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一、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趋向新变化
1、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趋向多样化。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微侵权等向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劳资纠纷、环境保护、交通事故、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扩展，且比例明显扩大。
2、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趋向聚众化。不少基层社会矛盾由过去的多为个人行为转变为现在的聚集行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涉及面更加宽泛、复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等涉及群体性利益产生的纠纷，使各类利益“抱团”群体不断增多，极易由一般性纠纷演变为群体性矛盾。聚众反复信访乃至缠访、闹访、越级访现象不断增多。
3、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诱发原因趋向复杂化。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中，既有因执行政策不一致、工作措施不到位而引发，如有些地方拆迁安置、征地补偿方面政策保障前后不一致、区域不平衡，事业单位改革政策执行不一，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等；也有在政府投入环保等公共设施建设带来的民意纷争而造成；还有因经济利益冲突所引发，如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市场环境影响出现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而导致拖欠职工工资、银行贷款、民间借贷，部分群众因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经济损失而将矛头指向政府监管不力等；更有大量因突发性事件而引发，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医疗事故纠纷和意外人身伤害等。
4、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展过程趋向对抗化。一些群众处在矛盾纠纷中往往极不理性，在涉拆涉迁、医疗事故等纠纷中脱离实际、盲目攀比、误解强求，如达不到其诉求目标、满足不了其畸形利益欲望，便对政府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和对抗行为。一些群众由于贫富差距、观念冲突、社会公平等因素引起心理失衡，产生仇富、仇官甚至仇恨整个社会的不良心理，遇到矛盾纠纷时情绪容易失控，采取极端手段，使矛盾趋向激化。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存在“大闹大解决”心理，认为只有闹到省里、中央才有可能迫使基层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居心不良者勾结境内外敌对势力或借助网络将社会上发生的各类敏感事件和传闻迅速见诸网络媒体，或歪曲事情真相渲染炒作，或传谣生事混淆视听，煽动不稳定情绪，制造不稳定事件。
二、确立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工作新理念
1、立足源头预防，实现社会管理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坚持从治本的高度，着力构建源头治理体系，前移社会管理关口，优化基层社会管理的宏观环境，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健全科学民主合法的决策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减少和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产生。
2、畅通诉求表达，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管制向民主协商转变。坚持以保障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权为前提，建立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不断扩大群众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参与度，在畅通民意渠道、完善基层民主和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按照民主程序维护权益，化解利益冲突。
3、强化矛盾排查，实现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主动、防止激化，通过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社会矛盾排查机制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把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维稳成本，实现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
4、规范矛盾调处，实现维护权益从依靠信访向依据法律转变。切实树立法律权威，把解决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长效化、制度化手段。对各类社会矛盾纠纷，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环境。
5、着眼多元化解，实现矛盾化解从单一模式向综合联动转变。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主，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手段为辅的“大调解”工作体系，通过创新设置调解组织、完善联调联解机制和加强建设应急管理体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鼓励民众合理选择矛盾纠纷解决途径，规范相关调解程序，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多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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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如何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一、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趋向新变化
1、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趋向多样化。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微侵权等向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劳资纠纷、环境保护、交通事故、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扩展，且比例明显扩大。
2、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趋向聚众化。不少基层社会矛盾由过去的多为个人行为转变为现在的聚集行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涉及面更加宽泛、复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等涉及群体性利益产生的纠纷，使各类利益“抱团”群体不断增多，极易由一般性纠纷演变为群体性矛盾。聚众反复信访乃至缠访、闹访、越级访现象不断增多。
3、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诱发原因趋向复杂化。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中，既有因执行政策不一致、工作措施不到位而引发，如有些地方拆迁安置、征地补偿方面政策保障前后不一致、区域不平衡，事业单位改革政策执行不一，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等；也有在政府投入环保等公共设施建设带来的民意纷争而造成；还有因经济利益冲突所引发，如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市场环境影响出现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而导致拖欠职工工资、银行贷款、民间借贷，部分群众因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经济损失而将矛头指向政府监管不力等；更有大量因突发性事件而引发，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医疗事故纠纷和意外人身伤害等。
4、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展过程趋向对抗化。一些群众处在矛盾纠纷中往往极不理性，在涉拆涉迁、医疗事故等纠纷中脱离实际、盲目攀比、误解强求，如达不到其诉求目标、满足不了其畸形利益欲望，便对政府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和对抗行为。一些群众由于贫富差距、观念冲突、社会公平等因素引起心理失衡，产生仇富、仇官甚至仇恨整个社会的不良心理，遇到矛盾纠纷时情绪容易失控，采取极端手段，使矛盾趋向激化。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存在“大闹大解决”心理，认为只有闹到省里、中央才有可能迫使基层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居心不良者勾结境内外敌对势力或借助网络将社会上发生的各类敏感事件和传闻迅速见诸网络媒体，或歪曲事情真相渲染炒作，或传谣生事混淆视听，煽动不稳定情绪，制造不稳定事件。
