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为什么违约行为，侵权行为，缔约过失行为
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是民事责任中的三种具体责任，三者都有民事责任的一般特征，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常易混淆，但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三种性质不同的民事责任，主要区别体现在：
1、保护的利益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制度设立上最初就是为了保护缔约双方从开始接触、磋商到合同不能成立、合同无效、合同被撤销时双方之间为此而形成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并基于这种特殊的信赖关系期望通过合同的订立、履行去实现合同目的过程中产生的信赖利益。所谓信赖利益(Vertrauensinteresse)，是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不成立或无效而生之损失，又称消极利益(Negative Interesse)之损害。”对于信赖利益的损失，依民法一般原理应给当事人予以补偿，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若无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则难以建立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制度，从而使当事人在缔约阶段的信赖利益失去法律保护。而违约责任则重在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履行利益，所谓履行利益(Erfuellungssinteresse),是指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有效成立，并予以适当履行，是债权人享有利益，又称为积极行为上利益(Positives Geshaftsintesesse)或积极合同上利益(Positives Vertragsintersse);合同生效后，对于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而使得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得不到实现时，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侵权责任保护的是当事人的固有利益，即是当事人所拥有的人身权、知识产权、财产所有权等权利。
2、责任的性质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具有法定性，它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不是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产生，并且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形式也是法律规定，即赔偿损失，当事人不能任意选择。同时也是一种财产责任，一般以受到的损失得到赔偿为限，即该责任具有补偿性。而违约责任具有约定性，这是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的形式，约定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数额、计算办法等;同时违约责任也具有一定的法定性，如它规定了定金罚则及约定的违约金不得过分高于实际损失赔偿额等。但，违约责任的性质更多的体现在约定性上。侵权责任同样具有法定性，责任的承担由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不能由当事人作出约定、协商。侵权责任又可分为一般侵权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法律对于特殊侵权责任作出了严格的界定与规制。而侵权责任除了财产责任外，还有非财产责任，同时其兼有补偿性和惩诫性。
3、违反的义务不同。缔约过失行为在本质上都是违反了依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附随义务，也称之为先合同义务;它是在缔结合同中基于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而产生的责任，缔约一方当事人违背以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通知、说明、协力、忠实、照顾等先合同义务，此时合同并未生效，即未发生合同之效力，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产生的根据是先合同义务，它是一种法定义务，其核心是随义务。而违约责任，就其本质而言是违反合同义务，”这种合同义务是一种约定义务，其核心为给付义务，只能产生于已生效的合同。合同已生效，债务人应按合同约定的义务履行，对约定义务的违反，债务人应承担违约责任。相比之下，作为侵权责任前提之注意义务要低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注意义务。债务人的“侵权行为则违反了不得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一般义务，因违反这些义务而使侵权行为具有不法性。”故， 侵权责任是违反了不得侵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一般义务。比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的义务注意程度要小。
4、责任产生的时间不同。缔约过失责任是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诚信义务而产生。它只产生在缔结合同过程中，适用于合同订立中及合同不成立、无效和被撤销的情况下。”在这个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致使合同不能成立，即仍处在要约或承诺阶段，或合同虽已成立但因其合同标的不适法而无效，或因合同虽已成立但因其意思表示的不真实，法律行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而被撤销时，当事人已经为订立合同花费了一定的费用或为签订此合同而丧失了其他利益机会，这样立法上为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对信赖利益的保护而创制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违约责任“是因为违反有效合同而产生的责任，它是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只能发生在合同成立后且已生效，如合同已成立但不生效，此时并没有产生合同义务，因而不产生违约责任，只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合同生效后，债务人开始履行义务，如对合同义务的不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此时才产生违约责任。区分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看合同关系是否有效成立。如果存在的是有效的合同关系，则应适用违约责任，而不必去考虑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如果不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则可以考虑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而侵权责任则以侵权损害的事实为基础，它不一定存在于缔约过程中，也不要求当事人之间存在信赖关系，只有在侵权行为发生后才使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产生了损害赔偿关系。
5、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同。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在缔结合同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应负的先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另一权利主体是信赖利益受损的一方当事人，在缔约过失责任中不可能出现第三人，主体资格具有绝对的相对性，这是因为在缔结合同中只存在要约人与承诺人双方当事人。而违约责任也只能产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时也涉及合同之外的当事人，可能会涉及第三人，但责任承担中也只能是债务人向债权人负担义务与承担责任，这是由合同的相对性决定的，主体资格具有相对的相对性特点。而侵权责任的主体却具有绝对性，是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人，不限于缔约当事人，也可以是销售商、产品制造商。
6、归责原则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则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只有在缔约人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缔约过失责任。如果缔约当事人一方在缔约过程中没有过错，是不能让他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合同未成立、合同无效或合同被撤销，致使对方信赖利益损失时，应以其过错作为确定责任的要件及确定责任范围的依据。这里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过错责任原则要求以主观过错作为过错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即确定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仅要有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致使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而且缔约方主观上有过错;另一方面，这种过错必须与信赖利益的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以此来确定缔约过失责任的范围。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即违反合同义务的当事人无论主观上有无过错，均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已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可。立法上在合同法第107条将该原则予以确立。同时，对于某些有名合同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如合同法第 189条、第191、第320条、第374条、第406条、第425条等，这样形成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导，过错责任原则为例外和补充的格局。而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侵权责任的归则原则有：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公平责任原则，其中，过错责任原则是适用与一般侵权行为的一项基本归则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第126、121、122、124、127条对过错推定原则作出规定;第106条第3款将公平责任于立法确认。
7、构成要件不同。归责原则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的构成要件不同。在此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①当事人双方必须有缔约行为，即这种行为发生在合同订立阶段;②当事人一方必须违背依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的法定义务，即先合同义务;③主观上必须当事人一方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④客观上须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受到损失;⑤当事人主观上的过错与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损失之间须有因果关系。上述五个条件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分为一般构成要件与特殊构成要件，对于一般构成要件目前学界有不同观点，有一要件说、两要件说、三要件说、四要件说。在此认为，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只有一个，即违约行为，只要当事人一方有违约行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需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违法侵权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损害事实的存在、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这四个要件，特殊侵权责任则不需要侵权人主观一定有过错，即使没有过错但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也构成此责任。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侵权责任之要件归为三点：①须有归则性之意思状态，②须有违法之行为，③须有侵害行为与损害之因果关系。
8、行为形态不同。对缔约过失责任构成要件中的缔约过失行为的研究，梁慧星先生，王利明先生，崔建远先生对此有较完善的论述，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见合同法第42条第1款);②欺诈缔约，即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见合同法第42条第2 款);③违反人格及人格尊严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缔约行为(见合同法第42条第3款);④擅自变更，撤回要约;⑤违反初步的协议或意向协议或许诺;⑥泄露或不正当地使用商业秘密;⑦订立合同中未尽保护义务而侵害对方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⑧违反禁止强制订约的义务;⑨缔约之际未尽通知、保密义务等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缔约过失行为;⑩因一方过错使合同不能成立的行为;(11)因一方违反法律、法规致使合同无效的行为;(12)因一方过错使合同变更后无效的行为;(13)因一方过错使合同被撤销的行为;(14)合同不被追认的无效行为;(15)无权代理而订立合同的行为等。违约行为形态不同学者划分不同，有学者将违约行为分为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实际违约又分为不履行合同义务和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不履行合同义务又可分为履行不能和拒绝履行。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又分为迟延履行、瑕疵给付与提前履行等。侵权行为形态可分为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不同学者有不同划分，如：王泽鉴先生将一般侵权行为分为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②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害与他人，③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特殊侵权行为包括①共同侵权行为，②公务员侵权行为，③法定代理人和雇佣人侵权行为，④定做人侵权行为，⑤动物占有人或工作所有人侵权行为。王利明、杨立新先生将一般侵权行为划分为：⑴侵害财产的侵权行为，⑵侵害人身的侵权行为，包括侵害一般人格权、生命健康权、身份权、其他人格权的行为。
