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ADR是一回事吗
记得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潘剑峰老师提出的，目的在于纠纷解决手段和正义纠纷相契合，减少司法资源浪费和诉讼外部不经济，而ADR只是方式而已。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式中包括诉讼方式和非诉讼方式，ADR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并不能涵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但是不得不承认，ADR的比例是衡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标准。
下面是潘老师的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你可以参考一下
论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
潘剑锋
摘要： 民事纠纷纷繁复杂,纠纷的性质不同、类型不同,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也应当有别,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解决不同类型纠纷的体系,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同时,如何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创造解决纠纷的非诉讼方式,也是司法改革的一个方向。
关键字： 民事纠纷;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司法改革
一
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的讨论,首先有必要对社会生活中的民事纠纷的类别和特点有个基本的认识,并由此认识民事纠纷类别和特点对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
民事纠纷是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是源于不同的民事主体,对同一民事权利或民事权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张。〔1〕民事纠纷的解决,可以通过当事人自己、社会及国家三种渠道。
由当事人自己解决民事纠纷,主要有避让与和解两种方式:
所谓避让,是指纠纷发生之后,一方当事人主动放弃争执,从而使纠纷归于消灭的行为。避让的特点,在于一方主动的放弃争执,在程序上无作为的行为要求,在结果上当事人争执的权利义务关系未发生变化。该外在行为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原因。避让的一方,一般是基于下列的一种或几种想法:(1)利他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对对方表示同情,谅解,尊重,从而放弃对对方的请求或满足对方的请求。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基于双方曾有过友好的关系,比如家庭关系,业务上长期的合作关系。(2)得不偿失的心理,即认为继续与对方纠缠还不如主动放弃争执,否则损失更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基于纠纷本身所涉及的利益较小,或者纠纷所涉及的问题较复杂,作出避让的一方对事实说不清楚,比如小额的财产纠纷,或者争执的事实是年代久远的纠纷。(3)蔑视对方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看不起对方而放弃了与对方的争执,所谓的“好男不跟女斗”就是这一心理的写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因为避让者自视清高。(4)畏惧对方的心理,即基于对方的地位、势力或其他方面的能力而揣测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从而主动放弃与对方的争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双方的力量差距过于悬殊。在地位卑微者与地位高贵者之间,被领导与领导者之间,势力弱小者与势力强大者之间等类型的纠纷中,前者就容易产生这种心理。
所谓和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从而消灭争执的行为。和解的特点,在于当事人双方有协商的愿望及进行协商的行为,在程序上简单、灵活、在结果上能充分反映当事人的意愿。和解愿望的形成和和解行为的进行,当事人的想法与避让中作出避让的一方当事人的想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所不同的是,这些想法,往往不再是一方的,而是双方的。概括起来,和解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如下想法:(1)体谅的心理,即基于一方或双方对对方主观情况的了解,谅解了对方在纠纷中的过失或理解了对方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从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放弃或部分放弃对对方的请求或者满足或部分满足对方的要求。这种心理的形成,往往也是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同情、谅解、尊重。〔2〕但与避让不同的是,它是在一方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或一方较充分地了解了对方的困难处境的情形下形成的。(2)妥协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以牺牲一定的利益为利益为代价,换取另一部分利益的实现。所谓的“丢卒保车”,表现的都是这种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往往基于一方或双方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对最终实现自己的主张没有绝对的把握。在事实不清、是非责任不明、法律关系较复杂的纠纷中,当事人容易形成这样的心理。(3)认同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双方对争执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在认识上趋于一致,从而达成共识。在因误会形成的纠纷或事实简单、争执不大的纠纷中,当事人容易形成这种心理。
由社会介入解决民事纠纷,渠道主要也有两个:诉讼外调解和仲裁。诉讼外调解,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就争执的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行为。
诉讼外调解的特点,在于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协商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有第三方的介入,在程序上较灵活,在结果上,除了能较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愿外,还反映了第三方的劝导作用。诉讼外调解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基于当事人的如下心理或观念:(1)信赖第三方的心理,即基于一定的原因,对主持调解的第三方表示信服,或认为第三方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的看法及处理意见具有权威性。这种心理的产生,往往是依赖于第三方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在伦理上、情理上、行政上乃至事实上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比如,家长与家庭成员关系、师生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等。(2)“和为贵”的观念,即基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认为以相对平和的方式解决有关问题,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是值得提倡的。这种观念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此乃诉讼外调解在中国社会源源流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和解中的妥协心理,认同心理在诉讼外调解中也时有体现。
