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考古成果

❶ 陶寺文化中有沒有讓人細思極恐的歷史事件

另外，堆滿骨器廢料的大溝里，有幾十個人頭骨重疊堆積，雜亂無章。那些頭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有的頭骨下還連著好幾段頸椎骨，從骨齡看，以青年男性為主。

，陶寺遺址基本貫穿陶寺早、中、晚期的大型宮殿，呈長方形，面積約13萬平方米。

而且，在宮城內，有劃分清晰明確的倉儲區、墓葬區、平民區、貴族區、宮殿區、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等不同的區域。

而令人倍感驚怵的，是大溝的底部有一具三十多歲的女性，雖然頭骨尚在，但頸部扭折，下頜張開，呈驚恐狀；兩腿叉開，盆骨處竟被殘忍無比地插入一根牛角！

當年，這個宮城內，這個宮殿區內，到底發生過什麼血腥暴行？

……

真是讓人細思極恐。

❷ 陶寺遺址的發掘歷史

1978年至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區和墓葬版區，發掘墓葬一權千餘座。其中大貴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龍盤、陶鼓、鼉鼓、大石磬、玉器、彩繪木器等精美文物，震驚海內外，確定了陶寺文化。
1999-2001年，確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圓角長方形，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中期城址總面積為280萬平方米，方向225°。從此陶寺遺址的田野發掘與研究的目的從探索一個龍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轉向探索一個都邑聚落的布局與性質，追尋其社會組織發展水平是否已經進入到國家社會。而從考古的角度探索一個都城遺址，可以通過城牆、宮殿、王陵、宗教禮制建築等考古遺存在判定。
2002年春季開始，陶寺遺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發掘4000平方米，確定了面積為56萬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宮殿區、東部大型倉儲區、中期小城內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區內的觀天象祭祀台基址。

❸ 如何看待山西臨汾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

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專家認可陶寺是一座都城的觀內點。再結合相關史料和容傳說的記載，有專家推測，這里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平陽。臨汾古稱「平陽」，據史書記載，帝堯曾建都於此。而在這里的種種發現又證實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續的時間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堯的活動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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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陶寺遺址是什麼朝代

陶寺遺址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位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東西約2000米，南北約1500米，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之一。經過研究，確立了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的陶寺類型，近年來在對於陶寺遺址的發掘中，結合了磁力儀和探地雷達物探、環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選、選種）、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學等多項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測年技術在內的年代學探討，進一步判斷陶寺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間。同類遺址在晉西南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已發現70餘處。陶寺遺址對復原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社會性質、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1]。
在發掘過程中，考古隊員發現了規模空前的城址、與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台、氣勢恢宏的宮殿、獨立的倉儲區、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等。有許多專家學者提出，陶寺遺址就是帝堯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國」。根據發掘的成果來看，陶寺社會貧富分化懸殊，少數貴族大量聚斂財富，形成特權階層，走到了邦國時代的邊緣和方國時代。
除陶寺類型的遺存外，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陶寺遺址的發現，對於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堯舜時代的社會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❺ 陶寺鄉的考古發現

陶寺遺址
陶寺遺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專文化陶寺類型為屬主的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位於山西襄汾縣陶寺村南，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經過研究，確立了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的陶寺類型；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其年代約當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類遺址在晉西南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已發現70餘處。陶寺遺址對復原中國古代階級、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❻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意味著什麼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對陶寺遺址做了大規模發掘，獲得陶器、石器、禮樂器、裝飾品等數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開陶寺遺址的神秘面紗。

1999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對陶寺遺址開始了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說，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指出，陶寺遺址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但他同時認為，還有很多問題，比如陶寺文化的源頭、滅亡的原因等，尚待進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白雲翔說，根據文獻提供的線索和現階段考古成果，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陶寺遺址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國都。

