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认定人身权侵权代理词
您好，人身侵权是指他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版通则》第一权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B. 余秋雨诉肖夏林的原告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肖夏林委托，我在其与原告余秋雨名誉权纠纷一案中担任诉讼代理人。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我方法庭辩论意见的基础上提交以下代理意见，请合议庭予以采纳：
一、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
1．本案基本事实
被告肖夏林于2000年第2期《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以批评原告余秋雨和所谓“余秋雨现象”为主旨的8000字长文《文化中的文化》。在该文第三部分中，被告批评了原告对深圳文化的不当吹捧，认为名城与顾问是一种名利交换，是双方互通有无，其中“他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的描述成为原告提起本案的依据。原告律师承认被告的文章属于文学批评性质并且其中不乏善意。
著名学者黎鸣先生作为被告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交了亲笔证词。黎鸣先生证明在被告文章发表之前的九十年代末期，文坛确有余秋雨因吹捧深圳文化有功而获该市有关方面奖赏一套别墅或住房的传闻，虽不清楚原告究竟是低价购买和是无偿获赠，但类似“消息来源出自多处、多人”，说明被告有关原告获赠别墅的表述并非“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诽谤”。
被告提交《余秋雨的诉讼心态》（载《北京日报》2003年5月18日）一文，证明作为文化人的作者对被告所说余秋雨受赠别墅的事情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若非余秋雨提起本案诉讼，绝大多数人和他一样是“绝对不会知道有什么‘送别墅’的说法。”的。说明无论受赠别墅是否是事实，被告的上述事实描述都未能引起关注，也未对原告的名誉造成损害。
综上，本案事实是：被告肖夏林在其文学批评《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依据文坛广为流传但未经证实的说法，描述了余秋雨受赠一套别墅的事实。但这一描述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迄今尚未发现任何以此描述为依据的讨论，余秋雨的社会评价也没有因此降低。
此外，被告还向法庭提交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关于范志毅名誉权纠纷案的判决书，以说明内地法院已在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权纠纷案件审理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双方争议焦点
鉴于原告系当代著名作家，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力，属于公众人物，而被告则是一位关注社会现象的文学批评家，负有针砭时弊匡扶正义的道德使命，本案与普通人之间的名誉权纠纷案件有很多不同。我们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原告是否应举证证明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被告的上述事实描述是否构成对原告名誉权实际侵犯；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其名誉权是否应得到与普通人同样范围和程度的保护；我国法律中关于名誉侵权行为人主观过错的含义是什么。
二、根据现行司法解释精神，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
所谓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对其名誉所享有的权利，而名誉则是公众对特定人的社会评价。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其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主体个人的主观自我评价，因而名誉主体不能以个人情感受到伤害为由认定他人行为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就如何认定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有如下解答：“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
我们的主要答辩意见，将围绕如何理解和在本案中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展开：
1．原告应举证证明其确有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但原告的名誉事实上并未因被告的行为受到损害。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
在名誉权侵权责任认定中，“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事实”是确定民事责任的首要条件。在民事上无损害即无责任，如果没有合法民事权益被损害的事实，也就无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参见梁书文等编著《审理名誉权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23页），提起名誉权纠纷的前提是确有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对其名誉确有被损害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但在起诉状和庭审中，原告除用大批判语言指责被告恶意批判、围攻原告外，并未举证证明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其所谓被告在本文中由“恶意批判发展到具体诬陷”，“断章取义”“彻底歪曲”原告对深圳文化和香港文化的研究，“蓄意”制造“耸人听闻”的事实，以及所谓受赠别墅的说法“损害了深圳市政府的声誉，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等等，对证明损害事实的实际发生均不具有证明效力。所谓原告“无中生有”地“蓄意伪造”一个“耸人听闻”的“事实”，“捏造”和“诬陷”原告“受贿”云云，均系原告对被告的看法，并非其名誉确实受到损害的证据。鉴于“诬陷”“受贿”等术语均为刑法上的具体罪名，有着法定含义，而原告不具备“受贿”的主体资格，被告也显然没有任何具体的“诬陷”行为。至于“诋毁了原告的人格、也诋毁了原告参与的这项新兴的国际学术研究计划，伤害了原告在海内外的广大读者。”更是本案名誉权纠纷无关。一句话，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名誉受到了被告这些事实描述文字的侵害。
