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损害财产的侵权责任有哪些
恢复原状和返还原物都是原物还存在或者原物受到损坏但是可以修复的时候要承担的责任。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则只有进行损害赔偿。 财产权侵权责任在整个侵权责任法体系中历来占有重要位置,并广泛存在于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责任之中。鉴于所受侵害财产范围的开放性特征,《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范围也相对宽泛,从侵害财产权利到财产利益的损害均被其涵盖,其第2、15、19、21条等条文,共同构建了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赔偿规范体系。其中第19条又最为关键,直接影响财产权侵权中的财产损失计算,是整个财产权侵权责任制度的落脚点。但遗憾的是,《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过于简单, 仅作了一般概括性规范,导致该条文在立法之中争议颇大,即便是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和实施后,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亦对该条文多有批评。同时,随着民事单行法的颁行,我国民法学研究已逐步从立法论走向解释论,一方面立法过程本身更应运用解释学探究其内涵逻辑和操作的妥适,使出台的法律条文不至于存有过多明显的遗漏;另一方面,借助法律解释学来梳理已有文本,补充和充实已有法条,进而影响新法。[1]针对《侵权责任法》第19条,我们应坚持解释论,自财产权侵权赔偿的原则出发,借以厘清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和纯经济损失的理论争议,明晰以全面赔偿原则(填补损害原则)为最高宗旨的赔偿原则体系;以《侵权责任法》第2条为基点,界定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范围和类型,最终构建财产权侵权责任损失计算的理论框架和具体适用规则,为司法裁判提供指引。 一、财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的确定:以利益平衡为中心 (一)全面赔偿原则对间接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认知 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以填补为原则,以财产损失程度为基础,实现对财产损失的全面赔偿,是侵权赔偿之基本准则。[2]全面赔偿(填补损害)不仅包括侵害他人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害损失,而且还包括可能产生的间接损失,即除了积极损害之外还应赔偿本应获得但因侵权损害导致而没有获得的财产利益。《民法通则》第 117条已对间接损失的赔偿有所规定,只要在侵权行为实施时财产的取得具有可能性,即便损失的并非现实的利益,间接损失也应成立。 由于对间接损失损失程度的判断囿于个案情况难以准确作出,因此,学术界在认定间接损失方面存在分歧。相应的,对《民法通则》第117条中提及的受到其他重大损失的的理解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只有属于重大损失的才给以赔偿,一般损失不予赔偿,不能因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负担。[3]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侵权责任法不仅是权利保护的裁判法,而且也是合理划定人们行为自由界限的法律,如果对侵权人要求过重,则会影响其行为自由, 有违利益平衡的基调,因此对间接损失应当采取可预见性标准予以限制。正是鉴于损失赔偿所应遵循的填补损害原则,笔者认为,立足现实国情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环境,对于存在明显的可判断和可预见的可得利益之减损,一般间接损失也应赔偿。 在《侵权责任法》立法的过程中,不少学者还从建议稿或国外立法例方面提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的建议,主张将其摄入全面赔偿原则之下。[4]各国对纯粹经济损失的界定并不一致,一般是指不依赖物的损害而发生的损失,或者是不作为权利或受到保护的利益侵害结果存在的损失。[5]笔者认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有一定限制标准的赔偿具有合理性,而对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限定条件和标准则由加害人的主观故意以及可得利益的预见性加以综合考量确定。为防止无限扩大赔偿范围而应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加以限定,即赔偿范围不得超过加害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应当预见的损失范围,《欧洲侵权法基本原则》第2:102(4)条即有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限定的明示。[6]可见,无论是对《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则的理解还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裁判的认知,给予纯经济损失全面赔偿, 应该成为民事领域利益平衡的底线指导原则。 (二)全面赔偿原则与损益相抵、过失相抵规则的契合 《侵权责任法》第19条体现了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全面赔偿原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能,符合社会正义观。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尊奉填补损害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达到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之目的。[7]两大法系在确定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或标准时,同时将客观损失的财产和财产利益视为赔偿对象。 相对于全面赔偿原则,损益相抵规则在财产权侵权中的地位似乎较为边缘,适用较为隐蔽,然每每反映在司法实践的具体裁判中却不可小视。损益相抵规则就是确定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大小及如何承担的规则,并在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同时于损害额内扣除因同一原因而产生的利益差额。[8]损益相抵规则在罗马法和德国普通法时代就被承认,其在大陆法系民法责任体系中不可或缺,作用相当重要;从各国的司法实践看,该规则在各国判例学说中也被一再予以确认。考虑到财产侵权责任具有单向性的特点,损益相抵并不指向全部损害额,可以说是对全面赔偿原则的贯彻与体现。