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侵權案例判決書

⑴ 誰幫我找一篇公眾人物隱私權侵權的法院判決書，我請他吃飯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
(2003) 西民初字第6631號

原告方是民（筆名方舟子），自由撰稿人。 委託代理人王京武，北京市華鵬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馬紅民，北京市華鵬律師事務所助理律師。 被告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住所地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號乙。 法定代表人王邦佐，副主席。 委託代理人富敏榮，上海市新文化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屠銘，上海市新文化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方是民與被告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名譽權糾紛一案，本院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本案原告方是民及其訴訟代理人王京武、馬紅民，被告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訴訟代理人富敏榮、屠銘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方是民訴稱，被告主辦的《探索與爭鳴》雜志在2003年第3－5期連續刊登署名「野鶴」的文章：《關於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一）——令人生疑的反腐英雄》、《關於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二）——洋奴氣十足的絕對真理觀》、《關於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三）——為辯而辯的偏執狂》。文章使用大量侮辱性的言辭點名指責、謾罵原告。如將原告稱為「假洋鬼子」、「學術警察」、「江湖騙子」等。文章還捏造事實，惡意誹謗原告為了政治目的或為了獲得政治權勢而從事學術打假活動。文章斷章取義，無中生有，對原告進行惡意誣蔑和誹謗。如「……（原告）也唱起了『反愛國主義』的『高調』了」；「真正是個洋奴氣十足的、打著科學旗號反科學的江湖騙子」等等。由於被告未履行對其主辦雜志的監督、審核職責，致使該雜志連續三期發表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斷章取義的文章，對原告進行侮辱、誹謗、謾罵、誣蔑，嚴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譽權，對原告的人格和名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並給原告身心造成巨大傷害。原告請求判令被告在《探索與爭鳴》雜志顯著位置連續刊登三期致歉聲明，向原告賠禮道歉；判令被告賠償原告直接經濟損失人民幣7041.23元；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撫慰金人民幣10萬元；判令被告承擔本案的訴訟費。

被告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辯稱，被告下屬《探索與爭鳴》雜志社在2003年第3－5期《探索與爭鳴》雜志上刊登的《關於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一組文章系由作者投稿而來，具有合法來源，文章內容並未超越學術爭鳴的范疇。本案爭議文章經過雜志社審核予以刊登，已盡到出版單位審慎的義務。文章所批評的問題是真實的，引文也有合法的出處，並且模仿了方舟子等慣用的筆法和文風。本案爭議文章始終圍繞對方舟子有關言論的學術批評，文章批評的是方舟子現象，而非原告個人，不存在惡意中傷、攻擊原告人格的文字。其中一些尖銳的字眼也源自於原告批評他人的文章，或出自其他作者批評原告的文章。這種文字表現方式是文人慣用筆法。本案爭議文章沒有侮辱原告人格的內容，原告並沒有因為被告刊登的文章而名譽受損，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經審理查明，被告下屬《探索與爭鳴》雜志社在2003年第3－5期《探索與爭鳴》雜志學術爭鳴欄目分別刊登署名「野鶴」《關於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一）——令人生疑的反腐英雄》、《關於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二）——洋奴氣十足的絕對真理觀》、《關於方舟子現象的反思與斷想（三）——為辯而辯的偏執狂》的文章。上述文章以學術打假的實質、反腐與國情、不計目的的辯論狂、運用自如的詭辯術等為題對方舟子的一些觀點及方舟子現象進行批評。該組文章中多處引用原告及他人的文章、觀點，其中有少部分內容涉及對方舟子為人的評價。《探索與爭鳴》雜志社經過三審後在上述刊物分期編發該組文章。庭審中，原告提出調查費、交通費等經濟損失7041.23元。

上述事實，有原、被告當庭陳述、稿件審理單、2003年第3、4、5期《探索與爭鳴》雜志在案佐證。

本院認為，爭議的文章刊登在《探索與爭鳴》雜志學術爭鳴欄目，該文主要涉及對原告一些文章觀點的反駁與批評，也涉及對方舟子現象的批評，屬於爭鳴性質。因文引到人，雖個別文字對原告有過激評價，但該文文風是開展批評，屬於學術爭鳴的范疇，不構成對原告名譽權的侵害。原告之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綜上所述，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方是民之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用八十元，由原告方是民負擔（已交納）。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曹寧審判員：劉紅代理審判員：王建

