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侵权责任法

㈠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趋势，认为其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国《侵权责任法》适应侵权法充分救济受害人的需要，构建了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从而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该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实际上采纳了以过错吸收违法性的制度选择。在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由规则中排斥了违法性要件，严格责任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否定违法性要件。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违反注意义务作为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过错，从而正确认定责任。 【关键词】违法性要件；结果不法说；过错；严格责任 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 严格来说，违法性是德国侵权法独有的概念，德国法采纳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罗马法中曾经将侵权行为分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纪后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于1867年出版的《罗马法中的过咎因素》一书，[2]对不法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客观违法与主观违法”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存在过错的不法才能够产生损害赔偿的义务，而一个客观不法仅仅产生返还原物的义务。[3]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负责起草债法条文的屈贝尔（Kübel）曾为侵权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条款：“故意或者过失以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致他人损害的，有义务赔偿该损害。”据此，《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条第1款规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通过作为或不作为而做出不法行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损害，且其已预见或必然会预见此损害的产生，则他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其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无论损害的范围有没有被预见。”言下之意是尽管造成了他人的损害，但是只要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即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行动自由。[4]按照这一逻辑，侵权责任的成立，仅有损害并不充分，还必须有一个法律不允许的行为（违法行为）。后来，在《德国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对侵权行为的类型采用了三阶层结构。根据该法典，构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类：①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基于客体的特殊性而当然不法（第823条第1款）；②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他人损害，因其行为的特征（违背善良风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条）；③以故意或过失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违法性的要求（第823条第2款）。可见《德国民法典》区分了侵权法的三种基础事实构成（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性法律以及违背善良风俗）。[5]在这三阶层结构中，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违反善良风俗明显是行为导向的违法性，这是德国判例学说采纳违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据。[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法中，侵权法被称为侵权行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词来自于拉丁语名词“delictum”，其派生于动词“delinqere”（偏离正确的道路），意思是一个违法、一个失误或者一个错误。自公元前287年前后的《阿奎利亚法》将不法性规定为私犯的构成要件以来，在大陆法国家，常常将侵权行为称为不法行为，将侵权法称为不法行为法，[7]这对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当行为的谴责和非难。这也为违法性要件的采纳提供了依据。从法典编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国学者所指出的，“侵权行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国学者von Bar教授的观点，侵权行为采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当，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合同外致人损害的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为tort或者Delikt都表达出一种具有过错或者不法性的行为，而在当今社会许多的侵权行为都没有这两个因素，所以采用“合同外责任”这样的用法，才能够把几乎所有的侵权责任概括其中。[9] 我国侵权法在制定时，究竟采行为法还是责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后来立法者选择了责任法的概念，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它还带来了理念上的改变，尤其是价值判断上的变化。如前所述，将侵权法作为行为法的概念中，强调了对行为本身的非难。以传统社会作为整体图景的侵权法中，其理念重点是对行为的可非难性，而违法性恰恰着眼于对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这种法律技术与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是相适应的，因此，传统侵权法的整体分析框架中注重违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为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违法性的确定。”[10]早期的侵权行为法强调行为的不法性，顾名思义，侵权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法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可非难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大量的侵权行为中（如高度危险责任），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并没有可非难性，行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关标准的，造成了环境损害，也应当承担责任。这就说明仅仅通过不法行为难以概括所有的侵权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尽管仍然受到强调，但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含义并不相同，有些国家认为这一内容包含于过错之中，另一些国家认为其包含于损害结果之中。[11]而在现代社会中，侵权责任法的理念重点转变为对受害人的救济，由行为法逐渐变迁为救济法和责任法，侵权法由“以加害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受害人为中心”，相应而言，法律技术的中心对象就并非侵权人的行为，此时，以行为作为判断重点的违法性要件就无法完全符合现代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法技术受到法理念的指导，法理念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法技术的变化，因此，侵权责任法的上述整体理念变迁必然会对于侵权法的法技术发生重要影响，我国侵权法采用《侵权责任法》的名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其在内涵上也包含了对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为侵权法从行为法转向责任法，从而突出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这种变化对于违法性要件的采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来看，不区分法益和权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况下，也并不如德国法那样必须以故意作为要件，[12]过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例如，在过失侵害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也同样构成侵权责任）。