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中原告需提交什么证据
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中的的证据，与其他合同纠纷的证据是一样的，凡是能构证明案版件事实的证据，原告起诉权时，都应该向人民法院提交的。
下面是证据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三条 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书证;
(三)物证;
(四)视听资料;
(五)电子数据;
(六)证人证言;
(七)鉴定意见;
(八)勘验笔录。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Ⅱ 两工厂诉某公司外贸代理合同纠纷案评析走向如何
虞军红
案情简介
2002—2003年期间，外贸个体户甲某通过香港某公司承接了金额为50万美元左右的服装订单。甲方通过与杭州乙进出口公司签订出口代理协议的方式，委托乙公司代理甲方将货物出口至国外。而在国内的服装生产环节，甲方通过自己以及雇佣的人员将50万美元的订单交由大约8—10家生产工厂进行生产。
在众多的生产厂家中，A工厂共计为甲某生产了价值人民币34万元左右的服装，B工厂为甲某生产了价值约为人民币53万元的货物。货物通过乙公司代理出口后，甲某共计从国外客户收到款项约为人民币200万元。甲某通过乙公司将上述款项分给了各个生产厂家，但由于国外客户没有将全款汇入，导致各个生产厂家均没有收到足额货款。2005年，A工厂、B工厂以开具给乙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乙公司支付款项的凭证、税务部门出具的增值税已经申报退税等证据在法院对乙公司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要求乙公司支付剩余货款，诉讼的事实和理由为乙公司与工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乙公司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家，应当支付相应的货款。
此后，又有四家生产工厂先后向乙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争议焦点
上述两个案件以及其他四家生产工厂提起诉讼的案件，其争议的焦点是A工厂、B工厂与乙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乙公司是否需要向A工厂、B工厂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
从上述争议焦点可以延伸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在涉及外贸出口代理合同的纠纷中：(1)在委托方(本案中的甲某)未向第三人(本案中的A工厂、B工厂)告知受托人(本案中的乙公司)情况下，第三人是否可以直接要求受托人承担买卖合同责任?(2)受托人乙公司是否可以直接以应当由委托人甲某承担责任为由，拒绝承担付款责任?(3)存在受托人乙公司、委托人甲某、第三人A工厂和B工厂的情况下，如何根据现有证据确定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4)增值税发票在证明是否存在合同关系问题上的证明力如何?其他证据是否可以对抗增值税发票的证明效力?审理判决
某基层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A工厂、B工厂分别起诉乙公司买卖合同(加工合同)纠纷案件后，均作出驳回原告即A工厂、B工厂诉讼请求的判决。其主要理由是A工厂、B工厂尽管提供了增值税发票，且乙公司也已经将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和出口退税，但是乙公司提供的包括甲某的验货报告，甲某出具的证人证言，甲某在业务过程中与A工厂、B工厂的联系函件等证据，足以说明A工厂、B工厂并非与乙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或者加工合同关系，A工厂、B工厂应当向甲某主张权利。
一审判决后，A工厂、B工厂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由两个不同的合议庭分别对两个上诉案件进行审理。经二审法院审理后，A工厂与乙公司的案件，二审法院作出了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乙公司支付货款的判决。该二审判决的主要理由是A工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已经由乙公司收取，且乙公司已经用于抵扣和退税，因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乙公司理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B工厂与乙公司的案件，二审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该二审判决的重要理由是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抵扣与退税只是外贸出口代理中的操作惯例，并不能说明B工厂与乙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乙公司提供的证据说明其只是代理人的身份，且货物的生产、交付等过程均未参与，因此乙公司无需承担付款责任。
