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

① 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1、制定《侵权责任法》，体现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观念。
2、《侵权责任法内》是建设和谐社会容的一个重要的助力。
3、《侵权责任法》的颁布也是我国侵权法理讼的一次全新总结。
4、《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民事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②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趋势，认为其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国《侵权责任法》适应侵权法充分救济受害人的需要，构建了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从而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该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实际上采纳了以过错吸收违法性的制度选择。在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由规则中排斥了违法性要件，严格责任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否定违法性要件。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违反注意义务作为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过错，从而正确认定责任。 【关键词】违法性要件；结果不法说；过错；严格责任 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 严格来说，违法性是德国侵权法独有的概念，德国法采纳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罗马法中曾经将侵权行为分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纪后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于1867年出版的《罗马法中的过咎因素》一书，[2]对不法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客观违法与主观违法”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存在过错的不法才能够产生损害赔偿的义务，而一个客观不法仅仅产生返还原物的义务。[3]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负责起草债法条文的屈贝尔（Kübel）曾为侵权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条款：“故意或者过失以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致他人损害的，有义务赔偿该损害。”据此，《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条第1款规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通过作为或不作为而做出不法行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损害，且其已预见或必然会预见此损害的产生，则他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其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无论损害的范围有没有被预见。”言下之意是尽管造成了他人的损害，但是只要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即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行动自由。[4]按照这一逻辑，侵权责任的成立，仅有损害并不充分，还必须有一个法律不允许的行为（违法行为）。后来，在《德国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对侵权行为的类型采用了三阶层结构。根据该法典，构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类：①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基于客体的特殊性而当然不法（第823条第1款）；②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他人损害，因其行为的特征（违背善良风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条）；③以故意或过失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违法性的要求（第823条第2款）。可见《德国民法典》区分了侵权法的三种基础事实构成（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性法律以及违背善良风俗）。[5]在这三阶层结构中，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违反善良风俗明显是行为导向的违法性，这是德国判例学说采纳违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据。[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法中，侵权法被称为侵权行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词来自于拉丁语名词“delictum”，其派生于动词“delinqere”（偏离正确的道路），意思是一个违法、一个失误或者一个错误。自公元前287年前后的《阿奎利亚法》将不法性规定为私犯的构成要件以来，在大陆法国家，常常将侵权行为称为不法行为，将侵权法称为不法行为法，[7]这对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当行为的谴责和非难。这也为违法性要件的采纳提供了依据。从法典编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国学者所指出的，“侵权行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国学者von Bar教授的观点，侵权行为采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当，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合同外致人损害的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为tort或者Delikt都表达出一种具有过错或者不法性的行为，而在当今社会许多的侵权行为都没有这两个因素，所以采用“合同外责任”这样的用法，才能够把几乎所有的侵权责任概括其中。[9] 我国侵权法在制定时，究竟采行为法还是责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后来立法者选择了责任法的概念，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它还带来了理念上的改变，尤其是价值判断上的变化。如前所述，将侵权法作为行为法的概念中，强调了对行为本身的非难。以传统社会作为整体图景的侵权法中，其理念重点是对行为的可非难性，而违法性恰恰着眼于对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这种法律技术与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是相适应的，因此，传统侵权法的整体分析框架中注重违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为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违法性的确定。”[10]早期的侵权行为法强调行为的不法性，顾名思义，侵权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法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可非难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大量的侵权行为中（如高度危险责任），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并没有可非难性，行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关标准的，造成了环境损害，也应当承担责任。这就说明仅仅通过不法行为难以概括所有的侵权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尽管仍然受到强调，但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含义并不相同，有些国家认为这一内容包含于过错之中，另一些国家认为其包含于损害结果之中。