9、责任形式不同。由于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所以不能由当事人来进行约定，只能由法律来直接进行规定，而且只能是损害赔偿责任。依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违约责任的责任形式则很多，合同法在第七章违约责任中主要规定了如下几种责任形式：①继续履行;②采取补救措施;③赔偿损失;④支付违约金;⑤定金罚则;同时，在“合同履行”一章中的第63条规定了针对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合同的价格制裁的违约责任形式。而侵权责任除损害赔偿之外，还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等其他财产责任形式和非财产责任形式。
10、赔偿损失的范围不同。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仅限于信赖利益。信赖利益的损失，“不是现有财产的毁损灭失，也不是履行利益的丧失，而是因为相信合同的有效成立，导致的信赖利益的损失。”既包括因他方的缔约过失而导致信赖人的直接财产的减少，如费用的支出，也包括信赖人的财产应当增加而未增加的利益，信赖合同有效而失去的某种应得到的机会。当然，这些利益表现是在缔约时可以预见的范围之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不受可预见规则的限制。赔偿应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依据，适用完全赔偿原则。信赖利益赔偿的结果是使当事人达到合同未曾发生时的状态，但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则不能合意事先达成。而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主要指履行利益(也有学者称之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要受到可预见规则的限制，因违约而造成的实际损害。即合同成立且生效后，而违约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给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失，履行利益赔偿的结果是使当事人达到合同完全履行时的状态。一般而言，相比较违约责任赔偿的范围要比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大。对于赔偿的计算办法、数额等，违约责任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也可事前达成合意。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现有财产的灭失和可得利益的丧失，而且依法享有所谓非财产损害赔偿问题”，即包括侵犯财产权和人身权所造成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
11、免(减)责事由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则没有免责条款，不存在免责的问题，因为在要约承诺阶段不存在实际履行的问题。在缔约过程中只有双方人存在混合过错的情况下才存在减轻责任的可能，即双方在缔约过程都有过错造成了一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时，才可以减轻另一方的缔约过错责任。而违约责任中当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存在违约时，就各自的违约行为对对方承担责任，可以相互折抵。当出现法定的免责事由或约定的免责事由时，违约方将免除承担法律责任。法定的免责事由主要是指合同法第117条规定的不可抗力，包括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社会异常事件等。约定的免责事由包括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和约定的不可抗力的范围，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是对法定不可抗力条款的补充与细化。侵权责任可因加害认证明其已尽了相当之注意义务而免责。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实践，侵权责任免则事由主要有：①依法执行职务，②正当防卫，③紧急避险，④受害人同意，⑤不可抗力。
B. 法人侵权行为的责任有哪些从外部和内部解释。
法人承担其侵权责任的方式
法人对其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自不待言。但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法人代表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对此,各国立法之规定有所不同。
（一）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
此为德国所采。德国虽采“法人拟制说”,但对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理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明文规定由法人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31条）。
（二）法人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然后法人得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的个人责任。
此为瑞士民法所规定。《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2项规定:“法人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第3项规定:“行为人有过错时,行为人另负个人责任。”对前述规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台湾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就损害后果,法人应与有过错的行为人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13]；另一种理解是我国学者的理解,认为依其规定,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应对法人承担责任,并将之称为“两罚制”[14]（前述理解之差异源于海峡两岸所翻译之《瑞士民法典》中文版本对同一条文之不同表述:依台湾译本,前述条文第3项为“行为人就其过错,个人亦负责任”[15]）。
（三）法人原则上应对受害人承担单独责任,但董事等人有过错的,应与法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日本所采。《日本民法典》第44条首先在其第1项规定法人对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因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在其第2项规定“因法人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有损害于他人时,与表决该事项时表示赞成的社员、理事及实施该行为的理事或其他代理人,负连带赔偿责任”。此外,于1974年修订《日本公司法》时补充的两个条文,也作了类似规定。其第266（3）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人也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第266（1）条则就公司董事违法分配盈余、向其他董事贷款、违反竟业禁止义务、违反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之限制以及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承担连带偿还或连带赔偿责任。这些规定,显示出加重董事责任的立法走向[16]。除日本外,其他一些国家如韩国,也大致采用此种模式[17]。
（四）法人应与代表人对加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所采。台湾民法典第28条明文规定了此种连带责任,甚至不考虑代表人有无过错（此处的过错当然不是指加害行为之过错,而是指决定实施加害行为的过错）。此外,台湾公司法第23条也规定:“公司负责任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对于何为公司负责人,该法第8条规定“在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为执行业务或代表公司之股东；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董事。公司之经理人或清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监察人、检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监督人,在执行业务范围内,亦为公司负责人”。就立法理由而言,台湾学者认为,如按法理,法人机关之行为为法人行为,故构成法人机关成员的个人不应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但就保护交易安全立论,则又以规定法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为妥,其有利于促进法人机关之注意,藉以保护交易安全[18]。
至于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责任或与代表人等行为人连带承担责任之后,法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一般认为得适用民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因代表人处理法人事务时,对于法人负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如因其过失而致法人以损失,法人对之享有追偿权。同时,在实行连带责任的情形,如果代表人因其无过失之行为而使法人应负无过失责任,因而代表人也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时,代表人在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反过来对法人享有追偿权[19]。
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采用的是法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对于法人是否得对有过错的代表人享有追偿权,未作直接规定。比较上述立法模式,其不同点主要在是否规定法人代表人与法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下列因素可值考虑:第一,从理论上讲,如果承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法人自身的行为,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法定代表人不存在其自身的个人人格,则难以认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方面为法人之行为,他方面为自己之行为”[20]。故责令法定代表人对受害人负直接责任无法理上的说服力；第二,法人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交易之外（否则应为合同责任）,故规定连带责任并不能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第三,代表人之赔偿能力与法人之赔偿能力通常不可同日而语,规定连带责任,固然可为受害人增加选择机会,但实际意义不大；第四,即令发生因法人机关之恶意或重大过失从事目的外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严重损害,而法人之全部财产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情形,也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责令有过错的股东（尤其是担任代表人的股东）承担个人赔偿责任[21]。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应规定法人对其代表人执行职务的致害行为,对受害人单独承担全部责任。至于法人承担责任后对有过错的代表人的追偿或者处罚,得根据法人章程或者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
注释:
[1]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19-120.
[2] 《德国民法典》第31条规定:“对于董事会、一名董事会成员或者一名合法任命的代理人由于执行属于权限以内的事务,发生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致使第三人受到损害时,社团应负赔偿责任。”《日本民法典》第44条（法人的侵权行为能力）第1项规定:“法人对于其理事或其他代理人在执行职务时加于他人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2项规定:“法人应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葡萄牙民法典》第165条规定:“法人应对其机关（代表人）、人员或受托人的行为负非合同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8条规定:“法人对于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权之人因职务所加于他人之损害,与该行为人连带负赔偿之责任。”
[3]如我国《民法通则》第67条规定,被代理人知道代理行为违法而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4]关于法人对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之时损害的民事责任问题,参见尹田《论法人对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一文,载《政治与法律》1987年第6期。
[5]粱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34.
