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安官田土地纠纷

㈠ 印文为秦篆字体,右上起交叉读小厩南田此印是秦至汉初管理官田的印章，这表明当时

“小厩南田” 印章作为秦至汉初官方管理官田的有效凭证, 表明 （秦至汉初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多样）。

解析：

“小厩南田”印章作为秦至汉初官方管理官田的有效凭证，说明政府对土地管理行之有效，但不能反映秦建立了森严的官僚政治，故A项错误；

秦朝采用小篆作为官方标准字体，汉代时期出现更易书写的隶书字体，故B项错误；

井田制在春秋晚期时期就已经瓦解，故C项错误；

“小厩南田”印章作为政府管理官田的有效凭证，还存在管理公田的“右公田印”，说明秦至汉初土地所有制形式多样，故D项正确。

【“秦小厩南田铜印”】

用途：秦王朝管理小厩官田的田官之印

形制：

印面2.2×2.2cm，通高1.2cm

印铜铸，方形，瓦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右上起交叉读“小厩南田”四字。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㈡ 今天12:13福建泉州南安市洪濑镇官田西林村后美宅住房屋发生震感两下，吓吓！无任何建筑糟杂声（指外界...

话说，我好像也有感觉在震啊。

㈢ 均田制不是规定不许买卖吗，可为什么农民还在遭遇天灾人祸时出卖土地呢

均田制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产生于北魏，北魏分裂出来的东魏西魏及继之后的北齐、北周以及隋唐都承袭了这一制度。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壮大，土地兼并也随之日益严重。武周末年均田制形同虚设；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均田制永远的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不过，这种制度在朝鲜中宗时却又在赵光祖的建议下在朝鲜半岛重新出现。

历代对均田制的评价都是相当正面，但实际实行中始终是容纳了土地私有，并未主观上强行征用当时地主等私有土地，而是将官田分而民用，故有史家评称均田制乃地主经济中的一种折冲。而且均田制实行，先决条件是朝廷需有大量土地掌握在手中。北朝时承接了五胡十六国战乱频繁造成大量人民丧生，产生大量荒地，令朝廷能利用这些荒地对农民进行授田。但随着经济之壮大，荒地越来越少，朝廷能用来授田的亦逐渐不多，加上朝政的逐渐日趋腐朽黑暗，均田制在武周末年形同虚设，与此不无关系。

㈣ ★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刘文彩，谢谢！

世上的事本来无所谓谁对谁错。如果非要区分一下的话，我只能说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就是对的，反之他就是错的。对一个人一生功过是非的评价同样应该符合这个原则。总之，对一个人盖棺论定时不能以个人的感情取向为标准，那样会歪曲事实，我们要的是客观。本人对于刘文彩无特别研究，只是出于对历史人物的好奇曾阅读过关于他的书籍，但只是编者个人观点，本人也在此列举两种观点，至于对他的评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
1，刘文彩（1887---1949），又名刘星廷，其先祖为安徽人，明末为官，后辗转入川移居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的父亲，是一个拥有30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的小地主，其房产也仅有一个十来间房的小上合院，位于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现仍有几间房保存下来，原貌依稀可辩。刘文彩最初只是赶牲口贩运货物，做些小生意。

1921年，在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中，刘氏家族趁机爬上了四川的军事、政治舞台。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时任川军第八师的团长，在驱逐滇、黔军的一次大规模混战中，滇军败退出川，刘文辉部占领了叙府(今宜宾地区)。在刘湘（刘文彩的堂侄，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的支持下，刘文辉部脱离第八师，扩大为独立旅，开始成为一支自立门户的军阀队伍，并把叙府作为"防区"。

1931年夏，刘湘与刘文辉的矛盾日趋激化，刘文辉亲赴重庆与刘湘面谈，未能和解。不久，刘湘在重庆的李子坝公馆抓获刺客，刺客供称由叙府刘文彩派遣，此案遂成为二刘（即刘湘与刘文辉）之战的导火线。

二刘之战爆发，刘文辉失利。刘文彩在川南失去了军事后盾，权势随之失落，不得不退踞大邑老家。他在逃离叙府之前，以"清乡司令"名义限令两天之内在城内征"国防捐"20万元。得手后，又重点派款，强令商人和其他殷实人家"筹军饷"。他的士兵，端着刺刀，抬着箩筐，敲门打户，演了一场强收"打门捐"的丑剧。在川南进行大洗劫之后，刘文彩身带20多条木船，4500多箱金银财宝（其中有800余万银元），逃回大邑老家。

