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侵权法重述equb

『壹』 美国产品责任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美国产品责任法概述

根据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规定，产品责任是指“生产者和销售者对于因其制造和出售有缺陷的产品而使该产品的购买者、使用者及第三者遭受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而进行赔偿的法律责任”，调整这种法律责任而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就是产品责任法。

按照有关美国法律的解释，产品责任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产品责任法是侵权行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又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法的特点。由于美国有的州法认为产品责任的承担可以建立在完全独立的严格责任基础之上，这种严格责任既区别于过错责任，也不等同于一般侵权法上的无过失责任，受害人可以仅通过证明产品存在缺陷，并且这种缺陷造成了对受害人的损害，而无须证明生产者或销售者对缺陷的存在具有过失，即可请求他们给予赔偿。因此美国的产品责任法是一种以严格责任为主要归责原则的特殊的侵权行为法。

美国的产品责任的立法表现形式多样，既有习惯法(common law)，又有成文法(statute law)，包括联邦产品责任法、各州产品责任立法及判例以及适用于各州的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判例，也包括对司法实践有着指导作用的有关产品责任的示范法。为了统一各州产品责任法，美国商务部于1979年1月公布了《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 (Model Uniform Proct Lability Act)，作为专家建议文本，供各州在立法及司法中参考适用。此外，美国参议院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下设的消费特别委员会于1982年公布的《产品责任法草案》以及美国法学会编撰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1965年版)在统一各州的产品责任法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97年5月2日，美国法学会通过了新的产品责任法重述——“法律重述(第三次)，侵权：产品责任”，标志着美国产品责任法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贰』 美国证券法的默示民事责任

1、美国证抄券法的默示民事责任是指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法官可以根据证券法的立法意图和基本原则而给予当事人民事诉权的民事责任。

2、美国证券法的默示民事责任的产生有其原因、理论依据及条件；
3、同时我国证券民事责任也有自身的缺点，可以借鉴美国的默示民事责任来完善我国证券民事责任的方案，如根据有关原则和精神赋予受害者诉权；
4、加强典型案例的参考作用，提高法官的素质和水平等。

『叁』 我们家是一个大户口，想知道2013年巢湖市居巢区中旱镇户口能分立出来吗

一个侵犯隐私的责任组成

归责原则是确定责任的建立和既得利益者的核心，他们要解决的问题的责任归属，但确定的事实状态。 [3]过错责任原则，这是为最终构成要素的过失所致，而且也以确定故障的重要依据责任的范围的行为。的理论假设，每一个理性的人具有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的主观过错，由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行为对每个人只负责，不意味着没有责任。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对人民负责，而不是所造成的损害，但故障，如蜡烛发光，无火部的氧气。”一个人应负责其过失造成的损害，这几乎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但也只是基本要求。因此，建立过错责任原则，是法律的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之一，是一个“理性的胜利”。 [4]虽然认为侵犯隐私应适用无过错责任，不作为元素的肇事者的过错。 [5]不过，我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属于侵犯个人隐私的一般侵权，应占的过错原则的应用。的各种违规行为，只有违反不同的对象，是一个高度危险行为，转承责任的情况下，这样的归集不能被应用到“危险的”无过错责任理论奖励。

侵犯其构成要素的隐私归责基础。传统的民法侵权的内容包括：责任能力，主观过错，不合法的行为，已侵犯对象，因果关系，损害事实。 [6]，从而简化我们侵权行为的四个基本条件（非法的，主观过错，因果关系，损害事实）。具体而言，侵犯隐私行为的构成要素：

（一）故障

所谓的过错，行为的罪行时，具备遗嘱的缺陷，包括两种类型的故意，疏忽，违反道德义务，因而具有谴责和宽恕性。但故障作为一个纯粹的心，这是不可能的法官掌握，这无疑增加了负担证明受害者和罪犯容易的免责条款，缺乏公正性。应运而生的目的故障，该故障被认为是经典的自由主义哲学法律不当，主观过错。该故障是不是事实判断上的内部状态，但也有一个客观的故障是缺乏价值判断的行为。 “故障不是一个事实问题，它是一个法律问题，法院认定，这种状态不是故障的故障显示的海报，相反，法院已经确定了一些事实做出评价，评价除了合法的，但也有政治和道德??因素，有时只是一个公平份额的损害结果的标准。[7]

（二）违法

在违法和故障元素的元素存在或不存在的，我相信德国侵权法的主观过错的元素的前提。法国的法律和普通法制度，由于使用客观的故障及三个元素的侵权行为客观违法包括客观的故障，因此从故障和非法性关系的问题。客观过错理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主观过错的基础动摇。义务的法律条文中的判断，即所谓的非法的，是不限制，任何违反公序良俗，“共同生活在社会的准则的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和权利滥用，构成了侵犯。的任何国家，奥地利，中国和法国的“不法手段依法不应是真实的，因此应该被禁止，它可能会被确定灵活的，这一禁令应是法律的法律解释是法律所要求的明确;或根据习惯或法律的原因。[8]使得它非法扩张有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目标故障大多数人的标准的行为。故障的客观的和非法的扩大使双方几乎在的集成的问责元素和非法元素的统一至于具体的，它们都被设计到显示，在行为人的行为违反护理和行为的社会“标准”的指导方针的责任，对利益的应该被保护的法律，应承担的责任。的行为准则和对象范围的确定应该是法官自由裁量权，根据具体情况，社会常识和学者所谓的“法律感情OK抽象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因此，具体的适用。

（三）

因果关系的损害法律的因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往往决定了存在的责任以及赔偿范围。世界通常伴随着所谓的因果关系，是指因果关系，并造成连续的客观现象之间第一次出现引起某种现象的一个原因，这一现象引起某种现象的结果。这种关系的本义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并会发生的。 [9]法律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哲学的目的，功能和标准是不同的，不能混淆。前苏联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等价的因果关系，即法哲学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行为和损害是不可避免的，在接触我们的学者丢弃的法律。

