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医疗侵权的意义

Ⅰ 医疗侵权责任法包括哪些

您好，新制订的侵权责任法当中，用专章11条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
一、关于知情同意权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本条是关于紧急情况下知情同意的特殊规定。《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由此可见，《侵权责任法》的这一规定就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精神的延续。
本条规定的“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主要是指患者不能表达意志，也无近亲属陪伴，又联系不到近亲属的情况，不包括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明确表示拒绝采取医疗措施的情况。
在司法实践中，2007年11月，在北京打工的孕妇李丽云难产，生命垂危，其男友肖志军却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医生与护士束手无策，3个小时后孕妇死亡，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侵权责任法》的这一人性化条款，将赋予医疗机构更大的抢救危重病人的权利，既解决了目前医疗纠纷的一个困局,又保护了患者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药品及医疗器械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本条是关于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责任的规定。
药品、消毒制剂和医疗器械属于产品，《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患者作为消费者，在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服务，因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的缺陷造成损害的，有权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医疗机构给患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从保护患者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在输血过程中发生的损害，还是血液提供机构违规采集血液给患者造成的损害，抑或医疗机构因过错致使患者受到输血损害的，医疗机构都应当承担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缺乏明确的规定，患者在受到损害后，有关单位互相扯皮，导致患者四处碰壁，维权无门。《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患者既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同时规定，如果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后，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在司法实践中，类似“大头娃娃事件”、 “齐二药事件”和“山西问题疫苗事件”等法律难题，将随着《侵权责任法》的正式施行成为历史;同时，《侵权责任法》的这一规定，将使不法药品、消毒制剂、医疗器械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受到重创，有助于缓解医患纠纷，促进医患和睦。
三、关于患者隐私权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条是关于患者隐私保护的规定。
所谓隐私，是自然人不愿向外人披露的私人生活信息。隐私是无形的，是精神性人身要素。隐私保护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受让人侵犯、知悉、使用、披露和公开的权利。属于隐私的私人生活内容非常广泛，从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财产状况，到个人的身高、体重、病史、身体缺陷、健康状况、爱好、婚恋史等，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关于隐私保护，是每个自然人作为民事权利主体所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它具有普遍性，并非只存在于医患关系之间。但是，基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当前医患纠纷中的现实矛盾，本法对这类特殊的隐私保护问题作了专门规定，使患者维权有了法律支撑。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隐私侵害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泄露患者隐私。既包括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将其在诊疗活动中掌握的患者的个人隐私信息，向外公布、披露的行为，如对外散布患者患有乙肝、甲流、性病、艾滋病的事实，导致患者隐私暴露，精神遭受巨大痛苦;也包括未经患者同意而将患者的身体暴露给予诊疗活动无关人员的行为。二是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患者在就诊过程中，一般会配合医务人员的问询，陈述自己的病情、病史、症状等一系列私人信息，以配合医务人员的诊疗;同时，医务人员会根据患者的陈述，将该部分信息形成患者的病历资料。这部分记载有患者隐私内容的病历资料一旦被披露，不但引起患者内心的精神痛苦，还会导致对患者社会评价的降低，比如患者的某种精神缺陷、曾患有有伤风化的疾病等。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医患纠纷源于患者隐私被被不适当披露，如有些地方出现的妇科检查允许实习生观摩、未婚女性做人流手术遭实习生集体观摩等事件，令患者非常尴尬，甚至诉诸法庭。
作为“救死扶伤，治病防病”的医务人员，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应当恪守《执业医师法》、《侵权责任法》和《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提高医疗水平和职业道德，不擅自披露患者隐私和病历资料，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隐私。
四、关于过度检查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本条是关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检查的规定。
不必要的检查，也就是媒体和公众比较关注的“过度检查”问题。“过度检查”最先在规范性文件中出现，是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6年联合制定的《关于建立健全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
“过度检查”，是指由医疗机构提供的超出患者个体和社会保健实践需求的医疗检查服务，医学伦理学界把它称之为“过度检查”。
“过度检查”不仅是涉及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诊疗活动的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最终解决要依靠改革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以及建立健全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为了创收，迫使患者进行一些不必要的检查，小病大治，不仅给患者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对其身体也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害。“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就是典型的“过度检查”。
在司法实践中，患者在就医前应当向医务人员了解相关检查项目和费用，并区分哪些是必要的检查，哪些是不不要的检查，对于不必要的检查，患者有权利拒绝;患者如果接受检查，应当索取、保留相关检查项目的收费凭证。一旦如果出现纠纷，可以申请法院委托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费用的合理性进行甄别、鉴定。
五、关于医闹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条是关于维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规定。
诊疗活动是把“双刃剑”，如果患者平安无事、康复出院，患者及其家属会对医生感恩戴德，一旦患者病情危重甚至死亡，患者家属会认为是医生不尽心尽力，最终反目成仇。
所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既要考虑患者作为诊疗活动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保护，对患者认真负责，充分告知医疗风险，要求患者配合诊疗活动;另一方面，由于诊疗活动的局限性、未知性和高风险性，患者及其家属应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给予一定的信赖和理解，遇事冷静处理，注意保全证据，合法维权，而不是无端干扰医疗秩序，影响医务人员的正常工作、生活。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医患双方缺乏信任，难以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加上申请医疗损害鉴定成本高、诉讼时间长、诉讼代理难度大等问题，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疗机构，都不愿意让步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患者及其家属一味“闹医”、“闹访”，甚至威胁医疗机构、侮辱、殴打医务人员等过激行为。“职业医闹”应运而生，那里出现了患者死亡、残疾事件，他们就去找家属谈、“揽生意”，致使医疗机构很被动。为了息事宁人，只能是忍气吞声、“和平解决”，这样也无形之中助长了患者家属“闹医”、“闹访”的心理倾向，给医疗机构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担。