刘文彩在川南期间，就数度派人回乡修公馆、置田产。退踞大邑后不久，他的田产即猛增到1.5万多亩，遍及大邑和川西11个县。加上他的兄弟子侄，刘氏家族共霸占和兼并土地近30万亩。当时，这一地区有首歌谣说："四方土地都姓刘，农民血汗为他流"。

刘文彩所拥有的大量田产，都是通过极其野蛮卑鄙的手段掠夺而来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内，至今还保存着300多张盖有官印的空白契约。这些官契是刘文彩从四川省财政厅拿回大邑的。当年，刘文彩看中谁家的田地，便在官契上填写田主的姓名，田地就被认定是由"官府作主"，"卖"给了刘文彩。这种将农民田地当作"无主田"强行霸去的手段，称为"霸野田"。当时，守着少量"活命田"的农民，随时都在担惊受怕。因为他们的土地随时都有可能被刘文彩当作"野田"霸去。1936年，刘文彩的总管家薛畴久，带领丈田手到崇庆县牛皮场霸"野田"，张二嫂的1.3亩田也被当作"野田"由丈田手丈量了。张二嫂眼看田地被强行掠夺，她拖着孩子，手持菜刀与丈田手搏斗。结果被打得昏死在地，而她家的田地还是改姓了刘。除"霸野田"外，刘文彩还惯用以下几种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

"买飞田"。刘文彩让自己的亲信冒充田主，把农民不愿卖的土地强行"买走"。

"吃心心田"。田主不愿卖田，又不能用上述方法强占，刘文彩就把周围的田地全部买下，截断水源，逼得田主无法耕种，只好按刘文彩规定的低价出卖。

"买官田"。旧社会弟兄分家时，父母提取一部分土地养老，在他们死后这部分土地有时作为"官田"保存下来，这也成了刘文彩攫取的对象。

"买纠纷田"。乘一些小地主闹土地纠纷之机，刘文彩以调停为名扩大纠纷，从而达到其兼并土地的目的。

事实上，为了霸占农民土地，刘文彩无所不用其极。在庄园陈列馆杀人霸产的展览现场，有一棵柑子树，是刘益山50多年前在自己院子里亲手栽种的，它是刘文彩杀人的历史见证。刘文彩为了霸占刘益山的六亩水田和房基地，逼死他的老母，枪杀了三位无辜的帮工，还把刘益山关进了监狱。

刘文彩通过残酷、野蛮的手段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剥夺过去，同时，他又把这些土地一小块一小块地租给农民耕种，利用各种手段剥削农民。

农民租种刘文彩的土地，首先要交纳一笔押金，老公馆内所存的刘文彩家的全部佃田契约，每一份上面都有先交"稳银"的记载。"稳银"也就是押金。押金是无息的，退佃时如数退还。但是，由于当时的通货膨胀，租佃时价值很高的押金，在退佃时往往已经大幅度贬值。刘文彩经常以退佃夺田手段，要挟农民换订新约，重新交押，或者夺田易佃。这一佃一夺之间，渗透着农民血汗的押金往往就被他侵吞了。所以佃户们发出"押啊押，你真是农民头上的千斤闸"的呻吟声。然而，佃户们所受的地租及高利贷剥削，比押金剥削要残酷得多。刘文彩向农民收取高额"铁板租"（"定额租"，又称"死租"），往往高达当时年产量的80％左右，而且不管当年收成好坏，有无天灾人祸，租谷"均不得迟交亏欠"，逼提广大农民"拌桶（打谷子、麦子的脱粒工具）一响，眼泪长淌"。农民走投无路，不得不向刘文彩借贷，他则乘机进行高利盘剥。农民借钱借粮，刘文彩先扣回全部利息，称为"砍头利"，此外，再加上"场场利"（三天一赶场，一月九场，场场加利息）等等，进行重利盘剥，甚至白天把钱借出去，晚上又派土匪、"棒客"抢回来，刘文彩则坐地分肥。在收租和和放高利贷时，刘文彩还以大斗、大秤收入，小斗、小秤放出的手段加重对农民的剥削。真是："农民头上三把刀，租高、押重、利钱高。"刘文彩轮番使用这"三把刀"，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致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刘文彩及其家族除了对农民进行剥削压迫外，还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开设"仁和"、"裕通"、"成益"、"惠通"等银行，假造国民党"中央银行"货币，控制金融，操纵市场，投机倒把，处处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

