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范愉

『壹』 黄家亮的科研项目

1、主持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农村民间纠纷及其化解机制研究——以定县为例”；
2、参与策划并组织实施郑杭生主持的“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和“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之广州（2006）、深圳（2007）、郑州（2007、2008）、杭州（2009）、北京（2010）、南海（2011）项目。
3、主持“马工程《社会学概论》课程资源库建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的重大项目），2007年5月——2009年5月；
4、主持 “《社会学概论》课程教案生成系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项目），2008年11月－2009年1月；
5、参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建构，范愉教授主持，2005年；
6、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间纠纷解决模式的法社会学研究，郭星华教授主持，2008年；
7、参与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郭星华教授主持，2007年；

『贰』 请论述:爱国,从信仰法律与法治开始.至少一千字

很多人都说当今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药八刀”、“欺实马”、“我是自己摔的”……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很难说这些不是因为我们信仰的缺失所导致的，但是如果硬要强行把我们自己犯下的过失全部强行加在这上面，多少又觉得有些牵强。也许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信仰有所不足，甚至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但是，不得不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所缺失。因为人性的缺失而把一切罪责强加在信仰上面，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妥当的。
在我看来，信仰并不等同于信教。宗教和人类的渊缘早已跨越千年，各大宗教所倡导的真理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都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去探讨生死的问题。而爱国则应该从信仰法律与法治开始，而非信仰宗教。 一个人如果对法律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信仰，知法、懂法不仅无助于法律的实施与遵守，反而会为其规避法律创造条件。
我们不应忽略伯尔曼所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语境，即他在《法律与宗教》这本书中对法律的定义。伯尔曼在讲演说所提到的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伯尔曼认为法律不仅包含规则，而且还蕴涵着信仰超社会功利的真理与正义的因素。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法律概念：法律不仅是一套制度，还是“一种法律理念，比如：公平、正义、秩序，以及在法律上伸张正义的权利”。这也与伯尔曼在书中反复提到的“把法律视作生活的目的和终极意义”相吻合。
教育民众学法、知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育民众尊法和守法。事实上，即使是从事法律专业的人，也很难熟知所有的法律规范。因此，与其花巨大的成本去向国民灌输法律知识，不如通过大量公开的执法和司法典型案例使国民树立尊法和守法的意识；与其让每个人都全面地知法懂法，不如将资源用来培养大批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为普通民众提供及时、廉价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对于一般国民来说，以下两点最为重要：一是恪守道德底线，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法律乃道德之底线，绝大多数法律规范乃道德原则衍生或折冲之产物；道德规范不容，一般为法所禁止(尽管不可画等号)；道德规范容许，一般为法所不禁。二是遇有矛盾和纠纷，养成咨询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习惯，而不是凭着对法律的一知半解去实施法律行为(有时反而风险更大)。这正如国家对待国民的健康一样，重要的是让国民具有保健意识和知识，有病及时咨询或看医生，而不是让每个人都去精通所有的医药知识。
范愉提出，在问题意识或范畴的角度上，伯尔曼的原论集中探讨的是法律与宗教和传统的关系及法的价值问题，而中国化的法律信仰命题则将其与许多问题相混淆。这导致将自然法意义上的“法”直接等同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更多的则是将信仰(宗教)与信念、信任、信赖、尊重、守法意识、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的价值、价值观、理性、服从、接受、热情等等概念进行替换。同样，张永和教授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还指出，这样的观点不符合中国国情，过分强调法律信仰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中国法治的首要任务是树立法律的权威，这是我国法治化进程的第一步，只有完成这一步，法律才会得到应有的遵守、尊重和倚重，一个良好法律秩序的社会才可能建立。同时，由于许多国民对法律的概念不够深入，将法律等同于实在法，还可能造成对法律的盲目信任，使法律缺乏批判和反思精神，这也不利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爱国不是砸砸车就行啦。爱国,从信仰法律与法治开始.