首先，自该文发表至今，尚未发现有人就所谓“别墅”事件发表意见，也无人据此指责余秋雨受赠别墅，并且被告的说法已被绝大多数人遗忘，反证被告的这15个字对原告名誉的影响甚微。事实上，2000年以来，余秋雨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海内外举办的多场文化活动，举其要者即有香港“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中央电视台“飞天奖”和“星光奖”颁奖典礼、中央电视台“哈药六杯”“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等，据说其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影响所及洛阳纸贵。被告的行为并未造成原告名誉的实际受损。
再者，由于名誉是公众对特定人的社会评价，并非以当事人的自我评价为准，因而余秋雨对肖夏林文章的不快不能成为认定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依据。在当今社会，一个人依靠自己的知名度获得经济收益，在公众眼中不仅不是不名誉的事情，反而可能会使其社会评价上升——获赠别墅本来就是很光荣的事情，想想作为手机代言人金喜善和商务通品牌代言人的湖南卫视节目主持人李湘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前些年珠海深圳等开放城市重奖知识分子赠车给房的大手笔，就不难理解我们上面的说法了。具体说来，本案余秋雨即使果真因吹捧深圳文化获赠别墅，公众不仅不会认为余秋雨先生文人无行，更有可能钦佩余秋雨的才学和运气。因此，余秋雨的名誉并不必然被肖夏林上述描述所损害。
综上所述，原告对其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举证；被告的陈述并不必然损害原告的名誉事实上也没有对原告的名誉造成实际损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依据。
2．被告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道德使命，决定其批评“余秋雨现象”的行为不具备违法性。
原告代理律师在庭审过程中承认《文化中的文化》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并且承认文中不乏对余秋雨善意的规劝和告诫，但原告坚持认为不论全文中肯与否，只要被告不能证明原告受赠别墅的事实真实存在，其陈述即构成对名誉权的损害。这种认识成立吗？
不难发现，《文化中的文化》属于文学批评范畴，批评对象是以余秋雨为代表“余秋雨现象”。在文化人眼中，所谓“余秋雨现象”即文人为获取知名度和经济利益而远离书斋远离文化、过分亲近媒体、过分迎合和误导公众的行为。被告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余秋雨惋惜和对“余秋雨现象”的忧虑，诸如告诫余秋雨不应自比鲁迅和郭沫若，因为后者“是学者化了的作家，作家化了的学者，更是文化良心和社会良心”；批评余秋雨“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的做法。”希望他明白“任何文化没有书斋中的积累超拔和创造，它就不可能发展。没有电视文化照样前进，但没有书斋就不会有学术，更不会有大师诞生。”以上批评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余秋雨现象”的忧虑和不满。作为文学评论人，当被告感觉原告对深圳文化的评价已经背离了文化本位的时候，他认为这就是“余秋雨现象”的具体表现，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因此他从直觉上相信了当时文化圈中盛传的“深圳送别墅”一说。被告对余秋雨的批判体现了其对不可取的社会现象的深切关注，这种批判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
我们相信，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大多数人会对被告的观点表示赞同。虽然我们不想讨论原告起诉的动机，但在明确表示赞同被告观点的同时，余秋雨执意指控被告侵权，坚持以司法手段解决文化纷争和文坛恩怨，确实也为包括被告在内的大多数人所始料不及。
三、根据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范围应有别于普通人的理论，本案被告对其具体的事实陈述不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1．我国有关名誉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待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有关名誉权保护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甚至对名誉权、隐私权的概念和构成至今仍无准确的规定，而法律不加区分地对公众人物的不平等的“名誉权”给予与普通人“平等”的保护，已成为对公众人物进行正常新闻监督和批评的最大障碍。
民法通则第101条确立了名誉权不得侵犯的法律原则，但对什么是名誉权以及如何构成侵害名誉权却未给出任何定义；最高法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但未说明隐私、丑化、侮辱、诽谤的具体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虽就构成侵害名誉权责任的要件进行了简单列举，但未回答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的具体所指。在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侵权诉讼案件中，司法机关往往以“真实证明”原则，根据简单的事实出入判决刊登批评报道的新闻媒介和批评家败诉。新闻监督和文学批评所需要的“自由呼吸”的空间已随着公众人物权利意识的增强而逐渐丧失殆尽。在名誉权纠纷案件中引入和借鉴“公众人物”的理论刻不容缓。
2．公众人物的概念和实际恶意原则的引入。