二OO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⑵ 惡性消費侵權案件的典型案例

統計顯示，預付卡消費已逐漸成為服務消費投訴的熱點。2008年市消保委共收到消費者有關預付卡的投訴4049件，比2007年的3554件同比上升了14%。工商部門12315熱線所受理的消費者申（投）訴同時顯示，有關此類預付費式消費的問題一直呈上升趨勢。主要反映在以下四個方面：經營者銷售消費卡後突然停業關門，不知去向；店方易主，接收者拒絕消費者繼續使用原消費卡，且不負責退還卡內儲值余額；經營者為促銷，一味宣傳消費卡的優惠折扣，不提使用限制和范圍，消費者購卡後使用時發現優惠幅度「縮水」；經營者借售卡之機，向消費者推銷劣質商品。
從消費者反映的情況來看，預付性消費投訴大量集中在美容美發、健身、洗浴、洗染、餐飲等服務行業。投訴的問題主要反映企業變更店名後拒絕履行約定、營業終止後消費者無法得到退款、違反約定、降低服務質量、不兌現承諾、攜款「蒸發」等。
預付性消費
【案例1】盛吉寶利士更名後用卡難
自2008年11月以來，消保委陸續收到29位消費者投訴，反映他們在上海海蘭雲天花園式浴場辦理了「充值消費卡」，該浴場於2008年10月初重新裝修後更名為「阿狄麗娜國際會所」，當他們再次前往店內消費時，卻被告知原消費卡不能繼續使用，必須再充值1000元更換新卡。原本只需支付20元或38元浴資的基本洗浴項目也被取消了。據消保委調查，上海盛吉寶利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自2007年9月起經營管理上海海蘭雲天花園式浴場，2008年初對浴場進行裝修，重新開張後更名為阿狄麗娜國際會所。在此期間，公司的注冊信息未發生變化。最終，經消保委調解，公司同意免費為消費者轉卡或調換等額浴資券。
【案例2】翔虹雅美發卡換東家要加錢
高小姐等5名消費者向消保委反映，他們在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辦理了美容美發卡。該美容店於2008年10月重新裝修後改換門庭，從原來加盟的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改為加盟另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當消費者持原來辦理的美容美發卡到店內消費時，卻被告知原卡需再充值才能轉卡繼續使用。經消保委調解，最終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同意為消費者免費轉卡。
【案例3】柯達沖印店「優惠承諾」不優惠
高小姐等5名消費者向消保委反映，他們在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辦理了美容美發卡。該美容店於2008年10月重新裝修後改換門庭，從原來加盟的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改為加盟另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當消費者持原來辦理的美容美發卡到店內消費時，卻被告知原卡需再充值才能轉卡繼續使用。經消保委調解，最終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同意為消費者免費轉卡。
【案例4】吉谷商貿提貨時水果變茶葉
高小姐等5名消費者向消保委反映，他們在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辦理了美容美發卡。該美容店於2008年10月重新裝修後改換門庭，從原來加盟的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改為加盟另一家美容美發有限公司。當消費者持原來辦理的美容美發卡到店內消費時，卻被告知原卡需再充值才能轉卡繼續使用。經消保委調解，最終上海翔虹雅美容美發有限公司同意為消費者免費轉卡。
友情提醒
購買預付卡謹記5點
為了預防消費者利益受損，工商部門特別發出「3·15」消費預警，希望消費者在選購預付卡時多加謹慎。工商局有關負責人提醒說，廣大消費者在進行此類預付消費時，務必牢記五點：
一是根據自身的實際需要購買預付卡，金額較大的更要謹慎，不可貪圖高折扣而忽視可能存在的潛在風險；
二是在辦卡前要考察經營者的信譽和經營狀況，盡量選擇證照齊全、規模大、信譽好、經營時間長的經營者；
三是在購買消費預付卡時，事先詳細了解卡的使用范圍、期限、功能、退款條件等細節，不可輕信商家的口頭承諾，最好簽訂書面協議；
四是對一些金額大、時效長的卡，定期核對消費記錄和金額，以防卡內余額「不明」缺失；
五是辦卡時勿忘索要發票、保留相關協議，以備發生消費糾紛時投訴有據；一旦遇到商家攜款潛逃，涉嫌經濟詐騙的，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
法律專家也同時呼籲，要加快立法進程，盡早制定規范預付卡經營行為的地方性法規，建立起預付卡的登記備案制度，並通過第三方監管、行業保證金、強制性保險、股東連帶責任等做法，加強對預付卡的風險控制。
相關行政部門則表示，將進一步加大對市場的監管力度，依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監督預付卡經營行為，及時查處違法行為，調解處理消費糾紛。他們提議，綜合運用經濟、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多管齊下」，發揮出行業自律、行政監管、社會監督相結合的綜合作用，推動預付卡消費模式逐步走向規范，讓消費者獲得真正價廉物美而又有信譽保證的商品和服務。

