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无意与故意的侵权行为在法律上有什么区别
差别很大。例如毁坏财物价值较大的，如果是故意，就违反《刑法》规定，构成犯罪，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是无意，则只是依据《侵权责任法》民事赔偿。
B. 侵权行为人故意还是过失对承担侵权责任有没有影响
故意和过来失是侵权行为人实施侵源权行为时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及发生的危害后果所持有的主观心理态度，二者反映出来的主观恶意程度存在差异，故意实施侵害的恶意承担要大于过失侵害，因此在确认和承担侵权责任时，故意侵权行为人承担的责任要比过失行为人要重。因此，不同过错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C. 过失侵权和故意侵权和严格责任侵权的区别与联系
【出处】《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一)构造不同：“知”、“欲”上的差异
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实质性二分的理由之一，首先在于侵权故意与侵权过失二者的内部构造不同。就内部构造而言，可从“知”和“欲”两点来界分故意和过失。在故意，行为人“明知”、“预见”或“确信”损害结果或危险性会或基本上会发生；且对结果“欲求”、“默许”、或“接受”。如梅迪库斯曾指出，故意系指明知(Wissen)并想要(Wol-len)发生依法定构成要件(Tatbestand)为决定性的事态。[2]150英美法上的界定亦相仿。而在(一般)过失，当它作为主观心理状态时，意指行为人对损害结果或危险无认识也不欲求且不希望发生。这种构造上的不同，是二者最基本、最重要的差异；同时，也构成其他方面重要区别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重大过失。笔者认为重大过失是：行为人认识到损害或危险的可能(非必定)发生，或有意不去了解(willful blindness)；同时，行为人也不希望结果发生。由此可明了，重大过失为何在法律上常与故意同等处理，因为它在认识因素上与故意同，而民法更重视对不当行为的防范(而非对意志的惩罚)（关于重大过失的界定与性质，参见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77页及以下。）。
(二)性质有别：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
在侵权法的语境下，过失越来越有所谓的“客观化”的倾向。所谓过失客观化，指的是在概念界定上、而不仅仅是在判断标准上，将过失等同于一种违反法定义务或注意义务、从而偏离一般理性人标准的(侵权)行为。英美法上negligence，其主要含义之一指的就是这种“过失侵权形式”，而非主观心态上的疏忽大意。另外，法国法也基本走向了过失客观化的道路。[3]302
这种过失客观化的倾向很多时候甚至被称作“过错的客观化”，对应的词语是相对于“主观过错”的“客观过错”（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张民安著《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相关部分。）。但始终要注意的是：当说到过错之客观化时，这里的过错只能指“过失”，而不可能涵盖“故意”。因为任何一个激进的“过错客观论”的支持者都无法将故意界定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在判断标准上，过失有一般理性人的标准，故意则没有，也不可能有。归根结底，主客观性的差异还是来源于二者基本构造的不同。
(三)特征各异：可避免性与可预防性上的差异
由于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的构造不同，性质也有差异，因而，行为及其结果的发生与否即可预防和避免性也完全不同。在过失侵权，诚然，存在若干提高注意程度、加强预防措施便能有效减少事故发生的情形；但是必须承认，对于由于天生驽钝而反应慢，或粗心大意、性情急躁或愚笨而导致的过失侵权，实际上是无法通过后天努力而得到真正抑制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这种侵权的发生的确是一种“命中注定的悲剧”。另外，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提高预防措施还涉及到成本的支出是否有效率、是否值得的问题。简言之，过失侵权的可预防和避免性是较有限的。
但故意侵权可以说完全两样。故意侵权是一种“计划”行为。既有认识要素，又有意志因素。除了极其罕见的“不可遏制的冲动”所致故意侵权外，故意侵权行为的发生与否，完全操之在己(行为人)。因此，从纯粹技术意义上说，故意侵权的可避免性、可预防性是很高的。过失侵权在可避免、可预防性上的这种差异，也为二者救济制度设计的不同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有责性的差异：明显的道德可责难性vs.逐渐发展的道德无涉性
“勿害他人”乃“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在侵权法中，此黄金法则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公平正义思想是首要的价值目标，而效用或效率(efficiency)虽然也是侵权法的价值目标之一，但“必须在道德正当的框架之内寻求；因此，我们必须问、并首先就要问，在施加侵权责任时什么样的目标是道德可欲的、正当的”。[4]74
过失侵权，由于日益客观化的倾向，其道德可责性也越来越弱。一个人只要没有达到一般理性人的注意程度，哪怕他完全是因为天生性急、笨拙或反应迟钝的原因，他也要承担过失侵权责任。正是在此意义上，Honoré说，“尽管名义上该责任是过错责任，但那实际上被告承担的是严格责任”。489故意侵权则不同。当某人打算(intend)给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伤害时——哪怕他不情愿但只要计划中包含此种效果，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就是在“剥削或压榨(exploit)别人”；“无论行为人的动机是自利、报复或怨恨、政治目的，其效果都是：受害人的现实和实现(reality and fulfillment)都在根本上受制于行为人的现实和实现”。[5]244仅此而言，故意侵权便显然违背了上述最低限度的道德戒律。这种反道德性深层次地体现于行为人的认识和意志上：对“恶”的认识是基础，意志上的追求或纵容“恶”是根本。
有学者坚持认为，(主观)过错也不具有道德的责难性，“因为，如果过错责任真的有这样的作用的话，则许多同类的侵权案件不会惊人重复地发生”。[6]243这种反驳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按此逻辑，刑事案件的发案率也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准，难道可以进一步认定，刑事犯罪构成中的过错认定也不具有道德的责难性吗？该学者的问题在于将“行为的道德定性”与“不当行为的预防和降低发生率”两个不同的问题缠绕在一起，并且强行要求二者发生因果联系所致。
(五)归责根据的差异：意志瑕疵vs.行为瑕疵
由于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二者所具有的道德可责性有根本不同，这也导致二者的归责根据有别。
