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婚内侵权结果的严重性，较为严重的标准是什么
目前关于婚内侵权问题一直是法学研究的课题。婚内侵权包含多个方面。其中包括人身的（如性）、也包括财产的。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来详细规范夫妻之间的婚内侵权行为。严重程度不是问题，只是你愿不愿意起诉或者说目前法律有没有那样的规定来规定婚内的侵权行为。这个度一般是有法院的立案庭裁量。
所谓夫妻侵权，即配偶之间的侵权。是指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实施了危害配偶一方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使对方的人身、财产乃至精神方面受到损害的过错行为。夫妻侵权行为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虽具有特殊性，但它仍然是一种违法行为，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有三种：一是刑事责任，二是行政责任，三是民事责任。然而，针对家庭暴力等婚内夫妻侵权行为，我们的法律更多的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婚内侵权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责任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一、影响夫妻侵权行为民事责任建立的原因
一是人的观念问题。大多数人讳言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认为是夫妻间的事，属于个人的私事，正所谓法不入家门，完全可以由夫妻双方协商解决，法律介入会影响夫妻间的感情。况且，夫妻间即使发生一些矛盾，出现一些侵权行为，只要一方没有提出离婚，就说明这种矛盾和侵权并不重要，或者说一方对另一方的侵权行为予以默认，这完全符合民法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法律根本没必要介入。其实不然，夫妻间被侵权的一方，之所以容忍另一方的侵权行为，主要原因是缺乏婚姻内救济途径状告无门，而不得不放任这种行为的存在，因此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已成当务之急。丈夫将妻子打伤，妻子不请求离婚却只请求丈夫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丈夫不抚养妻子，妻子不请求离婚却只请求丈夫给抚养费，而法院如果支持了妻子的诉讼请求，这可能会令多数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普遍认为夫妻一体，怎么赔？怎么给？给了也是共同财产。但在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中，诸如此类的案件可是屡见不鲜。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除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外，最主要的是那些国家的夫妻财产制度与我们的有所不同。封建的夫妻一体主义的传统理论尚存于我国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基于这种思想，人们很难在婚后形成夫妻独立的财产制的意识。
二是立法问题。现行婚姻法也是以法定共同财产制为原则，以法定个人财产制为例外，虽也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但在现实生活中夫妻间很少采取约定财产制的形式，因此只有在离婚或配偶一方死亡时，才能确定夫或妻的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往往无法界定。若发生夫妻侵权行为，赔偿问题无法提起，即使提出也缺乏实际操作性。为此，夫妻共同财产制已成为追究婚内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障碍，为保障夫妻间独立的人格权和财产权，法律应明确婚内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而这一点在现行婚姻法中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个疏漏和缺憾。有人认为新《婚姻法》第46条对损害赔偿责任已经做出了规定，但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离婚，与婚内侵权不是一回事，而且新《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若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仅依据新《新婚姻法》第46条请求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条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对婚内夫妻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目前，除了重婚能够被提起公诉，追究刑事则任外，象包二奶、家庭暴力等社会现象，在婚姻持续期间，法律一般是无法介入的。加之向夫妻间内部的一些侵权行为，如果不是由其中一方提出，外人也很难知晓。也就是说夫妻间被伤害方处于某种考虑，对这类侵权行为予以默认，使家庭暴力、包二奶等社会丑恶现象长期存在。这不仅污染了社会风气，沦丧了社会道德，而且严重的妨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 是维护家庭稳定的社会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其和谐与稳定对于社会至关重要。俗语讲“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说明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也说明了一个稳定的婚姻家庭对家庭成员和社会的重要性。但近年来，我国离婚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由此而来的单亲家庭增加，涉及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纠纷也随之增多。离婚不仅是家庭内部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过错侵权。一个家庭之所以支离破碎，最终走向解体，决不是偶然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是夫妻间矛盾无法调和的最终产物。修正后的婚姻法第三章“婚姻家庭关系”中，虽然对夫妻之间的一些权利义务做出了规定，但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仅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第43条、44条、45条对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和重婚行为，做出一些规定，提出一些救济措施。婚姻法对夫妻间侵权规定较少，且救济手段单一，仅限于行政和刑事“救济”，如何进行民事救济始终是空白。由于夫妻间的侵权决非以上几种（如侵犯夫妻的同居权、财产权等），而且基本上属于民事侵权。由于缺乏民事救济的途径，绝大多数的夫妻内部的侵权行为主要靠夫妻间协商解决，虽然夫妻间协商解决相互间的侵权问题，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协商不成，侵权行为难以及时制止问题。使夫妻间侵权行为长期、持续的存在，最终导致婚姻家庭的破裂和解体。为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就需要对受夫妻侵权行为损害的一方，予以民事救济，制止侵权行为，以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
