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行政诉讼中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因及例外
原因：
第一、从行政管理的基本要求来看，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是根据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应当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即行政机关在作出裁决前，应当充分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事实，对照法律作出裁决，而不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行政行为，造成程序违法，滥用职权，侵害相对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入诉讼程序后，如被告举不出证据就证明了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阶段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起码的事实根据，已经违反了行政程序规则而构成违法，只能由它承担败诉后果。因此，规定被告负举证责任是可行的、必要的。
第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相对一面自然是，行政诉讼的原告不承担举证责任。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其实施行政行为时无须征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同意。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则处于被动地位，无论在经济状况、活动能力及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方面，都不具备行政机关所享有的各种职权和便利条件，原告将无法或者很难收集到证据。即使收集到，也不能有效地保全证据不具有对主要事实毫无遗漏地举证能力。而如果当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时。由原告承担败诉后果，是有失公平的。
第三、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比原告要强。在行政程序中，行使行政执法权和行政司法权的行政机关，拥有足够的行政经费，专门的仪器设备和技术队伍，从而保证行政机关即有足够的权力，又有足够的能力收集、调取证据而在一定特定情况下，原告几乎没有举证能力，有的案件的证据需要一定的知识、技术手段、资料乃至于设备才能取得，而这些往往是原告所不能具备的。如是否对环境造成污染，污染的程度多大，药品管理中伪劣药品的认定等等，这些都是原告无法收集、保全的，因而要求原告举证是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而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收集和保全这些证据并证明这些事实，都是力所能及的。
例外：
1.对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案件，原告无需举证证明其曾经向被诉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这是针对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而规定的。它又称为积极行政行为、针对性行政行为，是指依据行政机关所具有的法定行政权，不需要行政相赇人的申请即可作为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征收行为、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强制行为等。这类行政行为无需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当然没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事实。
2.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善等正当事由而无法提供证明其曾经向被诉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事实时，经向人民法院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推定原告提出申请的事实存在。这样，既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也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完善其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
3.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从审判实践来看，原告与被告对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发生争议的情况，多数是由于被告未告知行政相对人诉权和起诉期限而引起的，少数是因为送达的时间发生争议而引起的。因此，立法上将证明原告起诉期限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履行。之所以这样分配，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告知行政相对人诉权和起诉期限是行政机关的义务，倘若行政机关不能证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人民法院只能推定行政相对人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其次，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直接送达行政处理决定时，行政相对人收到通知后，应当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若拒绝签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记录在案，并由在场的人员签字或者盖章。如果通过邮寄送达或者公告送达，其应当具有邮寄的单据或者公告的报刊。倘若行政相对人已提供其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的证据，被告认为其证据不真实，完全具有提出反驳的条件。再次，被告掌握起诉期限的全部环节。因此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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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行政起诉书的 事实理由怎么写
行政律师诉讼，最后请律师，律师为全部搞定，不用当事人当时写
③ 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有什么区别
（一）主体因素
主体因素是判断某一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行政争议双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另一方则是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我国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认为行政主体主要有两类：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这一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均已暴露出其缺陷。一方面，已有学者认识到中国行政主体的概念只是舶来品，并无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显得“根底浅薄”；另一方面，当初提出行政主体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行政诉讼被告这一问题，但诸多的案例已经告诉我们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行政诉讼被告仍然无法确定。其中问题最多的地方即是所谓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诉讼实践中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概念实际上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确有必要改造现有的行政主体概念，在吸纳大陆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理论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实际，赋予行政主体新的内容。