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彭宇案

1. 南京彭宇案法官让中国的文明倒退了100年，大家同意这种说法吗

南京彭宇案法官让中国的文明倒退了100年，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偏激，但是这件事确实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彭宇案”的负面效应，是许多当事者始料不及的。作为政法部门应引以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训，努力提高司法办案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彭宇案”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和舆情，但办案单位并没有足够重视并对此进行正确引导，对判决之后可能出现的舆情也没有充分的预计，当此案形成舆论热点后，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相关报道逐步偏离事实真相，最终形成判决结果与公众认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保障热点案件的公众知情权，妥善处置为当事人保密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关系，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1)侵权彭宇案扩展阅读：

误判原因

1、判定“彭宇案”的关键事实是“二人是否相撞”，但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上，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其判决结果因此受到舆论质疑。因此，旁听公开审理的一些媒体也逐渐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诬陷”的一边倒倾向。

2、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引发舆论哗然和公众批评，导致社会舆论普遍不认同一审判决结果。

3、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双方对此均表示满意。

但依据当事人要求，在和解协议中增设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经数年发酵，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2. 彭宇案中，彭宇无法证明自已没撞过老太，但老太能证明彭宇撞过她吗，老太不需要证据吗

我个人认为，这个案件是一起民事侵权责任，应当由老太太举证证明彭宇撞过她，法院的判决是经不住推敲的，所以二审调解了，而且调解的结果页不对外公布，就是有问题的。

3. 关于彭宇案的疑惑@

这件案子好像没公开细节 所以网上说的可信可不信 有说目击者能证明彭宇没撞 但是 同样的道理 以老太太的势力 也能轻易的找出目击者 说撞了

当时没有决定性的证据 比如视频 因为你证明不了你没撞她 她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你撞了她 所以只能用推理 推理的原则 除了理性 我觉得至少要是一个善良人的逻辑

4. 后来南京彭宇案怎么了听说庭下和解了

彭宇案的前两次庭审并没有引发关注，直到第三次开庭前几天，彭宇根据“西祠胡同·南京零距离版”上留下的电话号码找到版主周桂华，讲述了自己好心没好报的故事。曾在媒体工作过的新闻科班毕业生周桂华，凭直觉认为这是一个好选题，“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类似的事，能引起共鸣”。于是在彭宇案第三次庭审前，周桂华用短信形式给南京10多家平面媒体和几家电视台的相关记者、编导群发了简单信息，短信内容大致是:去年一个小伙子把一个老太扶起，送到医院，后被老太起诉，已经经历两次开庭，7月6日在鼓楼法院将第三次开庭。南京本地几家介入此事的媒体证实了这一说法。
对于舆论介入，鼓楼区法院最初并没在意，这家市区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中，有20%的案件媒体都会介入，记者的采访已经是一种常态。而且放到法律层面，这只是一起非常普通的民事诉讼。主审法官王浩是中文系毕业的在职法律硕士，从开庭次数以及判决书的长度来看，这名法官已经在这个案件中竭尽所能，试图让法律真实更接近事件真相。他的一审判决书长达9页，进行了事无巨细的冗长说理。法院系统内部的人评价这份判决因此情绪复杂，一方面是说理长度显现出来的细致与认真，另一方面，麻烦的是牵强说理并不能使人信服。
王浩做出的一审判决，认为“从常理上分析，其(彭宇)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而不是仅仅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做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由此认定彭宇与徐寿兰相撞，虽然双方均无过错，但应按照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彭宇补偿徐寿兰损失的40%，共计4.5万多元。“法律是经验，而不是逻辑。”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这句话一直为许多法官所推崇，可在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我们既看不到经验，也没看出逻辑。判决书被公布在网上，王浩连同他的判决书一起成为被攻击的靶子。他的个人品质与职业素养都遭到质疑与攻击，甚至包括他的中文系出身。
一审判决引发了沸沸扬扬的讨论，彭宇上诉，案件进入二审，成为更受关注的焦点。当舆论漩涡波及面越来越大的时候，反差的是漩涡中心的当事各方却越来越平静，或者说封闭。彭宇与他的律师，徐寿兰与她的家人都不再发表观点。整个事件里，当事双方的个人信息，我们至今仍知之甚少。原告和被告做了同样的屏蔽选择，仅有的信息是碎片:彭宇是南京的外来从业者，从事通讯技术工作，至于徐寿兰那边，只有她儿子是**而已。
鼓楼区法院这边同样如此，没人愿意解答关于判决本身的疑惑——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在分配证明责任方面的基本标准是“谁主张，谁举证”，由负责举证的那一方来承担无法查清真相的不利后果。在本案里，作为原告的徐寿兰有义务证明彭宇存在侵权的客观过失。可从当庭质证的证据看，除了那份有疑点的笔录，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彭宇与徐寿兰的相撞。抛开一审判决是否会彻底打击人们见义勇为的热情，使得世风日下的讨论不说，单单回到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本身，类似彭宇案这样真假难辨的民事纠纷其实不胜枚举，如果审理侵权诉讼时过于拘泥举证责任和过失责任，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原告证明成本过高，败者赔偿能力欠缺的困境。诚如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季卫东所说，“无论彭宇案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判决书显示了审判人员在运用推理技术时不仅犯有低级错误，还碰到了一个公平责任并不公平的道德悖论”。