刘文彩于1932年由川南退回大邑老家后，凭借刘氏军阀的枪杆子、印把子和为患为川南时的余威，以安仁镇为中心，不断扩张势力。经过一系列排除异己、拉帮、地痞、流氓等社会黑势力，并裹胁部分群众。组成了一个号称"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的封建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在18个县市均设有"码头"（即分社），刘文彩自己任副社长，请他三哥刘文成任社长，总社设在安仁镇。至今，总社社址仍保存完好。为了能得心应手地操纵"公益协进社"，刘文彩对它实行一套封建宗法家长式的统治，其内部等级森严，成员必须服从"章程"和"纪律"。这样，"公益协进社"的触角伸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刘文彩的势力范围。刘文彩为了护卫他的公馆，特设了一个手枪连的武装卫队，并豢养了一大批保镖。他还特制刑具，私设公堂。1948年，刘文彩镇压了大邑农民的"二五减租"斗争，1949年又主谋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肖汝霖等同志。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西南进军。刘文彩穷途末路，惊恐万状，10月17日病死于成都。
刘文彩曾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地主。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他被视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总代表，一个无恶不作的阶级敌人。随着政治的需要，他被视为魔头。他的故事曾被拍成电影，被写入小学课本，使几代人耳熟能详，以他的故事为原型的大型雕塑《收租院》在艺术上获得辉煌成功，至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刘文彩是一个恶魔，但来到他的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在当地人和他的儿女们的回忆中，刘文彩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五集内容简述如下：

2，第一集：介绍刘氏的家族史，讲述刘文彩从一个酒贩，摇身一变为官商、教父的人生历程。在安仁镇上，刘家曾经出了两位省主席，两个四川最有权势的大军阀，一个是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一个是刘文彩的堂侄刘湘。这亲叔侄之间的争斗造就了刘文彩的一生。地主刘文彩每天的生活其实与美国经典电影《教父》中马龙白兰度的教父非常近似。每天早晨来到自家开的茶楼里，从各地来的舵把子便开始轮流拜会他，提出各种问题，请求他帮助摆平。刘文彩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幕后操控力？他又何要做这些事？

第二集：究竟刘文彩是一个怎样的地主？在宣传中呈现的他又是什么形象？在老百姓的记忆中他又是什么人？49年以前中国的地主与土地、农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题材。

第三集：今年五月安仁镇上一大盛事：刘文彩晚年倾其全力筹建的安仁中学六十周年校庆。这所中学在半世纪前已经是全四川省首屈一指的模范中学。直到今天，它的规模及建筑仍让人赞叹不已。在安仁，由刘文彩投资兴建的两条商业街至今仍在使用，在这座小镇上二十几座雄伟美观的公馆，其中多为刘氏家族成员所拥有。这个家族的成员曾控制四川超过几十年之久，他们所留下的这些公馆今后的命运如何？

第四集：刘文彩有五位妻妾，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性情中人，但家庭最终给他的却是凄凉的晚年。在新中国解放前五十天，刘文彩死于肺病，他的死却被演绎成多个版本。

第五集：刘文彩死后不到两个月，他的弟弟刘文辉、当时的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率部起义。四川解放，刘文辉成为共和国的大功臣，日后更成为中国林业部部长。当全国政治形势不断变化，一生为他操心忙碌的哥哥刘文彩却成为千万人唾骂的对象，弟弟的心情又怎样？土改的狂潮席卷刘家还活着的人，他的几位太太及子女的遭遇令人担忧，他们如何看待过去的这一切呢？

㈤ 哪个朝代规定租佃官田的佃户可以将佃权转移让渡

由于部分官田佃户已经取得了实际上的永佃权，他们常常子孙相承，视官田“如同永业”。因此，宋朝的法律规定租佃官田的佃户可以将佃权转移让渡。在转让中，新佃户须向旧佃户支付一定的代价，这就是所谓酬价交佃或随价得佃。不过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佃权)分离的现象，当时在民田中尚未发现，说明永佃权还处在萌芽状态。

