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纠纷态势及司法应对

❶ 如何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通知》，要求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我们正审理一起案件，村民从原来种小麦改为在大棚里种蔬菜，5家人商量，把原来南北向承包的5块土地自行改为东西向承包，便于阳光照射进大棚。这样做，多年来都相安无事。但去年，由于修建高铁途经此地，高铁占道刚好是最靠西边的那块南北向土地。原来承包这块地的村民提出，补偿款应该全部归他，但其余4家坚决不同意，诉到法院。”在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辛店法庭庭长孙友军向记者介绍，不少纠纷和农村土地确权颁证不规范有关。

面对纷繁复杂的土地纠纷，法律法规不可能详尽规定怎么办，必须靠司法机关充分发挥司法智慧。“在农村，很多问题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天理、国法、人情怎么相统一的问题。我们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让矛盾纠纷朝着最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方向去解决。”临淄法院立案庭法官相征说。针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不规范的问题，临淄法院还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建议进行排查整改。

在审理土地纠纷的过程中，不少法官发现，村委会能否依法发挥自治功能，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我们经常遇到村委会换届后，新官不理旧账，不承认上一届签发的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矛盾纠纷。”莱西法院研究室主任李绍斐说，新一届村委会给出的理由是上一届在发包时，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不管违约的动机是什么，“没有经过民主议定”确实是影响合同效力很重要的因素。

为了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莱西法院经过认真调研，向相关乡镇党委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他们在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中加强指导，提高村委会依法自治的能力。

“山东法院加强与乡镇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充分发挥乡村干部、人民调解员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将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张甲天说，延伸服务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

充分发挥人民法庭靠近乡村、贴近群众的优势

在农村，与农民打交道最多的司法机关是人民法庭。今年山东高院工作报告显示，5年来，基层法院及人民法庭办案537.5万件，占全省法院结案总数的87.3%。为加强人民法庭建设，5年来，山东法院建设或修缮人民法庭488处。

“《意见》提出，强化人民法庭化解矛盾第一线的功能作用，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三个面向’和便于群众诉讼、便于人民法院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的‘两便’原则，充分发挥人民法庭靠近乡村、贴近群众的优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张甲天介绍。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院长李忠林介绍，历城法院建立了便民诉讼网络，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拓宽诉讼服务渠道，让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办成事，使司法服务更便捷、更亲民。为留住绿水青山，历城法院实行涉环境资源案件归口审理模式，维护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权威，保障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农村生态保护。

“在农村，巡回法庭发挥了‘审理一件、教育一片’的作用。每年，我们都要组织巡回审判，法官带上国徽、电脑、打印机，开着车到村里审理案件，周围群众都围拢过来，一些邻里纠纷、赡养案件、继承案件，很有教育意义，庭审是最佳的法治公开课。”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院长殷延辉说。

采访中，莱西法院民一庭庭长孙连英告诉记者，有一年全市两会时，一位村支书找到法院院长，请院长安排法官到村里来现场审理赡养案件，原因是该村村民不养老人的风气有抬头趋势。莱西法院法官立即选取合适的案件，在该村设立巡回审判庭，现场审判。“随着审理的深入，我们发现，问题并不简单，子女不养老人，有的是不懂法，有的是心里有气，觉得老人有许多做得不对的地方。法官耐心释法说理，讲明法、理、情，不仅当事人流下热泪，围观群众也深受教育。”孙连英说。

为了发挥人民陪审员来自基层、了解基层、具有丰富基层生产生活经验的优势，《意见》提出，加强对农村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和管理，广泛吸收基层群众担任人民陪审员。“人民法庭的人民陪审员积极参与民事纠纷调解等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已成为推进司法民主的重要力量。”张杰说。

最高法决定的要实施。

消息来自人民网。

❷ 国际知识产权纠纷司法解决途径的优缺点

国际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主要方法有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五专种。协商是指双方当事属人在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后，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直接的协商和谈判，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的活动。调解是指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后，经双方当事人申请，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调解人从中协调，使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互作让步，达成协议，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的活动。行政处理是指知识产权纠纷有关的当事人或者不特定第三人请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处理其知识产权纠纷或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侵权等违法行为的活动。仲裁是指知识产权纠纷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审理，由仲裁机构做出对争议双方均有约束力的裁决的解决纠纷的制度。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裁决或调解书要求对方承担责任或履行义务，也可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参与下审理和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诉讼活动。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要求对方承担责任或履行义务的判决书或调解书，并可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❸ 诉讼解决机构中,哪个主体是司法权解决的最终纠纷