首先，行政主体“是指行政法上享有权利、负担义务，具有一定职权且得设置机关以便行使，并藉以实现其行政上任务之组织体。”行政主体应当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国家与地方的行政机关；第二类是公务法人，包括公共机构和公法社团两种主体。在公私法二元分立的国家里将法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中国没有这种划分。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可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和社团法人。“在各种法人中除公司、企业等依民法设立的民事主体即行政机关已经有了确定的法律地位和救济途径外，事业单位法人及社团法人的法律地位及性质并不明确，对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属性也缺乏定性，自然对它们之间的争议也缺乏明确的救济途径。”因此有学者主张应当将事业法人及社会公共团体归类为公法人，将诸如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文化团体界定为公务法人。这种公务法人不是单一的民事主体，它包括负担特定目的、提供专门服务的行政机构（公共机构），还包括某些以社员为基础而组成的公法组织（如行业协会之类的公法社团）。第三类行政主体是被授权的组织或个人，这与原有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概念不同，它是指执行特定行政任务的私法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国家可以放弃自行执行行政任务或者由行政机关、公务法人执行行政任务，而授权私人在相应范围内执行行政任务，这是行政多元化的一种体现。
如果行政主体在所进行的活动中并没有运用公权力，而是处于与相对人平等的地位，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争议即为民事争议，如行政主体在购买办公用品的过程中与相对人所产生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
（二）公权力因素
根据所适用法律的性质，行政可以分为公权力行政和私经济行政。私经济行政是指“国家并非居于公权力主体地位行使其统治权，而是出于与私人相当之法律地位，并在私法支配下所为之各种行为。”私经济行政可大别为四类：为达成行政上任务所采取之私法形态的行为；以私法组织形态所从事之营利行为；私法形态之辅助行为；参与纯粹之交易行为。行政主体的私经济行为若与相对人发生争议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的。
关于公权力行政的范围，有三种对立的观点：其一为狭义说，认为公权力应限定于国家基于统治权的优越地位所发动的作用；其二为广义说，凡国家或公共团体中除去私经济作用之外的一切作用均为公权力行为，因此公权力行为包括非权力作用（例如公法契约、行政指导等）；其三为最广义说，即公权力范围甚至包括私经济作用在内。我们采广义说，并且将公权力行政与公共行政通用。公共行政可以分为政府的公共行政和社会的公共行政，政府的公共行政是指由国家的代表――政府根据法律规定所实施的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行政，行政主体处于优越于人民的地位；社会公共行政则是指社会公共组织对一定领域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在这一领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存在着与权力行政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服务提供关系。在德国，公共行政根据承担者的性质分为直接的国家行政和间接的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在直接的国家行政中公权力色彩较强，而在社会公共行政中公权力色彩相对弱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几乎看不到权力的痕迹。
对于公权力行政，我国传统的观念主要将视角局限于国家行政，即国家处于优越于人民的地位，享有对相对人单方面发布命令，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随着服务行政的兴起，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化，行政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了，而是扩展至公共行政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
我们认为，凡是行政主体运用公权力的行为而导致与相对人发生争议，即应当属于行政争议。而行政主体出于与相对人平等的地位，基于意思自治而做出的行为所导致的争议则属于民事争议。
（三）法律依据
如果争议的发生原因是行政主体的公法适用行为则应当认定为行政争议，如果是行政主体适用私法的行为则应当认定为民事争议。在德国，学说判例认为“必须斟酌原告所提出之事实关系，是由哪些法规加以定性规律以及对于原告诉之声明之判断，哪些法规可被适用等因素”。“以私法为基础的国家活动和公共机构活动所产生的法律争议，不是具有公法性质的争议。同样，如果国家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与利用这些机构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以私法为基础的，那么也不存在任何公法性质的纠纷。”日本的田中二郎博士也认为：“行政事件是相对于民事事件的概念，本意为有关行政法规即公法法规之适用的诉讼事件，纵使是行政诉讼事件，但以关于私法法规只适用事件，则属民事事件，而非行政事件。”因此，问题回到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上。
关于二者的区分标准，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有三个：其一为“利益说”，主张有关公共利益的法是公法，私法则是关系个人利益的法。其二为“从属说”，即规范上下隶属关系的法规为公法，规范平等关系的则是私法。其三为“新主体说”，公法是公权力主体或其机关所执行之职务法规，赋予权利或课予义务的对象仅限于行政主体或国家机关；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均发生权利义务之可能者为私法。我们赞同“新主体说”。值得注意的是，区分公法与私法的差异，实质上就是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的差异，它不是对不同法律部门的简单区分。我们在考虑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时，不能采用形式性的观点，而应该对法律法规的实质内容加以分析与辨别。一部法律是由许多具有规范效力的法条组成的，这些法条的效力可以形成人民个别的权利义务，并结合而组成此法律。故应当个别地区分法条的性质，因此在一部法律内部可以同时包含具有公法性质及私法性质的条款。
还应当注意的是，行政主体是否应当适用公法须由解决争议的主体作出客观的判断，在客观上应当适用公法时，即使行政主体认为应当适用私法，行政主体的行为所引起的争议也属于行政争议。现实生活中许多行业（如电信、邮电等行业）仍然存在“政企合一”的情况，这些行为主体（如邮电局、电信局）一方面是行政主体，一方面又是民事主体，不能笼统地将这些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均认定为民事行为，尤其应当防止行为主体在职能重合的情况下，借民事行为之名行行政行为之实，利用行政权力追求一些与社会公共利益不符的目的，同时规避行政法律责任。因此，对于行政主体是否应当适用公法应当由纠纷解决主体作出客观的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判断行政主体是否运用公权力的法律依据应当包括法律与法规，并不包括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之所以持此观点，是为了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一致。
（四）权利义务的特殊性
