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害纠纷处理法

㈠ 环境法的日本

日本环境法是日本制定的关于保护环境的和防治公害的法律法规总称。在日本，环境法通常称作公害法。50年代以前，在日本主要是一些地方性的防治污染法规，如《大阪府煤烟防治条例》（1932年），《京都府煤烟防治条例》（1933年），《东京都工厂公害防治条例》（1949年），《神奈川县企业公害防治条例》（1951年），《东京都噪声防治条例》（1954年），《大阪府企业公害防治条例》（1954年）和《福冈县防治公害条例》。50年代末之后，日本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全国性法律，如《工业用水法》（1956年），《自然公园法》（1957年），《关于公用水域水质保护法》（1958年），《关于限制工厂排水等法律》（1958年），《下水道法》（1958年），《关于水洗煤炭业的法律》（1958年），《关于限制建筑物采用地下水法》（1962年），《防止公害视野团体法》（1965年）和《关于整顿防卫设施环境法》。1967年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随后又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1968年），《噪声控制法》（1968年），《城市规划法》（1968年）和《公害纠纷处理法》（1970年）。《公害对策基本法》规定了一些防治公害的重要制度但又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被资本家歪曲利用，致使环境污染继续恶化，国民多次举行示威游行。于是，1970年，日本召开了第64届国会，制定了《防止公害事业费企业负担法》，《关于处理与清理废弃物品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关于公害损害人体健康犯罪处罚法》，《关于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水质污染防治法》6项新的公害法，并修改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噪声控制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道路交通法》，《自然公园法》，《毒品与剧毒品管理法》，《下水道法》和《农药管理法》8项已有的公害法律。1970年《公害对策基本法》修正案，删掉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的条款，明确规定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是公害对策法所要达到的目的。1971年日该国会又颁布了《环境厅设置发》，《恶臭防治法》和《关于在特定工厂整顿防治公害组织法》。1972年制定了《公害等调整委员会设置法》和《自然环境保护法》。1973年颁布了《城市绿化法》和《关于公害损害健康补偿法》。此外，日本宪法中关于国民享有健康及文化生活的权利的规定也被用于环境保护，很多地方制定了地方性公害法规及严于国家的标准。

㈡ 有谁知道日本环境法的历史吗

界十大污染事件：

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
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由于二氧化硫和粉尘污染，一周内有近60人死亡，数千人患呼吸系统疾病。

⑵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1943年美国洛杉矶市汽车排放的大量尾气在紫外线照射下产生化学烟雾，使大量居民出现眼睛红肿、流泪、喉痛等，死亡率大大增加。

⑶多诺拉烟雾事件：
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因炼锌厂、钢铁厂、硫酸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及氧化物和粉尘造成大气严重污染，使5900多居民患病，事件发生的第三天有17人死亡。

⑷伦敦烟雾事件：
1952年英国伦敦由于冬季燃煤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在浓雾中积聚不散，头两个星期死亡4000人，以后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死亡。

⑸四日市哮喘病事件：
1961年前后日本四日市由于石油化工和工业燃烧重油排放的废气严重污染大气，引起居民呼吸道疾病骤增，尤其是哮喘病的发病率大大提高，50岁以上的老人发病率约为8%，死亡10余人。

⑹水俣病事件：
1953—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因石油化工厂排放含汞废水，人们食用被汞污染和富集了甲基汞的鱼、虾、贝类等水生生物，造成大量居民中枢神经中毒，死亡率达38%，汞中毒者达283人，其中60余人死亡。

⑺富山痛痛病事件：
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痛川流域，因锌、铅冶炼厂等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河水和稻米，居民食用后中毒，1972年患病者达258人，死亡128人。

⑻爱知米糠油事件：
1968年日本北九州市爱知县一带，因食用油厂在生产米糠油时，使用多氯联苯作脱臭工艺中的热载体，这种毒物混入米糠油中被人食用后造成中毒，患病者超过10000人，16人死亡。

⑼博帕尔事件：
1984年设在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农药厂储罐爆裂，大量剧毒甲基异氰酸酯外泄，造成至少2500多人死亡，十几万人受伤的惨剧。

