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侵权行为对侵权法的影响
侵权行为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专行为。 侵权法是属指一种对侵权行为予以惩罚的法律，是一部很重要的法律。至于影响：一般如果侵权行为多了，那么侵权法本身也会随这侵权行为的增多而发动修改。如果侵权行为过于严重或者恶劣的话，也有可能导致侵权法的进一步出台。当然侵权行为是建立在犯罪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这些行为决定了这一部法律的重要性。如果行为恶劣以及多数，那么侵权法的重视程度就会大大上涨。当然反之亦然。侵权行为的增多会推出侵权法更加完善的法律，也会加快新法律的出现。这就是两者的联系。
㈡ 侵权责任法有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民法上的赔偿以填补损害为原则，使受害人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回态，因此，对于答超出损害部分的请求数额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对于某些情形，法律规定了加重的惩罚性赔偿，对侵权人进行惩罚。在《侵权责任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前，我国惩罚性赔偿主要存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食品安全领域、商品房买卖领域。《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故，对于存在缺陷的产品，被侵权人有权向明知该缺陷并生产、销售的侵权人主张惩罚性赔偿，对于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标准，《侵权责任法》并未规定，实践中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确定赔偿数额。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㈢ 侵权行为可以有惩罚性赔偿吗
民法上的赔偿以填补损害为原则，使受害人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因此，对于专超出损属害部分的请求数额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对于某些情形，法律规定了加重的惩罚性赔偿，对侵权人进行惩罚。在《侵权责任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前，我国惩罚性赔偿主要存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食品安全领域、商品房买卖领域。《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故，对于存在缺陷的产品，被侵权人有权向明知该缺陷并生产、销售的侵权人主张惩罚性赔偿，对于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标准，《侵权责任法》并未规定，实践中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确定赔偿数额。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㈣ 谈谈我国侵权责任法预防损失发生的机制
章鱼我爱你 么么哒
在对原告所受损害做出赔偿之外,侵权法还负有遏止损害发生的内功能。这容种遏止功能通常依附于赔偿功能。这是因为,在损害已经发生的绝大多数情形下,只要恰当地确定和执行赔偿裁决(即:迫使侵权人对其所造成的全部有关损害有时也包括原告的诉讼费用做出赔偿),便会(间接地)影响未来侵权人的成本、效益分析,实现对其未来侵权行为的有效遏止。在损害尚未发生等少数情形下,由于不存在损害及损害赔偿,法院为保护有关权益所能做出的裁决通常是,责令被告停止其侵权行为。
与赔偿裁决相比,这种裁决在更为直接的意义上构成了对损害的遏止。
侵权行为法只对损害进行有限遏止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侵权行为法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从根本上禁止一切可能给他人带来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的活动。毕竟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根本杜绝所有损害的发生
㈤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是什么，功能是什么
第一、惩罚功能：惩罚性赔偿按照字面理解当然是对恶劣的不法行为给予惩处，以超出受害人实际损失的金钱作为赔偿来达到惩罚侵权人的目地。按照我国传统民事责任的赔偿方式，一般以补偿原则为主，即侵权人只负责赔偿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
从社会角度讲，侵权人恶劣行为势必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社会的基本价值必然会受到伤害。然而，在民事领域，很多情况都不能通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法律对侵权人加以惩处，如果没有其他惩罚措施，会放纵侵权人继续以类似方式侵害他人进而实现自己的某种目地，不仅对受害人不公平也会对社会的基本价值造成伤害。故而需要在民事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通过惩罚侵权人进而恢复侵权人与受害人双方的对等价值，同时弥补对社会价值造成的伤害。惩罚性赔偿的引入重新肯定了被害人因加害行为而丧失的“人的价值”，通过给予惩罚赔偿金的方式弥补了受害人因侵权事件的发生而无法实现的价值。惩罚功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首要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它的存在可以有效弥补传统民事赔偿领域的补偿性赔偿的不足，进而使惩罚性赔偿作为一项独立的救济机制存在于私法领域之中。在使用惩罚功能时，笔者认为既要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也要兼顾侵权人的利益，如果一味的保护前者，对侵权人的惩罚过大，那么也是不公平的。对于惩罚的程度，最好的方式是考虑侵权人的恶劣程度，惩罚的力度要与侵权人的恶劣程度相适应。惩罚的效果为重新恢复侵权人与被害人之间相对的价值关系，同时符合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