仲裁,是指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第三方,由第三方对争议予以裁断的行为。仲裁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当事人有协议,且提交仲裁的事项是法律允许仲裁的事项及促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客观存在。与解决民事纠纷的其他方式相比较,仲裁有如下特点:(1)对象和范围的特定性,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上所述,依法律规定,涉及人身关系的民事纠纷不可适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二是仲裁只能就当事人约定的事项进行。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民事纠纷都可以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仲裁裁决有时只能针对当事人之间纠纷中的某部分问题作出,而解决不了整个纠纷所涉及的所有问题。(2)程序的相对规范化,这主要表现为,在仲裁请求的提出,当事人就纠纷所涉及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陈述证据的提出及调查,仲裁员对争议的审理及判断等方面,都有较严格的程序规范。仲裁的公正性。程序的相对规范化,也使得当事人利用该程序解决纠纷要较利用和解和诉讼外调解付出更高的代价。(3)审理和裁决原则上不公开,即案件的审理和裁决的结果原则上不向社会和民众公开。这是仲裁与诉讼最大的区别之一,从而也成为纠纷的当事人选择仲裁还是诉讼来解决纠纷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一特点,主要是基于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的需要,以及将纠纷给当事人在社会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社会实践中,许多商业机构选择仲裁而非诉讼来解决纠纷,往往就是基于对仲裁的这一特点的考虑。(4)过程与结果既与当事人的意愿相联系,又与国家的司法制度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可以比较自由地充分反映自己的意愿,如果双方达成共识,仲裁的裁决原则上可以按当事人的意愿作出;另一方面,当事人可以利用国家的司法制度,在仲裁过程中和仲裁结果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比如,在仲裁过程中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可以向有关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或申请撤消仲裁裁决。仲裁的这一特点,对那些希望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不要太伤害双方当事人的感情,但又希望纠纷的解决结果的实现能有法律手段作保障的当事人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
仲裁除了有上述特点外,仲裁员一般都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这一点与其他解决民事纠纷方式中的有关人员也有所不同,从而使得仲裁在解决某些涉及较强的专业知识的纠纷时,较其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具有相当的优势。对专业性强的纠纷,当事人愿意选择仲裁,往往就是基于对仲裁所具有的这一特点的考虑。
国家介入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则是民事诉讼。作为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诉讼是指法院在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就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的行为。与其他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相比,诉讼具有如下特点:(1)纠纷的解决者是代表国家的法院。这主要表现为在诉讼的过程中,法院是诉讼的指挥者和主持者,是纠纷的裁判者。由国家介入民事纠纷的解决,意味着纠纷的解决过程和纠纷的解决结果反映的主要是国家的意志,当事人的意志对纠纷解决的影响被削弱,纠纷解决结果的合法性,使得在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传统观念、社会道德及在一定区域或群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传统观念、社会道德及在一定区域或群体中被认可但不合法的“情理”在诉讼中丧失了影响力。(2)纠纷的解决过程有严格的程序。这主要表现为,从当事人提出解决纠纷的请求,到法院对纠纷事实的调查,以及法院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的判断与对纠纷解决的法律的适用,均有一系列系统的步骤和程式。这一特点,是服务于法院查明纠纷所涉及的事实的需要,也是向社会显示法院代表国家公正解决民事纠纷的必然要求。(3)纠纷的解决以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3〕这主要表现为,在诉讼过程中,法院有权对防碍民事诉讼秩序行为的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在必要时适用先行给付和财产保全制度,在当事人不履行法院判决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法院衣职权采取执行措施,等等。这一特点,体现了国家解决纠纷的权威性、合法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使得对抗性较强、矛盾较尖锐,冲突较激烈的纠纷通过诉讼的渠道来解决,成为当事人通常一种选择。
二
不难发现,民事纠纷的形成,总的来讲,都是因为同的民事主体之间就有关民事权利或民事权益发生了争执,但就具体而言,由于民事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争执发生的原因不同、争执所涉及的事实的复杂程度不同、争执所涉及的法律的性质不同等等,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而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手段,也因参加解决纠纷的主体不同用于解决纠纷的程序不同纠纷解决的结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作为社会问题的民事纠纷,要在社会生活中的到有效的解决,就需要有针对其特点的能与解决民事纠纷核心问题相适应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的存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要求不同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有效解决,在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能与民事纠纷的特点相适应。
如本文第二节所述,民事纠纷因构成纠纷的有关因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类型,与解决不同类型民事纠纷相适应的是不同形式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相对而言,某一类民事纠纷,比较适用于某一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
因此,不能认为选择法律手段来解决民事纠纷就是最好的选择。不能简单地认为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是法律意识强。真正的法律意识强,应当是恰当地应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第二,不同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是为解决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而设立的,在消除纠纷解决争议这一目的上,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不同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则发挥着不一定相同的作用。
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解决民事纠纷的功能各有侧重,在适用的基础和所付出的代价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避让的方式,能消灭民事纠纷于形之中,但它的适用,得以民事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有放弃争执的意愿为基础;和解的方式,其结果一般能为双方当事人所满意,但它的适用,得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条件;调解的方式,有比较好的社会效果,但其是否成功,往往与双方当事人与调解的主持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仲裁无疑是解决那些专业性比较强,纠纷涉及商业秘密,以及当事人不希望纠纷的解决公开化的民事纠纷的好办法,它的适用,与纠纷的性质及当事人的意愿密切相关;诉讼则可以满足那些纠纷的解决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要搞得一清二楚的当事人的要求,但它得以花费双方当事人及国家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作为代价。
