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医患关系现状及解决方案
近年来医疗纠纷（包含医疗事故和病人不满）虽大幅度上升，但医疗事故并未同步增加，这说明目前的医疗纠纷并不只是医疗技术的问题，而往往是人文性医疗服务的问题。艾力彼公司的调研显示，在频发的医疗纠纷中，纯技术原因引起的不到20%。患者的医学知识不足以评价医生的医疗技术，因此就医感受主要源于对人文性医疗服务的评价，医务人员人文性医疗服务的缺失将直接导致患者满意度下降，这也是不少医疗技术先进的大医院医疗纠纷不断的原因之一。
医疗纠纷小则扰乱医疗工作秩序，大则影响医院的声誉，严重的甚至导致医院关闭。如天津某三甲大医院卷入了医疗纠纷，法院判院方败诉，作出赔偿较大金额的判决，引来媒体报道与炒作，导致病人日渐减少，医生因此流失，如此恶性循环，一段时间内医院员工人数降到300人左右，最终导致医院被另一家三甲医院吞并，原址土地出售，不再挂该院招牌，人员并入新医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目前门庭若市，医疗技术高明的大型医院应以此为戒，加强危机预防管理。
法国管理学家费尧曾说过，管理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相互联系的运动过程。危机管理也是这样，它的过程是消除危机因素的系列活动，管理者应该考虑如何缩减（Rection）危机情境的发生，如何做好危机管理的准备工作（Readiness），如何规划以及如何培训员工以反应危机局面（Response）并从中尽快恢复（Recovery），这四个方面（4R）构成了基本的危机管理。
由艾力彼管理顾问公司创立的“医患危机预防模型”强调危机预防机制。现在大部分医院对医疗投诉和纠纷的处理，都是采取“灭火行动”。医疗纠纷产生了，处理人员就事论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处于被动的应急状态。根据危机管理“预防为主，处理其次”的原则，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医患危机预防模型”在患者不满或投诉刚产生时，就主动进行监控管理，“防患于未然”，以最大限度防止危机的出现或缩减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② 医患纠纷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
医患纠纷是医患双方之间发生的权益争议，其性质由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所决定。医患关系是在医院为患者提供的医科技术专业性服务活动中形成的、医疗机构与患者及其亲属之间因诊疗护理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双务和有偿特征且属于医疗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1）医疗服务关系具有一般合同的特征。一是医患双方地位的平等性。患者对医疗机构具有选择权，不受任何单位和他人干预（享受公费的，就医单位受到一定限制），双方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二是医患双方意思表示的一致性。患者选择医疗机构，以先行挂号的行为作出希望医院同意其治疗的意思表示，相当于要约；医疗机构接纳患者并同意为其治疗，相当于承诺。三是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医方有向患者收取医疗费的权利，也有依职业道德及自身技术力量给病员诊断、施疗、护理的义务；患者有要求医院按一般操作规程给予治疗的权利和给付医疗费的义务。
（2）医疗服务合同又有其独特性。一是生命健康权的依赖性明显。由于医疗机构是特殊服务机构，患者到医院求医，作什么检查或用什么药均由医生决定。其作用的客体是病员的生命健康权，是一种人身权利。二是风险性较强。在医疗过程中因病体的差异、医疗过程的可变性和复杂性，使医疗行为又具有风险性和探索性。三是合同自由受到限制。在医患双方关系中，患者是弱势群体，由于医疗过程中的可变性因素的限制，患方对于合同条款只有整体接受或拒绝的权利，使得合同自由受限。
由于医患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学术界对于医疗事故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认为医疗事故是合同违约的民事责任。理由是患者与医院是一种医疗服务关系，患者到医疗机构就医所产生的是一种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患者享有及时、正确得到医治的权利，负有支付医疗费的义务；医疗机构享有收取医疗费的权利，负有及时、正确地为患者医治的义务。从医疗服务合同的角度分析，医院一方的医疗行为造成人身损害事故的，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二种认为医疗损害赔偿是双重属性的民事责任。