Ⅱ 必读，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哪些医疗损害责任

第一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条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第四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第六条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第七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

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

第九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第十一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Ⅲ 侵权责任法在医疗侵权确立了哪几种归责原则分别的各种情况下使用

过错责任。即由原告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才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是说，医疗损害责任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即由原告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才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诊疗行为专业性很强，患者可能并不了解相关医学知识，令其证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实施诊疗行为过程中，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难度很大，为此，《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三种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患者只要能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具有任何一种情形，即可直接推定医疗机构具有过错。

三种情形是：

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2、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3、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这三种情形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时，医疗机构有权提出反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侵权责任法》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这一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也规定了例外情形：“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有：

1、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无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3)规定医疗侵权的意义扩展阅读

《侵权责任法》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相应的诊疗义务”主要是指诊疗行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有关要求。此外，医务人员还有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判断是否尽到诊疗义务应当以诊疗行为发生时的诊疗水平为参照。

《侵权责任法》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1、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2、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3、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在上述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Ⅳ 关于侵权责任法在医疗侵权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作为对人的生命健康进行救治的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诊疗时应尽到相应的版诊疗义务。根据权《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目前，与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相关的规定主要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同时，条例第五章规定了医疗事故的赔偿。可见条例体现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的思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这项司法解释处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可能产生等同于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效果。

Ⅳ 医疗侵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的区别是什么

医疗侵权一般是侵犯身体权利，一般侵权包括侵犯身体权和财产权及其他的权利。

Ⅵ 《侵权责任法》的意义

我国抄的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12月袭26日审议通过，将于2010年7月1日开始施行。侵权责任法作为民事法律体系（即通说的未来的民法典）的基础法之一，在民事纠纷中占居非常重要的位置 。

在人们的日常法律关系或者说可能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因为侵权是仅次于合同的民事行为，所以对于公民来说并不陌生；又因为侵权的形成或者形式不可能预先设定，处理结果往往因为人的不同或认识或思维的基点的不同而迥异，所以较之合同行为和处理结果更复杂，更有尽快制定并认真执行的必要。

“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什么权利”通常被理解为是“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另外一种说法，但两者绝不是语义反复或者涵盖。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者的初衷和雄心旨在实现侵权行为和责任在法律上实践上述两句话的含义，所以侵权责任法获得通过，是中国法治进步的又一个亮点一点也不为过。