因此,笼统地说,某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好的最合适的方式,是不科学的。我们在强调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民事纠纷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它们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认识到它们相互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以正确地理解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注意研究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联系性,比如,当用和解或调解的方式无法解决纠纷的时候,诉讼为纠纷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保障;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诉讼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对复杂性,对当事人选择以非诉讼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又有着实质性的影响。至于在仲裁制度中借助诉讼的有关制度来保障仲裁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以及在诉讼制度中溶入其它解决民事纠纷方式的有关内容,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也多有表现。这些表现都说明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第三,当事人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对当事人选择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通过以上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仅就解决民事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的争执而言,针对该类民事纠纷的特点而设立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适用于这类民事纠纷的解决是最有效的或者说是最好的,但是,基于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当事人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在这样的情形下,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时这一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般而言,解决民事纠纷,目的在于消除双方的争议,使有关的法律权利或义务确定下来。〔4〕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民事主体价值观念文化水平、社会经历、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等因素的不同,使得他们在要求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观目的上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少情况下,解决民事纠纷,当事人的目的,就不仅仅是消除双方的争议,而还有其他的目的要求。比如,有为了所谓的“争口气”或者“出口气”而打官司的,不为了给对方增加麻烦或所谓的要对方身败名裂而打官司的,有为了借打官司之名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还有言称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实现社会正义而打官司的,等等,上述这些目的,除了最后一种外,都背离了解决民事纠纷目的初衷,但解决民事纠纷的结果,在不少的情况下,从客观效果上讲,确实又能符合某些当事人通过民事纠纷的解决来实现上述目的的主观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起决定因素的就不是民事纠纷的特点与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的特点的相适应性了,而是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讨论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时,应当认识到的。
三
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相关的另一个话题,是与司法改革有关的。这就是司法改革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制度化的关系问题。
司法改革涉及面相当广,而其核心内容是有关司法制度的变革,在各类司法制度的改革过程中,目前又以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在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讨论过程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部门,都把焦点集中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问题上,而很少有人对与民事诉讼密切相关的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制度作讨论。而实际上,这些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有关制度与司法改革是有很密切的关联的。
之所以要进行司法改革,一个主要的原由,是日益增长的各类案件使得司法机关不堪重负。司法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有关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来提高司法的效率,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之一也在于此。笔者并不否认对有关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但是,笔者在考虑司法改革问题时,常常产生这样的疑虑:假设我们的有关司法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我们的司法队伍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加强了,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司法机关不堪重负的现象到底能有多大的改观?为此,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我们能否在进行司法改革的同时,通过其他的有效渠道,来减轻司法的负担呢?对前两个问题,笔者思考的结果、结论是相对消极的。因此,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兼容英美法和大陆法的日本,最近几乎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原由之一也是司法机关不堪重负。〔5〕与中国相比较,在他们进行司法改革,他们的有关司法制度是较完善的,司法队伍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也是较强的,但同样面临司法负担过重的问题。就我们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队伍所具有的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我们的观念、人员素质和经济能力都相当的有限。因此,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只改革制度和加强队伍建设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减轻司法负担,就应该在着眼司法改革的同时,考虑进一步发挥与司法制度具有类似功能的制度的作用,途径之一,就是充分利用除诉讼之外的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民事纠纷,因为这些方式在消灭民事争议上与诉讼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功能,而且从原理上讲,对某些民事纠纷以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问题解决的适应性上甚至较司法解决更为适当。