传统的普通法原则的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因果关系“的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这是由普通法的陪审团审判模式的参与。被称为“实际的原因”，引起造成的损害造成的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确定的因果关系是一个事实问题由陪审团来确定。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意义是确定的危害行为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的损坏，并确定行为人的责任。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开采条件适用于“如果没有这种行为是没有这样的损害”公式“，而是”测试。并不是所有的被称为“近因”或“法律原因”事实上的原因造成的损害的法律，因此是法律确定的因果关系。法律因果关系，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因果关系，可以判断的范围由法官确定赔偿的法律因果关系，不单纯是一个事实问题，但它属于法律政策的范畴。许多标准的学说，颇有发言权，直接导致可预见的充分理由说，因果关系说，危险说，监管的目的。[10]在英美法系，“可预见性”的主流学说理论，即，行为人是否可以预见发生的损害，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

民间法律传统学说的因果关系分为责任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法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民事法律之间的区别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侵犯人权”和“损害”，从而侵犯和侵犯的权利“的责任和”损害“和”对受害人的权利“的关系被定义为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定义为因果关系，建立。 [11]前者是一个事实问题，责任的构成要素，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设立条件说，通过说，后者是不只是一个技术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合法的政策工具是侵权损害赔偿判断人的责任，法律价值，[12]，以解决职责范围的，具有相当的通说。

可见，无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你采取的因果关系二分法（岔方法）“和把握。侵权和违反合同和其他民事法律责任，其实，往往把重点放在后者，而且损害因果关系的法律范围的决定，这是过于抽象的概念，由于法律的损害，为了防止因果关系和损害范围的无限扩大，散漫的，只有通过因果关系的损害赔偿的具体任务或的法律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来实现。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相当因果关系，没有这样的行为不是天生的这种损害，以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采取此行为，通常是足够的学生，这损害，如果有因果关系，这种行为没有这样的损害，这种行为通常不是天生的这种损害，这是没有因果关系“。事实

损害[13]

（四）损害国家的一个事实，即受保护的权利和利益的侵权行为，由于某些行为或事件的人遭受一些利益。 [14]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损失肯定的事实，已经发生的事实，损害，损害必须是真实的存在。损害的概念，在学说上的差异与组织的利益（说）说的争议。权益更抽象，德国学者蒙森的损害是损害利益的受害者，因为伤害事故的具体的利益，根据他们的受害者，财产状况，在没有损坏事故的发生损坏事故出生的区别。该组织说的倡议Oertmann的损害是法律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财产，剥夺或损害或人身伤害的，遭受不利益。 [15]两者都有优点和缺点，然后仅限于财产损失，侵犯隐私的行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屈辱，苦恼，焦虑，精神痛苦发生，主要是因为侵犯隐私权，损害不能是利益的差异或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般情况下，非法访问，泄露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它非常担心隐私受到侵犯隐私的人隐瞒和深居简出的行为可以推定实际侵权恐惧痛苦的现实。因此，对于侵犯隐私，其实??，唯一确定的危害行为和侵犯隐私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建立了一个因果关系，所谓的责任。例如，根据法国私人生活的侵犯的判例，判例法中似乎偏离了1382，但按照“民法典”第9条，只需要确认的私生活的侵犯，而无需证明实际损失的存在。

隐私保护[16]

二，类型的入侵隐私形态的国家普遍认可，但其内涵是非常模糊的，它的范围和受保护的模式不定制。对于这种新型的私隐权的定义，美国学术界发起的隐私，普罗瑟教授分散隐私和布罗·斯坦教授统一的隐私“之争的两个理论。[17]在民法的框架，一般规则侵权法的保护隐私的同时，还需要结合具体的法理隐私键入完成。所谓的类型的，概括地说，被列为抓住人的心灵到现实世界是从分类的现实世界中，所以，德国法学家考夫曼（亚瑟·考夫曼）强调，“事物的本质，思维是一种类型的思维”。格雷说：“分析法学的任务是保密的，包括法律的定义，谁能够完美的分类，将能够得到法律的完全了解。“[18]的类型可以弥补缺乏抽象的法律概念。拉伦茨认为，当抽象的概念和逻辑系统是不够的主辅思考的生活现象或有意义的背景下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首先会想到的“类型”，“德国民法典”的特点，一个独特的抽象和混合型并存的局面。[19]在系统集成过程中，入侵隐私行为，借鉴普通法的归纳思维所积累的经验，为类型化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克服了系统的刚性和关闭。

侵犯隐私惯例的类型，它可以大致分为作为两种类型，前者是“，后者是”不当行为的具体侵权形态如下：

（一）不侵犯
在
>侵犯个人隐私的一般都是活跃的形式存在，但特殊情况下，将构成侵犯隐私。侵权的行为人承担义务的前提下，作为所谓的法律义务，不仅是指法律明文规定，按照与公共秩序和良好的道德，法律的宗旨和精神来看，作为一项义务，也包括在内。一般包括：（1）根据法律的要求，作为一项义务：（ 2）基于服务关系作为一项义务;（3）的基础上的合同关系，作为一项义务;（4），因为他的第一个出生的危险，并防止义务的行为;（5），以防止危险的机会，根据[20]公序良俗的概念，防止危险的义务。

而不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侵犯隐私包括：有媒体报道的隐私问题的审计责任，没有履行;个人资料收集保留的错误的个人信息是不及时固定，不履行这一义务到通知中的个人数据的收集，保管其他人的资料，并没有不采取的必要的安全性措施造成的损失或盗窃的信息，如电子数据储存在档案管理部门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都被偷走了黑客的攻击，传播，等等。

（b）作为一种侵权行为

1 。

擅自非法侵入他人的个人空间入侵和破坏他人生活安宁。侵入的空间，不仅包括所有的房地产，占有人，租用，借用，宾馆，饭店，甚至扩展到私人信箱，电子邮件，计算机的硬盘空间。这样的入侵，不仅是物质的接触和进入的实体，和一个广义的入侵无形的眼睛，信息，无线电波，噪声入侵，如重复的电话访问，手机垃圾短信传输的望远镜俯瞰他人住宅的援助。著名的“延安夫妻的概念黄碟案”，属于典型的入侵侵权。
2。骚扰

骚扰是基于外部入侵的方式侵害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如跟踪，尾随在别人的房子外盯梢的人的现代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的另一个例子。骚扰，“性骚扰”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凯瑟琳·麦金农提出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它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学校，医院或其他公共权力的滥用领域，欺凌，恐吓，控制装置的女人不受欢迎的性的口头请求或移动行为[21]，它的表现是语言的音调，滑稽，图形显示，眼睛和姿势，以及身体接触，文字或动作对妇女的性骚扰，侮辱或猥亵的情况下暴露性器官，性骚扰在私人的生理，心理和情绪的安宁和隐私利益造成严重伤害的受害者。[22]