但遗憾的是,损益相抵规则在《侵权责任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因此,在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在现行法框架内遵循全面赔偿原则,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推导出妥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以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过失相抵规则也因侵权行为发生而适用,具体表现为《侵权责任法》第26条之适用。可见,《侵权责任法》第19条关于财产权侵权责任赔偿的规范并非孤立,与侵权责任体系内的其他规范相互协调、彼此呼应。一言以蔽之,全面赔偿原则与损益相抵、过失相抵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互为支撑,组成一个多元且具弹性的系统,共同构建一个科学的财产权侵权赔偿原则体系。我们应对损益相抵、过失相抵等规则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拓展与类型化 (一)财产侵权责任保护法益的扩展 《民法通则》第106条对侵权责任的对象进行了界定。从条文规范上看,该条似乎并未将侵权责任的对象限定于人身权和财产权。事实上,《侵权责任法》出台前的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在解释侵权法保护客体时均不以民事权利为限,不仅包括财产权、人身权,而且还将尚不构成权利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囊括其中。[9]换言之,在《民法通则》对于侵权责任范围的界定上,无论是侵害民事权利还是侵害民事权利之外的合法利益,均可成立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的颁行则将侵权责任保护的客体表达为民事权益,并形成了不同于《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两部范式法典的立法体制。这种对侵权责任保护客体 作概括+列举的例示式立法,在尽可能详细列举《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财产权益的同时,还充分表达了我国财产权侵权责任立法范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色。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用民事权益概念代替《民法通则》中侵权责任保护对象的财产及人身,明显是在借鉴《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的基础上, 结合有关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进行规定的,扩展了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客体。此外,从立法技术上看,《侵权责任法》不仅比我国其他民事法律更加注重保护范围的宽泛性,而且对财产权益的保护范围和力度都能与任何域外侵权责任立法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侵权责任形式不止损害赔偿一种, 该条也仅言侵权责任而未进一步明示责任形式,至于具体案件应当适用何种责任形式,亦应依照本法关于责任形式的具体规定适用。(二)侵权之财产损失的类型 财产权益作为民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物权、知识产权、股权等具有财产性质的权益,财产权侵权责任即以上述财产权利为对象的损害赔偿。一般而言,财产损失分为以下几种:其一,侵害他人物权所带来的财产损失。对于物权的直接损失,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进行追偿,即侵权行为导致财产损失的, 按照财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将赔偿标准定为损害发生当时的市场价值。其二,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导致的财产损失。无形财产权与有形财产权在侵权损害赔偿上的差异就在于如何对市场价值进行判断。无形财产权更多地表现为潜在的、隐形的价值,具有财产与人身权利相结合的复合性,并且知识产权中的无形财产利益因其价值的扩展性以及其特有存在状态和保护途径给法院的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正因为知识产权侵权具有特殊性,所以侵权人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由单项法律予以规范。因此,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应首先适用单行法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6条。其三,侵害股权等其他财产权所导致的财产损失。股东因出资而依法取得参与公司事务并享有财产权益的权利,侵害股权而造成财产损失的, 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三、财产权侵权损失的计算:解释与适用 在确定财产权侵权赔偿性质后便要界定财产损失的范围。无论是把损失的计算看作纯粹的技术问题,[10]还是归为事实问题,均可交由实务部门进行具体衡量与判断,对个案作个别处理。[11]将损失的计算问题视为事实问题在法国判例中已有具体体现。[12]由于这种做法忽视了损害赔偿问题的法律性,缺乏一定的法律规则,其计算大多会取决于法官个人的评价,因此不尽妥当。笔者认为,损失的计算应兼顾事实和法律双重性质,即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的融合。但是,目前具体的财产权侵权责任损失计算规则除了《侵权责任法》第19条之外,并无更为细致可行的操作办法,因此,财产权侵权损失计算规则有待细化,需要对司法实践进行精细归纳提升进而转化为司法解释。 (一)确定损失时间点的基准 确立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目的在于填补受害人应得利益的损失。如果对损害赔偿的价格标准无法加以确定而由法官仅凭自由意志裁决,那么判决结论必将变得随意,同案不同判现象也将随之增多,从而引发双方当事人无休止的争议,进而损害司法权威,激化社会矛盾。因此,法律应规定准确确定损失赔偿时间点的统一规则,以发挥定纷止争之功能。在合理确定损害赔偿的价格标准时,侵权行为发生点与损害事实发现的时间点、诉讼开始的时间点、诉讼终结的时间点等都应成为基本的考量因素。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财产侵权赔偿是按照受侵害财产当时的市场价格计算、确定赔偿金额。这一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对损失赔偿的时间点有了相对统一的判断标准,合理避免了因价格波动可能导致的争议。 当然,我们也不应将《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绝对化,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还可以借鉴其他成功的做法。