故意侵权的归责根据在于故意侵权人意志的瑕疵。黑格尔对“故意和责任”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在行为的直接性中的主观意志的有限性……行动使目前的定在发生某种变化……所以意志一般说来对其行动是有责任的。”[7]118这表明主观意志对于客观事态改变的作用力，使得责任成立。他补充说，“行动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于我。这是认识的法”。[7]119这句话清楚地揭示，意志(故意)和归责的关系。在故意侵权中，归责根据恰恰在于行为人意志的瑕疵。
在过失侵权，如今情形已有所不同（这里的不同仅限于实行过失客观化的区域。如普通法、法国法以及很大程度上的德国法。德国侵权法已基本实现了过失(判断标准)的客观化；唯一的例外是《德国民法典》第828条第3款规定的未成年人之过失判断。）。侵权责任的存在已经不再依赖于道德上的可责难性；其唯一的归责理由是：行为人没有尽到一般理性人的合理注意义务；至于是何原因，则在所不问。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虽然外在的、客观的过失侵权行为有时也是行为人内在的“意志”实施的，但由于其主观意志并不具有道德可责性，因而，过失侵权的归责依据必须从主观意志的瑕疵转移到“未合一般理性人注意标准”的外部行为上来。
D. 故意为商标侵权提供经营场所怎么认定
市场开办者只有明知商户售假才承担商标间接侵权责任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明确界定为“故意”。故意，是指行为人知道侵权行为存在，而追求或放任侵权行为发生。因而，构成“故意”的前提是“知道”。然而，关于“知道”的解读，存在诸多争议。就“知道”标准而言，包括 “明知”“应知”和“有理由知道”，“知道”的内容也有“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之分。
1.知道的标准：“明知”而非“应知”或“有理由知道”
明知，是指行为人明确知道侵权事实存在。明知不同于应知和有理由知道。所谓应知，是指根据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如果其应当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但由于未尽到“合理理性人”的注意和谨慎义务，从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有理由知道是指，如果一个“合理理性人”通过实施合理注意义务将会知道该事实，该行为人就会被认为推定知道该事实。由此可见，应知、有理由知道都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行为人履行了注意义务就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没有履行该义务，就有着应当知道而不知道的过错。
从法律解释角度分析，构成商标间接侵权的主观故意的“知道”不应当包括应知和有理由知道：首先，故意与过失的内部构造不同。二者均由“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构造而成，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过失的“认识因素”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后果，“意志因素”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二者“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有明显不同，不能混淆和误用。应知和有理由知道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判定时以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为基础，因此，其属于过失的认识因素。如果将应知、有理由知道作为判断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就等于在故意的意志因素中嵌入过失的认识因素，这在法律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商标间接侵权责任中不应当给行为人设置注意义务。危险是注意义务的产生根源，危险的制造者或管控者应承担损害预见义务或损害防止义务。而商标间接侵权的行为人，如市场开办者，并非直接实施商标侵权行为人，不是侵权危险的制造者和管理者，没有义务管理和控制侵权危险。
2.知道的内容：“具体知晓”而非“概括知晓”
对于知道的具体内容，可分为“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不应将“概括知晓”或“大概知道”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故意的标准，而应采取“具体知晓”标准，即行为人确切知道实际发生的侵权事实，这也是“明知”的应有之义。
首先，行为人只有“具体知晓”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具体知晓”与“概括知晓”是关于知道对象不同的描述。“具体知晓”的对象是特定的，能确切知晓某直接侵权人实施了何种侵犯权利人商标权的行为，而“概括知晓”只是对侵权行为有普遍性的认知。当市场开办者知晓哪一商户销售了何种商品侵犯了谁的商标权时，才构成“具体知晓”，如果仅知晓其市场内存在售假行为，而不清楚具体的商户，就属于“概括知晓”。明知某具体侵权行为，市场开办者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此时，其未采取制止措施，就可理解为具有间接侵权的故意。
其次，“具体知晓”符合商标间接侵权制度的设立初衷。在科技与商业十分发达的当下，商标直接侵权由以往集中化、专业化向分散化、业余化方向发展。面对众多、分散的商标侵权者，要求“间接侵权者”与“直接侵权者”就损害后果负连带责任，商标权人就能通过起诉更具有实力的“间接侵权者”及时获得有效的救济。间接侵权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权利人搜索成本与诉讼成本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偏向于权利人的制度设计。然而，这种偏向必须要有所限制，否则将不适当地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范围，对竞争造成损害。如果采用“概括知晓”标准，不管行为人是否知道特定侵权行为存在，其就可能承担间接侵权的责任，会进一步了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有违间接侵权制度只是适当扩大权利人救济范围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会损害公共利益。
最后，“概括知晓”有悖于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理论。间接侵权人为直接侵权人提供的帮助条件包括技术、仓储、经营场所等。这些帮助条件具有合法使用和侵权使用两面性。市场开办者开办市场时，其目的并非将市场专门或主要用于售假的经营场所，因此，应当给予市场生存空间。如果泛泛地猜测市场内可能有商户存在侵权，就推定市场开办者有帮助侵权的主观故意，无疑是加大了市场开办者的法律责任。
参考资料：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6-09/08/content_116284.htm?div=-1
E. 我国侵权责任法是主观过错还是客观过错
1 对于侵复权责任过错的判断我制国存在不同学说，实践中以客观要素为主，兼顾主观要素，区分故意和过失
2关于过错的概念，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主观过错说、客观过错说和主客观相结合的过错说。
