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水污染环境侵权公益诉讼

Ⅰ 全国第一例支持对森林的生态价值进行补偿的环境公益诉讼判决出自哪个省

福建省南平市生态破坏案。这是我国新《环保法》生效后的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它的审理、判决和执行具有代表性。

南平中院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消息称：（2015年10月29日上午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认为，四名被告谢某、倪某、郑某、李某行为具有共同过错，构成共同侵权。据此，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四被告：

1、五个月内清除矿山工棚、机械设备、石料和弃石，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

2、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19万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127万元，用于原地生态修复或异地公共生态修复；共同支付原告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16.5万余元。

2015年12月18日，全国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南平生态破坏案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法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华网：http://www.fj.xinhuanet.com/news/2015-12/21/c_1117522317.htm）

Ⅱ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哪些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公益诉讼】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解释》第284条 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有明确的被告；
（二）有具体的诉讼请求；
（三）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解释》第285条 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污染海洋环境提起的公益诉讼，由污染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污染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
对同一侵权行为分别向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必要时由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解释》第286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后，应当在十日内书面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解释》第287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后，依法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在开庭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准许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
《解释》第288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案件，不影响同一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
《解释》第289条 对公益诉讼案件，当事人可以和解，人民法院可以调解。
当事人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将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进行公告。公告期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经审查，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和解或者调解协议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出具调解书，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
《解释》第290条 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解释》第291条 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其他依法具有原告资格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就同一侵权行为另行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Ⅲ 如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是

您好！环境公益诉讼即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性诉讼，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
具体案例如下：
案例一
2003年5月9日，乐陵市人民法院根据原告乐陵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范某通过非法渠道非法加工销售石油制品，损害国有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威胁人民健康，影响社会稳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一案，依据《民法通则》第5条、第73条、第134条规定作出判决，责令被告范某将其所经营的金鑫化工厂，于本判决生效后的5日内自行拆除，停止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排除对周围群众的妨碍，消除对社会存在的危险。
这起由乐陵市检察院起诉、乐陵市法院判决的环境污染停止侵害案，是处理的一个较好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03年11月，四川省首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在阆中"尘埃落定"。阆中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该市群发骨粉厂停止对环境的侵害，并在1个月内改进设备，直至排出的烟尘、噪声、总悬浮颗粒物不超过法定浓度限值标准为止。
较长时间以来，阆中市群发骨粉厂周围居民因长期受该厂烟尘、噪声污染侵害，多次到环保部门投诉。该市环保局在对该厂周围区域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后发现，其悬浮颗粒物、噪声等超标较严重。随后，该市检察院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群发骨粉厂排放的污染物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群众的工作、生活构成了侵害，并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折叠案例二
华清嘉园小区绿地行政诉讼案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突破固有传统法律模式的羁绊，创造了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合作，合力对抗和规管企业的环境侵权行为的成功范例。其中，公益律师和民间环保组织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则从被告席上走下来，与民间环保力量倾力合作，共同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在我国，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环境公民团体，特别是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环境公民团体。而公益诉讼的专业性、诉讼双方实力的不对等以及诉讼的持久性更需要律师这一法律职业人的倾情参与。能站在公共立场对社会不断提出问题的律师被称为"公益律师"。公益律师的参与使得公益诉讼在制度、政策的制定和运作方面的影响大大增强，公益律师的专业操作和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有利于实现通过公益诉讼影响未来的公共决策的目的。正是通过公益律师的参与和努力，公益诉讼不仅实现了私权利的救济，而且成为与政府和企业对话的契机和场所，成为号召民众关注和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旗帜。民间环保组织(社团)以及公益律师必将成为建构与实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中坚力量，成为推动中国环境法治进程、发展中国环保事业的精英。而争取政府力量的支持与合作，则可以使环境公益诉讼变得"轻而易举"，其公益价值也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Ⅳ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要怎么确定