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认为,对损害赔偿的确定 应以请求时之市价为准。[13]上述两种确定财产损害赔偿时间点的方式虽然不一致,但各有相对合理性,因此不能盲目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方式。 (二)单一标准与多重标准 细致观之,《侵权责任法》第19条在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上采用了两种可供选择的不同计算方式。前一种是前述的基本的单一标准:依市场价格计算;后一种是多重标准:即依其他方式计算。这两种计算标准虽然并不矛盾,但应理解为在适用过程中有先后之分。一般而言,只有在依市场价格无法判定时,才应适用其他方式的计算规则。由于其他方式之表述与实际确定具有模糊和难以统一的特点,因此,计算其他方式的程式也应遵循相应的普适规则。详言之,对某项财产之侵害,当法律、法规有相应的计算标准时,即应采用该计算标准;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计算标准的,由当事人协商约定计算标准或者协商确定财产损失金额。此外, 司法实务部门在上述标准均无法达成时,亦可根据公平原则裁判确定赔偿金额。 (三)计算公式之取舍 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纯粹经济损失。对直接损失的判定,除依据市场价格外,还须考虑物的折旧问题。对于使用多年的财产,其损害必定是市场相应的折旧价格。而没有在市场上流通的财产,则可以采用其他方式计算,如家传古董就可以采用专业机构科学评估的方式进行判定。 对于间接损失和纯粹经济损失,其计算难点在于无法量化的那部分损失。一般而言,可以采用以下两种计算方法进行类比计算:一是平均收益法,即被侵权人在侵权发生之前一段时间的平均收益,以此作为损失判断的标准;二是同类比较法,即依与被侵权人条件相当的经营者在相同时间内的平均收益作为损失判断的标准。当然,这些计算方式也不是绝对的,还要综合考虑经营季节、财产大小、经营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更加合理的计算方式,使得损失额与赔偿额相近似。为此,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可以采用以下计算公式:原物价值=原物价格-原物价格÷有效时间×已用时间。在我国,也有司法实践部门适用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价值的计算方法,其中,间接损失的计算公式为:间接损失=单位时间增值效益×影响效益发挥的时间。[14]这亦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计算方式。 对于财产权侵权责任赔偿问题的争议不仅在于如何确定财产损失的范围、损失计算规则等技术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财产侵权的定性、举证责任、勘验鉴定评估的技术手段、法律规范混用等问题也是损害赔偿计算中需要一并考量的。因此,财产权侵权赔偿责任中的利益能否得到合理、充分的实现,取决于多方面规范的共同作用。《侵权责任法》只是为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之确定与裁判提供了一个简易平台,其完善则需依赖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娴熟运用及其司法经验的提炼, 进而不断为司法解释、立法解释乃至立法本身提供细化的可操作性强的规则,以明定财产权侵权责任赔偿计算的种种科学标准,达至对被侵权人损失进行合理补偿之法效果。
B. 财产侵权包括哪些内容
财产损害赔偿判决适用法律条款有:
1、《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
2、《侵权责任法》
第二条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第三条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3、《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法律问题的有关司法解释也可以作为法律规定直接在判决时予以引用。
C. 请问因为违约行为而对对方当事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否算侵权行为，如果是，那么该有哪地法院管辖
一、因为一方的违约造成另一方的损失，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畴，不属版于侵权，在无约定权的情况下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
二、乙若是提起诉讼，可以在甲所在地或者是合同签订地法院起诉，若是双方对管辖法院有约定，由约定法院管辖
D. 损害财产的侵权责任有哪些
财产权侵权责任在整个侵权责任法体系中历来占有重要位置,并广泛存在于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责任之中。鉴于所受侵害财产范围的开放性特征,《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范围也相对宽泛,从侵害财产权利到财产利益的损害均被其涵盖,其第2、15、19、21条等条文,共同构建了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赔偿规范体系。其中第19条又最为关键,直接影响财产权侵权中的财产损失计算,是整个财产权侵权责任制度的落脚点。但遗憾的是,《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过于简单,仅作了一般概括性规范,导致该条文在立法之中争议颇大,即便是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和实施后,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亦对该条文多有批评。同时,随着民事单行法的颁行,我国民法学研究已逐步从立法论走向解释论,一方面立法过程本身更应运用解释学探究其内涵逻辑和操作的妥适,使出台的法律条文不至于存有过多明显的遗漏;另一方面,借助法律解释学来梳理已有文本,补充和充实已有法条,进而影响新法。[1]针对《侵权责任法》第19条,我们应坚持解释论,自财产权侵权赔偿的原则出发,借以厘清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和纯经济损失的理论争议,明晰以全面赔偿原则(填补损害原则)为最高宗旨的赔偿原则体系;以《侵权责任法》第2条为基点,界定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范围和类型,最终构建财产权侵权责任损失计算的理论框架和具体适用规则,为司法裁判提供指引。
一、财产权侵权赔偿原则的确定:以利益平衡为中心
(一)全面赔偿原则对间接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认知
