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责任保险中的被害人直接请求权有哪些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责任保险的第三人，是责任保险单约定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以外的、对被保险人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责任保险的赔偿，取决于第三者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被保险人受到第三者的赔偿请求并只有在损害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才承担对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
前引案件所引发的深层次的法律问题是，责任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是否能够超越责任保险合同关系，代替被保险人之地位直接对保险人行使赔偿请求权?对此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责任保险合同仅存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而保险人之责任，须至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后，方能发生。故第三人只可对被保险人作请求，不得对保险人求偿，因为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且在被保险人支付前，保险人之责任尚未发生。因此，第三人原则上不得对保险人行使请求权。第二种观点认为：责任保险合同上之请求原
因，在于第三人之请求，保险人之赔偿责任，实质上即对第三人赔偿责任。因此，第三人应当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
前述两种观点没有考虑责任保险的复杂性，片面地理解了责任保险制度，其见解不尽合理。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了解当代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应当说，当代责任保险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责任保险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给予了特别的尊重。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责任保险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风险保障工具，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利用社会化的机制，实现分配正义。目前，各国都比较注意通过采取一系列利益保障机制，使受害人的利益能够在责任保险中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保险具有了很强的公益性，成为保护受害人利益的一种重要机制。
从立法模式看，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保护受害人第三人利益方面的主要做法包插
第一，直接保护方式，即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为了充分发挥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利益，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受损害的第三方享有并取得被保险人责任保险合同项下的利益，第三方因此可以请求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责任。这种做法是将责任保险的第三人直接纳入保护范围。目前，只有极少数立法例，如美国的路易斯安纳州、纽约州等全面推行直接请求权制度，准许受害第三人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以请求赔偿。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适用范围通常局限于某些强制保险，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环境责任保险等，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责任保险合同。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28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受益人得在本法规之保险金额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为了切实充分地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在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同时，也兼采下列两种制度：(1)禁止向被保险人给付：台湾地区《保险法》规定，保险人于第三人由被保险人应负责任事故所致之损失，未受赔偿以前，不得以赔偿金额之一或全部给付被保险人，(2)直接向第三人给付：台湾地区《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得经被保险人通知，直接对第三人为赔偿金额之给付。
第二，间接保护方式，即要求保险人承担保护第三人利益的注意义务。从各国立法来看，在责任保险领域维持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普遍做法。从法理上分析，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责任是派生于保险合同，而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一般是侵权责任关系。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和保险合同赔偿关系的区分是明显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相互混淆。原则上，责任保险合同的第三人与保险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不能直接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赔偿。从域外立法来看，在责任保险领域维持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普遍做法。因此，除少数法定强制责任保险外，因被保险人的行为而受损害的第三人，对保险人没有直接请求权。但为了更好地维护第三人利益，法律要求保险人承担保护第三人利益的注意义务，督促被保险人尽快履行对第三人的赔偿义务。这种做法的本质是通过让保险公司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间接地对责任保险第三人利益进行保护。《韩国商法典》第72条规定：“对因可归责与被保险人的事故而发生的损害，保险人在第三人接受被保险人的赔偿之前，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额的全部或部分”。根据法律的规定，责任保险合同可以约定先付条款(或称“不得起诉”条款)，在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前，被保险人应当先行给付第三人损害赔偿金，被保险人非经第三人诉追并已支付赔偿金额及费用后，不得对保险人请求赔偿。
纵观域外立法，责任保险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是有限制的。除非法律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第三人不能随意行使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准许第三人不加限制地行使直接请求权，主要的弊端是：
第一，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从法理上分析，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根据是责任保险合同，而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一般是侵权责任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规则，只有合同的缔约双方才能主张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责任保险合同是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一种协议，第三人原则上不能主张保险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
第二，加重了保险公司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无原则地扩大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允许任何责任保险合同中的第三人直接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则将造成直接请求权制度的滥用，保险公司将卷入众多的民事赔偿案件中，经营成本大大增加，并最终加重投保人的负担，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第三，不符合国际保险诉讼惯例。从各国责任保险的诉讼情况看，一般都尊重合同的相对性规则，除机动车强制保险等少数险种外，一般不允许受害人对保险人直接提出请求权，并取得责任保险合同项下的利益。