为此,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我们现有的非诉讼的解决纠纷的方式的作用,考虑到各类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尽量让各类民事纠纷都能适用比较适合于其解决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来解决,并由此产生高效率地解决民事纠纷的效应。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在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设立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是在实践中可能会的发挥作用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比如,美国所实行的小型审理、早期中立评价和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做法[1]值得借鉴,因为这些做法在美国对处理离婚案件、邻里小事、医疗事故诉请、环境争端、产品责任直至复杂的多方的涉及数以亿美元计的商务案件都发挥了作用。日本最近倡导的由律师协会的律师组成仲裁庭,负责仲裁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纠纷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参考。[2]
可以肯定地说,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方式的制度化以及进一步的发展,是减轻司法负担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司法改革的步伐能够加快,效果能够更好,那么,强调解决民事纠纷方式与民事纠纷的适应性,完善和健全我们的非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则是不可或缺的。
⑵ 有哪位好心人帮我找一篇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程序（ADR）的外文文献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also known as Ex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some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1]) includes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es and techniques that fall outside of the government judicial process. Despite historic resistance to ADR by both parties and their advocates, ADR has gained widespread acceptance among both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recent years. In fact, some courts now require some parties to resort to ADR of some type, usually mediation, before permitting the parties' cases to be tried.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ADR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ncreasing caseload of traditional courts, the perception that ADR imposes fewer costs than litigation, a preference for confidentiality, and the desire of some parties to have greater control over the selection of the indivial or indivials who will decide their dispute.[citation needed]
ADR is generally classified into at least four types: negotiation, mediation, collaborative law, and arbitration. (Sometimes a fifth type, conciliation, is included as well, but for present purposes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form of mediation. See conciliation for further details.) ADR can be used alongside existing legal systems such as Sharia Courts within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such as the UK.[2]
ADR traditions vary somewhat by country and culture.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mmon elements which justify a main topic, and each country or region's difference should be delegated to sub-pages.
ADR o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s of two historic types. First, methods for resolving disputes outside of the official judicial mechanisms. Second, informal methods attached to or pendant to official judicial mechanisms. There are in addition free-standing and or independent methods, such as mediation programs and ombuds offices within organizations. The methods are similar,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pendant, and generally use similar tool or skill sets, which are basically sub-sets of the skills of negotiation.
ADR includes informal tribunals, informal mediative processes, formal tribunals and formal mediative processes. The classic formal tribunal forms of ADR are arbitration (both binding and advisory or non-binding) and private judges (either sitting alone, on panels or over summary jury trials). The classic formal mediative process is referral for mediation before a court appointed mediator or mediation panel. Structured transformative mediation as used by the U.S. Postal Service is a formal process. Classic informal methods include social processes, referrals to non-formal authorities (such as a respected member of a trade or social group) and intercession.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processes are (a) pendency to a court procere and (b) the possession or lack of a formal structur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cere.
For example, freeform negotiation is merely the use of the tools without any process. Negotiation within a labor arbitration setting is the use of the tools within a highly formalized and controlled setting.
Calling upon an organizational ombudsman's office is never a formal procere. (Calling upon an organizational ombudsman is always voluntary; by the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Association Standards of practice, no one can be compelled to use an ombuds office.)
Informal referral to a co-worker known to help people work out issues is an informal procere. Co-worker interventions are usually informal.