围绕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之辩，其核心就是为了使环境权保护获得可诉性，不应恪守传统诉讼法理论“无直接利害关系便无诉权”的要求，而应将原告范围扩及任何组织和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实则已经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这条规定中的“控告权”因为无法在我国诉讼法体系中得以认定，从而使得其沦为“宣告的权利”，而非直接的诉权。而诉权是诉讼的起点，只有明确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才能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按照环境侵权的种类，我们可以将环境侵权诉讼界定为三类：
一是环境民众之诉，即起诉人与环境公益受害无直接利害关系，为避免出现案例一那种“环境公益受害无从救济与民众投诉无门之尴尬境地”，以法律授权这些个人或组织代表公众提起民众之诉；
二是环境受害人之诉，一方面原告是环境侵害的直接受害人，另一方面这一侵害行为又同时损害或威胁到环境公共利益，这时法律允许受害人提出包含私益和公益两方面内容的复合型诉讼；
三是环保机关或环保组织之诉，这在某些特别法如《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已经得到确认，但《民诉法》并没有相关的明文规定。
以法律授权负有环境公益职责的国家各级环保机关和民间环保组织就其他机关、企业或者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能够造成环境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提起公益性诉讼，将更好的保护环境利益。

Ⅳ 环境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

2003年5月9日，乐陵市人民法院根据原告乐陵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范某通过非法渠道非法加工销售石油制品，损害国有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威胁人民健康，影响社会稳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一案，依据《民法通则》第5条、第73条、第134条规定作出判决，责令被告范某将其所经营的金鑫化工厂，于本判决生效后的5日内自行拆除，停止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排除对周围群众的妨碍，消除对社会存在的危险。
这起由乐陵市检察院起诉、乐陵市法院判决的环境污染停止侵害案，是处理的一个较好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03年11月，四川省首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在阆中“尘埃落定”。阆中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该市群发骨粉厂停止对环境的侵害，并在1个月内改进设备，直至排出的烟尘、噪声、总悬浮颗粒物不超过法定浓度限值标准为止。
较长时间以来，阆中市群发骨粉厂周围居民因长期受该厂烟尘、噪声污染侵害，多次到环保部门投诉。该市环保局在对该厂周围区域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后发现，其悬浮颗粒物、噪声等超标较严重。随后，该市检察院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群发骨粉厂排放的污染物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群众的工作、生活构成了侵害，并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华清嘉园小区绿地行政诉讼案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突破固有传统法律模式的羁绊，创造了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合作，合力对抗和规管企业的环境侵权行为的成功范例。其中，公益律师和民间环保组织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则从被告席上走下来，与民间环保力量倾力合作，共同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在我国，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环境公民团体，特别是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环境公民团体。而公益诉讼的专业性、诉讼双方实力的不对等以及诉讼的持久性更需要律师这一法律职业人的倾情参与。能站在公共立场对社会不断提出问题的律师被称为“公益律师”。公益律师的参与使得公益诉讼在制度、政策的制定和运作方面的影响大大增强，公益律师的专业操作和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有利于实现通过公益诉讼影响未来的公共决策的目的。正是通过公益律师的参与和努力，公益诉讼不仅实现了私权利的救济，而且成为与政府和企业对话的契机和场所，成为号召民众关注和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旗帜。民间环保组织（社团）以及公益律师必将成为建构与实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中坚力量，成为推动中国环境法治进程、发展中国环保事业的精英。而争取政府力量的支持与合作，则可以使环境公益诉讼变得“轻而易举”，其公益价值也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Ⅵ 环境公益诉讼最后赔偿的钱给谁

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不是赔偿之诉，而是在于要求侵权方停止污染、尽快恢复原回状；所得的赔答偿也不归属于个人，在支付律师费等诉讼费用后，应纳入到环境保护基金中去，个人不能直接从中独享。
如果不特定人要求某污染物赔偿自己损失，就属于普通民事诉讼案件。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有准代表人诉讼，由公益律师打官司，这是个人利益的延伸，在很多人受损时，用准代表人诉讼，请求其代替大家要求赔偿。

