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一、從夏商西周政治、經濟制度有哪些變化 二、兩漢時期經濟、文化、科技方面取得哪些重要成就
一、從夏商到西周政治、經濟制度有哪些變化？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
一、夏
中國奴隸制政治制度是在原始民主制的廢墟上產生的。夏王朝的建立，標志著奴隸制國家政治制度的確立。約公元前21世紀,禹的兒子啟代伯益為君,破壞了民主推選部落首領的「禪讓」制度，開始實行王位世襲傳子制度。王位世襲制度的確立，氏族公社的貴族轉化為國家的統治者，氏族的公有土地轉化為奴隸主國家的國有土地，建立起奴隸主統治的國家機構、軍隊和法律制度。夏的政治制度帶有明顯的部族奴隸制特色。夏王朝是在許多氏族部落擁護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夏的滅亡也是因為「九夷之師不起」，陷於孤立而被商起兵打敗。這種部族奴隸制的特色一直延續到商、周二代。
商
約公元前16世紀夏亡，商繼起。商王朝實行「親貴合一」的組織原則，建立起以宗法式家族制度為核心的貴族奴隸制。商王是最大的奴隸主貴族的族長，國家權力被奴隸主貴族壟斷，政府官職由奴隸主貴族世代相襲。商王朝實際上是由許多貴族家族的駢支所構成的。商王依據血緣的親疏遠近分配,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強調「尊祖敬宗」，把宗廟祭祀列為國家大事，用族權來維護和加強王權。商統治者為了鎮壓奴隸和平民的反抗，鎮服四方諸侯和進行掠奪戰爭，加強了國家機器，逐步建立起以國王為中心的比較完整的內外職官體制，初步形成了地方政權體制，進一步體現出按地區組織和管轄居民的國家特徵。隨著奴隸主與奴隸之間階級斗爭的發展，以及中央集權與諸侯分權矛盾的發展，商代歷史上出現了 5次周期性治亂興衰。約公元前11世紀，周滅了商朝，建立周朝。
西周
西周王朝建立後，因襲商代政治制度，將以宗法式家族制度為核心的「親貴合一」組織原則進一步制度化。周朝統治者為了控制其征服的廣大地區,實行分封制,把新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給同姓或異姓的貴族。周王在宗法上是天下的大宗，政治上是天下諸侯的共主，稱為天子。周王、諸侯以及卿大夫均由嫡長子世襲，形成周天子統帥諸侯，諸侯統帥卿大夫的寶塔式政權結構，國家組織與宗法制度緊密結合起來，建立起典型的宗法奴隸制。西周後期，由於階級矛盾及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日趨尖銳，周王室衰落，諸侯強大，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動搖。公元前771年西周亡，進入春秋時期。
二、從禪讓到王位世襲
1．王位世襲制
(1)背景：約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
(2)建立：禹死啟繼，王位世襲製取代了原始社會後期的禪讓制，「家天下」的局面逐漸形成。
(3)特點：商朝建立後，王位有時父子相傳，有時兄終弟及。
2．行政管理制度
(1)王權：夏商的最高統治者把自己的行為說成是天的意志，國家大事通過占卜的方式決定，王權具有了神秘色彩。
(2)中央制度：商朝中央設有相、卿士等，掌管政務。
(3)地方制度：地方封侯、伯，他們作為臣服於商朝的方國首領，定期向商王納貢，並奉命征伐。
----西周政治制度特點：
1分封制與宗法制互為表裡。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上的體現，是分配權力的制度，宗法制是分配權利的原則。
2以血緣關系形成國家政治結構。
3最高執政集團尚未實現權利高度集中。
---分封制的新特點：宗法色彩更加濃厚；分封范圍擴大；義務更加明確；逐級分封；等級爵位產生；監國制度出現；制禮作樂。
---宗法制特點：嫡長子繼承製。
（1）王權與神權的緊密結合。
（2）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國家政治結構。
（3）最高執政集團尚未形成權力的高度集中。
（4）具有相對的延續性(繼承性)和穩定性。
三、經濟制度
都是奴隸社會，從青銅器開始到發展到頂峰，從半游牧辦農耕發展成為農耕，生活資料逐漸豐富，
（1）農業是夏、商、周的主要經濟部門，農作物的品種較豐富，農具以石器為主，農業水平和耕作技術有較大發展
（2）以青銅鑄造業為代表的手工業高度發達。青銅鑄造是手工業的主要部門，這一時代被成為「青銅時代」。玉器加工和紡織有很大發展，出現了原始的瓷器，是我國陶瓷發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飛躍，漆器製造已達到較高水平。
（3）商業、城市和交通業較發達。交通工具種類多，商朝以貝為貨幣，商都成為繁榮的大都市:商周時建立了郵驛傳遞制度，西周從都城到全國有幾條寬闊的大馬路。
二、兩漢時期經濟、文化、科技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思想介紹