(二）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是弘扬精神文明的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建立健康、向上、文明的新型家庭关系。夫妻应相互忠实，互相尊重；由于目前缺乏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侵权责任和民事救济措施的有关规定，使得在婚姻存续期间，被侵权的一方得不到及时法律救济，无形中助长和放任了侵权方的侵权行为的发生。被侵权方若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现行的有关法律规定，离婚基本上成为唯一的选择，只有离婚时，无过错方才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三）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是落实男女平等的社会需要。男女平等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0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5条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而夫妻地位平等，是男女平等在夫妻关系中的必然要求。所谓夫妻地位平等是指夫妻在家庭中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得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者只尽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夫妻地位平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身关系平等，二是财产关系平等。新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并在第14条、15条、16条、17条、18条、19条和20条等就夫妻间的人身、财产关系做出规定。应该说这些规定很具体全面，但对夫妻一方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什么责任，和怎样承担责任，缺乏相应的规定。实践中夫妻一方，常凭借经济的优势，不履行法律规定的夫妻的义务，垄断家庭的一切事物，而处于弱势被侵权的另一方，由于没有有效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逐步丧失独立地位，凡事不得不依赖、服从另一方，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男女平等、夫妻平等的规定成为形式，正所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此，只有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夫妻地位平等，进而实现男女平等。
三、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的可能性
（一）夫妻间尤其是妻子主体地位的独立性增强，使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民事救济制度成为可能。在古代社会是谈不上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的。因为无论是在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夫妻关系是一种尊卑、主从关系，妻子基本上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妻子的人格完全被丈夫所吸收，这种一体主义的婚姻，即谈不上夫妻间的侵权，也谈不上夫妻间的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解放后，在我们国家先后颁布的两部婚姻法中都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否定了夫妻一体主义的立法观，强调夫妻各自具有独立的人格。这就为夫妻间民事责任的承担奠定了主体上的可能性。现在人们最大的担心在于对夫妻间侵权行为进行救济，可能会影响夫妻间的和谐，认为夫妻内部事情，最好由夫妻内部处理就能够全部解决，它往往需要一方的逆来顺受为代价。这显然是不合时宜和潮流的。
（二）夫妻财产制的逐步完善，使建立夫妻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成为可能。我国1980年《婚姻法》第13条、31条、32条对夫妻财产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实行法定夫妻财产制与约定夫妻财产制并轨，以法定财产制为主、约定财产制为辅。以适应基本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婚姻当事人的夫妻财产关系多样化的要求。修订后的婚姻法第17条、18条、19条、39条、40条、和41条的规定，对我国夫妻财产制作了进一步完善，实行法定夫妻财产制、特有财产制和契约财产制三种并行制度。虽然修订后的《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夫妻财产制，但婚姻当事人对夫妻间的财产制度可以选择。许多学者在探讨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时，认为夫妻间侵权行为发生后，无法实施民事救济，因为，夫妻的财产是共同的，夫妻间侵权后，即使进行民事赔偿，其所得的财产仍为夫妻共同所有。所以这种救济既没必要也不可能。随着夫妻财产制的完善，夫妻之间完全可以通过约定和民事救济，拥有自己的独立财产，这就为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提供了可能性。
四、建立夫妻侵权责任的几点建议
（1）完善立法执法。虽然婚内夫妻侵权行为由于主体仅限于夫或妻而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但特殊主体并不妨碍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侵权责任方式也可适用于婚内侵权行为，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而赔偿损失是适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侵权责任。人民法院还可依职权对民事违法行为人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剥夺部分财产处置权、剥夺部分权利、处以罚款等。如：婚前财产--房屋，所有人不得随意处置。如果婚内夫妻侵权事情节严重可部分剥夺婚前财产所有权，甚至全部剥夺，作为对被侵权方的补偿。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农村，男方把房子准备好，女方买家电、家具等。过十年八年，房子还是我的，家电、家具等已贬值，不愿意过你走人，而女方无房，无处安身，只得委曲求全，任其“包二奶”、家庭暴力或者“冷暴力”。
（2）加大夫妻间侵权道德舆论的宣传力度。夫妻间的侵权往往带有对伦理道德的否定性，即夫妻间的义务有些并非来自法律，而是伦理道德上的义务，这种义务的承担靠的是伦理道德而非法律，因此，对这种夫妻间的侵权，只能靠道德规范。要从整和社会资源方面入手，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司法行政、民调、普法、民间组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多方力量充分发挥各自的 作用，齐抓共管、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可以先搞试点，有点到面，逐步推广。可以先搞家庭公约、村规民约、楼院公约作为一个规定，可以规定几条。如：不履行夫妻义务、无正当理由夜不归宿、赌博、网恋、打骂妻子（丈夫）、精神虐待可以通过道德评议会、家庭会予以训诫、据结悔过书、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罚款等多种形式，也可以罚做家务、罚做社会义工、在一定的场合检讨、重温婚姻誓言等多种方式进行。从道德、伦理方面约束夫妻间的侵权行为。
2. 制定侵权责任法有何重要意义