5. 问个法律问题 比如彭宇案 到底撞还是没撞 哪一方有举证责任

谁主张谁举证，主张权利的一方（一般为起诉方）有举证责任。当然也有部分民事案件举证责任是倒置的，比如医疗事故，污染侵权等。

6. 南京彭宇案法官 王浩 现在在做什么徐老太死了没

畜牧一类的人，最好死了干净。

7. 如何看待彭宇案的法官推理认定

法官滥用了司法推理，错误的推理导致错误的结果。
如果说，彭宇案的法官，预设了一项人性本恶的推理前提，按照这个前提，得出了如果彭宇不是肇事者，为什么要就被害人；因此救了被害人，就说明你是肇事者。
其实，作为法律人彭宇案的出现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而是反映了目前司法界盛行的普遍观念：在侵权案件中不问是非、保护弱者；谁是受害者，谁就有理；和稀泥，和谐第一等等。因此，我们关注彭宇案不能只放在做好事被冤枉上，更要放在无辜者被冤枉上，侵权判决绝对不能成为法院不问是非、寻找替罪羊的工具。
彭宇案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法官是司法者，但是这个司法者是会犯错的，有时甚至是很低劣的错误。因此，法官的身份不能导致必然承认法官做的判定都是正确的这一结论。既然法官会出错，法院的判决也就应该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质疑。认为司法独立，就是法官的判决不受“民意监督”的观点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专横的。

8. 2006年发生的“彭宇案”，真相不是好人被冤枉，当事人彭宇确实碰撞了老人，请问这起案件有何启示

是老人碰撞了彭宇，碰撞的发生是老人的过错，彭宇为了免责撒谎说没碰撞，其实他应该照实说是老人撞了他。按照侵权责任法（当时还没有这法律），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行了，当时没有这法律的话，大概得看民法通则找找相关法律，或者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最多按机动车无责算，承担10%的无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事实真伪不明该如何裁判--从民事诉讼法学视角谈天津彭宇案的裁判