在法益保护范围上，侵权责任法呈现了一种开放的体系，不仅权益本身是一种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围本身也是无限开放的，其立法体现就是侵权责任法在第2条第2款采用了“等”这一表述作为兜底。第二，从责任主体来看，侵权责任法采用了侵权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侵权行为人和侵权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后者虽然并非直接行为人但仍需承担侵权责任（例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未实施违法行为，但仍然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从归责形态来看，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多元归责体系，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违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在严格责任中，并不考虑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要件，但行为人仍然负有赔偿责任，尤其是公平责任的情况下，实行的是一种“百万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质上是因财产产生的责任，这与传统侵权法中的因违法行为产生的责任大相径庭。在侵权责任法中，这些规定包括：《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人对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而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第32条关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规定；第87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权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第四，从具体侵权责任来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无法找到侵权行为人的情况下，同样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规定的高楼抛物致人损害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责任。这种侵权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这同样与违法行为的判断没有太大联系。我认为，强调侵权法从行为法向责任法的转化，实际上强调了从制裁加害人向救济受害人转化，因而，违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减弱。 二、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国侵权法是否采纳了违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历史分析及侵权法发展趋势的分析外，还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首先，要考虑我国侵权法是否严格区分了权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 德国民法系以违法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826条所规定的“三个小的概括条款”侵权行为法架构，其特色在于以违法性对权利及利益做区别性的保护。[13]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设计而言，其违法性要件的内涵，是采取了结果违法说（Erfolgsun-rechtslehre）。该说植根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对一般侵权行为保护对象的列举。该说认为，应从损害结果中判定违法要件是否满足：凡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各项法定权利，则该加害行为就是“违法”的。结果违法实际上就是以权利遭受侵害代替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在采纳结果违法论时，必须判断行为人是否侵害了权利或者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从而认定行为的违法性。此种观点为德国大多数学者所采纳，并且对德国的司法判例产生了重大影响。[14] 按照德国法上的结果违法理论，在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绝对权”的情况下，则构成结果违法。[15]这一论断实际上是以区分权利和利益，进而提供不同的保护为基础。《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条第1款时，就是以结果不法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任何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就是违法的。此举的目的在于为这些权利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保护。[16]在结果违法的情况下，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行为是否违反了某个法律规定，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就推定行为是违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于并不存在侵害法定权利的结果，侵害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违法性，而应当借助其他标准来判断违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行为本身是否违背善良风俗作为侵害利益的行为违法性判断的标准；而且，只有在主观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应承担责任，这样就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护范围，从而维护了人们一般的行为自由。[17]据此可以确定，违法性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限制和确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避免一般的过失责任对纯粹财产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护。[18]结果不法说的优点在于，确立了绝对权的保护范围，体现了绝对权不可侵害性，根据此种学说，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原则上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19]不过，我们认为，此点并不构成我们应当采纳违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据。的确，在十九世纪的传统民法框架中，行为自由是法律的出发点和目标，并认为在此之后蕴含了基本的正义内容。[20]德国民法典在债法中注重维护行为自由，这符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从维护行为自由的角度来构建出违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作用。但是，当今侵权法在发展方向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民法典制定时期所面临的“保护自由，反对封建强权束缚”的社会任务已有所不同。可以说，现代社会正日益转变为“风险社会”，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护个体行动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护个体免受外部风险所造成的损害，这也是高度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等制度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违法性要件，很可能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此外，是否规定独立的违法性要件，也不应忽视技术层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数情形下，违法性可被包含在过错、损害等要件之中，(