儒家自孔子死後便分為若幹家，其中尤以孟子、荀子影響最大。漢代只有孔子被神化，稱為「聖人」，孟子和荀子尚為等而下之的「仁人」。因此，漢代儒家學者都奉孔子為先師，而無人以孟子或荀子後學自詡。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對漢儒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由此，漢初儒家學者中也隱約存在著對立的兩派。而自從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學」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統政治學說之後，漢儒內部兩派的斗爭便集中表現為《春秋》三傳之爭。他們針對漢初政治所面臨的難題，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禮為治」兩種政治主張。自武帝以後，兩派先後登上政治舞台，對朝廷政策施加影響，使漢朝政治在儒術獨尊之後繼續表現出大幅度的搖擺變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東漢一朝又形成幾個相對獨立的發展階段。
政策重心
漢武尊儒有利於儒學的傳播和繁榮，使儒生大量進入各級政府，從而獲得參與和改造朝廷政治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武帝在尊儒的旗幟下採納了《公羊》家「《春秋》決獄」的主張，將儒家思想納入承秦而來的漢家律令，使帝國法律初步儒家化了。宣帝在武帝改革律令的基礎上，又對吏治進行了改良。西漢中期之儒術，雖然只是用來緣飾法律，雖然只是法治的輔助手段，但它畢竟介入了「漢家制度」，使得「王道」在朝廷政策中與「霸道」相雜，從而使東西方的文化對立和沖突得到進一步緩解，使關中和關東不再格格不入，使文化上的戰國局面宣告結束。然而西漢中期，帝國的規模在進一步擴大，開邊拓土成為第一位的事業，支持對外戰爭是朝廷政策的重心。在這方面，《公羊》家的「三世異治」說也起了推動作用。但承秦而來的軍國主義體制和法治傳統更適合戰爭的需要，因而仍是朝廷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礎。這一局面直到宣元之際才得以扭轉。在那之後，朝廷政策的重心終於轉到內政上來。
政治文化
東漢是西漢的繼續，繼承了西漢二百餘年政治和文化發展的成果。它的建立意味著「漢德」復興，而在東漢人看來，「漢德」就是「堯德」，亦即《公羊》家所闡述的《春秋》之道。它定都洛陽，是西漢後期出現的政治重心東移趨勢的結果，使漢朝終於跳出了以關中為本位的政治格局，進一步擺脫了軍國主義體制和法治傳統的束縛，為《公羊》家重新撥亂反正、重建漢家制度提供了機會。它吸收了西漢的經驗教訓，對元帝至新莽的改制運動基本上持否定態度。受其影響，東漢統治者一度效法宣帝，興起嚴猛苛刻之風，但這不是東漢政治的主流。相比之下，意義更為深遠的是：儒學士大夫集團對《春秋》三家之學，對儒家的兩種政治主張，作出了最後的抉擇，使《公羊》學重新獲得獨尊地位。在《公羊》學的影響下，東漢的政策重心始終在內而不在外。對外堅持「務廣德」，反對「務廣地」，沒發動過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對內雖在章帝時一度恢復鹽鐵、均輸等制，但很快又廢除了。堅持《公羊》家的太平標准、反對制禮作樂的呼聲佔有壓倒優勢。法律進一步儒家化，循吏作風也更加普及，強調「以義正我」的「以德化民」之術日益成為儒學士大夫的自覺行動。這一切都使得東漢一朝在大量沿用西漢制度的同時，又表現出與西漢明顯不同的特色。
中外關系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中國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就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後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沿用至今。 張騫通西域後，正式開通了這條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然後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蔥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亞歷山大，公元前30年為羅馬帝國吞並），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蔥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游牧於康居西北即成海、裏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
三、隋唐經濟、文化、科技成就簡述。
一、政治上。建立和完善了中央集權的三省六部制