总体来看，我国的大多数立法要求责任保险人承担保护第三人利益的注意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该条虽然肯定保险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直接向第三者给付保险金，但并未明确第三者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我国正在制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立法，也倾向于继续沿袭这种模式。国务院法制办起草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第19条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对强制保险的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交通事故的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此，在我国的立法例下，第三人原则上对责任保险人无直接请求权。
当然，责任保险发展的潮流是以保护第三者受害方的利益为目的，责任保险的公益性也日渐突出。因此，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正在逐渐扩大。目前我国的立法已显示出这种趋势。《民用航空法》第168条规定：在经营人破产等情形下，受害人可以直接对保险人或者担保人提起诉讼，但是不妨碍受害人根据有关保险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的法律规定提起直接诉讼的权利。同时，保险人或者担保人对受害人依照本章规定提起的直接诉讼不得以保险或者担保的无效或者追溯力终止为由进行抗辩。该条款规定了第三者受害方对保险人的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此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7条规定了对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受损害人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提出。该法规定：“对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受损害人可以向造成油污损害的删白所有人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承担船舶所有人油污损害责任的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它人提出”。根据前述特别法的规定，受害第三方均可直接请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
因此，我国法律采取的是一种稳健(或者说相对保守)的立法模式，即：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应当维持责任保险合同的相对性规则，第三人不得对保险公司提出直接请求权。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这一做法是符合我国国情和保险业的发展情况的。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片面扩大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错误倾向，法院主动追加保险公司为第三人或者被告，并判决保险公司直接向第三人支付保险金的案例并不少见。此外，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也存在这种倾向。该司法解释第31条(责任保险人的诉讼主体)规定：“在第三者起诉被保险人要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列为第三人”。这里笔者理解，该司法解释是为便利第三人行使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而做出的程序上的规定。然而，考虑到我国只有部分特别法规规定了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前述司法解释是否能够普遍适用尚值得商榷。因为，在第三人享有直接请求权的情况下，前述司法解释可以有效地解决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问题。但是，在受害第三人不享有直接请求权的情况下，将保险公司列为第三人，则不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一方面，直接将保险公司列为诉讼当事人，将会使保险公司被迫应诉，增加了其诉讼成本，并最终增加了社会公众的投保成本，另一方面，受害人如不享有直接请求权，其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因此，前述司法解释不区分情况，而整齐划一地从程序上直接规定保险人的诉讼地位，值得商榷。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前引案件的责任保险合同关系仅存在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保险人与受害人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而且，有关的特别法也没有规定原告享有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受害人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直接向
其支付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是对我国《保险法》的误解，其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然，从长远来看，在我国保险业实现做大做强的宏伟目标后，保险的保障功能将更加突出，完全有可能为社会提供更为全面的风险保障。在这一前提下，我国立法将顺应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不断扩大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范围。在公众责任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环境责任保险等领域，赋于受害人直接请求权将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在多数责任保险合同中，仍然应当继续维持责任保险合同的相对性规则，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行约定，责任保险的第三者不能直接请求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2. 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侵权责任时归责原则,
例如：工厂排污毒死了鱼塘的鱼苗，直接损失是鱼塘的鱼苗，可得利益的鱼苗成长后可以得到的实际收入，间接损失是清除鱼塘被污染的费用。也就是说根据《环法》41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文海，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
另外要注意的，你如果要诉讼的话时效2年。
3. 共同危险行为和承担连带责任的多数人侵权行为有区别吗有何区别
共同侵权理论是在一般侵权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针对一类行为主体具有复合性、行为结果具有同一性并以法定权利为损害对象的侵权行为进行研究。如果要追溯其源头，可在古代罗马法中找到其雏形，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内新的民法典制定进程的加快，有关于侵权体系中共同侵权这部分内容的探讨类文章著作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目前就学术界在共同侵权研究的各层面上已形成了诸多不同的观点，由于这方面的立法也有局限性，这样无形之中给实际操作带来了适用上的困难，因此如何形成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建立更符合社会价值需求的法律制度便成为法学工作者的重要研究方向。
一、共同侵权行为概述
（一）共同侵权行为的法律内涵和法律特征
共同侵权行为是指加害人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加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包括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自然人和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构成的情形。共同侵权行为也以过错作为必备的构成要件，包括故意和过失，并且不要求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必须要有意思联络。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事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出台后，从规定上看，共同侵权行为是指数行为人基于共同的主观过错，侵害他人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或者数行为人虽然没有共同的主观过错，但是数行为在同一损害过程中直接结合，造成不可分割的侵害后果的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为多数。即其行为主体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可以是自然人和法人。2.意思表示真实。即其主体之间应有共同过错。3.行为一致性。即数个行为人的行为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统一的致人损害的行为整体。4.结果一致性。即损害结果为双方所希望的。5.责任连带性。即责任主体应相互负连带责任。