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以填补为原则,以财产损失程度为基础,实现对财产损失的全面赔偿,是侵权赔偿之基本准则。[2]全面赔偿(填补损害)不仅包括侵害他人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害损失,而且还包括可能产生的间接损失,即除了积极损害之外还应赔偿本应获得但因侵权损害导致而没有获得的财产利益。《民法通则》第117条已对间接损失的赔偿有所规定,只要在侵权行为实施时财产的取得具有可能性,即便损失的并非现实的利益,间接损失也应成立。
由于对间接损失损失程度的判断囿于个案情况难以准确作出,因此,学术界在认定间接损失方面存在分歧。相应的,对《民法通则》第117条中提及的“受到其他重大损失的”的理解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只有属于重大损失的才给以赔偿,一般损失不予赔偿,不能因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负担。[3]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侵权责任法不仅是权利保护的裁判法,而且也是合理划定人们行为自由界限的法律,如果对侵权人要求过重,则会影响其行为自由,有违利益平衡的基调,因此对间接损失应当采取可预见性标准予以限制。正是鉴于损失赔偿所应遵循的填补损害原则,笔者认为,立足现实国情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环境,对于存在明显的可判断和可预见的可得利益之减损,一般间接损失也应赔偿。
在《侵权责任法》立法的过程中,不少学者还从建议稿或国外立法例方面提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的建议,主张将其摄入全面赔偿原则之下。[4]各国对纯粹经济损失的界定并不一致,一般是指不依赖物的损害而发生的损失,或者是不作为权利或受到保护的利益侵害结果存在的损失。[5]笔者认为,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有一定限制标准的赔偿具有合理性,而对于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的限定条件和标准则由加害人的主观故意以及可得利益的预见性加以综合考量确定。为防止无限扩大赔偿范围而应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加以限定,即赔偿范围不得超过加害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应当预见的损失范围,《欧洲侵权法基本原则》第2:102(4)条即有对纯粹经济损失赔偿限定的明示。[6]可见,无论是对《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则的理解还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具体裁判的认知,给予纯经济损失全面赔偿,应该成为民事领域利益平衡的底线指导原则。
(二)全面赔偿原则与损益相抵、过失相抵规则的契合
《侵权责任法》第19条体现了财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全面赔偿原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能,符合社会正义观。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尊奉填补损害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达到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之目的。[7]两大法系在确定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或标准时,同时将客观损失的财产和财产利益视为赔偿对象。
相对于全面赔偿原则,损益相抵规则在财产权侵权中的地位似乎较为边缘,适用较为隐蔽,然每每反映在司法实践的具体裁判中却不可小视。损益相抵规则就是确定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大小及如何承担的规则,并在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同时于损害额内扣除因同一原因而产生的利益差额。[8]损益相抵规则在罗马法和德国普通法时代就被承认,其在大陆法系民法责任体系中不可或缺,作用相当重要;从各国的司法实践看,该规则在各国判例学说中也被一再予以确认。考虑到财产侵权责任具有单向性的特点,损益相抵并不指向全部损害额,可以说是对全面赔偿原则的贯彻与体现。但遗憾的是,损益相抵规则在《侵权责任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因此,在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在现行法框架内遵循全面赔偿原则,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推导出妥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以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过失相抵规则也因侵权行为发生而适用,具体表现为《侵权责任法》第26条之适用。可见,《侵权责任法》第19条关于财产权侵权责任赔偿的规范并非孤立,与侵权责任体系内的其他规范相互协调、彼此呼应。一言以蔽之,全面赔偿原则与损益相抵、过失相抵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互为支撑,组成一个多元且具弹性的系统,共同构建一个科学的财产权侵权赔偿原则体系。我们应对损益相抵、过失相抵等规则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财产权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拓展与类型化
(一)财产侵权责任保护法益的扩展
《民法通则》第106条对侵权责任的对象进行了界定。从条文规范上看,该条似乎并未将侵权责任的对象限定于人身权和财产权。事实上,《侵权责任法》出台前的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在解释侵权法保护客体时均不以“民事权利”为限,不仅包括“财产权”、“人身权”,而且还将尚不构成权利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囊括其中。[9]换言之,在《民法通则》对于侵权责任范围的界定上,无论是侵害民事权利还是侵害民事权利之外的合法利益,均可成立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的颁行则将侵权责任保护的客体表达为民事权益,并形成了不同于《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两部范式法典的立法体制。这种对侵权责任保护客体