法治的价值在于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侵权责任法作为规 范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的法律工具，作为确保民事 主体合法权益在受到损害后得到合理弥补的重要法律形式，集中 体现了法治的重要价值——保障私权。它是法治<div class="dib hot-words pr" "=""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社会中一部重要 法律，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侵权责任法越发达的国家，法治 就越健全。所以，侵权法在世界各国的民事法律体系中都占据重 要地位。我国民法通则中将侵权行为法独立列为一节，也说明了 其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物质财 富的不断丰富，以救济私权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侵权责任法，在现 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明显和重要。尤其是第三次技术革命' 之后，很多新的情况被纳入到侵权法的调整范围内，无论是大陆法 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对侵权法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和 更加与时倶进的立法跟进，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需求。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带动人们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也不断增 强，要求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同时，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高度危险作业问题、网络 侵权问题、非法披露他人隐私问题等都越来越受社会公众的关注， 受害主体的维权诉讼大量增加。这些都对我国现行侵权法方面的 既有规则提出了挑战。
我国关于侵权行为以及侵权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民法通 则，但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行为一节的规定过于简单、过于原则。 除民法通则之外，国家赔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产品质量法等单行法律法规也有一些关于侵权责任的补充规 定或特别规定，但这些规范又过于分散。
为进一步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要，保护民法所确定的各种 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体系，全国人大 在经过四次审议之后，通过了这部侵权责任法。使其成为继物权 法之后，我国民法典中另一部重要的支架性法律，对保护公民、法 人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化解社会矛 盾，减少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3.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的途径有哪些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的保护途径
1、工商局查处、专利局查处、版权局(文化执法大队)查处
通过向工商局、专利局、版权局(文化执法大队)举报，要求侵权企业停止侵权，同时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1)举报信;
(2)举报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专利证复印件、版权登记证复印件;
(4)授权委托书;
(5)商品为仿冒品或侵权产品的鉴定书;
(6)侵权企业详细名称、地点、产品名称、外包装，及证明侵权的初步材料、线索。
2、公安局查处
向公安机关举报检举，请求对侵权方责任人予以刑事处罚，从而从根本上制止侵权行为再次发生。
(1)商标案件：超过3万，驰名商标不受限制;
(2)专利案件、商业秘密案件：超过50万;
(3)版权案件。
3、海关查处
涉及海关备案、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简单来说，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就是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即在货物进出境时，对与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或者更简单的讲，就是海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进出口货物进行查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商标、专利、版权、商业 秘密、技术秘密等等知识产权都可以受到海关保护呢?不是，只有商标权、专利权、版权，以及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才受到海关保护。
4、人民法院起诉
通过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侵权方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一般是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北京海淀、朝阳、丰台等。难点是赔偿额的举证，一般要求50万的法定赔偿额。
5、其他行政部门查处
农药—农业局，无法进行知识产权侵权查处—当地质检局举报产品质量
在具体造作中，一般是把某几个途径联合使用。一般来讲工商人员无权强行搜查某些区域，比如民宅等，也无权扣留、取走某些贵重财物证据，那么这样的现实，就必须由工商联合公安共同执法。
4. 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和医疗事故条例之间的冲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否应该被取代废止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1、构成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2、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
3、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如果承担，按照何种标准承担责任？[1]
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认识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由于赔偿的标准不统一而产生的结果。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2款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个规定与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好相反。这意味着从2002年4月1日开始，在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中，开始实行举证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担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及医疗过程无差错”的举证责任，上述两项责任由医疗机构来承担。
那么，在这种规定下，是不是意味着医疗损害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医疗机构来承担？我们姑且不谈此规定是否合理，因《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已有了不同的规定。[2]仅就此规定本身而言，我认为，对它的理解不能片面。