『叁』 什么是公调对接

是为人民调解建立的一个地方。

2017年，为提升基层派出所矛盾纠纷调处能力,为民警减压降负，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涪城区协调相关部门，全面推行“搭建一个公调对接平台”+“24小时驻所跟班调解员为主体、接处警民警参与、专业人士适时介入”的“1+3”公调对接模式，从源头上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群众对公安的满意度逐年提升。

(3)纠纷解决范愉扩展阅读：

按照“五统一”标准，涪城公安分局为8个派出所搭建了公调对接的工作平台——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派出所调解室，建立制度规范，统一招聘24名驻所人民调解员，着力提升接处警源头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针对性和工作效能，有效减轻了派出所民警工作强度。

据统计，2017年,涪城区8个派出所共调处纠纷2950件，调解成功率达97.8%，民警直接参与调解占比仅为27%，未出现一例民转刑案件，未发生因调处不当导致矛盾升级或引发不稳定事端的情况。

『肆』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者简介

范愉，女，河北威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1987年），日本国立名古屋大专学法学博属士（1994年）。曾在西藏自治区妇联、西藏师范学院、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等单位工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比较法学、纠纷解决，以及比较司法制度和比较民事诉讼法等。主要研究成果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非诉讼程序（adr）教程》（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日文论著《权利的实现及审判》、《中国审判制度及其理念的研究》等；译著《比较法》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上发表有关法理、比较司法制度、纠纷解决等方面的论文多篇。

『伍』 泸州遗产案

——以“泸州遗产继承纠纷案”为例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存在司法的合理性问题，之所以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带有普适性，也不是所有的问题在任何语境中都是真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初步判断是肯定的，这样一个判断主要通过对个案的的分析得来的。

“泸州遗产继承纠纷案”及其内在的司法合理性问题

被告蒋伦芳与丈夫黄永彬于1963年结婚。1996年，黄永彬认识了原告张学英，并与张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当众拿出黄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是朋友，黄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却控制全部遗产。张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蒋给付遗产。

一审法院认为，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黄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及一套住房属夫妻共同财产，而黄未经蒋的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且黄在认识张后，长期与张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该院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获得遗赠财产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永彬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使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蒋伦芳本应享有继承黄永彬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蒋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二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3]

该案件判决的过程及之后，都受到了当地百姓及全国学界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学界中有很多学者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该案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分析。但是，引发我兴趣的则主要在于一点：在有关该案的看法中，当地民众与学界呈现出较为对立的看法，而且几乎是一边倒的：大部分法学界人士都对该案提出了质疑[4]，而大部分当地民众则对该案判决表示了支持。[5]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对立？如何来解读这样一种截然对立的现象？在事过几年之后再旧事重提，虽不免有“马后炮”“事后诸葛”之嫌，好在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判断谁对谁错，只是想就事情本身作为一件知识事件作一种社会学的考察，而这样一种时间上距离的拉开，反倒能使我们以一种更为理性、更心平气和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事件。

那么，在案件审判过程及审判之后法学界与社会公众的讨论中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势，而在讨论各方又是倚仗什么样的理由和资源呢？我根据当时各方的讨论，做出了以下的概括：

对法院判决的态度 理由 代表文章 双方的人数及力量对比

对法院意见表示质疑 1、 法院违反了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原则以及特殊规则优于一般规则的立法法规定；

2、 法院的判决侵害了死者的财产权和意思自治；

3、死者遗赠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原则； 陈岑：“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王怡：“法治评论：脆弱的财产权”

韩新华、金涛：“论概括条款及其具体化” 在法学界当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质疑法院意见一方无疑是占多数的

对法院意见表示同意 本案的发生有其特殊的立法背景存在，认为《继承法》上有关财产继承的规定与《婚姻法》中有关规定在本案中出现冲突从而形成法律适用上的困难，法官的行为只是在履行其法官裁量权而已。 范愉：“泸州遗赠案评析”

表一：法学界看待“泸州案”的不同观点[6]

对法院判决的态度 理由 双方的人数及力量对比

对法院意见表示质疑其一，遗赠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除非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遗赠人可以将自己的遗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任何人，这是私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其二，“ 二奶”仅是社会上对一类人的称呼，并不证明否定其民事主体的地位，既承认为合法的民事主体，“二奶”当然有权接受遗赠。这是私法上平等原则的体现。其三，从社会功能而言，在当今中国，首先应当确立的是权利本位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动摇旧有的封建观念，以其与另外的人同居为由就认定其作出遗赠的动机非法，是非法干涉私人自治的行为，背离了民法的根本原则和社会功能 根据网上讨论情况，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的

对法院意见表示同意 1、 不能将财产判给二奶，其理由是黄有彬处理财产不应损害合法继承人的权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德，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黄永彬的这种遗赠行为是在公然包“二奶”之后作出的，是对合法婚姻关系的一种挑战。

2、 1500人的掌声说明法官基于法律的裁判与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相吻合了，也可以理解为情与法的和谐及公序良俗与法律的一致

表二：网上公众对该案的不同观点[7]