（二）共同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
1、共同加害行为
共同加害行为，须共同行为人皆已具备侵权行为之要件始得成立，其特征有三：1）主体的复合性，即有两个以上加害人的存在；2）行为的共同性，即数人之行为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统一的致损原因；3）结果的单一性，即共同之加害行为所生之损害结果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主体之特征毋庸殆言；结果之单一性，意义在于区别于单一之侵权行为；但共同加害之最本质要件在于其共同性，即数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何种情况下始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2、共同危险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指加害时，有许多人参与，不能确知其中谁为加害人时，则使每一参与人均就全部损害负责。此类行为与共同加害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非因全体之行为使损害发生，惟因其中之某人之行为而发生损害结果然不知为谁时发生。其目的在于避免受害人于此情形因无法证明加害行为究系何人所为致无法获得赔偿。
共同危险行为中，之所以让每一参与人均为全部之损害，其基础在于各行为之间具有一定时间与空间上关联的同类危害。它不同于共同加害行为的构成，不以各行为之间的“共同关联性”为必要，也无须证明加害人个人行为与损害发生间的因果关系，唯将有关联的多数人之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观察时，其与损害结果的发生，仍须有因果关系存在。
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然亦有其免责事由：一为证明其未加损害，且未为加损害之条件或原因；一为一参与人经证明应负责任，所有其他可能之肇因人均因此而免责。对于共同
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亦有学者提出质疑，谓“假如结果只能由参与人之一引起，却去推定每个人均为肇事者，本非合理，无论视为举证责任反转或以危险责任观点来看，均非合理，除非参与人间有共同行为之意识，才有承担连带责任之合理根据”。
二、共同侵权行为的归责基础
对共同侵权行为归责基础的研究是对民事侵权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侵权行为归责的法理溯源。她对于正确适用民法有关规定，维护受害人和加害人的正当权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学术界的两种主要观点
1.共同意思说（又称主观说）。主张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不仅加害人之间有共同行为，而且必须有通谋的意思，即使没有共同的通谋的意思，也至少对损害有共同的认识。
2.共同行为说（又称客观说）。主张各行为人只要在事实上有同一损害后果发生，毋需任何故意或过失亦构成共同加害行为。日、法等国坚持共同行为说，旧中国及台湾省的司法实务中原来一直采取意思共同说
（二）共同侵权行为的立法意义
第一，置民事权益受损害之人以更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数人共同侵害他人权利，无论是从加害人的数量上还是侵权行为的危害上，社会危险因素显然超过单独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法律确定所有参加共同侵权行为的加害人均须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因而使受害人处于十分优越的地位，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能完全实现的可能。
第二，加重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惩戒民事违法，减少社会危险因素。在共同侵权行为中，让共同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从而使某一个共同加害人的行为无论与结果发生多大的原因力，都不能只承担自己应承担的那一份责任，而是要承担全部责任。这些规则都是为了加重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责任，不仅起到受害人一般权利的保障目的，而且更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惩戒民事违法行为，警诫社会，教育群众，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危险因素，预防侵权行为，使民事权利在普遍意义上得到保障。因此，争论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的焦点，实质上就是立法者认为应当如何界定连带责任范围大小问题。采取客观标准界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其后果无非是使连带责任范围有所扩大，使受害人得到更好的保护，更有利于预防共同侵权行为，并没有不好的社会效果。
三、共同侵权行为的基本类型划分
1．主观的共同侵权行为 .主观的共同侵权行为就是主观关连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是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即数人基于主观故意而共同侵害他人造成损害的共同侵权行为。
2．客观的共同侵权行为。客观的共同侵权行为就是客观关连共同的共同侵权行为，我曾经将其叫做视为共同侵权行为，是指数人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各自的行为相互结合，共同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侵权行为。
3．共同危险行为。共同危险行为是指数人共同实施有侵害他人权利危险的行为，并且已经造成损害结果，但不能判明其中谁是加害人的准共同侵权行为。
四、共同侵权连带责任的承担
根据侵权法传统理论及普遍社会观念的要求，受害人因数加害人行为受到同一损害，但数加害人行为之间无主观上的关联性时，原则上本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基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规定了无意思联络的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在无意思联络的共同加害行为中，共同加害人对受害人原则上独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相对加害人而言，受害人处于劣势，因此应当免除受害人对各加害人加害部
分的证明责任，令各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各加害人可通过证明其加害部分而主张抗辩，加害人亦无法证明其加害部分时，在各加害人之间进行平均分配。此种连带责任只是为弥补受害人的举证困难，在过失责任主义的原则下通过举证责任的倒置对受害人尽司法救济之力，其性质不同于有意思联络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
（一） 共同加害行为的连带责任承担
共同加害行为称为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是指受害人有权向共同侵权人中的任何一人或者数人请求赔偿全部损失，而任何一个共同侵权人都有义务向受害人负全部的赔偿责任。共同侵权中的一人或数人已全部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则免除其他共同侵权人向受害人应负的赔偿责任。
（二）共同危险行为与连带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又称为准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的连带责任的特点与共同加害行为的特点相同。 法律推定数人对损害发生均有过错，数人对危险行为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需注意的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对内的责任份额，原则上应平均分配。
（三）《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共同侵权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权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此条规定可见，我国关于共同侵权的定义采用的是折衷说，既包含共同故意和共同过失的行为，也包括客观上直接结合的行为。
