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侵权被解决的好处

1. 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和医疗事故条例之间的冲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否应该被取代废止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1、构成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2、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
3、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如果承担，按照何种标准承担责任？[1]
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认识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由于赔偿的标准不统一而产生的结果。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2款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个规定与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好相反。这意味着从2002年4月1日开始，在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中，开始实行举证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担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及医疗过程无差错”的举证责任，上述两项责任由医疗机构来承担。
那么，在这种规定下，是不是意味着医疗损害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医疗机构来承担？我们姑且不谈此规定是否合理，因《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已有了不同的规定。[2]仅就此规定本身而言，我认为，对它的理解不能片面。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是由这类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和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能力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由于这类诉讼中所涉及的医方是否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证据大多控制在医疗机构，患方难以占有、接近和收集，在当事人双方举证能力有很大悬殊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根据法律的原则，确定医疗机构对这方面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这是符合举证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审判规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释确定这个规定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患者的医学知识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疗过程中也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医疗机构则通过检查、化验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状况，制定治疗方案，熟悉治疗过程；二是按照举证责任的实质分配标准，举证责任应当由距离证据最近，或者控制证据源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诊疗过程中的检查、化验、病程记录都由医疗机构实施并掌握，医疗机构是控制证据的源，是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三是对因果关系和医疗过失的认定，涉及医学领域中的专门问题，一般要通过鉴定才能认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医疗机构需要做的，不过是申请鉴定、启动鉴定程序。这个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机构而言并没有过分加重其负担。也不会出现所谓“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那样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风险。[3]
但是，对此问题不能作片面的理解。这一司法解释只是对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的部分举证责任进行倒置。如果医方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其合法权益是能够通过正确行使举证权利而得到法律保护的。至于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等，其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经过审理，只有患方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部分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其权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医患纠纷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第二个问题，即当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一定要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赔偿。[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不久，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其基本精神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对构成医疗事故如何处理所做的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规定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鉴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赔偿的标准做出了一些调整，赔偿的数额比《条例》规定的赔偿数额高，所以因医疗事故受到损害的患者，可能会以一般医疗纠纷向法院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机构提出不构成一般医疗纠纷的抗辩，并且经鉴定能够证明受害人的损害确实是医疗事故造成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而不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做出这样的规定，完全基于医疗纠纷诉讼主体的特殊性和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医疗行业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全因医疗机构造成医疗损害的情形很少见，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体质与医疗过失共同发生作用导致的事故多见，多因一果是医疗事故的常态；二是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虽然医务人员尽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由于患者个体的差异，仍有可能发生危险，限制赔偿原则有助于调动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职业积极性，最终将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医疗机构必须用极少的医疗资源承担全社会人的健康保障，没有选择患者的权利，同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性义务，从公平性的角度上讲法律规定应当体现其特殊性；四是我国医疗行业具有社会公益福利性，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立医疗机构，作为公益事业单位，其赔偿能力受到一定限制。过高的赔付费用虽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护，但会直接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按照什么标准承担责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医疗结构不理解这个问题，原因是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为什么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呢？理由有以下三点：1、《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非常明确，即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确立的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予以救济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社会对人权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可能与民事基本法的这一基本原则相抵触；2、《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的特别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对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已经超出了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特别规定的《条例》的调整范围。因此，对这类纠纷的处理，不能适用《条例》的规定处理，而应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3、如果患者身体因医疗机构非医疗事故的行为受到损害而医疗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仅违反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还会导致受害人受到损害没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对《条例》49条2款的理解应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用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并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赔偿标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项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适用依据就是第106条和119条的规定，相应地，对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的赔偿标准就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但如果按照这一原则来处理，可能会出现赔偿标准失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纳入到物质损失范围内。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赔偿金的数额相对以往有了较大提高。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考虑医疗差错赔偿纠纷案件的问题，将会出现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差错案件得到的赔偿要比构成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得到的赔偿要高的多。大连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当前民事审判（一庭）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36条第1款就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后，按该条例第49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该医疗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并且医疗机构确有过错的，按照《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结合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比例，确定赔偿数额（比例以不超过总损失的50%为宜）。”
事实上，与一般的医疗差错相比，医疗事故无论是在医疗单位的过错程度上还是给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的后果上，都是更为严重的。而按照《条例》的规定，其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却比《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偏低。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失衡，而且直接导致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回避《条例》解决争议。这个标准“二元化”问题导致了激烈的争议。最高法院的纪敏庭长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要求修改《条例》甚至制定《医疗争议处理法》的呼声不断涌现。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目前情况下，法院应当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两者失衡现象的加剧，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纷止争。”按照这一精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开的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讨论问题有这样的观点，即“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确认不构成医疗事故，而医疗机构又确有过错的，可以根据患者所受人身损害的程度，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相应标准，判决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我个人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根据在于：1、《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必须适用行政法规。就《条例》和《民法通则》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只要是有关医疗活动中的医疗行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都应当优先适用《条例》；[5] 2、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存在过错需要赔偿的情形，一般情况下，过错程度较轻，损害后果较小。按照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方法，医方过错程度重，患者损害后果大，得到的赔偿反而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都难以服众，无论在法律效果上还是在社会效果上都不好。从法学的基本理论上讲，法律适用的结果应当是一致的。它并不在于当事人如何选择，如果出现当事人选择的司法救济的路径不一样，而得到的结果不一样，那么，法律的适用就有问题了。