二、确立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工作新理念
1、立足源头预防，实现社会管理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坚持从治本的高度，着力构建源头治理体系，前移社会管理关口，优化基层社会管理的宏观环境，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健全科学民主合法的决策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减少和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产生。
2、畅通诉求表达，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管制向民主协商转变。坚持以保障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权为前提，建立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不断扩大群众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参与度，在畅通民意渠道、完善基层民主和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按照民主程序维护权益，化解利益冲突。
3、强化矛盾排查，实现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主动、防止激化，通过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社会矛盾排查机制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把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维稳成本，实现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
4、规范矛盾调处，实现维护权益从依靠信访向依据法律转变。切实树立法律权威，把解决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长效化、制度化手段。对各类社会矛盾纠纷，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环境。
5、着眼多元化解，实现矛盾化解从单一模式向综合联动转变。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主，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手段为辅的“大调解”工作体系，通过创新设置调解组织、完善联调联解机制和加强建设应急管理体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鼓励民众合理选择矛盾纠纷解决途径，规范相关调解程序，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多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
三、创建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机制
（一）坚持民生为先，创新建立源头预防机制
1、建立群众利益至上的公共决策机制。各级政府应逐步实现政策和决策目标取向的完全公开，以“群众是不是愿意、群众是不是支持、群众是不是得益”为决策目标，形成顺应民意、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机制。要扩大公共决策的社会参与，让不同利益群体在政策、决策出台前充分表达诉求，实现政府处理社会利益与社会良性互动，在博弈与妥协中达到平衡，形成开放性、社会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要积极推动社区、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建设，发挥其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和调节利益的作用，与政府进行充分沟通，表达不同群体意愿，形成代表广泛、规范有序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要使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出台前提前释放民意，并主动吸收采纳群众积极合理的意见建议；使政府出台的政策举措和重大决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可靠的群众基础，提高决策执行的可行性和成效性，提高公众的认可度、接受度和满意度。
2、健全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服务机制。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应力求民生优先、突出效率和秉持社会公平的统一。要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抓好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和管理，满足群众对公共服务产品的多样化需求。要贯彻中央“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精神，发挥公共政策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加大教育、就业、社保、住房、医疗和反贫困等公共政策的创新力度，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使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公正和公开，从制度上保证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从分配格局上调节社会利益关系。
3、创新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机制。各级要创新运用各类有效媒体，教育引导群众正确看待社会利益关系和分配差距的客观性，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既符合法律又合乎道德要求。一是广泛开展普法教育，拓宽法制宣传渠道，认真归理解决常见矛盾纠纷的法律路径，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宣传，使法治维权理念普及大众，深入人心。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理念，弘扬“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远亲不如近邻”、“重义轻利、礼尚往来”等传统文明礼仪,并一以贯之，长期宣传。三是强化警示导向教育，将极个别胡搅蛮缠、以身试法受到处罚的典型当做反面教材，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纠正“有事就得闹、大闹大解决，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认识误区。
4、强化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严把“五道关口”：一是依法治理，立项要过“法治关”。各类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项实施前,必须审查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二是评裁分离，实施要过“程序关”。改变原有“谁决策，谁评估”、“谁立项，谁评估”的做法，实行评估与决策相分离，由第三方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科学评估。三是互利共赢，评审要过“民意关”。凡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项，实施前须征得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同意和支持。四是科学合理，决策要过“分级关”。可将稳定风险分四级，风险较小的为四级，可实施；有一定风险但可控的为三级，分步实施；有较大风险可能引发群体性或个人极端事件、短期内难以控制的为二级，暂缓实施；有严重风险、可能引发重特大涉稳事件的为一级，不实施。五是明晰责任，后续要过“考核关”。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控制，既要有事前评估，还应有事中阶段性评估和事后总结性评估，视情作出维稳干预，避免发生实施中止等被动局面。维稳部门应对重大事项风险评估工作跟踪督导，并结合平安建设全员责任制落实量化考核。
（二）立足基层化解，不断完善依法调处机制
1、做实村（社区）级，实现小事不出村。按照夯实基础、源头化解的要求，做实村（社区）级调解室。一要加强调解网络建设，将辖区内企业（单位）纳入村（社区）调解室，确保企业内部矛盾自行解决、企业间矛盾社区调处、社区简单矛盾就地消除。二要提升调解队伍素质，把好调解干部选聘关，将有基层工作经验、热爱调解工作的人员选聘进来；推行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制度，提升基层调解人员工作积极性。三要规范基层调解工作，加强村、社区、企业、市场调解室软硬件建设，打造基层调解品牌，树立基层调解形象，提升人民调解公信力。