[6]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54.
[7]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3.
[8]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60-161.
[9]施启扬.民法总则〔M〕.台湾三民书局,2000.131.
[10]史尚宽.民法总论〔M〕.160；施启扬.民法总则〔M〕.131-132.
[11]王泽鉴.民法总则〔M〕.台湾版,189；施启扬.民法总则〔M〕.133.
[12]尹田.论法人工作人员因执行职务而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J〕.政治与法律,1987,（6）.
[13] 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21.
[14] 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7,111.
[15]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62.
[16]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7,111.
[17] 《韩国民法典》第35条规定:“法人就董事或其他代表人,关于其职务所加于他人之损害,有赔偿之责任。董事或其他代表人,不因此而免其自己之赔偿责任。”第36条规定:“依法人目的范围外之行为,所加于他人之损害,对于其事项之决议赞成或执行其决议之社员、董事及其代表人,应负连带赔偿责任。”
[18]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21.
[19]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63.
[20] 史尚宽. 民法总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63.
[21] 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327-336.
C. 王泽鉴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怎么看
王泽鉴先生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生，台湾台北人。台湾司法院大法官，成功高中毕业，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学士、硕士。在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学习期间，以第一名考取台湾公费留学，后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深造，半年后转学至慕尼黑大学，师承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教授研究民法及法学方法论，于1968年获该校法学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律系，讲授民法总则、民法债编、民法物权、比较民法等课程。王泽鉴著作等身，其中《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册堪称经典，在台湾法学界向有“天龙八部”之称，为法律系学生必备民法教材。其余各书亦十分有可观之处，主要包括“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民法总则”、“债之发生”、“不当得利”、“侵权行为”、“民法物权（通则及所有权）”、“民法物权（占有）”等，亦广为各校法律系教师指定为教材。其自Larenz引进之“请求权基础”（Anspruchsgrundlage）思考解题模式，已成为台湾民法学界之主流。然王泽鉴于著作中经常表现出不拘泥于法律之技术性规定、重视价值权衡及判断之精神，经常引述“法之极，恶之极”，勉励学生勿成为仅知法条技术操作之法匠‧虽王师生性谦和不喜招摇，然其学说于海峡两岸均广受推崇，称之为海峡两岸当代民法第一人，谅不为过。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至八辑目录 第一辑 雇用人无过失侵权责任的建立 人格权之保护与非财产损害赔偿 连带侵权债务人内部求偿关系与过失相抵原则之适用 第三人与有过失 缔约上之过失 事实上之契约关系 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 动产担保交易法上登记之对抗力、公信力与善意取得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 诚信原则仅适用于债之关系？ 权利失效 损害赔偿之归责原则 摔角游戏之违法性 商品制造人责任 干扰婚姻关系之侵权责任 奸淫未成年子女怀胎生子之侵权责任 间接受害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及与有过失原则之适用 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 给付不能 不动产赠与契约特别生效要件之补正义务 无法律上原因之财产损益变动 恶意占有人对有益费用之不当得利请求权 善意取得权利之抛弃与损害赔偿 强制拍卖非属债务人财产与拍定人之地位 典权设定后何以不得再设定抵押权？ 同一不动产上后设定之抵押权会妨害先设定之典权？ 耕地承租人事先抛弃优先承受权的效力 矿工工资优先受偿权 优先承买权之法律性质 父母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处分其财产之效力 第二辑 比较法与法律之解释适用 契约关系对第三人之保护效力 悬赏广告法律性质之检讨 无因管理制度基本体系之构成 无权处分与不当得利 赌债与不法原因给付 侵权行为法之危机及其发展趋势 违反保护他人法律之侵权责任
意思表示之欺诈与侵权行为 盗赃之牙保、故买与共同侵权行为 雇主未为受雇人办理加入劳工保险之民事责任 慰抚金 干扰婚姻关系与非财产上损害赔偿 地上权之时效取得 “动产担保交易法”上登记期间与动产抵押权之存续 继嗣与收养之效力 英国劳工法之特色、体系及法源理论 第三辑 “司法院”例变字第一号之检讨 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与消费者的保护 受诈欺或胁迫而为意思表示之效力在实例之分析 自始主观给付不能 不完全给付之基本理论 使用他人物品之不当得利 物之瑕疵与不当得利 以同居为条件之赠与与不法原因之给付 未成年人及法定代理人之侵权责任 未成年子女之财产、父母及第三人 产品责任之现状检讨及其发展趋势 产品责任特别立法之比较研究 侵害占有之侵权责任与损害赔偿 不法侵害他人之物之损害赔偿方法 劳灾补偿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 连带侵权责任与内部求偿关系 雇用人之责任与慰抚金之量定 让与请求权 共有人优先承购权与基地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之竞合 不动产抵押权之善意取得 不动产抵押权与从物 第四辑 法学上之发现 无效法律行为之撤销 纯获法律上之利益 第113条规范功能之再检讨 土地重划完毕，所有权状换发后出卖人应即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 债之关系的结构分析 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 再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 二重买卖 为被害人支出医药费、无因管理及代位
法定抚养义务人为被害人支出医药费之求偿关系 互开支票利用未能兑现与不当得利 添附与不当得利 对未出生者之保护 侵害生命权之损害赔偿 因侵权行为负债务者之拒绝履行权及不当得利请求权 抛弃继承与诈害债权 税捐、工资与抵押权 第五辑 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之规定对物权行为适用之基本问题 三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 出租他人之物、负担行为与无权处分 租售他人之物、所有人之承认与债之主体的变更 买卖、设定抵押权之约定与第758条之“法律行为” 物权行为错误与不当得利 未成年人与代理、无因管理及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制度与衡平原则 不当得利之连带债务 侵害他人债权之侵权责任 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 出卖他人之土地移转登记前被征收时，买受人向出卖人主张交付受领补偿费之请求权基础 德国法上损害赔偿之归责原则 基于契约关系之越界建筑与土地受让人之拆屋还地请求权 离婚契约之拘束力与特别生效要件之履行 两愿离婚“登记”法律性质之争议债法学方法论上之检讨 第六辑 无权代理人之责任 物之损害赔偿制度地突破与发展 “公路法”关于损害赔偿特别规定与“民法”侵权行为一般规定之适用关系 土地登记错误遗漏、善意第三人之保护与“国家”赔偿责任 为债务履行辅助人而负责 出售之土地被征收时之危险负担、不当得利及代偿请求权 物之瑕疵担保责任、不完全给付与同时履行抗辩权 同时履行抗辩：第264条规定之适用、准用及类推适用 买卖不破租赁：第425条规定之适用、准用及类推适用 委托人不得代位行使受任人以自己名义为委托人取得之权利? 通谋虚伪之第三人利益契约 五则法律问题及“司法院”研究意见之检讨 无抚养义务而为抚养时之请求权基础 《在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侵权责任：比较法之分 第七辑
“台湾现行民法”与市场经济 定型化旅行契约的司法控制 基于债之关系占有权的相对性及物权化 挖断电缆的民事责任：经济上损失的赔偿 使用借贷关系终了后继续占用借用物的不当得利 误认他人为生父而扶养与不当得利请求权 土地征收补偿交付请求权与第225条第二项规定之适用或类推适用 时间浪费与非财产上损害之金钱赔偿 第三人利益买卖契约之解除及其法律效果 雇主对离职劳工发给服务证明书之义务 论移转不动产物权之书面契约 时效取得地上权的要件、登记与效力 关于邻地通行权之法律漏洞与类推适用 第八辑 举重明轻、衡平原则与类推适用 人格权、慰抚金与法院造法 契约上地不作为义务 私卖共有物、无权处分与“最高法院” 出卖之物数量不足、物之瑕疵、自始部分不能与不当得利 赠与地土地移转登记前被征收时受赠人得否向赠与人请求交付地价补偿费？ 捣毁私娼馆、正当防卫与损害赔偿 商品制造者责任与纯粹经济损失 银行征信科员评估信用不实致银行因超额贷款受有损害得民事责任 “动产担保交易法”30年
D. 过错推定原则下的侵权责任需要承担全责吗
不需要付全责。
E. 承揽活动中的侵权行为与责任
内容提要: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具有行为人与责任人相分离的特征,但又不同于雇主决定了责任的构成要件。在责任的承担上,定作人应与雇主承担相同的责任。我国未来侵权法应当明确地规定此种责任。
关键词: 定作人/承揽人/承揽合同/替代责任
定作人是承揽合同中的当事人之一,在承揽合同中完成工作并将工作成果交付给对方的一方当事人为承揽人,接受工作成果并向对方给付报酬的一方当事人为定作人。由于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独立地完成主要工作,因而承揽人在进行承揽事务过程中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原则上应由自己承担侵权责任,定作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如果承揽人的工作受到定作人的控制、指挥或者所承揽的工作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定作人应当对承揽人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是定作人的侵权责任,在英美法上也叫作“非代理责任”。[1]此种责任,最早确立于英美法,后来被日本民法典吸收,随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对此未作出规定,直到2003年12 月最高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0条中才明确作了规定。然而,由于本条规定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定作人的侵权责任进行深入探讨,以便为我国未来侵权法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定作人侵权责任的特征与性质