所谓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事务中起突出作用或位于某些公共争论前沿并试图对问题产生影响的人。“公众人物”是美国诽谤法中的概念，源于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以及此后的几个名誉侵权判例。这一原则要求公众人物在起诉媒体诽谤侵权时，不仅要证明侵权行为已经实施并且已经给自己造成事实上的损害，而且必须证明被告的行为系出于“实际恶意”，即明知内容虚假或者毫不顾及内容的真假却轻率予以发表。这是因为，与普通人相比，公众人物是自愿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线中，等于是自愿增加了受到侵害的危险；并且在受到诽谤时，他们有大量机会通过媒体对错误言论进行反驳。而普通人缺少机会去反驳，也没有自愿将自己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下，因而更容易受到诽谤行为的伤害。为了公平起见，法律保护普通人和公众人物名誉的力度应有所不同，法律对普通人名誉的保护力度应大于对公众人物的保护。“实际恶意”的有无是确定针对公众人物实施诽谤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若公众人物不能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恶意，名誉侵权即不能成立。
我们认为，司法解释中所谓“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当其适用于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侵权诉讼时，应被理解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实际恶意”，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过失概念。
3．原告系公众人物，其名誉权保护力度与普通人相比应当受到限制。
随着《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著作的相继问世，本案原告余秋雨作为“学者作家化”的先行者，为把学术变成一种大众可以共享的东西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著作和演说对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广大的读者。也正是由于大众的认同与喜爱，他才得以与电视台联手在岳麓书院设坛讲学，在北大千人礼堂公开演讲，并成为上海、深圳、大连的文化顾问，成为这个时代“文化代言人”。余秋雨逐渐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变成一位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并从中取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利益。原告自己也声称至少“在上海文化、香港文化、深圳文化等城市文化的研究上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般说来，虽然并非所有的公共信息都能得到公众的关注，比如作为公共信息的国防信息可能无人问津不为公众所关注；但凡是公众关注的信息都应属于公共信息，比如明星的私生活细节等因追星族的关注而成为公共信息。由于公众的关注，公众人物余秋雨本人的某些私人信息便相应进入公共信息的领域，其一举一动都对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作为公众人物获取巨大利益和荣誉的代价，原告的名誉权保护力度应与普通百姓与所区别。
在本案中，余秋雨起诉肖夏林名誉侵权，除需要证明其名誉受到了具体现实的损害外，还必须证明肖夏林的行为本身系出自其主观上的实际恶意，即明知所谓余秋雨受赠别墅的事实是虚假的却仍然不计后果的去传播这一虚假事实。
4．被告肖夏林不具备核实余秋雨私人信息的手段、条件和必要，其文中的事实描述不具有主观上的实际恶意。
对于公众人物进入公众领域的私人信息，公众与公众人物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境地，这决定了公众对公众人物信息的表述存在不确定性和可错性。各国实现言论、新闻和文学批评自由的实践证明，若要求对公众人物的臧否事事准确，毋宁说是缺乏监督公众人物的诚意。
举例来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先生于特区政府加税前“突击”购车，显然不会是为了逃避几万港元的加税——他是放弃了每年数千万港元的收入来就任年薪两百多万港元的政府公务员职位的，但时间上的巧合恰好给了媒体和批评者想象和怀疑的空间——梁锦松存在道德上的风险！于是批评指责的报道纷至沓来——其中难免有对受害人梁锦松伏明霞夫妇的“诬蔑不实之词”。但我们除听到董建华谴责其“无心之失”外，只见到阿松不断地作揖道歉、双倍捐款、表示辞职，唯独不见梁大人运用法律武器向香港的“法盲部落”主张名誉权！道理很简单，并非因为香港不是法治社会，也不是梁锦松不了解自己依法享有名誉权和隐私权，而是因为他本人是公众人物！他只有对公众的指责表示宽容和忍耐！
本案被告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既没有手段对余秋雨在深圳的房产进行调查，在特定情况下也没有义务这样去做。出于正常人心理，他相信当时文化圈内盛传的余秋雨受赠别墅的事实，具备客观上的合理性。换言之，被告并非是在无中生有的“自行捏造”原告受赠别墅的“耸人听闻”的事实，更没有以此为出发点继续散布这一信息。原告既没有举证证明其名誉受到了被告涉讼事实描述的实际损害，也不能证明被告是出于主观上的实际恶意而制造和散布这一信息。因而即使这一信息确实带有一定程度的诋毁性，但原告作为公众人物对这种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上海静安区法院对范志毅一案的判决中已体现了这一原则，即“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容忍与理解。”
综上所述：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名誉确有被损害的事实，并且事实上原告的名誉没有受到被告行为的实际损害；被告文章中关于余秋雨受赠别墅的陈述是基于相信当时文坛圈内的传闻而非自凭空捏造，被告既无手段也无义务去核实这一事实的真假，被告的行为不具备违法性；被告因余秋雨对深圳文化的不当吹捧而相信有关传闻系正常人的反应，并非“明知”原告受赠别墅的事实虚假仍然不顾后果地传播，被告不具有主观上的实际恶意，行为没有过错。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均应予以驳回。
此致
C. 商标侵权原告代理词该怎么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一)原告应当提交下列权利证据，以证明自己享有商标权或商标许可使用权：
商标注册人起诉的，应当提交证明其商标权真实有效的文件，包括商标注册证。