㈥ 广西陆川官田政府征收水田多少钱一亩2019年

看当地的征收补偿政策。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 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㈦ 明朝前期对于土地问题是如何处理的有没有类似分田地的活动

“洪武政令”对整个社会的亚细亚式的控制，实在是太紧了。它从最基层的一丁、一户、一甲、一里开始。朱元璋有一条诰书说：

里甲要明，户丁要尽。户丁既尽，虽无井田之拘，约束在于邻里。除充官用外，务要验丁报业，毋得一失，不务生理。是农是工，各守本业，毋许闲情。臣贾微商，供报入官，改古之制，常年守业。消乏不堪，复入报官，更名其业，不许在闲。【5】

这里说的很清楚，除去没有“井田”之外，要通过里甲制度恢复亚细亚式的统治。但又比古时候加强了一步，即经商也要“常年守业”，只有亏赔太甚的商贾经呈报批准后，才可改业。这种立法的用意本来是好的，即禁绝一切游手好闲和为非作歹之人。但对商贾抓的太紧，久而久之，经济联络网枯竭，整个社会就失灵活了。但朱元璋一直抓的很紧，被郑振铎先生援引过的一种明万历刻本书《朱氏家谱》中，载有《户帖》一纸，中有洪武3年11月26日的圣旨说：“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6】“做军”，是一种多么大的威胁呀，所以洪武年间，里甲井然，元人敢于干犯律条，正如另一条诰书所说，“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7】商贾在外，二年不归，邻里便须询问本户，以免托商在外非为。

抓紧“丁”、“户”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役使人民“配户当差”。“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些在宋朝已经很模糊了的东西，金、元以来渐趋严格，明初达到最严格的地步。特别是“军户”，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超经济强制。“军户”之中，除原来元朝军户传袭下来的，加上元末农民起义部队“从征”的，再加上平定张士诚、陈友谅等“归附”的之外，最严重的是可以随时由“民户”中垛集当军。一旦当军，世袭永充；当军之地，又往往是距家极远的边塞；这对于农民说，简直是最大的侵害了。加以当时刑法严厉，有剥皮、称竿、抽肠、刷洗、铲头、枭令、挑筋、去膝、刖足、鞭背，……。用这样的严刑，去保障超经济强制的贯彻。

当时，不是没有反映的。如洪武19年福建沙县民罗辅等十三人便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们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8】社会上暗暗流传着一些诗，一首咏布袋佛的“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另一首咏翡翠鸟的“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9】甚至连皇孙和大臣，都感到紧张，希望放宽。朱元璋死后，据说太孙朱允炊及其弟允通指斥梓宫（棺柩）说：“今复能言否？复能督责我否”？言讫皆笑。【10】自然这可能是燕王的诬陷之辞，但也不排除是真的可能。所以一旦建文即位，大臣齐泰、黄子澄就主张“《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11】。

在“洪武政令”的亚细亚式超经济强制之下，出现了三种国有土地：一种是“屯田”；一种是与“民田”相区别以强立名目征收高额租赋的“官田”；一种是“庄田”，包括“官庄”和“皇庄”。其中“屯田”和“庄田”，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身上打着明朝的烙印；高额租赋的“官田”，则是明初的新事物，主要出现在东南地区的苏、松、嘉、湖、杭一带。

在明朝的屯田中，军屯是主干。这可跟曹魏屯田形成对比。曹魏先搞民屯，以民屯为主干，而军屯随后补充上去。明朝则不然，以军事管制作为振兴农业生产的有力手段，先办军屯，民屯、商屯是其补充物。军屯，是由专制主义强化了的、带有军事性、国防补给性的一种国有土地。土地上的劳动者是当军之人及其贴余。在非战争的地区和年代里，80％、即4／5的军人都要从事农业劳动，数量很庞大。所分配土地，军、余各一“分”。这一“分”，有一定的亩积，一般50亩，但亦有低至20亩者，亦有高至120亩者，大抵肥瘠与地之宽狭各不同。剥削的制度，前后有很多次调整。最初有人主张征30％～50％，是分成制；朱元璋不同意，确定收一斗，是定额制。洪武晚年，确定屯田一“分”，正粮12石，余粮12石，上缴公仓。正粮是劳动者必要劳动的收获，余粮是剩余劳动的收获。后来制度慢慢变化，正粮已不需上仓，余粮减半为6石，这个数字稳定并延续下来了。按一“分”50亩计，亩征为一斗二升。与法定的“没官田”租额相当，已经算是沉重的了。此外，军户还受国家的强度隶属，逃军要受重刑。并且，还要受军官（总旗和小旗）的侵害。总起来看，明朝军屯上的“军”和“余”是军事隶农，他们所上缴的“子粒”中，带有地租赋税合一的性质。