作“概括+列举”的例示式立法,在尽可能详细列举《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财产权益的同时,还充分表达了我国财产权侵权责任立法范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色。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用“民事权益”概念代替《民法通则》中侵权责任保护对象的“财产及人身”,明显是在借鉴《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进行规定的,扩展了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客体。此外,从立法技术上看,《侵权责任法》不仅比我国其他民事法律更加注重保护范围的宽泛性,而且对财产权益的保护范围和力度都能与任何域外侵权责任立法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侵权责任形式不止“损害赔偿”一种,该条也仅言“侵权责任”而未进一步明示责任形式,至于具体案件应当适用何种责任形式,亦应“依照本法”关于责任形式的具体规定适用。
(二)侵权之财产损失的类型
财产权益作为民事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物权、知识产权、股权等具有财产性质的权益,财产权侵权责任即以上述财产权利为对象的损害赔偿。一般而言,财产损失分为以下几种:其一,侵害他人物权所带来的财产损失。对于物权的直接损失,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进行追偿,即侵权行为导致财产损失的,按照财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将赔偿标准定为损害发生当时的市场价值。其二,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导致的财产损失。无形财产权与有形财产权在侵权损害赔偿上的差异就在于如何对市场价值进行判断。无形财产权更多地表现为潜在的、隐形的价值,具有财产与人身权利相结合的复合性,并且知识产权中的无形财产利益因其价值的扩展性以及其特有存在状态和保护途径给法院的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正因为知识产权侵权具有特殊性,所以侵权人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由单项法律予以规范。因此,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应首先适用单行法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6条。其三,侵害股权等其他财产权所导致的财产损失。股东因出资而依法取得参与公司事务并享有财产权益的权利,侵害股权而造成财产损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E. 财产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哪些
一、行为的违法性
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是其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要件。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并不违法，即使产生了损害事实，也不承担赔偿责任。一般而言，产生了损害后果的行为大都是违法的，但也不排除给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了侵害，但并不违法的情况。如正确执行职务的行为、正当防卫行为、紧急避险行为等。
所谓行为的违法性，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根据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又可以分为作为的违法行为与不作为的违法行为。作为的违法行为，是指法律禁止实施某种行为，行为人违反规定实施了该行为。如法律规定禁止毁损他人的财产，行为人实施了毁损他人财产的行为，即构成作为的违法行为。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是指法律要求人们在某种情况下应实施某种行为，而负有此种义务的人却未实施。如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地下设施应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如果施工者没采取该项措施，就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二、损害事实的存在
损害事实，既包括对公共财产的损害，也包括对私人财产的损害，同时还包括对非财产性权利的损害。无论损害后果能否以货币加以衡量，只要对他人人身或财产利益造成了受损的事实，均构成损害事实。
对财产的损害，包括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直接损害又称积极的财产损失，是指受害人现有实际财产的减少，如房屋被侵占，动产被毁损;间接损害又称消极财产损失，是指受害人可得利益的减少，比如租金收入的减少。对人身的损害包括对生命、健康、名誉、荣誉等的损害，而且对人身的损害往往也会生成一定的财产损失，如因身体、健康受到侵害而付出的治疗、住院费用等。
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现实世界中的任何现象的出现总是由另一现象引起，引起后一现象的现象称为原因，被引起的现象称为结果，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即特定的损害事实是否是行为人的行为必然引起的结果。只有当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时，行为人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事主体只能为自己实施行为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没有因果关系的侵权责任是不成立的，因此，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必备环节。
因果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往往一个损害后果的出现是由多个原因引起的，既可能有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也包括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区分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主要是依据原因对损害后果作用的大小程度来判定，由此决定各个原因行为应承担责任的范围。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则是根据原因行为是否与损害结果存在必然联系加以判断。直接原因直接产生损害结果，与结果具有必然联系，间接原因一般只是损害发生的偶然性条件，不必然产生损害后果。因此，直接原因行为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间接原因行为就需根据其在侵害结果产生中的作用划定其应承担责任的范围，而非全部责任。
四、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过错是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的主观因素，反映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心理状态。与无过错责任与公平责任不同，对一般侵权行为而言，过错是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必备前提。