Conceptualizing ADR in this way makes it easy to avoid confusing tools and methods (does negotiation once a law suit is filed cease to be ADR? If it is a tool, then the question is the wrong question) (is mediation ADR unless a court orders it? If you look at court orders and similar things as formalism, then the answer is clear: court annexed mediation is merely a formal ADR process).
Dividing lines in ADR processes are often provider driven rather than consumer driven. Ecated consumers will often choose to use many different options depending on the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that they face.
Fi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conflict resolution is one major goal of all the ADR processes. If a process leads to resolution, it is a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taken with permission from a presentation by Stephen R. Marsh of http://adrr.com/]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each type are as follows:
In negotiation, participation is voluntary and there is no third party who facilitates the resolution process or imposes a resolution. (NB – a third party like a chaplain or organizational ombudsperson or social worker or a skilled friend may be coaching one or both of the parties behind the scene, a process called "Helping People Help Themselves" – see Helping People Help Themselves, in Negotiation Journal July 1990, pp. 239–248, which includes a section on helping someone draft a letter to someone who is perceived to have wronged them.)
In mediation, there is a third party, a mediator, who facilitates the resolution process (and may even suggest a resolution, typically known as a "mediator's proposal"), but does not impose a resolution on the parties. In some countries (for example, the United Kingdom), ADR is synonymous with what is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medi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In collaborative law or collaborative divorce, each party has an attorney who facilitates the resolution process within specifically contracted terms. The parties reach agreement with support of the attorneys (who are trained in the process) and mutually-agreed experts. No one imposes a resolution on the parties. However, the process is a formalized process that is part of the litigation and court system. Rather than being an Alternative Resolution methodology it is a litigation variant that happens to rely on ADR like attitudes and processes.
In arbitration, participation is typically voluntary, and there is a third party who, as a private judge, imposes a resolution. Arbitrations often occur because parties to contracts agree that any future dispute concerning the agreement will be resolved by arbitration. This is known as a 'Scott Avery Clause'. In recent years, the enforceability of arbitration clause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consumer agreements (e.g., credit card agreements), has drawn scrutiny from courts. Although parties may appeal arbitration outcomes to courts, such appeals face an exacting standard of review.
Beyond the basic types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 there are other different forms of ADR:
Case evaluation: a non-binding process in which parties present the facts and the issues to a neutral case evaluator who advises the parties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and assesses how the dispute is likely to be decided by a jury or other adjudicator.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 a process that takes place soon after a case has been filed in court. The case is referred to an expert who is asked to provide a balanced and neutral evaluation of the dispute. The evaluation of the expert can assist the parties in assessing their case and may influence them towards a settlement.
Family group conference: a meeting between members of a family and members of their extended related group. At this meeting (or often a series of meetings) the family becomes involved in learning skills for interaction and in making a plan to stop the abuse or other ill-treatment between its members.
Neutral fact-finding: a process where a neutral third party, selected either by the disputing parties or by the court, investigates an issue and reports or testifies in court. The neutral fact-finding process is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resolving complex scientific and factual disputes.
Ombuds: third party selected by an institution – for example a university, hospital, corporation or government agency – to deal with complaints by employees, clients or constituents. The Standards of Practice for Organizational Ombuds may be found at http://www.ombudsassociation.org/standards/.
An organizational ombudsman works within the institution to look into complaints independently and impartially.[3]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s usually considered to be alternative to litigation. It also can be used as a colloquialism for allowing a dispute to drop or as an alternative to violenc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more discussion about taking a systems approach in order to offer different kinds of options to people who are in conflict, and to foster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See Lynch, J. "ADR and Beyond: A Systems Approach to Conflict Management", Negotiation Journal, Volume 17, Number 3, July 2001, Volume, p. 213.)
That is, some cases and some complaints in fact ought to go to formal grievance or to court or to the police or to a compliance officer or to a government IG. Other conflicts could be settled by the parties if they had enough support and coaching, and yet other cases need mediation or arbitration. Thus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usually means a method that is not the courts. "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 considers all the possible responsible option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that are relevant for a given issue.[4]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are the best known and most commonly used forms of ADR within the UK.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adjudication is rapidly gaining attention as a quick, fair and cheap was to settle disputes. [5]
ADR can increasingly be concted online, which is known as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which is mostly a buzzword and an attempt to create a distinctive proct). It should be noted, however, that ODR services can b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entities, and as such may form part of the litigation process. Moreover, they can be provided on a global scale, where no effective domestic remedies are available to disputing parties, as in the case of the UDRP and domain name disputes. In this respect, ODR might not satisfy the "alternative" element of ADR.