第二、补偿功能：众说周知，全面赔偿原则是民事赔偿的一般原则，既然该原则已经有补偿功能，那么为何惩罚性赔偿还要兼具补偿功能。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全面赔偿原则尽管是赔偿受害人的全部实际损失，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取证困难或者其他因素，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往往很难计算，由于现法律并不十分完善，对于诸如诉讼律师费或者其他非财产损失，往往不加以支持或者大打折扣后支持，这就造成了受害人所受的实际损失在实际审判中往往不能完全得到赔偿，惩罚性赔偿的引入就是为了弥补法律的不足。通过惩罚性赔偿可以解决由于法律不支持的精神上的损害、人身损害以及对未来收入的损失等，可以达到充分补偿受害人的目地。
第三、阻遏功能：阻遏功能与刑法的预防作用相似，也具有两个效果，即一般阻遏功能和特殊阻遏功能。一般阻遏功能即是通过对侵权人的恶劣的不法行为处以严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通过案件判罚所散发的威慑力量防止其他人从事类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为。特殊阻遏功能则是通过让侵权人感受到侵权所遭受的惨重代价而不再从事类似或者相同的不法行为。如果说惩罚性功能和补偿性功能更多的在于维持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的相对的公平正义，体现的是维护个体的价值。那么阻遏功能则更多的在于维护社会良好秩序，保护社会价值不受损害。与刑法类似，阻遏功能也是基于社会大众在参与社会活动时是理性的，在做出某种行为前会平衡利弊得失。如果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的弊端要远大于利益，那么行为人将不会实施该行为。阻遏功能即时通过以往案例的严厉的惩罚性赔偿，使行为人在权衡利弊后不从事该类违法行为，达到维持社会良好秩序的功能。
第四、鼓励私人执法：鼓励私人执法功能也可称为激励功能，因为惩罚性赔偿的金额往往都高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很多，这就激励了受害人在遭受侵权时能及时起诉来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不用担心像全面补偿原则那样，由于取证难等原因导致实际损失往往很难计算，造成了“赢了官司，输了金钱“的局面。之所以称为鼓励私人执法功能，这是因为在最初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英国，因为公民崇尚自由，所以并未建立强大的检察和警察系统，这就需要鼓励私人充当“检察官”的角色来追诉不法行为，达到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在现代社会，由于财政原因不可能组织大量的执法人员，又由于在私法领域，公务人员并不像公法领域那样有动力去主动的追诉不法行为，这就造成了很多不法行为不能得到追诉，这就需要私人参与执法。特别是对于受害人的损失很小但是却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案件，受害人并不会因为公共利益的损失而提起诉讼，这就造成了不法行为的继续发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在于鼓励被害人成为“私人检察官”，实现执法目的，不仅有利于被害人，更有利于社会公共福祉。鼓励私人执法往往借助于惩罚功能，其目地是为了阻止侵权人本人和其他人从事相同和类似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其作用比起惩罚功能和阻遏功能要稍弱一些。
综上所述，惩罚性赔偿的四个基本功能中，惩罚功能和阻遏功能是其核心功能，是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的根本所在。而补偿功能是对现有补偿性赔偿方式不足的补充，随着法律的日益完善，可以预见补偿功能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弱。鼓励私人执法功能作为弱于核心功能 的次功能，在私法领域日益发达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㈥ 侵权行为法的功能是什么啊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侵权法的功能还包括创设和催生新的人身权的功能. 侵权法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三个方面 ： （一）填补损害。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侵权法的最初出现就是为了使权利受到侵犯之人得到救济。因此，侵权法最主要的功能是使原告所受到的损害得到赔偿。将赔偿视作侵权法最主要的功能,这不仅意味着侵权法通过以赔偿作为侵权案件的主要裁决种类已实际成为原告获得损害赔偿的一种主要途径,而且意味着侵权法应自觉地以此为其首要目的和功能。如上所述,侵权法的实质是对法律所规定的某些特定权益实行保护,而保护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能采用迫使被告向原告做出(经济)赔偿的方式来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章第三节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八条：“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虽然我国没有专门的侵权行为法，也未在民法通则中专章规定侵权行为，但是从以上法条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规定加害人就其侵权行为所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此种赔偿采取的是填平原则，即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失。