过错根据其类型分为故意与过失。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损害结果，仍希望其发生或放任其发生。如明知假冒他人商标会侵犯他人的商标权仍为之，明知诽谤他人会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仍为之等。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结果应预见或能够预见而因疏忽未预见，或虽已预见，但因过于自信，以为其不会发生，以致造成损害后果。如快餐店应当预见到其热饮可能烫伤顾客，但因疏忽大意未采取防范措施，导致烫伤事件发生。根据法律对行为人要求的注意程度不同，过失又分为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一般过失是指行为人没有违反法律对一般人的注意程度的要求，但没有达成法律对具有特定身份人的较高要求。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不仅没有达到法律对他的较高要求，甚至连法律对普通人的一般要求也未达到。
在侵权行为中，一般而言，对过错程度的划分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成立与否，也不会影响赔偿责任的大小，因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无论其是故意还是过失，是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都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的范围由损害的结果决定，不会因其过错较轻而减轻其赔偿。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对过错的划分，也会对责任的承担产生影响。如共同过错情况下，共同侵权人在对外承担了连带责任后，其内部则应根据各自过错大小，划定各自的分担比例。又如在混合过错的情况下，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责任大小，就应根据他们各自的过错大小加以确定。
F. 婚内财产侵权的情形有哪些
1、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变卖夫妻共同财产
常见的是夫妻一方擅自变卖房产，因为房产价值大，所以也常常成为离婚诉讼中双方主要财产争议的焦点。夫妻感情一旦破裂，双方陷入面临离婚的僵局时，最容易出现一方擅自变卖房产的情况，尤其是产证上只有夫妻一方的名字。因为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第三方完全有理由相信此房产只属于一人。只要被登记在产证上的一方同意，交易就是真实有效的，日后另一方追究起来，第三人也能依据善意取得原则取得房产。
2、夫妻一方虚构债务
现在，在离婚诉讼中，一方为了多了多争取财产，“虚构债务”的现象越来越多。
在离婚诉讼中，这种“虚构债务”的现象不在少数。此现象的出现主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被告不想离婚，想通过虚构高额债务迫使原告因不愿承担债务而撤回离婚诉讼；第二种情况就是被告想通过虚构债务来获得更多财产利益。笔者认为，此现象的发生不仅侵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妨碍司法公正，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因此，如何防止当事人通过虚构债务来达到其不当目的应引起重视。
3、夫妻一方将财产赠与他人
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私自将财产赠与他人，同样是一种婚内财产侵权行为。
4、分居期间的财产侵权
夫妻感情不和或者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被法院驳回的时候，夫妻双方往往会选择分居。此时，问题往往就会出现，6个月的分居时间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一个转移、隐匿、为泄愤故意毁坏财物的很好的机会。不仅不利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也使法院第二次作出的离婚的判决成为一张“白条”，不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再者，有些女性本身居于弱势地位，尤其是长期在家操持家务，没有收入的一方，在分居期间的利益很难得到保护。虽说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却没有实际的控制权，大部分财产都掌握在对方手里，最糟糕的情况是一旦分居，连最起码的生活都很难得到保障。如若离婚后，尚能得到一定的经济帮助，但是在分居期间，弱势的一方从法律上来说是不能够要求对方的经济帮助的，那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即便她们有劳动能力，但长期脱离社会使她们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自力更生，这些问题都需要引起重视。
G. 婚内侵权结果的严重性，较为严重的标准是什么
目前关于婚内侵权问题一直是法学研究的课题。婚内侵权包含多个方面。其中包括人身的（如性）、也包括财产的。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来详细规范夫妻之间的婚内侵权行为。严重程度不是问题，只是你愿不愿意起诉或者说目前法律有没有那样的规定来规定婚内的侵权行为。这个度一般是有法院的立案庭裁量。
所谓夫妻侵权，即配偶之间的侵权。是指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实施了危害配偶一方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使对方的人身、财产乃至精神方面受到损害的过错行为。夫妻侵权行为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虽具有特殊性，但它仍然是一种违法行为，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有三种：一是刑事责任，二是行政责任，三是民事责任。然而，针对家庭暴力等婚内夫妻侵权行为，我们的法律更多的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婚内侵权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责任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一、影响夫妻侵权行为民事责任建立的原因