Ⅲ 某公司诉大卫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应该怎样看待
陈晓军
案情简介
1992年，浙江省东阳市塑料工业公司(以下简称东塑公司)经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批准并列入“1992年国家技术改造专项结存外汇引进项目计划”，进口“共挤PET片材生产线”一套。经多个国家考察，最后确定向美国大卫标准公司(David-Standard Corporation)(以下简称大卫公司)购置。1992年12月20日，东塑公司的进口代理人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机公司)与美国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机公司)签订上述生产线购货合同。1993年5月16日，美机公司与大卫公司签订上述生产线买卖合同，并明确最终用户为东塑公司。签约同时，美机公司、大卫公司和东塑公司的代表在PET片材生产线的供货范围、设备性能、质量保证、工程设计、安装、试车和接收、培训、保证期等附件上签注了各自的姓氏。此后，东塑公司向中机公司付款231万美元，1994年1月生产线设备到达东塑公司并由大卫公司派人调试。调试中，东塑公司与大卫公司针对生产线质量问题产生了极大争议，到1996年大卫公司拒绝再派人进行调试。东塑公司于1997年8月委托本律师代理提起诉讼。2000年4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大卫公司赔偿东塑公司共挤PET片材生产线设备货款损失2199551．70美元；大卫公司赔偿东塑公司其他经济损失人民币13001936．36元。2004年，本律师再次接受委托，代理二审诉讼。2005年9月2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安装于东塑公司的共挤PET片材生产线设备归东塑公司所有，大卫公司对该设备不再负任何责任；大卫公司支付东塑公司150万美元。至此，历时八年的讼争，终于尘埃落定。
争议焦点
针对东塑公司的诉讼请求，大卫公司提出了驳回诉求的上诉抗辩理由。具体焦点为：
(一)东塑公司与大卫公司有无法律关系
大卫公司上诉提出：大卫公司与东塑公司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大卫公司于1993年5月16日与美机公司在美国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及附件，向美机公司销售共挤PET片材生产线设备。此后，美机公司又将该货物销售给东塑公司委托的进口代理商中机公司。因此，大卫公司与东塑公司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虽然东塑公司的代表在合同附件上进行了标注(签了个姓)，但并不能说明东塑公司是合同方。东塑公司的代表与美机公司的人员一同来，标注也只能算是美机公司一方人员。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九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东塑公司也无权在该货物买卖合同及附件上标注，其代表的标注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因此，东塑公司无权依据该货物买卖合同及附件的约定直接向大卫公司主张权利。
东塑公司本代理人认为：东塑公司、美机公司和大卫公司三方签注的供货范围、质量、培训等方面的协议，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应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份协议虽是合同的附件，但明确约定最终用户为东塑公司，因此对东塑公司的身份是明确的，且是独立于美机公司的。再者，三四年来的生产线调试争议交涉也是在东塑公司与大卫公司之间直接进行的。东塑公司与大卫公司、美机公司对产品使用性能和质量状况等方面签订的书面协议，即对机械设备质量的承诺，是明示的质量保证。而美国二公司作出这种承诺的目的，是要获取上诉人通过中机公司支付的货款，反过来东塑公司正是得到了这些承诺，才会把货款通过代理人支付。且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使不属于合同关系，作为对最终用户所承诺履行的义务，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由东塑公司、美机公司及大卫公司三方代表签署的92MMG-400(62)21US号合同、附件及相互之间的往来函电，构成了东塑公司与美机公司和大卫公司就共挤PET片材生产线设备质量、性能及调试(试车)等事宜达成协议的证明；上述协议内容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对本案三方当事人具拘束力。