“官田”，是明初统治者的意志强加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基础上的一种产物，它是存在着“名”与“实”相矛盾的一种国有土地，或者说，它是一时打着专制主义强度烙印的一种私有土地。所谓“强度烙印”，指的是惩罚的烙印，主要是朱元璋对其顽固政敌之一张士诚原属下一些大地主的惩罚。所以这些收高额租赋的“官田”，主要在苏、松、嘉、湖、杭一带。其实广义地说，“官田”所包甚广，“没官田”外，还有入官田、还官田、学田、草场、牲地、苜蓿地、陵园坟地、公占隙地很多名色，连贵族的庄田和百官的职田，统统都算“官田”，也就是国有土地。但就狭义而言，“官田”与“民田”的对比含义，仅仅不过在于“官田”租额特高，而差役较少；“民田”租额低，而差役很重。

国家的意志，统治者的意志，强加到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基础之上，即便在旧的历史时代，即便在人们认识“必然”的能力还很有局限、从而其“自由”还很小的时候，也不能够违拗着经济基础过甚，过甚了必然出毛病。明朝的历史，正说明这个问题。高额租赋官田制度执行的结果，引出的第一桩毛病，就是人们在“田皮”和“田骨”、或者“田面”和“田底”上玩弄花样，把“田骨”或“田底”放在那里不动，单把“田皮”或“田面”辗转转让或者租佃出去。三转手两转手，“官田”的身份就模糊不清了。引出的第二桩毛病，就是通过田主、地痞、豪绅、胥吏间的勾结，什么改册、诡寄、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使官册与实种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紊乱，以洪武的严刑酷法尚不能完全禁断，洪、宣之后就自必紊乱更甚了。

庄田，是一种贵族占田。朱元璋对一切卡的很严，独对诸王勋臣的赐田，从开始就放的松。勋臣汤和赐田万亩（百顷），见于史料【12】。亲王最高额至千顷；洪、宣之后，乞请渐多；万历、天启间，横赐日甚，故有福王四万顷数额的说法。明朝的庄田与西汉的“实食封”，有同处，有不同处。其同处在于二者都是独立王国，不受州郡里甲的约束；其不同处是西汉封王仅收国税，实际上是国家统一租税的再分割；明朝封王所收为“庄田子粒”，岁亩征银三分，后递增至七八分，约合粮食1.5斗、2斗、3斗不等。庄田佃户，不是通过自由契约而来，而是由州、县拨充，或由逃军、逃民为避罪避差役而前来投充，这些人身上的隶属关系很沉重，虽不承担国家差役，但王府所加的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都是很沉重的。

在上述三种“官田”之外，就是“民田”。民田上也有民田上的问题。这问题也是由于专制主义统治者意志强加在经济基础上的后遗症。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鼓励贫民积极开荒种地，曾有“永不起科”的谕令，这用意本来是好的，但日久年深，“祖宗之法”的约束力日渐松弛，一切田土均须丈量作数，于是便发生了“原额地少而丈量地反多”的反常现象，好心的官吏害怕把真相暴露，会造成“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于是挖空心思，瞒上不瞒下，“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原额之数”。【13】这样，便在北方各省出现了“大亩”和“小亩”的纠纷，河北广平府有大亩一亩折合小亩一亩八分者、二亩者、三亩以上者，甚至七八亩以上者。地主豪霸，从中作恶，遂致赋役纠缠日甚。这种现象，在江北淮安一带直到清初尚有此类的遗留问题，《山阳志遗》一书中记之甚悉。

四

由于产生了如上的一些田土赋役纠纷，在明朝从洪熙、宣德开始，直到嘉靖、万历，一些不同地区中不同等级的官吏，便不约而同地按客观现实中的问题，图谋各自范围内的调整。这证明有一度人们说官吏从来没有好的、或者说“清官”比“赃官”还坏、或者说统治阶级从来不可能进行什么“调节”或“调整”：都是些别有用心之谈，不忠实于历史的真实的。从著名的周忱和况钟开始，仅以《明史》有传的，就有孙原贞、顾鼎臣、王恕、欧阳铎、王仪……等一串不小的名单；加以万历年山东曹县的县官王圻和孟习孔这类更低一级的人物，可以证明不约而同来参加这场调整的人，真是为数不少。