当然是人民法院了 诉讼最终以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和调解书为最终效力。 所以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 只能诉请法院判决了

❹ 当前工程合同纠纷解决中司法鉴定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加以完善

当前工程合同纠纷解决中司法鉴定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加以完善？ 近年来，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各类矛盾层出不穷，进入诉讼领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此类案件大多涉及工程量结算、工程款支付及工期延误等问题，并与拖欠民工工资、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等关系民生、稳定和发展大局的多种元素揉合，日益成为法院审判工作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这类案件争议标的额巨大、专业性强，往往需要专业机构对工程款、工程量进行评估鉴定，由此确定最基本的履行建设工程合同的事实。因此专业的工程造价鉴定在此类案件中占有重要因素，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性因素。［1］但从司法实践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以下简称建工案件）的司法鉴定存在费用高、效率低、定论难等诸多问题，已逐渐成为此类案件欠拖不决、服判率低的制肘因素，直接影响到法院的权威和公信。本文以成都中院审理的建设工程案件涉及的工程造价司法鉴定评估问题为分析标本，旨在提出完善现行建设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制度的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一、建工案件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的“四难”现象 （一）因鉴定费用畸高，放弃申请，导致举证难 绝大部分建工纠纷案件都是因为发包方拖欠建筑承包方或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而引发。从一般的举证责任来讲，作为原告的实际施工人或承包方有义务提供被告拖欠工程款的事实和数量的证据，司法实践中，原告方或根据合同的约定或根据实际发生的一些往来凭据做出工程决算并作为证据提供，而被告则往往以证据系原告单方提供而不予认可或不予质证。此时，当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时，［2］法院只能要求原告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由于鉴定费用高昂，本来就是被拖欠工程款的弱势方原告常无力承担该费用而不得不放弃申请。一旦原告不申请司法鉴定，法院难以查清案件事实，实体正义很难实现，即使以举证不能做出判决也没有真正解决纠纷，特别是在涉及拖欠民工工资的建工案件中，甚至埋下更严重的隐患，所谓司法的终决功能也无从实现。[3] （二）因多次鉴定，结论冲突，导致定论难 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往往是负有举证义务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行为。有些建工案件的原告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供一份单方委托的造价鉴定结论，作为起诉的基本证据材料。进入诉讼后，被告以系原告单方委托为由不承认鉴定结论，原告只得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期望通过法院的委托鉴定增强证据的合法性。法院同意后又产生一份鉴定结论。在某些案件中，当事人在鉴定过程中不配合提供鉴定材料，出尔反尔，在鉴定结论或判决结果出台后，当结果不利于己时，就以各种理由要求重新鉴定或在二审、申诉时提出有实质性影响的资料，法院为最大限度查明事实真相或减少缠讼的麻烦，也想取得最详细、最全面的鉴定结论，又会委托鉴定，这样又会产生一份鉴定结论。如此以来，因当事人可能滥用重新鉴定申请权，也因有些法官没有严格把握重复鉴定的适用标准，导致有时同一案件产生多份鉴定结论，结论之间相互冲突，法官定论相当困难。 （三）因审理周期漫长，控管失措，导致进展难 建工案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审理周期长，普通程序的正常六个月审限内结案数极少。申报扣除不纳入审限计算的主要理由就是工程造价鉴定，可以说工程造价鉴定已成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能否及时审结的一个瓶颈。鉴定结论一出，案件审结指日可待；无鉴定结论，结案遥遥无期。根据统计，2009年至2010年间，成都中院受理的一审建工案件平均审限为114天，远高于其他案件的平均审限。而且工程造价鉴定有其自身规律，必须经过大量的审核工作、经历一定的期限才能出具合乎要求的鉴定结论，更加影响了案件的审理周期。在两年审理的涉及鉴定评估的66件案件中，平均鉴定时间147天，最长鉴定时间330天，鉴定时间在建工案件审理过程中所占周期之长，可见一斑。司法实践中，从法院决定鉴定送出《委托鉴定函》起，就只剩下对鉴定结论漫长的等待。此间，对法院而言，当事人何时选定鉴定机构，是否完成鉴定缴费，是否按照鉴定机构的要求提交鉴定材料，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进展如何等都不得而知；对鉴定机构而言，也许是当事人在摇号选鉴定机构环节拖延，在缴纳高昂的鉴定费用环节踌躇，在提交鉴定材料环节推三阻四，又也许是鉴定机构本身因为没有期限的禁锢就懈怠，因为 其他鉴定项目的繁多就搁置了。总之，在建工案件的工程造价鉴定中，需要结论的法院无力监督管理鉴定机构的鉴定进程，与案件无关的鉴定机构主管部门无心监督鉴定过程，用者不管，管者不用的鉴定体制使建工案件总易陷入“迟来的正义”的尴尬境地。 （四）因出庭虚置，措施无力，导致质询难 因工程司法鉴定专业性极强，为减少纷争，查清事实，鉴定人到法庭接受案件当事人和法官质询非常必要，也是必须。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规等都对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进行了相关规定。但审判实践中真正到庭接受质询却不多。在成都中院2009—2010年审理的66件涉及评估鉴定的案件中，鉴定人出庭只有3件，仅占4.5%。有些鉴定人员虽然出庭接受质询，但也仅对《鉴定结论报告》照本宣科，不能明确、有针对性地回答当事人对于鉴定过程中的存疑问题；有些鉴定人员出庭仅仅是记录当事人的提问，然后称将以提交书面补充鉴定意见的方式来回复当事人的质询。这样的状况，只能使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这一规定形同虚设，法院对此也无约束手段，无能为力。

