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环境污染的侵权诉讼中，被告的举证责任应该包括哪些是否应该包含法律规定的减轻责任的情形。
由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复杂性，污染行为的即时性和反复性，常常出现直接证据灭失或无法及时取证的情形，实践中，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形：一、污染物灭失，如有毒有害气体挥发，噪音消失，污染物在水中沉淀或发生化学反应等；二、受害对象灭失，如受损害动植物死亡并腐化，如不及时处理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实践中，当事人往往是通过证人证言、现场照片、科学著作等间接证据组成证据链条来主张权利，因此，恰当运用证据规则及分配双方的举证责任常常成为该类案件的关键，往往会决定着案件的最后结果。
一、现有法律法规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诉讼请求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证明义务，在诉讼实践中，一般表现为由原告对其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承担证明义务，而由被告对反驳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学术界将其概括为‘谁主张，谁举证’，这种举证方式符合一般人的思维逻辑，也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规定》第4条第（三）项规定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66条也有相同的规定，上述规定包含两层意思：一，‘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仍然适用，即原告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仍需承担举证责任；二，根据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即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转移给被告承担，学理上通称这种情形为‘举证责任倒置’或‘举证责任转移’，而免责事由属于被告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按照一般举证责任规则，本应由被告举证，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情形。
需要着重厘清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的两个概念即侵权行为和污染行为之间的区别，关于侵权行为的学界定义，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有三要件、四要件甚至五要件六要件说，比较流行的有过错要件说，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存在故意或过失，即认为侵权行为成立，非法要件说，是指行为人的某种行为违反了现有法律的规定，即认为构成侵权，损害要件说，不管行为人的某种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违反现有法律规定，但造成了他人的损害，即认为其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我国采用的是以过错和损害理论为基础，以非法说为补充的侵权责任体系。具体到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采用的是损害要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该规定。我们可得知，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并且采用了损害要件理论，即只要行为人的污染行为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不论该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违反法律规定，行为人都应该承担责任。关于污染行为，我国法律至今未有明确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为污染物，结合以上法律规定，姑且给污染行为作如下定义：污染行为即指排放、泄漏、灌注或弃置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污染物，可能对环境及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人或物造成损害的行为。通过以上两个概念的比较，可得出如下结论：（1）行为人有污染行为，不一定给他人造成具体的可计算的损害，因而，按我国法律规定，也就不一定构成侵权，但如果构成污染侵权，则必定有污染行为的存在；（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 “……，污染者……就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此处的‘行为’是指污染行为，而不是指侵权行为；（3）侵权行为是否存在，往往依赖于对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实质是对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证明。因此，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原告既不能够从被告污染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角度来证明被告侵权行为存在，也无法从被告行为是否合法的角度来判断被告侵权行为成立，原告只能够证明被告的污染行为客观存在及原告产生了损害事实，至于被告的污染行为是否和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污染侵权行为，则需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诉讼实践中，常常出现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证明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证据，而被告反过来要求原告提供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证据，从而陷入“循环论证”的争执，事实上，不管是一般侵权还是特殊侵权，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的判断均依赖对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判断，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
同样的道理也可说明加害人和污染者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很明显，《证据规则》中的加害人一词。并不准确，因为在侵权事实被法院确认之前，污染者不一定就是加害人，这一措辞的差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得到了纠正。
二、发生损害后果的当事人（简称当事人，通常是诉讼案件中的原告）的举证责任分析
由污染者（实践中通常指企业，在诉讼案件中一般是被告）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是为了打破污染者的特殊地位导致对资源（包括知识、管理上的优势、强大的举证能力等）的相对垄断，从而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但发生损害后果的当事人作出某种污染行为对其造成了损害的判断，必定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因而需要承担如下的证明责任：
首先，当事人必须证明污染者有排放、泄漏、灌注、弃置污染物的行为。由于环境污染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有些污染行为牵涉到复杂的物理化学专业技术判断，只有污染者清楚事情原委，当事人往往无法准确证明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污染，但他至少应该提供证据证明污染者确有污染行为存在，至于这种污染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则依赖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判断，应由污染者举证证明。
其次，当事人必须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没有损害事实，其诉讼请求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对损害事实证明的一个难题就是对损害所造成的损失价值的证明，由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特殊性，当事人往往无法提供准确的数据证明其损失的价值，甚至也无法通过合法的鉴定、评估机构证明，比如，鱼塘养的鱼被附近企业的污水毒死，而水中的鱼到底价值几何，往往会成为一个难题，当事人可提供其购买鱼苗的原始票据证明鱼的品种、数量、养殖时间及相关市场价格或其每季度及每年的卖鱼收益，形成证据链条综合证明，如有条件，最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
