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侵权客体的扩张

Ⅰ 求电子书：王利明的《民法总论研究》、《物权法研究》、《合同法研究 四卷本》、《合同法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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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王利明和魏振瀛谁的《民法》比较好

首先申明我是自己写的，没有粘贴什么资料。其次，我两本教材都很认真仔细地看过，一本是准备司法考试的时候看的，另外一本是考研指定教材，自己因为各种原因，看了好几本的教材，特别是《民法》，自己都感到诧异。怎么说喃，先介绍一下自己看过的教材。1、司法考试三大本；2、魏振瀛的《民法》；3、郭明瑞的《民法》（本科的教材）；4、王利明的《民法》；5川大某老师编写的《民法》（暂且不讨论这本）。第一个，很精练，第一次看，看完了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一直觉得不好，可是后来再看，觉得果然不愧是司法考试专用的，全是要点，理论探究相对较少，所以针对性强嘛，而起用来备战考研也很合适，条例清晰，一点是一点的。从这一点来看，王利明的教材有相似点，不过教材内容深度较浅，可能是为方便大家入门学习吧，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条例清晰的教材，准备考试能快速把握住考点。第二本，嗯，自己觉得最难理解的一版，毕竟是北大出的，比较注重理论探究，一个问题先给几种各家学说，然后再总结给出观点，有时观点也是模棱两可不清晰的，对于初学者有些费解和吃力，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选这本作教材，个人觉得王利明那版作教材就很好嘛。第三本，嗯，与前一本有类似，也是北大出的，注重理论，不过可能思想更为旧一点，有很多是与主流的观点还不太一致，复习起来着实让自己别扭纠结了好久。你说答题的时候需要按书本上的来答，还是时下流行的一些观点呢？第四本，不用多说了，大多数人的观点，《物权法》《侵权法》的起草人，很能反映出时下最流行的观点，甚至说有一定的主导作用，而且深度不深，适合初学者。对了，我知道北航考研的指定教材是魏振瀛的，其他学校还有没有就不清楚了；最通用的指定教材是王利明的，其次是郭明瑞的，算是两个比较通用的版本了。呵呵，其实看了这么多本以后，发现总体上说还是差不多，我国学者的理论也多借鉴德国、日本嘛，所以编写体例和观点上而言基本一致，而且学习重在运用，若不是为了考试，吃透哪一本都是相当厉害的咯！（我是看了很多，吃透的很少……惭愧……）主要不知道你咨询这两本书是打算做什么，所以只能按个人理解给你答案了，如果觉得还满意的话可以继续交流，嗯，记得帮我加点积分哦，最近写毕业论文需要用网络文档查点资料^^

Ⅲ 王利明的襄助立法 学术报国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利明的学术历程，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商事立法历程的一个缩影。王利明先后参与了《经济合同法》。《合同法》。《专利法》、《产品质量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几十部有重要价值的咨询报告，提出了许多立法建议，受到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的专家顾问，王利明承担了大量的司法解释的论证，起草工作，以一个法学家的丰厚学识和高度责任心为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咨询。每当这时，王利明总是放下案头的工作，忙碌到深夜，反复斟酌推敲，就平生所学向决策者们提出自己的建议。他深知，“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
1998年，王利明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2003年，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起草小组成员，负责起草了《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侵权行为法草案建议稿》、《人格权法草案建议稿》，并主持完成了《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条文和立法理由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利明曾经三次走上共和国的最高讲坛，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法制讲座，直接面对共和国的最高决策者表达自己的见解。
1998年4月7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组建不久，李鹏委员长听取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汇报时，王利明的发言给委员长留下了深刻印象。2002年8月31日，王利明又担任主讲人，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了《物权法律制度》，提出了立法建议。
2004年4月6日，王利明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企业破产法律制度》。两个月之后，备受关注的企业破产法草案首次提交审议，这部历经10年起草的重要法律正式进入了立法程序。
20天后，王利明又参加了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就《法制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谈了自己的研究体会。