㈡ 侵权责任法的意义

《侵权责任法》主要解决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时所引发的责任承担问题。所谓民事版权益，是指生命权、健权康权、用益物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该法是民事基本法，是人们维权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对网络侵权、产品质量、医疗纠纷、动物伤人等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侵权行为做出明确规定，形成诸多亮点。对保障人权，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㈢ 什么是侵权责任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顺便举几个例子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均归于消灭的债务。 从债法的意义上说，不真正连带债务不履行的后果，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侵权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多数行为人对一个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的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各个行为人产生的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各负全部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的侵权责任形态。
例如，在侵权行为法的产品侵权责任中，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责任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不论受害人向法院起诉生产者还是起诉销售者，只要生产或者销售的产品有缺陷，造成了损害，就应当由被起诉的被告承担责任，如果起诉的是销售者，而产品缺陷又是生产者造成的，那么，销售者在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可以向生产者求偿。
[案情] 张某和李某于2002年１０月１日结婚，婚后由于性格不合，自2003年３月１２日起分居。２004年１月１日，李某回家看望儿子时，顺手拿走张某抽屉里一张１０万元Ａ银行定期存单，次日凭本人身份证和结婚证将存单提前支取。张某遂起诉。[几种观点] 1、李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张某的损失应由李某承担，A银行不承担责任，张某应向李某主张侵权责任。
2、李某对张某构成侵权，A银行对张某构成违约，按责任竞合，张某只能择一行使其请求权。
3、A银行行为既具有违约行为性质，又具有侵权行为性质，其民事责任属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张某对A银行可以择一行使其请求权。只有在认定李某、A银行均构成侵权的基础上，张某才可以张某、A银行为共同被告。
4、本案应按不真正连带债务处理，李某、A银行应对张某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分析] 1、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李某在未得到张某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以张某的名义支取存单，构成无权代理。《合同法》第48条规定了无权代理合同的效力。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而不是绝对无效的合同，因为此类合同尽管因代理人缺乏代理权而存在瑕疵，但此种瑕疵是可以修补的，也就是说，因为本人的追认可以使无权代理行为有效。然而，本案中，张某并没有也不可能事后追认李某的无权代理，这就涉及到李某所实施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当然无效的问题，也就是说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所谓表见代理，是指被代理人的行为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基于此项信赖与无权代理人进行交易，由此造成的法律效果法律强使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表见代理制度之设，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与交易的安全，对疏于注意的被代理人，令其自负后果。构成表见代理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件：一是主观上存在使善意第三人相信无权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理由；二是第三人善意且无过失；三是无权代理人与第三人所为的法律行为，合于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代理行为的表面特征。本案中，A银行工作人员的过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A银行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下文将对A银行的违约作详细分析）。《储蓄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储户提前支取的，必须持存单和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办理，代储户支取的，代支取人还必须持有其身份证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对身份证明作了明确界定，即“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护照、居住证”，同时明确“办理提前支取手续，出具其他身份证明无效。”因此，本案李某必须出具张某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护照、居住证）、存单和自己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护照、居住证），Ａ银行才能为其办理提前支取手续。Ａ银行工作人员在李某未能出具张某上述规定的有效身份证明的情况下，以结婚证作为张某的居民身份证明，违反《储蓄管理条例》规定，显然存在过错。上述分析表明，本案A银行因其工作人员的过错，不能主张李某的行为为表见代理。
2、本案是否存在责任竞合？
李某对张某的侵权和A银行对张某的违约在本案中是很明显的。
（1）李某的行为构成对张某债权的侵害。所谓侵害债权，是指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或与债务人恶意通谋实施旨在侵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并造成债权人损害。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侵权主体主要是债的关系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当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通谋、实施旨在侵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时，债务人亦可以成为侵害债权的主体。二是侵权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这就是说，侵权行为人不仅明知他人债权的存在，而且具有直接加害于他人债权的故意。对于债权人来说，他要向第三人主张侵害债权的赔偿，也必须证明第三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具有损害其债权的故意。