第三，为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同时也是对污染者的保护，有必要由当事人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可能性的因果关系。如甲在A地有污染行为，而乙在B地受到损害，且AB两地相距甚远，按常理推断，甲在A地的污染行为不可能对B地的乙产生影响，而乙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A地工作、生活或居住过，现乙起诉甲环境侵权，则乙明显是滥用诉权行为。因此，由当事人证明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因果关系是必要的，当事人至少要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有可能造成当事人的损害，但不能够据此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应当对当事人的证明义务加以严格限制，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应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当事人依据常识和经验能够对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加以合理解释；（2）当事人能够提供权威的科学结论支持其对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合理判断；（3）当事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时空的一致性或延续性，而不致发生断裂；（4）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证明仅仅只是一种因果关系可能存在的证明，而不是证明因果关系必然存在的证明。
三、污染者的举证责任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污染者对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证明责任，因此，在接到有人主张损害赔偿的要求或在其污染行为影响范围内发生有不正常的损害事故后，污染者应当积极取证，包括对损害现场拍照、对损害原因进行调查，在损害原因存疑的时候聘请相关的鉴定机构对损害原因进行鉴定，以固定证据，从而防止损害后果被夸大、损害原因被扭曲。诉讼实践中，常常出现被告无法提供证据排除因果关系存在的情形，出现这种情形，通常的原因是被告怠于取证或者被告事实上对损害原因心知肚明，抱有投机的心态，从而出现对其不利的局面，另一个原因，则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和目前的司法不公导致被告完全忽视对相关证据的固定和保存，而寄望于通过对政府或法院施压或其他不正当的方式获取对其有利的结果。
从公平的角度出发，污染者对其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也不应当无限制放大，首先，他需要发生损害结果的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尤其是对一些隐密的损害，当事人应当积极向污染者主张权利，在污染者提出要求后，应当配合污染者的调查取证；其次，对现有科学技术无法论证的伤亡原因，应按照公平原则，适当减轻污染者的侵权责任，但如果完全免除其责任，会使当事人陷入权利无法救济的状态，因此，污染者的这一权利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污染者在行使这一权利之前，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污染者必须对损害原因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及论证，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咨询了相关的鉴定机构，鉴定机构给出了无法鉴定的结论；（2）污染者必须提供权威的科学结论支持其观点。
四、污染者取证的权利和当事人的附随义务
一般侵权规定的诉讼时效至少有一年到两年，当事人只要在这个时间段内主张权利都是有效的，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不同，由于污染者承担了对因果关系的举证义务，因而，有必要从法律上保证他对污染案件的取证权利，尤其是在有些和损害原因相关的证据很容易灭失的情况下，让污染者及时知道情况，是保证他履行因果关系证明义务的前提，这就派生出受到损害后果的当事人一项重要的附随义务，那就是在损害后果发生或者有受损害的重要危险时，及时报告污染者，在污染者提出取证要求后，积极配合其取证。
但当事人的附随义务应当加以广义的理解，即只要当事人能够证明污染者及时知道了损害事实发生即可，因为，在实践中，当事人在损害事实发生后，通常会报告污染者，而污染者则往往凭借其优势地位，对当事人不理不睬，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利用取证的借口，对当事人打击报复或毁灭相关证据，而当事人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具备的法律知识及举证能力受到天然的局限，他在当时尽管报告了污染者，却不知如何保存相关已经履行了报告义务的证据，在某种情况下，他自身保存的证据也可能被相对处于强势地位的污染者所毁灭。另一方面，污染者在排污时就应该对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有某种预见，其对污染行为所及时空范围内的不正常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害事件应当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因此，有必要对当事人的附随义务加以限制：首先，对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广为人知（可以报纸、电视、网站等传媒报道、职能部门查处或一定地域范围内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十人以上证人证言等为依据），而污染者不作为的案件，不能够以当事人本人未告知为借口怠于取证；其次，对于当事人提出确切证据证明污染者在损害事实发生后及时知道了该损害情况的，尽管当事人没有报告，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履行报告义务；第三，当事人向有关职能部门举报后，有关职能部门进行了调查处理的，应当视为向污染者履行了相应的报告义务；第四，当事人虽然未履行报告义务，但在诉讼时能够提供相关原始证据，污染者能够通过鉴定等技术手段查明污染侵权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污染者不得以未及时报告为借口抗辩；第五，当事人在污染者取证过程中发现污染者有可能会毁灭相关证据的，应当申请相关职能部门参与调查，并可要求污染者及时出具调查结论。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当事人何时向污染者报告为恰当时机，因为当事人向污染者报告的重要原因就是保证污染者对因果关系的证明义务得到很好地履行，故当事人只要在相关证据没有灭失之前报告污染者，均是有效的，当然，当事人同时要在有效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履行这种义务，否则，他的权利可能无法得到保障。
2. 国家对光污染问题有没有法律法规限制
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这条规定是我国进行环境污染侵权认定的最基本的条款。本条列举了废气、废水等众多的环境污染类型，但是对“光的有意图的侵入”是否是一种环境污染也未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根据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精神，“光的有意图侵入”应该构成环境污染，因为光的有意图的侵入是因为人的活动而引起的，它能引起环境质量的下降，如温度的升高，光线过于强烈而影响视觉等，这些都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光的有意图的侵入”与其他污染形式一样是一种环境污染，构成侵权，当然轻微的情况下可不认为构成侵权。
法律空白点
为限制光污染而制定法规、规范和指南，国外早在70年代已出现，而我国一直处在“光污染” 环境立法的空白点。1972年苏格兰的安德鲁天文台和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斯托姆诺天文台就已提出天空光影响天文现象的问题。1980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和国际照明委员会联合发表了“减少靠近天文台城市的天空光”的文章。然而在我国正式制定相关法规，是上海市制定的首部限定灯光污染的地方标准—《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颁布，并于2004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从“光污染第一案”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被誉为上海市乃至全国首部限制光污染的地方性标准的处境却有些尴尬。标准是有了，但市民对光污染的投诉却比较困难。环卫部门虽明确表示，接受景观灯造成的光污染投诉，但环保部门同时表示，对于灯光使用单位没有强制力，同样环卫部门也没有处罚权。当然在该案中，《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贯穿始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告律师认为如果原来起诉的话，可能面临证据、依据上面的问题，这个标准出来以后我们就有依据了，根据这个标准可以认定他已经构成了光污染。同时，《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的出台也给审判工作带来了积极的意义。负责审理该案的曹法官告诉记者，《规范》的出台 “对于处理这些不可量物，在以往的实践中，可能更多的是依靠主观判断，由于这个标准的出台，这种主观判断就变得更加客观，更加科学。”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光污染的解决难度极大。
到现今为之，虽然目前我国有综合性的环保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也有专门环境立法，如《水法》、《森林法》等，但都没有涉及光污染的规定。在此背景下，《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用以解决纠纷的法律法规也未涉及追究造成光污染者行政、民事等责任的规定。