3。间谍拍摄
BR />非法偷窥依赖于他人隐私，或未经授权的拍摄，记录他人私人生活场景。例如，在现实生活中闹得沸沸扬扬，安装“璩美凤事件，深圳企业的内置摄像头监控员工的厕所;在上海的一所中学的相机拍摄一对早恋的学生在教室里拥抱，接吻的镜头，在学校电视台播放。

4。窃听，截取

这是一个隐私的侵犯他人的隐私的沟通和交流。窃听和记录违反他人交流的话，电传，传真，信函，包裹邮寄，电子邮件，在传输过程中截获截取信息，拘留，拆迁。窃听和拦截上其他人的信息和通信过程中，调控的不当行为获得信息，而不是注重知识的信息的结果，即使没有实际知识的窃听和截获的信息，但也构成一个侵犯隐私的权利。

5。从事间谍活动，调查

非法刺探，调查人的个人经验，下落，通信，财产状况，家庭生活，如偷偷看别人的日记记录。

6。搜索，发现

非法搜查身体，财产或居留，非法强迫他人指纹，血液检查，酒精检测，基因检测，健康状态检测。此外，耙，分析，别人丢弃的垃圾，构成侵犯隐私，存在争议。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诉的希尔曼情况下，隐私的合理期望，按照理论，法院，当警方搜查垃圾不须取得许可，有关隐私的垃圾，因为垃圾邮件发送者不再有合理的期望。但是，大多数国家的隐私法禁止这类行为。我相信，所有被遗弃的真正的动产，但它包含了人的私人信息的痕迹，故意不当提取物的信息将构成侵权。

7。打开，传播

受害者没有许可他人非法透露给第三人的婚姻史，医学史，经验丰富的私人信息，或传播扩散，他们都知道的范围的群体，构成侵犯隐私，无论是口头或书面形式的，或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以及其他足以使第三人知悉的方式，无论是。

8。

收集不正当的个人数据的收集，储存，使用标识涉及隐私的自然人，地址，信用卡和其他个人信息，需要寻求同意，如果我杀了或无行为能力的，他的，你必须及其近亲属的同意。这是生成所有的主要的原则确定的个人资料。实现必须以合法及公平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并确保所收集的信息的真实性，收集应采取合理步骤，以告知当事人是否有义务提供信息，收集信息的目的;的数据可能被转移，披露的范围，他们的检查，数据的权利。否则，未经同意的数据为准，数据的使用不得超过规定的限制，目的是收集，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不当行为，属于违反了他人的隐私。

9。违反保密义务

医生，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其他专家提供具体的专业服务，公众应该承担责任，勤奋谨慎，高度的注意义务和勤勉的相对职责的忠诚隐私根据自己的专业关系，保密义务，不得非法使用和披露他人隐私的人。例如，在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4条：”（1）任何人如暴露从职业事业的第三人出卖或背叛的事实是他或她的职业，给予他的信任，他不得被强迫披露的相关事实。（2）揭示或披露这些事实可以是一个保证，他们不会给予的信任泄露。“

10。扭曲的报道

权利可能被指控给自己一个虚假事实，事实不构成侵犯其声誉和个人的秘密，人格利益，但可以使不真实的人是受到公众关注误解的情况，以及侵犯的私生活和平与自由。 1960年普罗瑟教授总结并纳入到了美国侵权法重述（二）“歪曲报道（假光）：公众不正确或不真实的信息，，使各方他人的怜悯和嘲笑或轻视，造成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1951年的，莱弗顿v柯蒂斯出版公司的情况下，一份报纸，一个孩子趴在地面上的照片作为报纸插图受伤的摩托车在大街上，但标题为“死亡之吻”，这样的孩子被认为是不小心行人81（个人信息是真实的，正确的）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法典”规定：“任何人应有权保护，以防止其他人声称，与他或他的生活的一个虚假事实，即使不违反自己的名誉和人的感知的事实，或不涉及他的私人生活是没有什么不同。 “

11。

欺诈，胁迫等手段，相反的意志，人民的权利，以及非法干扰的私人生活自由的人，如避孕，流产，分娩，变性，性取向，构成了侵犯他人隐私的干涉自行决定。

回顾我们的隐私的现状
BR />自成立以来，我们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起草民法典挫折，长期遭受压迫的私人权利，不提隐私。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们的隐私和人格权比财产法律侧仍然薄弱，据学者考证：“检索编辑的广东省中山市大学学院法律系，一九八五年 - 一九八七年国家法”的文章目录索引，??可以被发现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的法律界没有发表的一篇文章诽谤法律，法规，右边的声誉，密切接触的声誉隐私的专题文章的权利。 “[23]在立法实践中缺乏一个统一的系统的隐私，零零碎碎看到每一个单一的法律规定，如程序法明确规定，司法解释及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作为补充。
/> 1986年民法通则“只规定了生命和健康的权利，权利的名称，该名称权，肖像权，声誉，名誉和人格权的权利，也没有隐私规定，无疑是一个立法的监督。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以实施<一般原则的民事法律问题（试行）”，以采取间接保护方法涵盖的隐私权利的声誉，侵犯隐私的规定，造成名誉损害的权利认定为侵犯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法院的回答一些问题上的名誉权的情况下的审判”还规定，：“没有他们的同意，未经授权的出版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方式宣扬他人隐私，造成的损害他人名誉，侵犯名誉权的处理按照“关于隐私权的尹斯的隐私提供救济的权利的声誉，这种模式之下完美的覆盖。名誉权是一个特别的人需要他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排除他人的权利诋毁了他的名誉。的隐私权，名誉权作为的区别如下：

首先，权利主体。权，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一般认为，法人的主体不是隐私，名誉权的法律享受。

第二保护的对象。名誉权的保护是一个个人的社会评价，声誉依赖于公众的认识和评价，声誉或失真和贬损个人的权利，隐私权是无论在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领域，隐私是个人的干涉和公众的权利。