利害关系人起诉的，应提交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在商标局备案的材料及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未经备案的应当提交商标注册人的证明，或者证明其享有权利的其他证据。
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起诉;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与商标注册人可以共同起诉，在商标注册人不起诉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提起诉讼，但应当提交商标注册人已知有侵权行为发生而明示放弃起诉或不起诉的证明材料;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商标注册人的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
商标财产权利的继承人起诉的，应当提交已经继承或者正在继承的证据材料。
(二)原告应当提交下列侵权证据，以证明被告已经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商标权的行为：
原告应当提交被控侵权产品及其销售发票等证据。
(三)原告应当提交下列赔偿证据，以证明其提出的赔偿数额有事实依据：
原告应当提交能证明其提出的赔偿数额的证据，如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的证据或者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的证据，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的证据。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
1、委托书;
2、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3、商标侵权或纠纷/答辩证据材料。
D. 桥梁缺失致人死亡损害赔偿代理词
代 理 词
审判长、审判员：
甘肃开诚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工商银行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代理人，与工行法律顾问一起参加庭审，现依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提出以下代理意见，请求考虑：
一、工行既不是城市道路的所有人，也不是城市道路的管理人，没有赔偿原告损失的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物权法》第五十二条二款规定：“铁路、公路、电力设施、电信设施和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依照法律规定为国家所有的，属于国家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4年）第八条规定：“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公路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工作；”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一九九六年六月四日)第六条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城市道路管理工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六条规定：“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一)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前款第(一)项情形，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以上规定，我市的城市道路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属国家所有，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交通主管部门管理。市政府具体确定哪个部门为管理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工行不可能成为所有人或管理人。
如果城市道路上的构筑物致人损害，是民法上的物件致人损害责任，也叫人工构筑物的损害责任。侵权行为法中，通常用的概念叫国有公共设施管理缺陷或者设置缺陷致人损害的责任，其后果要由国家来承担责任赔偿。因为我们的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国有公共设施损害责任赔偿，司法实践中只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审理，由所有人和管理人等赔偿。
交通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有赔偿责任。工行既不是所有人，也不是管理人。因此没有赔偿责任。
如果交通设施致人损害是由于设计、施工缺陷造成的，设计施工者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工行既不是设计者，也不是施工者，无赔偿责任。
原告及其代理人称工行建造了办公楼前的护栏，但是到举证期限届满，原告都没有举出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没有证据支持其主张。并且本案的相关证据已经证明，护栏是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组织拆除的。
原告代理人称工行是其办公楼前道路的受益人，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首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其次，即使工行是受益人，也没有人工构筑物致人损害应由受益人赔偿的法律依据。机动车和行人从道路上行走时受益，不能因此要求所有机动车和行人赔偿道路及其构筑物造成的损失。
2002年，工行将该办公楼出卖给了市财政局并于当日交付给了财政局，并于11月26日签订了《房产买卖合同》。市财政局于2007年5月办理了过户手续。如果原告认为损害结果与办公楼有关，可以与财政局交涉。