主观过错说认为，过错是人心理活动的一种状态，属于主观世界的范畴；客观过错说则将过错理解为违反社会准则的行为意志状态；而更多的学者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提出折衷性的主客观过错说，即认为过错是一种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它是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到非难的行为的故意和过失的状态，换言之，是指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或道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
F. 民事共同侵权的主观上可以是故意或过失，为什么刑事中共同犯罪却只能是故意，而不能是过失
共同犯罪是指行为人来双方源针对同一目标有共同犯罪的故意 而且积极追求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的行为 主要是双方有互相的故意意思联络
而过失犯罪是出于行为人的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 他们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是无法预料或应当预见而没预见的
简单的说 过失双方可能会对同一目标有共同的过失行为 但是他们不可能有相互的过失意思联络
G. 侵权要符合四要素条件，请问在哪部法律上，第几条
侵权责任法。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构成具体侵权行为的、各种作为必要条件的因素。行为人的某一行为只有具备了法律规定的相关要件，才构成侵权行为，行为人才可能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反之，则不构成侵权行为，行为人也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根据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本文主要以一般侵权行为为例具体分析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1、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在一般情况下，构成侵权行为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只有同时具备这些因素，侵权行为才能成立。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有加害行为、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
（1）加害行为，即行为的违法性
加害行为又称致害行为，是指行为人做出的致他人的民事权利受到损害的行为。任何一个民事损害事实都与特定的加害行为相联系，亦即民事损害事实都由特定的加害行为所造成。没有加害行为，损害就无从发生。从表现形式上看，加害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以不作为构成加害行为的，一般以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义务为前提。
加害行为就是行为具有违法性，侵害他人的民事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民事利益的原则上可认定为违法，但有违法阻却事由的，比如职务授权行为、正当防卫行为、紧急避险行为等，则应排除其违法性。违法情形包括违反法律规定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2）损害事实，即具有客观存在的损害
损害事实，是指因一定的行为或事件对他人的财产或人身造成的不利影响。损害事实既包括财产损失，也包括非财产损失，如人的死亡、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痛苦、疼痛）等。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损害事实须具备以下特点：损害是侵害合法权益的结果、损害具有可补救性、损害是已经发生的确定的事实。依侵权损害的性质和内容，大致可分为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三种。
财产损失，民法理论认为是指一切财产上的不利变动，包括财产的积极减少和消极的不增加，主要是指由于行为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权利施加侵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既包括积极损失，如人身伤害的费用支出，也包括消极损失，如误工减少的收入等。
人身伤害，是指由于行为人对受害人的人身施加侵害所造成的人身上的损害。具体包括生命的损害、身体的损害、健康的损害三种情况。同时，对自然人人身的损害往往也会导致其财产的损失，如伤害他人身体致其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和误工减少的收入等。
精神损害，主要是指自然人因人格受损或人身伤害而导致的精神痛苦，当然广义上还包括法人的商誉损失等。与其他损害不同的是，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司法实践也只是补偿责任。
（3）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社会现象之间的一种客观联系，即一种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发生，则该种现象为原因，后一种现象为结果，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就称因果关系。理论上认定因果关系具体有三种方法：根据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认定；根据事件的客观性来认定；根据原因现象是结果现象的必要条件规则来认定。
侵权行为只有在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能构成。如果加害人有加害行为，他人也有民事权益受损害的事实，但二者毫不相干，则仍不能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是构成一般侵权行为的必要要件。
（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过错，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的一种心理状态。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直接关系到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根据民法原理，过错分为故意、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民事权利的结果而实施行为的，为故意。行为人根据一般人的见识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损害他人的民事权利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为过失。一般认为一个专业人士违反了普通预见的水平的即构成重大过失。衡量行为人对其作为和不作为是否有主观故意或过失，应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进行确定，这也是侵权行为归责原则应当考虑的因素。
