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例

❶ 李佳琦人格权纠纷案赢了，人格权在法律上的定义是什么

李佳琦人格权纠纷案赢了，人格权在法律上的定义是什么？

2019年的9月，卢某和毕某在杭州成立了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分别是佳琦影视文化发展(杭州)有限公司、美腕(杭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两家公司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就冒用李佳琪的名义进行了生产和销售“李佳琦严选”自热速食，并且还在其包装中使用了李佳琦的肖像。李佳琪的粉丝发现之后，将侵权的产品邮寄给了李佳琪。在今年三月份，李佳琪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两家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106万元。

❷ 在搞一个人格权访问课题研究，哪能找到一些权威的法律案例。

人格权十大经典案例和分析

一、“好一朵蔷薇花”案。1987
入选理由：最早发生的媒体诽谤名誉权的案件
「案情」1985年1月18日，某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蔷薇怨》，《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对某县农机公司统计员王某某与单位领导的不正之风斗争的事迹作了报道。嗣后，女作家刘某到该县体验生活，根据一些人的反映，认为《蔷薇怨》的内容失实，以“为正视听，换回《蔷薇怨》给某县带来的严重困难”为写作目的，撰写了“纪实小说”《特号产品王某某》。文章使用真实姓名，声称“要展览一下王某某”，在文章的人物对话中，使用“小妖精”、“大妖怪”、“流氓”、“疯狗”、“政治骗子”、“扒手”、“造反派”、“江西出产的特号产品”、“一贯的恶霸”、“小辣椒”、“专门的营私者”、“南方怪味鸡”和“打斗演员”等语言，侮辱王某某人格。该文在《女子文学》、《法制文学选刊》、《江河文学》和《文汇月刊》4个刊物发表，发行64。9万册。王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和发表这篇作品的刊物承担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这个案件是《民法通则》实施后最早发生的一件极有影响的侵害名誉权案件。案件的典型性在于：第一，它涉及的是文学作品的侵权问题，写作小说会不会侵害人格权。案例的回答是，文学作品以及其他任何文字作品，只要是用来侮辱诽谤他人的，都能构成侵权的行为方式。第二，在事实基本真实的作品中，只有侮辱的语言，是不是构成侵权责任。案例的回答是，无论是纪实性的文章还是评论的文章，事实不真实，当然构成侵权；事实真实但使用了侮辱、诽谤的语言，使他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的，也构成侵权。第三，构成侵害名誉权的损害事实究竟应当怎样认定。法律并不要求受害人一定要造成痛不欲生、寻死觅活的后果才是精神损害事实，才能够构成侵权责任的损害事实要件，而是侮辱、诽谤的言辞已经被第三人知道，即“公布”，即为造成了侵权的损害事实。因此，这个案例是非常经典的，在人格权法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女经理隐私被宣扬并加以批判”案。1987
入选理由：最早的隐私权受到侵害被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的案件
「案情」1987年，被告曲某担任某供销公司的副经理，原告洪某系该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二人在工作中配合不够默契，曲某对洪某有成见。一次洪某外出，忘记将办公桌的抽屉锁好，曲某趁机翻看，见有洪某的一本日记，便擅自翻阅，发现洪某在日记中记载她对初恋男友的倾心、怀念、思恋的感情，自我倾诉对该男友的相思之苦，把自己比作安娜，把该男友比作渥伦斯基，把自己的丈夫比作卡列宁，感到自己陷入苦闷而无力解脱。曲某见此如获至宝，将相关的内容摘记下来，组织成了证明洪某道德败坏、生活作风不端正的材料，复印数份，寄送组织、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又召开公司职工大会，在会上宣读了洪某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并加以夸张、歪曲的解释。洪某回到单位后，职工对其疏远躲避，有关领导又找其谈话，洪某方知内情。她为维护自己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法院认为曲某的行为构成侵权，支持了原告的诉讼主张。
「点评」《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因此隐私权究竟是不是一个人格权，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在实践中，隐私权受到侵害的案件不断发生，需要对受害人予以法律保护。最高司法机关在司法解释中确定，对隐私权采取间接保护方式进行保护，即侵害隐私权使受害人的名誉受到侵害的，按照名誉权的法律规定处理。本案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事实证明，对于隐私权的间接保护方式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没有确立对隐私权直接保护的制度，就无法全面、完善地保护隐私权。尽管最高法院在2001年做出了对隐私利益采取直接保护方式的司法解释，但是，仅仅承认隐私权是一个人格利益而不是权利，显然是不对的。可
以说，隐私权是最近十几年来普及最为广泛的人格权概念之一，社会的文明进步要求完善对隐私权的立法和法律保护措施。同时，这个案件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法律规定的人格权难道就不是人格权吗？主张“人格权法定”的意见，受到严峻的质疑。
三、“荷花女”案。1988
入选理由：最早发生并由此做出对死者名誉利益予以保护司法解释的案件