2. 研究医疗侵权责任中的医疗过错认定的意义

定义
医疗人员在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对患者进行侵权的行为。
编辑本段侵权表现
绝大多数为故意，少数为无意的“习惯性侵权”。 何为故意，不主动地履行医疗义务、为了金钱利益而对患者实施诸多不必要的医疗行为、利用患者的无知进行欺骗、故意隐瞒医疗风险、对患者提出的疑问采取隐晦回答等的行为则为故意。 何为“习惯性侵权”，根源在于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对应该让患者了解的医疗内容采取“患者不问，我也想不起来说”的态度等。
编辑本段具体侵权手段
1.不必要的检查：例如轻微的感冒也要进行抽血化验。 2.不必要的手术：很多疾病都可以用保守疗法治愈，例如阑尾炎、一些良性肿瘤、肌瘤等。 3.手术侵权：在进行手术之前故意隐瞒手术风险、手术措施、手术后果，骗取患者签署手术同意书。有很多医生在介绍医疗风险等情况时会采取一句话概括的方法，并不是将手术风险明确地写在手术同意书上供患者斟酌（有些手术同意书上的手术风险是明确印制出来的，而有些则是空白的需要医生手写的，而手写的就容易被医生钻空子），随后便急切地要求患者签字，而患者作为一个外行根本想不到其中的猫腻和风险。医生的这种行为已经彻底地违反了《执业医师法》中规定的“如实告知医疗风险”。再有，医生不将可选择的医疗方法、措施告知患者而擅自选择，这很可能造成患者不必要的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 4.麻醉侵权：麻醉风险有时远远大于手术风险，而且麻醉同意要单独签字，但很多麻醉师不履行义务，不对患者本人进行麻醉风险阐述而是在患者进入手术室后直接让其家属签字，患者家属如果不明就里的话，就被麻醉师钻了空子。
特别说明
麻醉同意书上一般都明确地写明了麻醉风险，这是与手术同意书不同的一点，但是鉴于医疗术语的专业性，患者对麻醉的风险还是不能完全的理解；同理，即使手术风险明确地印制出来，患者也不能完全理解。这就需要医生进行主动的讲解，不主动讲解即是不履行义务，而患者的知情选择权是依赖于医生主动地履行义务的，所以医生不履行义务即为侵权。 患者首先由于对医疗知识的不了解，不能主动有效地了解医疗风险；其次对医生有忌惮心理，因为大多数医生对患者的询问多会不耐烦，所以患者顾虑到医生的不耐烦会影响医疗服务质量，对一些敏感问题也不方便询问，但这不能说患者不问医生就没有侵权，因为法律首先规定了医生的义务。
编辑本段侵权危害
对于一般的不必要的医疗检查来说，基本对人身没有什么危害，只是一些不必要的财产支出而已；不必要的手术则会给人身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也有可能危害人身的健康和生命；其次会给患者带来精神损害。 另外一些高新的实验性医疗项目，在危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如果医生不切实负责任的话将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伤害。
编辑本段相关法律规范
《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病历书写规范》、《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
编辑本段侵权防范
加强医生的责任心；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及相关法规；患者了解相关知识、勇于提出自己的问题。