二、自认证据应当予以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原告称其“骑摩托车正常行驶至中国工商银行市支行门前。被路面上一段埋设钢管绊倒……”。诉状还称：“后经查实，此路面突起钢管为中国工商银行设置的路障后被拆除遗留的部分，”依据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则，原告诉状中的陈述属于自认证据。证明原告所称的交通事故并非发生于人民路，而是在公园路。请求住址在人民路的工行赔偿，无事实依据。假设交通事故发生在人民路，这样强烈的事故记忆，不会短期失去，更不会在起诉状中错为公园路。因此，原告交通事故的发生地值得怀疑。起诉状中的自认证据应当确认。
原告在诉状中称其受伤是“埋设钢管绊倒”摔倒造成的，在庭审中又称是“轨道绊倒”造成的，自相矛盾。到底是怎么受到损害的，无证据证明。
原告在两次开庭中共找了四个证人，想证明事故是在人民路发生的。但是，证人证言对事故发生的时间相互矛盾，上次的证人证明事故发生在10月份的上午10点，今天的几个证人证明发生在11月下旬下午3-4点。今天的两个证人证明发生事故的时间都是11月28日下午3-4点，出奇的一致，显然是受了诱导，不具有客观性，不符合常识。原告四个证人证言的拟证明的事实，有一点意图非常明确，就是想推翻原告诉状中陈述的事故发生在公园路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诉状中陈述的属自认事实，禁止反言。不能以证人证言推翻。不利后果应由原告承担。
三、原告未报告交通事故，丧失了请求赔偿的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第七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交通事故报警后，应当立即派交通警察赶赴现场，……”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原告具有大客车驾驶资格，应当知道报案规定，但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报了案。
根据以上规定，假使原告真的在人民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因未迅速报案，未能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立即派交通警察赶赴现场处理交通事故，未能得到交通事故认定书，未能得到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因此，原告现在无法证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无法证明是否发生了交通事故？在哪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什么原因发生了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比例？丧失了请求赔偿的证据。
四、证明损害事实是侵权行为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前提。
原告代理人称构筑物侵权诉讼中构筑物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应对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片面的理解，其前提是受害人必须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存在倒置的举证责任。本案原告现在无法证明损害事实发生在哪里，是公园路或者人民路。也就不存在被告对其无过错的举证责任。
综上，本案如果是人工构筑物造成损害的赔偿案件，应由构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赔偿，应由事故赔偿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无论哪种责任，被告工行都没有赔偿原告损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被告工行的诉讼请求。
代理人：甘肃开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兴安
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E. 为什么律师的代理词受著作权保护
律师的代理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文字作品，依法应该受到著作权法回的保护。
在中答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外国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的，也依著作权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与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著作权。
著作权的对象是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律师的代理词正是这种具有独创性的针对法律上的智力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四）美术、建筑作品； （五）摄影作品；（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计算机软件；（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F. 跪求关于以下案例的一份民事诉讼代理词
民事起诉状
原告:金某，女，46岁，汉族，南京市人，河海大学老师，住**路*号*幢405室
被告:高某，女，汉族，住**路*号*幢404室
曾某，男，汉族，住**路*号*幢404室
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
2.判令被告支付侵权损失 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支付
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被告高某、被告曾某系邻里关系，被告高某和被告曾某系夫妻关系，被告的卫生间和盥洗室与原告的卧室约二分之一公用一墙。2009年7月中旬开始，原告多次发现卧室与被告相邻的一面家居装饰出现霉斑，经人鉴定，系被告家的卫生间装修不当，墙内水管防水设施没做好，导致水向墙面外溢，引起原告家与墙壁相连的衣柜和装饰板出现霉斑。原告在得知后多次与被告协商解决，被告对此拒绝履行其义务，并加以狡辩，逃避责任。原告无奈，只能诉诸法律。
基于上述事实，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物权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特向 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决，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此致