事实真伪不明该如何裁判--从民事诉讼法学视角谈“天津彭宇案”的裁判张卫平在“南京彭宇案”已经过去了四年之后，又一个被舆论称为“天津彭宇案”的案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人们对该案一审法院——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议论纷纷，总体而言似乎质疑者众。由于四年前我曾经在学理层面关注过“南京彭宇案”，因此对所谓“天津彭宇案”也自然会有所注意。所谓“天津彭宇案”是指原告王某诉被告许云鹤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本案关键点有两个，一是本案主要事实;另一个是如何理解适用法律。在适用实体法方面，红桥区法院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具体是第一百一十九条和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前者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后者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如何正确理解适用这两条规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第七十六条规定本身就非常有争议。对此，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更有发言权。我感兴趣的是与我的研究专业相关的问题，即关于本案主要事实的认定问题，这是裁判的前提。首先，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虽然南京和天津的这两个案件都涉及被告是否将原告撞倒造成人身侵权的问题，但法院对此案在事实的认定上与“南京彭宇案”有很大的差异。对此案，法院没有就侵权事实作出明确的认定。“南京彭宇案”原告指控的事实则是法官适用经验法则推定的。在民事诉讼上的法理问题是，一审法官如此适用经验法则是否妥当。我的评价是，该案没有正确适用经验法则，推定彭宇侵权事实成立是不妥当的。在“南京彭宇案”中，从原告、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很难认定原告指控的事实是成立的，当然也不能断定被告的辩护就成立，应当说被告是否侵权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在天津王某诉许云鹤案中，红桥区法院并没有认定被告许云鹤的行为与原告受伤之间有因果关系。原告在诉状中虽然指控，被告所驾车辆前部撞倒了原告，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但法院援引的两个证据表明无法认定被告所驾的机动车是否碰撞了原告。一个是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据载明:“当时双方对此事故的基本事实陈述不一致，都无法提供证人及证明交通事故事实的相关证据。”另一个是天津市天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交通事故痕迹鉴定意见书》。对于该鉴定意见，判决书认为，既不能确定被告所驾车辆与原告身体有接触，也不能排除该车与原告没有接触。也就是说，鉴定意见没有得出结论。从判决书看，案件的主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当然，这里涉及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被告的车没有碰撞原告是否也构成侵权的问题。因为侵权责任所要求的侵权行为与侵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并不一定与被告的车碰撞到原告等同，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涉及到加害人行为的性质问题，如果被告驾驶的车辆违章超速，在距离受害人很短的距离内突然刹车，导致受害人受到惊吓倒地，这也有可能构成侵权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注意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是有区别的，两者的区别以及两者是否应当有区别是诉讼法上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从法律因果关系论出发，因果关系并非完全客观的，与价值评判有一定的关联，被告行为人的违法性或非道德性都可能影响因果关系的构成)关联到因果关系认定的正当性问题。被告所驾的机动车没有超速，原告又违章跨越护栏的情况下，即使受到惊吓倒地，也很难认定被告的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这里涉及到另一个事实问题，即是否超速行驶的问题。从判决书看，并没有涉及该事实的认定问题。其次，我想说的是，当案件主要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应当如何裁判的问题。也许在人们看来，法院审理案件就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不能查清事实怎么能裁判呢?法院也当然能够查明案件事实。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法院审理的首要任务和工作就是查明案件事实，而且应当尽可能查明案件，只有正确认定事实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但是，应当查明与实际上能否查明是两回事。因为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这些事实能否在案件审理中完全还原取决多种因素。民事诉讼主要依靠的是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的事实当事人一方虽然掌握证据，但该证据对自己不利，该当事人是不会提出的。有的事实虽发生过，但无法获得证据加以证明。人们在发现事实方面受手段和成本的制约，有的事实是难以在一定时间内发现的，法院作为裁判的中立者，也不可能像公安机关那样利用侦查手段去发现民事案件中的事实。因此，案件审理常常会遇到某些案件的主要事实无法查清，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民事诉讼又不能拒绝作出裁判，因为拒绝裁判也就意味着原告败诉。这就必然涉及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裁判的问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怎样裁判才符合程序正义、接近实体正义是一门非常讲究的法律技术科学。目前，在民事诉讼中，当案件主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律上的处理方法是举证责任或证明责任规则，即按照一定的规则，应当对某一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没有能够证明该事实存在与否，该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关于证明责任负担的原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年)中有明确的规定。该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这一规定，原告王某必须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所依据的事实(被告人驾车撞倒了原告)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不能证明的，法院又无法查明案件真实事实时，本案原告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法院能够认定案件事实，那么即使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一定要败诉，法院可以根据案件事实作出裁判。而且，举证责任只是一种当事实真伪不明情形的次优选择，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并不意味着提出请求的人就不是权利人，只是权利人主张的权利所依据的事实无法证明而已。在实务界，人们对举证责任制度还有异议，还不能理解，因此，导致有的地方法院根本没有适用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则。作为一项复杂的法律技术规则，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定应当说还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但不适用、不遵守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则是不妥当的。最高法院规定的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解决案件主要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如何裁判的相对最好方法，是各级法院裁判的正当依据之一。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实践基础上对举证责任制度加以修正，而不是完全排斥举证责任制度。在本案中，我们从其判决书中看到，红桥区法院没有认定被告有碰撞原告的事实，但又认为:“假设被告在交通队的自述及法庭的陈述成立，即双方并未发生碰撞，原告系自己摔倒受伤，但被告在并道后发现原告时距离原告只有四五米，在如此短距离内作为行人的原告突然发现被告车辆向其驶去必然会发生惊慌错乱，其倒地定然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一方面判决对事实作了假设，另一方面似乎又想说虽然没有碰撞，但被告的行为与原告倒地之间也有因果关系。显然，这样的裁判是难以服众的。比较正确的做法是，在双方证据均没有说服力，法院难以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举证责任的规则作出裁判(当然，可以首先进行调解)，这样的裁判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如果法院裁判被告承担责任的理由是被告的车尽管没有碰撞到被告，但吓倒了原告，被告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依然存在因果关系，则法院应当明确说明为什么如此认定的理由，遗憾的是法院没有如此。我们还应当注意的问题是，原告在诉状中指控是被告的车撞倒了原告，但法院有没有认定被告的车是否撞倒了原告的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按照上述所言举证责任的法律后果，原告应该败诉。另一方面，法院能否在原告没有主张自己是被被告的车吓倒的情况下，以被告的车吓倒了原告，导致原告受到损害，而作出被告承担损害责任的判决吗?(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为你辩护网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