(二)是否适用中国法律和受中国法院管辖
大卫公司上诉提出，本案货物买卖合同系在美国由两家美国公司签订，该合同的履行，如付款和交货行为，均在美国，而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之内，其货物买卖法律应当受美国当地法律管辖。因此，两个外国公司之间发生在中国领域之外的法律关系应当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受中国法院的管辖。此外，本案的案由是“产品质量纠纷”，东塑公司起诉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正如前述，大卫公司生产和销售该货物的行为均在中国境外，而《产品质量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该法律的适用地域为中国境内，其适用主体为中国境内的公司、企业(包括中国境内的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工商业经营者，而大卫公司在中国境内没有任何机构或办事处，因而不是《产品质量法》适用的主体。而且我公司并没有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销售该货物。因此，大卫公司在中国既无法律意义上的生产销售行为，又不是中国《产品质量法》适用的主体，东塑公司无法依据《产品质量法》向法院就“产品质量纠纷”起诉大卫公司。最后，大卫公司还提到东塑公司应通过其进口代理商中机公司依据该货物进口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即仲裁条款解决纠纷。
东塑公司本代理人认为，有关质量方面的协议是在北京签订的，该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代理人还提供了当时签注的东塑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谈话笔录，以及其签注时从东阳到北京的飞机票佐证。且协议中已经表明最终用户为东塑公司，及本案机械设备安装、运转和接收合同设备均约定在东塑公司工厂。由此可见，协议的签订及主要销售义务的履行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再者，目前发生质量纠纷的标的物在中国境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的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显然，本案质量纠纷应适用中国法律。基于上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东塑公司选择诉讼标的物所在地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有法可依。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当事人未选择解决争议适用的法律，根据国际私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应以设备的最终用户所在地、安装调试地及争议发生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案所适用的法律。”关于管辖，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东塑公司依据其与美机公司和大卫公司就设备质量、性能等达成的协议提起诉讼，符合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的规定，本案争议标的物在浙江省境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纠纷具有管辖权。
(三)关于主要事实的争议
大卫公司上诉提出：(1)涉及的设备技术较为复杂，相关合同条款也允许大卫公司进行多次调试，尤其是东塑公司在1996年2月13日致大卫公司的传真中也承认大卫公司工程人员的试车“工作十分努力，并且制作了优质的片材”；(2)大卫公司已按约完成调试，是东塑公司未按约签发接收证明；(3)东塑公司未能运转使用本案所涉设备，是其自身的冷却水系统、原材料受污染、工人未按正确方法操作等造成，不应归咎于大卫公司；(4)即使设备试车后有问题也是按约保修和售后服务，但东塑公司拒签接收证明违约在先，大卫公司无法提供保修和售后服务；(5)按合同约定，大卫公司所应担负的最高赔偿金额不得超过合同总价款的5％，而不是全部货款；(6)即使设备有缺陷，大卫公司按约定，也是承担12个月保修期内的修理、更换以及相关费用，不应判令退货并赔偿货款。