人民法院
附：本起诉状副本 份
起诉人：
年月日
G. 关于商标侵权案件代理词要怎么写
敬的合议庭：
我作为被告xx的代理人，对本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问题
原告主张被告商标侵权的法律依据是《商标法》第52条第（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具体是认为被告的商标侵权行为是“擅自制造注册商标”。被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不符合“擅自制造注册商标”的构成要件，应不构成商标侵权，理由如下：
1、侵权人的主张状态是故意，所以才可以称之为“擅自”，过失不会构成“擅自”。被告是受他人的委托印刷涉案商标，并没有要侵犯原告注册商标权的主观故意，而且原被告之间完全属于不相同的行业，不存在任何的竞争关系，所以也不可能会存在侵犯原告注册商标权的故意。
2、被告不存在制造行为。所谓制造注册商标，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就是制造人本身并不拥有他人的注册商标的图案，通过模仿他人的注册商标的图案而重新设计出来，也就是说制造注册商标在本质上是一个“仿制”的过程；而印刷注册商标，是一个从“有”到“有”的过程，也就是已存在他人的注册商标图案，并对该商标进行印刷，所以印刷商标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复制”的过程。所以被告印刷涉案商标的行为，不是一个制造注册商标的行为。
3、根据《商标法》的规定，注册商标的权利范围限于“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对于在与注册商标不相同或者不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并不构成侵权。同样对于在认定“擅自制造注册商标”属于商标侵权行为时，亦应当考虑商品类别，否则就可能会得出矛盾的结果。例如，甲擅自制造了与原告相同的注册商标，并把他使用在“钢铁”类商品进行销售，由于“钢铁”类商品与原告注册商品核定的“食品”类商品完全不同，所以根据《商标法》第52条第（一）的规定，并不构成商标侵权。如果甲是“擅自制造注册商标+使用+不同类商品”的行为都不构成侵权，而被告仅仅是“擅自印制注册商标”一个行为就构成商标侵权，则于法不通。所以，被告认为，在认定“擅自制造注册商标”为侵权行为时，应当有一个隐含的条件“所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必须要使用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所印刷的注册商标要使用在与原告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
二、关于被告注册商标是否构成驰名商标的问题
根据《商标法》的规定，驰名商标的认定有两种途径：（一）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二）法院在诉讼中司法认定。目前，工商局及法院均没有对被告的注册商标认定为驰名商标，所以被告的注册商标不构成驰名商标。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在下列民事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以商标驰名作为事实根据，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的，对所涉商标是否驰名作出认定：（一）以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为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诉讼；（二）以企业名称与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诉讼；（三）符合本解释第六条规定的抗辩或者反诉的诉讼。”，本案并不符合司法认为需要认定驰名商标的条件。
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规定：认定驰名商标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在诉讼请求中并没有提出过驰名商标的认定，所以合议庭亦不应当对原告注册商标是否驰名进行认定。
三、关于停止商标侵权问题
停止侵权的前提是有侵权行为在持续存在，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还有侵犯原告注册商标权的侵权行为存在，所以原告主张停止商标侵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公开声明、消除影响的问题
公开声明并不是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承担法律责任的一种方式，所以原告主张此项权利于法无据。本案涉案商品并没有进入市场，并不会对原告的的声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消除影响”的法律责任无事实依据。
五、关于赔偿损失的问题
1、《商标法》采用的是实际损失原则
《商标法》第56条第1款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该条所规定“所获得的利益”及“所受到的损失”采用的都是实际损失原则，也就是以实际发生的损失作为赔偿的依据，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及第15条中也可以得到确认。
在本案中，被告所印刷的箱子还在仓库中，并没有进入市场，没有进入市场就根本不可能与原告的产品产生竞争，不会造成原告产口销售额的下降，所以根本就不会对原告的权益造成损失。由于涉案的箱子还没有出售，原告也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的利润，所以也谈不上侵权所得。所以，由于原告没有损失，被告也没有所得，被告不应当赔偿原告。
2、本案不应适用法定赔偿
根据《商标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适用法定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侵权所得”或“原告因侵权所受损失”无法查清，而本案并不符合上述前提条件，“被告侵权所得”或“原告因侵权所受损失”可以查清，所以不应当适用法定赔偿，理由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也就是说，侵权所得=侵权商品销售量*该商品的单位利润，在本案中，涉案的纸箱并没有销售，所以销售量是0，所以乘以该商品的单位利润，侵权所得也是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也就是说，原告侵权损失=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但是由于涉案纸箱并没有进入市场，不会影响到原告产品的销售，也没有侵权产品的在销售，所以原告的侵权损失也是0。