[11]而在现代社会中，侵权责任法的理念重点转变为对受害人的救济，由行为法逐渐变迁为救济法和责任法，侵权法由“以加害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受害人为中心”，相应而言，法律技术的中心对象就并非侵权人的行为，此时，以行为作为判断重点的违法性要件就无法完全符合现代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法技术受到法理念的指导，法理念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法技术的变化，因此，侵权责任法的上述整体理念变迁必然会对于侵权法的法技术发生重要影响，我国侵权法采用《侵权责任法》的名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其在内涵上也包含了对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为侵权法从行为法转向责任法，从而突出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这种变化对于违法性要件的采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来看，不区分法益和权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况下，也并不如德国法那样必须以故意作为要件，[12]过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例如，在过失侵害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也同样构成侵权责任）。在法益保护范围上，侵权责任法呈现了一种开放的体系，不仅权益本身是一种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围本身也是无限开放的，其立法体现就是侵权责任法在第2条第2款采用了“等”这一表述作为兜底。第二，从责任主体来看，侵权责任法采用了侵权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侵权行为人和侵权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后者虽然并非直接行为人但仍需承担侵权责任（例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未实施违法行为，但仍然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从归责形态来看，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多元归责体系，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违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在严格责任中，并不考虑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要件，但行为人仍然负有赔偿责任，尤其是公平责任的情况下，实行的是一种“百万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质上是因财产产生的责任，这与传统侵权法中的因违法行为产生的责任大相径庭。在侵权责任法中，这些规定包括：《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人对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而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第32条关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规定；第87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权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第四，从具体侵权责任来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无法找到侵权行为人的情况下，同样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规定的高楼抛物致人损害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责任。这种侵权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这同样与违法行为的判断没有太大联系。我认为，强调侵权法从行为法向责任法的转化，实际上强调了从制裁加害人向救济受害人转化，因而，违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减弱。 二、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国侵权法是否采纳了违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历史分析及侵权法发展趋势的分析外，还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首先，要考虑我国侵权法是否严格区分了权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 德国民法系以违法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826条所规定的“三个小的概括条款”侵权行为法架构，其特色在于以违法性对权利及利益做区别性的保护。[13]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设计而言，其违法性要件的内涵，是采取了结果违法说（Erfolgsun-rechtslehre）。该说植根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对一般侵权行为保护对象的列举。该说认为，应从损害结果中判定违法要件是否满足：凡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各项法定权利，则该加害行为就是“违法”的。结果违法实际上就是以权利遭受侵害代替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在采纳结果违法论时，必须判断行为人是否侵害了权利或者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从而认定行为的违法性。此种观点为德国大多数学者所采纳，并且对德国的司法判例产生了重大影响。[14] 按照德国法上的结果违法理论，在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绝对权”的情况下，则构成结果违法。[15]这一论断实际上是以区分权利和利益，进而提供不同的保护为基础。《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条第1款时，就是以结果不法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任何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就是违法的。此举的目的在于为这些权利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保护。[16]在结果违法的情况下，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行为是否违反了某个法律规定，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就推定行为是违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于并不存在侵害法定权利的结果，侵害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违法性，而应当借助其他标准来判断违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行为本身是否违背善良风俗作为侵害利益的行为违法性判断的标准；而且，只有在主观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应承担责任，这样就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护范围，从而维护了人们一般的行为自由。[17]据此可以确定，违法性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限制和确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避免一般的过失责任对纯粹财产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护。[18]结果不法说的优点在于，确立了绝对权的保护范围，体现了绝对权不可侵害性，根据此种学说，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原则上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19]不过，我们认为，此点并不构成我们应当采纳违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据。的确，在十九世纪的传统民法框架中，行为自由是法律的出发点和目标，并认为在此之后蕴含了基本的正义内容。[20]德国民法典在债法中注重维护行为自由，这符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从维护行为自由的角度来构建出违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作用。但是，当今侵权法在发展方向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民法典制定时期所面临的“保护自由，反对封建强权束缚”的社会任务已有所不同。可以说，现代社会正日益转变为“风险社会”，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护个体行动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护个体免受外部风险所造成的损害，这也是高度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等制度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违法性要件，很可能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此外，是否规定独立的违法性要件，也不应忽视技术层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数情形下，违法性可被包含在过错、损害等要件之中，(

