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关于张显与药庆卫
药庆卫起诉的是“侵犯名誉权”
药庆卫起诉张显是一起民事案件,而起诉的是“侵犯名誉权”。所谓名誉,指的是对特定人的人格价值的一种社会评价。《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详细]
药庆卫认为张显怎样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
诉状中,药庆卫认为张显在网上发布了很多不实信息,同时也恶语中伤药本人,也就是说一为诽谤(发布不实消息),二为侮辱(恶语中伤)。而这些言论都来自张显的微博。举例说明:
以下类似的言辞属于药庆卫认为的“散布不实消息”之列:
“而据媒体披露,在房价高企的西安,药家在市区内居然有四处房产,结合药家鑫平时生活之奢华,买五千块手机,花巨资整容,开十四万私家车,药家资产超出药父母收入水平数倍。”
以下类似的言辞属于药庆卫认为的“恶语中伤”之列:
“联想到出事之后药父母始终不敢正面示人,药父必有重大隐情,药父身居我军军械采购要职,利益纠葛颇多,望中央军委彻查此人经济问题,肃清军械采购环节蛀虫。”
另外,在两个月前的采访中,药庆卫还提到了张显公布了药家鑫外公的隐私,对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书面、口头等方式宣扬别人隐私,一样有可能造成“侵害名誉权”。
“自由说话”与“侵害名誉权”边界何在
张显在自己博客中称,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微博天地里“自由说话”而已。事实上,自由说话和“侵犯名誉权”确实是对矛盾,张显的例子倒是有助于我们厘清它们之间的边界,对许多同类型的“名誉侵权”官司的辨析也有启发性。
案件已经被法院受理
观点一:作为受害方的诉讼代理人,张显享有“言论豁免权”
首先要明晰的一点是,张显的微博并不是只有他自己能看到,一般来说,第三人知悉是“名誉侵权”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张显自己关门在家里一个人自娱自乐,那随便他说什么也不算诽谤。
有一种说法是,张显是案子被害人的代理人,他的这些言论不管怎么样都有豁免权的,也就是免于追责,张显自己也觉得“罪犯家属要求受害方道歉”,有点欺人太甚。
张显,本来是位理工科的副教授,并无法律专业背景,是“王辉的爷爷的妹妹的孙子的妻子的表哥”。回村的时候听说了受害人家属是同村人,“正义感上头”的他成为了代理人。请张显做诉讼代理人当然是我国法律中允许的,这种代理人俗称为“公民代理人”。应该说本案中张妙家原来请的律师享有什么权利,张显这位“诉讼代理人”也就应该享有什么权利。
分析:按国际惯例来说,代理人免责限于法庭上的辩护发言,这以外的言论不算
在社会生活中,有些有特定身份的人,在特定场合说话,要受到特殊的保护。例如,许多国家规定议员在议会发言、诉讼参加人在法庭陈述、官方内部口头或书面交换意见等等,不受诽谤指控。这种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允许作诽谤性的陈述而不需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则,就是言论豁免权。享受这种权利保护的言论可以毫不顾忌诽谤问题。
在国际上,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都享有民事或者刑事豁免权,但是就算如此,张显在微博中的言论也不是法庭上的发言,并没有豁免权。何况中国的情况很特殊,还有令法律界人士诟病的“律师伪证罪”,律师在法庭上的言论还没有豁免权。…[详细]
观点二:张显是为了公共利益在做舆论监督,所以应该免于被起诉
也有人认为,张显的微博是在做“舆论监督”,所以他有权去发布那些信息。还有人认为,张显就是为了公共利益,不管有没有捏造、夸大或者传播事实的嫌疑,张显都不应该被追究责任。
分析一:药家鑫的父母并不是公众人物,他们被曝的隐私也与公共利益也无关
首先,药家鑫虽然犯了案,但是他的父母、外公并没有成为公众人物。我国关于“名誉侵权”的法律中,对公共人物是没有明确的界定的,不过类似于官员、明星等公共人物,人们认为他们应该接受监督,他们的名誉权应该给普通民众的批评权让一让步,这是因为这些人从他们的地位或者角色利益中已经有了足够的补偿。照着这个标准,药庆卫不算公众人物。也有人说,药家鑫案子举国震惊,所以他的父母自然成为了公众人物,不过持这样观点的人并不多。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药家鑫的错误是他的父母“教育”成这样的,所以他父母没有资格让张显道歉。事实上,在法律上,药家鑫和药庆卫是两个不同的自然人,所以药庆卫不能因为儿子做错了事情就失去了维权的资格。