侵权方式也不同。散布虚假事实特征的侵犯名誉权侵权的主要模式的诽谤和侮辱行为侵犯私隐的公共正是真实，客观的信息，而不是捏造虚构其侵权的方式没有权利的同意，未经授权而披露的隐私权利的人，或骚扰，干扰??他人的私人生活。

不同形式的责任。一般有五种形式的责任：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声誉的行为。隐私一次宣讲公布，所以无法恢复毒力的人可以采取的方式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责任的大众传播活动，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主要采取的形式发表声明予以纠正; ，主要应该强调的是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

免责声明原因。除了共同的公共利益，公众人物，名誉侵权免责的理由事实报告和公正的评论;不享有豁免入侵的隐私事实的报告和公正的评论，构成侵犯隐私泄露真实与否不问，主要免责声明知情权，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次。

强度的特殊性。不能自由处置或放弃的名誉权;隐私处理各方在一定范围内，自愿披露，或准许予以披露。

第六不同的动机侵入。侵犯名誉诽谤和侮辱，往往是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的动机伤害别人的意思，侵犯隐私，可能常常怀有良好的动机，可能没有任何恶意。例如，创建于1992年，杨沫诉万亿钱王诽谤案的轰动。纠纷引起王“东方笑了，”为笔名的“知识与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梅开二度杨沫“的作者在庭审期间一再强调，从小学起，他一直杨沫怀钦佩...他写这篇文章，是歌颂杨沫的文学前辈。“[24]

第七侵权后果。侵犯名誉会导致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侵犯隐私的后果可能不损害有关各方的声誉，我的情绪和心理伤害。 [25]

在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解释所确定的精神，摒弃传统模式名誉隐私，保护隐私条款：正确区分隐私“违反社会和公共利益，公众道德对他人的隐私，或其他的个性利益，的受害人请求赔偿的道德损害人民的法院在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应是容许。” “解释”无疑具有意义上的进步，名誉权，但其本质尚未认识到隐私作为一个独立的私法权利的隐私，但作为一般的“违反公共利益的合法权益，公共道德”伤害的行为时，必须解决。言外之意，只要不违反公共利益，公众道德，侵犯隐私，可以做任何事情。这是公共利益，公众道德的旗帜下，公然无视个人隐私的权利，隐私的权利构成不必要的限制。访问它的起源，条款退庸俗的伤害“德国民法典”第826侵犯，而德国事实上，通过正确的人格隐私受第823条第1款，一般侵权行为。因此，隐私权类型独立的，一般应占的疏忽侵权行为的侵害，添加所谓的“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帽子”，是畲族。

『肆』 如何构建我国的民法体系

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
内容摘要：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仅适用个别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或常会发生改变的，或处于公法与私法交叉地带的，或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均应由单行法加以规定。我国民法典体系要采纳德国潘德克顿模式，应以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总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来展开分则。分则应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在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应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权责任编。

关键词：民法典 体系 单行法 法律关系 总则 分则 侵权责任编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民法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减少和消除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将更加便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

2002年12月22日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种民事关系。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有些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例如，德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不动产登记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何构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在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短短的几年内，我国学者陆续提出了关于未来民法典体系设计的方案，并围绕着这些方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认为，在构架我国民法典的体系之时首先要采纳德国潘德克顿模式，将民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两大部分。

（一）关于民法典的总则

尽管目前有一些学者反对设立总则，但是我认为，建立民法典的总则是必要的。因为总则的设立增强了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和体系的逻辑性。总则的内容是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来确立的，总则的设立可以避免法条的重复，使法典更为简洁。总则的设立更符合民商合一的模式的要求。总则的设立对弘扬民法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具有重要作用。总则就是要借助于抽象的原则来宣示民法的基本理念，总则的规定更为抽象，包容性更强，富有弹性，便于法官作出解释，总则的体系构成还有助于培养法律人归纳演绎、抽象思考方法，及形成法律原则的能力。*1

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构建总则的具体内容？在考虑总则的内容方面，我认为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总则。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的骨架，“德意志编别法创设总则编之一举，意义甚为重大，当时德国法律学者皆认为：对各种法律关系共同事项，另有谋设一般的共同规定之必要。”*2 也就是说，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利，当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例如总则中的主体、行为、客体与物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完整的物权法律关系。由于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关系，这种构架模式体现了潘德克顿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如果我们要采纳潘德克顿制定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那么总则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至少需要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主体制度。主体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体制度是独立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说必备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的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合伙等。第二，客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根据概念法学的体系思想，应将作为法律规定的客体的构成要件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一般化，形成类别概念，并借着不同层次的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构成体系。*3 总则中规定客体制度的主要理由是：我国民法总论已经在总则中抽象出来了法律行为的概念，对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的客体是应该也可以抽象出来的。建立抽象的客体概念，可以涵盖未来发展出来的客体。因为客体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形财产权利在迅速扩张，近来有学者认为，，像养老金、就业机会、营业执照、补贴、政治特许权利等都属于财产权范畴。*4 因此，权利客体一词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这就需要使客体概念的包容性更强。第三，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它是指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关理论在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为契约行为，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仍然是十分广泛的。这一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统辖了合同法、遗嘱法和收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它不仅可以对现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调整，而且能够涵盖许多新的交易形式，并对其进行规范；而且又以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5 第四，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也是对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种制裁。关于总则中是否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建议，我国《民法通则》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总则中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我认为，总则不可能对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因为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不属于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则的内容。尽管总则中不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但总则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总则中规定一般民事责任的概念确定了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为民事责任的概念只有在总则中规定才合适的，在总则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对此作出规定。另一方面，总则在规定了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以及简单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民事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由于侵权行为将独立成编，因此总则中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与分则中的制度相适应。另外，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关于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责任形式等。这些应当在总则中设置一般规定。

（二）关于民法典的分则

如果采用潘德克顿学派的观点，以法律关系的要素构建整个民法典体系，那么就应当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来展开分则的体系。我认为，我国民法典所确立的权利体系应当包括：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这些权利已经为各国的立法、判例和学说所普遍承认，也应为我国民事立法和实践所确认。

在分则体系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人格权的独立成编问题。我认为，我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在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我国要制定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生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当然，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在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人格权作为民事主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如果人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性质的不同来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