通过表一和表二的整理及结合其他一些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对立：

其一：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受教育层次较高的阶层之中，他们在论辩的过程当中所倚仗的资源主要是法学资源，而不是其他资源[8].而在法学界当中对法院判决持反对意见的为多数，到了文化层次较高公众群体中这种多数地位逐渐被稀释，而到了普通大众群体当中，对法院持赞同意见的则占据了主要地位。而普通大众中所依据的判断标准则更主要的是一个道德上的直觉。[9]假如说法学内部的自洽给予我们法律的确定性，而公众对判决的接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读为法律的可接受性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本案当中，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律的可接受性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

其二：而从两个表中的质疑方的观点，我么可以发现其更多是从法学的内部视角来寻求自己的正当性资源的，而从同意一方来看，则更多的是从法学的外部视角来寻求正当性资源的。

这样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哈贝马斯的司法合理性问题：一种偶然地产生的法律的运用，如何才能既具有内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部论证，从而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正确性呢？[10]但在中国本案所凸现出来的司法合理性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随着时间的逝去，本案所带来的讨论也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解决（也许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它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案件形式不断地提出。最近出现的“智障少女切除子宫案”或多或少是该问题的凸现。

『陆』 关于夫妻财产继承和遗嘱继承的民事案例

这个就是当年四川泸州遗产案吧，在法学界也算是掀起了一场大讨论了，你看下有关资料吧，然后结合的想法看怎么判吧。

——以“泸州遗产继承纠纷案”为例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存在司法的合理性问题，之所以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带有普适性，也不是所有的问题在任何语境中都是真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初步判断是肯定的，这样一个判断主要通过对个案的的分析得来的。

“泸州遗产继承纠纷案”及其内在的司法合理性问题

被告蒋伦芳与丈夫黄永彬于1963年结婚。1996年，黄永彬认识了原告张学英，并与张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当众拿出黄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是朋友，黄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却控制全部遗产。张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蒋给付遗产。

一审法院认为，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黄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及一套住房属夫妻共同财产，而黄未经蒋的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且黄在认识张后，长期与张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故该院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获得遗赠财产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首先确定遗赠人黄永彬立下书面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遗赠人所立遗嘱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遗嘱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遗嘱的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第26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夫妻间的继承权，使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蒋伦芳本应享有继承黄永彬遗产的权利，黄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实质上剥夺了蒋的合法财产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二审法院认为，《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一般法律，《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据《立法法》，《民法通则》的效力高于《继承法》，后者若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该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3]

该案件判决的过程及之后，都受到了当地百姓及全国学界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学界中有很多学者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该案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分析。但是，引发我兴趣的则主要在于一点：在有关该案的看法中，当地民众与学界呈现出较为对立的看法，而且几乎是一边倒的：大部分法学界人士都对该案提出了质疑[4]，而大部分当地民众则对该案判决表示了支持。[5]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对立？如何来解读这样一种截然对立的现象？在事过几年之后再旧事重提，虽不免有“马后炮”“事后诸葛”之嫌，好在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判断谁对谁错，只是想就事情本身作为一件知识事件作一种社会学的考察，而这样一种时间上距离的拉开，反倒能使我们以一种更为理性、更心平气和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事件。

那么，在案件审判过程及审判之后法学界与社会公众的讨论中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势，而在讨论各方又是倚仗什么样的理由和资源呢？我根据当时各方的讨论，做出了以下的概括：

对法院判决的态度 理由 代表文章 双方的人数及力量对比

对法院意见表示质疑 1、 法院违反了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原则以及特殊规则优于一般规则的立法法规定；

2、 法院的判决侵害了死者的财产权和意思自治；

3、死者遗赠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原则； 陈岑：“对张学英诉蒋伦芳案判决的三点质疑”

王怡：“法治评论：脆弱的财产权”

韩新华、金涛：“论概括条款及其具体化” 在法学界当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质疑法院意见一方无疑是占多数的

对法院意见表示同意 本案的发生有其特殊的立法背景存在，认为《继承法》上有关财产继承的规定与《婚姻法》中有关规定在本案中出现冲突从而形成法律适用上的困难，法官的行为只是在履行其法官裁量权而已。 范愉：“泸州遗赠案评析”

表一：法学界看待“泸州案”的不同观点[6]