理由是医疗行为所损害的权利是人身权这种绝对权，不仅可以发生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也可以发生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如因对急、重、危病人拒绝治疗等。由于发生医疗过失并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法律事实，在法律上同时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侵权和医疗合同的违约。医患之间的医患关系具有双重属性，是一种请求权的竞合。受害人不能同时兼有两项请求权，也不能就两项请求权选择，只能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依据，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我们认为，如果从医疗过失行为侵害公民健康权、生命权的角度分析，医疗事故是一种侵权行为，应承担侵权责任。理由有两点：一是《条例》将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可见，《条例》强调“过失”在医疗事故构成要件中的重要性，体现了我国侵权行为法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最基本归责原则的精神。二是《条例》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了赔偿范围。《条例》在医疗事故赔偿范围中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即精神损害赔偿。依据合同法规定，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我国立法和司法均未承认违约责任中包含有精神损害赔偿。从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医疗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性质应为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
二、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及其类型
医疗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称为非事故性医疗损害。从审判实践看，这种非事故性医疗损害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医疗过程中的故意行为。根据《条例》规定，医疗事故只能是过失行为，故意行为造成的患者人身损害不构成医疗事故。从医务人员的职务角度来说，患者到医疗机构就医，是与医疗机构形成的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务人员的行为应当是一种职务行为，故医疗机构应对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给患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医务人员故意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并不能免责。医务人员故意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医务人员应当对其行为负责；构成刑事上的伤害或故意杀人的，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③ 谈谈你对医疗现状的看法
一、医疗体制积弊太多。中国现行的医疗体制，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批评过，认为是老爷卫生部。那时医疗条件差，却还没有高昂的医疗费之忧。社会保障不足，医院公益性质与市场性质不分，导致医疗费高涨，多轨制的不平等医疗待遇，导致低医保群体对医疗体制的不满。医院为了生存，医生的精力大部分用在了创收之上，医院承包核算、科室分包核算，个人分解指标完成，医务人员还有多少心思用在技术业务上，用在服务关心病患者上？
什么样的体制规范什么样的行为，体制再有问题，总要面对病患者，总要有人面对病患者，面对病患者的不是卫生局长是医生。是医生就要面对病患者，这是要正视的现实问题，回避不了的。体制的固疾，使得看病难，看病贵，服务差，病人自然不满，一旦出现医疗失误，矛盾将激化，又没有有效的调解裁决体系，导致中国特有的医患血案。
在医疗服务关系中，在医患矛盾博弈中，医院绝对是强者，病人患者是弱者。医患矛盾出现后，在靠行政方式或靠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无望时，过激行为就会出现。既然没人管，就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实力，发泄不满情绪。发生这样的事情，双方都是受害者。