某些省市的条例、规定中虽然明文规定了光污染，但都只是简单的原则性规定，只强调应当防治，至于具体如何防治及光污染侵害发生后如何处理则并未提及，也无相应的罚则，不成体系，根本谈不上可操作性。且这些地方性法规只能作为法律的补充，在其辖区范围内有效，即其适用范围及效力极为有限。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有关光污染防治的规定不仅在实体内容上缺乏，其程序上更是一片空白，这源于我国环境法体系不完善的现状。现行环境法以实体法为主，程序性法律规范很少且多分散于各实体法中，而有关光污染防治的实体法规定极不健全，更不必说相关的程序法内容了。这必将使实体权利失去制度的保障，从而使光污染侵害的充分救济难以实现。
但是，对于光污染这样一个可测量的东西，由于没有法律出台，而地方政策又有很多不够详细的地方，致使其在被引用的时候又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并且会使很多深受光污染危害的人在向有关部门投诉的时候会觉得模棱两可，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算不算光污染，投诉后光污染问题可不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等等。而这个问题正是给一部新出台的适用于光污染的法律——《物权法》带来了困扰。
在这种法律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对于解决光污染问题有衍生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于相关的事件，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了，也难以进行“执法”。因为相关环保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有关光污染投诉的处理办法，所以执法无据，如果确实给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危害，一般只能建议投诉人通过民事法律诉讼，维护自己的“相邻权”。
同时还有一样和立法同样重要的东西，直到现在也没有出台，那就是光污染的“环境影响评测”。
据了解，并没有对光污染的明确规定。正如前面提到的，光污染是一个可以测量的东西，同时作为一种新生的污染源，光线到底会产生多严重的危害性，应该有具体的数字指标。然而这些东西在环评中都是空白的。所以，如果将光污染加到对建设项目的实际环评中，由于缺乏标准和技术支持。
3. 以下哪一项不是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
由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复杂性，污染行为的即时性和反复性，常常出现直接证据灭失或无法及时取证的情形，实践中，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形：一、污染物灭失，如有毒有害气体挥发，噪音消失，污染物在水中沉淀或发生化学反应等；二、受害对象灭失，如受损害动植物死亡并腐化，如不及时处理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实践中，当事人往往是通过证人证言、现场照片、科学著作等间接证据组成证据链条来主张权利，因此，恰当运用证据规则及分配双方的举证责任常常成为该类案件的关键，往往会决定着案件的最后结果。
一、现有法律法规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诉讼请求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证明义务，在诉讼实践中，一般表现为由原告对其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承担证明义务，而由被告对反驳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学术界将其概括为‘谁主张，谁举证’，这种举证方式符合一般人的思维逻辑，也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规定》第4条第（三）项规定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66条也有相同的规定，上述规定包含两层意思：一，‘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仍然适用，即原告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仍需承担举证责任；二，根据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部分事实的举证责任（即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转移给被告承担，学理上通称这种情形为‘举证责任倒置’或‘举证责任转移’，而免责事由属于被告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按照一般举证责任规则，本应由被告举证，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情形。
需要着重厘清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的两个概念即侵权行为和污染行为之间的区别，关于侵权行为的学界定义，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有三要件、四要件甚至五要件六要件说，比较流行的有过错要件说，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存在故意或过失，即认为侵权行为成立，非法要件说，是指行为人的某种行为违反了现有法律的规定，即认为构成侵权，损害要件说，不管行为人的某种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违反现有法律规定，但造成了他人的损害，即认为其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我国采用的是以过错和损害理论为基础，以非法说为补充的侵权责任体系。具体到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采用的是损害要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该规定。我们可得知，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并且采用了损害要件理论，即只要行为人的污染行为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不论该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违反法律规定，行为人都应该承担责任。关于污染行为，我国法律至今未有明确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为污染物，结合以上法律规定，姑且给污染行为作如下定义：污染行为即指排放、泄漏、灌注或弃置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污染物，可能对环境及生活在该环境中的人或物造成损害的行为。通过以上两个概念的比较，可得出如下结论：（1）行为人有污染行为，不一定给他人造成具体的可计算的损害，因而，按我国法律规定，也就不一定构成侵权，但如果构成污染侵权，则必定有污染行为的存在；（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 “……，污染者……就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此处的‘行为’是指污染行为，而不是指侵权行为；（3）侵权行为是否存在，往往依赖于对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实质是对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证明。因此，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原告既不能够从被告污染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角度来证明被告侵权行为存在，也无法从被告行为是否合法的角度来判断被告侵权行为成立，原告只能够证明被告的污染行为客观存在及原告产生了损害事实，至于被告的污染行为是否和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污染侵权行为，则需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诉讼实践中，常常出现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证明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证据，而被告反过来要求原告提供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证据，从而陷入“循环论证”的争执，事实上，不管是一般侵权还是特殊侵权，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的判断均依赖对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判断，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性。
同样的道理也可说明加害人和污染者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很明显，《证据规则》中的加害人一词。并不准确，因为在侵权事实被法院确认之前，污染者不一定就是加害人，这一措辞的差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得到了纠正。
二、发生损害后果的当事人（简称当事人，通常是诉讼案件中的原告）的举证责任分析