⑽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
1986年原苏联基辅地区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上万人受到辐射伤害，直接死亡31人，13万居民被疏散，污染范围波及邻国，核尘埃遍布欧洲。

㈢ 查处环境污染事故和污染纠纷时,环境监察应做好哪些工作

现场勘察清楚，了解纠纷原因及污染产生源头，由监测部门监测断定是否违规或违法排污，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做好笔录，依据监测情况做出相应处理！！！

㈣ 环境污染涉及的侵权案例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被告郭某系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302号房屋产权人，原告张某居住于郭某楼上402号。2003年6、7月间，被告对302号房屋进行室内装修，其间曾使用装修涂料。同年7月28日至8月26日，原告以被被告装修涂料挥发性气体熏染，致头痛头晕无力为由，四次前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诊，经该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到该院就诊的门诊病历手册原件一份及医疗费收据复印件十一张，其中与门诊病历手册记载的就诊时间一致的医疗费共计2631.74元。另经法院核实确认，上述医疗费收据原件由原告交所在单位用于办理医保报销手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告所有的房屋在室内装修过程中使用了装修涂料，其所述辩解事项不能证明该装修涂料不存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现原告经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所受损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其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相关医疗费损失予以支持。该医疗费中，原告自认同意扣除的部分费用，不影响本案审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因其所受损害尚不具备构成精神赔偿的条件，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郭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张某医疗费1940.74元。二、驳回原告张某其它诉讼请求。上诉人郭某上诉称：原判事实认定不清，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装修过程中排放了大量有害气体，对周围环境造成了污染或损害。而上诉人使用的涂料立邦漆为绿色环保产品，符合国家的环境环保标准。一审判决以上诉人进行装修使用了涂料，现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受损害系其他原因所致为由，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于法无据，要求撤销原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当，同意原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受害人的损害应当与侵害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张某身体不适就医，但造成其身体不适存在多种因素的可能，虽然其被医院诊断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因诊断来源于张某的主述，不是对其不适因素的判断，故不能以此认定张某身体不适是因郭某家装修造成的。张某主张郭某家装修使用涂料的挥发性气体对其身体造成损害，证据不足。张某亦未能就郭某实施了违反环保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举证证明。因此，对于张某要求郭某对其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郭某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终审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4）朝民初字第145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本案是一起室内装修导致邻居身体健康受损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由于此类纠纷的代表性和法律适用的复杂性，法院审理时十分谨慎。由于环境污染侵权的高度危险性、复杂性、证明因果关系的困难性，为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环境法在环境侵权方面制定了许多不同于普通民事法律的规定，而在本案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诉讼性质的准确界定，对环境侵权特殊规则的适用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本案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室内环境污染致使他人损害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二是室内环境污染致使他人损害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应该如何分配。（一）室内装修致使他人损害案件的定性即此类案件应该归为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案件中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侵权是适用环境法特殊规则保护被害人的前提。环境法视野中的环境是指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和人工改造过的自然因素的总和。按照功能的不同，可以将环境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按照环境范围的大小，可以把环境分为室内环境、城市环境、区域环境、全球环境等。因此，环境法中所指的环境不仅指公共环境中的生态环境，理所当然的包括公民居所中由空气、光线、声音等要素所构成的室内生活环境。在本案中，由于原告张某认为被告郭某的居室装修行为存在不环保因素导致空气污染并进而造成对其生命健康权的损害。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可以认定，原告主张被告在装修过程中使用劣质材料导致室内空气污染并由此造成原告损害的行为的诉讼可以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选择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的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时，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二）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适用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应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受理法院根据一定的规则将举证责任在争议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当事人在诉讼中谁主张待证案件事实成立，谁就对证明对象负有举证责任。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则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即属此类。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原告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包括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在现行的特殊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倒置或适用过错推定，或适用因果关系推走。在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根据案件性质，将要求加害人对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环境污染侵权既要适用因果推定，也适用过错推走。首先，关于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工艺技术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要让无技术装备条件的受害人举出被告从事了何种侵权行为，其侵害行为与受害人所受损害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以及侵害人主观上有无故意和过失的证据，将是十分困难的。为了保证污染受害人的损害能够得到法律的救济，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正，我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在环境纠纷中规定了倒置的举证规则。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从这两者规定的比较来看，两者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的权益。