③ 侵权责任法与侵权行为法有什么区别

我国法律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并没有侵权行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

1、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2、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3、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4、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

5、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3)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是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而制定的法律。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

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法律）

④ 我国法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有什么意义

《侵权责任法》的诞生，它是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它的完成标志着民法典的回主体部分已经答完成了。
《侵权责任法》这部法律对整个侵权责任的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尤其是在很多制度上有所创新。比如说，在法律里第一次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规定了同命同价的原则。这些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有像医疗损害赔偿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产品缺陷的问题、召回制度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侵权领域里这么多学者研究以后得到的共识，这在立法上得以规定，对中国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的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这样的一部立法，更重要的是彰显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同时也强化了责任意识、义务意识，我想作为一个正义社会来说，确实需要对权利有维护有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说这部立法起到这样的作用。

⑤ 制定《侵权责任法》的意义是什么

《侵权责任法》的通过实施将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发生重大的影响。第一，它专标属志着中国民法典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已初见雏形。第二，增强社会的权利意识。第三，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维权的自觉性和规范化。第四全面规范民事审判活动，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化。
《侵权责任法》这部法律对整个侵权责任的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尤其是在很多制度上有所创新。比如说，在法律里第一次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规定了同命同价的原则。这些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有像医疗损害赔偿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产品缺陷的问题、召回制度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侵权领域里这么多学者研究以后得到的共识，这在立法上得以规定，对中国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的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这样的一部立法，更重要的是彰显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同时也强化了责任意识、义务意识，我想作为一个正义社会来说，确实需要对权利有维护有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说这部立法起到这样的作用。