由污染者（实践中通常指企业，在诉讼案件中一般是被告）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是为了打破污染者的特殊地位导致对资源（包括知识、管理上的优势、强大的举证能力等）的相对垄断，从而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但发生损害后果的当事人作出某种污染行为对其造成了损害的判断，必定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因而需要承担如下的证明责任：
首先，当事人必须证明污染者有排放、泄漏、灌注、弃置污染物的行为。由于环境污染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有些污染行为牵涉到复杂的物理化学专业技术判断，只有污染者清楚事情原委，当事人往往无法准确证明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污染，但他至少应该提供证据证明污染者确有污染行为存在，至于这种污染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则依赖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判断，应由污染者举证证明。
其次，当事人必须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没有损害事实，其诉讼请求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对损害事实证明的一个难题就是对损害所造成的损失价值的证明，由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特殊性，当事人往往无法提供准确的数据证明其损失的价值，甚至也无法通过合法的鉴定、评估机构证明，比如，鱼塘养的鱼被附近企业的污水毒死，而水中的鱼到底价值几何，往往会成为一个难题，当事人可提供其购买鱼苗的原始票据证明鱼的品种、数量、养殖时间及相关市场价格或其每季度及每年的卖鱼收益，形成证据链条综合证明，如有条件，最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
第三，为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同时也是对污染者的保护，有必要由当事人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可能性的因果关系。如甲在A地有污染行为，而乙在B地受到损害，且AB两地相距甚远，按常理推断，甲在A地的污染行为不可能对B地的乙产生影响，而乙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A地工作、生活或居住过，现乙起诉甲环境侵权，则乙明显是滥用诉权行为。因此，由当事人证明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因果关系是必要的，当事人至少要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有可能造成当事人的损害，但不能够据此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应当对当事人的证明义务加以严格限制，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应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当事人依据常识和经验能够对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加以合理解释；（2）当事人能够提供权威的科学结论支持其对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合理判断；（3）当事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时空的一致性或延续性，而不致发生断裂；（4）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证明仅仅只是一种因果关系可能存在的证明，而不是证明因果关系必然存在的证明。
三、污染者的举证责任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污染者对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证明责任，因此，在接到有人主张损害赔偿的要求或在其污染行为影响范围内发生有不正常的损害事故后，污染者应当积极取证，包括对损害现场拍照、对损害原因进行调查，在损害原因存疑的时候聘请相关的鉴定机构对损害原因进行鉴定，以固定证据，从而防止损害后果被夸大、损害原因被扭曲。诉讼实践中，常常出现被告无法提供证据排除因果关系存在的情形，出现这种情形，通常的原因是被告怠于取证或者被告事实上对损害原因心知肚明，抱有投机的心态，从而出现对其不利的局面，另一个原因，则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和目前的司法不公导致被告完全忽视对相关证据的固定和保存，而寄望于通过对政府或法院施压或其他不正当的方式获取对其有利的结果。
从公平的角度出发，污染者对其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也不应当无限制放大，首先，他需要发生损害结果的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尤其是对一些隐密的损害，当事人应当积极向污染者主张权利，在污染者提出要求后，应当配合污染者的调查取证；其次，对现有科学技术无法论证的伤亡原因，应按照公平原则，适当减轻污染者的侵权责任，但如果完全免除其责任，会使当事人陷入权利无法救济的状态，因此，污染者的这一权利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污染者在行使这一权利之前，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污染者必须对损害原因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及论证，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咨询了相关的鉴定机构，鉴定机构给出了无法鉴定的结论；（2）污染者必须提供权威的科学结论支持其观点。
四、污染者取证的权利和当事人的附随义务
一般侵权规定的诉讼时效至少有一年到两年，当事人只要在这个时间段内主张权利都是有效的，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不同，由于污染者承担了对因果关系的举证义务，因而，有必要从法律上保证他对污染案件的取证权利，尤其是在有些和损害原因相关的证据很容易灭失的情况下，让污染者及时知道情况，是保证他履行因果关系证明义务的前提，这就派生出受到损害后果的当事人一项重要的附随义务，那就是在损害后果发生或者有受损害的重要危险时，及时报告污染者，在污染者提出取证要求后，积极配合其取证。
但当事人的附随义务应当加以广义的理解，即只要当事人能够证明污染者及时知道了损害事实发生即可，因为，在实践中，当事人在损害事实发生后，通常会报告污染者，而污染者则往往凭借其优势地位，对当事人不理不睬，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利用取证的借口，对当事人打击报复或毁灭相关证据，而当事人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具备的法律知识及举证能力受到天然的局限，他在当时尽管报告了污染者，却不知如何保存相关已经履行了报告义务的证据，在某种情况下，他自身保存的证据也可能被相对处于强势地位的污染者所毁灭。另一方面，污染者在排污时就应该对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有某种预见，其对污染行为所及时空范围内的不正常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害事件应当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因此，有必要对当事人的附随义务加以限制：首先，对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广为人知（可以报纸、电视、网站等传媒报道、职能部门查处或一定地域范围内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十人以上证人证言等为依据），而污染者不作为的案件，不能够以当事人本人未告知为借口怠于取证；其次，对于当事人提出确切证据证明污染者在损害事实发生后及时知道了该损害情况的，尽管当事人没有报告，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履行报告义务；第三，当事人向有关职能部门举报后，有关职能部门进行了调查处理的，应当视为向污染者履行了相应的报告义务；第四，当事人虽然未履行报告义务，但在诉讼时能够提供相关原始证据，污染者能够通过鉴定等技术手段查明污染侵权事件的因果关系的，天猫提示：美国进口普卫欣有效防雾霾污染者不得以未及时报告为借口抗辩；第五，当事人在污染者取证过程中发现污染者有可能会毁灭相关证据的，应当申请相关职能部门参与调查，并可要求污染者及时出具调查结论。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当事人何时向污染者报告为恰当时机，因为当事人向污染者报告的重要原因就是保证污染者对因果关系的证明义务得到很好地履行，故当事人只要在相关证据没有灭失之前报告污染者，均是有效的，当然，当事人同时要在有效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履行这种义务，否则，他的权利可能无法得到保障。
4.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有什么构成要件
您好，
行为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人身权利的损害，行为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种责任的要件包括：
1、行为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环境污染从污染源来看，包括废水污染、废气污染、废渣污染、粉尘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噪声污染、电磁波辐射污染等等，污染环境的行为多种多样。
2、他人的人身权利受到损害。