第二，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人格权理所当然应当独立成编。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立法的确认，而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因民法的调整而表现为各类财产权，而人身关系作为与人身相联系并以人身为内容的关系主要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在民法上应当表现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结构构建的。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其实还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其独立既继受了既有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

第四，一旦侵权法独立成编，也就必然在体系上要求人格权单独成编。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我国民法学者大多主张，将侵权行为法单独成编，在民法典中集中规定侵害各种民事权利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说到底旨在保护各项民事权利，这就需要首先在民法典的分则中具体规定各项民事权利，然后再集中规定侵权的民事责任，从而才能形成权利与责任的逻辑结合和体系一致。如果民法典还是一如既往地仅仅规定物权、知识产权等权利而不对人格权进行体系化的规定，显然使侵权行为法编对人格权的保护缺乏前提和基础。如果侵权行为法仍然象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国家的侵权法那样，对侵害人格权的规定不做重点规定，则侵权法独立成编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它也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侵权法。并且，大陆法系民法典如德国也不完全是在总则中规定人格权，在侵权法中也有人格权的内容，因此，与其在侵权中进行反向规定，还不如单独集中地对人格权进行规定。

第五、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国民事立法宝贵经验的总结。 1986年的《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章（第五章）中单设了人身权利一节（第四节），这是一个重大的体系突破。我认为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权利一章的规定为我国未来民法典整个分则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人身权”一节中，《民法通则》用8个条文的篇幅对人身权作出了较为系统和集中的规定。在“公民”和“法人”(第2章、第3章)、“民事责任”(第6章)中，都有许多涉及对人身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规定。在一个基本法中，规定如此众多的人格权条文，这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中是罕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法通则》将人身权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相并列地作出规定，这在各国民事立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此种体系本身意味着我国民事立法已将人格权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并列，从而为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的独立成编提供了足够的立法根据。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体系，是其他国家的民法典难以比拟的立法成果，是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先进的立法经验，也是为民法学者所普遍认可的科学体系。既然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已经构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体系，并已经对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与民法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抛弃这种宝贵的经验。任何国家法制的发展都是长期实践积累的结果，法制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对现行民事立法的宝贵经验，如果没有充足的正当的理由就不应当抛弃，相反应当继续加以保留。这就决定了我们应当在民法典的制定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

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权利，是民事主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所必备的权利，而且其内涵都已经比较成熟，因此，有必要通过民法典而非一些单行法来确认。分则的权利体系应当以已经发展成熟、并且已经为社会生活广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权利为基础来构建，当然也应当为未来新的权利成长提供足够的法律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民事权利如何进行排列，从而合乎民法典体系的逻辑性。我认为，确立这一体系，应当着眼于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强调人格权应当优先于财产权的基本理念，因此，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因为一方面，现代民法要充分体现人本主义得精神，强调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应当将就个人利益而言更为重要的人身利益置于财产利益之前，优先保护。另一方面，财产权与人格权相比较，毕竟不如人格权那样对个人更为重要。试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谓“万贯家财”又有何用？还应当看到，人格权财产是个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这正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认为，“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属于整个社会。因此其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草案之中，将物权法置于民法典分则中的各编之首，这主要考虑到民法通则第五章“民事权利”中的体系，在该章中首先规定了物权的内容，因此立法机关最终将物权放在分则中的各编之首，我认为这种体例虽然不无根据，但从理论上说仍然值得商榷。毕竟物权与人格权相比，人格权更为重要。其次，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优先于一般财产权。因此，有关亲属权、继承权也应当优先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与人格权同属于人身关系的范畴，两者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将其置于人格权之后、财产权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民法典草案将物权置于债权之前是比较科学的，毕竟物权是产生债权的前提，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交易关系。第四，关于债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典草案未设立独立的债权总则，有关债的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几种债的形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是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定的。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独立之后，尤其在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非常充实和完备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规定与合同法总则大量重复的债法总则。但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当然，有关债权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民法典的分则体系应当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在民法典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应当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权责任编，这就需要将侵权法独立成编。从表面上看，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似乎与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的做法相冲突，因为总则规定了主体、客体与行为，而分则应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及权利展开，如果增加民事责任制度，似乎分则的体系就形成了与总则不和谐的现象，即分则以双重标准展开。我认为，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体系的思路并未因增加独立的侵权责任编而受到破坏。因为：一方面，法律关系的要素，不仅仅应当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内容还应当包括责任，因为责任既是对民事权利侵害的结果，也是违反民事义务的后果，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义务的违反也不会产生责任，因此既然规定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就必然要规定民事责任。所以在分则体系中详细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完整的侵权责任制度这在逻辑上是更为严谨、自恰的，可以更为清晰完整的表现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发展的过程。反之，仅规定权利而无责任，无法确定对权利的救济措施，法律关系的要素并不完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已经在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例如各种民事责任的共性问题已经在总则作出了规定，因此在分则中规定侵权责任可以与总则遥相呼应，在民法典中构建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侵权行为是对各种民事权益侵害的结果，所以侵权行为法应当置于各种权利之后。在民法典分则中先列举各类民事权利，然后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措施，即侵权责任制度，这也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注 释：
1、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2、陈棋炎著：《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
3、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56页。
4、Lawrence M. Friedman, The Law of The Living, The Law of The Dead: Property , Succession, and Society, 1996 Wis. L. Rev. 340.
5、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1960年出生，湖北省仙桃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民法起草小组”成员。