⑶ 人在囧途告人再囧途侵權案的判決書

人在囧途

⑷ 求：2008年最新的MTV著作權侵權案例的判決書

【審判名稱】：原告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訴被告武漢天與地娛樂有限公司MTV作品著作權侵權糾紛一案
【審判程序】：一審
【案件分類】：知識產權
【公 布 號】：
【裁判文書字型大小】：(2004)武知初字第205號
【裁判文書類型】：民事判決書
【裁判時間】：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受理法院】：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

【案例全文】：
原告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訴被告武漢天與地娛樂有限公司MTV作品著作權侵權糾紛一案

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4)武知初字第205號
原告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住所地廣東省廣州市廣花二路瑤泉新街5號。
法定代表人李強，總經理。
委託代理人邱啟雄，湖北楚風德浩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魯靜，湖北楚風德浩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武漢天與地娛樂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武珞路224號。
法定代表人呂起宏，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湯紅箐，湖北天元兄弟律師事務所律師。
本院受理原告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下稱新時代公司）訴被告武漢天與地娛樂有限公司（下稱天與地公司）MTV作品著作權侵權糾紛一案，依法由審判員尹為擔任審判長，與審判員許繼學、代理審判員付劍清組成合議庭，於2005年1月24日公開開庭進行審理。原告新時代公司的委託代理人邱啟雄、魯靜，被告天與地公司委託代理人湯紅箐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新時代公司訴稱，2004年7月17日，原告在被告經營的天與地娛樂城第3026號包間（位於武漢市武昌區武珞路新大地酒店3樓），發現被告以盈利為目的，將原告享有著作權的MTV音樂作品以卡拉OK方式向公眾放映。這些MTV作品為：毛寧演唱的1、《晚秋》；2、《心雨》。原告作為上述作品的權利人，從未許可被告以上述方式使用其作品。被告未經許可擅自放映原告作品的行為，嚴重侵犯了原告的權益，給原告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故原告新時代公司請求：1、被告立即停止對原告擁有著作權的涉案MTV音樂作品放映權的侵害，不再公開放映原告享有著作權的上述作品；2、被告在一家全國發行的報紙上發表聲明，向原告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3、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00,000元；4、被告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
原告新時代公司為證明訴訟主張，向本院提交四份證據。
證據1，MTV-《晚秋 毛寧》VCD盒裝光碟，及該光碟包裝封面復印件，證明原告是該光碟所載MTV曲目的著作權人；證據2，中國音像協會證明一份，證明原告享有涉案音樂作品的著作權；證據3，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公證處（2004）武青證字第3075號公證書及原告為取證而刻錄的光碟，證明被告實施了侵犯原告著作權的侵權行為；證據4、原告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證明原告訴訟主體資格。
被告天與地公司庭審中口頭答辯認為，第一、從原告提交的證據看，原告只是該VCD音樂光碟的製作者，而不是涉案MTV音樂電視專輯的著作權人，原告指控被告侵犯其放映權的權利依據不足；第二、被告在經營過程中，只是應客人要求播放上述音樂電視曲目，而不以音樂為經營對象。因此，被告上述行為不具有盈利性質，原告認為被告侵犯其MTV音樂作品著作權並造成其經濟損失，與事實不符；第三、被告於2004年1月3日合法購買MTV-《晚秋 毛寧》專輯，且使用時間不長，公司經營規模不大，故原告要求被告賠償100,000元經濟損失沒有法律依據。故被告天與地公司請求：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被告天與地公司為支持其答辯主張，向本院提交三份證據。
證據1，湖北省商業零售發票，證明被告於2004年1月3日購買MTV-《晚秋 毛寧》音樂電視專輯；證據2，結賬單，證明原告代表在被告處的消費金額及內容，被告並未收取原告代理人消費時所點播的相關歌曲曲目的費用；證據3，《北京晚報》復印件一份，證明被告賠償數額過高。
對以上證據，本院於2004年11月10日，組織雙方證據交換及質證。
（1）原告新時代公司對被告天與地公司提交的三份證據的真實性不持異議，但認為被告提交的證據1及證據2與本案無直接關聯性。