❼ 陶寺遺址的發掘成果

1、最早的測日影天文觀測系統
2、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最早的文字
3、發現了中國最古老的樂器
4、發現了中原地區最早的龍圖騰
5、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築材料——板瓦
6、發現了黃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圖冊資料來源 ）
曾一度是國內最大史前城址，如今其規模僅次於浙江良渚城址和陝西神木石峁古城。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東南，面積3萬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時間，大致同居住地相始終，發現墓葬1000餘座，都是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個別俯身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單人葬，頭向東南，排列整齊。不同的氏族葬區在墓葬規模和坑位密度等方面，存在著差別。這里的墓大致可分為三類：
大型墓：長3米上下、寬2米多。使用木棺。隨葬品可達一、二百件，有彩繪陶器、彩繪木器、玉或石制的禮器和裝飾品以及整豬骨架等。已發現9座，不及墓葬總數的1%。經鑒定，墓主都是男性。
中型墓：長、寬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隨葬成組陶器（包括少量彩繪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幾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見豬下頜骨數個至數十個。這類墓占墓葬總數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僅分布在大型墓兩側的為女性。
小型墓：墓坑小而狹長，一般長2米，寬0.5米左右。大多沒有木質葬具和隨葬品。這類墓約占墓葬總數的90%。
陶寺墓地各類墓「金字塔式」的比例關系，應是當時社會結構的反映。早期大、中、小型墓在規模和隨葬品有無、多寡、品類、優劣等方面，差別已經十分顯著，顯示出氏族成員間的平等關系早已被破壞，貴賤有別高下依序的等級制度已經存在。處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緻，有鼉鼓、特磬等重要禮器，推測墓主應是掌握祭祀和軍事大權的部落首領人物。而占墓葬總數將近90%的小型墓，墓室僅能容身，死者身無長物。 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錛、鑿、鏟、刀、鏃，骨質的鏟、錐、鏃，陶紡輪和制陶用具陶拍、陶墊等。扁平長方形石鏟數量最多，晚期出現有肩石鏟。石鏟和木耒是當時兩種主要的起土工具，灰坑壁和墓壁上留有它們的痕跡。
隨葬的陶器有灶、罐、壺、瓶、盆、盤、豆，個別墓有鼎和觚。凡泥質盆、罐、壺、瓶、盤、豆，均施彩繪，都是燒成後著彩，以黑陶衣為地，上施紅、白、黃彩；或以紅色為地，上施黃、白彩。紋樣有圓點、條帶、幾何形紋、渦紋、雲紋、回紋、龍紋、變體動物紋等。斑斕絢麗的彩繪陶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一大特色。彩繪蟠龍圖形的陶盤，是其中最富特徵的器物。這是迄今在中原地區所見蟠龍圖像的最早標本。從出土情況判斷，龍盤是一種禮器，龍紋則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標志。一些彩繪紋樣與商、周青銅器花紋頗為接近。
大型墓出上的彩繪木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的另一特色。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沒，依靠殘存的彩繪顏料層得以剔剝出原來的形狀，已知有案、俎、幾、匣、盤、斗（勺）、豆、「倉型器」、鼓等多種器形。木鼓均成對，與一件大型石磬（特磬）同出。鼓腔作直筒形，高1米，直徑0.4～0.5米，系樹干挖制而成，外著紅彩或以紅色為地，用黃、白、黑、藍諸色描繪出繁褥的紋飾。由散落在鼓腔內的鱷魚骨板得知，當初是以鱷魚皮蒙鼓，即古文獻中所稱的「鼉鼓」。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石禮器和裝飾品有磬、鉞、瑗、環、梳以及用綠松石、蚌片鑲嵌的頭飾、項飾、臂飾等。石磐通常用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長80～90厘米。它和鼉鼓都是已發現的古代同類樂器中最早的珍品。墓中還有一種大型廚刀，通常大小3件成組出現，類似的器物在古代黃河流域是十分罕見的。
有不少從陶寺遺址出土的樂器，包括鼉鼓、土鼓、特磬、陶鈴、銅鈴、陶塤等。據考古專家介紹，整個陶寺遺址中共計發現類似樂器26件。其中，鼉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類樂器中最早的，這也使鼉鼓與特磬配組的歷史從殷商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銅鈴，是中國已發現最早的金屬樂器，該銅鈴紅色，長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含銅量為97.8%，遺址早期文化層中，曾發現過同樣形制度陶器。這些樂器的出土，對於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樂發展水平，認識音樂與祭祀、埋葬習俗的關系，探索禮樂制度的起源與發展，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龍山文化時代陶寺先民過著長期定居的農業生活，掌握了較高的建築和鑿井技術，有發達的農業和畜牧業。飼養的家畜有豬、狗、牛、羊等，以豬為最多，盛行用整豬或豬下頜骨隨葬便是例證。制陶、制石、制骨等傳統手工業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還產生了木工，彩繪髹飾，玉、石器鑲嵌和冶金等新的手工門類。生產的多樣化和專業化，使社會產品空前豐富。
（圖冊資料來源 ）

❽ 陶寺王國的發掘與文化解讀

《史記》中曾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記載，由於這些都邑都處在山西西南部，因此，晉南這塊土地歷來是考古家們魂牽夢繞的地方。

1959年至1963年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在隊長張彥煌的率領下，從南起風陵渡，北到臨汾的約8000平方千米的范圍內進行地面勘察，發現了襄汾縣的陶寺遺址。

1973年和1977年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與省、地、縣文物部門合作共同對陶寺遺址進行了重點復查，採集了許多陶片並進行了初步整理，感到這個遺址較為重要。