如果他不能证明行为人具有损害债权的故意，而仅能证明行为人具有侵害其他权利的故意（如侵害债权人的其他财产的故意），或者侵害债权的主观状态为过失，均不能构成侵害债权。本案中，张某持有的存单是对A银行享有债权的凭证，李某作为储蓄关系（张某和A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未征得张某同意擅自从张某家中拿走其存单（债权凭证）并支取，主观上李某不仅具有违法的故意，而且客观上李某的违法行为造成了张某债权（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灭失，符合侵权债权的构成要件，李某的行为构成了对张某债权的侵害。至于李某实际占有了应由张某取得的10万元存款及利息，李某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张某财产权的侵害，而是侵害A银行现有财产的行为。因为，A银行的行为只造成了对张某合同债权的侵害，并未造成对其现有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因而不存在侵权的客体。张某的存款由于A银行的过错被他人支取，张某的损失是其合同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失。存单作为合同凭证，所记载的是一种合同债权而非所有权。储户到银行存款，将其货币交付给银行，这将发生货币所有权的移转，这一现象正是由货币的特殊性决定的。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种类物，在交易上可以互相替代，货币所有权与占有是合一的，随占有的移转而移转。货币的占有人即推定为货币的所有人，故货币所有人将其一定数额的货币出借或委托他人管理或在银行存款，可推定借用人、管理人、银行即时取得货币所有权，在借用、管理、储蓄期间，借用人、管理人、银行使用这些货币并不构成违约和侵权行为。因此，本案中，张某基于存单所享有的权利只是一种合同债权，即请求A银行按存单支付本息的权利，因李某的侵权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张某的合同债权而不是货币所有权。利息是根据储蓄合同所产生的，如果双方没有合同关系，利息的取得无法律根据，只有在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张某才可能取得利息，而请求A银行支付利息也是合同债权的组成部分，利息的损失当然也是合同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失。李某实际占有10万元及其利息财产之前，财产权（10万元及其利息财产的所有权）属于A银行。由于李某对上述财产的占有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因此对银行而言，李某构成不当得利。
（2）违约行为是指违反合同债务的行为，亦称为合同债务不履行。这里的合同债务，既包括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又包括法律直接规定的义务，还包括根据法律原则和精神的要求，当事人所必须遵守的义务。储蓄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A银行签发的存单便是合同的表现形式。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有关储蓄章程和规范（见上述关于存单提前支取的有关规定），也就是规定存储蓄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条款。这些条款虽然只是银行单方的意思表示，但如果储户自愿地把钱款存入银行，便是储户全部接受了已经拟就的合同条款，储蓄合同即告成立。《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一般而言，合同义务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所负有的应从事或不从事特定行为的义务，当事人只有切实履行其应负有的义务，才能使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得以实现，义务人不履行其应负的义务，则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义务主要是由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但义务的来源又不限于当事人的约定，还包括法定义务和依据诚实信用所产生的注意、保护、忠实、保密、协作等附随义务。就法定义务而言，当事人可以就法律的任意性规范作出特别约定，但如果当事人未作特别约定，则法律规定的应由合同当事人负有的义务自然构成合同的内容，也就是说，法定义务成为合同义务。
本案即涉及此种情况。张某到A银行存款，便与A银行发生储蓄合同关系。储蓄合同的内容都是由法规和规章加以明确规定的，除了其中某些任意性规定可以由当事人特别约定排除外，其他内容都应自然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上述存单提前支取的有关规定虽然属于行政规章的规定，但由于它是国家金融管理机关针对储蓄合同当事人双方所作的规定，而不是对银行内部的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的单方面规定，因此，它当然构成储蓄合同的内容。任何一方违反该条规定的义务，即构成违约。A银行在无张某身份证和张某委托他人代取的依据的情况下，未按有关规定为李某办理提前支取手续，致使张某的存款被非存款人李某支取，显然已违反上述规定，属违约行为，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那么上述责任是否存在竞合呢？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是民法学上数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著名问题，至今仍无定论。王泽鉴先生认为，相关理论大致分为三类：法条竞合说、请求权竞合说与请求权规范竞合说。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从本条规定来看，两次出现的“要求”即“请求”之谓，其实是承认受损害方可以有两个请求权，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解释七”的标题“请求权竞合”更是反映得明白无误。关于责任竞合，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１）责任竞合也就是请求权竞合。（２）一个事实同时符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分别发生两个请求权，这两个请求权是相互独立的存在，原则上彼此不生影响。同时基于合同法第122条允许竞合的规范目的（保护请求权人而非允许他滥用权利），不允许请求权人分别处分两个请求权，或让与不同之人，或自己保留其中一个而将另一个让与他人。（３）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对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３０条）。（４）请求权竞合的所有请求权是指向同一给付的，而对这一给付，只能请求一次。如果其中一个请求权得到满足而消灭，由于它和其他请求权在内容上是重叠的，则其他请求权亦随同消灭。（５）我国法律承认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并不意味着完全放任当事人选择请求权而不作任何限制。如果法律直接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只能产生一种责任，排除责任竞合的发生，那么就应遵守法律的这种规定。