2、特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特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构成侵权行为所必须具备的各个因素，主要包括：损害事实的存在、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等。在特殊侵权行为中，职务侵权行为的发生必须是执行职务中的不当行为，且造成了实际损害，存在因果关系；产品侵害责任、高度危险作业的损害责任、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责任、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监护责任等，根据侵权主体和损害事实的法定关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建筑物等致人损害、地面施工致人损害是根据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实行过错推定原则。
因此，对于特殊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主要结合侵权主体、损害事实和法律的明确规定，参照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行为以及侵权责任承担原则。
三、侵权行为的分类与归责原则
根据侵权行为的过错要求、构成要件和归责原则等，侵权行为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1、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这是侵权行为的最基本分类。
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为过错而实施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侵权责任一般构成要件以认定的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为，是指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不以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适用无过错原则或过错推定原则归责的侵权行为。
2、单独侵权行为和共同侵权行为
这种分类是根据侵权行为人的人数多少划分的侵权行为类型，一人即为单独行为。
3、积极侵权行为与消极侵权行为
这种分类是基于行为的主观行为所作的分类，行为人以作为形式造成的侵权就是积极侵权行为，而行为人的无意识行为或者默示不作为造成的侵权就是消极侵权行为。
根据民法原理，民事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有三个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了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确立了该原则作为我国侵权法一般归责原则的地位。过错推定是在某些行为人的过错无法判明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所适用的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变通方式，它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除非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方可免责，我国《民法通则》第125-126条关于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建筑物等致人损害的规定就是采用了过错推定原则。
2、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以行为人过错的存在判断行为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的责任范围通常有限额，仅适用于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在《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有明文规定。
3、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又对受害人显失公平时，依公平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损害承担的责任原则。因此，适用此原则的前提必然是该侵权行为只能是一般侵权行为，而且加害人的主观上不能有过错。对于此归责原则的适用，在《民法通则》、“民通意见”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也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根据民事法律规定，对于一般侵权行为，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在特殊侵权行为中，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的损害责任、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责任、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监护责任等，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建筑物等致人损害、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实行过错推定原则。对于造成的损害在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法律又未规定实行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平观念，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四、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
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又称为“免责条件”，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而致人损害时，依法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事由。免责事由一般由法律定，部分事由也可以约定。民法理论上将免责事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当理由，包括职务授权行为（依法执行职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受害人的同意等；二是外来原因，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的故意、第三人的过错、意外事件等。