法律关系是两个以上的法律主体就具体实践，依法律规定所处理的法律上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即依行政法而成立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一般而言主要存在于国家与人民之间。所谓“国家”是各种行政主体的总称，行政主体除了行政机关之外，尚有大量公务法人以及依法律授权行使公权力的私人及法人。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这种权利与义务同作为私法关系内容的私法权利义务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主体与人民在法律秩序中的不对等的地位。首先，在私法中，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义务人之义务即为权利人之权利，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公行政的义务并不当然意味着人民的权利。人民的“公权系指人民基于法律行为或以保障某个人利益为目的而制定之强行性规范，得援引该法向国家为某种请求或为某种行为之法律上地位。”在享有公权利的同时，人民同时负有行政法上的义务，人民依行政法的规定，应当服从公权力，作出特定的作为、不作为或容忍。由于法律直接对公权力主体授予权力、公行政则据此对服从其公权力的人民将其抽象的义务具体化、现实化，从而实现公共利益、完成行政任务。其次，在私法法律关系中，基于私法自治原则，法律关系当事人对法律关系的内容有充分的形成、变更或撤销的自由，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基于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无论行政主体或人民，法律关系的内容之形成自由皆远不及私法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在行政争议中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公民一方与行政主体一方各自的权利义务相应地呈现出与民事争议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不同的特殊性。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一般行政关系只包含公民的一般权利义务，而特别权力关系则涉及到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中当事人的关系极不平等，个体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行政机关、学校、监狱等不仅可以在无法律依据的前提下限制其属员的基本人权，而且这些行为被认为纯属行政的范围，从而排除了行政诉讼的适用。二战之后，这种不符合法治要求的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判例的发展已经使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逐渐缩小。在中国，有关学校与学生之间、监狱与服刑人员之间、行政机关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若发生争议是通过内部途径加以解决的，且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近两年来几起著名的学生诉学校的案件才使这一领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认为，为了保证行政主体对其成员正常的管理秩序，不宜将行政主体与其成员之间的一切争议均纳入行政诉讼的轨道。但是，如果行政主体的行为如果涉及到其成员个人基本权利义务、改变其法律地位、对其有重大影响，则争议就应当纳入行政争议的范围，依循一定途径加以解决。
（五）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行政的一个基本特征，“公益向来为国家所积极追寻的目标之一，虽然自古至今国家之类型与职能多有嬗变，公益概念之内涵亦随之时有变化，但是公益却始终为国家社会所存在之目的。”“公益概念不论在何种类型的国家中，都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现代法治国家里，法律的制定、执行皆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终极目标。”关于何谓“公共”，主要有两个判断标准：其一为非隔离性，即为开放性，意思是指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自由的进出某一团体，无须有特别条件的限制。这一团体既不封闭也不专为某个人所保留，该团体之多数人不具有排他性。据此，某一居住小区并不是一个闭锁的圈子，具有非隔离性的特征，该居住小区内的居民可以成为公益的主体。其二是数量上须达到一定的多数，这一标准比“非隔离性”更为重要。那么何为“利益”？当任何人（评价主体）根据某一评价标准，对某客体为评估，就评估主体而言，该客体所获得的特定价值即为利益。而公共利益是主观上的利益还是客观上的利益呢？我们认为，利益的形成即利益价值的认定，均是由当时的客观事实来决定的，公益的内容自然是随着发展的及动态的国家社会情形而不同。因此，“法律上所称公益也者，并非抽象的属于统治团体或其中某一群人之利益，更非执政者、立法者或官僚体系本身之利益，亦非政治社会中各个成员利益之总和，而系各个成员之事实上利益，经由复杂交互影响过程所形成理想整合之状态。”一般而言，公益在现代国家，系以维持和平之社会秩序、保障个人之尊严、财产、自由及权利，提供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等为其内容。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须以公益为目的，若背离了公共利益而掺入一些不正当的考虑，则该主体的行政活动将丧失正当性。
公共利益常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着眼点。例如，在德国有这样一个案例：处于困境的某银行不服德意志银行刚刚提高的贴现率而提起诉讼。在此案中如果将确定贴现率从公法角度观察，就会因其无私法上的赢利、考虑货币的稳定与全社会的经济市场的稳固利益相关，从而倾向于公法性质的定性。
综上所述，在判断某一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时须综合考虑到主体因素、公权力因素、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的实质规定以及公共利益等多重因素，而在这多种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实际上是行政主体的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内容，因为它在一般情况下会决定某一行为主体是否为行政主体，其所作出的行为是否为公权力的行使。因此，在判断某一争议的性质时应当首先考虑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实质内容。
④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
你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⑤ 行政案件撤诉的理由有哪些
《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八条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
（一）申请撤诉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二）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超越或者放弃职权，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三）被告已经改变或者决定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四）第三人无异议。
第五条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有履行内容且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撤诉；不能即时或者一次性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撤诉，也可以裁定中止审理。
⑥ 论述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的区别
关于法律的适用，有一个优先性，行政法规范的适用优先于民法。
行政仲裁与行政裁决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行使的机构不同。仲裁是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双方自愿订立的仲裁条款或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受理并由仲裁庭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事项进行审理和裁决，而行政裁决则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其行政管理职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受理的根据不同。仲裁机构受理案件是根据当事人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其对案件管辖权的取得完全基于当事人双方的授权。而行政裁决则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实施强制管辖。