上述关于责任竞合的分析表明，构成责任竞合为：（1）一个具体事实，具备侵权行为与债务不履行的要件；（2）多个独立的请求权权利主体为同一债权人，多个独立的请求权共同指向同一债务人。本案虽然李某对张某构成侵权，A银行对张某构成违约，虽然存在两个独立的请求权，但不构成责任竞合，因为：（1）两个独立的请求权的产生根据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侵权责任请求权的发生根据是李某对张某的侵权行为，违约责任请求权的发生根据是A银行对张某的违约行为。两个独立的请求权的发生根据是两个独立的事实。（2）两个独立的请求权指向两个独立的债务人。张某基于李某的侵权行为，从而享有对李某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基于A银行的违约行为，从而享有对A银行的违约责任请求权。因此，本案张某对李某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和对A银行的违约责任请求权不存在竞合。
3、A银行是否构成对张某的侵权？
如果A银行的行为构成侵权，有两种可能：一是A银行单独向张某实施了侵权行为；二是A银行与李某构成对张某的共同侵权。
（1）A银行对张某的单独侵权不能成立。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或人身。就侵害财产权的行为而言，其客体主要是指现有财产和利益，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包括合同债权。本案中，A银行的行为只造成了对张某合同债权的侵害，并未造成对其现有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具体理由见上文2（1）有关分析]，不存在侵权的客体，因而不能认为A银行构成一般侵权。
（2）A银行不构成侵害债权的特殊侵权行为。从本案来看，A银行未按规定为李某办理提前支取手续，乃是一种过失行为，其主观上并无侵害原告债权、加害于原告的故意，不符合侵权的主观构成要件，且A银行是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并不是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符合侵害债权的客观构成要件[见上文2（1）]，因此认定A银行的行为构成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是没有根据的。张某的债权客观上受到侵害，是因为A银行的行为违反债权合同（存单）的约定，所产生张某对A银行所享有的债权不能实现的后果，A银行的行为性质属于违约而非侵权。
（3）A银行与李某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一方面，共同侵权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数个行为人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过错，正是由于他们之间具有共同过错，才使其行为联结为一个整体，并因此成为受害人损害的共同原因。从本案来看，A银行与李某之间，就非法占有原告财产而言，既不存在着意思联络，也不存在共同的行为指向。A银行的行为虽有过错，但其主观上并不希望他人非法占有其储户的财产，因此认定A银行与李某之间具有共同过错，理由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说，A银行的过错行为只是造成了张某合同债权不能实现，并没有直接实施侵害张某现有财产所有权的行为，由于不能认定A银行实施了侵权行为，因此，也不能认定A银行与李某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
4、A银行与李某应对张某的损失承担不真正连带债务，即前者与后者分别基于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而负同一内容的债务，彼此之间并无连带关系，但其中之一履行债务后另一方的债务也因债权的满足而归于消灭。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判例学说发展而来的民法制度，各国立法并无明文规定，但各国均承认此项制度。即使在理论上存有歧见的国家（如德国），肯定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观点仍为通说。由于不真正连带债务有着异于连带债务的独立存在的价值，且已形成处理此类问题的成熟的精巧的科学方法，这种理论和制度无疑已成为人类优秀民法文化的一部分。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迄今为止尚未引起我国民法理论的重视。既然我国广泛存在着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案例类型，借鉴西方国家处理此类问题的成熟做法无疑会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对同一债权人之同一内容的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均归于消灭的债务。不真正连带债务属于广义的请求权竞合的一种，与狭义的请求权竞合不同。狭义的请求权竞合是同一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对同一法律后果享有数个请求权，债权人可择一行使。不真正连带债务则是债务人就同一给付对于数个债务人分别单独地发生请求权，因一请求权的满足而使余者均归消灭。不真正连带债务特征如下：（1）债务必须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必须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而产生。不真正连带债务是各个独立的债务，各项债务均是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而分别存在的。本案中，A银行因对张某构成违约，应对张某负违约责任，而李某因对张某构成侵权，因而应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二者产生的原因是不同的。在这方面与一般的连带债务是不同的，连带债务产生的原因是同一的，如基于合同约定或某种共同侵权行为而产生连带债务。（2）不真正连带债务没有共同目的，只有各自单一的目的，各债务人之间对债务的发生在主观上也无联系，给付的相同纯属于相关的法律关系偶然性发生巧合。本案中，A银行与李某并无共同的故意，亦无任何意思的联络，更无共同的约定，其对张某所负的债务联结在一起，是偶然形成的。（3）数个债务人的给付内容是相同的。本案中，A银行与李某对张某所负的责任内容是相同的，即返还10万元存款及利息。（4）债务人为多人，债权人享有数项请求权，如果债权人实现了某一项请求权，就不应再向债务人提出请求。也就是说，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尽管债权人对各个债务人享有分别的请求权，但因为数个债务人的给付内容是相同的，债权人的一项债权实现后，其利益已得到实现，因而不应再向其他债务人提出请求。所以，在本案中，既然张某对A银行和李某享有的是不真正连带债权，因此，一旦张某向A银行或李某其中任一方请求承担责任而使其债权完全得到实现以后，其享有的对另一方的债权即应发生消灭。只有在张某向其中一方提出请求后不能保护其利益时，才能向另一方提出请求。
不真正连带债务人在涉讼时能否作为共同被告？由于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有不同的法律关系，其诉讼标的并非同一，按《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的规定不能作为必要的共同被告。当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同种类（如同为违约或侵权行为）时，才按非必要共同诉讼处理，债权人同时起诉各债务人时可将其列为共同被告；当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同种类（如本案中一为违约行为，一为侵权行为）时，如果债权人同时起诉几个债务人，为简便程序，也可按非必要共同诉讼对待，因为此时各诉讼的目的在客观上相同。当然，即使将此类诉讼作为非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应当对不同的债务人分别作出判决。判决确定后，债务人之一履行判决而使债权得到满足时，其他判决也因目的达到而丧失执行根据而终止执行。
综上所述，本案张某可将A银行和李某列为共同被告同时起诉，请求A银行和李某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A银行或李某其中任一方履行债务而使张某债权完全得到实现以后，张某享有的对另一方的债权即应发生消灭。