使加害人就其侵权行为所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非在惩罚，因损害赔偿基本上并不审酌加害人的动机、目的等，其赔偿数额原则上不因加害人故意或过失的轻重而有不同。 在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齐二药”假药事件中，受害人因购买和使用假药遭受损失而向药品生产者请求赔偿是会得到法院支持的，这种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失，也包括非财产的损失。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赔偿仅限于实际遭受的损失，即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其主要目的是在使被害人的损害能够获得实质、完整迅速的填补。 需要说明的是，填补受害人损失的方式，在目前来看，已经不限于损害转移（loss shifting）。损害转移是指将被害人所受的损害转由加害人承担。此为传统民法所强调的功能，着眼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以加害人行为的可非难性（故意或过失）为归责原则，标榜个人责任。 随着保险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损害分散（loss spreading）成为一种新的填补受害人损失的方式。责任保险制度适用的结果是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从实际侵权人转由保险公司承担，最终通过保险公司这一媒介转嫁给社会承担。这实际上是在同种危险制造者之间进行社会性的分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损害赔偿责任的社会化，即损害分散。此种分散损害的方式具有使权利人的的救济获得保障和同时避免加害人因大量的赔偿而陷于破产或困难之效果。由此，笔者认为许传玺教授提出的损失分担作为一项独立的侵权法功能并不合适，损失分担应当是填补受害人损害过程中的损失转嫁的一种方式，具有从属性；损失分担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分散风险、保障社会和谐的一种手段，是保险制度的功能，并非侵权法的功能。需要说明的是，保险制度产生的责任分担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罗马法以来“谁侵权谁承担责任”的古训。 无论如何，这都是侵权法填补受害人损失的功能的体现，意义在于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合理、公正的转嫁，使损失得到弥补。 （二）预防。 侵权法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是预防损害的发生。损害的不发生或者少发生，显然比损害发生后再进行责任的分担更有优越性。传统的侵权行为法通过规定侵权行为人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有效地教育不法行为人，引导人们正确行为，预防各种损害的发生，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和谐。 侵权法通过它内在的激励机制，即如果行为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他人的权益损害，那么行为人必须为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侵权法的预防功能是与填补损害的功能相联系的。对于受害人来讲，当损害发生后，是损害的填补；对于加害人来讲，损害发生后，是损害的转嫁，有加害人来承担此损害（即使在存在责任保险的场合之下，当损害发生后，加害人仍然面临着提高保费或者终止保险合同的风险）。因此，加害人作为一个理性人，总会尽量避免因自己的行为导致损害的发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查，如果预防损害的成本小于预防的（预期）收益，则进行预防就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有效率的，此时，行为人作为理性人会选择预防损害的发生，由此侵权法发挥了预防损害发生的功能。相反，当预防的成本大于预防的（预期）收益时，则意味着预防行为时无效率的，因此无须预防（如不可抗力等）。 结合本文开头的案例，如果药品生产者预期到当其生产假药、劣药有很大的可能造成使用者损害并因此被卷入诉讼，并且诉讼一旦发生，其将面临着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时（如巨额的民事赔偿，恶劣声誉、丧失在该领域继续生存的机会），那么药厂就要权衡，其制作假药、劣药为其带来的收益多还是可能带来的损失多，或者是其严格生产标准，不生产假药、劣药为其带来的损失多还是预期的收益多，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利益权衡，作出对其最为有利的选择。当其认为违法生产假药、劣药为期带来收益明显少于其可能面临的涉入诉讼巨额赔偿等风险时，此时其就会选择严格按照标准生产，其就不会违法生产。这个时候我们说，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在起作用。假如说，与上面相反，当其认为违法生产假药、劣药为期带来收益明显多于其可能面临的涉入诉讼赔偿等风险时，此时侵权法应该发挥的预防作用就没有发挥，或者说现实中的侵权法在预防侵权行为方面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它鼓励人们去做坏事。 以上的讨论又引出了侵权法的另外一个功能：惩罚。惩罚功能与侵权法的预防功能是息息相关的。 （三）惩罚。 传统观点认为，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仅具有补偿性，这种损害赔偿原则是根据民事主体地位平等的特征而确立的(此观点为大陆法系民法之通说)。