『伍』 如何认定商业秘密中第三人的侵权行为

第三人是指直接获得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人以外的人。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中，商业秘密权利人为第一人;而直接获得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人为第二人，第二人包括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的行为人，以及虽通过正当途径获得商业秘密但违反保密约定或要求而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人。第三人有恶意第三人与善意第三人之分，由长昊商业秘密专业团队律师为你分析：
(一)善意第三人的行为
善意第三人的行为是指第三人不知且不应该知道第二人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的违法行为而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善意第三人不知且不应该知道第二人的行为违法，因此善意第三人获取、使用、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观上没有过错，通常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但自其知悉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后，应当经权利人的同意而继续使用，并向权利人支付相应的使用费。
一个国家对善意第三人的处理与其民法中动产的善意第三人保护制度有着某种联系，并受其决定和制约。如何正确处理善意第三人的问题，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主办的AIPPI杂志有关商业秘密中的善意第三人问题讨论中反映出各国较大的分歧。对行为人善意通过侵犯了商业秘密的他人获得商业秘密，是否应该被禁止使用，主要有两种认识：以芬兰、荷兰、爱尔兰、巴西等国的工作小组认为，商业秘密权利人不能禁止善意第三人使用该商业秘密;德国、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丹麦、美国等国的小组认为商业秘密的所有者不能对善意取得该商业秘密的后继使用者主张权利，然而经过通知后，商业秘密的所有者可以禁止后继者使用;日本、法国、匈牙利等国的小组也同意禁止善意第三人使用，但存在比较有力的第三人免责、例外规定，日本小组认为正常商业交易中获得的商业秘密应当除外(即不应被禁止使用)，法国小组则建议对支付了对价或进行了投资且仅为善意获得者的利益使用者除外，匈牙利小组认为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在特定时间内及时提出不得使用的要求，对善意获得者进行了补偿的条件下，善意第三人不应该使用该商业秘密。现在国际上多数国家认为善意第三人取得的商业秘密可以被禁止使用。
对善意第三人的“善意”主观状态，按多数国家的规定，“通知”有致使“善意”消失的破坏力。美国《侵权法重述》第758节规定，行为人从第三人获得他人使用商业秘密，没有注意到其属商业秘密且第三人的披露违反了对他人的义务;或行为人因错误获知该商业秘密，没有注意到秘密性和错误，对接到通知之前的披露或使用，对他人不承担法律责任，对接到通知之后的披露或使用，对他人承担法律责任，除非在此之前其已善意支付了商业秘密的对价，或已如此地改变了其状态致使其承担责任失去公平。在有些情况下，禁止被告接到通知后的进一步使用，是不公平的，可以考虑附加其他救济，如允许被告使用，但需支付合理的使用费。
我国《合同法》第353条规定：“受让人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由让与人承担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有严重缺陷，没有考虑到受让人的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况。该规定应只适用于第三人没有过错的情况。在第三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受让人如不对专利权人或技术秘密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会严重动摇专利权制度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基础，损害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353条规定应该是合同双方之间内部的责任及分配。实施所转让的专利、技术秘密侵害合法专利权、商业秘密权的，如果被判赔偿损失，对合法专利权人、商业秘密权人，应该由让与人、受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还被责令停止侵权行为，受让人还必须停止有关生产和销售。在“对外”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再根据《合同法》第353条规定，在“内部”由受让人向转让人追索损失赔偿，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33条规定：“技术秘密受让人或技术秘密得悉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依据应当知道该技术秘密是非法转让或违约披露的，赔偿责任由非法出让入或违约披露人承担，该技术秘密如果尚未公开，技术秘密受让人或技术秘密得悉人获悉属非法转让或违约披露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并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保守秘密。技术秘密受让人或技术秘密得悉人所遭受的损失及采取保密措施的费用，可向非法出让人或违约披露人追偿;无法追偿的，由合法拥有技术秘密的企业与技术秘密受让人或技术秘密得悉人合理分担。经合法拥有技术秘密的企业书面同意，技术秘密受让人或技术秘密得悉人可以继续使用该技术秘密。”相比之下，《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33条的规定比《合同法》第353条的规定更科学，更具可操作性
(二)恶意第三人的侵权行为
恶意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是指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第二人实施了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的违法行为，仍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恶意第三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实质上同第二人的行为一样，也是对权利人商业秘密的侵犯。我国有关法律法规都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恶意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国家科委《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见》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在科技人员或有关人员调入本单位时，应当主动了解该人员在原单位所承担的
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义务，并自觉遵守上述协议。明知该人员承担原单位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义务，并以获取有关技术秘密为目的故意聘用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27条第3款规定：“明知他人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不得到本企业任职，仍然招用该人的，市科技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立即停止侵权，并根据情节处以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第30条规定：“明知或应知以违约披露或者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技术秘密，受让、使用或煮再向他人披露该技术秘密的，其转让协议无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市科技主管部门封存与技术秘密有关的设备和资料，并处以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恶意第三人侵权行为有两大构成要件：
1.主观要件，即第三人对第二人的违法行为“明知或应知”。明知是一种故意状态，应知是一种过失的主观状态。在私法理论上，过失与故意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将恶意第三人的明知行为和应知行为同等对待，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论。过失是指欠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757节专门讨论第三人“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主观状态：所谓行为人应该知道，指一个有理智的人从其掌握的信息可以推论出该事实;或一个有理智的人在特定情势下会产生疑问，根据疑问其以合理的智力和注意力，将会知道该事实。美国《侵权法重述》第757节还指出，“应该知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商业秘密的秘密性和违反义务披露：依本条所述规则，行为人只有同时意识到有关信息是秘密的事实，和第三人的披露违反其义务的事实，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这两个事实经常相互依存，注意到一个就同时注意了另一个。因此，如果行为人知道某人提供给他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商业秘密，行为人就应该对某人有否披露该信息的授权，产生疑问。只要商业秘密的收受者知道存在违反保密义务或不正当获取手段，知道意外或事故导致泄露，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收受行为构成侵权。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如果行为人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人违法行为的结果，而是积极促成、唆使他人盗窃、利诱、胁迫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权利人的商业秘密，那么行为人应该是“第二人”，而不应该是“第三人”。这一认识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TRIPS协定》及美国《侵权法重述》的精神相一致。
2.客观要件，即第三人自己客观上实施了违法行为，包括从第二人那里获取商业秘密，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披露该商业秘密。具体您可以咨询专业的商业秘密律师，邱戈龙尖端知识产权专家