2、做强镇（街道）级，实现大事不出镇。按照全面推进、规范运作的要求，做强镇（街道）级大调解平台。一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分管领导任组长，民政、城管、社保、安监等条线负责人为成员的镇级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二要强化资源整合，以集约资源、方便群众、处置快捷为原则，依托各地综治中心，成立相关专业调委会或专项调解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完善诉调、公调、政调、访调和援调对接机制。三要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多部门、各条线参与配合的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各部门既分工负责、又相互衔接配合，形成本级政府部门及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
3、做精区（市）级，实现难事不出区。按照整合资源、攻坚克难的要求，做精区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一要统一协调，按实运作。由区委主要领导任调处中心领导小组组长，司法、信访、公安、劳动和工会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实现人民、行政、司法“三大调解”在一个平台上运作。二要集中管理，统一受理。将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和土地流转等专业调解纳入“中心”，重点调处跨区域和牵涉多个部门的重大矛盾纠纷。三要明确责任，分类处理，分流办理。按照接待、受理、调处、归档“四统一”标准，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做到“难事不出区，矛盾不上交”。
4、三级联动，实现矛盾不激化。按照属地受理、联动调处模式，实行区（市）、镇（街道）、村（社区）联合调处。对涉及人员较多、情况较复杂的矛盾纠纷，所在村（社区）受理后，商请镇（街道）调解组织上门联合调处；对情况特别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由区、镇、村三级联合调处；对重大矛盾纠纷，落实区分管领导包案化解。要对征地拆迁等越级上访的历史积累性重点疑难矛盾进行梳理，建立“会诊研判、综合化解”机制，达到化解一个重点矛盾、筑牢一方社会稳定的基础，营造一片和谐的社会环境。
5、法律至上，实现依法有序调处。解决矛盾纠纷的核心是维权，为确保群众维权秩序，必须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依法治理机制。要运用法律、法规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和调处工作，对民众释法；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律手段解决纠纷，保证个案公平公正，引民众信法；依法处理起哄闹事、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社会秩序者，令扰者畏法；规范地方立法，从法律法规中体现科学发展、执法为民，让民众爱法；政府在法制框架内运用行政、非诉讼调解手段公平合理地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使行政遵法；建立“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长效机制，开展村务法律体检，为群众答疑释法，助基层用法。要强化法律救助工作，创新建立社会矛盾化解中困难人员（家庭）救助扶持机制，完善包括司法行政法律援助、法院司法救助、公安检察刑事被害人救助、交通事故赔偿救助等司法救助体系。
（三）强化系统管控，着力构建综合治理机制
1、拓宽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广泛倾听民声，大力开展“进村入企达户到点”走访活动，不断加强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联系。要及时疏导民意，认真落实窗口单位首问代办责任制，对群众的问题及时解答，对群众的要求及时回应，对群众的不满及时安抚。要认真解决民需，在完善村（居）民自治、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的同时，努力提升社区平台服务能力，为群众提供全天候的生活类、咨询类、事务类、电子商务类、企业服务类等多项服务。
2、推行柔性网格精细管理。各级应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文关怀，以善治为目标，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要在成功推行社区扁平化管理的基础上，深化完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形成积极有效的合作关系。要将市场、住宅、商铺等全部纳入服务管理范畴，为群众提供政治参与、精神文化、生活交往等方面的关怀，做到“每一片土地都有人精心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贴心服务”。
3、落实维稳日常指导制度。维稳工作必须从日常指导做起，党政领导干部要利用互联网、热线电话、领导接访日等民意反馈通道，经常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群众诉求，与群众面对面沟通。要坚持定期下访制度，每月到联系村居、企业上门走访，察民情、解民忧、帮民困、办实事、办好事，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要做好维稳日常指导，结合矛盾纠纷排查，指导基层边排查边化解，将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即时上报、及时化解；对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确定责任人限期办理、限时答复。
4、形成社会各方参与合力。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工作，离不开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参与。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介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作用，代表相关群体反映诉求、与政府和有关部门协商调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反映诉求、维护权益、提供服务的纽带作用，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方式，积极探索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要支持和推动工青妇等群众组织扩大服务对象，将非公企业单位、新市民列入重点服务和帮扶行列。
5、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领导能力。有效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必须加强各级党政领导能力建设。一要着力提高为民执政能力。时刻心系群众，一切公共政策、公共决策和工作举措应符合群众的意愿、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群众的长远利益。二要着力提高系统管控能力。坚持从“前”抓起、以防为“本”， 从“底”抓起、以调为“堤”， 从“小”抓起、以畅为“要”的工作方法，在健全源头预防机制、夯实三级调解平台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上下真功夫，在提高民生保障、完善调解网络、加强基层社会管理、提高社区服务能力和关心困难群众上出实招。三要着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充分认识群众工作能力的提高，实际上就是化解矛盾能力的提高。要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提高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的能力，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能力，提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能力。
❸ 解决民生问题能缓解我国当前的什么主要矛盾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全面小康，就是要做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切都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改革开放29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问题不断得到改善，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但新的历史起点产生了新的民生要求，稳定的就业、公平的收入、良好的教育、安全的社保以及医疗卫生、居家住房、环境保护、民主法治、个人发展等等，日益成为人民群众新的普遍追求，进而成为党和政府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以胡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重大战略举措，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工作重点，顺应了时代要求，体现了民心民意。 民生问题关系社会和谐。