Ⅶ 环境侵权的集团诉讼和公益诉讼的区别

环境侵来权的集团诉讼，是众源多受到环境污染侵害的受害人发起的集体诉讼。目的是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而环境污染的公益诉讼，一般是有权单位提起的环境污染诉讼，目前多由检察院提起。目的是治理环境污染，保护公众安全。

Ⅷ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都是特殊侵权吗

您好！
环境公益诉讼即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性诉讼，是指由于自然人、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容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诉讼成本应当由社会承担，因此，原告起诉时可缓缴诉讼费，若判决原告败诉，则应免交诉讼费，若判决被告败诉，则应判决由被告承担。
如能提供更多信息，则可给出更为周详的法律意见。

Ⅸ 环境侵权造成损害该如何救济

（一）环境侵权损害之法制救济
1.完善环境立法，提高公益之诉的积极性
俄国法学家穆拉耶夫指出：“检察机关……这些公职人员的使命，按职务来说，主要是使他们在司法方面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机关的代表。”
这实际上是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相应法律基础，也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化实现找到了水到渠成的法律路径。
首先，在立法上拓宽原告主体资格范围。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私人的利益，因此原告资格不应仅仅限定于直接利害关系人。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和诉讼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立法中明确检察机关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当是应有之义，以此强化我国的公共环境利益保护，明确检察机关履行职责并行使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导地位。此外，环境公益诉讼的出发点是为了公益，那么只要诉讼的唯一目的是主张公共利益，即可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逐步将自然人纳入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内。有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问题，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发现，等待相应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符合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或将错过最佳环境修复期，赋予自然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则可补强诉讼的及时性。有学者担心扩大原告主体资格，可能导致滥诉，实属不必要的担忧。一方面，出于诉讼经费、时间、诉讼能力的考量，自然人提起公益诉讼毕竟在少数；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其作为国家机关，肩负检察监督、起诉等多项职能，出于司法效率的考量，缺乏滥诉的可能性。
其次，拓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协调法律之间的规定。环境问题存在滞后性、潜伏性、不可逆转性的特点，导致许多污染问题在当下难以暴露出来，而是在时隔多年后慢慢显露。鉴于此，环境公益诉讼不仅应包括已经发现的污染及破坏生态问题，更应涵括危害或可能危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具体而言，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纳入损害环境公益之虞的行为。此外，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导致法律适用存疑。《环境保护法》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民事诉讼法》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适用原则中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但人大常委会为人大的常设机构，二者属同一位阶还是人大的位阶高，理论界莫衷一是；法律适用原则中“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但前提是属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是否为同一机关，理论界亦争论不一，此两项法律适用原则均难以为实践提供指导。因此，亟待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改变法律规定之间不一致的现状。笔者建议，在当前制定《环境保护法典》环境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待未来《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中，协调环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与《环境保护法》保持一致。随着环境法治的发展，亦可待今后时机成熟时指定《环境保护法典》。就当前存在的问题，可由相关司法机关出具司法解释予以补强。
总体而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显然较过去的立法成熟，也一定程度推进环境法治的发展。然而，日益严重的多类型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法》尚不足切实指导司法实践，公民维权之路依然艰辛，有待从立法上为公益之诉提供保障，增强公民、法人及其社会组织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及维权的积极性。因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从大方向提出拓宽原告资格及受案范围，其他立法上的建议学界多有讨论，在此不赘述。
2.逐步推行环境税制，反哺生态系统
我国现行税制并未设立独立的环境税，但2014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推动消费税、资源税改革、做好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由此可见，环境税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Ⅹ 最高法发环保典型案例：企业致水污染被判赔1.6亿是怎么回事

最高法7日发布的一起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中，六家企业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给无资质的相关公司，偷排进河流中，导致水体严重污染，最终被告企业被判赔偿环境修复费1.6亿余元、鉴定评估费用10万元及诉讼费。

最终，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六家被告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用共计1.6亿余元，并承担鉴定评估费用10万元及诉讼费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并对义务的履行方式进行了调整。

最高法认为，该案由社会组织作为被告、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参与主体特殊、涉案被告多、判赔金额大、探索创新多、借鉴价值高，对水污染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