「案情」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11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女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点评」《民法通则》规定了名誉权受法律保护，但是没有规定死者的名誉利益是不是要保护以及怎样保护的问题。这个案件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解决。对于这个案件的讨论和关注程度是极为广泛的，不仅在学术上和司法实践上有重大影响，而且在普及法律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司法解释，对于死者的名誉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其近亲属有权提起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诉讼请求。因而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以及理论研究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今天，死者的人格利益受到保护已经写进了民法典草案的人格权法编，再也不是争论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案件的作用是不能忘记的，它的光辉永存。
四、“人体画展览风波”案。1988
入选理由：最为轰动、拖延时间最长的侵害肖像权案件
「案情」甲、乙、丙三人都是某美术学院模特工。在招聘的时候，美术学院和模特工约定按照《招聘简章》处理聘用事宜。该美术学院招聘模特工简章规定，模特工用于课堂教学、写生，对模特工的工作情况予以保密。校方使用模特工规则规定：教学使用模特工，由任课教师填写模特订单，经系主任批准；教师创作，也应先填订单经系主任批准。承包创作任务的单位所用模特工，须在订单上注明，在任务结算时从稿费中偿还模特费。按照上述规定，三位模特工为美术学院提供服务。1988年举行全国首届人体油画大展，规模空前，中国美术馆门前观赏的人排成长龙。油画作者未经三名模特工的同意，将以三名模特工为模特创作的人体画也予以公开展览，作者和美术学院获得若干展出的收益。原告以被告违背原来商定的协议为由，认为公开展示其人体作品侵害其肖像权，请求法院予以保护。直到90年代末，这个案件才审判终结，判决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点评」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并不特别重大，但是它的影响极大。在当时，举办第一届人体油画展览是一件轰动的事，再加上出现了肖像权纠纷案，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它对普及人格权法律知识是极为重要的。之所以将这个案件存放了十年之久才审理终结，就是为了要“冷处理”。在这个案件中，主要涉及的法律问题是模特肖像权保护的特殊性。对于模特的肖像权应当进行保护，但是由于提供模特创作作品的特殊性，对其肖像权的保护是应当
有特殊规定的。我们在起草民法典草案专家建议稿时，起草了一个条文，就是“自然人接受作为人体模特的约定，视为放弃以其人体形象创作的作品的肖像权。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从其约定”。这样规定的理由就是，既然接受作为人体模特的约定，就准许对方以其人体创作作品，如果既准许其以其人体创作作品，又不准许将创作出的作品展出或者出卖，主张这些作品的肖像权，那么提供人体模特创作就没有意义。至于本案之所以认为构成侵害模特的肖像权，是因为双方约定了对模特身份的保密条款。如果不是这样约定，不应当认为构成侵权。另外一点，对一个民事争议的案件，长达十年才予以处理，显然看出“长官意志”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干预作用。这不符合司法规律的要求。
五、“擅自使用病患肖像”案。1990
入选理由：肖像权受到侵害而没有得到司法支持的典型案件
「案情」朱某幼年患眼睑重症肌无力症，于1967年去眼病防治中心防治所诊治。应经治医生请求，朱的家长提供了朱患病症状的照片。后医生陈某接受了朱的治疗资料，接手为朱治疗，基本治愈。朱的家长按照医生的请求又提供朱治愈后的照片一张，交陈某作为医学资料保存。陈某总结自己几十年的治疗经验，撰写了《重症肌无力症的中医诊治和调养》一书，自费出版。后来，陈某在该防治所开设业余专家门诊，专治此症，从中提取50％的挂号费。1989年，陈某撰写稿件，由某科技报社的编辑加工修改，在该报公开发表，介绍该病症的症状及陈的治疗效果，介绍陈的坐诊时间和著作，并擅自配发了朱治疗前后的两张照片。朱某认为陈某与科技报社发表该文时使用其肖像，未经自己同意，具有营利目的，侵害了其肖像权，故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院认为宣传医疗知识对社会有利，该行为不构成侵权，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本案的两个被告未经本人同意，擅自使用原告的两幅照片，其中一幅是其患病病容的肖像，其行为既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也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给原告造成的精神损害是很严重的。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民法通则》第100条中规定的“营利目的”是不是侵害肖像权的构成要件。肯定者说既然是法律的规定就应当是构成要件，否定者说这只是一种表述而不是规定侵权责任。讨论的主导意见是后者。第二，宣传医疗成果是不是就构成侵害肖像权的正当抗辩事由。为公共利益需要而使用他人的肖像和隐私，是构成合法抗辩的，但是，这种宣传医疗成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吗？一方面，肖像权和隐私权都是人的绝对权，除非需要牺牲人格权的那个公共利益特别重大，但本案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另一方面，即使是需要介绍医疗成果，使用他人肖像也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对权利人本人进行保护，不使权利人的人格利益受到直接的牺牲。尽管本案的判决不尽如人意，但是在这些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典型意义。
六、“擅自摘取死者器官制作标本”案。1992
入选理由：第一例尸体受到侵害起诉得到判决支持的典型案件