五、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侵权行为人对其不法行为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权利损害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就是侵权民事责任。侵权责任的形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H. 侵权行为一定要主观恶意吗
侵权行为一般要求行为人有主观过错，但法律仍然规定了特别的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如饲养的动物致人伤害等等。
I. 如何判定商标间接侵权人的主观故意行为
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没有实施直接侵权行为，但为直接侵权者提供实质性帮助，或者引诱、教唆他人直接侵权。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规定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即故意为他人实施商标侵权行为提供经营场所、运输、仓储等便利条件。市场开办者故意为商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提供经营场所的便利条件，依法构成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明确界定为“故意”。故意，是指行为人知道侵权行为存在，而追求或放任侵权行为发生。因而，构成“故意”的前提是“知道”。然而，关于“知道”的解读，存在诸多争议。就“知道”标准而言，包括 “明知”“应知”和“有理由知道”，“知道”的内容也有“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之分。
1.知道的标准：“明知”而非“应知”或“有理由知道”
明知，是指行为人明确知道侵权事实存在。明知不同于应知和有理由知道。所谓应知，是指根据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如果其应当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但由于未尽到“合理理性人”的注意和谨慎义务，从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有理由知道是指，如果一个“合理理性人”通过实施合理注意义务将会知道该事实，该行为人就会被认为推定知道该事实。由此可见，应知、有理由知道都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行为人履行了注意义务就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没有履行该义务，就有着应当知道而不知道的过错。
从法律解释角度分析，构成商标间接侵权的主观故意的“知道”不应当包括应知和有理由知道：首先，故意与过失的内部构造不同。二者均由“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构造而成，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过失的“认识因素”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后果，“意志因素”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二者“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有明显不同，不能混淆和误用。应知和有理由知道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判定时以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为基础，因此，其属于过失的认识因素。如果将应知、有理由知道作为判断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就等于在故意的意志因素中嵌入过失的认识因素，这在法律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商标间接侵权责任中不应当给行为人设置注意义务。危险是注意义务的产生根源，危险的制造者或管控者应承担损害预见义务或损害防止义务。而商标间接侵权的行为人，如市场开办者，并非直接实施商标侵权行为人，不是侵权危险的制造者和管理者，没有义务管理和控制侵权危险。
2.知道的内容：“具体知晓”而非“概括知晓”
对于知道的具体内容，可分为“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不应将“概括知晓”或“大概知道”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故意的标准，而应采取“具体知晓”标准，即行为人确切知道实际发生的侵权事实，这也是“明知”的应有之义。
首先，行为人只有“具体知晓”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具体知晓”与“概括知晓”是关于知道对象不同的描述。“具体知晓”的对象是特定的，能确切知晓某直接侵权人实施了何种侵犯权利人商标权的行为，而“概括知晓”只是对侵权行为有普遍性的认知。当市场开办者知晓哪一商户销售了何种商品侵犯了谁的商标权时，才构成“具体知晓”，如果仅知晓其市场内存在售假行为，而不清楚具体的商户，就属于“概括知晓”。明知某具体侵权行为，市场开办者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此时，其未采取制止措施，就可理解为具有间接侵权的故意。
其次，“具体知晓”符合商标间接侵权制度的设立初衷。在科技与商业十分发达的当下，商标直接侵权由以往集中化、专业化向分散化、业余化方向发展。面对众多、分散的商标侵权者，要求“间接侵权者”与“直接侵权者”就损害后果负连带责任，商标权人就能通过起诉更具有实力的“间接侵权者”及时获得有效的救济。间接侵权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权利人搜索成本与诉讼成本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偏向于权利人的制度设计。然而，这种偏向必须要有所限制，否则将不适当地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范围，对竞争造成损害。如果采用“概括知晓”标准，不管行为人是否知道特定侵权行为存在，其就可能承担间接侵权的责任，会进一步了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有违间接侵权制度只是适当扩大权利人救济范围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会损害公共利益。
最后，“概括知晓”有悖于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理论。间接侵权人为直接侵权人提供的帮助条件包括技术、仓储、经营场所等。这些帮助条件具有合法使用和侵权使用两面性。市场开办者开办市场时，其目的并非将市场专门或主要用于售假的经营场所，因此，应当给予市场生存空间。如果泛泛地猜测市场内可能有商户存在侵权，就推定市场开办者有帮助侵权的主观故意，无疑是加大了市场开办者的法律责任。
参考资料：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6-09/08/content_116284.htm?div=-1
J. 法官主观故意的渎职侵权，怎么办
带上证据找检察院申请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