但前者之规定过于笼统，且不合于司法实践，实际上连最激进的环境法学者也从未认为，只要原告提出被告侵权主张，被告就必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实际上，环境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通常被论说为，“在环境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被转移到被告身上。原告只需证明有损害结果，证明可能是由被告的污染行为造成的即可，而被告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推翻这种可能性，才可免除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实质上只是将一部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在原告提出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有污染行为或可能有污染行为时，如果被告举不出可靠的证据来证明该污染、破坏结果不是其行为所致，法院则可认定环境污染损害与被告行为有因果关系。而并非顾名思义的全部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相比之下，后者的规定更加明确地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中加害人的举证责任，更具有实际适用性。其次，关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在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中，一般而言，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需对加害人的过错进行举证。无过错责任肇始于1838年德国颁布的《普鲁士铁路法》，亦称为无过失责任、危险责任，其以特定危险的实现为归责理由。换言之，即持有或经营某特定具有危险的物品、设施或活动之人，致侵害他人权益时，应就所生损害负赔偿责任，赔偿义务人对该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在所不问。其基本思想，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而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适用无过错责任，可以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加重加害人的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从我国法律规定看，《民法通则》第124条、《环境保护法》第41条确认了环境污染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依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并因此引起环境污染的危害后果。二是环境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自己的损害，不论加害人有无过错，都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从我国环境立法上看，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中，只要污染环境造成危害的，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也不管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违法，都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加害人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举证责任如前所述，对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赔偿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仅仅在环境污染侵权的因果关系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非原告不必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在此类案件中，作为环境污染受害人的原告，还是需要承担必须的基本的举证责任，即必须证明作为加害人的被告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从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四要件出发，一般侵权的成立应该具备：1、加害人的违法行为；2、损害事实（加害人的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后果）；3、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存在因果上的联系）；4、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因此，一般侵权案件中，原告应该举证对上述四要件进行证明，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作为特殊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无需原告对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但原告必须对前两要件即加害人的违法行为和自己的损害事实予以举证证明。从本案来看，原告张某认为被告郭某室内装修存在污染行为，导致自己身体健康受损，这在定性上属于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由此，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张某无需对郭某的侵权行为和自己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张某有侵权的主观过错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作为环境污染侵权的受害人的张某也必须举证证明如下两方面：郭某的室内装修是环境污染行为；张某身体健康受损的事实。从本案张某的一、二审的举证情况看，张某仅仅提供医院的诊断证明及其医疗费证据来证明了自己的损害事实，但并没有提供证明证明郭某的室内装修不符合环保要求，是环境污染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对环境污染侵权的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解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没有对原告张某的基本举证责任进行审核，而不适当地加重了被告的举证责任，强调“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所受损害系其它原因所致”，导致判决的错误。二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之规定，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尺度进行合理把握，确认原告张某没有提供证明证明被告郭某存在环境污染行为，从而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中国各种居室环境装修每天都在进行，而由于环保、设计等因素，导致室内环境污染纠纷发生的数量和程度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此类诉讼在法院也是屡见不鲜。但从中国的环境司法实践来看，处理环境纠纷的法律规定却没有相应地得到加强。具体表现为有关环境纠纷处理的立法不健全，缺乏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程序、证据规则、停止污染侵害的措施等明确清楚之规定，使得在众多之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之利益往往无法得到切实之维护。本案中法院把握了正确处理环境侵权案件的法律精神，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规则，实现了个案结果上之实质公平。但现实中，室内装修污染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对装修家庭以及相邻的人群存在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损害，但是在诉讼中，由于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环境污染的举证问题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尤其室内装修造成居室以外人如邻居等的身体健康损害，如何确认环境污染的成立？如何检测等举证的操作性几乎为不可能。本案便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郭某对其房屋进行装修，有可能由于装修不环保，气体挥发导致其楼上邻居受到身体伤害，张某不是装修房屋的主人，如何有权及时委托环境监测中心等鉴定机构进行空气检测，从而确认环境污染的成立？而要等到诉讼中再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检测，由于气体的挥发，又很可能时过境迁，污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为了使更多的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思考如何建立专门的环境民事侵权诉讼机制，完善专门的证据规则，应该值得立法者以及司法者更加关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胡建勇