⑥ 医疗机构应如何应对《侵权责任法》带来的挑战

《侵权责任法》在“医疗损害责任”一章对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所应当履行的义务进行了强化，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医疗侵权损害的证明中引入了推定过错，即“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第58条）这一规定在《侵权责任法中》的引入直接改变了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的格局，它表明，在今后的医疗纠纷中，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将不再是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唯一前提。因为在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时候，只要患者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就可推定医疗机构对患者的损害存在过错，并要求医疗机构对患者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显然强化了医疗机构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严格循医疗操作规程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加大了医疗机构违法诊疗的成本。在目前我国医疗实践中存在很多“医闹”现象的背景下，《侵权责任法》对过错推定的引入，客观上会使医患纠纷中的医疗机构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不如此，该法第59条还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这一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对因使用瑕疵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或血液所造成的医疗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是对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的责任。
制度性因素无疑是《侵权责任法》给医疗机构带来挑战的直接原因，但医疗机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不规范的甚至是违法的诊疗习惯则是引发这些挑战的根源。由于人治在我国漫长历史中的统治性影响，法律在我国一直都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和认同，有法不依的现象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各级医疗机构。表现在具体的医疗实践活动中，很多医疗机构都没有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过现有的各类医疗卫生法规的实施，而很多医学诊疗行为也没有完全按照现行医疗卫生法的规定执行，甚至有些违法诊疗行为在经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整改甚至作出行政处罚之后，依旧大量存在。例如：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核准的科目范围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或者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伪造、篡改或者销毁患者病历资料的行为；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行为；未经患者同意而对其进行人体医学实验的行为；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检查的行为；故意延迟治疗的行为；以及其他违反现行医疗卫生法规定而进行的诊疗行为。〔1〕这些不规范诊疗行为作为很多医疗机构日常诊疗活动中习以为常的习惯，实际上一直都是引发医患纠纷的潜在威胁。由于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之前过错责任原则是追究医疗机构法律责任的唯一法定原则，而司法实践中又不允许进行过错推定，所以，这些不规范的甚至是违法的诊疗行为所招致的不利法律后果并没有被完全显现出来；而不规范行医甚至是违法行医的成本问题也一直没有引起一些医务人员的足够警觉。但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由于过错推定制度的引入，客观上会直接放大了传统不规范诊疗行为所引发的不利法律后果，使医疗机构面临更大的压力。就此而言，《侵权责任法》实际上只是一个彰显和放大医疗机构所面临之挑战的放大镜，而在我国各级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的不规范诊疗习惯才是医疗机构面临挑战的真正根源。
针对《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机构形成挑战的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医疗机构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工作:首先，应当摒除各种不规范的诊疗习惯，减少诊疗中的过错行为。《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之所以会对各级医疗机构带来挑战，除了制度性的因素之外，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各级医疗机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不规范的甚至是违法的习惯性诊疗操作。由于《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这些过去在我国医疗实践中由于没有支付多少成本因而未引起各级医疗机构足够重视的诊疗习惯势必将逐渐显现出其负面效应，从而加大医疗机构从事医学诊疗活动的风险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要很好地应对《侵权责任法》所带来的挑战，就必须从抓习惯入手，规范医务人员的日常医学诊疗行为，摒除以往形成的各种不规范医学诊疗习惯，并防微杜渐，形成依法规范行医的良好执业习惯。这是减少和避免不规范医学操作由于《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所带来的强烈颤震之治本之道！