总之,药庆卫起诉张显是私对私的行为,他有起诉张显的权利,到底张显有没有侵犯他的名誉权,需要根据主客观条件来具体分析(见第三部分)。
分析二:张显针对公检法系统的言论就应该得到保护
而张显针对公检法系统的一些批评性言辞则有所不同,张显曾经也发过“愿中纪委进驻陕西,从药家鑫案入手,找出陕西司法存在的问题。能挖出腐败就更好了”,“原来陕西高院是幕后导演者”,“人民法院就这样对待人民呀,太恐怖了!”……等微博。
有些社会主体的行为直接同公共利益相关,公众对于他们要有更多的批评和评论的自由,他们的名誉权保护就要有较多的退缩,国家机关、司法系统都属于此类。许多国家规定议会、政府、法院等不能成为起诉诽谤案件的主体。国家机关显然是公众监督的主要对象,应当容忍公众的激烈批评。而且国家机关同公众、同新闻媒介之间的关系是公法关系,如果发生损害国家机关声誉的行为也不应当用私法调整。所以用张显的这些言论来说事,显然也有失公允。
药庆卫要起诉成功很困难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了名誉侵权四个构成要件: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权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激情代理人”张显
要件一:药庆卫需要举证他的名誉权确实受到了损害
药庆卫的名誉权有没有受到损害需要他自己来举证。而在接受采访时,药庆卫表示,“这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对我们造成很大压力。我们没办法再正常地生活,这几乎使我众叛亲离。” 药庆卫需要举证他和家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了,这件事情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如果这一点被法院认可的话,那么还需要辨明:1.这和张显在微博上发布的言论存不存在因果关系;2.张显的行为是不是违法;3.张显是不是有主观上的过错,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在本案中,认定其它三个的要件难度很大
1.对于一些可能的不实言论,张显认为自己只是转发,非始作俑者
药庆卫早在今年六月就表示过,他现住单位无产权证房,面积108平方米,并非张显所说的200平方米以上,也没有四套房。他2003年退役,原在某企业军代室任工程师,从事技术管理工作,不是张显所说的负责军品采购,更不是身居要职。新闻媒体也曾经做过一些采访来佐证他所说的这些情况。不过既然上了法庭,还是要看法庭认定的事实。
如果法院认可药庆卫的说法的话,那么张显微博上的相关言论就是虚假的了。可是问题在于,张显已经表示,自己在微博上类似于四套房这样的话,都是转载媒体或者是别人微博的,一般还都注明了出处。如果能证明自己都是转发的话,张显就不存在捏造或者扭曲事实,而他也辩称自己没有义务和权利去核实那些信息的真伪,是出于“分享”之目的转发。如属实,确实很难认为张显微博上的信息和药庆卫被侵害的名誉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很难证明张显主观上的过错,因为这些信息并不是来自张显,张显完全可以说,药庆卫该去告的是首先刊登不实消息的媒体或者网友。另外关于药家鑫外公的隐私,张显在博客中也给了新闻链接,的确是有媒体先前报道过。
不过,在张显描述的关于药家的情况中,他自己承认的确有一个原始的消息来源就是他自己,那就是药家住房有200多平米的。张显对记者说,他已经就这一条道歉,但是记者没有找到。
2.对于一些评论性质的发言,张显辩称自己是“合理怀疑”
“怀疑药家鑫律师所谓药父打工说,在药家鑫还上初二的时候(2003年),药父就专业了(50岁),(编者注:此处应为“转”)那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转业离开这个美差(军工单位的军代表),要将药家鑫培养成音乐学院的学生,能仅凭打工挣钱供养得起吗?药父不但将药家鑫培养成了音乐学院的大学生,而且还给儿子买了车,这个药父够牛的。”
以上这些言论都是张显带有评论性质言论,而张显认为,这些都是自己在网上分享的“合理质疑”。在“侵犯名誉权”的案子中,的确有“合理怀疑”这个说法,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合理怀疑的行为,首先应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其次,怀疑应不是想象、推测、凭空产生的。只有依据其真实感受和认识水平,通过正常逻辑推理、事物的发展规律或法律的直接规定所做的怀疑才具有合理性。而一般法院都认定“合理怀疑”并不侵权,从这点来说,如果张显在发言时确实受到了别人的材料的影响,并且很相信那些材料,那么他的“合理怀疑”就很难被否定,因为不存在“凭空捏造”。