在环境污染侵害人身权中，受害人只能为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只能成为环境污染侵害财产权受害人。受害人所受的损害一般是对其生命健康权的损害，如因环境污染而滋生疾病，甚至丧失生命。
环境污染对身体健康的损害具有潜伏性，往往是经过较长一段时间之后，损害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另外，环境污染造成人身权损害也具有广泛性。在实践中，一般是多个受损害的公民共同对侵害人提起诉讼。
3、污染环境的行为与他人人身权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人身权损害是因环境污染行为使人的生命和身体受到的损害，也即生命被剥夺或受到威胁，或者人的生理机能受到损害。如果他人人身权的损害是由于其他原因，例如暴力伤害行为引起的，则不属于环境污染侵害人身权。
《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一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相关环保单行法亦摒弃了“违法性要件”。但法律之间的矛盾使得司法、执法实践中往往以“违法性”为侵权污染民事责任的必备要件，从而不利于对权益人的保护。
《侵权责任法》则取消了对于“违法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等字样，代之以“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条文表述强调“污染者”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事实，而不再拘泥于对合法性的苛刻要求。相较于《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侵权责任法》对违法性要件的抛弃无疑会更好的达到填补损害、制裁不法的立法目的。
5. 中国环境污染的情况、危害性及制定了哪些法律
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的BOT模式及其法律规制
钱水苗* 徐迪**
摘要：环境污染治理是政府的职责，但并不必然要求政府直接“生产”，其投资渠道应多元化，BOT模式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但其与现行环境法律制度的冲突与衔接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关键词：环境污染治理 市场 BOT
“环境污染”是指“被人们利用的物质或者能量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环境，导致对自然的有害影响，以至于危及人类健康、危害生命资源和生态系统，以及损害或者妨害舒适和环境的合法用途”。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4条所列举的“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包括“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我国环境法制尤其是针对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则。但是，由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具有相伴相随的孪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 因此，将环境污染完全消灭于无形是不现实的，除非实行“零增长”“零排放”。 鉴于此，“预防为主不是代替治理措施”，“对于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与破坏，要采取积极的治理措施”。
一、环境污染治理的提供者——政府
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市场是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对此作过通俗的解释：一个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的市场体系会显示配置效率。在这一体系中，所有产品的价格都等于其边际成本，所有的要素价格都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不存在外部性。在这些条件下，如果每个生产者最大化其利润，每个消费者最大化其效用，经济在总体上是有效率的，你无法使任何人的状况在不使他人状况变差的条件下变好。这意味着，在社会资源和技术既定时，即使是最有能力的计划者，使用最高级的计算机，制定最天才的重新配置计划，他也无法找出比竞争市场更好的解决方案。没有哪一种重新配置能使任何人的状况改善。不论经济中有一个、两个市场，还是有二百万个市场，这个结果都是正确的。 然而，这些结果通常都是以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为基础的，事实上，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会失灵。市场失灵，“是指那些为取得有效的市场解决办法所需的条件不存在，或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冲突”。 狭义的市场失灵，是指市场运行的结果，未能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造成效率损失的状况；广义的市场失灵除狭义的内容外，还包括市场在解决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时的无能为力。
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存在纯公共产品，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把纯公共产品的概念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因为技术或者成本的原因，无法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占有；还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再增加一个人也不会导致任何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考虑到产品的非排他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不具有供应公共产品的动机。因为他一旦生产了这种产品，他就无法排除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那么，是否可以考虑消费纯公共产品的人们形成一个私人合作制，达成协议共同承担该公共产品所需的成本。这种协定对于小群体也许是可行的，可是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个人成为免费搭车者的可能性也提高了，因而私人自愿协定无法再起作用。因此，对一个大群体而言，“纯公共产品是通过公共部门预算来提供的”。 环境污染治理即为公共产品的一个例子，所以，“供方只能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
现实生活中纯粹的公共产品或纯粹的私人产品都很少见，更多的是兼有二者性质的混合产品，外部性问题正是由此产生。 所谓外部性，指的是某一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成本或效用。 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它包括正、负两方面影响，正面的影响亦称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性，负面的影响亦称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前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某项新技术发明被他人公开的无偿使用，后者的典型例子是环境污染问题。
要使资源有效配置，就要矫正外部性。基本的方法就是要将外部性内部化，即把外部性产生的社会成本或收益转化为外部性制造者自己的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具体地又可分为市场的方法和非市场的方法。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在交易费用可忽略不计的情况下，资源会自动实现有效配置。这时，将产权界定给谁并不影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只要界定明确，资源配置的结果都一样。 然而，现实的世界实际上总存在交易费用，有时交易费用还非常大，当牵涉的人很多时就是这样。因此，就必须由非市场的政府行为干预来消除外部性。
交易成本、排他成本和免费搭车策略使公共产品的私人式自愿供应面临许多问题，因此，“政府一种可能角色就是干预市场的配置职能，从而纠正市场失灵或采用政策弥补其效果。” 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环境污染治理及其制度安排）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发挥到极至，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截然相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行政计划机制在对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经济职能不是对经济的运行起辅助作用，而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全方位的主导者和主宰者，小到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给何人，大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参数的确定、协调，都由政府一手操办。 “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以上的分析似乎一直在向我们昭示：市场是不完善的，政府干预可以校正市场。但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政府干预本身是有成本的，同样存在“政府失灵”现象。政府作为雇员机构都具有官僚主义的弱点，运作成本高，容易导致浪费与文牍主义， 同时，间接地增加“纳税人”的成本；民主政府的政策还往往有一种“中位取向”，作为受选民委托者，它往往体现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中那些最弱势群体、以及其他特殊群体的需要。例如妇女、儿童、残疾人、赤贫者的保护等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政客和官僚们的“寻租”行为，“人们试图寻求影响国家的方法以便使福利转移到他们手上”。