二、医院服务意识缺乏。患者就医看医生，挂号起就要不断的排队，健康人都受不了，何况病人。哈医大一院事件的行凶者两次到该医院没有结果，认为医生不给他看病，随即心生不满。一老一少，两个病人（患者爷爷患有癌症），一天三次进出两家医院大门，其状不惨吗？
许多时候，看一次病，在医院被折腾一天还没有结果，各种检查让你头昏脑胀。碰到看急诊，折腾一晚上，睡没个睡处，坐没个坐处，那难受劲，想想都知道。
网络上有帖称，某往友和老公带宝宝深夜看病，一次是因为拉肚子，一次是因为发烧，每次在医院被折腾一晚上还找不到病因，且每次都被要求做全身检查包括CT，“当时老公就差点和医生打起来”。而宝宝发烧在美国看急诊时，只配了退烧药验了口水。
医院之间互相封闭，检查结果相互排斥。重复检查，重复治疗，病人无奈。
医院的“三率”：治愈率、周转率、死亡率本是考核医院的行政指标，却被用来做为对付病患者的的手段，住院治疗20天30天，重新办理出入院手续，随之又是一连串的检查。还有就是拒绝推诿收治。
保定医院是因执行“医保费总额预付制”，医保资金超额须由医院自贴，职工医保患者住院被拒收，要住就自费。
住院治疗，许许多多应由医院护士护理的工作，都转由病人亲属或由病患者请来的护理工人代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项目的收费每天出现在帐单上。
三、医疗水平被片面夸大。宣传中过分夸大医疗的作用，对治疗的过度期望导致失望与过度治疗的后悔从而产生不满。老实说，目前医疗技术可以延缓人的生命，并不能还你健康。走着近进来，抬着出去的众多事例，让病患者亲属不堪回首。
医疗行为不都是全能的，有事实表明，治愈药物治疗只占1/3，手术治疗占1/3，自愈占1/3，在治疗过程中，许多患着有某种心理依赖，比如药物依赖，吃过药，即使是“假”药，无效的药，病也会很快好起来；医生依赖，看过医生，相信医生，病也会很快好起来，医生的话对这些病人至关重要，经常使用“善意的谎言”也是出于治病的目的。这一点，医生们比患者们更清楚。
人体是有生命的有机体，一些损伤下可以自我修复，有些疾病可以自我治愈。不像无机体的机械设备零部件，一旦坏了，你不修理更换，它永远是坏的。
四、社会转型带来的功利心理泛滥。这不仅仅是医疗行业，各行各业普遍存在敬业精神丧失，工作态度冷漠，麻木不仁，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讲服务，只讲收益的现象，追求现实利益。我们的医生，还有我们的公务员、我们的商人、我们的工程师、我们的教授，那一个行业不如此？只是医护人员人员要更特殊一些，矛盾的双方是面对面的，一对一的。
而对于患者来说，医生态度差，语言生硬，加上医生收红包、开高价药成了公开的“潜规则”，使患方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一旦在诊疗过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再加上有些医疗机构服务确实存在缺陷，医疗水平不高，操作不规范等，也经常造成严重后果。此外，医患沟通不畅，医方不尊重患方的知情权、选择权，也是导致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医生也有委屈，每天面对像自由市场一样噪杂的医院，有那来的好心情。
五、传统人情味的颠覆。病患者就医上门应是客的感觉全无。有的只是“求”，没有好处不办事，门难进，脸难看，病难治，医院里充斥着衙门的作风。高额的医疗费，低劣的服务态度，没有押金治不了病，押金不够就停药。医生忙，病患者就不忙？全社会都在忙，就是忙不出来一个高一点的效率。
除了医疗行业，各种服务业都可以优惠，讨价还价，可你敢和医院、医药公司谈价钱吗？而在这背后医院和药商、医生和药贩却是在大搞“市场经济”。
过去有坐诊、出诊之说。医生上门，病家都待如上宾，病人看医生也会受到尊重。现在，时代不同了，自然没有出诊上门之说，连词语都变化了，不叫大夫叫医生，不叫看医生叫看病。
山寨产品在中国社会热销，医疗行业也不能免俗，假药、假治疗并不少见，看看医药单有多少凭空列出的检查、医疗、用药项目？
六、医患矛盾得不到有效疏解。江西九江市湖口县60岁的董水金，2008年其31岁的儿子董林波因为一起医疗事故成了“植物人”。2009年5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当事医院县中医院与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事故责任。最先的九江市医学会的鉴定结果为，相关医院的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后江西省医学会的结论是该病例属于一级乙等医疗事故，但医方承担次要责任。最后，中华医学会鉴定认定此事故为一级乙等医疗事故，两家医院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董水金从2008年7月董林波遭遇事故，到2010年8月判决，其间经过了两年多的纠葛。后医院又提起上诉，过程艰辛而复杂。
事实上，相当比例的医疗事故纠纷后面，当事人都有类似的遭遇。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的公信力缺失，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医鉴的利益结合体，使得医患关系经常由普通矛盾走向深化乃至极端。