3.如何认定言论有侮辱性,法律规定并不明晰
“军队的蛀虫”、“杀人犯的父母”,这是药庆卫认为的张显发布的有侮辱性的言论。所谓侮辱,是指以语言或行为公然损害他人人格,毁坏他人名誉的行为。
那么,到底“军队的蛀虫”,“杀人犯的父母”能不能被认定为侮辱人格的话语?这类也是属于评论性质的语言,而法律界人士认为,即使是引用事实的报道进行批评,如果评论的言词过于激烈、评论标准出乎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或者违反法律规定,就不再是正当的舆论而可能是侮辱他人人格的行为,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如果符合或者说没有超越这样的标准,就属于“正当舆论监督的范畴”;反之,就是侮辱他人人格,可能构成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民事责任。问题在于,到底“杀人犯的父母”等词语属于不属于侮辱性质的言语,得看具体的举证和判案了,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标准。
如何看待张显的相关言行
张显相关做法根源与启示
尽管张显认为自己这些言论和药案没关系——即使没有张显做代理,药家鑫一样被公正法律判死刑!但是许多的评论都认为张显对舆论的推动在药案中很关键,甚至李昌奎案引起轰动后,有评论写道,“药家鑫案的被害人有一个擅长影响舆论的代理人张显,药家鑫案在审判前就受到舆论的分外关注,而李昌奎案在审判前则没有引发舆论的关注,更没有一个张显帮助他们争取舆论。”“没有张显,药家鑫肯定被判死缓了!”这是张妙丈夫王辉的原话。
张显为何会当上了张妙家属的代理人并且在微博上不断发布药家的情况,甚至多次提到“官二代”,“富二代”呢。除了“正义感”、“同情心”之外,当然还有别的。
张显曾经提到,12月8日,在给学生上的选修课中,他将药家鑫案与河北大学李启铭撞人案联系起来。那时候,他还不认识王辉。
所以,促成张显这些言行和其影响力的根源在于:1.人们对“官二代”、“富二代”等的特权现象的不满;2.民众对于司法的不信任。
第一点是老生常谈的社会问题,不必赘言,第二点则表现为民意与司法之争。指责民众“把死刑当狂欢”是简单粗暴的。民意和司法不该对抗。而让民众信任司法并非毫无办法,近日台湾终于通过了类似于西方陪审制的“人民观审制”,当地法律人士认为,这样能够让民众与司法机关建立起信任来,并不害怕舆论影响司法,反倒会弥补民众与司法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而在日本,也是通过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强奸杀人”案(奸杀妇女,杀死婴儿),才确立起来完整的“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制度。
所以,这些制度的不完善实在不该怪在民众身上,而要追求理念,更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起。
结束语:那些关于药家鑫家的传言,经过法庭的审理会被证实真伪。药庆卫与张显,孰是孰非,拭目以待。但是,关于“药家鑫案”以及最近兴起的“死刑翻案风”的讨论不应该只局限于一些宏大的命题。司法要让民众信任,需要多方面的踏实努力。
Ⅱ 民事诉讼,合同纠纷和名誉侵权案中案可以合并审理吗
同一案件有两项诉求合并立案,开庭时可合并审理,如果作为两个案件起诉的不能合并审理。
Ⅲ 关于名誉侵权纠纷案件的处理意见是哪个机关发布的
个案中的法律解释及适用,属于审理的法院的职权;普遍性的法律解释及适用,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职权。
Ⅳ 关于名誉权的案件
帮你弄了几个你看看有用么,谢谢
案例一
张静是网络爱好者,网名为红颜静,在南京西祠网站中,真实姓名和网名都有一定知名度。在网友聚会上认识俞清风,并知其网名为华容道。俞清风后以'大跃进'的网名多次发出侮辱原告人格的帖子,张静以其侵犯自己的名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定俞清风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1万元。
法院判决:
张静,俞清风虽然各自以虚拟的网名登录网站并参与网站的活动,但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见面互相认识并知道对方网名,且张静的网名和真实身份还被其他网友所知悉,俞清风在西祠网站中多次以'大跃进'的网名发表针对'红颜静'即张静的议论,其间多次使用侮辱性语言,主观上具有对张静名誉权进行毁损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关于精神抚慰金,考虑到知道'红颜静'为张静的人数有限,且张静在被侵权后也曾在网上发表针对俞清风不当言论的因素,因而判定:俞清风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抚慰金1000元。