二、环境污染治理的市场化——BOT模式
市场和政府存在着各自的优越性，同时，也都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此，我们的任务无疑便是找到两者的平衡点，使其各自充分发挥作用。根据OECD市场经济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环境管理经验，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主要作用是规制和监督，同时提供必要的环境公共物品。 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由政府来生产，政府“可以把生产该产品的合同承包给私人生产厂家”， 吸纳商业资本、社会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等社会资金来参与，形成社会多元化投资局面。在国际上，从80年代开始，欧美开始倡导和鼓励私人部门积极参与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力图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这一作法后逐渐被东亚许多国家所重视和应用。美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的较大部分由私人部门承担；马来西亚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区域，把垃圾和污水处理业务全部委托给几大公司；日本过去曾把政府环境预算的80％以上投入到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现在也感到力不从心，弊端甚多，因而开始变革。 而我国，环保投入机制基本是延续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投资主体仍然主要是国家和政府。
BOT模式似乎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平衡点”的天然物，“蓦然回首，她在灯火阑珊处”。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营运－移交)投资方式是由政府通过特许协议的方式将基础设施的建设、营运权让渡给项目发起人并对部分项目风险提供商业支持和政府承诺；项目发起人则设立项目公司，并由项目公司通过一系列协议（合同）联接众多的项目参与者对项目进行建设、营运，通过经营所得收回投资，偿还贷款，获取收益；特许期满后，项目公司将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BOT投资方式具有融资能力强，自有资本需要量小，投资收益有保障等众多优点，因而，“自土耳其1983年设立世界上第一个BOT项目到1993年，世界范围内有近150个基础设施项目采用BOT投资方式，总投资额超过600亿美元”。
BOT投资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当事方，规范当事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亦为数不少， 其法律特性在我国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中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可行性。
1、BOT是政府与私人资本以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为标的的合作关系。 BOT所涉及的领域一般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基础设施项目，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及垄断专营带来的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等原因，这些本应有国家投资、垄断专营的领域，不得不引入私人资本。因此，从本质上讲，BOT是将本国和本地区的那些本应由公营机构承建和运营的公用设施项目，通过政府授权方式特许给某个私营机构来建设和经营，“是业主国政府的一项具体的独立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政府职能由私人代为实现”。 我国BOT项目大都分布在火力发电厂、高速公路、隧道、铁路等基础行业，而又以地铁、港口、火力发电厂和交通运输投资额巨大的项目居多，其他类型的项目少。然而，1998～2000年间，中央政府增发国债3600亿元，国债投放的重点就是公路项目。各地电力市场也在“强电政策”的推动下很快趋于饱和。 与之相反,据国家环保部门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城镇日排放污水总量近1.4亿吨，但达到国家二级排放标准的污水处理总量只有约0.1亿吨， 全国城市垃圾的年产量达1.5亿吨，且每年以8％至10％的速度递增，全国历年垃圾存量已超过60亿吨， 仅凭政府财力显然难以完成治污使命。环保产业已成为朝阳产业。但我国环保产品与巨大的市场需求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BOT投资方式在环保产业，尤其是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中将大有可为。
2、BOT以政府特许为核心和基础，政府以合同中的行政特权方式保留和行使公共职权。BOT模式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系统法律关系群，这种关系群是由公法和私法合作调整的。在这庞大的法律关系群中，核心是政府特许，其表现载体即为特许权协议，其他所有合同均以特许协议为基础，为实施其内容服务。特许权协议在法律性质上为公法契约（行政合同）， 协议目的具有公益性，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政府在特许权协议中既是一方当事人，同时又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机关身份出现，其地位具有双重性，具体表现为：第一，实行行政许可制度，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必须首先得到政府特别授予的专营权；第二，政府有权监督私人履行特许协议的行为，有权为维护公共利益，变更、终止合同；第三，经营期结束，政府无偿取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环境污染治理是政府的职责，虽然政府可以通过BOT模式将其“承包”给私人，但显然政府不能据此放任自流，不能放弃其监管职责。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文件都相应的规定有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
3、BOT是一种特殊的私人直接投资方式。BOT投资方式具有私人直接投资的本质特征，这是毫无疑义的。私方当事人以盈利为目的，以私人名义参与公共工程，自行筹资，自享收益，自担风险。而且，目前我国所称的BOT往往仅指国际BOT（外资BOT），没有包括国内私人以BOT方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能性。 我国第一座以BOT方式建设的城市污水处理厂2001年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竣工，投资方为美国金州集团北京金源环保公司，美国金州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磋商，拟投资建设北京北小河污水处理长二期工程。此外，法国苏伊士集团也准备投资建设北京卢沟桥和小红门两座污水处理厂。 鼓励内资参与BOT投资将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民间资金充裕，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实际民间金融资本存量不少于10万亿元，仅浙江省就有3500亿元民间资金闲置； 同时还有一批资金和技术较为雄厚的民营企业，而且对投资环保产业有巨大的热情，因此，具备发展内资BOT的客观基础。实践中也确有其事。国内民营企业中宜环能环保技术公司与河北省安新县达成了意向性协议，采用BOT方式建设垃圾处理厂，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另一家民营环保企业桑德集团，更是雄心勃勃，推出“中华碧水计划”：与全国12个省市签约，宣布以BOT模式承建这些地方的污水处理厂。
BOT方式的设计，成功地把基础设施分成投资建设、经营回报和无偿移交三个阶段，并将前两个阶段成功地与政府直接职能分离，推向市场，辟为可以投入产出的领域。利用私人经营机制和市场经营机制获得高效率和高质量，避免了国家作为主体直接进入经营领域所带来的高成本、低效率弊端。同时政府作为标的物的最终所有权人自始至终所享有的监督权和其他一系列特权，保证了BOT方式不改变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和公共性。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公共产品，所要求的“政府提供”和“私人生产”在这里完全得到了满足，政府和市场找到了各自合适的定位。
三、BOT模式与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冲突和协调