Ⅳ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趋势，认为其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国《侵权责任法》适应侵权法充分救济受害人的需要，构建了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从而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该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实际上采纳了以过错吸收违法性的制度选择。在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由规则中排斥了违法性要件，严格责任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否定违法性要件。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违反注意义务作为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过错，从而正确认定责任。 【关键词】违法性要件；结果不法说；过错；严格责任 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 严格来说，违法性是德国侵权法独有的概念，德国法采纳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罗马法中曾经将侵权行为分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纪后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于1867年出版的《罗马法中的过咎因素》一书，[2]对不法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客观违法与主观违法”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存在过错的不法才能够产生损害赔偿的义务，而一个客观不法仅仅产生返还原物的义务。[3]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负责起草债法条文的屈贝尔（Kübel）曾为侵权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条款：“故意或者过失以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致他人损害的，有义务赔偿该损害。”据此，《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条第1款规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通过作为或不作为而做出不法行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损害，且其已预见或必然会预见此损害的产生，则他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其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无论损害的范围有没有被预见。”言下之意是尽管造成了他人的损害，但是只要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即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行动自由。[4]按照这一逻辑，侵权责任的成立，仅有损害并不充分，还必须有一个法律不允许的行为（违法行为）。后来，在《德国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对侵权行为的类型采用了三阶层结构。根据该法典，构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类：①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基于客体的特殊性而当然不法（第823条第1款）；②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他人损害，因其行为的特征（违背善良风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条）；③以故意或过失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违法性的要求（第823条第2款）。可见《德国民法典》区分了侵权法的三种基础事实构成（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性法律以及违背善良风俗）。[5]在这三阶层结构中，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违反善良风俗明显是行为导向的违法性，这是德国判例学说采纳违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据。[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法中，侵权法被称为侵权行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词来自于拉丁语名词“delictum”，其派生于动词“delinqere”（偏离正确的道路），意思是一个违法、一个失误或者一个错误。自公元前287年前后的《阿奎利亚法》将不法性规定为私犯的构成要件以来，在大陆法国家，常常将侵权行为称为不法行为，将侵权法称为不法行为法，[7]这对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当行为的谴责和非难。这也为违法性要件的采纳提供了依据。从法典编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国学者所指出的，“侵权行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国学者von Bar教授的观点，侵权行为采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当，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合同外致人损害的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为tort或者Delikt都表达出一种具有过错或者不法性的行为，而在当今社会许多的侵权行为都没有这两个因素，所以采用“合同外责任”这样的用法，才能够把几乎所有的侵权责任概括其中。[9] 我国侵权法在制定时，究竟采行为法还是责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后来立法者选择了责任法的概念，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它还带来了理念上的改变，尤其是价值判断上的变化。如前所述，将侵权法作为行为法的概念中，强调了对行为本身的非难。以传统社会作为整体图景的侵权法中，其理念重点是对行为的可非难性，而违法性恰恰着眼于对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这种法律技术与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是相适应的，因此，传统侵权法的整体分析框架中注重违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为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违法性的确定。”[10]早期的侵权行为法强调行为的不法性，顾名思义，侵权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法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可非难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大量的侵权行为中（如高度危险责任），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并没有可非难性，行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关标准的，造成了环境损害，也应当承担责任。这就说明仅仅通过不法行为难以概括所有的侵权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尽管仍然受到强调，但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含义并不相同，有些国家认为这一内容包含于过错之中，另一些国家认为其包含于损害结果之中。[11]而在现代社会中，侵权责任法的理念重点转变为对受害人的救济，由行为法逐渐变迁为救济法和责任法，侵权法由“以加害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受害人为中心”，相应而言，法律技术的中心对象就并非侵权人的行为，此时，以行为作为判断重点的违法性要件就无法完全符合现代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法技术受到法理念的指导，法理念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法技术的变化，因此，侵权责任法的上述整体理念变迁必然会对于侵权法的法技术发生重要影响，我国侵权法采用《侵权责任法》的名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其在内涵上也包含了对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为侵权法从行为法转向责任法，从而突出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这种变化对于违法性要件的采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来看，不区分法益和权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况下，也并不如德国法那样必须以故意作为要件，[12]过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例如，在过失侵害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也同样构成侵权责任）。在法益保护范围上，侵权责任法呈现了一种开放的体系，不仅权益本身是一种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围本身也是无限开放的，其立法体现就是侵权责任法在第2条第2款采用了“等”这一表述作为兜底。第二，从责任主体来看，侵权责任法采用了侵权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侵权行为人和侵权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后者虽然并非直接行为人但仍需承担侵权责任（例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未实施违法行为，但仍然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从归责形态来看，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多元归责体系，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违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在严格责任中，并不考虑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要件，但行为人仍然负有赔偿责任，尤其是公平责任的情况下，实行的是一种“百万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质上是因财产产生的责任，这与传统侵权法中的因违法行为产生的责任大相径庭。在侵权责任法中，这些规定包括：《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人对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而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第32条关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规定；第87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权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第四，从具体侵权责任来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无法找到侵权行为人的情况下，同样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规定的高楼抛物致人损害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责任。这种侵权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这同样与违法行为的判断没有太大联系。我认为，强调侵权法从行为法向责任法的转化，实际上强调了从制裁加害人向救济受害人转化，因而，违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减弱。 二、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国侵权法是否采纳了违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历史分析及侵权法发展趋势的分析外，还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首先，要考虑我国侵权法是否严格区分了权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 德国民法系以违法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826条所规定的“三个小的概括条款”侵权行为法架构，其特色在于以违法性对权利及利益做区别性的保护。[13]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设计而言，其违法性要件的内涵，是采取了结果违法说（Erfolgsun-rechtslehre）。该说植根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对一般侵权行为保护对象的列举。该说认为，应从损害结果中判定违法要件是否满足：凡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各项法定权利，则该加害行为就是“违法”的。结果违法实际上就是以权利遭受侵害代替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在采纳结果违法论时，必须判断行为人是否侵害了权利或者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从而认定行为的违法性。此种观点为德国大多数学者所采纳，并且对德国的司法判例产生了重大影响。[14] 按照德国法上的结果违法理论，在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绝对权”的情况下，则构成结果违法。[15]这一论断实际上是以区分权利和利益，进而提供不同的保护为基础。《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条第1款时，就是以结果不法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任何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就是违法的。此举的目的在于为这些权利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保护。[16]在结果违法的情况下，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行为是否违反了某个法律规定，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就推定行为是违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于并不存在侵害法定权利的结果，侵害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违法性，而应当借助其他标准来判断违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行为本身是否违背善良风俗作为侵害利益的行为违法性判断的标准；而且，只有在主观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应承担责任，这样就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护范围，从而维护了人们一般的行为自由。[17]据此可以确定，违法性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限制和确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避免一般的过失责任对纯粹财产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护。[18]结果不法说的优点在于，确立了绝对权的保护范围，体现了绝对权不可侵害性，根据此种学说，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原则上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19]不过，我们认为，此点并不构成我们应当采纳违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据。的确，在十九世纪的传统民法框架中，行为自由是法律的出发点和目标，并认为在此之后蕴含了基本的正义内容。[20]德国民法典在债法中注重维护行为自由，这符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从维护行为自由的角度来构建出违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作用。但是，当今侵权法在发展方向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民法典制定时期所面临的“保护自由，反对封建强权束缚”的社会任务已有所不同。可以说，现代社会正日益转变为“风险社会”，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护个体行动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护个体免受外部风险所造成的损害，这也是高度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等制度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违法性要件，很可能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此外，是否规定独立的违法性要件，也不应忽视技术层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数情形下，违法性可被包含在过错、损害等要件之中，(