㈣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里，有生命权、健康权……等，没有身体权，为什么会没有身体权，

身体权的客体是公民的身体，身体权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其身体的完整性、完全性。 对于身体权是否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也存在争议。否定说主张，《民法通则》第98条只是规定了“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因此“健康权”可以涵盖“身体权”，不需要将身体权单列。肯定说则认为，首先，《宪法》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其次，《民法通则》虽没有明文规定身体权，但是在第11 9条规定了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提到“侵害他人身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十问题的解释》第1条便明确规定了身体权。由此可见，身体权也是为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一种权利。身体权指的是公民维护其身体完整并能自由支配其身体各个组成部分的权利。身体权的客体是公民的身体，身体权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其身体的完整性、完全性。在实践中，侵害身体权的行为常见于非法搜查公民身体的行为、不影响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对公民身体进行破坏的行为、不破坏身体组织的殴打行为、对尸体的损害行为等，这足以说明健康权难以涵盖身体权。再次，将身体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立法例。大陆法系具有代表意义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将身体权规定为与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等人格权相并列的一种人格权，英美法上所谓的“人身伤害"也是指在侵权行为中，人的身体所遭受的伤害。最后，将身体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有利于人身权法律保护体系的协调一致。

㈤ 为什么要制定侵权责任法有民法通则了还不够吗

侵权行为虽然在民法体系中有间接性的规定，但是还不完善，且侵权行为责任体系相当庞大，民法不足以囊括，单独制定侵权责任法对维护受害方是很有保障的

㈥ 侵犯著作权和人身权。都属于侵权责任法吗

侵犯著作权和人身权都属于侵权责任法。
侵权责任法释义之第一章第2条 适用范围
法条内容：
第二条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释义内容：
【释义】本条是关于侵权人的责任以及本法适用范围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基本法的角度对侵权责任作出规定，但一部侵权责任法解决不了所有民事侵权问题，世界上也没有一部侵权责任法囊括所有民事侵权内容。因此，首先要解决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问题，即哪些权利和利益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哪些侵权责任问题由侵权责任法调整。
一、国外关于侵权责任法适用范围的立法模式
关于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争议很大，国外民法典的规定也有较大区别，大陆法系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分别规定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是大陆法系的典范，对世界法律文化、法律思想有重大影响，但两者诞生于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各有特色。《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人的任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因其过错致该行为发生之人应当赔偿损害。”第1383条规定：“任何人不仅因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而且还因懈怠或者疏忽大意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负相同的义务。”第826条规定：“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对他人施加损害的，行为人对他人负有损害赔偿义务。”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有三个不同点：
第一，法国民法典对侵权行为作了概括规定。《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第1383条有两条规定，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因过错造成损害的要承担责任。日本就是用一个条文作了规定，其民法典第709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人，对于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没有做概括规定，而是在第823条、第826条规定了三种侵权形态：一是规定侵害权利，如生命、身体、健康、所有权等，对侵害权利的要承担责任；二是违反保护性法律的，即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三是故意违反善良风俗造成损害的。
第二，《法国民法典》就侵害的对象没有区分权利和利益，对侵权造成的损害都要承担责任。《德国民法典》区分侵害权利和侵害利益，设定了不同的侵权标准。
第三，《法国民法典》在立法时有关侵权行为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即在归责原则上采用“一元论”，但法国法院实务中采用的归责原则是“两元论”，即区分人的责任和物的责任，人的责任适用过错责任，物的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德国民法典》在立法和实务上绝大部分适用过错责任，只有动物管理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其他无过错责任由特别法规定。法国法中的无过错责任由《法国民法典》中物的责任和特别法的规定共同组成。在法国，有关侵权行为的特别法比较少，大概只有六七部，而在德国，特别法有近二十部。原因就在于《法国民法典》中物的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不需要制定那么多特别法。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
在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考虑到与现行法律的协调一致，本条明确了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其第一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
1．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为“民事权益”
任何法律都要明确其保护对象的范围，与其他法律相比，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的范围更加宽泛，也就更容易产生争议。对于如何规定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尽可能详细地列举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各种权利和利益；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采取抽象概括的模式。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前一种做法清楚、明白，在法律适用上较为方便，但详细列举难以穷尽，难免挂一漏万；后一种做法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适应未来侵权责任发展，但对于其具体范围容易产生分歧，不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侵权责任法最终采取“概括+列举”的方式。本条第一款明确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为“民事权益”，这就把民事权益之外的其他权益排除在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之外。比如，行政法上的知情权受到侵害，应当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解决，而不能诉诸侵权责任法。第二款明确了民事权益的内涵，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民事权益。根据本款规定，民事权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生命权。生命权是指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它以生命安全和生命维持为客体，以维护人的生命活动延续为基本内容。
(2)健康权。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以其机体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以其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