东塑公司本代理人与上述相对应认为：(1)东塑公司发给大卫公司的传真均是调试不成的一些交涉，以及索赔要求。至于1996年2月13日东塑公司发的传真，同样表明了大卫公司技术人员在调试过程中替换部件和使用自动模头时其厚度分差不能达到合同要求，厚度不统一，部分规格片材未测试的情况。因为时至春节，传真件的结尾说了一些客气用辞，诸如“工作十分努力”、“制作了一些好的片材”、“新年好运”等。但大卫公司提供的这份传真件中文翻译时刻意地漏译了“一些”二字，且该传真件的主文是调试未完成的情况。(2)双方合同详尽约定了有关调试的条款以及调试所应达到的质量和产能，调试不成功无法生产合格产品和达到约定产能，当然是违约行为。合同约定“经调试产品性能符合合同要求，经书面签收，合同设备视为买方接收了”。这是一个设备是否符合合同要求的形式要件，没有签收，显然不能证明调试完成。这是双方自定的形式条件。(3)合同约定“能生产符合标准的产品基于使用美国原材料”，东塑公司为此从美国进口了昂贵的原材料进行调试。至于工人操作等按合同大卫公司有义务负责培训，且调试操作是在大卫公司专家现场掌控下进行的。其他客观方面理由更无事实依据。(4)不签收就拒绝再提供售后服务的这种态度，印证了上诉人在四次调试不成以后无理而强硬地拒绝继续调试，东塑公司迫不得已才走上诉讼维权之路的事实。东塑公司希望早日完成调试，开始正常生产，每次调试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原材料，还要招待大卫公司专家，无故不签收是没有理由的。(5)赔偿不超过5％按约定是指三次运转失败，质量问题低于保证值10％以下设备可以被买方接收的情形。如果整套生产线调试失败，只赔5％，既不符常理，也显失公正，大卫公司对合同的理解是错误的。(6)关于保证期十二个月的约定，保证期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专用词。并且按协议，不论保证期内还是保证期外，都没有排除法律明文规定的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况且，关于保证期的抗辩理由，一审中大卫公司因未参加庭审，应视为自动放弃。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美机公司供应、大卫公司生产的共挤PET片材生产线设备质量不符合协议约定的要求，以及大卫公司未能完成设备的调试工作，均属于违约行为，由此造成东塑公司的经济损失，本应由美机公司、大卫公司各自承担民事责任。大卫公司在设备多次调试失败后，撤回调试人员，致设备仍无法正常运转使用，并进而造成东塑公司的重大经济损失，其违约行为严重影响东塑公司期望的经济利益，东塑公司根据大卫公司违约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合理选择由大卫公司退回货款及赔偿其他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Ⅳ 进出口代理公司和A工厂签订代理合同 而开票付款的都是B工厂 等于A工厂就是个中间商 退税会有问题吗
解答一下，
这种情况下退税是能拿到的，退税是退到代理公司的，一般情况下代理公司都会把退税给签约商，而不是实际工厂。所以楼主可以放心。
Ⅳ 代理合同纠纷，违约责任VS侵权责任，法条竞合。
择其一选择救济。
Ⅵ 民事诉讼：诉讼代理合同纠纷。
按照我们律师的收费标准，风险收费是不能超过30%的，但这个是我们行业行为规范。内如果按照契约容自由的标准来说，你们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但从我国合同法的角度来说，对方要求的数额过多，可以要求法院适当调整。具体的能调整多少，要看我们这边出具的意见和理由了，如果你们人数多，倒是可以考虑委托律师的，我们所就在椒江中院对面。
Ⅶ 关于经销商代理品牌合同纠纷，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吧
具体问题要看相关合同具体约定，建议当面咨询律师为好
Ⅷ 委托代理合同纠纷起诉需要什么材料
你好！ 委托来代理合同纠纷起诉，法源院立案庭都有免费领取的“授权委托书”，要一张填上就行了。
立案时没有填写委托书，开庭时法官也会给你一张空白委托书，让你填。
委托亲属代理，需要亲属关系证明，如结婚证、户口本、派出所、村委会证明。有的法院不严，你说是亲戚就行。
委托非亲属代理，需要你的工作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学校、妇联、工会等某个单位的推荐信。
只是民事诉讼要，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不需要亲属关系证明和推荐信。
如果委托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他们都有空白的授权委托书，他们会填好让你签字，有他们出庭时交给法官的。
Ⅸ 民事诉讼案件中如何认定自营出口和代理出口