「案情」1991年11月16日，原告杨某的丈夫、原告武乙和武丙的父亲武甲因患病住进被告某军区总医院治疗，同年11月27日凌晨因败血症、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被告在对武甲进行治疗期间，曾会同医学院的专家对病情进行会诊，两院的专家对武甲病情的诊断存在分歧意见。在此期间，武甲的病情迅速恶化。武甲死后，原告怀疑被告的诊断、治疗有误，要求被告在有外医院专家参加并有武乙在场的情况下，对武甲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以查明死因。被告对原告提出的“附加条件”未给予明确答复，在武甲死亡的当天，在没有办理完备尸检手续的情况下，由本院医务人员对武甲尸体进行解剖检验，并取出心、肝、肺等脏器留作标本以作研究用。次日，原告得知武甲尸体被解剖后非常不满，在找被告解决问题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1992年1月24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反诉原告损害其名誉权。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点评」这个案例并不是第一件请求对尸体进行保护的案件，在此之前河北省也发生了
一件类似的案件，法院以没有法律规定为由，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自然人死亡之后，其尸体究竟是不是要予以保护，在此之前一直是存在争论的问题。受理本案的法院根据法理，认为人的尸体不受法律保护是不符合情理和习惯的，因此直接做出判决，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一个成功的判决。但是究竟基于什么理由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保护，则有不同主张。有的认为人死亡之后遗留的尸体是所有权的客体，由其近亲属享有这个权利。这个理论是不对的。我提出了一个身体权延伸保护的理论，是说自然人死亡之后，其生前享有的身体权就成为了身体利益，体现在尸体上面，由其近亲属予以保护。当然也有其他的理论。总而言之，从这个案例之后，我国司法实践就开始了对尸体的法律保护，这个案件的功绩就是奠定了这种保护的基础。此外，这个案例对于认定身体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权，也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民法通则》只规定了生命健康权的概念，其中是不是包括身体权，理论上有争论。既然死者的尸体是身体权的延伸，那么身体权也就是当然的。
七、“疑似精神病予以强制治疗”案。1991
入选理由：引发人身自由是不是具体人格权讨论的典型案件
「案情」在“文革”中，某矿务局矿工医院医生张某经常发表一些评价林彪、江青等的“另类”言论，该院领导认为其精神不正常，依据精神病院个别医生出具的为精神分裂症的“门诊印象”和“初步诊断”，经研究决定不允许张某上班工作（如果不是这样，张某可能会被定为“恶攻”罪而被判刑罚），工资照发。“拨乱反正”之后，新的院领导决定对张某按照病休待遇开工资，张某认为是领导决定自己不上班并且工资照发的，如果扣工资，就坚持恢复上班工作。院领导认为张某是精神病患者不能上班，并下发文件认定张不具备自主行为能力，并为其指定监护人（行使了法院的权力）。张某不服。该院在未经张某本人及其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派人强行将张用汽车送到精神病医院强制住院治疗38天。医院的结论为：“病员自住本院一月余，未发现明显精神病症状，故未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张某以侵害自由权和名誉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认定侵权责任；对于侵害自由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点评」这个案例是全国第一例关于侵害人身自由权的案件。但是，法院认为人身自由权在《民法通则》上没有规定为人格权，因此不能按照侵害人身自由权认定侵权行为，因而定为侵害名誉权的性质审结本案。这个案件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人格权法定否定说”的意见，就是人格权不能实行法定，民法对于人格权的规定仅仅是列举式的，并且要规定一般人格权作为总的概括，以免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那些人格权或者人格利益由于法无明文而不能得到保护。但是很多司法人员都固守权利法定的原则，认为没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就不是权利，人格权同样如此。本案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可惜的是，在民法草案人格权法编中，对人身自由规定为一般人格权的内容，而不是规定为具体人格权。此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人身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因而是公权利，不能用民法保护。这也是一个荒谬的观点。凡是法律规定的具有人格权性质的权利，都需要民法的保护。对此，民法草案的人格权法编已经有了类似的规定条文了，解决了这个问题。
八、“女青年超市遭搜身”案。 1992
入选理由：引发了一般人格权及其保护的讨论并最终立法的案件
「案情」1991年12月23日，女青年王某、倪某到某超市购物，当二人购物后离开该市场时，超市保安人员追出将二人拦住，责问二人有没有拿超市的东西没有付款。二人如实告知已经付清货款，但是保安人员仍不相信，将二人带到收银台，告知其店方规定有权查阅顾客携带的东西。王某生气地让他们检查，保安人员还是不相信，将二人带到办公室盘问，并摘下帽子、解开衣服、打开手袋进行检查，逼得两名女青年伤心落泪。直到最后没有搜查出任何东西之后，店方才对二人道歉并放行。王某和倪某感到人格受到侮辱，名誉受到
损害，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造成严重精神痛苦，遂向法院起诉。经过法庭调解，超市承认错误，赔偿二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各2000元，二原告撤诉。