『陆』 民法体系的构建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 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然 启动的情况下，学者与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建构与确立民法典的体系 。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一、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致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的体系，从而 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 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 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 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之上。并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 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而首先确立居于民 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体系可以发挥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民法典 层次分明、构造严谨。因此，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 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消除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 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多种民 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 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王泽鉴：《民法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例如，现代民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 主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 。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 全。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例如，总则中 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 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因此，只有通过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 的各种价值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 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为了适应改革的不同阶段对法律调整 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目的或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由于在立法之初对嗣后所 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缺乏通盘的考虑，也由于没有考虑到民法自身的体系化，这就使 得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现象。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 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 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在民 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逻辑结构，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这个体系构建之后，就可以形成一套严格的法 律适用规则，可以有效的为行为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为法官提供完整、和谐、 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
第四，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于判例法，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体系化要求我们去掌握体系化的民事法 律规范，例如关于债的请求权的确立之时，应当考虑债的请求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才 能使我们用一种体系的观念来适用法律。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 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 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体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注：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 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 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 ”，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注：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 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 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 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的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关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五编制模式，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 新，有所发展。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 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世 易时移，变法宜矣。“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构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 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这样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发挥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并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构建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2002年12月22日 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 ：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 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 当被纳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 ，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 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各种观点都是不无道理的。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 变动，如果将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确实需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 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极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无所不 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编纂民法典绝非意味着将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 尽可能的纳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 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 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 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 种民事关系。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 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 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 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 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 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 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 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 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 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 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 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例如，德 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 ，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 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不动产登记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 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 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 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 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 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处理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之时，争议最大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如何安排的问 题。毫无疑问，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属于民法的范畴 。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这些法律是否都应 当都纳入民法典?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将各个单行的知识产权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一个内容非常庞杂 的规范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实体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国内法，显然，将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难的。与其如此，还不如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第二 ，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自新技术 革命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产权法中出现了一种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 的若干规则，创设出一种工业版权制度，如集成电路部图设计，即属于此种情况。再如 ，著作权邻接权的范围正在随着传播技术的提高逐渐扩大，如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都 纳入到知识产权的范畴。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将知识产权的类型固定化，不一定适应知 识产权的发展需要。第三，将知识产权单行法收入民法典，会妨害民法典的体系的和谐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决定了其规则应当具有普 遍适用和相对抽象的特点。而知识产权法的技术性规定较多，且变化性较大，若将此一 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 。我认为，知识产权不应当作为独立的一编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民法典对此作出规定 可以考虑采纳第二种或第三种模式，即仅规定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 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二是共性的规 则在特别法中不好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应当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模式，但我认为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法律关系的要 素来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 为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的骨架，“德意志编别法创设总则编之一举，意义甚为重大，当 时德国法律学者皆认为：对各种法律关系共同事项，另有谋设一般的共同规定之必要。 ”(注：陈棋炎：《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也就 是说，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 典的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 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利，当总 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例 如总则中的主体、行为、客体与物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完整的物权法律关系。由 于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关系，这种构架模式体现了潘德克 顿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如果我们要采纳潘德克顿制定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那么总则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 来构建，至少需要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主体制度。主体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体制度是独立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说必备的民事权利能 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的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体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伙等。第二，客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根据概念 法学的体系思想，应将作为法律规定的客体的构成要件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类别概念，并借着不同层次的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 构成体系。(注：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56页。)总则中规定客体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国民法总论已经在总则中抽象出来了法律行为的概念，对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 素的客体是应该也可以抽象出来的。建立抽象的客体概念，可以涵盖未来发展出来的客 体。因为客体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形 财产权利在迅速扩张，近来有学者认为，像养老金、就业机会、营业执照、补贴、政治 特许权利等都属于财产权范畴。(注：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权利客体一词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这就需要使客体概念的包容性更强。第三，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它是指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 义务，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关 理论在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 为契约行为，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仍然是十分广泛的。这一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 统辖了合同法、遗嘱法和收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 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它不仅可以对现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调整，而且能 够涵盖许多新的交易形式，并对其进行规范；而且又以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注：参见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责任。民事责任 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也是对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种制裁。关于总则中是否应当规 定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建议，我国《民法通则 》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总则中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我认为，总则不可能对民事 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因为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不属于 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则的内容。尽管总则中不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但总 则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总则中规定一般民事责任的 概念确定了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为民事责任的概念只有在总则中规定才合适的，在总 则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对此作出规定。另一方面，总则在规定了法律关系的主体客 体以及简单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民事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由于侵权行 为将独立成编，因此总则中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与分则中的制度相适应。另外，侵权责任 和违约责任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关于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责任 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责任形式等。这些应当在总则中设置一般规定。
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权 利，是民事主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所必备的权利，而且其内涵都已经比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过民法典而非一些单行法来确认。分则的权利体系应当以已经发 展成熟、并且已经为社会生活广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权利为基础来构建，当然也应当为 未来新的权利成长提供足够的法律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民事权利如何进行排列，从而合乎民法典体系的逻辑性。我认 为，确立这一体系，应当着眼于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强调人格权应当优先于财产权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 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因为一方面，现代民法要充分体现人 本主义得精神，强调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应当将就个人利益而言更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于财产利益之前，优先保护。另一方面，财产权与人格权相比较，毕竟不如人格权 那样对个人更为重要。试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谓“万贯家财” 又有何用?还应当看到，人格权财产是个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 。这正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认为，“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 属于整个社会。因此其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 法草案之中，将物权法置于民法典分则中的各编之首，这主要考虑到民法通则第五章“ 民事权利”中的体系，在该章中首先规定了物权的内容，因此立法机关最终将物权放在 分则中的各编之首，我认为这种体例虽然不无根据，但从理论上说仍然值得商榷。毕竟 物权与人格权相比，人格权更为重要。其次，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优先于一般财产 权。因此，有关亲属权、继承权也应当优先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 与人格权同属于人身关系的范畴，两者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将其置于人格权之后、 财产权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民法典草案将物权置于债权 之前是比较科学的，毕竟物权是产生债权的前提，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 交易关系。第四，关于债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典草案未设立独立的债权总则，有关债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几种债的形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是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 定的。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独立之后，尤其在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非常充实和完备的 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规定与合同法总则大量重复的债法总则。但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 ，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债权制 度的确立，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 ，并且为这些关系确立了适用的规则。设计债法总则还是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条文更为简约。现实中的各种债都是具体的，通过归纳其共同事项，将具有 共性的部分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可以起到一种立法经济与俭省的作用。当然，有关债权 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民法典的分则体系应当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 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民法典之理想与现实的世纪博弈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在民法典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应当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 权责任编，这就需要将侵权法独立成编。从表面上看，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似乎与以 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的做法相冲突，因为总则规定了主体、客体与行为，而分 则应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及权利展开，如果增加民事责任制度，似乎分则的体系就形成了 与总则不和谐的现象，即分则以双重标准展开。我认为，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 则体系的思路并未因增加独立的侵权责任编而受到破坏。因为：一方面，法律关系的要 素，不仅仅应当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内容还应当包括责任，因为责任既是对民事权 利侵害的结果，也是违反民事义务的后果，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义务的违反也不 会产生责任，因此既然规定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就必然要规定民事责任。所以在分则体 系中详细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完整的侵权责任制度这在逻辑上是更为严谨 、自恰的，可以更为清晰完整的表现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发展的过程。反之，仅规 定权利而无责任，无法确定对权利的救济措施，法律关系的要素并不完备。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已经在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例如各种民事责任的共性问题已经 在总则作出了规定，因此在分则中规定侵权责任可以与总则遥相呼应，在民法典中构建 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侵权行为是对各种民事权益侵害的结果，所以侵权行为法应 当置于各种权利之后。在民法典分则中先列举各类民事权利，然后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 护措施，即侵权责任制度，这也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四、关于人格权制度的独立成编问题
我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 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民法是 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我国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国现实生活、面向21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当然，创新 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 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 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 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 重要的位置。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 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 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在 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人格权作为民事主 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 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 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如果人 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 地位。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性质的不同来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 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
第二，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人格权理所当然应当独立成编。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立法的确认，而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 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因民法的调整而表现为各类 财产权，而人身关系作为与人身相联系并以人身为内容的关系主要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 关系，在民法上应当表现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结构构建的。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 的权利，其实还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其独立既继受了既有 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