Ⅶ 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和医疗事故条例之间的冲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否应该被取代废止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1、构成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2、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
3、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如果承担，按照何种标准承担责任？[1]
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的认识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由于赔偿的标准不统一而产生的结果。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2款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个规定与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好相反。这意味着从2002年4月1日开始，在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中，开始实行举证方式的改革，患者不再承担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及医疗过程无差错”的举证责任，上述两项责任由医疗机构来承担。
那么，在这种规定下，是不是意味着医疗损害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全部由医疗机构来承担？我们姑且不谈此规定是否合理，因《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已有了不同的规定。[2]仅就此规定本身而言，我认为，对它的理解不能片面。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是由这类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和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能力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由于这类诉讼中所涉及的医方是否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证据大多控制在医疗机构，患方难以占有、接近和收集，在当事人双方举证能力有很大悬殊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根据法律的原则，确定医疗机构对这方面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这是符合举证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审判规律的，也是公平的。最高法院解释确定这个规定的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患者的医学知识非常有限，且其在治疗过程中也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医疗机构则通过检查、化验等手段掌握和了解患者的生理、病理状况，制定治疗方案，熟悉治疗过程；二是按照举证责任的实质分配标准，举证责任应当由距离证据最近，或者控制证据源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诊疗过程中的检查、化验、病程记录都由医疗机构实施并掌握，医疗机构是控制证据的源，是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三是对因果关系和医疗过失的认定，涉及医学领域中的专门问题，一般要通过鉴定才能认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医疗机构需要做的，不过是申请鉴定、启动鉴定程序。这个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对医疗机构而言并没有过分加重其负担。也不会出现所谓“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那样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风险。[3]
但是，对此问题不能作片面的理解。这一司法解释只是对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的部分举证责任进行倒置。如果医方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其合法权益是能够通过正确行使举证权利而得到法律保护的。至于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等，其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只有患方提供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才予以立案受理。经过审理，只有患方对其负有举证责任的部分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其权益才有可能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医患纠纷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第二个问题，即当构成医疗事故，当事人一方按照一般医疗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一定要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赔偿。[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不久，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其基本精神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对构成医疗事故如何处理所做的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规定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鉴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赔偿的标准做出了一些调整，赔偿的数额比《条例》规定的赔偿数额高，所以因医疗事故受到损害的患者，可能会以一般医疗纠纷向法院起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机构提出不构成一般医疗纠纷的抗辩，并且经鉴定能够证明受害人的损害确实是医疗事故造成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条例》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而不能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做出这样的规定，完全基于医疗纠纷诉讼主体的特殊性和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医疗行业的特殊立法政策。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完全因医疗机构造成医疗损害的情形很少见，患者自身的病情和特殊体质与医疗过失共同发生作用导致的事故多见，多因一果是医疗事故的常态；二是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虽然医务人员尽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由于患者个体的差异，仍有可能发生危险，限制赔偿原则有助于调动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职业积极性，最终将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救治；三是医疗机构必须用极少的医疗资源承担全社会人的健康保障，没有选择患者的权利，同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益性义务，从公平性的角度上讲法律规定应当体现其特殊性；四是我国医疗行业具有社会公益福利性，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立医疗机构，作为公益事业单位，其赔偿能力受到一定限制。过高的赔付费用虽然可以使一部分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护，但会直接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侵权人应否承担责任，按照什么标准承担责任？答案是肯定的。很多医疗结构不理解这个问题，原因是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为什么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呢？理由有以下三点：1、《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非常明确，即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确立的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予以救济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社会对人权提供的最基本的法律保障，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可能与民事基本法的这一基本原则相抵触；2、《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的特别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而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对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已经超出了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特别规定的《条例》的调整范围。因此，对这类纠纷的处理，不能适用《条例》的规定处理，而应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3、如果患者身体因医疗机构非医疗事故的行为受到损害而医疗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仅违反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且还会导致受害人受到损害没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面，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对《条例》49条2款的理解应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用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并未免除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赔偿标准。按照最高法院2003年1月6日《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项的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适用依据就是第106条和119条的规定，相应地，对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的赔偿标准就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但如果按照这一原则来处理，可能会出现赔偿标准失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纳入到物质损失范围内。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赔偿金的数额相对以往有了较大提高。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考虑医疗差错赔偿纠纷案件的问题，将会出现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差错案件得到的赔偿要比构成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得到的赔偿要高的多。大连中院在2008年12月5日出台的《当前民事审判（一庭）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第36条第1款就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后，按该条例第49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该医疗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并且医疗机构确有过错的，按照《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赔偿总额，结合医疗机构承担的责任比例，确定赔偿数额（比例以不超过总损失的50%为宜）。”
事实上，与一般的医疗差错相比，医疗事故无论是在医疗单位的过错程度上还是给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的后果上，都是更为严重的。而按照《条例》的规定，其确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却比《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偏低。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失衡，而且直接导致当事人不愿意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回避《条例》解决争议。这个标准“二元化”问题导致了激烈的争议。最高法院的纪敏庭长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要求修改《条例》甚至制定《医疗争议处理法》的呼声不断涌现。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目前情况下，法院应当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两者失衡现象的加剧，努力做到平衡利益，定纷止争。”按照这一精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2日召开的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讨论问题有这样的观点，即“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确认不构成医疗事故，而医疗机构又确有过错的，可以根据患者所受人身损害的程度，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相应标准，判决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我个人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根据在于：1、《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必须适用行政法规。就《条例》和《民法通则》的关系而言，两者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只要是有关医疗活动中的医疗行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都应当优先适用《条例》；[5] 2、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存在过错需要赔偿的情形，一般情况下，过错程度较轻，损害后果较小。按照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方法，医方过错程度重，患者损害后果大，得到的赔偿反而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都难以服众，无论在法律效果上还是在社会效果上都不好。从法学的基本理论上讲，法律适用的结果应当是一致的。它并不在于当事人如何选择，如果出现当事人选择的司法救济的路径不一样，而得到的结果不一样，那么，法律的适用就有问题了。