「点评」本案是以侵害名誉权起诉，但是它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名誉权的保护问题，而是涉及人格尊严的问题，对一般人格权的承认和保护问题。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各国立法一般都将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代名词，立法规定了人格尊严就等于规定了一般人格权。我国《宪法》对人格尊严是作了规定的，但是在《民法通则》中却将人格尊严规定在名誉权的条文当中，忽略了一般人格权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在这个案件发生时，立法机关正在起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专家们认为，这种行为所侵害的就是一般人格权，就是人格尊严。在民法上，如果不确立一般人格权的地位，对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就无法完善保护。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第43条规定了对消费者人格尊严的保护，确立了一般人格权的地位。现在，民法典草案人格权法编的第2条对此明文加以规定，就是这个案件在人格权法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功绩。
九、“幼女被奸淫堕胎索赔”案。1994
入选理由：最早提出性自主权受到侵害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
「案情」史某为13周岁幼女，1994年7月21日被罪犯刘某奸淫，致其怀孕、堕胎以及治疗等支出费用1300余元。经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后，刘某被法院以奸淫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在刑事诉讼中，史某的父亲以受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身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刑事被告人对侵害性自主权（当时叫做贞操权）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法庭没有准许。后史父又向法院民庭起诉，列刘某为民事被告，要求其承担侵害性自主权的民事责任。
「点评」这是最早发生、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侵害性自主权的案件。但是这个案件的影响不够大。影响最大的同类案件，是2001年发生的王某被**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案，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二审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性自主权及其保护的问题上，立法和司法都存在偏见。性自主权就是指主体自主支配自己性利益的权利，对此，刑法和行政法都有规定，但是在民法上就是不保护。现实的结果就是，在这些偏见面前，本案的受害人以及王某这位受害人，以及许许多多的同样的受害人，权利受到侵害就是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民法草案也还是没有接受这样的意见，不知这个问题的解决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
十、“胎儿受到损害索赔”案。 2001
入选理由：第一次提出胎儿人格利益应当受到保护的案件
「案情」女市民贾某怀有4个多月身孕，某日乘坐某出租汽车公司戚某驾驶的奥拓车出行。在行驶过程中，出租车将正在前方右侧车道修车的黄某、张某撞伤，坐在出租车内副驾驶座的贾某同时被撞伤，右额粉碎性凹陷骨折及颅内血肿。交警部门认定，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司机戚天明及黄某、张某均违反有关交通法规规定，负事故同等责任。贾某认为，出了车祸后，自己吃了那么多药，肯定会对胎儿的健康有影响。某中级法院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学鉴定认为，贾某属十级伤残，其受伤后服用的复方磺胺异恶唑等药物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有一定影响，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用药量及用药方法、时间，加之人的个体差异等，对胎儿的生长发育的具体影响尚无法确定。由于贾某住院后司机戚某等三人拒付医疗费，贾不得不出院。贾某在生下小孩后，与对方多次协商无效后，向法院起诉，请求三名被告赔偿其医疗费、伤残补助费及对胎儿的伤害费等，共计20万元。
「点评」对于胎儿的人格利益保护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新问题，也不是一个试探性的民法措施，而是一个已经成熟了的民法制度，各国民法基本上都是有规定的。本案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在实践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正式提起了诉讼程序。对于胎儿的人格利益的保护规则是：第一，胎儿在母体中受到损害，在其出生之后损害确定之时，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行使。第二，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出生时就是死体的，损害的是母亲的身体或者健康，由母亲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是保护人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三个基本规则也是极为重要的保护措施，在民法人格权法编中必须规定，不然只规定死者的人格利益的保护，不保护自然人出生前这个时期的人格利益，在制度上不平衡，同时对人格利益的保护也不均衡。至于本案，由于胎儿出生之后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损害，尚没有得到证实，因此还无法确定赔偿的问题。