一是人的观念问题。大多数人讳言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认为是夫妻间的事，属于个人的私事，正所谓法不入家门，完全可以由夫妻双方协商解决，法律介入会影响夫妻间的感情。况且，夫妻间即使发生一些矛盾，出现一些侵权行为，只要一方没有提出离婚，就说明这种矛盾和侵权并不重要，或者说一方对另一方的侵权行为予以默认，这完全符合民法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法律根本没必要介入。其实不然，夫妻间被侵权的一方，之所以容忍另一方的侵权行为，主要原因是缺乏婚姻内救济途径状告无门，而不得不放任这种行为的存在，因此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已成当务之急。丈夫将妻子打伤，妻子不请求离婚却只请求丈夫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丈夫不抚养妻子，妻子不请求离婚却只请求丈夫给抚养费，而法院如果支持了妻子的诉讼请求，这可能会令多数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普遍认为夫妻一体，怎么赔？怎么给？给了也是共同财产。但在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中，诸如此类的案件可是屡见不鲜。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除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外，最主要的是那些国家的夫妻财产制度与我们的有所不同。封建的夫妻一体主义的传统理论尚存于我国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基于这种思想，人们很难在婚后形成夫妻独立的财产制的意识。
二是立法问题。现行婚姻法也是以法定共同财产制为原则，以法定个人财产制为例外，虽也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但在现实生活中夫妻间很少采取约定财产制的形式，因此只有在离婚或配偶一方死亡时，才能确定夫或妻的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往往无法界定。若发生夫妻侵权行为，赔偿问题无法提起，即使提出也缺乏实际操作性。为此，夫妻共同财产制已成为追究婚内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障碍，为保障夫妻间独立的人格权和财产权，法律应明确婚内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而这一点在现行婚姻法中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个疏漏和缺憾。有人认为新《婚姻法》第46条对损害赔偿责任已经做出了规定，但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离婚，与婚内侵权不是一回事，而且新《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若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仅依据新《新婚姻法》第46条请求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条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对婚内夫妻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目前，除了重婚能够被提起公诉，追究刑事则任外，象包二奶、家庭暴力等社会现象，在婚姻持续期间，法律一般是无法介入的。加之向夫妻间内部的一些侵权行为，如果不是由其中一方提出，外人也很难知晓。也就是说夫妻间被伤害方处于某种考虑，对这类侵权行为予以默认，使家庭暴力、包二奶等社会丑恶现象长期存在。这不仅污染了社会风气，沦丧了社会道德，而且严重的妨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 是维护家庭稳定的社会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其和谐与稳定对于社会至关重要。俗语讲“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说明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也说明了一个稳定的婚姻家庭对家庭成员和社会的重要性。但近年来，我国离婚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由此而来的单亲家庭增加，涉及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纠纷也随之增多。离婚不仅是家庭内部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过错侵权。一个家庭之所以支离破碎，最终走向解体，决不是偶然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是夫妻间矛盾无法调和的最终产物。修正后的婚姻法第三章“婚姻家庭关系”中，虽然对夫妻之间的一些权利义务做出了规定，但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仅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第43条、44条、45条对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和重婚行为，做出一些规定，提出一些救济措施。婚姻法对夫妻间侵权规定较少，且救济手段单一，仅限于行政和刑事“救济”，如何进行民事救济始终是空白。由于夫妻间的侵权决非以上几种（如侵犯夫妻的同居权、财产权等），而且基本上属于民事侵权。由于缺乏民事救济的途径，绝大多数的夫妻内部的侵权行为主要靠夫妻间协商解决，虽然夫妻间协商解决相互间的侵权问题，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协商不成，侵权行为难以及时制止问题。使夫妻间侵权行为长期、持续的存在，最终导致婚姻家庭的破裂和解体。为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就需要对受夫妻侵权行为损害的一方，予以民事救济，制止侵权行为，以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
(二）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是弘扬精神文明的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建立健康、向上、文明的新型家庭关系。夫妻应相互忠实，互相尊重；由于目前缺乏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侵权责任和民事救济措施的有关规定，使得在婚姻存续期间，被侵权的一方得不到及时法律救济，无形中助长和放任了侵权方的侵权行为的发生。被侵权方若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现行的有关法律规定，离婚基本上成为唯一的选择，只有离婚时，无过错方才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三）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是落实男女平等的社会需要。