隋朝改革中央機構，完善了西漢以後長期發展形成的三省六部制，唐朝時繼續沿用並加以完善。三省六部制的分工如下：中書省負責政令的草擬，門下省負責政令的審批，尚書省負責政令的執行。尚書省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三省六部制的特點在於分散了丞相及中央機構的權力，把相權一分為三，互相牽制；同時，又將尚書省權分六部。這樣既限制了地方割據勢力的產生和發展，又使部門間相互牽制、推動機構運轉，加強了皇權。
二、經濟上，根據實際需要對賦稅制度進行調整
為進一步地貫徹輕徭薄賦的思想，唐初在施行均田制的基礎上，頒布了租庸調制。這是對北魏新租調制的繼承和發展，租庸調制的實行使農民有較多的時間從事農業生產，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土地買賣頻繁，土地兼並嚴重，均田制遭到破壞，租庸調制無法維持。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唐政府實行兩稅法。這種制度改變了過去以人丁為主的征稅標准，是我國賦稅制度的一大變革。它使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減弱。在兩稅法開始實行的一段時間內，唐政府財政收入增多了一些，但唐朝的階級矛盾從根本上並未解決，導致其後期失去作用。
從租庸調制到兩稅法的變化，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發展的結果，符合土地集中和貧富分化的社會現實。這一變化，不僅是唐朝賦稅制度的變革，而且也是從漢代以來征稅重丁口、輕田產轉變到此後的輕丁口、重田產的分水嶺。
三、選官制度上，進行重大改革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庶族地主的經濟勢力逐漸增強，形成了一種社會力量，他們要求在政治上得到應有的地位。隋唐統治者為了進一步抑制士族勢力、削弱地主割據勢力，而創立、完善了科舉制。
科舉考試吸納了不少寒士進入政權，有益於擴大和鞏固封建統治的政治基礎，加強中央集權；廣大庶族地主通過科舉入仕做官，給封建政權注入了生機和活力。選拔官吏從此有了文化知識水平的客觀依據，有利於形成高素質的文官隊伍，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選賢任能的公平競爭性。科舉制把讀書、考試和做官聯系起來，把權、位與學識結合起來，營造了中華民族尊師重教的傳統和刻苦勤奮讀書的氛圍。促進了文學的繁榮。如唐時以詩賦取士，促進唐詩的繁榮。
四、軍事上。對制度進行重大創新
隋朝和唐代初期，其軍事制度主要是沿用了創立於北朝的府兵制，但到唐朝中期，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府兵制失去了賴以推行的經濟基礎。為了補充兵員，政府只好採取招募的辦法。唐玄宗時，招募逃亡的府兵和白丁充當宿衛，以代替府兵定期輪流宿衛的舊制度，經歷了兩百多年的府兵制度基本結束。由府兵制到募兵制既是制度的革新，也是封建政治經濟發展的要求和產物。
四、明清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法律制度有哪些新變化？
從政治方面來說，明清時期皇權不斷的得到加強，從明太祖朱元璋廢丞相設內閣，到清雍正帝設立軍機處，但是明清兩代也是封建制度逐漸走向沒落的時代，隨著最後一個漢人建立的朝廷的覆亡，以及大清歷經六朝之後，自嘉慶元年白蓮教起義開始，康乾盛世的局面就已不復存在，道光年間的中英鴉片戰爭，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這的確是不同與歷朝歷代的新變化。總之，明清之際封建制度從皇權空前強化的巔峰逐漸走向沒落。
從經濟方面來說，明朝中後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明中期雖然朝廷比較腐敗，但是經濟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自1840年之後的清朝，自然經濟按開始解體，中國開始進入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840-1919），資產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台。
從法律上來說，洪武年間修訂了大明律，在中國古代的法律史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明朝和之前的歷朝歷代相比也是法律相對健全的，清朝大抵沿用大明律，清末時期由於封建制度的沒落，封建大地主階級開始同資產階級妥協，失敗的戊戌變法給近代中國帶來了民主的氣息，以及之後的清末新政，雖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但也體現了一定的進步意義，開始走向開國會，頒憲法的進步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