❸ 人格权 案例

案例一:武昌岳家嘴夜市旁，一男子偷盗电线败露后，被人戴白帽示众。律师称，涉嫌偷盗人员被抓后，不能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权利。

记者赶到现场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头上戴着用报纸折成的白色帽子，站在人群中。该男子左眼角有血伤，脖上有血痕，身上灰扑扑的。围观市民正对其询问。

据了解，前晚，当地供电线路被剪断盗走，部分家用电器受损。昨日中午，当地居民发现一名小偷后将其抓获，其另外两名同伙趁机逃跑。因怀疑前晚电线被盗与该小偷有关，居民让他戴上白帽，站在路边示众，并要求供出其同伙。

正当市民继续询问该男子时，一名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男子走进人群，态度严肃，命令戴白帽男子随其离开。据目击居民称，就是“黑夹克”当场抓住正在偷盗电线的小偷。之后，“黑夹克”强行从人群中带走小偷。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

律师说法

不能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权利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范金国律师称，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小偷的人格尊严也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强令小偷下跪、戴白帽子的行为侵犯了小偷的人格权，是违法的。强制控制小偷和带走小偷，非法剥夺其人身自由，则涉嫌非法拘禁。”

案例二:一小偷在X大学西门偷单车，被保安当场抓住。然后，小偷被绑双手，被皮带抽，扛着单车在太阳下晒了约15分钟。接下来，被保安“像赶驴一样，赶了200米送到学校保卫处”。保安如此对待小偷，侵犯了小偷的尊严。

❹ 李佳琦人格权纠纷案，该案件的详情始末是什么

这件事得从去年9月份说起。

去年 9 月，毕某、卢某在杭州注册成立了美腕(杭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佳琦影视文化发展(杭州)有限公司。在未授权的情况下，冒用李佳琦名义生产、销售“李佳琦严选”自热速食，并在包装中使用了李佳琦的肖像。

李佳琦的粉丝发现后将侵权产品邮寄给了李佳琦。今年 3 月，李佳琦起诉两家公司，要求其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106 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产品名称、包装上使用其姓名和肖像，侵犯了李佳琦的姓名权和肖像权。因李佳琦未证明两被告因此所获得的利益，故根据其知名度、被告的过错程度等，酌情认定其经济损失为 16 万元。

所以对于明星(网红)来说自己的肖像权更容易被人侵犯，如果自己的肖像权被人侵犯了可以通过法律保护自己。

❺ 寻找网络人格权的典型案例

关注“网络人格权”

秦平
互联网从其诞生到蓬勃发展，前后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但其巨大影响与重要性已为人们所普遍认识。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开始积极立法以期对网络空间进行有效管理。但就目前各国的立法来看，更多的是对网络信息与网络安全进行保护与规范，对网络中所涉及人的权利保护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现实生活中，法律除了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功能外，还有另一种对人自身的关爱与保护的功能，即人格权保护的功能。在网络世界中也如是，曾经有人毫不夸张地把网络称为人类生活的新空间。这种说法首先因为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人们对它认识的深入和由此带来的网络功能的不断拓展，网络必然会更多地触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的各种关系，甚至是人的情感与隐私；其次，网络与传统媒体不同，它不仅仅是信息的发布者，更多地是与信息的接受者之间进行互动，信息的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网络的魅力所在，现在很多网站都要求上网者注册网名，人们可以利用网名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言论，与其他上网者进行交流，建立各种联系。这就说明网络并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工具，它还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手段，人们可以藉此建立起一套与实现世界中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可见人在网络上是积极的参与者，那么人在网上是否也就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呢？网络虽然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但它还没有虚拟到可以脱离现实生活中的人而存在的地步。因此如果仅把网络立法看成是信息安全立法显然有些狭窄。
“网络人格权”至少在两方面是值得研究的。一是“网民”的著作权。一个传统意义下的作家，他的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不能被任意刊载于商业网站中。反过来也一样，一个网络作家同样也对自己的作品享有相关的权利，不能被任意出版或刊载于传统媒体上，更不能被任意剽窃和篡改。但现在很多问题正出于此。“网民”用自己的网名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却被随意地转载于传统媒体上，甚至被人剽窃，这无疑是一种侵权行为，但在网络中这一现象却十分普遍，而且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二是“网民”的名誉权。上网者虽然可以任意变换自己的网名，但他在长期使用某一网名，并借助这一网名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与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虚拟的人格”，或者说是一种信用，同时也就可能得到这种信用所带来的利益。前不久，一位网络作家之死引来了网上的一片哀悼之声，这大概就可以看成是虚拟人格的一种真实的体现。因此某一网名的使用者很可能想保护它，并长期拥有它。但事实上，在网络上利用各种软件或其他手段任意盗用他人网名，或者对他人已有良好信誉的网名进行肆意攻击和歪曲的行为很普遍，对此网络上也只能用道德进行调整和约束，谴责是惟一的手段。但是不能说网上这一现象与现实生活就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的法律对社会问题的发生应有预见性。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对网络功能的开发，有可能涉及“网络人格权”的问题会更多、更令人意想不到，因此，我们现行的法律对此应有所准备。