任何一个社会只有有效地解决好民生问题，才可能具备和谐稳定的基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解决好民生问题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大力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不断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坚持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同地区和部门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差异，统筹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成为构建社会和谐的迫切需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体现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上，体现在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上，体现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 改善民生是全社会的共同期待。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较突出。同时，人民群众思想的独立性、多样性、参与性、选择性和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由此，民生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也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事。 民生问题是历史的、具体的，解决民生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一系列难题。既要深刻调整我国的利益格局，又要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趋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民生问题的解决需要政策措施、经济手段、法律法规、说服教育等多种方式综合运用才能解决好。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轻民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只有采取扎扎实实的措施，切实把民生问题解决好，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事业兴旺发达，国家繁荣昌盛，社会更加和谐。 改善民生必须坚持执政为民。只有切实做到执政为民，才能使我们党永远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力量。只有始终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才能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转化为富民惠民、改善民生的具体行动。只有始终把富民惠民、改善民生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千方百计为群众谋利益，才能使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稳固。这就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要对群众有感情、动真情，做到深入基层、融入群众，了解民情、听取民意、服务群众。 改善民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就要关心每个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和个人的利益需求，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办好事，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通过民主法治建设，完善民主权力保障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要营造有利于激发创造活力的制度环境，通过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调解各种社会矛盾。（
❹ 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从根本上要依靠法治吗
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消灭私有制。
❺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任务是什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对这个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判断。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党对这个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过程。
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尽管这种表述不够确切，但总的精神是正确的。遗憾的是，这种认识并不牢固并很快被否定。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这种错误认识，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重新肯定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的基础上，用更为科学的语言表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二大确认了这一提法，并把它载入党纲。党的十三大又把这一提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表述，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的变化。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由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使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社会生产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制度的更替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力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变化，从而决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变化；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和面貌，决定社会形态的变革。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社会意识形态和各种具体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的活动方式、生活方式，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第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得出的一条最重要的结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着深刻教训。在很长时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事实上忽视了发展生产力,造成了严重后果。到1976年，国民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虽然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必须集中发展生产力。
第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保证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必要物质条件的需要。社会物质基础也称社会物质技术基础，是指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以手工工具和手工操作为主的农业和手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以机器生产力为主的大工业。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大机器生产。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我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这种物质基础，从这点上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巩固的。只有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生产力，才能巩固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
我国现阶段，发展生产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是因为：
第一，加强国防，抵御侵略，维护主权，在国际斗争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强权政治的压力。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国际和平环境，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赢得时间，赢得胜利，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