律师点评:
网络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网络空间尽管是虚拟的,但通过网络折射出来的人的行为却是真实的。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构成侵权的,也会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案例二以及意见
原告:武跃贵,男,49岁,临汾造纸厂经销公司经理。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临汾分行牡丹卡办事处(以下简称牡丹卡办事处)。
被告:临汾福临大酒店。
1997年6月26日,因公司业务关系,原告在福临大酒店请客户就餐,结帐餐费为260元。原告用其牡丹金卡与福临大酒店结算,福临大酒店服务员向被告牡丹卡办事处核实该卡上是否有款,牡丹卡办事处答复卡上无款,酒店服务员拒绝原告用卡结算。原告解释无效,停留达两个小时,后由原告所请客人支付了费用。事情发生后,原告认为自己的名誉、信誉受到损害,向临汾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维护其合法权益。
审判临汾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一直按信用卡章程使用信用卡,在1997年6月25日往卡上存款4000元,卡上存款余额为1530.08元。经法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
一、被告牡丹卡办事处赔偿原告武跃贵520元,并赔礼道歉(当庭执行)。
二、案件受理费400元,其他诉讼费用230元,合计630元,由被告牡丹卡办事处负担。
临汾市人民法院确认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于1997年8月7日制发了调解书。
评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本案中,二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责任呢?
一、原告的名誉是否受到损害公民的名誉是指社会对其品德、才能、思想和作风等的综合评价。在本案中,原告认为主要是其信誉受到损害,但我国有关法律中对自然人的信誉未做界定。公民的信誉是指人们对其在社会交往中信用度的评价,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它显然属于名誉的范畴之内。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个人或企业的信誉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信誉的好坏往往能决定商业交易活动的成败,信誉度愈高,意味着成功的机率愈大。因此,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是很看重其信誉的。本案中,被告牡丹卡办事处向原告用餐的福临大酒店提供了原告信用卡上无存款的虚假信息后,福临大酒店拒绝原告用信用卡结算,造成了原告请客,反而由客户付帐的尴尬局面,同时极有可能使原告的客户和他人怀疑原告是否诚实可信,而实际上饭店拒绝原告用信用卡结算,就表明饭店对原告的不信任。对原告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就是对其不能公正评价的表现。因此,原告的名誉受到损害是成立的。
二、行为人行为是否违法在本案受理过程中,对被告牡丹卡办事处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一构成要件,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牡丹卡办事处的行为不符合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侵害名誉权行为方式侮辱、诽谤的特征,所以不属于违法行为,不应当承担本案中的民事责任。我们认为,虽然牡丹卡办事处没有侮辱、诽谤原告的行为存在,但其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原告的名誉,应该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其他方式中的一种情况,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隐含情况。在我国法律规范中,这种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比较常见,不能因为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排除行为人的义务。至于被告福临大酒店,其向银行查询客户信用卡上有无存款是其正当权利,其拒绝原告用卡结算,也是因为银行提供了虚假信息,所以不能认定福临大酒店应承担民事责任。