医方和患者在地位上并不对等，医学会的鉴定专家都是从各个医院的成员，医疗系统鉴定倾向性可想而知。这一方面确实引发了许多鉴定上的明显不公。另一方面结果不利患者，也会自然地怀疑鉴定公正性。因而只要鉴定机构与其成员不能做到第三方中立，这种公信力就很难确立起来，屁股决定脑袋。
医疗纠纷以及事故认定的专业性较强，法官也难独立判决，只能依赖于医疗鉴定。医疗鉴定结果不权威，法院判决也难让人信服。
相当比例的医患纠纷最后都走了司法程序。然而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也屡屡被打破。取证难，耗时长，最后要么不了了之，要么走上极端。如2011年9月北京同仁医院发生的患者王宝洺砍杀喉科主任医师徐文事件，2008年7月王宝洺就选择了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此事，从2008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起， 3年多结不了案，使得他一提起官司就暴躁发怒，最后酿成了悲剧。董水金在打赢官司后，还要求追究当事医生刑事责任。他说2011年6月22日立案，但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结果，“我找了主管局长，打了很多电话，他们一拖再拖”。
医患矛盾加剧，也让医院医生防范心理加强，在治理中也会更加消极，导致恶性循环。东莞市政府发文，为医院配备警用器械防范病患者突发事件，可成千上万的患者与成百上千的医生混杂在一起，你如何防范？是否像银行一样，在病人患者与医生之间架起钢栅栏？
医患矛盾，不是一句“加快医疗卫生改革”的口号就能解决的。
④ 医患纠纷的现状及其危害(详细些)
现状：钱不够，不给治；态度恶劣，火上浇油；用假冒伪劣药，用贵药，小病重治，搞提成，版搞创收权；重点城市医院好，其他城市不行，三甲医院分布不均；有特权，有的医院病床常年空置，只等特权人物； 危害：医生，病人都成牺牲品，长此以往，民怨越积越深，对社会危害大。
⑤ 当今医患关系现状
医患关系的现状
医患关系“人机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学高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治，使诊断、治疗、护理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在大医院自动化、信息化、遥控化的诊治手段被采用，医生通过机器、仪器、设备等高技术服务设施获得患者的生理指标、生化指标等数据，并且具有敏感度高、精确、迅速等特点，为诊治提供重要依据。这种以机代人的趋向，淡化了医患之间的思想交流，加重了医生对高技术设施的依赖，忽视了患者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医患交往“经济化”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现有卫生资源仍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要求，存在着“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等状况，在供需矛盾的情况下，也实行了宽松政策，如允许多种形式办院、试行点名手术、业务有偿服务等，缓解了“三难”，满足了群众的一定需求。然而在一定事实上出现了医疗服务商品化倾向，在医患关系上有经济化趋势，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已渗透到医患关系中，甚至出现了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
医患要求的“多元化”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倾向也反映在医患关系上。医生要求患者主动配合诊治，医患关系应该是“指导-合作型”或“共同参与型”，尽量避免不合作型或冲突型；患者对医疗卫生保健的要求在层次上、档次上也有差别，呈现出多元化趋向，有的患者追求优质服务，要求高档病房甚至非医学需要服务，有的患者要求基本的医疗保健；有的患者甚至连最基本医疗保健也难以实现。
医患关系调节方式上的“法制化” 医患关系的调节方式主要*道德，然而当医患关系的道德规范上升到法制化时，医疗秩序就更为完善了。目前，医患双方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对保护各自权力和自觉履行各自职责的观念日益强烈，为卫生立法提供了思想基础。另外，高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引来了一系列社会化问题，也迫切需要卫生立法来解决，如利用高新技术进行性别鉴定；人工授精、体外授精带来的家庭道德、社会问题；器官移植中供体来源和卫生资源分配中的公正问题等，都直接涉及医患关系，仅*道德调节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法制调节，这已是势在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