1978年初，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同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聯合組隊，正式開始對陶寺遺址進行發掘。

1985年夏天，陶寺遺址的發掘暫告結束。在長達7年的田野發掘中，最主要收獲是發掘了1300餘座不同時期、不同規格的墓葬，獲得了一大批十分重要的不同類型的隨葬品，包括陶器、彩繪木器、玉石禮器和惟一的一件銅鈴等。此外，還在一塊陶器殘片上還發現了朱書文字。這些重要的發現一經公布便引起了學術界的震動。根據對陶寺遺址的分析，學者們很快便將其同傳說中的唐堯聯系在了一起，初步認定這就是唐堯部族的文化遺存。

2002年，國家重點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正式啟動，陶寺遺址被確定為項目的子課題—「聚落反映社會結構」。 兩年來，課題組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鑽探與重要遺跡的發掘，共鑽探32萬平方米，發掘1511平方米。
2002年發現並確認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貴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倉儲區。其中發掘出的中期大城面積達280萬平方米，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大的史前城址。

2003年，又發現並確認了中期小城內的祭祀區大型圓體夯土建築和早中期宮殿核心建築區的北出人口。尤其是大型圓體夯土建築，總面積約1400平方米，建築形狀奇特，規模宏大，是目前發現的最重要的史前建築之一。

經過多年較大規模的發掘，陶寺遺址出土了極其豐富的文化遺存，特別是文字、城址、宮殿區、王陵、銅器、陶禮器、觀象台等等，堪稱我國迄今為止最典型、最全面的發現。從聚落形態的角度來看，高規格的宮殿建築、宗教建築和與天文歷法有關的建築設施，應當是「王都」級聚落所具有的標志性的建築。顯然，陶寺已具備了早期文明化社會所具備的一些基本要素，應該說它是目前我國所發現的規模最大、顯現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聚落。

陶寺遺址不僅是中華民族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有力證明，而且表明陶寺已初步具備了堪稱「國家」的四大要素，即文字、城市、禮儀和金屬的使用。
陶寺文明是集多元文化於一體，在諸多文化融合、升華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綜合體。從燕山南北到長江以南，從東海之濱到西部高原，在廣大地域內，陶寺文明以博大精深、傲視群雄的氣度確立了它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中樞地位。
因此，陶寺不容置疑地成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最重要的遺址，陶寺文化也因此成為華夏文明最重要的根源。這是山西對中華文明的巨大貢獻，更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

陶寺遺址出土的彩繪龍盤。它的出土非比尋常，說明華夏民族早在4000多年以前，就開始以龍作為圖騰。說明從那時起，龍已成為華夏民族的象徵，成為最早「中國」的象徵。

大致就是這樣。

❾ 信史的考古成果

2015年6月18日 ，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發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何駑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懸案：堯舜禹時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個傳說時代，是不是信史？這在中國人的心中是揮之不去的。說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證據？
何駑列出了幾大證據。
首先，陶寺遺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證。陶寺遺址出土的一把朱書扁壺上有「文堯」二字，是陶寺城址為堯都平陽的文字自證。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資料可與文獻中關於堯都和帝堯的史跡系統對應。
還有《竹書紀年》傳說堯母慶都感於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龍盤，畫面中赤龍攀天而上，恰似相關傳說的生動寫照。
「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都城遺址就是堯都。」何駑說。
王巍指出，盡管目前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目前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❿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陶寺：是否印證是堯的都城

坐落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東北約7公里處的陶寺遺址，總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是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時代晚期一處超大型都邑遺址。
從2002年起，經過十餘年考古工作，陶寺文化遺址發掘總面積約8000平方米，基本確定了 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宮城、早期外城(下層貴族居住區)、至少280萬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宮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與觀象授時於一身觀象 祭祀台、祭地禮制建築、中期王族墓地、王權控制的獨立倉儲區、工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以及調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區，使學界認識到陶寺遺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區 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陶寺文化社會已進入到邦國形態。銅齒輪形器、盆口沿、環、蟾蜍等紅銅鑄造器外加上個世紀發掘的銅鈴，構成了 中國最早的銅禮器群。
此外，陶寺觀象台是迄今考古發掘與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觀象台;觀象台觀測日出地平歷以20個節令，成為世界最早的最為縝密太陽 歷。陶寺遺址精神文化中展現出的列鉞王權象徵、和合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觀、禮制思想、天文歷法作為王權軟實力的思想以及漢字載體等，對後世中國 王朝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而陶寺文化開創的都城模式、宮室制度、禮樂制度、都城官營手工業制度等，也成為後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幹。「由此足見，陶寺遺址 及陶寺文化，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主要源頭。」
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 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這一點是目前任何其他遺址所難以企及的。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 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業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