BOT模式在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中是新生事物，因此，其与我国现行环境法制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两者之间的协调、融合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1、BOT模式与排污收费制度
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但是，非竞争性产品未必是非排他的，有时，可以采用很简单的排他手段，如收费就可以使排他成为可能。 BOT模式中的投资方之所以愿意投资于环境污染治理项目，就是因为能通过收取污染处理费的制度将环境污染治理这一公共产品具有排他性，以实现其盈利的目的。为了保证这一稳定的并且也是唯一的利润渠道，排污收费制度就显得颇为重要。
排污收费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是指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国家或地方标准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者， 按照所排放的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征收一定的费用的一套管理制度。它是“污染者负担原则（PPP）”的具体体现。 排污费的使用，按《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的规定，作为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由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统筹安排，用于下列3个方面：①补助重点排污单位治理污染源。②用于区域性综合污染治理。③用于补助环境保护部门检测仪器设备的购置、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技术培训等。在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的BOT模式下，排污费的使用就需要重新分配。项目公司直接向排污者收取污染处理费，或者由政府从排污费中列支，这两种都是可行的方案。
与“污染者负担原则（PPP）”相对应的为“使用者负担原则（UPP）”。1999年，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大污水处理费的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的通知》，通知指出：“污水处理费是水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用户用水数量，各城市要在用水价格上加收污水处理费，以补偿城市排污和污水处理成本，建立污水集中处理良性运行机制。”在美国，自来水费中有55％是污水处理的费用；在丹麦，污水处理费为自来水费的1.6倍。 我国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环境污染治理一直被当作公益事业，使用者无需交费，在BOT模式下，环境污染治理已不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因此，向使用者收费也自然显得理所应当。浙江省杭州市物价局自2002年9月1日起，对杭州市自来水价格进行结构性调整，但所有水价均包括每吨0.4元的污水处理费。
2、BOT模式与“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是指一切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包括小型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自然开发项目，以及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其他工程项目，其中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和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一项法律制度。“三同时”制度是我国首创的，是一项控制新污染源的法律制度，也是“预防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
1986年3月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规定：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执行“三同时”制度。1998年新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重申了这一规定。并且，从1989年起，我国“三同时”制度的执行率连续保持在98％以上的水平。 由此可见，“三同时”制度已经深深扎根于我国环境法制。然而，“三同时”制度出台于1970年代初， 经济、社会体制已出现重大转型的今天，对“三同时”制度的价值可能需要重新估量。环境污染治理开始出现市场化、集约化道路的新形势下， 还是严格要求“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都必须执行‘三同时’制度”是否还有必要？我们认为，“三同时”制度应该淡化。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时候，应对该建设项目适合污染集中治理还是单独治理作出评价，适合集中治理的，就不必强制要求其执行“三同时”制度，当然，其若选择执行“三同时”制度，法律亦不禁止。
3、BOT模式与限期治理制度
限期治理制度，是指对长期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排污单位和在特殊保护区域内超标排放的已有设施，由人民政府决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其在一定期限内治理并达到规定要求的一整套措施。限期治理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制度，是减轻或消除现有污染源的污染和污染严重的区域污染，实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的体现。限期治理制度同样诞生于1970年代初， 实现的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而目前，更为科学的“污染者负担”原则 已取而代之，其在“限期治理污染”领域的表现即为“代履行”。代履行，是一种行政法上的间接强制执行措施，“是指行政主体雇人代替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而强制义务人缴纳劳务费用的行政强制方式。” 限期治理污染代履行，即为由他人代为履行限期治理任务，向履行方支付治理费用。 此处“他人（履行方）”的最合适人选莫过于以BOT模式投资的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一方面，此类BOT项目所成立的污染治理公司更具专业化和集约化，可以减少限期治理任务的成本，从而减少整个社会的成本；另一方面，限期治理污染代履行也为BOT模式中的投资者提供了一条利润渠道，因此可谓“双赢”。
4、BOT模式与环境法律责任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具有国家强制性，表现为对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环境法律责任是综合性的法律责任，包括私法责任（民事责任）和公法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无论私法责任还是公法责任，其责任主体均为环境违法者，这是无疑义的，然而，在环境污染治理的BOT模式中，排污者和污染治理者，谁是环境违法主体，谁该承担环境法律责任，却变成一个困难的问题，目前学者亦是众说纷纭。 我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应区分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私法责任，主要是因环境侵权而生，而在环境侵权领域，采无过错责任主义归责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法律上的通制。 因此，因污染造成的环境侵权，排污者和污染治理者应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受害者可以向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提起诉讼，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当然，若属于另一方过错引起，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先行承担责任方可以行使追偿权。而在公法责任中，行为人主观过错为必要条件， 因此，只能令排污者或者污染治理者中的过错方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区分方式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污染事故受害者在实践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无力追究真正的责任人，而公法责任的追究者——行政主体或者司法机关——是完全有能力做到也应该做到这一点的。
6. 发射塔辐射安全距离，我的住房边就是塔，安全吗
安全距离100米以上，住房边就是塔不安全，建议离发射塔在100米以上的范围。
7. 环境侵权的概念
环境侵权( environmental tort) 是从传统民法的妨害行为、干扰侵害、近邻妨害等概念演变而来的。环境侵权是指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 从而造成他人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受到损害, 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侵权行为相比, 环境侵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不平等性。在环境侵权中, 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加害人多为经济实力雄厚、科技力量强大的企事业单位, 而受害者多为处于弱势地位且缺少抵抗能力的公民, 由于双方地位和实力相差悬殊, 使得民法中主体平等的法律关系难以实现。