“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 然而，随社会之进步，市场经济之繁荣，人们逐步发现仅凭损害赔偿的补性不足以平衡平等主体之间失衡的社会利益，不足以维护社会安全，唯有惩罚才足以制止加害者的过分行为。求最终社会之公正。 多数学者认为惩罚应当是侵权法一项功能。 学者也有不同意见，许传玺教授则认为惩罚不是（美国）侵权法的主要功能。由陪审团和或法庭依据侵权法所做出的赔偿裁决通常仅限于原告所遭受的实际有关损害(有时也可以包括原告的诉讼费用);因此,很难说在赔偿之外,侵权法对被告另有惩罚的目的和功能。当然,在极少数情形下,法庭可以指示陪审团做出由被告向原告偿付远超出原告所受损害的赔偿数额,即所谓的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以加强对有关侵权行为的遏止和惩戒。但是,由于判例法或制定法对此类情形通常有非常严格的限定,如要求被告存在“恶意”(malice)、被告行为“恶劣”(outrageous)等等,陪审团和或法庭通常极少做出惩罚性赔偿的裁决(虽然由于惩罚性赔偿通常更易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兴趣被广泛报道和传播,从而造成此类裁决相当普遍的假象)。另外，作为一种调节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权益的部门法,侵权法毕竟属于私法的范畴,而不属于以国家机器为主导的公法领域。
㈦ 制定《侵权责任法》的意义是什么
《侵权责任法》的通过实施将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发生重大的影响。第一，它专标属志着中国民法典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已初见雏形。第二，增强社会的权利意识。第三，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维权的自觉性和规范化。第四全面规范民事审判活动，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化。
《侵权责任法》这部法律对整个侵权责任的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尤其是在很多制度上有所创新。比如说，在法律里第一次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规定了同命同价的原则。这些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有像医疗损害赔偿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产品缺陷的问题、召回制度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侵权领域里这么多学者研究以后得到的共识，这在立法上得以规定，对中国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的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这样的一部立法，更重要的是彰显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同时也强化了责任意识、义务意识，我想作为一个正义社会来说，确实需要对权利有维护有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说这部立法起到这样的作用。
㈧ 新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情形有哪些
一、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中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最早见于公元前20-18世纪的奴隶制法典，在人类早期立法中较为普遍 。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特别是大陆法系建立了公法和私法严格区分之后，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私力救济措施逐渐被大陆法系国家所放弃。而英美法系则延续了这一古老的赔偿制度，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二战后，在两大法系的不断融合借鉴的背景下，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本着实用主义的原则，重新尝试在部分私法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是指，为惩罚和吓阻恶意侵害行为，而判令加害方承担的超出受害方实际损失的金钱赔偿。设置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惩罚加害人的不法行为，遏制侵害行为的再次发生。对于惩罚性赔偿所具有的功能，学术界存在众多观点，但基本认同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侵权、吓阻再次侵权及鼓励维权的功能。
新《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第一次将惩罚性赔偿引入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法律体系的构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此之前，我国知识产权适用的损害赔偿数额主要计算方法为三种，即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获利以及法院酌定的法定赔偿。此外，我国《专利法》及司法解释中还存在“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1至3倍合理确定数额”的规定。这其中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无疑符合填平原则，而其他几种损害赔偿计算方式是否带惩罚性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侵权人违法获利、许可费倍数两种计算方式，均是在无法直接计算的情况下对权利人损失的一种推算，属于推定填平权利人损失，并未突破“填平原则”。