（一）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法律特征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是指承揽人依据承揽合同在执行承揽事务过程中,因执行定作人的有过失内容的定作或指示而不法侵害第三人的权利,造成第三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应当由定作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法律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即承揽合同关系,这是定作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前提。所谓承揽合同,依据《合同法》第251条的规定,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正是这种特定的法律关系,基于公平正义和利益衡量的考虑,要求定作人对承揽人给第三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2. 侵权行为是在承揽人执行承揽事务过程中发生的。执行承揽事务,也就是完成承揽事项。造成损害的行为,是完成承揽事项的行为,超出承揽事项范围的行为,定作人不承担责任。如果承揽事项已经完成,并已交付工作成果给定作人,此时因工作成果的原因导致第三人损害的,虽然应由定作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不属于本文所指的侵权责任,而属于一般的侵权责任。
3. 这种行为侵害的是承揽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的民事权利,而不是承揽人或定作人自己的权利。[2]如果因承揽人的行为导致承揽人或定作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应依一般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决定之,定作人不对此承担侵权责任。
4. 行为人与责任人相分离。造成损害事实的直接行为人是承揽人而不是定作人,是承揽人在执行承揽事项中,以自己的行为造成第三人的损害,但侵权责任的承担者是定作人,定作人为有过失的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不同于雇主的替代责任。虽然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代人受过,甚至在有些国家定作人的责任可以适用雇主责任的规定,但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 （1）虽然二者在责任人和行为人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但是前者是一种承揽合同关系,后者则是一种雇佣合同关系； （ 2）虽然都是代人受过,但是雇主的替代责任是一种常态,是原则；而定作人的侵权责任则是一种例外,也就是说定作人原则上不对承揽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只有在例外情形才负责； （ 3）雇主的替代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否则就不是一种典型的替代责任,而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有时是过错责任,有时则为无过错责任。
（二）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法律性质
关于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法律性质,需要从以下问题着手进行讨论:
1.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还是一种一般侵权责任？多数学者认为,定作人的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一是各国法律对此大都有特别规定；二是此种责任在本质上是一种代人受过,也就是说,本来属于承揽人的行为所致的损害,但却由定作人为之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有的学者将之归类为准侵权行为[3],也有的学者直接将其纳入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 [4]。但日本的学者大多认为定作人的责任并非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而是一种一般侵权责任。[5]还有的学者则区别情况,分类定性,认为定作人有两重责任,即就自己之过失行为负责者,为一般侵权行为责任；就承揽人因执行定作人有过失之承揽事项,而因承揽人之过失所加于他人之损害者, 负特殊侵权行为之代理责任（替代责任） 。[6]对此,笔者认同之。
2.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是一种自己责任,还是一种替代责任？侵权责任依照是否是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可分为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两种。所谓自己责任,即是对自己实施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此种责任在侵权法理论上称之为“对自己加害行为的侵权责任”,大多数的侵权行为属于此类；所谓替代责任是指对他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 最为典型的替代责任就是雇主对雇员因执行职务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而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定作人的侵权责任属于上述哪一种？本文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区别不同情形的责任来确定。定作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概括言之,不外乎两种:一是承揽人执行承揽事务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时定作人对此有过失的,此时定作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责任,属于自己责任。比如,因为定作人的指示存在过失、定作人选择了不能胜任此项工作的承揽人或者根据工作的性质随时提请承揽人注意而没有提请注意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定作人是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是对承揽人的过错承担责任。[7]二是承揽人执行承揽事务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时定作人没有过失的,定作人对受害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就属于替代责任,是代人受过。此种责任情形主要有:其一,承揽工作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即使定作人不存在任何过失,定作人也应对由此发生的损害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其二,定作人对受害人负有法定的保护义务（或不得转移的义务） ,例如承运人对旅客所承担的安全运输的义务、铁路将其铁轨适当地加以封围的义务、市政府保持其街道得到维修的义务、确保交叉路口安全的义务、不堵塞高速公路的义务、确保房地产安全而不损害商业来访者人身健康的义务、根据契约予以维修的义务等,这些义务可以由自己亲自履行,也可以通过契约交由其他人履行,但是,如果其他人未履行此种义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仍然由定作人承担赔偿责任。[8]
3.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还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如前所述,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有的属于自己责任,有的属于替代责任,如果属于自己责任,就是一种一般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问题的是,当定作人的责任属于替代责任时,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关于替代责任的归责原则,各国的立法、判例不尽相同。英美法倾向于严格责任,认为是一种“严格的非代理责任”。德国的立法采取过错推定责任,法国在理论上将雇主的替代责任分为两个方面,即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和危险责任。[9]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虽然仿照德国实行过错推定原则,但比德国又进一步,即依据其民法典第188条第2项的规定,当雇用人反证推翻自己的责任后,法院尚得因被害人的申请,斟酌雇用人与受害人的经济情况,令雇用人承担一部或全部赔偿。有学者认为,这已经接近于英美法上的严格责任了,但还不够,还不足以满足人们的法律感情,亦不足以适应现代社会经济之状况,因而主张应明确规定严格责任为宜[10]。本文认为,当定作人的责任属于替代责任时,应适用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原则,原因在于:第一,替代责任是指代负他人侵权行为之责任,而非就自己之行为负责,所以论其性质,系属无过失责任；第二,当定作人承担替代责任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更具合理性。尽管在理论上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有主张“控制与监督”说者,有主张“公共政策”说者,还有主张“注意义务”说者,其实“替代责任理论并非源于任何极其清楚的、具有严密逻辑的法律原则,它实际上源于社会的安排和便利以及朴素的正义”[11]；第三,我国有学者认为,替代责任采取严格责任理论与雇员的过错责任难以协调,即当雇员的行为造成第三人损害时,如果雇员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除自己的责任时,雇主因为承担严格责任而仍然要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不符合侵权法的基本原则的[12]。在笔者看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替代责任是就他人的侵权行为负责,如果他人的行为不存在过错或者说不构成侵权行为,替代责任人当然也无需就他人的侵权行为负责,根本不存在雇员没有责任而雇主却代他承担责任的问题。
二、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其责任承担