其次，应当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法律培训。从法理上来说，知法是守法的前提。〔2〕因为只有知法才能够了解自己依法所承担的义务，也才能够严格履行这些义务，并因此而不至承担因为不履行这些义务所招致的不利法律后果。在依法治国已经被明文载入我国宪法而法治亦已成为当代社会之主旋律的宏观背景下，医学诊疗作为医疗机构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显然也已被纳入法治的轨道。立足于法治的立场，医学诊疗活动只有依法进行才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很显然，医学诊疗活动依法进行的逻辑前提就是广大医务人员的知法与守法，亦即了解并掌握法律，明晰并履行自己在诊疗活动中依法所应当承担法定义务。但从我国医疗实践所反馈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医务人员在相关法律的认知、了解与掌握上都还存在盲区，不但对法律学习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够认识，甚至有些医务人员还存在厌烦法律学习的情况。这已成为我国医疗实践中引发医患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侵权责任法》引入了包括过错推定、瑕疵医用产品连带责任等在内一些旨在强化医疗方责任的制度措施后，医务人员违法从事医学诊疗活动的风险与成本已被无限放大。在此背景下，作为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之逻辑前提的医务人员知法与守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经凸显出现。为此，医疗机构应当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对广大医务人员的法律培训，并尤其是医学方面的法律培训，敦促广大医务人员了解、明晰并进而严格履行自己在从事医学诊疗活动时所应当遵守的义务。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医疗机构可以采取“引法入院”的做法，通过邀请相关法学专家做专题报告或聘请其担任医院法律顾问等方式对广大医务人员不定期地进行依法执业方面的集中培训或教育。
而针对一些医务人员对法律学习与培训不感兴趣的情况，可以考虑将法律测试作为对广大医务人员进行考核的一项基本内容，使医务人员的法律学习与其自身利益直接挂钩，刺激其学习法律的兴趣与热情。
再次，应当成立专门的法律部门，并利用好社会上的法学资源。（1）就成立专门的法律部门来说。《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客观上加大了医疗机构违法从事诊疗活动的法律成本，需要医疗机构加强自身知法和守法方面的建设，而成立专门的法律部门（如法律事务部、医学法律研究中心等）则不仅可以方便对各类医务人员进行法律咨询与法律培训，以指导各个业务科室的医务人员学习和掌握与本科室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与规章，监督各个科室贯彻实施法律、法规与规章的情况，而且还可以在发生相关的医患纠纷时及时介入，并给医疗机构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这无疑有助于避免或减少不规范诊疗尤其是违法诊疗行为的发生，将这些行为可能会给医疗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2）就利用好社会上的法学资源来说。我国已经出台的很多法规、规章或医学诊疗操作规范中都对设立由包括医学、法学、伦理学等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专门的生命科技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基因芯片诊断技术管理规范（试行）》等，但就其实践情况来看，很多医疗机构尽管都成立了这类的专门委员会，但却并没有对法学专家的参与问题给予应有重视，很多委员会中往往都找不到法学专家的身影。这很容易成为引发违法医疗操作的一个缺口。为此，需要各级医疗机构切实重视法学专家对生命科技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的参与，积极吸纳法学教授、律师等法学专家介入对医学生命科技临床应用的项目审查堵塞由于存在法学专家盲区而出现的医疗管理漏洞。
最后，应当利用好《侵权责任法》中的一些保护性条款。《侵权责任法》固然引入了过错推定、瑕疵医用产品连带责任等加大医疗风险与违法医疗成本的制度，但其基本目的却是为了引导和强化医疗机构规范行医、依法行医，而不是故意对医患关系一方中的患方做偏袒性规定。正因为如此，《侵权责任法》在强化医疗机构责任与义务的同时，也对医疗机构依法执业做了保护性规定。如第60条规定的“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以及第64条规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等。这说明，《侵权责任法》在强化医疗机构责任与义务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和忽视医疗机构自身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而是也给予了正面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医疗机构进行自我保护，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屏障。就此而言，医疗机构没有必要对《侵权责任法》新制度所带来的挑战表现得过于惊慌，而应当学会利用这些保护性规定，维护自己合法诊疗过程中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尽量争取医患关系中的主动权。
总而言之，对于各级医疗机构而言，《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客观上加大了医学执业风险与违法医疗的成
本，对其从事医学诊疗活动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如果辨证地看，则这些挑战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其实更是机遇，因为它可以促使各级医疗机构真正从思想上关注和重视不规范医疗所招致的法律风险，从而主动采取措施预防和避免这类风险的发生。而这一点，不但可以增强各级医疗机构医疗活动的规范性，提高其抗击医疗风险的能力，对于保障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说，显然也是大有裨益的。