3. .医疗损害侵权责任怎么理解

第五十四条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解析]
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1、法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
2、患者有损害结果。必须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确定性。
3、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即直接、间接因果关系，一果多因。
4、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有过错。[详细]

第五十五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解析]
医生要注意——
医务人员有告知义务。
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的标准：能够让患者足以做出正当合理判断所必须掌握的信息。即以不产生歧义为标准。
告知的内容：病情、措施（包括有无替代方法）、风险。
患者要注意——
医务人员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患者拒绝或放弃知情同意权，如放弃继续诊疗的决定、故意怠慢做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等，不能认定医务人员侵害其知情同意权。[详细]

第五十六条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解析]
医生要注意——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符合紧急医疗规范的情况下实施的医疗措施，造成患者出现一些不良后果，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在法定情形下，医疗机构未履行紧急救治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详细]

第五十七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解析]
医生要注意——
医务人员注意义务的内容：
1、有义务具备相同时间、地域等客观条件下医务人员通常所应具备的医学知识和技术。
2、有义务使用相同时间、地域等客观条件下医务人员在诊疗同类疾病时所使用的技术。
3、有义务在诊疗活动中做出最佳合理的判断。[详细]

第五十八条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解析]
医生要注意——
医疗过错推定：患者有损害，但患者无法举出证据证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机构又确有违法违规（法条中所列情形）等行为，则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患者要注意——
确认医疗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方式：
1、违法违规事实清楚，具有一般医学常识的人都可以判断的。
2、专业技术鉴定。[详细]