⑶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中，的高低仲裁是什么意思，是当事人共同确定一个幅度还是各自确定一个幅度
六
⑷ 如何理解民事诉讼与adr的关系
目前在社会上出现了滥用诉讼手段的倾向。为一点小事，寸步不让，动不动就进入诉讼程序。其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不仅是一场官司下来结了怨，增加了更多的潜在社会矛盾，而且增加了诉讼成本，浪费了大量的诉讼资源。因为诉讼活动从一开始便需要投入成本、支出各种费用。所以引入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节约司法资源、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比不可少的方式。
⑸ 关于ADR运动和中国运动纠纷解决制的一篇论文
没猜错的话~~~~我们同寝室哦。
⑹ 有哪位好心人帮我找一篇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程序(ADR)的外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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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什么是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
就是所抄谓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意为“解决争议的替代方式”，或者翻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传统上的ADR通常是指除诉讼与仲裁以外的各种解决争议的方法的总称，如协商、谈判、斡旋、调解、等方式。换言之，ADR所代替的是除了诉讼以外的各种解决争议方法的总称。
⑻ 国际上的有哪些金融ADR机制以及机构
ADR应该是很多投资者最熟悉但又有可能最陌生的美股形式。熟悉，是因为$京东(JD)$ $阿里巴巴(BABA)$ 都以ADR形式在美国上市融资发行。陌生，是因为很多人不理解其中的运作结构，经常忽略持股成本。
从头开始介绍起：
一、ADR怎么运作？
如简图所示。以$广深铁路(GSH)$ 为例，广深铁路的ADR代表50股$广深铁路股份(00525)$ H股，根据其年报显示：
需由摩根大通银行作为预托股份机构。
另补充小知识：ADR就是有摩根在1927年为了规避英国公司不能在海外（美国）上市而设计的小技巧。
二、ADR有三级
1、一级ADR（Level I）
一级ADR只能在柜台交易市场（OTC）交易，是最简便的在美上市交易方式。美国证监会（SEC）对一级ADR的监管要求也是很少的，不要求发布年报，也不要求遵从美国会计准则（GAAP）。
例如最近麻烦缠身的大众，就是以一级ADR形式在美国OTC市场交易的。
2、二级ADR（Level II, listed）
二级ADR要比第一级复杂地多，它要求向美国证监会注册并接受美国证监会的监管。此外，二级ADR必须要定时提供年报（Form 20-F），并使用美国会计准则。二级ADR的好处是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交易。
如$Israel Corporation Ltd(ICL)$ $智利矿业化工(SQM)$ 等。
3、三级ADR（Level III, offering）
三级ADR是最高一级的ADR，美国证监会对其的监管也最为严格，与对美国本土企业的监管要求基本一致。三级ADR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实现融资功能，而不仅限于在证券交易所交易。为了融资，公司必须提供招股说明书（Form F-1）。此外，这类公司还须满足公开信息披露要求，以Form 8K表格的形式向美国证监会提交。
这个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京东，阿里属于此类。
三、ADS（美股存托股票）
整个发行行为叫做“ADR”的话，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买卖的每一股股票，就叫做“ADS”(American Depositary Share)。
由于汇率问题，交易方便性，交易成本问题，通常每一股ADR代表不同股数的公司普通股。
还是以$广深铁路(GSH)$ 为例：
根据其中报显示，每50股H股等于一股ADS。
另外，上一次也讲过，京东每两股普通股，等于一股ADS。
而$上石化(SHI)$ 则是每100股H股等于一股ADS。
其他的就留给大家自己查了！
四、持股成本！！！！
分两项：
1、汇率成本
虽然ADR的价格仍然以交易所的竞价为主，美股的价格与当地股市价格没有直接联动。但如果汇率发生巨大的变动，最终还是会实实在在落实在股价上。
并且，由于ADR的股息都以美元计价。一旦发生某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则意味着在美持有其ADR的股东获得股息减少。
⑼ 国际商事仲裁与ADR和司法诉讼的异同
国际商事仲裁是ADR的一种机制。
ADR ,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这一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 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 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
