪爽”、“坦率”的表白是在隐
性采访的镜头前出现的。
在秘拍采访化妆品行业“公开的秘密”时，女厂长一口承认超标加汞是
故意的：“它这个国家标准汞的数量相当低，老低的……根据你要的那种(
祛斑效果)，一点都做不出来……”对于记者问“那你们这种超标了的(化妆
品)，拿去(检验)不就麻烦了吗”，回答也是爽快的：“我们一般不会给他
那种(超标)的，我们把合格产品给他的……选择不超标的给他……晓得超标
还给他做什么……”令人印象特别深刻。不过，这些断断续续、不完整的语
言离开了秘拍画面的具体情境，其说服力就可能大打折扣。
制造“仙人掌神话”的海南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得知记者正
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时，要求与记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