❻ 关于人格权的例子谁有 急！！！！！！！！！！！

试论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损害赔偿

作者：范 斌 发布时间：2003-05-15 16:40:49

--------------------------------------------------------------------------------

人格权作为一个民事主体在法律上具备独立人格的基本前提，正受到愈来愈广泛的保护。但这些保护并非是周密和统一的，在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中，具体规定和做法还很不一致。这里，我试读一下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损害赔偿问题。
人格权以其存在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精神性人格权，指自然人对其自身所拥有的精神性人格要素的不可转让的支配权，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等。这种权利对物质性的人体本身没有直接的依附性。另一种是物质性人格权，指自然人对其自身所拥有的物质性人格要素不可转让的支配权，包括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三种。这种权利直接依附于人体，并以物质性的人体作为其存在的载体。

目前，我国立法尚无对人格权的严格区分，但就物质性人格权而言，已辟有专条予以规定。《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些规定对于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是不够全面的。

首先是保护的对象不够全面。很多国家将身体权和健康权规定为两项独立的权利，侵害身体权和侵害健康权是两种相互区别的侵权行为。但我国法律未能明确提出身体权的概念，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其实施有效的保护了。尽管《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后半部分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但是这一规定仅仅排除一种侵犯身体权的形式，显然不能明确地将其视为身体权的法律依据。

其次，产生赔偿责任的条件过于严苛，对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不利。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只有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死亡的才有可能得到赔偿，那么身体受到侵害未造成伤害的，比如被打一记耳光，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不管精神多么屈辱，也不可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只有当精神性的人格权，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荣誉权属人格权或身份权理论上有争议）“四权”受到侵害时，才可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前面的例子中，被害人只能要求侵害人承担赔礼道歉一种责任方式，这显然对被害人的身体权保护不够有力。

最后，赔偿的范围过于狭窄。《民法通则》规定的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死亡的赔偿范围为：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以及丧葬费和死者身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补助费。这些范围实质上仅仅局限在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财产损害的赔偿，而不包括精神利益损害赔偿。但实际上，物质性人格权侵权行为的结果，既有物质利益的损害，又有精神利益的损害。前者一方面体现为支出的增加，如支付医疗费、丧葬费、交通费等，另一方面体现为收入的减少与丧失，如误工损失、劳动能力的降低与丧失而导致收入的减少与消失等。因此对这些项目的赔偿纯属物质利益损害赔偿。后者体现为受害者（含无伤害、一般伤害和残疾）及死者家属的精神痛苦、感情创伤等。只保护物质利益损害，而不对当事人的精神利益损失予以救济，看来这种救济方式对于公民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法律如此规定并非偶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人格权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因此，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不等于说这三种权利是等价的，也不等于说当一个人的物质性人格权受到侵害时，精神利益损害不能通过物质赔偿的途径来加以适度救济。社会是物质的社会，在当前的物质生产条件下，物质利益仍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重要利益。人们的行为趋向，价值观念往往为物质利益所决定。因此，对侵害物质性人格权的行为，完全有必要适用财产责任。我们尽管不能遵循等价赔偿的原则，但是当精神利益损害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有效救济时，确定一个适当的方法，以物质补偿为手段，以精神抚慰为目的又有何不可呢？理论的突破及立法上陆续予以采纳，为我们精神利益赔偿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较为成功的范例。

1991年9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第37条第8项首次规定了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赔偿：“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10年。对不满16周岁的，年龄每小1岁减少1年；对70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最低均不少于5年。”这一条款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了死亡补偿费这个概念，而且还在于对该费用的标准、计算方法和修正事项均作了详细和合理的规定，易于操作，充分显示了立法技术的成熟。可以想见，这一规定的出台，是经过反复酝酿和仔细推敲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可惜的是，由于这是一项由公安部起草的行政法规，该立法经验未能在其后的立法中被广泛采用。

直到1993年10月31日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才在正式立法中提出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赔偿问题。该法第41、42条分别提出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概念，比《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范围有所扩大，并且死亡赔偿金的提法也与死亡补偿费的提法有所不同。死亡补偿费的概念实际上还未彻底挣脱生命是无价的，因此不可能进行赔偿的理论束缚，认为只能进行补偿。而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概念则认为，健康和生命是无价的，虽不能根据物质利益损失等价赔偿的原则进行赔偿，但可以对因此造成的精神利益损失依据一定的原则予以相应的区别赔偿。两相比较，可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比前法已有明显进步。但该法未能规定两种费用的标准和计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犹豫和动摇。同年2月22日通过的《产品质量法》更为明显。此法第32条第一款后半部分规定：“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很显然，该抚恤费的性质与我们平时所说的抚恤金不同。抚恤金是有关单位或民政部门根据劳动法或有关政策，对因公伤残人员及死亡家属所给予的物质帮助。而这里的抚恤费则是基于产品侵权责任，根据《产品质量法》所应承担的财产义务，含有精神抚慰的性质，本质上同样属于对精神利益损害的补偿性质。