修改前后的《商标法》关于法定赔偿的规定，均要求在酌定赔偿数额时需考虑“侵权行为的情节”，因而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属于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赔偿的混合体。虽然带有部分惩罚性赔偿的因素，但法定赔偿所确定的数额由于无法再细分出惩罚性的部分，因而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不同于“填平原则”下的补偿性赔偿。补偿性赔偿目的在于填平受害方的因不法行为所受的损失，而惩罚性赔偿旨在对不法行为惩处，进而吓阻侵害的再次发生。因此，补偿性赔偿所针对的是受害方，主要考量受害方所受到的损失，以受害方实际损失或推定的损失为计算依据。惩罚性赔偿则针对加害方，主要考量加害方的恶意性和危害性，并以侵权行为的情节和主观恶性为计算依据。同时，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不具有填平受害方损失的补偿功能，不能将依据惩罚性赔偿原则增加的赔偿数额视为对受害方的补偿。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又是相互联系的，补偿性赔偿是惩罚性赔偿惩罚的基础。加害方先要对权利人的损失进行补偿性赔偿，然后再依据侵权人主观恶性及侵权情节考虑适用惩罚性赔偿。在确定了补偿性赔偿的数额后，法官依据侵害的情节、主观恶性，并参考其他因素，决定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之间的比例关系，使其与填补赔偿额具有某种合理的关联性,即所谓比例原则（the Ratio Rule）①
二、新《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具体适用的理解
（一）主观心态的认定
新修改的《商标法》中将适用惩罚性赔偿主观心态要件定义为“恶意”。“恶意”的含义为“蓄意或故意实施违法行为”，对应的英文为“malice”。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的语境中，“恶意”（malice）的主观恶性都强于“故意”（ willfulness），即要求侵权人具有“有邪恶的动机”，因此，《商标法》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心态条件要高于“故意”，不能简单引入域外国家或地区对“故意”的认定标准。由于侵权方的主观心态执法者无法直接获知，只有通过侵权行为的“情节”推定是否存在“恶意”。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列举部分应认定存在“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且“情节严重”的典型情形。
1、重复侵权。对于重复侵权应当属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适用惩罚性赔偿，一般争议较少，但问题在于如何定义重复侵权。重复侵权应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狭义的重复侵权仅指针对同一权利的再次侵权行为。广义的重复侵权则不限于同一权利及同一权利人，而是指对同一类权利的重复侵权行为。
笔者认为，在确定侵犯商标权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时，不应限于狭义的重复侵权，广义的重复侵权同样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即侵权主体此前存在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商标侵权劣迹，无论再次侵犯的是否为同一枚商标，是否为同一商标权人的商标，只要是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或者关联商品上，同一侵权主体再次侵犯商标权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均属于重复侵权。原因在于，商标的显著识别特性使得商标权的检索比其他知识产权容易，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有过侵权行为的主体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此前的侵权行为理应使得侵权方对此类商品的市场状况有进一步的了解，有鉴于此前侵权的教训，善意的市场主体理应主动进行检索以避免再次侵犯他人商标权。
因此，在相同类似商品的再次侵权，无论是否针对相同商标或相同权利人，在无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被视为“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进而面对较之以往更加严厉的惩罚性赔偿。换言之，对重复侵犯商标权的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意在强化市场主体的商标专用权意识，同时严惩以侵犯商标专用权为业的情形。
2、侵权者曾与商标权人签订过或涉及被侵权商标的许可合同、代理合同或产品销售合同，在合同履行期内，以及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从事针对该商标侵权行为，应当属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许可使用方、代理商或经销商，对被侵权商标十分熟悉，如果其从事侵犯该商标的行为，可以推定不存在过失的可能。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主观心态应当认定为基于此前在经营中对商标的使用和了解，谋取该商标所蕴含的商业利益，即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邪恶动机”，较之普通故意主观恶性更强，应认定为“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