4. 医疗侵权的经济现象

法律经济学的方法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学研究进路，是讨论许多具体部门法问题的重要的工具之一。本文对医疗侵权相关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及法律规范的效果进行经济分析、论证和预测，从效率、激励的角度说明其合理性或不完善性，并对我国的医疗侵权法制建设提出了建议。
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是介绍医疗侵权法经济分析的研究现状、基本假设、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在这一章中，首先对我国现有的侵权立法和研究进行了反思，指明对医疗侵权进行经济分析有助于弥合法学界、医学界的分歧，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对医疗侵权的经济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深入全面的研究。本章论述了与侵权法分析密切相关的法经济学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础。笔者对与医疗侵权法经济学分析相关的法经济学知识进行了简要系统地介绍，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的论证就是建立在稀缺性、经济人、外部性和信息成本这些基本假设基础之上，采用了科斯定理、波斯纳定理、帕累托最优标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和汉德公式等法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的。
第一章是关于医疗侵权的归责原则。法经济学认为侵权法的核心目的在于威慑以激励当事人的事故预防行为达到社会最优水平，通过法律对预防义务的分配可以降低事故发生几率。医疗侵权双方当事人的最优预防行为集中体现在归责原则上。通过博弈分析发现，医疗机构的免责制度是没有效率的；医疗机构的无过错责任在通常情况下可以激励医院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医疗损害的发生，但由于不可控因素的存在，会增加社会总成本及患者本人的成本；比较过失责任能促使双方都进行医疗损害预防投资，可以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总体上能够增加社会福利。
第二章是关于过错的判断标准。汉德公式被公认为是判断过失的有效标准。本文通过汉德公式对医疗机构一般注意义务标准的分析得出结论：过错责任原则下，医疗机构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承担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是在一定的医疗管理规程中设置，医疗机构无须承担超出社会总成本最小时的预防水平。笔者指出，《侵权责任法》废除了举证责任倒置，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医生为了自我保护而采取“防御性医疗”现象，但是要求患者对医务人员的过错和因果关系承担大多数的举证责任，过于苛刻。通过对几个国家医疗举证方法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应该针对具体情况采用不同举证责任：第一，除了医疗产品侵权由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外，原告负有对被告过失的举证责任。如果原告能够具体说明他的损害和发生损害的过程，能够具体说明被告以何种预防措施能够避免损害，即举证被告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未达到汉德公式要求的预防措施、预防成本过低时，为原告完全的过失举证。第二，在受害患者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医疗机构过失时，实行举证责任缓和。即采用表面证明规则来降低原告的举证程度，只要原告证明达到了表面证据规则的标准，就视为完成了举证责任，转由医疗机构承担反证没有过失。第三，可以考虑增添过失推定的法定情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允许被告反证无过失。
第三章是关于患者的权利与医疗机构的义务。在患者权利中，首要的就是知情同意权。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医疗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会侵害患者利益，因此必须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基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严重依赖医疗机构告知义务的履行，因此这一部分着重分析了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通过消费效用及消费偏好原理的分析，笔者认为以具体患者标准作为判断医疗机构是否履行告知义务的标准更为合理，虽然这一标准要求较高，但是可以促进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到患者的决定过程，更有针对性的履行告知义务。影响医疗告知的因素包括治疗的紧急性、公共利益、患者的放弃、说明的危害和风险的发生概率。患者的另一项重要权利是隐私权。在诊疗过程中，患者的部分隐私不可避免地要暴露于医务人员面前，法律对患者隐私权范围的界定，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其效率可以卡尔多-希克斯有效标准加以检验。根据这一标准，名人患者的隐私权的范围为：披露名人的医疗信息所产生的收益小于允许他们对信息保密对其本身所产生的收益；对于普通社会成员的隐私权则应优先保护。
第四章是关于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论述。我国目前的侵权法关于损害赔偿制度存在问题较多，因此本章内容设置较多。首先，缺陷医疗产品责任主体，现行法规定不够准确，笔者认为，应该由生产者、医疗机构和销售者三个主体向患者承担赔偿责任，并根据生产和销售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修正意见。其次，市场份额理论是解决众多不明侵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有效方法，在由于服用药品造成的患者身体损害的赔偿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笔者以我国的“龙胆泻肝丸案件”案件为例，指出我国的司法实践需要尝试和推广新的判案理论和方法。第三，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因医疗侵权导致患者死亡的，其家属根据现行法无法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即《侵权责任法》对死亡的赔偿存在法律漏洞。另外，城乡赔偿的不一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城乡二元制”的现实，《侵权责任法》对此作出了尝试性的突破，但仍需要继续完善。第四，对缺陷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致害课以惩罚性赔偿，遏制并制裁企业侵害患者的不法行为，可形成一种利益刺激机制，鼓励受害人提起诉讼，达到预防侵害，实现社会福利的增长。惩罚性赔偿，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大小应当适当，过低无法促使生产者产生减少产品缺陷的激励，过高又有可能抑制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企业还会将过大的成本转嫁到患者的头上。
第五章论述了医疗侵权损害的分散机制。单纯利用医疗侵权法律规范来解决赔偿问题是不够的，因为侵权责任并保障所有受侵害的人都得到赔偿，即风险有时由受害人承担，而无法分散。最优的风险分配应该是按照不同的风险形态匹配不同的风险水平，以及设立一定制度来有效转移风险。因此侵权法以外的其他分散机制是必要的补充，通过对三种分散机制的论述，可以发现无论是医疗责任保险、第一方保险还是社会保险都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起到分散损害的作用。在肯定其他风险分散机制作用的同时，笔者对侵权法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保险并不能取代侵权责任。这是因为保险制度虽然可以降低风险的影响，但是却不具有对最优预防和最优信息的激励。
从论文的创新来看，笔者以为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从论文选题来看，与国内现有发表的有关医疗侵权经济分析的论文相比，本文是较为全面系统地运用法经济学方法研究医疗侵权的一篇论文，对涉及这一领域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二，从论文的内容来看，本文对对我国的侵权法和医疗侵权的现状进行了反思，指出我国现有侵权法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均需修正，在重视定性分析、法律解释的同时，应加强经济定量分析，研究内容应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农村的现实需求。文章对现有的医疗侵权法律制度提出了改善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疗告知义务的范围的界定，对医疗机构过失的认定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现有医疗侵权赔偿制度的改进等。
本文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笔者运用经济分析方法还嫌稚嫩，医疗侵权涉及法学与医学两大学科领域，因此作者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影响着论文质量，作者需要加强与医学界的沟通，进一步提高论文的深度。第二，因为章容量有限，对医疗侵权的部分内容如因果关系等没有详细展开论述，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5. 医疗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的区别是什么