『柒』 美国侵权法重述 第二版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

《侵权法重述：纲要》是2006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肯尼斯·S·亚伯拉罕，阿尔伯特·C·泰特，许传玺等。该书主要有研究院特别编制的案例总结，以及对人、物等的侵权行为进行了相关解释和介绍。

『捌』 美国侵权法重述是哪一年

最初的《侵权法重述》于1923年——美国法律研究院在同年早些时候成立后不久——即开始编撰。因此，与《代理法重述》和《合同法重述》一道，《侵权法重述》是研究院最早的几个项目之一。在随后数年内全面负责该工作的报告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弗朗西斯·H·博伦(Francis H．Bohlen)教授，虽然起草该《重述》部分章节的助理报告人达7人之多。该《重述》的最后一卷(即第四卷)于1939年出版。又过了16年后，在1955年，研究院回到侵权法这一主题，对最初《侵权法重述》的各个方面进行回顾和反思，依据其后法律的发展重新表述并常常扩展其规定内容。费时24年才完成的《侵权法重述第二版》最终完全替代了原《重述》；因此，本书未收入原《重述》的任何章节。《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的报告人是跻身20世纪最著名侵权法专家的两位学者：加利福尼亚大学赫斯汀法学院的威廉·L·普若瑟(William L.Prosser)教授和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约翰·w·威德(Johnw．Wade)教授。最初的编撰工作几乎完全是普若瑟完成的，并且前十九章在他仍担任报告人时已被研究院批准、出版。普若瑟在1970年辞职后，威德承担了修改普若瑟的剩余几章的草稿、将其提交研究院批准，并监督其出版的责任。

『玖』 如何构建我国的民法体系

构建我国的民法体系，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认清民法典制定的目标。

民事立法的混乱会导致民事司法实践的标准不统一，使民法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民法典的制定，可以消弭立法上的混乱，填补立法空白。这正是民法典的优越性所在。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统一的立法体系。

在接下来的立法工作中，我国民法的体系化要围绕民法典制定而进行。制定民法典应适合我国国情、体现时代要求，更好地促进我国的民事立法以及民事司法的完善，保障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加强民法理念研究。

民法的体系化是对民法典的体系、编纂技术、所采用的指导思想、法律原则甚至法律适用的总结。民法典不能涵盖所有的民事生活，而不断发展的民事法律关系也需要不断进行规范调整。

因此，民法典的制定不单纯是为立法而立法，而是为了调整民事生活。为了使民法更好地体系化，制定出合乎需要的民法典，应加强对民法典编章结构、立法技术、法律概念以及司法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三、正确区分法典编纂与法典汇编的关系。

制定民法典，有汇编式与编纂式两种法典方案。就我国而言，编纂式法典具有一些汇编式法典不具备的优点。编纂式法典具有紧密的体系，能够克服体系的漏洞，有利于制度之间的协调，更能彰显民法典的形式理性，体现民法典的价值。

而法典编纂存在的缺陷，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案来弥补。当前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在我国《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后，应紧接着进行人格权法以及债法总则的制定。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法律进行全面体系化，从而编纂出我们时代的民法典。

(9)美国侵权法重述equb扩展阅读：

探究民法的体系化，根本目的在于形成一个法典化的完备体系，从而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逻辑性与系统性的民法典。我国民法的体系化，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及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体系化是制定民法典的内在要求。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决定的逻辑性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民法的体系化可以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既定原则的指导下进行通盘规划，从而确立起民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发挥其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

民法体系化是制定民法典的保障。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确立民法体系，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法规中的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

民法体系化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民法的体系化，就是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从而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便利。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

『拾』 侵权法重述第三版

美国法律研究院，由法律学者、法官与法律实践者组成的杰出团体，多年来一直编纂各种法律“重述”，即对美国法的详尽、权威的总结或过滤。这些总结在诸如侵权、合同与财产等普通法领域特别具有价值——在这些领域，法律规则散见于成千上万的司法裁定，因此很难查找、掌握。美国法律研究院的重述因此对美国法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正如司法裁决书对重述的大量引用所反映的那样。译成中文后，这些重述将为中国的法学院学生、学者、法官和实践者提供一个对美国法的准确、高效的指南。

——理查德·A·波斯纳，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庭首席法官（1993—2000）、法官（1981—1993；2000至今），同时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美国法律研究院的各种重述是许多在多种法律领域内最有才干的美国学者与实践者长期、认真合作的结果。寻求其他法律制度的智慧结晶的中国法律改革者应为这些富有学术性与影响力的书籍目前已开始被译成中文而感到幸运。没有人应该声称美国的经验与解决办法必定适用于中国独特的政治一法律文化与问题。但是，如果比较法的一个功能是开扩视野、启发思考，这些新的译文便应该受到我们中国同事的广泛欣赏。

——杰罗姆·A·柯恩，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创建人暨首任主任（1965-1981）、副院长（1975-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