共同侵权制度作为侵权行为法中众多繁杂制度的其中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法律纵向度的历史发展和横向度的理论延伸”，并 承载着不断回应社会现实所产生的新问题这一不容推卸的职责。通过 对共同侵权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在动态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中透视共同侵权制度的意义与局限，从而探索共同侵权行为构成的合理内涵，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正义的生命在于实现。作为司法实践者，只有通过准确掌握共同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精神和实质，才能以民事司法的保护方法给共同侵权受害人以公正、及时的救济，让司法正义的价值目标从理念变为现实，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 添加评论
4. 论侵权责任与两种保险责任的关系
责任保险是一种以投保人将来会承担的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的险种，所以实现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的前提是投保人侵害了第三人的权利，此时投保人就是侵权人。在这一点上，责任保险与侵权责任较为相似，即责任产生的原因都是侵权行为。所以有学者提出“责任保险为投保人所损害的人提供补偿是以他能够证明投保人的责任为条件的。
因此，这种保险在本质上是寄生的，在投保人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得到证明之前，任何赔偿均不得支付。”①可见，责任险是实现侵权责任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其本身不能完全代替侵权责任。
5. 责任险里，侵权人因为有侵权责任，所以引发的是保险人有保险责任。侵权责任来源于侵权行为。保险是承担
被保险人存在债权
6.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各类侵权责任
根据杨立新教授的观点，最主要的侵权责任形态为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分担责任和垫付责任。
（一）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
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是侵权责任形态的最一般表现形式。自己责任又称直接责任，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自己责任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替代责任又称间接责任，是指责任人为他人的行为和为人的行为以外的自己管领下的物件所致损害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形态。替代责任的责任人是对造成损害的行为人的行为负责的人或者物件的管领人，包括物件的管理人、所有人或占有人，替代责任必须有法律特别规定，适用于特殊侵权行为。
（二）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
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统称为共同责任，是在行为人是多数人的情况下才发生的责任形态，是相对于单独责任来说的。按份责任是指数个加害人按照其行为的原因力和过错比例，按份承担侵权责任，按份责任人可以拒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的赔偿请求。连带责任是指受害人可以向赔偿义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请求承担部分或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但合计不得超过损害赔偿责任的总额，已经承担了超出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就其超出部分向其他未承担责任的连带责任人行使追偿权。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基于同一个损害事实产生两个以上的赔偿请求权，数个请求权的救济目的相同的，受害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其中一个请求权行使，请求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选择了一个请求权行使之后，其他请求权消灭。如果受害人请求承担责任的行为人不是最终责任承担者的，其在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有权向最终责任承担者追偿。补充责任是指基于同一个损害事实产生两个以上的赔偿请求权，数个请求权的救济目的相同，但对请求权的行使顺序有特别规定的，受害人应当首先向直接加害人请求赔偿，在直接加害人不能赔偿或者赔偿不足时，受害人可以向补充责任人请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补充责任人在承担了补充责任后，有权向直接责任人行使追偿权，但就其过错行为产生的直接损害部分不享有追偿权。承担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必须有法律特别规定。
（三）分担责任和垫付责任
分担责任是指依据公平原则，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受损害程度等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分担责任一般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垫付责任，是指侵权行为人致人损害无力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者情况紧急暂时无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由与侵权行为人有特定关系的人依法承担先行代为支付赔偿金的民事法律责任，垫付责任人在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有权向行为人追偿，垫付责任人的追偿权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承担分担责任和垫付责任也必须有法律特别规定。
二、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的体现
在侵权法的侵权责任形态体系中，自己责任是常态，替代责任是非常态。 《侵权责任法》关于自己责任的规定为第6条，即“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自己责任在归责原则方面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侵权责任法》在规定侵权责任时没有特别规定其他侵权责任形态的，都为自己责任。替代责任在归责原则方面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或者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特殊侵权行为，所以承担替代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必须有特别规定，主要表现在：《侵权责任法》第32条1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五章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第七章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第九章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规定、第十章关于“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规定、第十一章关于“物件损害责任”等规定均属于替代责任的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章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替代责任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常态，而自己责任则是非常态。
三、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的体现
（一）《侵权责任法》关于按份责任的规定
按份责任适用于多人分别侵权的情形，在《侵权责任法》中首先是第12条总的规定，即“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另外，第9条第2款规定：“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时，如果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与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承担按份责任。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就是对于不足部分，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与机动车使用人承担按份责任。第67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也就是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各污染者承担按份责任。另外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接受劳务一方和提供劳务一方各自的过错对提供劳务一方受到的损害承担按份责任。