Ⅷ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侵权责任有哪些规定

您好：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给出了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具体的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医疗机构承担过错责任，在医疗机构违反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等情形下，推定其有过错。但是在患者或其近亲属不配合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医务、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情形下，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
根据本法第55条、第56条，医务人员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治疗时，未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书面同意，造成患者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负责人批准，可以实施相应医疗措施。
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该规定为患者提供了多元选择途径，方便患者索赔。第63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该条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通过不必要的检查来牟利的行为敲响了警钟。
中国法律保障计划的朱静涛律师指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Ⅸ 医疗机构应如何应对《侵权责任法》带来的挑战

《侵权责任法》在“医疗损害责任”一章对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所应当履行的义务进行了强化，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医疗侵权损害的证明中引入了推定过错，即“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第58条）这一规定在《侵权责任法中》的引入直接改变了当前我国医患关系的格局，它表明，在今后的医疗纠纷中，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将不再是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唯一前提。因为在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时候，只要患者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就可推定医疗机构对患者的损害存在过错，并要求医疗机构对患者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显然强化了医疗机构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严格循医疗操作规程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加大了医疗机构违法诊疗的成本。在目前我国医疗实践中存在很多“医闹”现象的背景下，《侵权责任法》对过错推定的引入，客观上会使医患纠纷中的医疗机构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不如此，该法第59条还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这一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对因使用瑕疵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或血液所造成的医疗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是对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的责任。
制度性因素无疑是《侵权责任法》给医疗机构带来挑战的直接原因，但医疗机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不规范的甚至是违法的诊疗习惯则是引发这些挑战的根源。由于人治在我国漫长历史中的统治性影响，法律在我国一直都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和认同，有法不依的现象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的各级医疗机构。表现在具体的医疗实践活动中，很多医疗机构都没有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过现有的各类医疗卫生法规的实施，而很多医学诊疗行为也没有完全按照现行医疗卫生法的规定执行，甚至有些违法诊疗行为在经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整改甚至作出行政处罚之后，依旧大量存在。例如：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核准的科目范围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或者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伪造、篡改或者销毁患者病历资料的行为；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行为；未经患者同意而对其进行人体医学实验的行为；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检查的行为；故意延迟治疗的行为；以及其他违反现行医疗卫生法规定而进行的诊疗行为。〔1〕这些不规范诊疗行为作为很多医疗机构日常诊疗活动中习以为常的习惯，实际上一直都是引发医患纠纷的潜在威胁。由于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之前过错责任原则是追究医疗机构法律责任的唯一法定原则，而司法实践中又不允许进行过错推定，所以，这些不规范的甚至是违法的诊疗行为所招致的不利法律后果并没有被完全显现出来；而不规范行医甚至是违法行医的成本问题也一直没有引起一些医务人员的足够警觉。但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由于过错推定制度的引入，客观上会直接放大了传统不规范诊疗行为所引发的不利法律后果，使医疗机构面临更大的压力。就此而言，《侵权责任法》实际上只是一个彰显和放大医疗机构所面临之挑战的放大镜，而在我国各级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的不规范诊疗习惯才是医疗机构面临挑战的真正根源。