⑦ 试述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采取怎样的判断标准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的相关学说
（一）条件说
条件说又称等值说，该说认为所以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损害结果的原因，因而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行为都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条件说的优势在于它使用起来比较容易，按照该学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较容易发现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学者们对条件说的批判也很多，认为其缺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它把所有的条件都同等看待，没有区分不同条件之间的不同作用，这样在共同侵权的案件中便不能确定各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和范围。
第二，该学说认为所有为损害结果发生提供条件的因素皆为损害发生的原因，这就将许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牵扯进来从而扩大了责任主体的范围，造成真正有责任行为人的难以确定。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很多学者认为条件说在认定因果关系上缺乏灵活性，在稍微复杂的因果关系认定中往往出现不合理的认定结果。因此，现在仅在一些简单的案件中适用，已被排除在主流学说之外。
（二）原因说
原因说认为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众多条件中并非所有的条件都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只有那些对损害结果在时间、空间上距离最近，或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有效作用的原因才是损害发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使行为人承担责任。
该说在理论上把对损害结果作用不同的条件区分开来，单从理论上来看有其进步性。但是该说也产生了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原因说只提出要把条件跟原因区分开，但是其并没有明确说明该如何将两者区分开，只是给了一个主观、相当宽泛的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损害发生的条件往往错综复杂，对损害结果的作用难分轻重，所以原因说在审判实务中适用的难度会很大。
第二，原因说把众多条件中所谓的“原因”认定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唯一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而排除其他条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事实上可能造成当不能认定“原因”时，所有条件都与损害的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从而受害者无法获得赔偿的不合理情况发生。
（三）法规目的说
法规目的说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以法规的目的来决定。行为人就其行为所引发的损害是否应承担责任，基本上是法律问题，依照法律规定来确定，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法规目的说在解决一些与立法目的相牵连的案件的时候，能够发挥比其他学说更为明显的优势。但是法规目的说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被法规目的所包括，也并不是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有法律来规制。依照法规目的说，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发生的时候，权利的保护就毫无希望可言。并且以法规目的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会造成法律漏洞，使得侵权人在法规目的的掩盖下逃避法律责任。例如，如果侵权人知道某一法条是为保护某一权益而设的，那么他就可能将受害人的其它权益置于该法条规定的情形之下，从而使得该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第二，从实践中看，法规目的说对因果关系解决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法规的目的在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直接的规定，而法规目的说却舍弃了因果关系认定的标准，直接以法规的内容与目的来衡量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缺乏明确的标准，最终仍然由法官来判断法规的目的，使法官成为了法律的解释者，有“法官造法”的嫌疑。[6]
（四）盖然因果关系说
盖然因果关系说发源于日本，是因果关系证明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理论。盖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对受害者所要求的因果关系证明．应该只要就因果关系的存在表示出相当程度的盖然性程度即为充分，所以，应当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从受害人转换到加害人身上。有学者将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的理论要点归结为：第一，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式上仍为原告承担；第二，证明责任在实质上进行转换，即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因果关系就应该被肯定；第三，“盖然性证明”是指“超越了大致明确的领域。但尚未到达证明的程度的举证。”从价值方面分析，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减轻了被害人的证明负担，有利于社会弱者利益的保护。[7]
（五）相当因果关系说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系以行为人之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存在事实为观察的基础，并就此客观存在事实依知识经验判断，通常均有发生同样损害结果之可能者，该行为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即有因果关系。冯·克里斯认为，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原因和结果之间才有因果关系：(1)它必须是损害的必要条件；(2)它必须在相当量方面增加损害的客观可能性。由此可知，并非引起某个事件的每个条件都是原因，只有使这一事件在一般的情况下会导致某种结果发生的条件才是该结果的原因，才会承担责任；如果该条件在一极其特殊的，或者极可能小的情况下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并且该条件是一种事物在一般进程中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则该条件不属于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台湾著名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以行为时存在而可为条件的通常情事或特别情事中，于行为时依吾人知识经验一般可得，而且其情事对于其结果，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一般的有发生同种结果的可能，其条件与结果为有相当因果关系”。换言之，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关系。
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德国，是大陆法系在侵权法因果关系认定中适用最广泛的理论。作为大陆法系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因为有其存在合理性和研究价值，所以在其产生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将“条件判断”和“相当性判断”有机结合了起来。合理的确定了责任的范围。相当因果关系的构造可分为“条件关系”和“相当性”两个组成部分。其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首先确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条件，而后再借助一般社会经验对这些条件进行判断，进而断定造成该损害结果的原因，确定损害赔偿的责任范围，从而避免了单纯采取条件说所造成的因果循环，牵连范围过宽，一概而论使每一个有牵连的加害人均承担责任的责任范围过宽现象的发生。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可能性”纳入判断因果关系中，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为“可能性”判断一般取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验与见识，所以在依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判断某侵害行为是否为某损害后果的原因时，并不要求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达到精确和绝对的地步，只需证明该侵权行为依一般社会经验极大的增加了损害的可能性即可。如此则极大地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突出表现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在该类案件中一般采用“盖然性”的方法确定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例如，某化工厂污染了某居民区的水源。该居民区大部分居民喝了该水之后均呈现出不同轻重的中毒情况，则该居民区居民只需证明该化工厂侵权的“极大盖然性”即可，而无须亲自证明该盖然性已经达到了确定性的程度。
虽然相当因果关系说已逐渐被大陆法系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相当因果关系说亦有其固有的理论缺陷：
其一，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易造成使用的差异性。由于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行为人对极大增加损害结果的可能性理论并不能提出精确的认定标准，因此即使是在同一国家或同一地区，同样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其判决也有可能截然不同。另外，法官在裁案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会出现法官因同情被害人而认定因果关系之存在，造成裁判不公现象的出现。
其二，相当因果关系说缺少必要的法律价值取向。美国著名的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价值判断在司法过程中会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价值判断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们被整合进了作为判断客观渊源的宪法规定、法规以及其他种类的规范中。”由此可见，价值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借助数学及社会统计学理论对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是科学的。可是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毕竟是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的解决就必须注意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其三，相当因果关系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并不能对社会中发生的所有的侵权案件判断其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有些案件并不适宜采纳相当因果关系说，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侵权案件。
其四，相当因果关系说对所谓的因果关系“相当性”的判断在理论上有混淆“过错”判断的嫌疑。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所谓的相当性表现在，“凡是一般人所能预见到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条件关系，不论行为人是否能预见，都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凡是为一般人所不能预见但是行为人能预见的，也认为存在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的“过错”的判断。一般人所能预见，而行为人却没有预见，此为行为人之“过失”；一般人不能预见，行为人预见了仍然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而为之，此为行为人之“故意”，只不过这种故意隐藏得更深，若无有力证据很难证明而已。相当因果关系说把本应当在过错中进行的法律判断搬到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并称之为“相当性”的判断，这种做法在理论上忽视了过错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的地位。支持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学者们在讨论因果关系的问题时，往往高估了因果关系认定在侵权责任认定中的作用，给人一种“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即等于侵权责任成立”的感觉，把过错放在一边，这种做法，诚不可取。
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认定问题的实质与解决
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无论其如何科学、如何合理，均无法解决所有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某一理论学说在此类侵权案件中具有应用价值，而在另一类型的侵权案件中则可能无法适用。所以，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主要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一个立法问题。因此，如何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侵权因果关系认定规则，乃是摆在所有民法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在构建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认定规则时，应当坚持司法主义的逻辑进路。不宜在侵权责任法中将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复杂化。而是应当将主要问题留待司法实践中去解决．赋予法官在判断因果关系时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