㈤ 日本环境法的历史

50年代以前，在日本主要是一些地方性的防治污染法规，如《大阪府煤烟防治条例》（1932年），《京都府煤烟防治条例》（1933年），《东京都工厂公害防治条例》（1949年），《神奈川县企业公害防治条例》（1951年），《东京都噪声防治条例》（1954年），《大阪府企业公害防治条例》（1954年）和《福冈县防治公害条例》。50年代末之后，日本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全国性法律,如《工业用水法》（1956年），《自然公园法》（1957年），《关于公用水域水质保护法》（1958年），《关于限制工厂排水等法律》（1958年），《下水道法》（1958年），《关于水洗煤炭业的法律》（1958年），《关于限制建筑物采用地下水法》（1962年），《防止公害视野团体法》（1965年）和《关于整顿防卫设施环境法》。1967年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随后又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1968年），《噪声控制法》（1968年），《城市规划法》（1968年）和《公害纠纷处理法》（1970年）。《公害对策基本法》规定了一些防治公害的重要制度但又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被资本家歪曲利用，致使环境污染继续恶化，国民多次举行示威游行。于是，1970年，日本召开了第64届国会，制定了《防止公害事业费企业负担法》，《关于处理与清理废弃物品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关于公害损害人体健康犯罪处罚法》，《关于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水质污染防治法》6项新的公害法，并修改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噪声控制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道路交通法》，《自然公园法》，《毒品与剧毒品管理法》，《下水道法》和《农药管理法》8项已有的公害法律。1970年《公害对策基本法》修正案，删掉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的条款，明确规定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是公害对策法所要达到的目的。1971年日本国会又颁布了《环境厅设置发》，《恶臭防治法》和《关于在特定工厂整顿防治公害组织法》。1972年制定了《公害等调整委员会设置法》和《自然环境保护法》。1973年颁布了《城市绿化法》和《关于公害损害健康补偿法》。此外，日本宪法中关于国民享有健康及文化生活的权利的规定也被用于环境保护，很多地方制定了地方性公害法规及严于国家的标准。

㈥ 环境法的体系

一、环境法的体系

（一）环境法体系的含义与分类

各种具体的环境法律法规，其立法机关、法律效力、形式、内容、目的和任务等往往各不相同，但从整体上看，又必然具有内在的协调性、统一性，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而这种由有关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的各种法律规范所共同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内部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就是所谓的环境法体系。

关于环境法体系的类型，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划分。例如，按照国别来分，包括中国环境法和外国环境法；按照法律规范的主要功能来分，包括环境预防法、环境行政管制法和环境纠纷处理法；按照传统法律部门来分，主要包括环境行政法、环境刑法（或称公害罪法）、环境民法（主要是环境侵权法和环境相邻关系法）等；按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分，包括国家级环境法和地方性环境法等。

（二）我国国家级环境法体系的基本内容

从法律的效力层级来看，我国的国家级环境法体系主要包括下列几个组成部分：宪法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规定；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资源单行法；环境标准；其他部门法中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法律规范。此外，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也是我国环境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l．宪法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规定

宪法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规定在整个环境法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威，是环境立法的基础和根本依据。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与其他公害”；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2．环境保护基本法

环境保护基本法是对环境保护方面的重大问题作出规定和调整的综合性立法，在环境法体系中，具有仅次于宪法性规定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效力。

我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法是1989年12月26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其主要内容是：

①规定环境法的目的和任务是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与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②规定环境保护的对象是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要素；

③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对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单位或个人有监督、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④规定环境保护应当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污染者治理、开发者养护原则、公众参与原则等基本原则；应当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现场检查制度、强制性应急措施制度等法律制度；