❺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的处置工作

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正呈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之势，已成为困扰各级党委、政府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之一。为此，进一步提高领导者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妥善有效的处置好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摆在各级领导者面前的重要实践课题。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特点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出乎人的意料而突然发生的、影响社会秩序和稳定的事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社会矛盾也日渐突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将呈上升趋势。纵观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主体的群体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不同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某些群众共同的思想感情，或共同的利害关系，因而在思想语言上比较容易沟通，感情上容易接近，形成共识，产生共同的意愿和要求。二是形式的公开性。群体性事件一旦引发，就具有公开的性质，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人员大多情绪高昂，言行过激，举止失范，带有明显的公开性，并且事发场所往往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三是行为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往往在短时间内形成，出乎人们意料而突然发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临时性和不可预见性。四是整体的组织性。群体性事件往往有一人出头，百人呼应，极易产生连锁反应，并且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五是层次的多元性。主要表现在行为人目的的多层次性及参与对象的多层次性。参与者的心态不完全相同，有混水摸鱼的，有不明真相的，有好奇凑热闹的。总之，参与人员不分男女老少，成员众多。六是结构的松散性。群体性事件当事者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关系，仅是由于某种利害关系临时聚集在一起，因而极易分散或破裂。七是处置的复杂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相对较大。因其参与人员的错综复杂，行为方式的非正常化，甚至非法化，导致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无形中增加了处置的难度，稍有不慎，就会激化矛盾，造成事态扩大。八是矛盾的两重性。群体性事件作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反应，往往是有明显的两重性。在很大程度上，群体性事件行为中既有人民群众相信党和政府的主观倾向，又有持众要挟的无理要求，甚至扰乱正常的工作和社会秩序的行为。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随着群体性事件的逐年增多，其形成的原因也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呈现多样性，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思想、道德、管理体制等社会的方方面面，虽上访者本身的原因，但政府职能和基层工作的很多失误、偏差或不到位，也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多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基层组织社会管理功能弱化，部分基层干部素质与新时期形势任务要求不相适应。
有些基层组织特别是村级班子社会管理职能弱化，群众基础不牢，工作作风不实，在基层群众中威信低，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对群众的组织管理软弱无力，有的基层干部在执行重点工程建设涉及的土地征用、拆迁移民的政策措施当中，由于对国家相关政策要求不甚了解，在涉及群众利益时导致操作不规范、兑现政策不充分等问题。有的基层干部不会做甚至怕做群众工作，对一些矛盾纠纷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疏导化解，一旦出现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往往束手无策，或者处置不妥当，导致事态进一步激化和扩大。有的基层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到位，甚至有的地方村级财务缺乏透明度，村级干部贪污腐败时有发生等等，诸如此类问题，极易引起群众不满，形成聚集上访等突发性群体事件。
2、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
近年来，虽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广大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相比明显滞后，农民的收入增幅不大，一些高素质、懂市场、会经营的农民迅速融入了市场经济，快速致富了。但还有不少农民仍未摆脱贫困，贫富差距较大。加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在很多方面与群众的期望和实际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致使相当一部分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失地农民心理极度不平衡，一旦遇到利益争端时，部分农民由于受狭陕落后思想观念的影响，往往无法正确对待和处理涉及自身利益的矛盾问题，导致形成群体性事件。
3、精神文明建设还有薄弱的地方，长期形成的落后的文化建设与新农村新风尚的要求不相适应
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传播先进文化的手段、方法和载体大大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弱化，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宗族宗派宗教观念回潮，封建迷信势力抬头，落后的农村文化建设直接影响了农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降低了人民群众对矛盾纠纷本身的判断能力，因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影响切身利益的矛盾发生时，极易群访，酿成群体性事件。
4、少数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素质与村民自治的要求不相适应