（一）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1. 须是责任人与行为人处于特定的承揽合同关系中。在定作人的侵权责任中,实际加害人与责任人是分离的,但这种分离并不意味着责任人可以对任何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必须是相互之间处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才有承担责任的必要,这种特定的法律关系就是承揽合同关系。在实践中,有时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不十分明朗,很容易导致责任的认定出现偏差。因为存在雇佣关系时,雇主通常要为雇员的行为承担替代责任,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由雇员自己承担,但是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只是按照定作人的标准来完成工作,而不需要接受来自定作人的具体支配、控制和指示,具有独立性,因而在通常情形下定作人不对承揽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承揽人与定作人接近于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时,才由定作人对承揽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那么如何确定行为人的身份是雇员还是承揽人？在理论和实践中也没有一个普遍被人们接受的的标准,往往是由法官综合各种因素灵活决定,这些因素一般是: （1）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有明确规定的,按合同的规定予以确定,无合同规定时方可考虑其他因素； （2）受雇时间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如果是长期固定的,则可能是雇员,一个临时工不能算作是雇员； （3）工作性质是日常的还是应急的？如果从事的是雇主日常的业务,则可能是雇员；如果被叫来处理一些临时事务则不算雇员； （4）该工人是否另有自己的雇主和业务？如果有,则很可能是独立的承揽人； （5）工作的地点在哪里？ 雇员必须在雇主规定的地方工作,但承揽人则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6）是谁提供工作的工具和设备？ 雇主肯定要为雇员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设备,但承揽人一般是自备工具； （7）领取工资的方式是固定的还是一次性的？雇员领取工资的时间和方式一般都比较固定,如一个月一次。但承揽人则比较自由,一般是一次性领取[13]。等等。
2. 须是承揽人在执行承揽事项中对第三人造成了损害。侵权责任的承担以损害的发生为前提,没有损害就没有赔偿[14]。对此要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第一,必须是承揽人执行承揽事项,如果与承揽事项无关的行为造成了第三人的损害,则与定作人无关,定作人无需承担责任；第二,必须是承揽人执行承揽事项的行为造成了第三人的损害,如果给自己造成了损害或者是给定作人造成了损害的,要么是自食苦果,要么属于违约责任或者一般人的侵权责任,而非此处的定作人责任问题；第三,必须是承揽人对造成第三人损害的行为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该行为虽然造成了第三人的损害但不构成侵权,或者虽然构成侵权但存在免责事由,也不会产生定作人的侵权责任问题；第四,承揽人的侵权责任可以是过错责任,也可以是无过错责任,只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且不存在免责事由,即为充实了本要件。在我国台湾民法学界,针对定作人的过失侵权责任是否以承揽人执行承揽事项时主观上存在过错为要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否定说,认为如果承揽人也有故意或过失,那么就与定作人构成了共同侵权,此时就无所谓定作人的侵权责任问题；二是肯定说,认为仅有定作人的过失而无承揽人的过失,无异于定作人以承揽人为工具而自为侵权行为,此时也不属于定作人的侵权责任了。由于肯定说与否定说都有道理,所以有些学者就干脆认为台湾民法第189条的规定不过是一种提请注意的规定,而没有实质意义,因为无论有无过错均可归结到共同侵权和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中。[15]史尚宽先生则认为,承揽人是否须有主观的责任要件,因定作人承担的是独立责任（就自己的加害行为负责）或代理责任（替代责任）而不同。当定作人承担独立责任时,无须承揽人有过失,因为定作人不是就承揽人的行为而负责,而是就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只需有客观的违法要件为已足；当定作人承担代理责任时,是否需要承揽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则应以承揽人构成侵权行为的要求为已足,因为此时定作人是对承揽人的侵权行为负责。本文赞同史尚宽先生的观点,因为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无论是自己责任还是替代责任,都有其独立的构成要件,至于承揽人的行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只能影响到承揽人执行承揽事务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与定作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要件无关。
3. 须是承揽人依据定作人的定作或指示执行承揽事项。定作人的地位虽然与雇主的地位相类似,但是承揽人则与受雇人不同,因其执行承揽事项,原则上是独立自主的,并不受定作人的指挥和控制。虽然我国《合同法》第260条规定了定作人监督的权利,即“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但“定作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这里的“监督检验”主要指的是监督、检验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的质量和进度等,包括防止承揽人违反合理工序及偷工减料的行为,而不具有雇主对于雇员的那种管理、支配和指示的权力[16],所以承揽人对于定作人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因而承揽人因执行承揽事项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时,定作人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如果定作人对承揽人行使了事实上的指示或控制权力时,承揽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丧失了独立性,非常接近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此时承揽人就无法控制该行为的风险了。在这种情形下,基于公平正义以及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要求,应由定作人向受到损害的第三人承担责任。当然,如果承揽人在执行承揽事务时,并未按照定作人的指示或要求进行,就不会存在定作人的侵权责任了。
4. 须是定作人的定作或指示存在过失。此所谓“定作”是指工作自身的性质而言,所谓“指示”是说指示工作进行的方法而言[17]。当定作人对承揽事项自身性质或指示工作进行的方法有过失时,即有可能构成定作人的过失侵权责任。依据判例和学说,下列情形属于定作的过失:第一,定作的事项违法,如未经市政部门许可在道路上挖掘深沟；第二,该事项虽不违法,但有侵害他人权益之危险,如明知在自己土地上深挖地基可能导致邻居房屋倒塌,而仍然将该工程发包；第三,定作人明知承揽事项存在危险,但不告知承揽人,如某医院明知其垃圾中有SARS病毒,但未告知处理垃圾的承揽人,听任其按照通常做法处理。[18]第四,明知承揽人不能胜任此项事务而偏偏选派其完成该项事务,如选派没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公司承揽该项工程。指示的过失是指定作人对承揽人的具体行为所发出的指示存在过失,例如在闹市中要求出租车司机高速行驶等。定作或指示存在过失,可以是积极的作为,如命令违章作业,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如承揽事项明显有危害他人的可能却不向承揽人提示预防措施而任其进行。
5. 须损害之发生与定作人的过失具有因果关系。定作人于定作或指示虽有过失,而承揽人执行承揽事项未依其定作或指示时,则他人因执行承揽事项所受之损害,与定作人的定作或指示并无因果关系,定作人自不负过失侵权责任。
上述五项要件中,如果定作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则须全部具备五个要件,如果定作人承担的是无过失责任,只须具备前三个要件即可。在举证责任上,须由受害人承担。
（二）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承担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要件具备后,应当如何承担责任？我国大陆有学者认为,定作人的责任应当区分以下几种情形确定:第一,如果定作人具有全部过错,而承揽人的行为毫无过错,构成了典型的替代责任,应由定作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第二,如果定作人和承揽人都有过错,则构成了共同侵权,应由定作人和承揽人连带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如果定作人对第三人的损害毫无关联,定作人不承担责任,而由承揽人单独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9]。
本文认为,我国大陆部分学者的主张,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在第一种情形,实际是定作人就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根本不是替代责任,更何况替代责任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在第二种情形,如果构成共同侵权,各国的立法就没有必要专门就定作人的侵权责任进行规定,而直接适用共同侵权的规定就是了；至于第三种情形,与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无关,法律更无明确规定的价值。所以,这种主张不能成立。笔者以为,定作人的侵权责任要件具备后,应由定作人向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承揽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应与定作人连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后,可以向承揽人追偿。
三、对我国未来侵权法中确立定作人责任的建议
我国未来侵权法应当明确规定定作人的侵权责任,让处于优势地位的定作人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这不仅体现了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而且有助于定作人能够积极采取预防损害事故发生的措施,从而避免或减少损害事故的发生,同时也有利于督促定作人投保责任险,向社会转移风险,增加受害人获得赔偿的可能性。
在立法体例上,本文结合我国的司法解释及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我国未来侵权法中定作人侵权责任的如下条文建议:“承揽人在完成承揽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承揽人有过失,或者违反法定不可移转的义务的,应当对受损害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承揽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应当与定作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定作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承揽人追偿。”
注释:
[1]徐爱国:《名案中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
[2]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3]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 - 205页。
[4]郑玉波著、陈荣隆修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 - 162页;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册) ,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305 - 307页。杨立新:《侵权法论》(上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 - 436页。
[5]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6]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7] William L. Prosser , Law of torts , 4 th ed , West Publishing Co , p. 470.