综上，根据“侵权所得”及“因侵权损失”两种方式，计算出的结果都是0，所以“侵权所得”及“因侵权损失”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适用法定赔偿。
3、即使适用法定赔偿，法定赔偿的范围也是确定的
（1）法定赔偿及“侵权所得”方式和“因侵权受到损失”的方式，这三种方式虽然计算方式不同，但是从最终得出的结果应当是尽可能的一致，也就是都应当以“实际损失”作为衡量的标准，不同过分偏离这一标准，前文已经论述，原告的实际损失实际为0，所以本案不应当再对原告进行赔偿。
（2）如果要赔偿的话，赔偿数额的上限也是确定的，因为在本案中，被告一共印刷了涉案纸箱2000个，每个1.95元，一共3900元。考虑到印刷行为的利润不超过10%，所以被告的利润总额至多是390元。
所以即使适用法定赔偿，赔偿的范围亦应当是在0-390元之间。
4、如果合议庭要适用法定赔偿，除了上文提及的赔偿范围之外，另请注意以下因素：
（1）原告所主张的“中华老字号”、“名牌产品”等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范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2）原告虽多次获得上海市著名商标，请合议庭注意：（a）最近一次上海市著名商标的称号是2008年评定的，此称号已于2010终止，也就是说原告商标目前并不是上海市著名商标；（b）《商标法》上并没有关于著名商标的规定，也就是说从国家层面上是不认可著名商标的，所以上海市关于著名商标的认定对于法院没有拘束力。
（3）原告的公司成立于1998年，在原告成立之前，涉案商标所获得声誉与原告无关。
（4）原告在法庭上亦认可，只有涉案商品进行流通，才会挤占原告市场，也就是意味着，涉案商品没有销售，也就不会对原告造成损害。
（5）虽然被告无法举证委托人的存在，但是根据本案的情况及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的表现，被告可以合理怀疑是原告是一种“钓鱼式的打假”。根据审判实践，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是有相当怀疑时，法庭亦应当充分考虑此因素，否则同样的事情可能会重复上演。
综上，被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仅是违反了国家的行政部门的规定，对于原告并不会产生实质上的损害，所以被告不应当再对原告承担法律责任。被告的行为已经受到工商机关的处罚，被告已经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且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日后的生产管理活动中严格遵守法律，加强管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被告代理人：xx
以上是商标侵权案件代理词范文可以作为参考
H. 商标侵权原告代理词该怎么写，有什么需要注意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XXX公司的委托和XXXX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诉讼代理人。庭前，我认真审阅了卷宗资料，调查了解了有关情况;经过庭审，对案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现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一、被告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并生产销售了大量侵权商品。
1、起诉状中对侵权商标的描述应为“今表郎”，“金表郎”系笔误。
被告称，起诉状对侵权商标的描述为“金表郎”而非“今表郎”。事实上，原告及法院持有的起诉状对侵权商标均描述为“今表郎”，被告向法庭出示的起诉状对商标描述为“金表郎”。然而，原告及法院持有的起诉状完全一致，且每页均有页码和印章。“金表郎”系原告笔误。
2、被告称没有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侵权行为的真实性不认可是很荒谬的，并且其生产销售的数量应当较大。
被告当庭陈述，其主动向高碑店市工商局缴纳了2000元罚款，期望工商局不要再向原告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原告向其依法起诉而承担赔偿责任。很显然，被告明知自己的行为构成了侵权的，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由工商部门依法出具的，是对被告侵权行为的公权力确认。
另外，《行政处罚决定书》提到，查扣了被告“2014年8月底”生产的35件饮用纯净水。也就是说被告仅在8月底的几天时间内就生产了不少于35件的侵权产品。被告也当庭承认，其使用的是侵权商标标识，并称由于现在工人不太多，没能生产更多。
综上，被告承认了其商标侵权行为，并且生产销售的数量应当较大。
3、被告提供的证据，无相应证明力。
一是，关于“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由于此专利的权属人不是被告，与本案没有关联。
二是，关于“今表郎商标注册受理通知书”。注册商标自核准注册之日起生效。原告的“今麦郎”注册商标系中国驰名商标，核准注册时间在先;被告使用的足以误导公众的“今表郎”仿冒“商标”，申请受理时间在后。即，被告对“今表郎”仿冒商标没有在先使用权。
综上，被告提供的证据没有相应证明效力，不能阻却其侵权行为的违法性。
二、原告为制止被告的商标侵权行为，支付了较多必要费用。
一是，原告委派多名工作人员对被告的侵权行为进行了走访调查、并配合工商部门查处了侵权产品等，支付了较多差旅费用。由于原告经营地点在北京，差旅费用标准较高。
二是，原告支付了合理的律师代理费用。原告依法委托了代理律师，代理费用金额符合《河北省律师收费标准》。
三、被告应当对其商标侵权行为，依法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权属的“今麦郎”商标系中国驰名商标，被告生产、销售等商标侵权行为，严重误导了公众、扰乱了经济秩序、诋毁了原告的良好声誉，并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等，请法院依法支持诉请。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采纳。
此致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人：
律师
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