第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怎么好听，而是因为它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我们不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在经济上缩小与他们的差距，就会削弱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价值观念就会乘虚而入，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就有了社会基础。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并最终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所以,我国能不能加快经济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第三，解决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部门和部门之间，地方和部门内部各个企业和单位之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以及他们各自内部之间，不同经济成分和社会集团之间以及各种经济成分和社会集团的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社会差别；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和取得收入方面还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促进效率提高和体现社会公平之间还存在较大的矛盾。这些社会矛盾、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从根本上说都是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分不开的。生产越落后，解决矛盾就越是缺乏回旋的余地。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摆脱不发达状态，才能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提供有力的物质条件。
第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总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要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这些国家更高更切实更民主，在文化上创造出比这些国家更优秀的精神文明成果，使我们这个曾经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的文明古国，在现代文明史上重放光彩。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不能脱离社会的物质基础自行发展的，它需要有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作保证。如果生产力落后，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陈腐的东西必然会死灰复燃。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
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工作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必须始终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为澄清认识，消除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思想障碍，我们党提出了生产力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党的十四大重申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整体。其中，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核心和基础；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规定了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和方向。
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个有利于”标准与评价各个领域工作成效的具体标准的关系。既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而是应该把它们统一起来。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于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❻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解决依靠什么方法
发展生产力 解放生产力
❼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主要依靠法律"的依据是什么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1.“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内容。
为谋长治久安，周初统治者继承了夏商以来的神权政治学说。同时为了修补神权政治学说中的缺漏，并确定周王朝新的统治策略，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这里的“天”仍是夏商以来一直尊奉的“上天”，但周初统治者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
因此，作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应该“以德配天”。“德”的要求，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祖、保民，也就是要求统治者恭行天命，尊崇天帝与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在这种“以德配天”基本政治观之下，周初统治者具体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主张。这种“明德慎罚”的主张要求统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也就是通过道德教化的办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用严刑峻罚来迫使臣民服从。
“明德慎罚”的具体要求可以归纳为“实施德教，用刑宽缓”。其中“实施德教”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德教”的具体内容，周初统治者逐渐归纳成内容广博的“礼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的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
2.“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的影响。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代表了西周初期统治者的基本政治观和基本的治国方针。这种主张的提出，不仅解决了为什么商汤可以伐桀、武王可以伐纣的理论问题，而且为西周社会的发展确定了基本的方向。
这种法律思想的形成，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在政治上已趋成熟。这一法律观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把道德教化即“礼治”与刑罚镇压相结合，形成了西周时期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和“礼”、“刑”结合的宏观法制特色，使这一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政府中，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理想的原则与标本。
汉代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从而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❽ 寻找一些关于“解决矛盾要从根源去找问题”的典故或者生活中可以与这个道理合拍的事情。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已。
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于如何认识根源的问题。
❾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对还是错
依法预防化解复社会矛盾纠纷制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保障。《决定》提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仲裁制度；健全行政裁决制度。我们要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❿ 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要依靠（）
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都要依靠 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