同时需要指出，此类侵权行为在损害后果方面比其他普通主体的商标侵权行为更为严重，原因在于此类侵权者此前曾基于合同关系合法使用被侵权商标或销售过被侵权商标的产品，熟悉商品的销售渠道和特征，对消费者而言必然更加具有欺骗性，对被侵权商标的市场美誉度贬损更为严重。鉴于此类商标侵权行为侵权主体的主观恶性较强，对被侵权商标损害较大，应当对该类商标侵权行为适用保护力度更大的惩罚性赔偿，惩罚本次侵权行为的同时吓阻类似商标侵权行为再次发生。
但并非所有与被侵权商标有关的合同均属于上述情况。合同性质应与商标的实际使用紧密关联，代理注册或对商标进行广告宣传等合同的签约方，虽然其对该商标较为熟悉，但因其此前未销售过标注有该商标的商品，不应认定为“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而仅为普通商标侵权行为。同理，仅仅与商标权人就许可合同、代理合同或产品销售合同进行磋商，但最终未签订协议，也不属于上述“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情形。
3、侵权行为发生时，被侵权商标已达到驰名程度，在相同类似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商标，构成“恶意侵犯商标权”。此类侵权行为不同于对驰名商标在其他类别商品上的复制、摹仿或翻译等侵权行为，对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以及是否构成对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或翻译，需要进行司法或行政程序上判断。但基于驰名商标的知名度，在该商标赖以驰名一类商品上，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者消费者很难区分的基本相同的商标，一般市场主体均可以判断属于商标侵权行为。因此，此类侵权行为明显假借驰名商标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图谋不正当的商业利益，主观恶意明显，属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理应对此类商标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
上述三类仅是笔者基于自己理解的简单列举，无法涵盖现实中全部的“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情形。还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形，由法院作出就个案作出认定。
（二）确定惩罚倍数的参考因素
修改后的《商标法》确定了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比例，而如何确定具体的“倍数”，则应当参考与侵权有关的一系列因素。笔者认为，参考因素至少包括：1）侵权商标与被侵权商标的近似程度；2）被侵权商标的知名度；3）侵权行为的规模；4）侵权持续的时间；5）侵权的获利情况；6）侵权人此前是否存在类似侵权行为；7）侵权人的财力。8）是否因本次侵权行为受到过行政或刑事处罚。
侵权商标与被侵权商标越近似，被侵权的商标知名度越高，说明侵权方攀附被侵权商标的心理越强。侵权规模越大，时间越长，获利越丰厚，就更应加大赔偿力度，吓阻侵权方和其他可能的侵权方再次实施侵权行为。此前的侵权劣迹越多，说明主观恶性越强，越应当提高赔偿额，加大惩罚和威慑力度。而之所以要参考侵权方财力这一因素，其意在通过参考被告的财务状况确定足以对其产生惩罚和威慑的赔偿金，即如果被告财力雄厚，一般数额的赔偿金对其无法产生威慑作用，需要特殊的增加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只有达到其财产一定比例的赔偿或处罚，才能保证产生惩罚和威慑作用。
（三）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范围
1、惩罚性赔偿需要原告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惩罚性赔偿虽然带有一定公法性质，但其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法范畴，因此法院作出惩罚性赔偿判决的前提之一是原告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原告在诉讼请求中应当分别明确补偿性赔偿的数额及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如果仅笼统的提出赔偿数额，不应视为明确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此外，为支持原告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原告需要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被告侵权行为属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且“情节严重”。
2、法定赔偿不可附加惩罚性赔偿。修改前后《商标法》关于法定赔偿的规定，在酌定赔偿数额时均需考虑“侵权行为的情节”，因此法定赔偿已经带有部分惩罚性赔偿的性质。而修改后的《商标法》明确规定，只有实际损失、侵权获利以及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三种方式确定的赔偿数额，才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即明确将法定赔偿排除在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范围之外。法院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参考了侵权方的“侵权情节”，最终确定的数额实际是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的总和，无需再次提高数额。
3、因本次侵权行为已经受到行政处罚或是刑事处罚，不应再适用惩罚性赔偿。行政和刑事处罚均是针对侵权方侵权行为的主观恶性作出的，作用和对象于惩罚性赔偿基本相同，如果在行政或刑事处罚后再次适用民事的惩罚性赔偿，则存在重复惩罚的问题。因此，如果因同一侵权事实侵权方已经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的情况下，权利人在民事程序中仅可获得补偿性赔偿，而不应再获得惩罚性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