⑤规定防治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环境的基本要求及相应的法律义务；

⑥规定中央和地方环境管理机关的环境监督管理权限及任务。

3．环境资源单行法

环境资源单行法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环境要素或特定的环境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具有量多面广的特点，是环境法的主体部分，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构成：

（1）土地利用规划法：包括国土整治、城市规划、村镇规划等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城市规划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

（2）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有毒化学品管理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恶臭污染防治法、振动控制法等。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此类单行法律法规主要有《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海洋环境保护法》及其3个实施条例、《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等。

（3）自然资源保护法：包括土地资源保护法、矿产资源保护法、水资源保护法、森林资源保护法、草原资源保护法、渔业资源保护法等。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细则、《水法》、《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草原法》、《渔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土地复垦规定》、《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等。

（4）自然保护法：包括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湿地保护法、荒漠化防治法、海岸带保护法、绿化法以及风景名胜、自然遗迹、人文遗迹等特殊景观保护法等。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主要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及其实施细则、《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城市绿化条例》等。

4．环境标准

环境标准是由行政机关根据立法机关的授权而制定和颁发的，旨在控制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和环境质量、保护人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各种法律性技术指标和规范的总称。环境标准一经批准发布，各有关单位必须严格贯彻执行，不得擅自变更或降低。作为环境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环境标准在环境监督管理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确定环境目标、制定环境规划、监测和评价环境质量，还是制订和实施环境法，都必须以环境标准这一“标尺”作为其基础和依据。根据《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我国的环境标准由三类两级组成，即在类别上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保护基础标准及方法标准三类，在级别上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实际上为省级）两级。其中，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审批、颁布和废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了规定的项目，可以制订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须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而且凡向已有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区域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执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是指国家为保护公民身体健康、财产安全、生存环境而制定的空气、水等环境要素中所含污染物或其他有害因素的最高允许值。如果环境中某种污染物或有害因素的含量高于该允许限额，人体健康、财产、生态环境就会受到损害；反之，则不会产生危害。因此，环境质量标准是环境保护的目标值，也是制订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重要依据。从法律角度看，它是判断环境是否已经受到污染、排污者是否应当承担排除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根据。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指为了实现环境质量标准和环境目标，结合环境特点或经济技术条件而制定的污染源所排放污染物的最高允许限额。它作为达到环境质量标准和环境目标的最重要手段，是环境标准中最为复杂的一类标准。

环境保护基础标准是为了在确定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进行其他环境保护工作中增强资料的可比性和规范化而制定的符号、准则、计算公式等。而环境保护方法标准则是关于污染物取样、分析、测试等的标准。就其法律意义而言，环境保护基础标准和方法标准是确认环境纠纷中争议各方所出示的证据是否合法的根据。只有当争议各方所出示的证据是按照环境保护方法标准所规定的采样、分析、试验办法得出，并以环境保护基础标准所规定的符号、原则、公式计算出来的数据时，才具有可靠性和与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可比性，属于合法证据；反之，即为没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5．其他部门法中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法律规范

在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也有一些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法律规范，其内容较为庞杂。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5条第1款关于对故意污损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尚不够刑事处分者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规定；第6款、第7款关于对破坏草坪、花卉、树木者以及在城镇使用音响器材，音量过大，影响周围居民工作或休息，不听制止者，处以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规定；《民法通则》第83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侵权的规定；第124条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规定；《对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条例》第24条关于作业者、承包者在实施石油作业中应当保护渔业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防止对大气、海洋、河流、湖泊、陆地等环境的污染和损害的规定；《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规定等，均属于环境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环境行政处罚、环境行政诉讼、环境民事诉讼、环境刑事诉讼等也必须适用《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与这些法律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6．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

为了协调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活动，保护自然资源和应付日趋严重的气候变暖、酸雨、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于是产生了国际环境法。它是调整国家之间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制度的总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6条明确规定，我国缔结或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同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除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由此可以说，国际环境法是我国环境法体系的特殊组成部分，行为人也必须遵守有关规定。而我国迄今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国际公约共计20多项，具体内容见本书第十六章。