⑧ 从审判实践看如何完善《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

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类似雇工建造房屋、请邻居或朋友帮工以致于出现人身损害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于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成了案件审理的难点。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难点多存在于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区分上。随着《侵权责任法》的正式实施，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了个人劳务关系，加上目前学界对劳务关系的理论研究较少，因此如何处理因个人劳务关系产生的纠纷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侵权责任法》第35条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一、《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与个人劳务关系相关的法律规定 （一）与个人劳务关系相关的法律条文： 1、《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2、《解释》第9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13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个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个人应当承担帮工责任。被帮个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帮工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个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应当支持。第14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帮工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给与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二、与《解释》相比，《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不足之处 （一）《解释》的规定更全面、更具可操作性。《解释》第9条及第11条规定的是雇主责任，该规定包括了：1、雇主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2、雇主的追偿权。《解释》第13及14条规定了无偿帮工关系，包括：1、对被帮工人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2被帮工人的免责事由。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可以不承担责任。3、致人损害时的连带责任：在致人损害的情况下，如果帮工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应与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相反《侵权责任法》第35条对个人劳务关系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形：1、在提供劳务的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时，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此种情形适用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且没有规定例外情形，2、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则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双方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规定过于简单，对无偿帮工、雇主的追偿权都没有规定，在实践中不如《解释》更具操作性。 （二）《侵权责任法》第35条首次提出劳务关系这一概念但未对其进行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审判实践的困扰。表面上看，雇佣关系、无偿帮工关系与个人劳务关系的法律规定好像很是明确。但对于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来说，无论雇佣还是帮工，都是提供劳务的过程，劳务关系实际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面对一个具体的案例时，如何对劳务关系做出认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特别是《解释》经施行多年，群众对雇佣关系这一概念较为熟知，审判人员亦对如何认定雇佣关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又提出了劳务关系这一概念，徒增司法实践的纷扰。 （三）《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中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采用过错原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时，有认真完成雇主所指示的工作的义务，同时应负有照顾自已的义务，否则一旦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不问提供劳务一方是否有过错，接受劳务一方都得承担责任，显失公平。但该条并未规定接受劳务一方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他人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享有追偿权，存在不足。同时该条亦未规定劳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提供劳务的一方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的追索选择权，亦未明确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以及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接受劳务的一方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而实践中这种情形是非常多见的。 （一）应明确个人劳务关系的概念。 《侵权责任法》第35条是第一次在正式立法中采用劳务及劳务关系的术语 ，但对于劳务关系的概念，目前仍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定义。因此立法对个人劳务关系的定义做出明确，对审判实践无疑具有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劳务关系大致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劳务关系的主体具有平等性。在《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中，规定的是个人劳务关系，因此可以理解为公民个人之间关于提供劳务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其次，劳务合同标的和履行标的具有特殊性。劳务合同的标的是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劳务。劳务合同是以劳务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只不过每一具体的劳务合同的标的对劳务行为的侧重方面要求不同而已，或重于劳务行为本身即劳务行为的过程，如运输合同；或侧重于劳务行为的结果即提供劳务所完成的劳动成果，如承揽关系。 （二）应借鉴《解释》第9、11条的规定，明确：提供劳务的一方从事劳务活动致人损害的，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提供劳务的一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提供劳务的一方追偿；提供劳务的一方在从事劳务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劳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提供劳务的一方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提供劳务的一方在从事劳务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接受劳务的一方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应借鉴《解释》第13、14条规定，明确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个人应当承担帮工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帮工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个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帮工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给与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作者单位：北海海事法院

⑨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特点，详细一点，字数多一点，不要从其他知道上复制的。满意的话增加财富值。