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是由这类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和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能力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由于这类诉讼中所涉及的医方是否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证据大多控制在医疗机构，患方难以占有、接近和收集，在当事人双方举证能力有很大悬殊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根据法律的原则，确定医疗机构对这方面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这是符合举证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审判规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释确定这个规定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患者的医学知识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疗过程中也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医疗机构则通过检查、化验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状况，制定治疗方案，熟悉治疗过程；二是按照举证责任的实质分配标准，举证责任应当由距离证据最近，或者控制证据源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诊疗过程中的检查、化验、病程记录都由医疗机构实施并掌握，医疗机构是控制证据的源，是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三是对因果关系和医疗过失的认定，涉及医学领域中的专门问题，一般要通过鉴定才能认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医疗机构需要做的，不过是申请鉴定、启动鉴定程序。这个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机构而言并没有过分加重其负担。也不会出现所谓“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那样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风险。[3]
但是，对此问题不能作片面的理解。这一司法解释只是对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的部分举证责任进行倒置。如果医方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其合法权益是能够通过正确行使举证权利而得到法律保护的。至于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等，其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经过审理，只有患方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部分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其权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医患纠纷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第二个问题，即当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一定要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赔偿。[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不久，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其基本精神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对构成医疗事故如何处理所做的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规定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鉴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赔偿的标准做出了一些调整，赔偿的数额比《条例》规定的赔偿数额高，所以因医疗事故受到损害的患者，可能会以一般医疗纠纷向法院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机构提出不构成一般医疗纠纷的抗辩，并且经鉴定能够证明受害人的损害确实是医疗事故造成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而不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做出这样的规定，完全基于医疗纠纷诉讼主体的特殊性和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医疗行业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全因医疗机构造成医疗损害的情形很少见，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体质与医疗过失共同发生作用导致的事故多见，多因一果是医疗事故的常态；二是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虽然医务人员尽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由于患者个体的差异，仍有可能发生危险，限制赔偿原则有助于调动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职业积极性，最终将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医疗机构必须用极少的医疗资源承担全社会人的健康保障，没有选择患者的权利，同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性义务，从公平性的角度上讲法律规定应当体现其特殊性；四是我国医疗行业具有社会公益福利性，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立医疗机构，作为公益事业单位，其赔偿能力受到一定限制。过高的赔付费用虽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护，但会直接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按照什么标准承担责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医疗结构不理解这个问题，原因是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为什么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呢？理由有以下三点：1、《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非常明确，即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确立的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予以救济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社会对人权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可能与民事基本法的这一基本原则相抵触；2、《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的特别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对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已经超出了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特别规定的《条例》的调整范围。因此，对这类纠纷的处理，不能适用《条例》的规定处理，而应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3、如果患者身体因医疗机构非医疗事故的行为受到损害而医疗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仅违反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还会导致受害人受到损害没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对《条例》49条2款的理解应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用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并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赔偿标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项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适用依据就是第106条和119条的规定，相应地，对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的赔偿标准就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但如果按照这一原则来处理，可能会出现赔偿标准失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纳入到物质损失范围内。