二、环境法的实施

环境法的实施，就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具体运用、贯彻和落实环境法，使环境法主体之间抽象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化的过程。通过环境法的实施，使义务人自觉地或者被迫地履行其法律义务，将人们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的活动调整、限制在环境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从而协调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环境法的目的和任务。因此，环境法的实施，是整个环境法制的关键环节，具有决定性的实践意义。而环境法的实施，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及“在法律适用上人人平等”的原则。

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可以将环境法的实施分为公力实施和私力实施两大类别。

所谓公力实施，也称国家实施，是指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凭借国家暴力进行的环境法的实施活动，包括行政机关通过依法行使行政权对环境资源进行的监督管理，司法机关通过行使司法权进行的实施活动，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进行的实施活动以及立法机关通过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等遵守环境法情况的监督所进行的实施活动。其中行政机关对环境法的实施活动发挥着最为重要、最为基础的作用，而许多国家的环境法也都明文规定设立专门的环境行政机关，由环境行政机关负责环境法的执行和实施。

所谓私力实施，也称公民实施，是指公民个人或公民组织依据法律规定所进行的环境法的实施活动，其主要形式包括依法参与环境行政决策，依法对违反环境法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公民个人提起环境诉讼或进行检举、控告，与排污者签订污染防治协议，通过立法机关的民意代表对行政机关等遵守和实施环境法的活动进行监督以及针对环境犯罪、环境侵害行为实施正当防卫和其他自力救济等。

由于公众是环境公害的直接受害者，对环境状况最了解、最敏感，是完善和实施环境法制的根本动力来源。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国际社会与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社会公众在环境法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维护公众正当环境权益，特别是知情权、参与权和获得救济权等程序意义上的环境权，使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的公力实施与公民私力实施密切配合，以求收到良好的实施效果。例如，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10强调：“环境问题最好是在有关市民的参与下，在有关级别上加以处理。在国家一级，每个人都应有权适当地获得公共当局所持有的关于环境的资料，包括在其社区内的危险物质和活动的资料，并有机会参与各项决策进程。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便于和鼓励公众的认识和参与，应让人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

㈦ （环境保护法）对单位和个人义务和权利怎么规定的

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原则；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原则。

（1）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原则

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原则，是指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必须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保护好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了又为保护和改善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反之，环境污染了，资源破坏了，人体健康损害了，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地制约。

（2）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确立这样的原则，是由环境污染与危害的特性决定的：环境污染一旦发生，一般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不少环境要素遭到破坏后，要恢复正常极为困难，有的甚至是不可恢复的，所以要以预防为主；环境污染引起的某些疾病，潜伏期长，不易被发现，发病以后难以根治；环境受污染和破坏后，治理和恢复的代价很高；要将环境污染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光着眼于对新污染的“防”尚不够，还要对已有的污染与破坏采取综合性的措施进行积极治理。

（3）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

上个世纪60年代末，人们认识到，控制环境污染与破坏，必须从全局和整体上加以考虑，治本的首要办法是“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很多环境污染问题，是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布局不合理造成的，布局一旦错了，铸成了事实，要想纠正就很不容易。现有还有一种现象，工业布局中搞地方保护，损人利己，如各地将污染工业安排在自己的下游或者主导风之外,只管自己的发展，不管别人、别的地区的死活（市交接边界、省边界），酿成跨地区污染纠纷，逃避监管，增加了处理难度。《环境保护法》第十二条关于环境保护规划的制定和综合平衡的规定、第十三条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关于自然保护区等的管理、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关于城市规划和城乡建设的规定等条款的内容，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4）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

《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第二十八条关于排污单位要“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对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的规定，都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第十九条关于“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等等规定。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充分体现了生产者、经营者、开发者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一致性。实行这样的原则，有利于推动污染者治理污染，有利于筹措污染治理资金，有利于保护资源的合理开采和永续利用。现在，我们面临的大量问题是污染者不治理、开发者不保护、破坏者不恢复。根据江西农业大学森林多种效益计量评价课题组对井冈山森林研究表明:在森林资源总效益中森林直接生产生物产品的效益仅占9. 8 % ,而间接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却占90. 2 %。人们为了取得9. 8 %的资源直接生物产品效益,以牺牲90.2 %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代价。