三、被告牡丹卡办事处有无过错从调解书反映的事实上看,应该认定牡丹卡办事处是有过错的。根据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使用章程,银行有义务在查询时如实向特约单位提供信用卡持有人的信用状况,不论牡丹卡办事处是做了查询工作,而没有如实回答,还是没有查询就轻易答复,都说明其行为的失职,主观上存在故意过错。
四、牡丹卡办事处的行为与原告名誉受到损害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正是由于牡丹卡办事处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造成福临大酒店不信任原告,拒绝原告用卡结算,而由原告客户付帐的后果,所以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明确的。
根据以上分析,被告牡丹卡办事处的侵权责任是成立的。牡丹卡办事处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庭审过程中与原告达成了调解协议。
我们认为,本案在实体处理上是令人满意的。但本案的调解书制作有不完善之处。第一,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的条件之一是具有明确的诉讼请求,但本调解书没有反映出原告的具体诉讼请求,笼统地说“请求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合乎诉讼文书的制作规范,而且导致了诉讼费用数额的计算无依据。第二,协议内容没有说明被告赔偿原告520元的性质。本案是名誉侵权纠纷,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是精神上的损害,不是经济上的损失,所以应说明赔偿的性质。
责任编辑按:
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文义含义来看,其所规定的损害名誉权行为方式表现为一种积极的作为方式,因此,常有人认为,只有积极的作为方式才构成侵犯名誉权,不作为行为不构成侵犯名誉权。其实,该规定的重点在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不在于规定侵害名誉权的具体行为方式或表现形式。规定中虽然列举了两种积极的作为方式,但还用“等”字表示了可能有的侵权行为方式,而且,此处的“等”是不能用积极的作为方式来限定的;或者说,当初为什么仅列举了两种积极作为的方式,这主要是考虑总结文革的教训的结果,是当时的立法环境和基础决定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依该规定之文义,侵害名誉权行为应是一种故意行为,不包括过失行为。确实,侮辱、诽谤行为应属故意行为。但故意行为在实践中是一种极端行为,因过失造成他人名誉受损害的情况时常发生,甚至后果更严重。而对名誉权的法律保护,法律上并未明文规定只有故意行为才构成侵犯名誉权,从立法技术上,区分“故意”和“过失”而定责任,必须是明文规定的。法律上未作这种区分定责的明文规定时,既是以包括“故意”和“过失”在内的“过错”定责。
本案被告牡丹卡办事处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有权在持卡人的信用卡存款不足规定的额度时予以拒付,但也有义务在持卡人信用卡存款符合规定要求的额度时,及时、正确地为持卡人办理结算支付。本案被告牡丹卡办事处在原告信用卡上存款足以支付消费费用情况下,向特约单位提供不实信息,不论什么原因,都说明其有过失,特别是在其是为公众提供金融服务的经营单位的情况下,更难以什么理由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虽然其这种过失并不必然造成原告在特定情况下的名誉受到损害,但原告在本案特定情况下感到的名誉损害,毕竟出于牡丹卡办事处的过失,没有牡丹卡办事处的过失,原告是不会有这种特定情况下的名誉损害的。因此,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论,牡丹卡办事处的过失行为与原告所受到的名誉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牡丹卡办事处就具备了归责的基础。而福临大酒店在消费者持卡消费结帐时,为本店的利益和发卡银行的利益及维护信用卡交易安全,有权向发卡银行查询核实,并在发卡银行表示拒付情况下有权拒绝接受消费者的信用卡支付方式,此拒绝接受实际上是执行发卡银行的指令。所以,该酒店在本案中的行为是正当行为,没有过错。