标志着我国目前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损害赔偿最高立法成就的是1994年5月12日通过的《国家赔偿法》。该法第27条规定了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两种精神利益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提法一致。标准和计算方法则吸取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经验，既做到了标准的统一，又实现了操作简便的目的。

除了上面这些立法外，一些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参考立法成果的基础上下发的一些司法文件也包含了关于精神利益赔偿的内容。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1995年12月15日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就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详细的标准和计算方法，作为审理同类案件的依据，为大量的缺乏直接法律依据的人身损害案件的解决创造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身损害，即是侵犯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而造成的损害。在这些司法实践的基础上，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一条就明确“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第九条和第十条又分别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和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作出了规定，虽然它未能就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损害赔偿作出细分和明确界定，但此《解释》显然对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先于立法，迈出了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步。相信它将对民法典相应章节的制订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通过上面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损害赔偿的立法趋势大体是：

1)肯定物质性人格权精神利益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并将逐步纳入立法，甚至规定进将来的民法典。

2)身体权将适时纳入保护范围。只要身体受到侵害，无论是无伤害、一般伤害、构成残疾或死亡，受害人或死者之近亲属（以依《继承法》为第一顺序之继承人为限）均可根据损害后果要求侵害人给予抚慰金赔偿——一般侵害抚慰金、一般伤害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

3)为四种抚慰金分别制订宽严适度，便于操作的裁量标准。

如果三种趋势在立法上得以一一实现，则我国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损害赔偿制度宣告正式建立。由此，我国的基本人权保护又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作者单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法院网

❼ 列举5个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案例。

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案例。

案例一

2000年至2001年期间，原告徐诚被某市招生办派往下属某区招生办协助进行中专、技校的招生工作。2000年8月，被告李桦以“徐成”的名义，向省招生办公室写检举信，声称考生张剑“在入学考试时，系他人冒名顶替参加”。

并在信中称“我是市招生办干部，现协助某区招生办进行本年度中专、技校招生工作，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对此事予以反映，本着对国家、对学校、对张剑本人负责的精神，恳请省招生办领导予以查处此事。”省招生办接信后对此事认真进行了调查核实，并进行了考卷笔迹鉴定。

8月28日，省招生办复信“徐成”，说明“参加考试系张剑本人所为，无冒名顶替现象”。徐诚接信后，感到莫名其妙，就向市招生办及有关部门反映此事，要求调查事实真相。

2001年3月，经鉴定：检举信是被告李桦书写。在调查取证及进行鉴定的7个月内，徐诚因精神压力大，受到一定的精神损害。

案例二

江某为能赶上其男友即林某所在单位的分房，因其未到法定婚龄，不能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于是，谎称其身份证已丢失，以购买进口药需要居民身份证为借口，向张某借用身份证。

随后，江某假冒张某之名到其单位开出婚姻登记介绍信，并拿走张某所在地的公共户口薄，与林某一起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江某的假冒行为后被张某发现，张某认为江某的假冒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姓名权，并因此承受了强大的社会压力和精神打击，于是要求江某赔偿损失5000元并赔礼道歉。

案例三

原告A系某公司的股东、董事，在A未参加董事会的情形下，B董事直接在董事会决议等文件上伪造A的签名，致使A变成了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A认为，B的行为是公司职务行为，因此公司未经其同意而盗用其姓名，侵犯了其姓名权，要求法院确认上述盗用姓名的侵权事实，并要求被告公司撤回相关的工商登记，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案例三

第3562067号“易建联Yi Jian Lian”商标（即争议商标）由案外人名乐公司于2003年5月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并于2005年9月被核准注册，其专用期限至2015年9月，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服装、柔道服、足球鞋等。

2009年5月，经商标局核准，争议商标转让给易建联体育用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建联公司）。2006年3月，易建联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请求撤销争议商标。

评审期间，易建联提交的新浪网网页打印件等证据载明：易建联自1999年开始从事篮球训练，2002年入选广东队，同年入选国家青年队。2002年获得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冠军，2003年获得全国男篮甲A联赛亚军。

网页打印时间为2006年3月。2009年11月，商评委作出商评字〔2009〕第33584号《关于第3562067号“易建联Yi Jian Lian”商标争议裁定书》，认定：易建联系我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之前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

易建联公司未经易建联授权，将与其姓名相同的文字申请注册商标，侵害了易建联的姓名权，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裁定：争议商标予以撤销。易建联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案例四