（5） 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原则

《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保护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这里有一个政府如何负责、怎么负责、负什么责的问题？还有一个环保部门如何定位的问题，到底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6）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原则

《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也是我党的群众路线在环境保护工作上的具体体现。环境质量的好坏，关系到所有人的生活和健康。保护环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部分，也是人人应尽的义务。要搞好环境保护工作，光靠政府和政府的环保部门的人力和精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将保护环境变成人民自觉的行动，大家齐关心、共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坚决与形形色色的环境违法行为作斗争，我们的环境保护工作才大有前途、大有希望

㈧ 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有哪些

侵权纠纷是指因侵害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所发生的纠纷，如侵害物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继承权乃至于债权等。特殊侵权行为，是指由法律直接规定，在侵权责任的主体、主观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应适用民法上特别责任条款的致人损害的行为。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属于特殊侵权行为的情况都有具体的条文明确加以规定。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是因发生环境污染损害时引起的赔偿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赔偿责任纠纷是确定谁应承担赔偿责任而产生的争议，赔偿金额纠纷是确定负赔偿责任者应赔偿多少金额而产生的争议。解决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当事人可任选其中的一种。
(1)行政处理
因环境污染损害而产生的赔偿纠纷，当事人可请求行政机关进行调解处理。有权对污染损害赔偿纠纷进行处理的行政机关有(1)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2)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2)司法解决
当通过行政处理不能解决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时，即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就赔偿纠纷所作处理决定不服时，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司法解决按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二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相关政策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㈨ 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概念和特征是什么

依照中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二款的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此外在中国其他环境污染防治立法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就中国国家行政机关所具有的行政处理权力的性质分析，国家行政机关处理平等主体间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应当有行政裁决（administrati veverdict）和行政调解（administrative intercession）这两种。以下本书将分别论述。
1.关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裁决
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裁决，是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以下简称“环境污染处理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运用行政权力，对当事人因环境污染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的处理方式。
由于目前在中国环境保护基本法以及环境污染防治立法中，多数均未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到底应当按照什么方式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因此一般认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行使行政裁决权来处理环境污染纠纷。
行政裁决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concrete administrative act） ，环境行政裁决程序必须依法经当事人申请选择才能进行。因此为了保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环境行政裁决必须依法受到法律或者司法机关的监督。若当事人对环境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2.关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调解
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调解，是指环境污染处理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法，以第三人的身份，居间对当事人因环境污染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调解，并作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调解书（reconciliation agreement）的处理方式。
目前，在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的实践上，由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害怕因发动行政裁决权力处理环境污染纠纷而成为“被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均将“行政处理”作“行政调解”解释。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也要求下级机关在处理环境污染纠纷时以第三人的身份出现。
1991年11月26日，针对《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理”性质不明、实践中争议很大（如不服处理时到底应当依照行政还是民事诉讼程序提起诉讼）的问题，国家环境保护局向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二款的请示”。1992年1月31日，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办公厅作出答复，称同意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意见。即“因环境污染损害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该答复并未否认行政裁决也属于行政处理的一种形式。而现实中这种处理的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在具体实践上有作出行政调解处理的、也有作出行政裁决处理的。在诉讼方面，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则按照是调解处理还是裁决处理而决定具体诉讼的程序。
但是，新的立法倾向已经表明，环境污染防治立法已经开始在立法上将性质不明的“行政处理”改变为“调解处理”的字样。例如，1995年颁布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第71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㈩ 市环保局对环境污染赔偿纠纷做出处理决定，一方当事人不服该决定，能否申请行政复议为什么

当事人复对环保机构就环制境污染纠纷作出的行政调解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不能对行政调解要求行政复议或者以环保机构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环境污染事故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行政复议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全国人大法工委（复字〔1992〕1号）函解释，环境污染损害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环保部门依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因环境污染损害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所作的处理，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保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