Ⅳ 民事名誉侵权纠纷案,被告应诉是否也需要作无过错举证
按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名誉侵权纠纷案,被告没有所谓的无过错回举证责任。被告不需答要对自身无过错承担证明责任。
另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Ⅵ 张显名誉侵权案结果是什么。
本来,在杀人犯药家鑫被国法处决后,药庆卫应该反思教子无方的失误之处内,更应该及时履行儿子药家鑫容的最后愿望——把药家鑫向受害人赠予20万元的遗愿落实到行动上,以实现药家鑫赎罪忏悔的心愿。但是药庆卫却强奸了药家鑫的遗愿,不但不履行承诺,还在药家鑫被处决的”三七“后,就撕烂此前向受害人亲属假道歉假忏悔的面纱,抄起对受害人亲属反攻倒算的屠刀,以造谣诬陷的手段,恶人先告状,挑起官司,制造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的公序良俗。企图借用法院之手打倒为弱势民众伸张正义的人民教师张显,妄想借胜诉之理由反攻法院,以法院判张显败诉之矛,戳法院判死药家鑫之盾,使法院作法自毙,迫使各级参与审判的法院为药家鑫案认错改判,讨回药家鑫的政治权利,消除杀人犯之父恶劣的社会评价,进而要求法院国家赔偿,达到以法律的名义实现合法的翻案。现在药庆卫和受害人家属各种恩恩怨怨,都是药庆卫围绕报复翻案这个目的进行的,药庆卫报复翻案之心,路人皆知
Ⅶ 药庆卫的侵权案
2011年5月31日凌晨1时许,药庆卫在其新浪认证微博中写道:“张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是药家鑫案中原告代理人、受害人张妙亲属。)在微博上编造了许多子虚乌有的事实,把药家鑫说成‘官二代’或‘富二代’,意在让广大不知情的网民对药家鑫父母产生仇恨。”“为了让广大网民了解事情的真相,现逐一予以澄清。1.我现住单位无产权证房,面积108平方米,并非张显所说的200平方米以上,也不是他所说我有四套房;2.我于2003年退役,原在某企业军代室任工程师,从事技术管理工作,不是张显所说的负责军品采购,更不是身居要职。对于张显在网上所捏造的言论对我们造成的污蔑,我们将通过法律解决。”
同一天,张显在微博中回应:“药家鑫父母要求我因微博中对他们的不实说法,向他们在此微博中道歉。我不会道歉的,我们是法治社会,可以去法院告我的。我认为:药家鑫父母因没有教育好自己孩子,残忍地杀害了张妙,应向我方道歉的;药家鑫撞人又杀人的行为……药家鑫父母也应该向全国有良知的人道歉的。” 药庆卫代理律师兰和称,在药家鑫案审理过程中和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药案被害人家属的代理人张显,通过其微博针对药家鑫及其家人发布了一系列不当言论。药家鑫犯罪不意味其父母应该受到株连,要忍受各种谩骂、侮辱和诽谤,被人通过各种介质妖魔化。
张显在其开设的多个微博、博客上捏造药庆卫是“官僚”“富商”等,并暗指药家动用关系拖延、阻挠诉讼程序,被告利用网络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特性,煽动民众对原告及家属的敌视和仇恨。对于张显的网络不当言行,药庆卫要求张显赔礼道歉,但张显在其微博中明确表示不道歉,并在其后的微博中屡屡用“杀人犯的父母”等词汇对药庆卫夫妇进行人身攻击。
“张显的行为已逾越公民代理范畴,其言论已对药庆卫及家人造成极大伤害,并对药家人的社会评价造成极大贬损。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名誉侵权诉讼。” 对于这次药家鑫父亲药庆卫诉其名誉侵权,张显在其个人微博里表示,法制社会,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属正常行为,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我非常乐意在阳光下谈事,也将无愧良知。对以前做的一切我感到无心无愧,尽到了一个原告代理人的职责,身正不怕影子斜。
张显曾在其个人微博里还写道,一切幻想都是无用的!没有张显作代理,药家鑫一样被公正法律判死刑!家里没有四套房和200平米住宅,药家鑫也一样会判死刑!药庆卫不是军官药家鑫不是军二代,药家鑫也一样会判死刑!药庆卫是穷人药家鑫不是富二代,药家鑫也一样会判死刑!药家鑫的外公是穷的退休职工,药家鑫也一样会判死刑!