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赔偿金的数额相对以往有了较大提高。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考虑医疗差错赔偿纠纷案件的问题，将会出现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差错案件得到的赔偿要比构成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得到的赔偿要高的多。大连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当前民事审判（一庭）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36条第1款就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后，按该条例第49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该医疗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并且医疗机构确有过错的，按照《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结合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比例，确定赔偿数额（比例以不超过总损失的50%为宜）。”
事实上，与一般的医疗差错相比，医疗事故无论是在医疗单位的过错程度上还是给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的后果上，都是更为严重的。而按照《条例》的规定，其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却比《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偏低。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失衡，而且直接导致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回避《条例》解决争议。这个标准“二元化”问题导致了激烈的争议。最高法院的纪敏庭长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要求修改《条例》甚至制定《医疗争议处理法》的呼声不断涌现。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目前情况下，法院应当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两者失衡现象的加剧，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纷止争。”按照这一精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开的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讨论问题有这样的观点，即“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确认不构成医疗事故，而医疗机构又确有过错的，可以根据患者所受人身损害的程度，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相应标准，判决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我个人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根据在于：1、《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必须适用行政法规。就《条例》和《民法通则》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只要是有关医疗活动中的医疗行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都应当优先适用《条例》；[5] 2、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存在过错需要赔偿的情形，一般情况下，过错程度较轻，损害后果较小。按照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方法，医方过错程度重，患者损害后果大，得到的赔偿反而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都难以服众，无论在法律效果上还是在社会效果上都不好。从法学的基本理论上讲，法律适用的结果应当是一致的。它并不在于当事人如何选择，如果出现当事人选择的司法救济的路径不一样，而得到的结果不一样，那么，法律的适用就有问题了。
5. 侵权法的定义、特点及功能是什么
侵权法是保障私权的法律，但侵权法并不是确认和创造权利的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版不是权利法权。侵权法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在权利和法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提供救济的法，它是通过对私权提供救济的方法而保障私权的。因为侵权法与其他法律不同，就在于它是一种救济法，它调整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是否救济以及如何救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侵权法调整因权益受到侵害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核心就是解决对哪些权利和利益进行保护。侵权法必须在引发侵害后果之后，才能发挥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认为，侵权法是一种事后的法律，是对社会关系的第二次调整。侵权法本身作为救济法不能主动介入到某种社会关系里面去，换句话说，侵权行为法是权益遭受到侵害之后所形成社会关系，它的核心是解决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救济的问题。
6. 侵权行为法的功能是什么啊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侵权法的功能还包括创设和催生新的人身权的功能. 侵权法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三个方面 ： （一）填补损害。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侵权法的最初出现就是为了使权利受到侵犯之人得到救济。因此，侵权法最主要的功能是使原告所受到的损害得到赔偿。将赔偿视作侵权法最主要的功能,这不仅意味着侵权法通过以赔偿作为侵权案件的主要裁决种类已实际成为原告获得损害赔偿的一种主要途径,而且意味着侵权法应自觉地以此为其首要目的和功能。如上所述,侵权法的实质是对法律所规定的某些特定权益实行保护,而保护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能采用迫使被告向原告做出(经济)赔偿的方式来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章第三节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八条：“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虽然我国没有专门的侵权行为法，也未在民法通则中专章规定侵权行为，但是从以上法条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规定加害人就其侵权行为所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此种赔偿采取的是填平原则，即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失。使加害人就其侵权行为所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非在惩罚，因损害赔偿基本上并不审酌加害人的动机、目的等，其赔偿数额原则上不因加害人故意或过失的轻重而有不同。 