[8]张民安:《雇主就其雇员的行为所承担的侵权责任》,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2卷) ,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8 - 114页。
[9]同注8。
[10]王泽鉴:《雇用人无过失侵权责任的建立》,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 - 35页。
[11] Inperial Chemical Instries Ltd v. Shatwell [ 1965 ] A. C. 656. 685.
[12]张民安:《雇主就其雇员的行为所承担的侵权责任》,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2卷) ,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8 - 114页。
[13]李亚虹:《美国侵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14]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15]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 - 314页。
[16]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17]杨立新:《侵权法论》(上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页。
[18]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19]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F. 什么是侵权责任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顺便举几个例子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均归于消灭的债务。 从债法的意义上说，不真正连带债务不履行的后果，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侵权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多数行为人对一个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的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各个行为人产生的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各负全部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的侵权责任形态。
例如，在侵权行为法的产品侵权责任中，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责任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不论受害人向法院起诉生产者还是起诉销售者，只要生产或者销售的产品有缺陷，造成了损害，就应当由被起诉的被告承担责任，如果起诉的是销售者，而产品缺陷又是生产者造成的，那么，销售者在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可以向生产者求偿。
[案情] 张某和李某于2002年１０月１日结婚，婚后由于性格不合，自2003年３月１２日起分居。２004年１月１日，李某回家看望儿子时，顺手拿走张某抽屉里一张１０万元Ａ银行定期存单，次日凭本人身份证和结婚证将存单提前支取。张某遂起诉。[几种观点] 1、李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张某的损失应由李某承担，A银行不承担责任，张某应向李某主张侵权责任。
2、李某对张某构成侵权，A银行对张某构成违约，按责任竞合，张某只能择一行使其请求权。
3、A银行行为既具有违约行为性质，又具有侵权行为性质，其民事责任属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张某对A银行可以择一行使其请求权。只有在认定李某、A银行均构成侵权的基础上，张某才可以张某、A银行为共同被告。
4、本案应按不真正连带债务处理，李某、A银行应对张某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分析] 1、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李某在未得到张某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以张某的名义支取存单，构成无权代理。《合同法》第48条规定了无权代理合同的效力。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而不是绝对无效的合同，因为此类合同尽管因代理人缺乏代理权而存在瑕疵，但此种瑕疵是可以修补的，也就是说，因为本人的追认可以使无权代理行为有效。然而，本案中，张某并没有也不可能事后追认李某的无权代理，这就涉及到李某所实施的无权代理行为是否当然无效的问题，也就是说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所谓表见代理，是指被代理人的行为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基于此项信赖与无权代理人进行交易，由此造成的法律效果法律强使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表见代理制度之设，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与交易的安全，对疏于注意的被代理人，令其自负后果。构成表见代理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件：一是主观上存在使善意第三人相信无权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理由；二是第三人善意且无过失；三是无权代理人与第三人所为的法律行为，合于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代理行为的表面特征。本案中，A银行工作人员的过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A银行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下文将对A银行的违约作详细分析）。《储蓄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储户提前支取的，必须持存单和存款人的身份证明办理，代储户支取的，代支取人还必须持有其身份证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对身份证明作了明确界定，即“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护照、居住证”，同时明确“办理提前支取手续，出具其他身份证明无效。”因此，本案李某必须出具张某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护照、居住证）、存单和自己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护照、居住证），Ａ银行才能为其办理提前支取手续。Ａ银行工作人员在李某未能出具张某上述规定的有效身份证明的情况下，以结婚证作为张某的居民身份证明，违反《储蓄管理条例》规定，显然存在过错。上述分析表明，本案A银行因其工作人员的过错，不能主张李某的行为为表见代理。
2、本案是否存在责任竞合？
李某对张某的侵权和A银行对张某的违约在本案中是很明显的。
（1）李某的行为构成对张某债权的侵害。所谓侵害债权，是指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或与债务人恶意通谋实施旨在侵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并造成债权人损害。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侵权主体主要是债的关系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当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通谋、实施旨在侵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时，债务人亦可以成为侵害债权的主体。二是侵权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这就是说，侵权行为人不仅明知他人债权的存在，而且具有直接加害于他人债权的故意。对于债权人来说，他要向第三人主张侵害债权的赔偿，也必须证明第三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具有损害其债权的故意。如果他不能证明行为人具有损害债权的故意，而仅能证明行为人具有侵害其他权利的故意（如侵害债权人的其他财产的故意），或者侵害债权的主观状态为过失，均不能构成侵害债权。本案中，张某持有的存单是对A银行享有债权的凭证，李某作为储蓄关系（张某和A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未征得张某同意擅自从张某家中拿走其存单（债权凭证）并支取，主观上李某不仅具有违法的故意，而且客观上李某的违法行为造成了张某债权（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灭失，符合侵权债权的构成要件，李某的行为构成了对张某债权的侵害。至于李某实际占有了应由张某取得的10万元存款及利息，李某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张某财产权的侵害，而是侵害A银行现有财产的行为。因为，A银行的行为只造成了对张某合同债权的侵害，并未造成对其现有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因而不存在侵权的客体。张某的存款由于A银行的过错被他人支取，张某的损失是其合同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失。存单作为合同凭证，所记载的是一种合同债权而非所有权。储户到银行存款，将其货币交付给银行，这将发生货币所有权的移转，这一现象正是由货币的特殊性决定的。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种类物，在交易上可以互相替代，货币所有权与占有是合一的，随占有的移转而移转。货币的占有人即推定为货币的所有人，故货币所有人将其一定数额的货币出借或委托他人管理或在银行存款，可推定借用人、管理人、银行即时取得货币所有权，在借用、管理、储蓄期间，借用人、管理人、银行使用这些货币并不构成违约和侵权行为。因此，本案中，张某基于存单所享有的权利只是一种合同债权，即请求A银行按存单支付本息的权利，因李某的侵权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张某的合同债权而不是货币所有权。利息是根据储蓄合同所产生的，如果双方没有合同关系，利息的取得无法律根据，只有在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张某才可能取得利息，而请求A银行支付利息也是合同债权的组成部分，利息的损失当然也是合同债权不能实现的损失。李某实际占有10万元及其利息财产之前，财产权（10万元及其利息财产的所有权）属于A银行。由于李某对上述财产的占有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因此对银行而言，李某构成不当得利。