在江南地区，他们的努力主要是把重租平下去。周忱曾支持他的属下况钟在苏州府把262万石的田租减到72万石。周忱还想减松江府的，把官田赋额减到和民田看齐的地步，为此蒙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明史·食货志》中很扼要地记述了这些调整的踪迹。如孙原贞在浙江，对嘉、湖、杭的租赋，就执行一种“重者轻之，轻者重之”的政策。他们又担心某些地主和其他官吏会对他们进行弹劾，故使用不明显的手法，“重者，阴予以轻。轻者，阴与以重”，在不知不觉中使租赋趋向于均平。于求“均平”的同时，也追求去烦划一，如顾鼎臣、王恕、欧阳铎在江南的调整中，就追求“征一”，“一条鞭”的精神便从这里露头了。既然追求“征一”，自必产生一个连带的问题，“田”（赀财的所有者）和“丁”（或“户”）（劳动力的所有者）中间按什么比例来配成这个“一”呢？顾鼎臣、欧阳铎、王恕的原则是：“以田为母，户为子”【14】。偏重剥削一点赀财的所有者，相对放松一点对劳动力所有者的剥削——这种精神，也从这里冒头了。

在北方，有些个别官吏，其调整的精神，也不亚于江南。例如在山东曹县，从万历3～4年到33～34年，有前后两任官吏，王圻和孟习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上文说过，洪武的要害，在于抓紧“户”和“丁”不放。从抓的紧紧的，到抓的死死的。可是转瞬间235年过去了，人们恰好跟洪武政令“对着干”了，孟习孔的“一串铃法”，第一主张取消户等（上、中、下三等）；第二主张取消丁则（九则），说“三等九则，多方支离”；第三主张按亩摊丁，大体40亩内外，派纳一丁；并且，第四以右贫抑富精神处理派丁事宜，“有人无地者，亦念其穷而去之”，“地少丁多者，配地而减之，将遗下丁额，尽添入地多丁少之户”【15】。试问：像这些人，像这些事，假如不是“调整”、假如调整者不是“清官”，又是什么呢？！

这样做对谁有利？王圻的《平赋答问》中说，穷乡细民，称此法便；只有那些企图诡避、需索、包揽的坏田主和恶棍之流，才称此法不便，阴谋破坏此法的实施。除穷乡细民之外，此法对端正的田主（土地经营者）也有利，从而对农业正常的经营和发展，也是有利的。江南有个退职的大名知府姚汝循，他并不完全赞成条鞭法的，但他也反映说，

条鞭未行之时，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赖巡抚海公均田粮，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16】

必须再次指出，所有这些参加调整和改革的人，中间都没有串连过，他们是从面对现实中“不约而同”地这样做的。并且，他们更不会认识到有一种亚细亚形式的残余表现在“洪武政令”中对整个社会进行锢闭，阻止封建后期人们财产私有制的前进脚步。他们绝不会懂得这些。这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去把宋朝时候本已消退到相当可喜程度的社会阻力，使它们又一次消退下去。

五

文章写到这里，就自然而然地要超越明朝这个人为的历史段落，因为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地丁合一”，实际上是一场前后连续的调整和改革的运动。清朝是明朝的取代者，二者在政治上是敌对的，但二者不约而同地处理劳动力强制的放宽问题，这就可见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仍在默默中起作用。生产力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分枝化、繁荣化，在这种现实下，假如依旧把劳动力死死捆绑到国家差役的柱子上，事情怎么能够推移下去呢？

清康熙50年，谕令此后滋生人口，永不抽税（丁银）。这样，“丁银”就成了个历史遗留问题，更方便于把它与田赋捻成一股。康熙55年，首先在广东省试行“摊丁人亩”、“地丁合一”。到雍正元年，又在直隶（今河北）推行，当时的奏疏和批示，现存留在《雍正朱批谕旨》之中，引出如下：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直隶巡抚臣李维钧谨奏：为酌议按地输丁之法，恭请圣裁事:……臣查直隶通属地粮共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两有奇，丁银共四十二万零八百两有奇，统为核算，将此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粮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轻重纳粮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之患。所有现在无地穷民，生生世世，戴皇恩于无既矣。