在农村，一些群众法制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淡薄，政策概念和法制意识不强，信访不信法，习惯用上访、请愿、闹事等方式表达意见和愿望，这些群众不愿意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问题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在这部分群众中普遍存在。另外，极个别人员为达到个人目的，甚至挑动、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向政府施压，导致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较之以前虽有所提高，但出于个人利益的局限性，往往从个人出发考虑问题的多，从国家和本地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少；从当前利益考虑的多，从长远利益考虑的少，其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价值观念等都不成熟，离村民自治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三、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策略
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应重点抓住以下几个环节。一是统一领导，协调各方。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较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引发原因，同时其群体结构、动机等十分复杂，而且往往反映的问题不单单集中一个点上，有可能涉及面非常广。因此，群体性事件处置必须坚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协调、统筹各有关职能部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从社会稳定大局出发共同协调处置群体性事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二是准确把脉，剖析根源。遇到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领导者首先要学会以静制动，以冷制势。要冷静的分析事件的起因，剖析事件的根源所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要迅速查清事实真相，弄清楚引发事件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楚是由一般性矛盾引发的事件，还是由特殊性矛盾引发的，对一般性矛盾引发的问题，在处理上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比如农民负担问题、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社会保障等热点问题。对因特殊矛盾引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处置上则需要决策果断、行动迅速、快刀斩乱麻，以免造成被动。群体性事件之所以会发生，肯定是群众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合理的，应该而且可以解决；有的是不适当的过高要求，一时无法解决；有些则属无理要求，根本不能解决。对此要理清思路，分类处理。
三是深入一线，直面矛盾。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领导者要有身先士卒的大无畏精神，处变不惊，沉着应对。要深入到一线做工作，面对面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控制事态发展。实践证明，领导者到一线做工作，能有效缓解紧张气氛，迅速降温，为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赢得主动权。特别是面对一时的混乱局面，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沉得住气、保持头脑清醒、镇定自若，以理智、宽容、忍耐的态度，尊重上访者的权利，倾听他们的诉求，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释之以法，做出负责任的解释和答复。一定要注意真诚接待群众，不打官腔，要态度诚恳，以心换心。即使对极少数有过激行为或别有用心、有意挑起事端的人，也要注意场合，讲究策略，万不可在群众不明真相，正在火头上时，动用警力解决问题。要始终尽力克制，不乱方寸，终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配合。总之，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做工作，决不能“拖、等、看”，否则等到事件性质变化了、情况恶化了再采取措施，就会十分被动。
四是因情施策，对症下药。因群体性事件具有变化性。因此，领导者在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过程中，必须密切关注事件性质的发展变化，稳妥、科学、灵活地采取对策，对因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群体性上访、游行、静坐等，要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尽量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对因对社会不满的人，敌对势力插手或因群众情绪激化而产生的冲击党政要害部门、堵塞铁路和公路干道、打砸抢烧等行为，要先“打散”止住，再做工作，同时要收集掌握证据，依法从严打击处理煽动人员、为首人员及幕后策划者。许多社会问题不是孤立的某件事，可能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涉及法律问题又涉及政策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经济问题，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处理起来往往难度很大。对这类问题，必须既尊重历史，又面对现实，依据法律法规，依据国家政策，依据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又坚持原则立场，紧紧守住底线，不能动摇。同时，还要周密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目前政府有没有这个承受能力，会不会有连锁反应，会不会导致情况反弹等等。当然，要特别注意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以免形成更深层次的对立，使事件升级。同时，处置群体性事件，一定要超前思维，要有预见性和果断性，提前把可能将群体性事件引向恶化的人员控制好，防止对社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趁机进行恶意扇动以扩大事态，给处置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
五是加强回访，不留后患。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做好善后工作，十分重要。首先要恪守承诺，不失信于人。作为领导者，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根据问题的性质，解决的难易程度和自己的职权范围作出一定的答复。凡经过缜密思考和集体研究决定的表态、承诺，一经作出，就必须坚决兑现，谁负责、谁办理，都要项项落实，环环紧扣，不能有丝毫大意。绝对不能图解一时之围，轻率表态，言而无信，致使失信于民，触犯众怒。再次，加强督查，务求实效。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防止假大空，搞应付，耍花枪的虚事发生，领导者作出答复后，要将此事列为重点督查事项，限期办结，绝对不能弄虚作假，欺骗群众。
四、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原则
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措施得力，方法正确则事半功倍，若方式方法简单粗暴，使矛盾激化，则事倍而功半。笔者认为，在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冷静理智原则。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领导者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闹事”来对待和处理，而应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发展的趋势。同时，还必须根据所掌握的各种信息及事件的规模和严重程度科学预测事件发展的趋势，做到心中有数，以寻求应对和处理的有效方法措施。