（二）《侵权责任法》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中，关于连带责任的条款特别多。首先，《侵权责任法》第13条规定了被侵权人对连带责任的主张形式，即：“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其次，《侵权责任法》从宏观上规定了几种适用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主要为第8条关于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9条第1款关于教唆、帮助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的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第10条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第11条关于多人分别侵权的连带责任的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条与上述第12条关于多人分别侵权承担按份责任的规定不同。最后，《侵权责任法》从微观上多处规定了适用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主要为第36条第2、3款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第51条规定：“以买卖等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第74条规定：“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将高度危险物交由他人管理的，由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有过错的，与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第74条规定：“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非法占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对防止他人非法占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与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第86条第1款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三）《侵权责任法》关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规定
不真正连带责任，源于德国法，由连带责任发展、衍变而来，如上所述，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基于同一个损害事实产生两个以上的赔偿请求权，数个请求权的救济目的相同的，受害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其中一个请求权行使，请求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选择了一个请求权行使之后，其他请求权消灭。如果受害人请求承担责任的行为人不是最终责任承担者的，其在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有权向最终责任承担者追偿。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情况主要表现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侵权责任法》中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1款对这种情况作了规定，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也就是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如果是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主与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没有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概念，根据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涵义以下条款可以理解为不真正连带责任，一是《侵权责任法》第43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二是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三是第68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污染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四是第83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四）《侵权责任法》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
补充责任理论，在侵权责任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司法实践中应正确把握和适用，如上所述，补充责任与连带责任不同，补充责任人是第二责任人，在第一责任人未承担责任前，补充责任人享有抗辩权。《侵权责任法》中，关于补充责任的条款，主要有三条：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四、分担责任和垫付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的体现
（一）《侵权责任法》关于分担责任的规定
如上所述，分担责任是指依据公平原则，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受损害程度等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关于分担责任的规定首先表现为第24条总的规定，即：“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这一规定沿袭了《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关于分担责任的具体规定主要为第33条第1款：“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没有过错的，依据公平原则，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另外，第23条笔者认为也是关于分担责任的具体规定，即：“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二）《侵权责任法》关于垫付责任的规定
垫付责任作为一种立法设计选择，是一种补充性的选择，适用于有明确的责任人但无法实际承担责任，而由受害人承担损害显失公平的情况；实际上是一种公平原则的适用，是利益衡量的结果。《侵权责任法》关于垫付责任的规定的内容很少，主要表现在第六章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中，即第52条规定：“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第53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除这两条之外，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8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第24条规定：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下面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所以关于垫付责任的主体主要是保险公司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司法实践中要要将《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结合起来予以适用。
7. 责任保险责任一般为哪种责任违约还是侵权
产品责任保险：是指以产品制造者、销售者、维修者等的产品责任为承保风险的一种责任保险；
职业责任保险：是以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在从事职业技术工作时因疏忽或过失造成合同对方或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所导致的经济赔偿责任为承保风险的责任保险；
公众责任保险：承保被保险人在其经营的地域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或其它活动时，因发生意外事故而造成他人（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为承保风险的一种责任保险；