针对《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机构形成挑战的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医疗机构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工作:首先，应当摒除各种不规范的诊疗习惯，减少诊疗中的过错行为。《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之所以会对各级医疗机构带来挑战，除了制度性的因素之外，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各级医疗机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不规范的甚至是违法的习惯性诊疗操作。由于《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这些过去在我国医疗实践中由于没有支付多少成本因而未引起各级医疗机构足够重视的诊疗习惯势必将逐渐显现出其负面效应，从而加大医疗机构从事医学诊疗活动的风险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要很好地应对《侵权责任法》所带来的挑战，就必须从抓习惯入手，规范医务人员的日常医学诊疗行为，摒除以往形成的各种不规范医学诊疗习惯，并防微杜渐，形成依法规范行医的良好执业习惯。这是减少和避免不规范医学操作由于《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所带来的强烈颤震之治本之道！
其次，应当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法律培训。从法理上来说，知法是守法的前提。〔2〕因为只有知法才能够了解自己依法所承担的义务，也才能够严格履行这些义务，并因此而不至承担因为不履行这些义务所招致的不利法律后果。在依法治国已经被明文载入我国宪法而法治亦已成为当代社会之主旋律的宏观背景下，医学诊疗作为医疗机构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显然也已被纳入法治的轨道。立足于法治的立场，医学诊疗活动只有依法进行才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很显然，医学诊疗活动依法进行的逻辑前提就是广大医务人员的知法与守法，亦即了解并掌握法律，明晰并履行自己在诊疗活动中依法所应当承担法定义务。但从我国医疗实践所反馈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医务人员在相关法律的认知、了解与掌握上都还存在盲区，不但对法律学习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够认识，甚至有些医务人员还存在厌烦法律学习的情况。这已成为我国医疗实践中引发医患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侵权责任法》引入了包括过错推定、瑕疵医用产品连带责任等在内一些旨在强化医疗方责任的制度措施后，医务人员违法从事医学诊疗活动的风险与成本已被无限放大。在此背景下，作为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之逻辑前提的医务人员知法与守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经凸显出现。为此，医疗机构应当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对广大医务人员的法律培训，并尤其是医学方面的法律培训，敦促广大医务人员了解、明晰并进而严格履行自己在从事医学诊疗活动时所应当遵守的义务。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医疗机构可以采取“引法入院”的做法，通过邀请相关法学专家做专题报告或聘请其担任医院法律顾问等方式对广大医务人员不定期地进行依法执业方面的集中培训或教育。
而针对一些医务人员对法律学习与培训不感兴趣的情况，可以考虑将法律测试作为对广大医务人员进行考核的一项基本内容，使医务人员的法律学习与其自身利益直接挂钩，刺激其学习法律的兴趣与热情。
再次，应当成立专门的法律部门，并利用好社会上的法学资源。（1）就成立专门的法律部门来说。《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客观上加大了医疗机构违法从事诊疗活动的法律成本，需要医疗机构加强自身知法和守法方面的建设，而成立专门的法律部门（如法律事务部、医学法律研究中心等）则不仅可以方便对各类医务人员进行法律咨询与法律培训，以指导各个业务科室的医务人员学习和掌握与本科室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与规章，监督各个科室贯彻实施法律、法规与规章的情况，而且还可以在发生相关的医患纠纷时及时介入，并给医疗机构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这无疑有助于避免或减少不规范诊疗尤其是违法诊疗行为的发生，将这些行为可能会给医疗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2）就利用好社会上的法学资源来说。我国已经出台的很多法规、规章或医学诊疗操作规范中都对设立由包括医学、法学、伦理学等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专门的生命科技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基因芯片诊断技术管理规范（试行）》等，但就其实践情况来看，很多医疗机构尽管都成立了这类的专门委员会，但却并没有对法学专家的参与问题给予应有重视，很多委员会中往往都找不到法学专家的身影。这很容易成为引发违法医疗操作的一个缺口。为此，需要各级医疗机构切实重视法学专家对生命科技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的参与，积极吸纳法学教授、律师等法学专家介入对医学生命科技临床应用的项目审查堵塞由于存在法学专家盲区而出现的医疗管理漏洞。
最后，应当利用好《侵权责任法》中的一些保护性条款。《侵权责任法》固然引入了过错推定、瑕疵医用产品连带责任等加大医疗风险与违法医疗成本的制度，但其基本目的却是为了引导和强化医疗机构规范行医、依法行医，而不是故意对医患关系一方中的患方做偏袒性规定。正因为如此，《侵权责任法》在强化医疗机构责任与义务的同时，也对医疗机构依法执业做了保护性规定。如第60条规定的“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以及第64条规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等。这说明，《侵权责任法》在强化医疗机构责任与义务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和忽视医疗机构自身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而是也给予了正面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医疗机构进行自我保护，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屏障。就此而言，医疗机构没有必要对《侵权责任法》新制度所带来的挑战表现得过于惊慌，而应当学会利用这些保护性规定，维护自己合法诊疗过程中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尽量争取医患关系中的主动权。
总而言之，对于各级医疗机构而言，《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客观上加大了医学执业风险与违法医疗的成
本，对其从事医学诊疗活动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如果辨证地看，则这些挑战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其实更是机遇，因为它可以促使各级医疗机构真正从思想上关注和重视不规范医疗所招致的法律风险，从而主动采取措施预防和避免这类风险的发生。而这一点，不但可以增强各级医疗机构医疗活动的规范性，提高其抗击医疗风险的能力，对于保障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说，显然也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