在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齐二药”假药事件中，受害人因购买和使用假药遭受损失而向药品生产者请求赔偿是会得到法院支持的，这种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失，也包括非财产的损失。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赔偿仅限于实际遭受的损失，即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其主要目的是在使被害人的损害能够获得实质、完整迅速的填补。 需要说明的是，填补受害人损失的方式，在目前来看，已经不限于损害转移（loss shifting）。损害转移是指将被害人所受的损害转由加害人承担。此为传统民法所强调的功能，着眼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以加害人行为的可非难性（故意或过失）为归责原则，标榜个人责任。 随着保险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损害分散（loss spreading）成为一种新的填补受害人损失的方式。责任保险制度适用的结果是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从实际侵权人转由保险公司承担，最终通过保险公司这一媒介转嫁给社会承担。这实际上是在同种危险制造者之间进行社会性的分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损害赔偿责任的社会化，即损害分散。此种分散损害的方式具有使权利人的的救济获得保障和同时避免加害人因大量的赔偿而陷于破产或困难之效果。由此，笔者认为许传玺教授提出的损失分担作为一项独立的侵权法功能并不合适，损失分担应当是填补受害人损害过程中的损失转嫁的一种方式，具有从属性；损失分担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分散风险、保障社会和谐的一种手段，是保险制度的功能，并非侵权法的功能。需要说明的是，保险制度产生的责任分担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罗马法以来“谁侵权谁承担责任”的古训。 无论如何，这都是侵权法填补受害人损失的功能的体现，意义在于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合理、公正的转嫁，使损失得到弥补。 （二）预防。 侵权法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是预防损害的发生。损害的不发生或者少发生，显然比损害发生后再进行责任的分担更有优越性。传统的侵权行为法通过规定侵权行为人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有效地教育不法行为人，引导人们正确行为，预防各种损害的发生，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和谐。 侵权法通过它内在的激励机制，即如果行为人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他人的权益损害，那么行为人必须为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侵权法的预防功能是与填补损害的功能相联系的。对于受害人来讲，当损害发生后，是损害的填补；对于加害人来讲，损害发生后，是损害的转嫁，有加害人来承担此损害（即使在存在责任保险的场合之下，当损害发生后，加害人仍然面临着提高保费或者终止保险合同的风险）。因此，加害人作为一个理性人，总会尽量避免因自己的行为导致损害的发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查，如果预防损害的成本小于预防的（预期）收益，则进行预防就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有效率的，此时，行为人作为理性人会选择预防损害的发生，由此侵权法发挥了预防损害发生的功能。相反，当预防的成本大于预防的（预期）收益时，则意味着预防行为时无效率的，因此无须预防（如不可抗力等）。 结合本文开头的案例，如果药品生产者预期到当其生产假药、劣药有很大的可能造成使用者损害并因此被卷入诉讼，并且诉讼一旦发生，其将面临着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时（如巨额的民事赔偿，恶劣声誉、丧失在该领域继续生存的机会），那么药厂就要权衡，其制作假药、劣药为其带来的收益多还是可能带来的损失多，或者是其严格生产标准，不生产假药、劣药为其带来的损失多还是预期的收益多，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利益权衡，作出对其最为有利的选择。当其认为违法生产假药、劣药为期带来收益明显少于其可能面临的涉入诉讼巨额赔偿等风险时，此时其就会选择严格按照标准生产，其就不会违法生产。这个时候我们说，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在起作用。假如说，与上面相反，当其认为违法生产假药、劣药为期带来收益明显多于其可能面临的涉入诉讼赔偿等风险时，此时侵权法应该发挥的预防作用就没有发挥，或者说现实中的侵权法在预防侵权行为方面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它鼓励人们去做坏事。 以上的讨论又引出了侵权法的另外一个功能：惩罚。惩罚功能与侵权法的预防功能是息息相关的。 （三）惩罚。 传统观点认为，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仅具有补偿性，这种损害赔偿原则是根据民事主体地位平等的特征而确立的(此观点为大陆法系民法之通说)。“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 然而，随社会之进步，市场经济之繁荣，人们逐步发现仅凭损害赔偿的补性不足以平衡平等主体之间失衡的社会利益，不足以维护社会安全，唯有惩罚才足以制止加害者的过分行为。求最终社会之公正。 多数学者认为惩罚应当是侵权法一项功能。 学者也有不同意见，许传玺教授则认为惩罚不是（美国）侵权法的主要功能。由陪审团和或法庭依据侵权法所做出的赔偿裁决通常仅限于原告所遭受的实际有关损害(有时也可以包括原告的诉讼费用);因此,很难说在赔偿之外,侵权法对被告另有惩罚的目的和功能。当然,在极少数情形下,法庭可以指示陪审团做出由被告向原告偿付远超出原告所受损害的赔偿数额,即所谓的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以加强对有关侵权行为的遏止和惩戒。但是,由于判例法或制定法对此类情形通常有非常严格的限定,如要求被告存在“恶意”(malice)、被告行为“恶劣”(outrageous)等等,陪审团和或法庭通常极少做出惩罚性赔偿的裁决(虽然由于惩罚性赔偿通常更易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兴趣被广泛报道和传播,从而造成此类裁决相当普遍的假象)。另外，作为一种调节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权益的部门法,侵权法毕竟属于私法的范畴,而不属于以国家机器为主导的公法领域。
7. 侵权责任法为什么是一部救济法
因为侵权责任法中，明确了侵权的责任认定和承担。在权利人的权利受到非法侵害时，试用侵权责任法能够救济该权利人。保护权利人的权益能够得到赔偿。
8. 大陆法系对商标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一般采取有哪些措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条有明确规定：
第五十三条 有本法第五十二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并可处以罚款。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四条 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有关的情况；
（二）查阅、复制当事人与侵权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帐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三）对当事人涉嫌从事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四）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对有证据证明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