2、教育疏导原则。群体性事件中，不少群众往往抱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心态，认为“法不责众”，因而参与其中，对此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要以案说法，让绝大多数群众认识到暴力抗法的违法性，从而达到分化瓦解闹事者，孤立少数带头人中的目的。要正确把握群众的心态和现场情况，遵循“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可疏不可堵”的原则，因势利导，慎重决策。
3、依法行政原则。群体性事件涉及面较大，处置时绝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做无原则的承诺，必须时时处处依法办事，依政策办事，依原则办事。切忌图一时之利，信口开河，甚至采取愚民政策，暂时息事宁人实则留下后患。特别是要正确运用法律手段，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落实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不能无原则地推卸责任。
4、快速果断原则。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及早介入，在群体性事件爆发初期使之得到控制或平息，缩小社会影响，降低危害程度。这就要求领导者要迅速采取果断的措施，避免久拖不决，丧失最佳的处理时机，导致矛盾激化、事态扩大。当然群体性事件参与人中多，涉及范围广，情况复杂，参与者的合理诉求往往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及时果断的措施并不是简单地打击压制，也不是一味的退让，而是以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案快速行动，当机立断，占据主动。
5、标本兼治原则。群体性事件平息后，必须狠抓安抚、宣传、巩固等善后工作，以防出现反弹。特别是对那些情绪不稳定、在事件中牵头的骨干人员一方面要加大警示教育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回访，消除其对立情绪，确保让其心悦诚服。
6、以人为本原则。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多为普遍群众，因此，在现场处置和后续工作中，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的原则，多从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所集中反映的问题，努力减轻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抵触情绪。
五、构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预警机制。要按照及时、准确、迅速、全面的要求，构建多层次、灵敏高效、覆盖整个社会面的情报信息网络，以各级党组织为主要渠道，以基层信息员队伍为重要力量，及时准确地掌握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切实提高工作的主动性，真正做到“早知道、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要建立健全群体性突发事件信息传递网络，疏通理顺公共信息发布渠道，规范信息报送和预警发布办法，为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赢得时间和空间。要由政府牵头建立公安、土管、城建、信访、劳动、环保等部门之间的信息通报制度，及时掌握政府出台政策之前的各种社会舆论和动向，并及时反馈群众意见，确保出台的政策合法、合理、合情，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二是建立健全联动机制。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系统性的工作。因此，必须要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处置科学、指挥有力、密切配合、多方联动机制，要整合各种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社会资源，增强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性。建立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群体性事件分析例会制度，定期对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动向、特点及预防与处置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研讨，总结成功经验，查摆剖析失误教训，研究预防和处置对策。要制定预案，加强演练，不断提高指挥人员和参与处置人员的应急管理水平，增强应急处理的实战能力。
三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健全调解制度，整合调解资源，着力构建在党委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加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可在各乡镇成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方位排查、建立台账”的原则，对排查出的各类矛盾纠纷进行梳理归类，逐案分析排队，逐件登记造册，逐案落实领导，落实查办人员和责任，限定查结时间，集中查处，认真解决，及时消化，确保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四是建立健全群众参政议政工作机制。从目前情况看，多数群体性事件是由于群众对政府工作的不满引起的。虽然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和信访渠道、司法渠道，但因周期较长，导致少数群众的具体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久而久之，矛盾积累越多越大，就极易形成群体性事件。因此，要积极探索建立群众发表个人意见、参政、议政、督政的平台和渠道，引导其通过法律渠道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可采取收集社情民意，完善信访机制，畅通信访渠道，开辟言论场所，落实管理部门等实现。
五是建立健全法制宣传教育机制。全面落实“五五”普法规划，加强宣传形式和手段的创新，通过开辟专栏板报等途径，采取法制咨询、法制讲座、座谈会、组装宣传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吸引力、影响力。扎实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六进”活动，全面提高全社会的法律素质，有效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从根本上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六是建立健全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千方百计促进农村增收，为广大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和空间，确保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目前，应在有效转移农民，减少农民上下功夫，全面推进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真正致富农民，造福农民，让广大农民得到实惠，群体性突发事件必然会日趋减少。