ADR机制的主要模式
（1） 协商。协商是双方争议解决的最简易方式，因为没有第三方的参加，争议双方在一起协商，可以有律师做代理也可以没有律师参与。
（2） 调解。调解是指第三者应争议双方当事人的请求,通过尽量协调双方的分歧,而不是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方法。调解可以说是ADR中最为常见和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是所有其他形式的ADR的基础。与法庭审判相比,调解花费低廉、耗时少,当事人心理压力较小。
（3） 仲裁。与其他方式相比，仲裁更具有司法性。仲裁是由一个中立方听取各方意见后作出一个对各方有约束力的终局裁判。这个裁判可以由法院进行强制执行。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商务纠纷都可以提交仲裁，只要双方订立有仲裁协议或在合同中定有仲裁条款。
（4）小型审理。该模式是ADR机制的新发展，实质上是一种模拟诉讼的调解方式。它的最大作用就是解决那些涉及面较大，混合着法律和事实的复杂纠纷，象产品责任纠纷、反垄断纠纷等。通常由当事人双方各指派一名高级行政长官组成专门小组,并共同推选一名首席调解员。各方当事人所指定的行政长官一般只代表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轮流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同法院公开审理一样,只不过形式更简单[5]。
（5） 律师或中立专家的联合磋商( 早期审理评议)。这种模式是由一个独立的第三人，可以是一名律师或技术专家，听取争议双方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帮助双方解决争端，经常被用于当纠纷一方或者双方想向一个有经验的个人咨询自己在有关案件中所处的优势或劣势的建议。
（6） 简易陪审团审判。它通过民事陪审团的介入促进在司法审判中解决争议。目前,简易陪审团审判在美国是相当普通的实践。在这种解决争议的模式中,陪审团在任何官方听证会举行之前,听取各方当事人的简要陈述,并作出一个建议性的裁决。该裁决可能会构成当事人进行谈判磋商的基础,从而使当事人免于陷入冗繁费时的法院诉讼。
由此可见，国际商事仲裁是ADR的一种机制。
⑽ 作为解决国际贸易争议的两种方式，仲裁与ADR有何异同
国际商事仲裁是adr的一种机制。
adr ,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这一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 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 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
adr机制的主要模式
（1） 协商。协商是双方争议解决的最简易方式，因为没有第三方的参加，争议双方在一起协商，可以有律师做代理也可以没有律师参与。
（2） 调解。调解是指第三者应争议双方当事人的请求,通过尽量协调双方的分歧,而不是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方法。调解可以说是adr中最为常见和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是所有其他形式的adr的基础。与法庭审判相比,调解花费低廉、耗时少,当事人心理压力较小。
（3） 仲裁。与其他方式相比，仲裁更具有司法性。仲裁是由一个中立方听取各方意见后作出一个对各方有约束力的终局裁判。这个裁判可以由法院进行强制执行。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商务纠纷都可以提交仲裁，只要双方订立有仲裁协议或在合同中定有仲裁条款。
（4）小型审理。该模式是ADR机制的新发展，实质上是一种模拟诉讼的调解方式。它的最大作用就是解决那些涉及面较大，混合着法律和事实的复杂纠纷，象产品责任纠纷、反垄断纠纷等。通常由当事人双方各指派一名高级行政长官组成专门小组,并共同推选一名首席调解员。各方当事人所指定的行政长官一般只代表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轮流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如同法院公开审理一样,只不过形式更简单[5]。
（5） 律师或中立专家的联合磋商( 早期审理评议)。这种模式是由一个独立的第三人，可以是一名律师或技术专家，听取争议双方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帮助双方解决争端，经常被用于当纠纷一方或者双方想向一个有经验的个人咨询自己在有关案件中所处的优势或劣势的建议。
（6） 简易陪审团审判。它通过民事陪审团的介入促进在司法审判中解决争议。目前,简易陪审团审判在美国是相当普通的实践。在这种解决争议的模式中,陪审团在任何官方听证会举行之前,听取各方当事人的简要陈述,并作出一个建议性的裁决。该裁决可能会构成当事人进行谈判磋商的基础,从而使当事人免于陷入冗繁费时的法院诉讼。
由此可见，国际商事仲裁是ADR的一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