中国《侵权责任法》的主要特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侵权责任法》是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的成果，其中凝结了广大立法工作者、司法工作者以及法学工作者的智慧和贡献，是民商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集体智慧结晶。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广泛听取司法工作者的声音；司法界积极配合，为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民法学界广泛讨论，各抒己见，为《侵权责任法》提供理论支持。《侵权责任法》的每一章节和条文都广泛征求了意见，是一次民主的立法，确确实实适应中国当前的情况。
第二，《侵权责任法》体现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是一部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一个民事权利宣言。在内容上，突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重点解决20年来出现的突出问题，如“同命不同价”、网络侵权、建筑物倒塌责任、产品的警示召回、保险责任的分担等问题，在《侵权责任法》中都有了切实可行的规定。
第三，《侵权责任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第2条采用开放式列举的方式规范了本法保障的权益范围，广泛全面地对各种私权以及各种利益提供了保护；二是自始至终都贯彻体现了对人和生命健康的最重要、最首要的关怀，把它放在首位来进行保护；三是按照归责原则建立了一个独特且完整的侵权法体系，非常科学、严谨；四是巧妙地做到了一般条款和具体列举的结合；五是在《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全面规定列举了各种侵权责任形式，而且在责任形式的规定方面也实现了一般规定和具体列举的结合。
学者从历史角度阐释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认为《侵权责任法》是外国立法经验借鉴与本土国情的密切结合，它体现了立法者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立法风范，以及中国民法学者既有学习他人的胸怀，也有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勇气，因而形成了鲜明中国特点，已经受到各国民法学家的重视，将会对外国侵权法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侵权责任法》独具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侵权责任法》单独立法。《侵权责任法》采用单独立法的形式，是成文法国家第一部以侵权法的名称制定的法律，这是对传统民法典体系的重大突破，是对各国民事立法的重大贡献。这部法律的制定之所以能够广泛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就是因为制定这部法律所具有的创新和重大突破意义。
第二，规定了独具特色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的专家认为《侵权责任法》第2条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的专家认为《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学者指出，《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6条第1款都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是一个大小搭配的双重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是独创性的立法模式。在成文法国家的侵权法中，只有一个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或者是小的一般条款，或者是大的一般条款，而中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两个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第2条是大的一般条款，全面概括全部侵权责任；第6条第1款是小的一般条款，规范一般侵权行为；二者相互结合，构成《侵权责任法》的完整逻辑结构。
第三，突出强调私权优先规则。《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私权优先规则，赋予侵权请求权以优先权保障，当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同时承担侵权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首先支付侵权责任。有了优先权的保障，就能够保证第3条规定的侵权请求权得到担保物权的保障。这表现了中国立法的昌明，表达了私权的尊崇地位，体现的是国家、政府不与民争利的思想。
第四，着重解决死亡赔偿的“同命同价”问题。学者认为，城乡体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立法是要维护这种体制还是消除这种体制，有一个立场问题。在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上不自觉地维护二元体制，“同命不同价”的结果就是歧视农民。《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校正了这种做法，抛弃了按照城乡居民户口确定赔偿标准的做法，实现了城乡居民的平等保护。
第五，在具体制度构建方面，与会专家学者指出以下侵权责任制度具有中国特色。
（1）医疗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综合平衡受害患者利益、医疗机构利益和全体患者利益的关系，借鉴各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经验，对医疗损害责任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打破了世界各国侵权法都不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的传统做法，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环境污染责任。《侵权责任法》把《民法通则》以及环境保护法中关于侵权法规范进行整合，协调了《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单行法的关系，补充了新的责任规则。
（3）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十章专门规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除了规定一般性条款之外，还专门规定违反安全措施饲养动物、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动物园饲养的动物以及遗弃、逃逸的动物造成损害的责任，有助于消除社会危险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4）物件损害责任。有学者系统解析了《侵权责任法》第85条、第86条、第87条的规定，认为既借鉴了罗马法的历史传统，又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内容有重大突破。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第86条规范建筑物倒塌造成损害，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规范豆腐渣工程，警戒不法开发商，保障建筑物的质量安全，意义重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⑩ 《侵权责任法》37条中的群众性活动组织者，怎么界定，标准是什么，有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或解释，谢谢

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属于漏洞。
群众性活动蓬勃发展，不但数量多、类型新颖，其主体的多元化、时空间范围的广泛性均导致法官在审理涉及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案件时往往难于掌握。

涉及安全保障义务纠纷的案由非常广泛，除安全保障义务纠纷外，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旅游合同纠纷等各种涉及侵权的纠纷，都可能涉及安全保障义务问题。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首先会确定损害事实的存在，进而认定造成损害的原因，并将原因归为一种或几种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而后就需要判断该行为是否属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之内。而这时如何界定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就成为了法官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法官会面对这样三个难点，一是适用原则模糊且缺乏内容细化的规则及运用方法。侵权责任法第37条仅原则性的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的权利、义务主体和责任承担方式，但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甚至都没有原则性的指引，更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学界通过比较法研究提出了一些司法中可以借鉴的原则和规则，但对于法律适用而言还不够明确和细化。

二是缺乏统一的、合理的思考模型。要界定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需要考虑诸如法律规定、行业规范、合理注意、主体性质、活动性质、客观条件等多种层面的诸多因素，目前缺乏一个基础的整合多重因素的较为规范便于适用的思考模型。

三是在组织者与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竞合的情形下，义务范围的界定缺乏明确的规范。在组织者与管理人安全保障义务竞合的情形下，无论是义务主体直接侵权还是第三人侵权，都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分，才可能对不同的义务主体确定其是否侵权以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而这也需要明确的区分规则以及规范的审理方式作为司法工作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