(3)姓名权。姓名权是指公民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
(4)名誉权。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
(5)荣誉权。荣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对其获得的荣誉及其利益所享有的保持、支配的身份权。
(6)肖像权。肖像权是指公民对在自己的肖像上体现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所享有的人格权。
(7)隐私权。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人格权。
(8)婚姻自主权。婚姻自主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结婚、离婚自由，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
(9)监护权。监护权是指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权利。
(10)所有权。所有权是指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11)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指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或者收益的权利。
(12)担保物权。担保物权是指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的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
(13)著作权。著作权是指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总和，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和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14)专利权。专利权是指发明创造人或者权利受让人对其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和独占权。
(15)商标专用权。商标专用权是指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在核准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上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权利，以及禁止其他人未经许可擅自在与核准商品或者服务项目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商标的权利。
(16)发现权。发现权是指集体或者个人在探索阐明自然现象、特性或者规律的科学研究中，取得前人未知的、对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成果而依法享有的权利。
(17)股权。股权是指投资者因投资于公司成为公司股东而享有的权利。股权根据行使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两部分。自益权指股东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享有的权利，可以单独行使，包括资产收益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股份转让权、新股优先认购权等；共益权指股东基于全体股东或者公司团体的利益诉求而享有的权利，包括股东会表决权、股东会召集权、提案权、质询权、公司章程及账册的查阅权、股东会决议撤销请求权等。
(18)继承权。继承权是指公民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被继承人生前立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而承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
(19)其他人身、财产权益。除了上述权利之外，还有其他民事权益也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比如死者名誉、胎儿人格利益等。考虑到民事权益多种多样，立法中难以穷尽，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不断地有新的民事权益纳入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因此，侵权责任法没有将所有的民事权益都明确列举，但不代表这些民事权益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
2．侵权责任法对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在保护程度和侵权构成要件上没有作出区分
侵权责任法要不要区分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和对民事利益的保护，设定不同的侵权构成要件，存在争议。有的意见认为，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在民事中的地位不同，对民事利益的保护有严格的限制，通常只有在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意等情况下，才有必要对受害人受到侵害的利益提供侵权责任法上的救济。建议侵权责任法借鉴德国模式，根据侵权行为的对象是民事权利还是民事利益的不同，确定不同的保护标准和侵权构成要件。侵权责任法最终没有采纳这种意见，主要是考虑到权利和利益的界限较为模糊，很难清楚地加以划分。对于什么是权利，意见纷纭。从权利的内容上看，对于权利的具体内容，有支配说、利益说和结合说几种观点。结合说是目前的通说，认为“权利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其落脚点实际上还是利益，很难把权利和利益划清楚。从权利的形式上看，法律明确规定某某权的当然属于权利，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某某权而又需要保护的，不一定就不是权利。而且，权利和利益本身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有些利益随着社会发展纠纷增多，法院通过判例将原来认定为利益的转而认定为权利，即将利益“权利化”。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侵权责任法没有进一步区分权利和利益，而是统一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法律教||育网整理
3．侵权责任法不调整违约责任问题
合同债权也是一种民事权益，但它原则上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本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的规定不涉及违约责任问题，因此违约责任不受侵权责任法调整，而是由合同法调整。
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是否受本法调整，没有明确作出规定，大多数意见认为第三人侵害债权应当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本条第二款列举了部分民事权益，最后用了“等人身、财产权益”，这可以涵盖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问题。当然，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责任方式等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4．侵权责任法调整的侵权责任包括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是仅调整过错责任，还是包括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即在归责原则上是采用“一元论”还是“两元论”。这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应该采用“两元论”。中国在21世纪制定侵权责任法，如果仅仅规定过错责任原则，肯定是错误的。首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5．行政侵权责任是否属于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没有明文规定
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侵害民事权益是否属于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也有争议。有的意见提出，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建议将这一条的内容纳入到侵权责任法中。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从其他国家的立法历史上看，以前，国家赔偿包含在民事赔偿里，目前有些国家还是这样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的国家单独制定了国家赔偿法，专门调整行政侵权和刑事赔偿。我国1994年通过的国家赔偿法也规定了行政侵权责任。理论上看，国家赔偿法应当是民法的特别法，但随着国家赔偿制度进一步发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民事赔偿存在差异，比如归责原则、赔偿程序、赔偿标准、救济途径等。这些重大问题与民事赔偿相比较，是共性大，还是差异性大，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侵权责任法既没有明确行政侵权责任包括在侵权责任法里，也没有明确将行政侵权责任从侵权责任法中排除出去。