医疗侵权一般是侵犯身体权利，一般侵权包括侵犯身体权和财产权及其他的权利。

6. 侵权责任法的好处和坏处

1、好处
（1）第一、确立“同伤同价”、“同命同价”赔偿原则。该法第17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2）第二、首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该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法律中首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明确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包含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金额、计算办法等。这个规定，一是把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权益上，侵害人身权益就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财产权。二是什么情况下构成精神损害，新法使用了“严重精神损害”这个词。三是条文只规定“可以”，而不是“应当”。
（3）第三、保护见义勇为，使英雄的流血不流泪。该法第23条规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4）第四、明确医疗损害责任，化解医患矛盾纠纷。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59条规定：吃了问题药，可向医院索赔。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或者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第61条规定：患者要求查阅、复制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

2、坏处，也就是不足之处。
（1）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第十六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该条没有规定造成死亡的，可以要求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是不是以后我们的受害人就不能主张该项费用。
（2）同命同价的不足之处。“第十七条 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虽然说是为了确定“同命同价”的问题，但对如果同一侵权人造成多人伤残的，能不能要求相同数额的残疾赔偿金。如果能，侵权责任法没有作出规定。如果不能，那么有可能再次出现“同命不同价”的翻版。
（3）根据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来看，是不是取消了医院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如果患者要起诉医院的话，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存在过错”，医院才承担赔偿责任。
（4）“法律衔接”未能“无缝”。《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条规定看起来很简单，即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但如果这样规定，势必会造成人民法院适用法律上困难。主要是与《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冲突问题。
（5）立法程序有欠妥当。我国《宪法》《立法法》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无论如何，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制定民事基本法律，而侵权责任法居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6）体系结构不够科学。《侵权责任法》共十二章，92条。在体系上，采用了“总则-分则-附则”的结构。总则是一般规定，分则是特殊侵权责任的规定，附则是关于法律适用的规定。因而，《侵权责任法》采用“总则-分则-附则”这样的结构是很好的选择，但在具体把握上，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是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的内容混杂，不伦不类。