男女平等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0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5条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而夫妻地位平等，是男女平等在夫妻关系中的必然要求。所谓夫妻地位平等是指夫妻在家庭中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得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者只尽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夫妻地位平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身关系平等，二是财产关系平等。新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并在第14条、15条、16条、17条、18条、19条和20条等就夫妻间的人身、财产关系做出规定。应该说这些规定很具体全面，但对夫妻一方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什么责任，和怎样承担责任，缺乏相应的规定。实践中夫妻一方，常凭借经济的优势，不履行法律规定的夫妻的义务，垄断家庭的一切事物，而处于弱势被侵权的另一方，由于没有有效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逐步丧失独立地位，凡事不得不依赖、服从另一方，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男女平等、夫妻平等的规定成为形式，正所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此，只有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夫妻地位平等，进而实现男女平等。
三、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的可能性
（一）夫妻间尤其是妻子主体地位的独立性增强，使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民事救济制度成为可能。在古代社会是谈不上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的。因为无论是在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夫妻关系是一种尊卑、主从关系，妻子基本上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妻子的人格完全被丈夫所吸收，这种一体主义的婚姻，即谈不上夫妻间的侵权，也谈不上夫妻间的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解放后，在我们国家先后颁布的两部婚姻法中都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否定了夫妻一体主义的立法观，强调夫妻各自具有独立的人格。这就为夫妻间民事责任的承担奠定了主体上的可能性。现在人们最大的担心在于对夫妻间侵权行为进行救济，可能会影响夫妻间的和谐，认为夫妻内部事情，最好由夫妻内部处理就能够全部解决，它往往需要一方的逆来顺受为代价。这显然是不合时宜和潮流的。
（二）夫妻财产制的逐步完善，使建立夫妻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成为可能。我国1980年《婚姻法》第13条、31条、32条对夫妻财产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实行法定夫妻财产制与约定夫妻财产制并轨，以法定财产制为主、约定财产制为辅。以适应基本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婚姻当事人的夫妻财产关系多样化的要求。修订后的婚姻法第17条、18条、19条、39条、40条、和41条的规定，对我国夫妻财产制作了进一步完善，实行法定夫妻财产制、特有财产制和契约财产制三种并行制度。虽然修订后的《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夫妻财产制，但婚姻当事人对夫妻间的财产制度可以选择。许多学者在探讨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时，认为夫妻间侵权行为发生后，无法实施民事救济，因为，夫妻的财产是共同的，夫妻间侵权后，即使进行民事赔偿，其所得的财产仍为夫妻共同所有。所以这种救济既没必要也不可能。随着夫妻财产制的完善，夫妻之间完全可以通过约定和民事救济，拥有自己的独立财产，这就为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提供了可能性。
四、建立夫妻侵权责任的几点建议
（1）完善立法执法。虽然婚内夫妻侵权行为由于主体仅限于夫或妻而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但特殊主体并不妨碍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侵权责任方式也可适用于婚内侵权行为，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而赔偿损失是适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侵权责任。人民法院还可依职权对民事违法行为人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剥夺部分财产处置权、剥夺部分权利、处以罚款等。如：婚前财产--房屋，所有人不得随意处置。如果婚内夫妻侵权事情节严重可部分剥夺婚前财产所有权，甚至全部剥夺，作为对被侵权方的补偿。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农村，男方把房子准备好，女方买家电、家具等。过十年八年，房子还是我的，家电、家具等已贬值，不愿意过你走人，而女方无房，无处安身，只得委曲求全，任其“包二奶”、家庭暴力或者“冷暴力”。
（2）加大夫妻间侵权道德舆论的宣传力度。夫妻间的侵权往往带有对伦理道德的否定性，即夫妻间的义务有些并非来自法律，而是伦理道德上的义务，这种义务的承担靠的是伦理道德而非法律，因此，对这种夫妻间的侵权，只能靠道德规范。要从整和社会资源方面入手，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司法行政、民调、普法、民间组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多方力量充分发挥各自的 作用，齐抓共管、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可以先搞试点，有点到面，逐步推广。可以先搞家庭公约、村规民约、楼院公约作为一个规定，可以规定几条。如：不履行夫妻义务、无正当理由夜不归宿、赌博、网恋、打骂妻子（丈夫）、精神虐待可以通过道德评议会、家庭会予以训诫、据结悔过书、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罚款等多种形式，也可以罚做家务、罚做社会义工、在一定的场合检讨、重温婚姻誓言等多种方式进行。从道德、伦理方面约束夫妻间的侵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