对法院判决的态度 理由 双方的人数及力量对比

对法院意见表示质疑其一，遗赠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除非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遗赠人可以将自己的遗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任何人，这是私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其二，“ 二奶”仅是社会上对一类人的称呼，并不证明否定其民事主体的地位，既承认为合法的民事主体，“二奶”当然有权接受遗赠。这是私法上平等原则的体现。其三，从社会功能而言，在当今中国，首先应当确立的是权利本位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动摇旧有的封建观念，以其与另外的人同居为由就认定其作出遗赠的动机非法，是非法干涉私人自治的行为，背离了民法的根本原则和社会功能 根据网上讨论情况，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的

对法院意见表示同意 1、 不能将财产判给二奶，其理由是黄有彬处理财产不应损害合法继承人的权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德，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黄永彬的这种遗赠行为是在公然包“二奶”之后作出的，是对合法婚姻关系的一种挑战。

2、 1500人的掌声说明法官基于法律的裁判与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相吻合了，也可以理解为情与法的和谐及公序良俗与法律的一致

表二：网上公众对该案的不同观点[7]

通过表一和表二的整理及结合其他一些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对立：

其一：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受教育层次较高的阶层之中，他们在论辩的过程当中所倚仗的资源主要是法学资源，而不是其他资源[8].而在法学界当中对法院判决持反对意见的为多数，到了文化层次较高公众群体中这种多数地位逐渐被稀释，而到了普通大众群体当中，对法院持赞同意见的则占据了主要地位。而普通大众中所依据的判断标准则更主要的是一个道德上的直觉。[9]假如说法学内部的自洽给予我们法律的确定性，而公众对判决的接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读为法律的可接受性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本案当中，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律的可接受性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

其二：而从两个表中的质疑方的观点，我么可以发现其更多是从法学的内部视角来寻求自己的正当性资源的，而从同意一方来看，则更多的是从法学的外部视角来寻求正当性资源的。

这样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哈贝马斯的司法合理性问题：一种偶然地产生的法律的运用，如何才能既具有内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部论证，从而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正确性呢？[10]但在中国本案所凸现出来的司法合理性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随着时间的逝去，本案所带来的讨论也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解决（也许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它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以不同的案件形式不断地提出。最近出现的“智障少女切除子宫案”或多或少是该问题的凸现。

『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都有哪些谢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导师介绍—— 姚欢庆发布日期：2008-05-23 13:20 共256人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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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姚欢庆
职称： 副教授
学历：法学博士
Email：[email protected]
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1989年—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本科
1993年—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硕士
1996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
1998年—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中国民商法律网负责人，浙江绍兴市仲裁委仲裁员，《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编辑。

论文 （1）买卖合同中的若干法律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转载
（2）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转载
（3）知识产权上民法理论之运用，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转载
（4）商业秘密保护若干问题研究，判解研究2001年第3期
（5）在先权利的法律保护，判解研究2001年第1期
（6）广西广播电视报诉广西煤矿工人报电视节目使用表纠纷案评析，判解研究2000年第2期
（7）知识产权冲突原因及解决途径，知识产权1998年第5期

著作 （1）知识产权法上新类型案例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个人
（2）2003年司法考试教程·民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出版，个人
（3）知识产权法案例评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个人
（4）民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个人
（5）知识产权案例精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6）知识产权法教学法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7）担保法案例精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8）合同法案例精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9）商法概要（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0）商法总论（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11）外国民商法（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民法学（2000年司法部指定律考教材）（参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
（13）合同法要义及案例析解，（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14）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考试教程（参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15）知识产权法（活页）（参编），法律出版社与CCH联合出版，2000年
（16）知识产权法（参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17）知识产权合同理论与实务（版权合同卷）（参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
（18）知识产权合同理论与实务（工业产权合同卷）（参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

还有你去这里看看也许你能找到你想找的导师
http://www.100exam.com/EnrolTLists.aspx?SId=178&TId=17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导师介绍——史际春 [2008-05-23 11:55]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导师介绍——刘素萍 [2008-05-23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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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导师介绍——杨大文 [2008-05-23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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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导师介绍—— 莫于川 [2008-05-23 13:16]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导师介绍——杨建顺 [2008-05-23 13:17]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导师介绍——何家弘 [2008-05-23 13:18]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导师介绍——朱景文 [2008-05-23 13:19]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导师介绍—— 姚欢庆 [2008-05-23 13:20]

『捌』 北京律协智库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调解研究专家组成立了吗

北京12月22日消息，在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回商事调解”答系列活动中，北京市律师协会智库“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调解研究专家组正式成立。

“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调解研究专家组成立后，将有效聚合组内专家在“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调解领域的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以指导“一带一路”商事调解领域走向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