雇主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即雇主的雇员在受雇期间从事业务时因遭受意外导致伤、残、死亡或患有与职业有关的职业性疾病而依法或根据雇佣合同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为承保风险的一种责任保险。
8. 从承保角度解释"911"事件对于保险公司的影响
一、从对《交法》第七十六条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应是共同被告而非第三人。
《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在设立强制机动车责任保险新制度的前提下，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应负之责，负有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直接赔付的义务，且承担的是第一序位的赔偿义务。机动车肇事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种补充赔偿责任，既是序位的补充，又是差额的补充，即就保险公司责任限额外的差额部分，机动车肇事方才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赔偿责任。
《交法》第七十六条既然规定保险公司对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承担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那么在受害人启动的诉讼程序中，保险公司作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共同被告，则是其赔偿责任在诉讼法中的应有之义，而不可能作第三人。
第三人分两种：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独立请求权利是对于本诉的原告和被告而言的，他将本诉的原告和被告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本诉的原告和被告都是他的被告，第三人实际居于原告地位。保险公司对受害人和致害人(被保险人)而言，只有赔偿义务，不可能成为原告(若行使追偿权则另当别论)，故保险公司不可能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依附于原告，或依附于被告。他对本诉争议的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只是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受害人启动的诉讼程序中，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只能依附于被告(致害人或被保险人)，成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而此种诉讼地位则是传统保险理念下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在传统的责任保险理念中，责任保险为被保险人转移其民事赔偿责任的方式，责任保险专为填补被保险人因为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受到损失的目的而存在。责任保险合同纯属为自己(被保险人)利益的合同，受到伤害的第三人不能直接诉请保险人给付赔偿金，甚至在对被保险人起诉而胜诉时亦同。在这种理念之下，投保人和保险人为合同当事人，被保险人为合同关系人，受害人既非合同当事人，又非合同关系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自然不享有责任保险合同中的任何权利或利益，更无权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在被保险人向受害人为赔偿前，保险人亦不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因为被保险人如果未向受害人赔偿，则损失尚未发生;损失尚未发生，则保险责任尚未发生;即使在被保险人应向受害人为赔偿，倘若未接到被保险人指定给付的通知，则保险人只能向被保险人赔偿，不得向受害人为保险金给付。可见，受害第三人的被动地位十分明显。
我国的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依据的是《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合同的主体有当事人和关系人之分。所谓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指订立保险合同并享有和承担保险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人，包括保险人和投保人。所谓保险合同关系人是指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或保险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对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人。故投保人未必享有直接请求权，保险合同关系人才是享有直接请求权的人。依《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保险合同关系人。受益人只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责任保险属财产保险中的一种，责任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只有被保险人，没有受害人。受害人在商业三者险中被排斥在保险合同关系人之外，对保险合同不享有保险金给付的直接请求权。2003年12月8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将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该条规定：“在第三者起诉被保险人要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列为第三人。”征求意见稿出台时《交法》尚未公布，它是对《保险法》规定的商业三者险合同作出的解释。
二、保险公司作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共同被告与现有民事诉讼法及保险法、合同法相关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在诉讼法理论上，不同的法律关系应作为不同的诉来处理。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将保险人与作为致害人的机动车一方作为共同被告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必要共同诉讼是“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即对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权利的为共同原告，对诉讼标的承担共同义务是共同被告。对侵权损害赔偿诉讼而言，保险公司不是共同致害人，不是肇事车的所有者或管理者，没有共同义务向受害人赔偿;对保险合同诉讼而言，保险公司与致害人对受害人没有共同赔偿义务，只有被保险人享有合同规定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由于传统保险法将受害人排除在合同关系人之外，保险公司与受害人更是毫无关系。因此，受害人将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或法院追加保险人为共同被告都违反了程序法有关共同诉讼的一般规定。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我国《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该条规定了保险人直接向受害第三者支付保险金的义务和条件。保险人能否直接向受害人支付保险金，要么取决于其他法律的特别规定，要么取决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我国的商业性责任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坚持传统的责任保险理念，鲜有达成“保险人直接向受害第三人支付保险金”的特别约定。在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一般都是先由被保险人向受害第三人赔偿，然后凭有关原始费用凭证再向保险公司领取赔款。故《保险法》第五十条对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而言形同虚设。而且即使保险公司与投保人达成了“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第三人支付保险金”的协议，这种特别约定到底是利益第三人条款，适用《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还是合同债权的转让，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若定性为利益第三人合同，倘若保险公司不依约定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支付义务，受害第三人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保险公司得以合同相对性进行抗辩。因为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保险人只对合同债权人即被保险人承担违约责任，受害第三人连原告主体资格都没有。若理解为权利的转让，则受害人可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给付。受害人有原告主体资格，只是权利的行使受到限制。因为受害人对保险人的权利源自于被保险人，受害人并未取得优于被保险人的地位，受害人所得的就是民事赔偿责任人所拥有的保险。这意味着受害人的权利受到保险人可得依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进行抗辩的限制，保险人可以用被保险人未尽如实说明的义务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违反合同约定的其他条件及义务等抗辩事由，来对抗受害第三人的请求权。无论理解成涉他合同还是债权的转让，对受害人的保护都受到合同相对性的限制。