❻ 合同纠纷经司法处理后没达成共识又违约怎么处理

合同纠纷经司法处理后没达成共识，那就是白忙活一场。
说明已经没有协商解决的可能了，抓紧时间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吧。

❼ 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有哪些

1.协商
合同当事来人在友好的基础源上，通过相互协商解决纠纷，这是最佳的方式。
2．调解
合同当事人如果不能协商一致，可以要求有关机构调解如，一方或双方是国有企业的，可以要求上级机关进行调解。上级机关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而不能进行行政干预。当事人还可以要求合同管理机关、仲裁机构、法庭等进行调解。
3.仲裁
合同当事入协商不成，不愿调解的，可根据合同中规定的仲裁条款或双方在纠纷发生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4．诉讼
如果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事后也没有达成仲裁协议，合同当事人可以将合同纠纷起诉到法院，寻求司法解决。除了上述一般特点之外，有些合同还具有其自愿的特点，如涉外合同纠纷，解决时可能会援引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的法律。

❽ 段奥娟向经纪公司提出解约，双方纠纷已进入司法程序

是的，3月22日，段奥娟委托律师发布律师声明，表示2021年1月2日向经纪公司发送了《解约函》，按照法律规定双方经济合约于2021年1月3日解除，但经纪公司提出异议，双方合约纠纷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被法院受理。

而22日早些时候，段奥娟所属经纪公司则发表声明，声明称缔壹娱乐段奥娟全球范围内独家全权经纪公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与段奥娟或经纪公司以外的第三方合作关于段奥娟的任何演艺活动。

据悉，段奥娟与经纪公司的纠纷由来已久，粉丝也指责公司未进行合理培训和粉丝运营，导致段奥娟粉丝大量流失热度走低，也没有专门的经纪人、宣发等。

(8)城镇化进程中的纠纷态势及司法应对扩展阅读：

段奥娟工作室声明，否认网传段奥娟工作人员发表的不实信息

22日，@段奥娟_CLARE 向经纪公司提出解约后，#段奥娟前工作人员再发文# ，写道：“要我说她的航班吗？要我说她滑雪是跟谁一起去的吗？祝你们要锤得锤。”引发争议。

晚间，@段奥娟工作室_OFFICIAL 发声明回应#段奥娟 滑雪# 传闻，称网络谣传自称为工作人员的该人士，捏造不实信息，经恶意散播后已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涉嫌侵犯段奥娟的名誉权。工作室已委托律师取证，并将对侵权行为追责到底。

声明强调段奥娟对于自己的任何一个作品、任何一次演出均以高标准严格对待，从未有过任何不敬业的行为。与缔壹娱乐的合同纠纷尚在司法进程中，全权交由律师处理。

❾ 我想知道镇府和司法解决不了的民众纠纷怎么办

调解不成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司法所
在调解过程中所形成的书面材料可以复印后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或申请法院到司法所调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