（2）违约行为是指违反合同债务的行为，亦称为合同债务不履行。这里的合同债务，既包括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又包括法律直接规定的义务，还包括根据法律原则和精神的要求，当事人所必须遵守的义务。储蓄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A银行签发的存单便是合同的表现形式。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有关储蓄章程和规范（见上述关于存单提前支取的有关规定），也就是规定存储蓄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条款。这些条款虽然只是银行单方的意思表示，但如果储户自愿地把钱款存入银行，便是储户全部接受了已经拟就的合同条款，储蓄合同即告成立。《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一般而言，合同义务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所负有的应从事或不从事特定行为的义务，当事人只有切实履行其应负有的义务，才能使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得以实现，义务人不履行其应负的义务，则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义务主要是由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但义务的来源又不限于当事人的约定，还包括法定义务和依据诚实信用所产生的注意、保护、忠实、保密、协作等附随义务。就法定义务而言，当事人可以就法律的任意性规范作出特别约定，但如果当事人未作特别约定，则法律规定的应由合同当事人负有的义务自然构成合同的内容，也就是说，法定义务成为合同义务。
本案即涉及此种情况。张某到A银行存款，便与A银行发生储蓄合同关系。储蓄合同的内容都是由法规和规章加以明确规定的，除了其中某些任意性规定可以由当事人特别约定排除外，其他内容都应自然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上述存单提前支取的有关规定虽然属于行政规章的规定，但由于它是国家金融管理机关针对储蓄合同当事人双方所作的规定，而不是对银行内部的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的单方面规定，因此，它当然构成储蓄合同的内容。任何一方违反该条规定的义务，即构成违约。A银行在无张某身份证和张某委托他人代取的依据的情况下，未按有关规定为李某办理提前支取手续，致使张某的存款被非存款人李某支取，显然已违反上述规定，属违约行为，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那么上述责任是否存在竞合呢？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是民法学上数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著名问题，至今仍无定论。王泽鉴先生认为，相关理论大致分为三类：法条竞合说、请求权竞合说与请求权规范竞合说。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从本条规定来看，两次出现的“要求”即“请求”之谓，其实是承认受损害方可以有两个请求权，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解释七”的标题“请求权竞合”更是反映得明白无误。关于责任竞合，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１）责任竞合也就是请求权竞合。（２）一个事实同时符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分别发生两个请求权，这两个请求权是相互独立的存在，原则上彼此不生影响。同时基于合同法第122条允许竞合的规范目的（保护请求权人而非允许他滥用权利），不允许请求权人分别处分两个请求权，或让与不同之人，或自己保留其中一个而将另一个让与他人。（３）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对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３０条）。（４）请求权竞合的所有请求权是指向同一给付的，而对这一给付，只能请求一次。如果其中一个请求权得到满足而消灭，由于它和其他请求权在内容上是重叠的，则其他请求权亦随同消灭。（５）我国法律承认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并不意味着完全放任当事人选择请求权而不作任何限制。如果法律直接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只能产生一种责任，排除责任竞合的发生，那么就应遵守法律的这种规定。
上述关于责任竞合的分析表明，构成责任竞合为：（1）一个具体事实，具备侵权行为与债务不履行的要件；（2）多个独立的请求权权利主体为同一债权人，多个独立的请求权共同指向同一债务人。本案虽然李某对张某构成侵权，A银行对张某构成违约，虽然存在两个独立的请求权，但不构成责任竞合，因为：（1）两个独立的请求权的产生根据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侵权责任请求权的发生根据是李某对张某的侵权行为，违约责任请求权的发生根据是A银行对张某的违约行为。两个独立的请求权的发生根据是两个独立的事实。（2）两个独立的请求权指向两个独立的债务人。张某基于李某的侵权行为，从而享有对李某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基于A银行的违约行为，从而享有对A银行的违约责任请求权。因此，本案张某对李某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和对A银行的违约责任请求权不存在竞合。
3、A银行是否构成对张某的侵权？
如果A银行的行为构成侵权，有两种可能：一是A银行单独向张某实施了侵权行为；二是A银行与李某构成对张某的共同侵权。
（1）A银行对张某的单独侵权不能成立。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或人身。就侵害财产权的行为而言，其客体主要是指现有财产和利益，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包括合同债权。本案中，A银行的行为只造成了对张某合同债权的侵害，并未造成对其现有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具体理由见上文2（1）有关分析]，不存在侵权的客体，因而不能认为A银行构成一般侵权。
（2）A银行不构成侵害债权的特殊侵权行为。从本案来看，A银行未按规定为李某办理提前支取手续，乃是一种过失行为，其主观上并无侵害原告债权、加害于原告的故意，不符合侵权的主观构成要件，且A银行是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并不是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符合侵害债权的客观构成要件[见上文2（1）]，因此认定A银行的行为构成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是没有根据的。张某的债权客观上受到侵害，是因为A银行的行为违反债权合同（存单）的约定，所产生张某对A银行所享有的债权不能实现的后果，A银行的行为性质属于违约而非侵权。
（3）A银行与李某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一方面，共同侵权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数个行为人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过错，正是由于他们之间具有共同过错，才使其行为联结为一个整体，并因此成为受害人损害的共同原因。从本案来看，A银行与李某之间，就非法占有原告财产而言，既不存在着意思联络，也不存在共同的行为指向。A银行的行为虽有过错，但其主观上并不希望他人非法占有其储户的财产，因此认定A银行与李某之间具有共同过错，理由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说，A银行的过错行为只是造成了张某合同债权不能实现，并没有直接实施侵害张某现有财产所有权的行为，由于不能认定A银行实施了侵权行为，因此，也不能认定A银行与李某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
4、A银行与李某应对张某的损失承担不真正连带债务，即前者与后者分别基于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而负同一内容的债务，彼此之间并无连带关系，但其中之一履行债务后另一方的债务也因债权的满足而归于消灭。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判例学说发展而来的民法制度，各国立法并无明文规定，但各国均承认此项制度。即使在理论上存有歧见的国家（如德国），肯定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观点仍为通说。由于不真正连带债务有着异于连带债务的独立存在的价值，且已形成处理此类问题的成熟的精巧的科学方法，这种理论和制度无疑已成为人类优秀民法文化的一部分。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迄今为止尚未引起我国民法理论的重视。既然我国广泛存在着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案例类型，借鉴西方国家处理此类问题的成熟做法无疑会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对同一债权人之同一内容的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均归于消灭的债务。不真正连带债务属于广义的请求权竞合的一种，与狭义的请求权竞合不同。狭义的请求权竞合是同一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对同一法律后果享有数个请求权，债权人可择一行使。不真正连带债务则是债务人就同一给付对于数个债务人分别单独地发生请求权，因一请求权的满足而使余者均归消灭。