至于其他法律的规定，一般都是关于强制责任保险的特别法，目前我国只有《民用航空法》和《交法》。《民用航空法》规定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责任担保，并且受害人可以直接诉讼保险人和担保人(第166条、第168条)。《交法》第七十六条虽然规定保险公司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向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第三人赔偿，其在程序法上与被保险人作为共同被告，则与现有诉讼法、保险法、合同法有关规定不符，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立法及时应当跟进，以特别法的形式，从强制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出发，对现有法律规范进行适当的突破，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三、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法定的直接请求权，是强制机动车责任保险制度立法目的的内在要求。
强制机动车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推行，乃是为了维护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具有浓厚的公共政策性，其订约的目的就是为了执行强制机动车保险法所树立的公共政策——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迅速、直接获得保险合同的保障。故强制机动车保险合同本质上与传统保险为被保险人利益不同，而是为第三人利益兼为被保险人利益，以保护不特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为核心目的。与传统保险合同不同，各国强制保险合同不只将被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而且也将第三人作为保险合同关系人。对合同关系人的扩张缘于各国强制机动车保险法法律、法规赋予受害人对保险人保险金的直接请求权。例如，英国《1988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43条规定第三方对承保人的诉权，德国《汽车保有人强制保险法》第3条第1款规定第三人得对保险人行使其损害赔偿请求权。
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应是与《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第一序位的赔偿责任对应配套的制度设置，是强制责任保险法律为了让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为受害人在可向致害人寻求救济渠道外开辟的另一条更为保险更加快捷的救济渠道的权利。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这种请求权，一是直接的，不必辗转于被保险人，无须被保险人请求权的让渡;二是独立的，不必依附于被保险人，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独立取得。这种独立的直接请求权不受制于被保险人，反过来限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被保险人虽然也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但在向受害人实际赔偿前，不得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而只有在已对受害人赔偿、且强制保险金在给付受害人后仍有余额的前提下，才能就已赔偿的金额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保险人请求给付。同时该请求权也不受保险公司赔偿序位的限制。因为受害人对保险公司和致害人分别拥有两种独立的请求权，没有先后顺序之分。受害人对这两种权利可以选择行使，也可以同时行使，受害人选择向被保险人请求赔偿，被保险人不得以保险公司为第一序位赔偿进行抗辩而拒绝先行赔付。受害人放弃其中一个请求权的行使并不导致对另一请求权的否定。但是由于两种请求权在责任限额内同时指向同一损害，为防止重复支付，当对其中一方的请求得到支付之后，对另一方的请求则在实际支付的赔偿数额内免除。不过，从诉讼经济原则的角度考虑，同时为查明案件事实，受害人一般是同时行使两种请求权，将致害方和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进行诉讼。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四、《条例》没有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合同的直接请求权，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与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法一样，《条例》第一条就明确了立法的目的和依据：“为了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可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这与世界各国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并无二致。出于对比立法目的的贯彻和张扬，世界各国强制机动车责任保险的各种制度设计，抛弃了合同法、保险法上的许多基本原则，创设了一些强制责任保险所特有的制度，例如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并且为先取特权。早在2005年1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条例》草案中就没有规定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有学者指出这是立法上的重大缺漏，建议修改时补上。现在公布的正式《条例》，仍然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条文，只规定了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此条文与《保险法》第五十条一脉相承。虽然是赋予保险公司给付对象上的选择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软化了保险公司对受害人赔付的义务，但我们也可以将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的规定理解成此规定暗含受害人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直接请求保险金给付。但《条例》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一条在规定保险理赔程序时，却将受害人置于整个保险理赔程序之外，受害人除了通知保险公司已发生了交通事故和受领保险金(如果保险公司选择向受害人直接给付)外，其理赔和索赔的中间环节，从提出保险金赔付的申请，到提供索赔证明和资料，到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以及发生争议有权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的主体都只有被保险人。而这些环节至关重要，涉及到保险公司赔与不赔、赔多赔少等有关受害人切身利益的问题，由于《条例》将受害人排除在理赔程序之外，受害人无权参与到具体理赔的交涉和商谈中，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被动接受最终的理赔结果。可见受害人在保险理赔环节的被动地位十分明显。倘若被保险人索赔资料提供不全，导致保险公司不赔或少赔;倘若受害人对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事故认定书是保险公司理赔认定过错和责任的重要依据)，不认可赔付的保险金额;倘若保险公司将保险金赔付给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不给付给受害人，受害人如之奈何?在整个理赔过程中，《条例》没有赋予受害人任何救济权利，受害人不得不在理赔程序终结后，陷入繁琐和艰苦的侵权诉讼中，此种结果与强制保险法的立法目的相去甚远。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由上述分析可知，《条例》固守传统责任保险理念，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在这一问题上，与我国现有的商业三者险雷同，违背强制责任保险国际立法潮流，全无立法的先进性可言，使得《条例》标榜的立法目的无法座实。《条例》不规定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那么可以预见依据《条例》制定的、在2006年7月1日实施的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合同条款亦不可能将受害人作为关系人，这与《交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脱节、矛盾甚至反动，造成了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的错位，也给审判实务适用法律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混乱。