第二, 间接性。在环境侵权中, 加害人往往以环境为中介间接侵害他人权益, 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受害方, 这与普通侵权有很大不同, 环境侵权本身就是对诸如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等各种环境侵权现象的集中概括, 加害人正是通过这些介质侵害受害人权益的。
第三, 复杂性和潜伏性。受害人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能力和信息获得条件的限制, 无力承担证明加害人有过失的责任。
第四,侵权对象的广泛性。环境侵权的对象一般是不特定的人或物, 侵犯的权利也是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以及其他环境权益在内的诸多权利。
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1 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
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主要是三废污染( 废水、废气、废渣) 、噪声、固体废物、电磁辐射以及破坏自然因素等污染环境的行为。
在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的认定中, 主观过错并不是其必要的构成要件, 原因有三: 一是绝大多数的污染损害都不是出于污染者的故意和过失, 且其危害范围十分广泛, 还威胁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 最重要的是保护环境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而不应当考虑加害者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 二是由于现代企业的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 以及科技水平的高度发展, 使得受害人很难证明加害人的过错;三是, 一般而言, 污染企业的经营和获利, 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污染环境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基础上的, 因此只有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才符合公平原则。
2 损害事实
根据侵权行为法补偿功能的基本要求, 无损害即无救济, 损害事实是构成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 主要指受害人受到的致病、致残、致死的人身伤害以及财产损失, 还应包含精神损害以及环境权的损害, 后两项往往被忽视。环境权主要包括采光权、宁静权、通风权等, 是环境损害事实中的全新内容。环境侵权的损害后果与其他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有共性, 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共性表现为, 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 具有法律上的补偿性、客观真实性和确定性。其特殊性表现在损害后果的潜伏性以及侵害对象的广泛性。
3 污染破环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理论包括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上的顺序性, 事实上的客观真实性, 原因是结果的必要条件以及实质要素补充检验等。由于环境侵权的复杂性、潜伏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使得因果关系的认定较之普通侵权更加困难,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固守原有的因果关系理论, 势必因其证明困难而使被害人请求赔偿的权利遭到否定, 因而许多国家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代替因果关系的直接严格认定。在司法实践领域, 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得到广泛承认。
在我国环境法中, 对环境侵权行为承担无过失责任的原则也作了明确规定。1982 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在环境立法方面确立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先驱, 该法第42 条就是关于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的最早规定。1984 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第41 条吸取了《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这一规定,确立了环境侵权无过失责任制度的立法模式, 后来的《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法都沿用了这一模式。这些规定为我国环境侵权的无过失责任原则提供了环境法上的依据。
部分摘自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时奇文 英才高职论坛 2007 No.3(Serial No.8)
8. 多项选择 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哪些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D、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 E、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具体分析如下：回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答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受害人：1、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如排放“三废”、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音、振动、电磁波辐射等。2、损害。因接触或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而造成人身伤害、死亡及财产损害等后果。3、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侵害人证明自己无责应当提供：1、污染的发生系由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战争行为、第三人的过错、被侵权人的过错引起的。2、污染与被侵害事实不存在引起与被
9. 起诉邻居家阳台建移动4g基站辐射能胜诉吗 邻居家在二层楼房阳台上安
重庆移动4G基站开建以来首例电磁辐射纠纷诉讼案件尘埃落定。原告徐某关于拆除基站、赔偿损失及赔礼道歉的相关诉讼请求经两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均予以驳回。
据悉，被诉基站建于重庆北部新区某小区室内，承担该小区及周边区域的2G/3G信号覆盖，前期运转良好。重庆移动进行4G设备安装时，因部分业主担心电磁辐射而进行抵制。本案原告徐某居住在基站所在机房附近，自称因长期遭受基站电磁辐射，本人及家人身体出现诸多不适，故诉至法院要求判决移动公司拆除基站、赔偿医疗费用及精神损失，并赔礼道歉等。
重庆移动接到通知后高度重视，认真分析案情、搜集证据，提出答辩意见：一是该移动通信基站设置合法。移动通信基站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移动公司提供通信普遍服务的基础设施。该基站设置于移动公司具有合法使用权的房屋内，未侵害任何相邻权人的权益。而且基站运行前，依法取得了《重庆市电磁环境验收合格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属有证运行。二是该移动通信基站各项标准符合国家规定。该基站无论是电场强度还是功率都符合国家标准，电磁辐射甚至低于家用电器辐射水平。基站与原告房屋有一定距离并有墙壁隔离，电磁波穿透力减弱之后基本对原告无辐射。三是原告并无损害事实，即使存在损害与基站设置亦无因果关系。
记者了解到，该案经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不能认定重庆移动存在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原告亦未举证其遭受损害或损害危险，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徐某对一审判决表示不服，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徐某在上诉状中针对一审判决提出：移动公司在其附近设置基站的行为不符合法定程序，系违法行为，因该违法行为产生的电磁辐射对其家人身心产生严重侵害，因此应当予以拆除，赔偿损失并赔礼道歉。二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判决认为：重庆移动提交了证明基站运行合法的电台执照与环评证书，徐某在一二审均拒绝申请对基站电磁辐射水平进行重新监测，且徐某举证并不能证明其身心遭受到了侵害，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至于基站设置是否违法的问题，因徐某在一审中并未提出，属二审新增诉讼请求，不予审理，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