张显说,称药家鑫是“官二代”“富二代”并不是他的“原创”。“我作为原告代理人有责任替被害人一家讨要赔偿,肯定会关心药家鑫的财产状况。这时,有网友在我的博客里留言称药家有四套房。我就原文发布,希望网友提供更多线索和证据。”在博文被广为流传之后,药庆卫夫妇找到张显,说明了自家的经济情况。张显说,他为此也在博客里进行了澄清。“我们当时谈的很好,我把他们夫妻送出学校大门,还鼓励他们要坚强。”张显认为,即使他说药家有钱,也没有给对方造成损害。“但是现在,他们把事情闹大,对药家肯定是更深的伤害。” 9月5日下午,药庆卫向法院增加了两项诉讼请求:判令张显连续30天在知名网站、报刊等新闻媒体上刊登不少于3000字的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
关于原告药庆卫诉被告张显名誉侵权一案原告需要的仅是被告的一句道歉及对事实的澄清。但在立案后,被告多次爆出“这是个无聊的游戏,我陪他玩”、“与某某的生命相比,药庆卫的名誉一文不值”等话语。鉴于被告在立案后的表现,为加大造谣惩戒力度,以便更好地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在原有诉讼请求基础上提请增加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被告在其所有博客、微博,以及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网易、《人民日报》、《陕西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华商报》、《华西都市报》的首页以及相应版面连续30天刊登不少于3000字的致歉声明。
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元。 2月8日11时许,张显、王辉、张平选、张平选二女儿张朗以及同村村民一行六人到达药庆卫家“索要”20万捐款。因言语不和,与在药家楼下等候的药庆卫代理人马延明发生争执和肢体冲突。随后被当地警方带至派出所,接受讯问。
7日上午,药家鑫案被害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母亲刘小欠等人通过代理人张显的博客发布公告称,愿意接受药父药庆卫在药案审理期间表示“赠与的20万元”,并“于2012年2月8日上午前往药庆卫处接受该款。”此前,张妙家人已拒绝该赠款。
中午12时30分,张显、王辉和张平选等人被带至西安市长乐中路派出所进行调解。
在一片喧闹中,张平选稍显木讷,他表示,在药家鑫案件进入死刑复核期间,药庆卫曾经将20万元送到他家里,但他将该款邮寄退回,因为这20万元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意图求得对药家鑫的从轻判处。现在,张妙的妈妈刘小欠身患疾病,亟需用钱,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这20万捐款。
药庆卫的代理人马延明表示,产生冲突皆因张家对于20万元赠款前后矛盾的声明所致。据药庆卫透露,那20万元是他和妻子亲手交给张平选的,张平选他们交谈后收下,但后来不知何故又将钱寄回。如张家有证据充分证明来自社会的捐款已经用完,致使生活无以为继,那自己则可以对张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援助,且可以一直捐助到他去世为止。
马延明强调,药庆卫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全权委托他处理此事。为防止双方见面后产生矛盾,故他早早下楼等候。从法律上而言,药家已经没有支付20万元的义务,从情从理从法这三方面不希望双方有冲突。
下午14时许 ,张显等人做完笔录,随后匆匆离开了派出所。 2012年4月27日上午,新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这个案件是2012年2月27日在陕西西安新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出庭,都是委托代理人出庭,受大家关注的张显也没有出庭。双方在法庭上争论的焦点还是这20万元应不应该给。
4月24日晚上8时,张妙的父亲张平选在微博中称:“已领回传票,遗赠案将于4月27日(星期五)上午9点30分开庭。”26日,张平选在电话中表示,他们已专门请了律师打官司,对于其他的现在还不能说,也不想说,一切等打完官司再说。张显则表示不一定会参加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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