Ⅳ 请问侵权是怎么界定的

（一） 过错说。持这种学说的学者主要强调侵权行为的过错性。 如日本民法专通说认为：“故意或者过失属构成侵权行为的要件， 这里的所谓过失， 是指尽管能够预见某行为的结果而没有预见， 因而未能避免结果发生的情况。”[王利明教授也认为：“侵权行为就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并造成损害， 违反法定义务， 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二） 不法行为说。该说认为侵权行为是对法定义务的违反。 中国已故民法专家佟柔将侵权行为概念为：“是行为人不法侵害他人的财产权利或者人身权利的行为。”刘凯湘教授也认为“侵权行为一般是指行为人不法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三） 赔偿责任说。该说主要从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去界定。 中国学者张俊浩教授认为：“损害事实的有无， 是认定侵权行为的逻辑起点。”（908）中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认为， “侵权行为者乃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或利益， 而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之行为也”

Ⅵ 王利明、梁慧星这两位民法泰斗是否出司法考试民法部分的题目啊

是温世扬和钱明星，在三大本上有每年的教材编写人员，同时他们也是出题人。

Ⅶ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您好，以下内容摘自王利明教授的论文：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

著名德国学者基尔克（Otto von Gierke）在批评德国物权行为理论时，曾有一句名言：“如果在立法草案中以教科书式的句子强行把一桩简单的物品买卖，在至少是三个法律领域里依法定程式彻底分解开来，那简直是理论对生活的强奸。”[63]这句话似乎也可以用来分析侵权法中的违法性理论。笔者认为，违法性理论是德国法的产物，也是德国语境下的产物，其用于解释德国法的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说服力。但是，鉴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已经明显排斥了这一概念，所以，照搬德国法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侵权责任法》，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我们不否认，运用此理论可以来解释个案中的个别现象，或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此来概括所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则既不符合现行立法的规定，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从中国的现行立法来看，显然在过错责任中采纳了三要件说，将违法性要件排除在外，以过错的概念吸收了违法性的概念，这是笔者学习研读侵权法的点滴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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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如何认定专利侵权行为

如何认定专利侵权行为，专利侵权是指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实施了依法受保护的有效专利的违法行为。认定专利侵权行为如何认定专利侵权行为？认定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应当统一以下四点认识：（一）实施专利核心技术而获得的专用产品是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客体。法律行为的客体，是指该行为所针对的对象。认定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应当首先界定其行为客体是什么。（二）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专利间接侵权行为之目的（三）对专利核心技术产品的销售行为应是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客观表现。探究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类型时，学者们一般把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分为两大类，一是提供相关物品的间接侵权（包括提供相关方法、步骤的专利间接侵权），二是诱导、教唆他人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四）专利间接侵权和直接侵权的关联性专利间接侵权和直接侵权的关联性，学界有三种观点。一是从属说，认为专利间接侵权和直接侵权是共同侵权关系，间接侵权应以直接侵权的成立为前提，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该说又分为两种，一种要求直接侵权的事实成立即可，另一种主张不仅需要直接侵权事实成立，还需要有判定直接侵权成立的司法结论。二是独立说，认为专利间接侵权独立于直接侵权而存在，不以直接侵权的成立为前提；三是折中说，以从属为原则，以独立为补充。以上内容是关于如何认定专利侵权行为，想要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拨打八戒知识产权在线客服。八戒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专注：商标、专利、版权、域名等知识产权业务方向。主营业务三大板块：常规知识产权、涉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交易。互联网+知识产权行业的黑马型企业。

Ⅸ 王利明关于民法典体系的观点

王利明关于民法典体系的观点：
民法总则、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权总则、合同法、知识产权的一般规定、侵权行为法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