在我国，由于对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管理和限制，不具备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往往需要委托具有该项权利的外贸企业代为办理货物出口的手续。而作为外贸企业除为生产企业从事代理出口业务外，也可以自行采购货物，并将货物出口外销，就是通常所说的外贸企业自营出口。可以说，代理出口和自营出口是外贸企业最为普遍的两种经营方式。但是由于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自己对于货物出口究竟是外贸企业的代理出口还是自营出口这一问题认识得不甚清晰，甚至抱有完全相反的错误认识，从而导致两个企业发生民事纠纷诉诸法院后所得到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当事人或损失巨大，或侥幸胜诉。那么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如何区分和认定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是代理出口的关系，还是自营出口，笔者根据近年代理的数起相关案件总结了区分两种出口方式的几个要点，原为读者提供参考。 在详细区分自营出口和代理出口的区别之前，笔者需要重申本文的主旨是要探讨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关于自营出口和代理出口的区分和认定，依此分析的结果往往与行政机关凭借相关单据认定的出口方式是不同的。因为，依照海关和外汇管理等部门的行政程序，通常行政部门是依据报关单和外汇核销单等必要单据上出口人一栏所载的企业名称来确定谁是出口方，而在民事诉讼纠纷中，则需要剖析国内厂商和外贸企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各个方面，从而最终认定外贸企业的行为本质上是代理出口还是自营出口。确定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参考一下几个区别点：在合同名称和合同关系上的区别 在自营出口中，外贸企业需要与生产企业签订一个购销合同，从而达到采购货物的目的，随后外贸企业再与外商签订一个出口销售合同，将货物外销。外贸企业在这过程中分别扮演着买方和卖方两个角色，包含着两个买卖关系。 在代理出口中，外贸企业作为生产企业的代理人，其本人不具有独立买方或卖方的身份，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签订的是出口代理协议，生产企业与外商签订货物出口销售合同。在此种出口中，只包含一个买卖关系。在合同权利义务内容上的区别 由于在自营出口活动中外贸企业既是买方又是卖方，因此其需要对生产企业履行包括收货、付款在内的买方权利义务，对外商则应当履行包括交货、收款在内的卖方权利义务； 在代理出口中，外贸企业既非买方也非卖方，其主要的义务就是帮助生产企业办理全部的出口手续，取得出口单据并交给生产企业去办理退税，主要的权利就是向生产企业收取代理费。在往来结算票据上的区别 在自营出口中，因为外贸企业是向生产企业购买了货物再行销售，因此根据法律规定，货物销售应当缴纳增值税，生产企业会向外贸企业出具增值税发票，据以结算货款；在代理出口中，由于外贸企业不是产品的实际买受方，仅仅是提供出口代理服务，收取代理费，则应当是由外贸企业向生产企业出具代理费发票据以结算。在出口退税权益享有上的区别 国家为鼓励在部分货物出口时准许给予出口企业一定比例的退税，而关于出口退税收益的享有则是区分自营出口和代理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外贸企业自营出口时，作为货物销售的买卖一方，基于货物出口其直接享有出口退税的权益；代理出口中，外贸企业仅负责将相关单据收回并交还生产企业，由生产企业自行办理退税手续并享有退税的权益。在成本费用上的区别 在自营出口中，外贸企业支付货款采购完货物准备将其出口时的同时还要自行承担出口报关费用，货运代理公司的费用，根据贸易术语选择的不同还有可能承担运费、保险费，以及其它全部在货物出口中需交纳和支付的费用；而在代理出口中这些费用都是由生产企业自行承担，外贸企业没有义务分担，即使发生临时垫付的问题，也可以要求生产企业返还。在利润来源上的区别 外贸企业通过自营出口所追求的利润是进销差价，即以较低的价格从生产企业购进货物，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销售给外商，从而达到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的目的，此种出口情况下，国内销售同和出口合同会有两个不同的货物价格；如果外贸企业从事代理出口业务，则其唯一的利润来源就是外贸出口代理费。而买卖关系中仅有生产企业销售给外商的一个货物价格。依现行国内通行的0.5%-3%不等的代理费率来看，自营出口的获利额相对要高于代理出口。在合同风险承担上的区别 所谓高利润高风险，外贸企业通过自营出口获取高于代理出口的收益，当然所承担的风险也相应提高，外贸企业需要面临的风险有外商的质量索赔，外汇无法收回等等；而在代理出口中，货物的质量状况，货物能否安全送达，外商能否及时付汇这些风险都是由生产企业自行承担，而且无论这些风险是否产生及其严重程度均不会影响外贸企业向生产企业主张支付代理费的权利。另外，在国际贸易中往往还会由于汇差产生损益，而这些损益的风险在自营出口中是由外贸企业自行承担，在代理出口中则由生产企业承担。 以上各项是区分外贸企业自营出口和代理出口的几个关键方面，虽然任何案件都有其个性和复杂之处，不可能一概而论，在遇到具体案件时，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只要能够把握住上述的要点，也必能化复杂而简明，透过现象抓住法律关系的本质，从而正确的认定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达到维护交易公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