几年前，高先生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期房购销合同，约定房地产公司保证在高先生入住之日起1年内为其办理房屋产权手续，如现房实测面积与期房预测面积发生变化时，按实测面积交纳相关税、费。

高先生入住后不久，房地产公司通知他到公司交纳办理房屋产权证所需的契税、过户费及印花税，高先生交纳了全部费用，并将私人印章交给房地产公司。因高先生购买的期房实测面积大于预测面积，办理产权证需按实测面积重新签订《北京市内销商品房买卖契约》。

房地产公司在高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填写了3份内容相同的《北京市内销商品房买卖契约》，同时在乙方签字处填写了高先生的名字，并加盖了高先生的私人印章。

半年后，房地产公司将房屋的产权证、新合同及高先生的私人印章交给高先生，并向他讲明新合同是为了办房产证而签订的，双方仍沿用旧的期房购销合同。

后高先生起诉至通州法院，称签订新合同他不知道，此合同中减少了许多对他有利的条款。房地产公司为自身便利，冒用他的姓名侵犯了他的利益,要求房地产公司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

诉讼过程中，房地产公司辩称，我公司为高先生的利益使用其姓名，且我公司与高先生实际履行的仍是旧合同，没有给高先生造成经济和精神损失，不构成侵犯他的姓名权。

案例五

2005年6月份，被告王某、李某准备登记结婚，因李某全家搬迁，户籍丢失，无法办理结婚登记。王某随找到自己妹夫姨家(即原告方某家)亲戚，称未婚妻户籍登记丢失，无法办理结婚登记，想用方某的户口薄和身份证附李某的照片去办理结婚登记。

当时方某在外务工，只有父母在家，其父母想只是借用女儿的户口簿和身份证，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同意把女儿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借给王某使用。2005年6月24日，王某、李某登记结婚，结婚证上是方某的名字。

后方某务工回家得知此事，找到王某、李某两人要求用他们自己真实姓名登记结婚。2005年9月5日，王某、李某到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又于2005年9月8日以双方真实姓名重新登记结婚。方某户籍薄上留下了“离异”字样，引起了男友对其有“婚史”的误解，无奈之下诉至法院。

❽ 哪位朋友能帮忙找一个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案例谢谢了！

一般人格权之标的

与各种具体的人格权不同，具体的人格权之标的为各种具体的人格利益（生命、健康、姓名等），一般人格权之标的为概括性的人格利益，各种具体的人格利益不过是概括性人格利益的具体表现。

不少学者试图对一般人格权的标的进行更为具体、充分的阐述。

有人认为，一般人格权的标的是人之存在价值及尊严，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自由、姓名、贞操、肖像、隐私等全部人格利益；[19]

有人认为，一般人格权的标的应当是“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为广义的人身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人身不受侵犯和自主行为的自由，包括人社自由、住宅自由、通讯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婚姻自主等；人格尊严是指公民基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地位、声望、工作环境、家庭关系等各种客观条件而对自己或他人的人格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认识和尊重。[20]

有人认为，一般人格权的标的应为“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与“人格尊严”。人格独立是民事主体对人格的独立享有，表现为人格一律平等。民事主体的人格不受他人干涉，不受他人控制；人格自由既是指人格的自由地位，也是指人格的自由权利，包括保持人格的自由，发展人格的自由；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对自身价值的认识，是他人、社会对特定主体作为人的尊重，是人的主观自我认识和客观社会评价的结合体；[21]

有的人认为，一般人格权的标的为“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22]

很显然，从逻辑上讲，一般人格权为具体人格权的概括和抽象，是各种具体人格权的上位概念，为此，一般人格权的标的也就是对各种具体人格权之标的的概括和抽象。而如果说一些典型的具体人格权之相对应的人格利益均有其命名的话（例如，生命权之标的为生命，肖像权之标的为肖像），那么，所有这些有命名与无命名的具体人格利益之抽象概括，亦即作为一般人格权标的的东西，就应当是“人格利益”。

但是，“人格利益”太抽象了，似乎不能满足我们对一般人格权作更为深入的理解之渴望。因此，我们希望能有比“生命”、“健康”、“名誉”等更为抽象但同时又比“人格利益”更为具体的东西来使“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得以刻画和表现。而如果要在我们已经使用过的词汇中选择一些最能概括、表达和包容各种具体人格利益的用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

一般人格权的标的，正是“自由”、“安全”和“人的尊严”。

❾ 什么是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

人格权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内利。现代世容界各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别人格权或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同时，根据各种人权国际公约和人权法学理论，人格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重要性，但对其性质仍有争论，即人格权究竟是人权、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

❿ 人格权纠纷案怎么打赢

人格，即个性，不存在人格权。打官司？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