朱批：今览尔奏，分析甚明，筹度极当，实可准行。【17】

为什么奏疏中单单提到“无地穷民”这个词？这个词不是随便捡来的，而是表示“地丁合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其后果就是要把这些“无地穷民”从国家差役的超经济强制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应雇到社会分枝化的各个部门中去，这个倾向是与社会前进的脚步相适应的。假如明朝“一条鞭法”是嘉靖10年（1531）开始试验推行的话，“地丁合一”则是到道光年间（暂确定为1840）才全国范围普遍地施行了。【18】这样计算下来，中国封建社会这场最晚的一次调整和改革运动，前后已经经历了三个世纪之久。

注释：

【1】参看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卷2页101。

【2】明代垦种田土，依据《大明会典》与《明史·食货志》的粗略统计，中叶时为422万余顷，明初“失额”数字当较中叶为小，故实际数字可能较422万余顷为大。其中屯田数字为90或70或65余万顷，即以最小数字计，当为垦种田土总额之十分之一点五。（按最高数字，则应为十分之二）。其中官田，史书中多记载为“七分之一”，则亦接近于十分之一点五。详细数字，请参看伍丹戈先生《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页20～30。

【3】《明宴录·仁宗实录》卷1上与卷6下。

【4】见《天下郡国利病书》龙刻本卷32、《四部丛刊》本第11册。《皇明经世文编》亦收此文。

【5】《续诰》第2，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6】见郑振铎：《元明之际文坛概观》（《文学》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

【7】《续诰》第4，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8】《续诰》第79，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9】见《七修类稿》。

【10】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页16。

【11】参看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卷2页101。

【12】《明实录·洪武实录》洪武四年十二月。

【13】《天下郡国利病书》卷4（北直隶3）引《广平府志》。

【14】本段所引片断原文，均节自《明史·食货志》。

【15】《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6（山东5）。

【16】同卢书卷14（江南2）。

【17】《雍正朱批谕旨》李维钧册。

【18】见王庆云：《石渠余记》器3。

㈧ 官田分为哪几类

元代官田,是指屯田以外所有的国有土地?元代官田的数量颇为庞大,超过了前代?官田种类不一,主要有一般官田?赐田?职田和学田四大类?

一般官田,即封建国家直接占有的官田?元代的一般官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元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以及多种名目的提举司,专责管理官田事务?

元政府在逐渐扩大官田的同时,不断地将官田赏赐给贵族?官僚和寺院,这便是“赐田”?元代赐田之举十分频繁,赐田的数量也很大,动辄以百顷?千顷计?元代赐田,是元代土地制度中较为突出的现象?

职田即官员的俸禄田?元代职田只分拨给路?府?州?县官员及按察司?运司?盐司官员,其他官员则只支俸钞和禄米,不给职田?官员职田的多寡,随品秩高下而定?

1266年,元政府定各路?府?州?县官员职田:“上路达鲁花赤?总管职田16顷,同知8顷,治中6顷,府判5顷;下路达鲁花赤?总管14顷,同知7顷,府判5顷;散府达鲁花赤?知府12顷,同知6顷,府判4顷;中州达鲁花赤?知州6顷,州判3顷;警巡院达鲁花赤?警史5

顷,警副4顷,警判3顷;录事司达鲁花赤?录事3顷,录判2顷;县达鲁花赤?县尹4顷,县丞3顷,主簿3顷,县尉2顷?

政府规定的诸官员的职田数,只是一个给付标准,实际上,官员违制多取职田和职田给付不足额,甚至完全未曾给付的情况都是存在的?职田的收入归现任官员所有,官员离任须将职田移交给下任?

学田,即官办各类学校所占有的土地?元代在中央设置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在路府州县设置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

此外,各地还有大量的书院?除国子学没有学田外,上述其他学校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其中各地儒学是学田的主要占有者?

上述元代各类官田,基本上都采用租佃制的生产形式?大多数情况是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但元代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兴盛,是这些土地上封建租佃关系继续保持其发展趋势的一种反映?

㈨ 福建省上坑官田村 李氏宗词 懂的来

是的，你爷爷应该还会说客家话，说不定你们这一分枝跟我们比较亲，你可以去网上键入 李氏宗祠 看看，没事的时候记得回来寻根问祖啊，我们欢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