不真正连带债务特征如下：（1）债务必须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必须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而产生。不真正连带债务是各个独立的债务，各项债务均是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而分别存在的。本案中，A银行因对张某构成违约，应对张某负违约责任，而李某因对张某构成侵权，因而应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二者产生的原因是不同的。在这方面与一般的连带债务是不同的，连带债务产生的原因是同一的，如基于合同约定或某种共同侵权行为而产生连带债务。（2）不真正连带债务没有共同目的，只有各自单一的目的，各债务人之间对债务的发生在主观上也无联系，给付的相同纯属于相关的法律关系偶然性发生巧合。本案中，A银行与李某并无共同的故意，亦无任何意思的联络，更无共同的约定，其对张某所负的债务联结在一起，是偶然形成的。（3）数个债务人的给付内容是相同的。本案中，A银行与李某对张某所负的责任内容是相同的，即返还10万元存款及利息。（4）债务人为多人，债权人享有数项请求权，如果债权人实现了某一项请求权，就不应再向债务人提出请求。也就是说，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尽管债权人对各个债务人享有分别的请求权，但因为数个债务人的给付内容是相同的，债权人的一项债权实现后，其利益已得到实现，因而不应再向其他债务人提出请求。所以，在本案中，既然张某对A银行和李某享有的是不真正连带债权，因此，一旦张某向A银行或李某其中任一方请求承担责任而使其债权完全得到实现以后，其享有的对另一方的债权即应发生消灭。只有在张某向其中一方提出请求后不能保护其利益时，才能向另一方提出请求。
不真正连带债务人在涉讼时能否作为共同被告？由于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有不同的法律关系，其诉讼标的并非同一，按《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的规定不能作为必要的共同被告。当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同种类（如同为违约或侵权行为）时，才按非必要共同诉讼处理，债权人同时起诉各债务人时可将其列为共同被告；当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同种类（如本案中一为违约行为，一为侵权行为）时，如果债权人同时起诉几个债务人，为简便程序，也可按非必要共同诉讼对待，因为此时各诉讼的目的在客观上相同。当然，即使将此类诉讼作为非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应当对不同的债务人分别作出判决。判决确定后，债务人之一履行判决而使债权得到满足时，其他判决也因目的达到而丧失执行根据而终止执行。
综上所述，本案张某可将A银行和李某列为共同被告同时起诉，请求A银行和李某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A银行或李某其中任一方履行债务而使张某债权完全得到实现以后，张某享有的对另一方的债权即应发生消灭。
G. 不当得利与侵权
我用自己的话来简单归纳一下，也许答案不够严谨，但是应该可以解释明白。
1 侵权、不当得利都是债的发生方式，也就是说，都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债权。
2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简而言之，一方受损一方受益，受损与受益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为给付性的和非给付性的，非给付性不当得利中，有些是与侵权责任相竞合的。
3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侵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有的学说认为还要包括手段的不法性。但是，在此可以看出，侵权人不一定因此而受有利益。
4 你所举的例子，即任意转租，属于无权处分，一般的处理方式是按照不当得利处理，首先这是一个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侵权行为不是法律行为。
5 无权处分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利益受损的，与侵权责任相竞合，经合的具体方式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各国立法例均有不同。
下面另附一段王泽鉴的论述：
不当得利是德国法学的特色，侵权行为、契约都是自己一个领域，不当得利是能够调整整个无权利财产变动的机制。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非常重要。中国大陆的不当得利很简单，只是一个条文。不当得利法在英国是有的，英国从Dobbs以来，有众多不当得利的讨论。台湾的不当得利本来是个统一的规定：一人受益而没有原因造成他人受损害的，应该负赔偿责任、返还义务。德国还划分给付、非给付的不当得利的类型，台湾经过很多学者讨论，就将台湾的统一的不当得利改变成了德国型的非统一的、类型化的不当得利，对德国法的继受就变成了实务与学者的通说。
H. 求王泽鉴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
哥们你买一本吧 那个书值得珍藏 电子版是没有地
我都看了3变了 请求权基础分析法真的很有意思！！！
I. 侵权责任与不当得利的区别
我用自己的话来简单归纳一下，也许答案不够严谨，但是应该可以解释明白。
1 侵权、不当得利都是债的发生方式，也就是说，都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债权。
2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简而言之，一方受损一方受益，受损与受益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的形成原因，可以分为给付性的和非给付性的，非给付性不当得利中，有些是与侵权责任相竞合的。
3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侵害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有的学说认为还要包括手段的不法性。但是，在此可以看出，侵权人不一定因此而受有利益。
下面另附一段王泽鉴的论述：
不当得利是德国法学的特色，侵权行为、契约都是自己一个领域，不当得利是能够调整整个无权利财产变动的机制。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非常重要。中国大陆的不当得利很简单，只是一个条文。不当得利法在英国是有的，英国从Dobbs以来，有众多不当得利的讨论。台湾的不当得利本来是个统一的规定：一人受益而没有原因造成他人受损害的，应该负赔偿责任、返还义务。德国还划分给付、非给付的不当得利的类型，台湾经过很多学者讨论，就将台湾的统一的不当得利改变成了德国型的非统一的、类型化的不当得利，对德国法的继受就变成了实务与学者的通说。
参考资料：原创（武汉大学法学院）
J. 怎样看待侵权行为
最近刚好在研究这个。。
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法中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关于“侵权行为”，各国有不同的文字符号予以表示，英文称之为tort，拉丁语称之为delictum，德语上叫做unerlaubte handlung，法语称之为delit，日语则称之为“不法行为”。可见，不论的立法上还是学说上，还没形成统一的、为人们所共同接受的定义。
罗马法上侵权行为的概念，直接来源于其的私犯概念，按照查士丁尼《法学总论》第四卷第一篇“侵权行所发生的债务”的规定，私犯（即侵权行为）所发生的债务“仅有一种，因为这些债务是从一种事物产生的，即侵权行为，例如盗窃、抢劫、财产上损害或人身伤害”。准私犯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德国学者认为，侵权行为实际上就是“在一定条件下，一方当事人如果没有对对方的权利和利益予以必要的尊重，无论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他将要承担责任”。《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认为侵权行为就是一种损害赔偿的责任。日本学说上认为：“由其行为引起对他人的损害，以至发生赔偿责任的场合，称其行为谓不法行为。”在我国台湾，史尚宽先生认为：“侵权行为者，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或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之行为也。简言之，为侵害他人权利或者利益之违法行为。”刘清波先生认为：“侵权行为者，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之权利，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之谓也。”王泽鉴先生认为：“侵权行为，指因不法侵害他人的利益，依法律之规定，应对所发生损害负赔偿责任的行为。”英国学者约翰.佛莱明认为：“侵权行为是一种民事过错，而不是违反合同，对这种过错，法院将在一种损害赔偿的诉讼形式中提供补救。”另一学者P.H.温菲尔德认为：“侵权行为的责任系由违反法律事先规定的义务引起的，此种义务针对一般公民而言，违反此种义务的补救方法，就是对未清偿的损害赔偿的诉讼。”美国学者莫里斯指出：“如果简单地概括侵权行为，可以说它是私法上的过错。”
总结而言，对于侵权行为的定义可以归纳为四种不同的学说：责任说，认为侵权行为就是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如法国、日本；致人损害说，认为侵权行为是加害于他人权利的行为，如我国台湾；过错说，强调侵权行为是一种过错行为，如佛莱明、莫里斯的定义；违反法定义务说，如温菲尔德的主张，将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相区别，确认侵权行为是违反法律事先规定的义务的行为。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3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虽然我国立法上没有对侵权行为的准确定义，但大部分学者认可的定义是：侵权行为是行为人由于过错，或者在法律特别规定的场合不问过错，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及其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法律后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