希望以上回答有参考意义。

7. 医疗侵权纠纷与医疗事故有什么区别

只要有医疗方面的纠纷，都可以说是
医疗侵权
纠纷，而只有经医学会鉴定为医疗事故的纠纷，才可以说是医疗事故。

8. 医疗机构应如何应对《侵权责任法》带来的挑战

《侵权责任法》在“医疗损害责任”一章对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所应当履行的义务进行了强化，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医疗侵权损害的证明中引入了推定过错，即“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第58条）这一规定在《侵权责任法中》的引入直接改变了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的格局，它表明，在今后的医疗纠纷中，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将不再是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唯一前提。因为在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时候，只要患者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就可推定医疗机构对患者的损害存在过错，并要求医疗机构对患者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显然强化了医疗机构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严格循医疗操作规程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加大了医疗机构违法诊疗的成本。在目前我国医疗实践中存在很多“医闹”现象的背景下，《侵权责任法》对过错推定的引入，客观上会使医患纠纷中的医疗机构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不如此，该法第59条还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这一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对因使用瑕疵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或血液所造成的医疗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是对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的责任。
制度性因素无疑是《侵权责任法》给医疗机构带来挑战的直接原因，但医疗机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不规范的甚至是违法的诊疗习惯则是引发这些挑战的根源。由于人治在我国漫长历史中的统治性影响，法律在我国一直都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和认同，有法不依的现象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各级医疗机构。表现在具体的医疗实践活动中，很多医疗机构都没有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过现有的各类医疗卫生法规的实施，而很多医学诊疗行为也没有完全按照现行医疗卫生法的规定执行，甚至有些违法诊疗行为在经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整改甚至作出行政处罚之后，依旧大量存在。例如：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核准的科目范围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或者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伪造、篡改或者销毁患者病历资料的行为；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行为；未经患者同意而对其进行人体医学实验的行为；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检查的行为；故意延迟治疗的行为；以及其他违反现行医疗卫生法规定而进行的诊疗行为。〔1〕这些不规范诊疗行为作为很多医疗机构日常诊疗活动中习以为常的习惯，实际上一直都是引发医患纠纷的潜在威胁。由于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之前过错责任原则是追究医疗机构法律责任的唯一法定原则，而司法实践中又不允许进行过错推定，所以，这些不规范的甚至是违法的诊疗行为所招致的不利法律后果并没有被完全显现出来；而不规范行医甚至是违法行医的成本问题也一直没有引起一些医务人员的足够警觉。但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由于过错推定制度的引入，客观上会直接放大了传统不规范诊疗行为所引发的不利法律后果，使医疗机构面临更大的压力。就此而言，《侵权责任法》实际上只是一个彰显和放大医疗机构所面临之挑战的放大镜，而在我国各级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的不规范诊疗习惯才是医疗机构面临挑战的真正根源。
针对《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机构形成挑战的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医疗机构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工作:首先，应当摒除各种不规范的诊疗习惯，减少诊疗中的过错行为。《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之所以会对各级医疗机构带来挑战，除了制度性的因素之外，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各级医疗机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不规范的甚至是违法的习惯性诊疗操作。由于《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这些过去在我国医疗实践中由于没有支付多少成本因而未引起各级医疗机构足够重视的诊疗习惯势必将逐渐显现出其负面效应，从而加大医疗机构从事医学诊疗活动的风险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要很好地应对《侵权责任法》所带来的挑战，就必须从抓习惯入手，规范医务人员的日常医学诊疗行为，摒除以往形成的各种不规范医学诊疗习惯，并防微杜渐，形成依法规范行医的良好执业习惯。这是减少和避免不规范医学操作由于《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所带来的强烈颤震之治本之道！