为求得司法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对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问题，以及此种请求权的性质问题，以及受害人与被保险人同时对保险公司享有的直接请求权行使的优先问题等等此类既涉及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又影响到实体处理的问题，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指导审判实务。笔者认为，《条例》虽然没有明确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且将受害人排斥在保险理赔程序外，但也仅仅限于保险理赔程序，这并不意味着限制了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保险公司的起诉权。况且《保险法》和《条例》均规定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交法》第七十六条从保护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等交通事故中的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出发，确立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确立无过错责任制度，在赔偿序位上更将保险公司推向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最前沿。因此，司法解释应从《交法》和强制责任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出发，依据相关法律，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解释。
五、《条例》明确了受强制保险法保障的受害人范围，圈定了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
不是所有交通事故的受害人都可以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主张权利。因为在《交法》第七十六条交织着两种法律关系三方当事人，一是交通事故肇事责任方与受害人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一是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交通事故责任方)之间强制责任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只有既受侵权法保护又受强制责任保险法保护的受害人才可以同时向事故责任主体和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交法》第七十六条和《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意义上的受害人和强制责任保险法意义上的受害人。
《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受害人只有两种类型，一是因单个机动车肇事而受到损害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本车人的驾驶员或乘客是否侵权法意义上的受害人?笔者认为，在单个机动车肇事的情形下，本车上的乘客，无论是无偿搭乘者，还是有偿搭载者，对民事责任主体都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故仍为受害人。但乘客中有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身份者，因是事故责任主体，不属于受害人。至于单方事故中的驾驶员一般是事故加害人，不具有受害人身份。二是因机动车之间肇事而受到损害的人，既包括参与肇事的机动车上的驾驶员和乘客，也包括非机动车上的人和行人。但是，本车驾驶员的受害人身份是相对参与肇事的他机动车的过失确定的，如果他机动车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失，则本车上的驾驶员纯属事故加害人，不具有受害人身份。至于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无论事故当时其身份是驾驶员、乘客还是车外第三人，如果在数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当然也有可能成为侵权法意义上的受害人，他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对象是依照侵权法归责原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其他肇事机动车民事责任主体。这只是直接受害人，若延及受害人之被抚养人和近亲属，受害人群体还要膨胀。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在侵权法上，赔偿权利人与受害人为同一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亲属。”可见受害人为两种，一是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称为“直接受害人”;二是因直接受害人伤残、残废而蒙受生活资源损失和精神痛苦的被抚养人及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被称为“间接受害人”。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在侵权意义上为直接受害人，在其遭受伤残、死亡损害后，其赔偿权利人可能是其本人，也可能是其本人和被抚养人，也可能是其近亲属，即赔偿权利人可能是交通事故中的直接受害人，也可能是间接受害人。他们都可依侵权法的相关规定向事故责任主体主张权利。
相比较而言，受强制责任保险法保障的受害人范围极其狭窄，依《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强制保险的保障对象是被保险机动车致害的交通事故受害人，但不包括被保险人和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条例》关于“受害第三人”的范围与我国商业三者险的“第三者”范围如出一辙。被保险人一般为致害人、事故责任人，在保险法上、侵权法上都不具受害人身份，自然排除在受害人范围之外，当无疑问，但与侵权法上的受害人范围相比，《条例》过滤掉了本车上的乘客，问题是：被保险人和车上人员是否一律被排除在受害人范围之外?这要分别不同情况而论。将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排除在强制保险受害人之外，一是出于保险公司保留“车上责任险”的商业利益考虑，二是考虑到200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要求从事客运服务的承运人必须投保承运人责任险，乘客的人身财产损害可以依法得到赔偿。如此受害人就只剩下车外第三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无论是在单车肇事还是数车之间肇事中遭受损害，都是强制保险法保护的对象。自损事故(即无其他机动车参与，或虽有其他机动车参与，但他机动车无责的交通事故，包括单方事故)中的被保险人和本车人员不是强制责任保险的受害人，对本车的保险人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但在数车之间肇事的情况下，如果他车也属肇事机动车依法应负赔偿之责，肇事的本车上的被保险人和车上人员，相对于他车而言，也属受害第三人，可向他车的强制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另外，正在上下被保险车辆的人，亦应认定为本车上人员。
强制保险法意义上的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他们是交通事故的直接受害人，他们及其被抚养人和近亲属有同时起诉交通事故侵权民事责任主体和保险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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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苹果与唯冠公司对于ipad商标之争事件，最好专业一些的
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侵权行为存在
2、造成了损害后果
3、损害结内果与行为存在容因果关系（引起被引起的关系）
3、侵权行为人存在过错（故意、重大过失，法律归定某些情况下比如重度危险作业，只要存在危险行为就推定为存在过错）
就苹果与唯冠商标争议，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看：
1、苹果公司对ipad商标的使用是不是侵权行为？前提就是看，这种使用是不是符合法，苹果是不是对广发商标拥有合法的权益，依商标法规定，商标权以注册在先为保护原则，所以谁先合法注册了商标，谁就拥有在法律上的权益
2、苹果公司对ipad商标的使用是不是造成了后果，在知识产权侵害后果的计算中，常常是拿侵权方的获利作为标准的，显然不合法使用ipad商标是造成损害后果的；
3、4、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