三、适用的法律不同。仲裁机构处理争议是根据事实、依据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处理纠纷，即在全面、深入、客观地查清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确认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法律法规未对有关争议作明确规定时，可以参照经济贸易惯例或者行业惯例来确认责任。而行政裁决则只能根据事实，依据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来确认责任。
四、效力不同。仲裁实行一裁终局。裁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行政裁决作出后，当事人不服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五、性质不同。仲裁是对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作出裁；行政裁决则是由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依其行政职权，以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隶属关系进行的裁决。
行政仲裁与行政裁决的共同点：
一、都是行政机关以第三者的身份居间裁断。
二、处理对象都是民事争议。
三、都是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的过程。
⑦ 行政判决中理由不成立,但结果正确,如何写诉讼理由
维持判决
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撤销判决
1.主要证据不足;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3.违反法定程序;4.超越职权;5.滥用职权
限期履行判决
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变更判决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1.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4.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5.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不适宜适用前四种判决时)
确认判决
合法或者有效 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
违法或者无效
1.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4.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5.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补充性判决：不适宜适用撤销判决、限期履行判决、变更判决时)
⑧ 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区别
所谓行政争议，是指因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实施公务活动而发生的法律争版端，与民事纠纷的区权别表现在：
(1)主体不同
(2)法律依据不同
(3)原因和过程不同
(4)权利义务不同
(5)公权力因素
(6)目的不同
(7)有利于相对人或者争议的解决
⑨ 行政诉讼中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原因是什么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原告所提出的特定事实主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由被告就该事实主张承担否定其成立的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把握：
（1）结果责任承担的主体始终是被告，是由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在行政诉讼中就案件争议事实承担结果责任，原告对此承担相应的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2）所要证明的对象是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查清与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一切要件事实，即由法律规定的，能引起法律效力产生、变更、消灭的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3）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实质上是一种法定的诉讼风险责任，因证据资料的不足而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将由负担结果责任者承担。被告作为结果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能或有效地履行其证明责任，有力的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将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4）适用结果责任的前提是诉讼程序上已穷尽了一切证明手段，法官无法达到自由心证，而判决所依据的案件要件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此时方可判决由承担结果责任的被告败诉。
在行政诉讼中设定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适应于行政诉讼自身的特点。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被告的举证能力优于原告。
被告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职权的国家机构，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占据主动地位，是管理者，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者，最清楚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并收集了足够的材料和证据，否则是不可能随意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其掌握和控制着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全部证据，具有完全而充分的举证能力；而原告实际上只掌握和控制着对自己有利情况的一些证据，尤其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原告几乎没有举证能力。
二是“先取证、后裁决”执法原则的遵循。
即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前，应当充分收集相关证据，然后根据已查清的现有事实，对照相关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决，而不能在毫无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行政相对方随意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诉至法院时，应当能够有充分的事实材料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基础。
三是平衡不平等法律地位的需要。
补充：
证明责任最初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的术语，后经日本传入中国。其基本含义是，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
⑩ 解决行政纠纷有哪些途径
解决行政纠纷的途抄径主要有三种：
《行政复议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信访条例》第十四条信访人对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
(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三)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四)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人员；
(五)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
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