㈦ 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您好，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在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
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㈧ 德国侵权责任法中的”结果不法说“

就是指行为的不法性会因其损害结果而被认定。

㈨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您好，以下内容摘自王利明教授的论文：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

著名德国学者基尔克（Otto von Gierke）在批评德国物权行为理论时，曾有一句名言：“如果在立法草案中以教科书式的句子强行把一桩简单的物品买卖，在至少是三个法律领域里依法定程式彻底分解开来，那简直是理论对生活的强奸。”[63]这句话似乎也可以用来分析侵权法中的违法性理论。笔者认为，违法性理论是德国法的产物，也是德国语境下的产物，其用于解释德国法的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说服力。但是，鉴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已经明显排斥了这一概念，所以，照搬德国法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侵权责任法》，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我们不否认，运用此理论可以来解释个案中的个别现象，或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此来概括所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则既不符合现行立法的规定，也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从中国的现行立法来看，显然在过错责任中采纳了三要件说，将违法性要件排除在外，以过错的概念吸收了违法性的概念，这是笔者学习研读侵权法的点滴体会。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㈩ 侵权法上的过失为什么日益客观化

从根本上说，侵权诉讼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侵权是否成立;其二，若侵权成立，则侵权责

任如何。故意首先对于侵权构成具有重要意义。

有些侵权行为，故意是其构成要件，只有故意才能成立侵权(纯粹故意侵权)。这是故意过失区

分在侵权成立上之意义和价值。

首先，就纯粹经济损失而言，大多数国家均严格限制其责任赔偿，其最重要的限制方法就是设置“故意”这个责任要件。如无信义义务的不实陈述、欺诈性隐匿、故意侵害契约关系、故意侵犯营业权、恶意诉讼等，其成立都必须以行为人的故意为成立要件。

其次，就各国法制而言，对“纯粹故意侵权”多有专门条款规定。例如，德国法系的“恶意侵权条款”，典型的如《德国民法典》的第826条。在日本侵权法上，前田达明教授认定故意侵权和过失侵权，不仅在损害赔偿额的算定方面有所不同，而且还存在着只有故意行为才能得到认定的侵权行为类型。
[8]106判例中也存在只有故意才构成侵权的侵权类型，如第三人妨害债权、妨害营业活动、通奸配偶对子女的侵权等等。在英美法上，前述欺诈、恶意诉讼等都是纯粹故意侵权。

我国也有许多类似立法例。如《证券法》第202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弄虚作假，显然含有一种明知和有意为之的意思。换言之，这里故意是构成要件。

这是侵权法因应现实发展需要，不断扩张侵权法调整范围的结果。这一点对于采取“小侵权、大合同”立法模式的德国侵权法，尤其真实。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涌现了许多诸如纯粹经济损失是否应当获得救济的疑难案件，侵权法必须对此作出回应。对于纯粹经济损失，在过失侵权时，由于“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也不高，则应当将损失留在原处;而在行为人的过错表现为故意且与善良风俗相冲突时，损害转由行为人承担的处理方式就可以得到正当化。基于这样的确定性价值判断，比较法上出现了上述(故意)背俗侵权的类型。”
[9]74设定故意侵权条款，无疑是应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较为理想的选择，它是一个既不过分宽松、也不过分苛刻的责任过滤条件。另外，从过错与侵权成立因果关系的关系来看，纯粹故意侵权的存在实际上是这样一类侵权：只有故意(至少为重大过失)才能成立侵权成立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