其次，应当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法律培训。从法理上来说，知法是守法的前提。〔2〕因为只有知法才能够了解自己依法所承担的义务，也才能够严格履行这些义务，并因此而不至承担因为不履行这些义务所招致的不利法律后果。在依法治国已经被明文载入我国宪法而法治亦已成为当代社会之主旋律的宏观背景下，医学诊疗作为医疗机构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显然也已被纳入法治的轨道。立足于法治的立场，医学诊疗活动只有依法进行才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很显然，医学诊疗活动依法进行的逻辑前提就是广大医务人员的知法与守法，亦即了解并掌握法律，明晰并履行自己在诊疗活动中依法所应当承担法定义务。但从我国医疗实践所反馈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医务人员在相关法律的认知、了解与掌握上都还存在盲区，不但对法律学习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够认识，甚至有些医务人员还存在厌烦法律学习的情况。这已成为我国医疗实践中引发医患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侵权责任法》引入了包括过错推定、瑕疵医用产品连带责任等在内一些旨在强化医疗方责任的制度措施后，医务人员违法从事医学诊疗活动的风险与成本已被无限放大。在此背景下，作为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之逻辑前提的医务人员知法与守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经凸显出现。为此，医疗机构应当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对广大医务人员的法律培训，并尤其是医学方面的法律培训，敦促广大医务人员了解、明晰并进而严格履行自己在从事医学诊疗活动时所应当遵守的义务。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医疗机构可以采取“引法入院”的做法，通过邀请相关法学专家做专题报告或聘请其担任医院法律顾问等方式对广大医务人员不定期地进行依法执业方面的集中培训或教育。
而针对一些医务人员对法律学习与培训不感兴趣的情况，可以考虑将法律测试作为对广大医务人员进行考核的一项基本内容，使医务人员的法律学习与其自身利益直接挂钩，刺激其学习法律的兴趣与热情。
再次，应当成立专门的法律部门，并利用好社会上的法学资源。（1）就成立专门的法律部门来说。《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客观上加大了医疗机构违法从事诊疗活动的法律成本，需要医疗机构加强自身知法和守法方面的建设，而成立专门的法律部门（如法律事务部、医学法律研究中心等）则不仅可以方便对各类医务人员进行法律咨询与法律培训，以指导各个业务科室的医务人员学习和掌握与本科室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与规章，监督各个科室贯彻实施法律、法规与规章的情况，而且还可以在发生相关的医患纠纷时及时介入，并给医疗机构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这无疑有助于避免或减少不规范诊疗尤其是违法诊疗行为的发生，将这些行为可能会给医疗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2）就利用好社会上的法学资源来说。我国已经出台的很多法规、规章或医学诊疗操作规范中都对设立由包括医学、法学、伦理学等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专门的生命科技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基因芯片诊断技术管理规范（试行）》等，但就其实践情况来看，很多医疗机构尽管都成立了这类的专门委员会，但却并没有对法学专家的参与问题给予应有重视，很多委员会中往往都找不到法学专家的身影。这很容易成为引发违法医疗操作的一个缺口。为此，需要各级医疗机构切实重视法学专家对生命科技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的参与，积极吸纳法学教授、律师等法学专家介入对医学生命科技临床应用的项目审查堵塞由于存在法学专家盲区而出现的医疗管理漏洞。
最后，应当利用好《侵权责任法》中的一些保护性条款。《侵权责任法》固然引入了过错推定、瑕疵医用产品连带责任等加大医疗风险与违法医疗成本的制度，但其基本目的却是为了引导和强化医疗机构规范行医、依法行医，而不是故意对医患关系一方中的患方做偏袒性规定。正因为如此，《侵权责任法》在强化医疗机构责任与义务的同时，也对医疗机构依法执业做了保护性规定。如第60条规定的“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以及第64条规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等。这说明，《侵权责任法》在强化医疗机构责任与义务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和忽视医疗机构自身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而是也给予了正面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医疗机构进行自我保护，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屏障。就此而言，医疗机构没有必要对《侵权责任法》新制度所带来的挑战表现得过于惊慌，而应当学会利用这些保护性规定，维护自己合法诊疗过程中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尽量争取医患关系中的主动权。
总而言之，对于各级医疗机构而言，《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客观上加大了医学执业风险与违法医疗的成
本，对其从事医学诊疗活动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如果辨证地看，则这些挑战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其实更是机遇，因为它可以促使各级医疗机构真正从思想上关注和重视不规范医疗所招致的法律风险，从而主动采取措施预防和避免这类风险的发生。而这一点，不但可以增强各级医疗机构医疗活动的规范性，提高其抗击医疗风险的能力，对于保障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说，显然也是大有裨益的。

9. 《侵权责任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不同及其二者在医疗纠纷中的作用

1、《侵权责任法》是抄上位法，由人大常委会制定及公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由国务院颁布。
2、《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医疗纠纷的处理存在“二元化”现象，其诟病在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之规定与《民法通则》、《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存在诸多矛盾。上述情况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仍未彻底解决，两者不同在于归责原则，鉴定主体程序，赔偿范围等。
3、至于其二者具体不同及作用，可以到网上自己查阅。

10. 医疗事故与医疗侵权的区别

一、加害人不同

医疗事故的加害人只能是合法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而医疗版损害权可以是任何医疗单位或者个人。

二、两者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同

医疗事故的损害后果直接指向的是患者的生命健康权，附带财产权损害。而医疗损害的损害后果，则包括患者生命健康权在内的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损害。

三、两者加害人主观过错的表现形态不同

医疗事故加害人的主观表现形态是过失，而医疗损害加害人的主观表现形态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

四、定义的法律不同

医疗事故是行政管理和刑法上的概念；医疗侵权是民法上的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