（2）被告天與地公司對原告提交的證據1、證據2、證據4的真實性無異議；對證據3有異議。關於原告提交的證據3，即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公證處（2004）武青證字第3075號公證書，被告認為該公證沒有被告方工作人員在場，故對其真實性不予認可。
以上經雙方質證，且雙方對證據真實性予以認可的證據，本院予以確認。對涉案當事人有異議的證據，本院認定如下：
(1)關於原告提交的證據3，即原告提交的公證書。本院經審查認為，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公證處的《（2004）武青證字第3075號公證書》附錄了公證機關的公證筆錄，及被告天與地公司出具的蓋有被告公章的《武漢市飲食娛樂業定額統一發票》四份。對其公證筆錄及發票，被告並不否認，故該證據可以證明公證機關公證行為的真實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第二款及《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動》第六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六十八條規定，本院對原告提交的證據3的證明力予以認可。
(2)關於被告提交的證據1，即購買發票及證據2，即消費單據，被告提交該證據目的是證明其侵權情節及有關賠償數額等問題。該證據系對原告訴訟理由及訴訟請求的反駁，故與本案有關聯性。對該證據，本院予以認可。
經審理查明：原告新時代公司於1996年創作、完成MTV-《晚秋 毛寧》音樂電視，並將其製作成同名VCD、DVD音樂專輯。MTV-《晚秋 毛寧》盒裝VCD、DVD光碟收錄了毛寧演唱的包括涉案《晚秋》、《心雨》兩首MTV曲目在內的25首MTV歌曲。MTV-《晚秋 毛寧》VCD、DVD光碟盤封印有原告新時代圖案標志，署名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出版發行，出版號：ISRC CN-F21-96-335-00-V.J6。
2004年7月15日，原告委託代理人黃炳雄、廖志雄在被告經營場所「KTV」第3026號包間發現被告未經許可，以卡拉OK方式向公眾播放毛寧演唱的《晚秋》、《心雨》兩首涉案歌曲後，即向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公證處申請證據保全。同年7月17日，黃炳雄、廖志雄在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公證處公證員楊漢英及工作人員汪春翔的監督下，到位於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武珞路334號新大地酒店3樓「天與地」KTV-3026號包間。黃炳雄、廖志雄以普通消費者的身份，點播包括《晚秋》、《心雨》在內的等18首歌曲，取得蓋有被告發票專用章的消費發票4張，並對歌曲點播、播放等過程進行了錄像。事後，該公證處製作了公證筆錄及（2004）武青證字第3075號公證書各一份，並將錄像資料整理製作成光碟一份。
2004年9月9日，中國音像協會向原告新時代公司委託代理人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出具書面證明一份。該證明載明：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出版的碟裝MTV-《晚秋 毛寧》，共計25首作品，出版號：ISRC CN-F21-96-335-00-V.J6，其中包含的音樂電視和音樂錄影均為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製作完成，相關的著作權均由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享有。
被告天與地公司於1998年8月21日，經武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記注冊，領取企業法人執照。其經營范圍是桑拿浴及歌舞。2004年1月3日，被告購買MTV-《晚秋 毛寧》專輯盒裝光碟。
本院另查明，涉案MTV-《晚秋 毛寧》VCD光碟在正式節目播放前，屏幕顯示原告「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署名；正式節目播放過程中，屏幕畫面每間隔一段時間，就會顯示動態「新時代」圖案及標志。
本案在本院審理期間，原告新時代公司提供相關生效的民事判決書。該判決書記載：2003年11月4日，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有限公司出具如下證明：本協會各會員公司對其創作的香港流行歌星MTV曲目，在香港卡拉OK歌廳等娛樂場所提供商業性有限使用時，慣用的方式是一次性許可，使用期為1-3個月不等，每首MTV曲目收費亦由港幣50,000元到100,000元不等。其後，會員之MTV曲目只可以在已經由會員授權公開之場所使用。
本院認為，MTV即音樂電視，它是以確定的聲樂、器樂作品作為承載的主題形象，依據音樂體裁不同的特性和詩歌意象進行視覺創意設計，確立作品空間形象的形態、類型特徵和情景氛圍，使畫面和音樂在時空運動中融為一體，形成鮮明和諧的視聽結構。這種聲、畫合一的電視藝術體裁充分運用光、色、構圖、運動等各種造型因素，利用電子編輯、三維動畫和數碼編剪合成系統作為製作手段，構建一個具有多維時空形態的主題畫面。MTV的音樂畫面、創作構思、創意設計及創作方法是創作者對音樂作品及其組合的復制和再現。MTV音樂電視的創作過程和音樂主題的表現形式凝結了創作者的智慧和勞動，是一種突破性的創作活動。因而，MTV具有藝術性、可感知性和創造性，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規定的「作品」的法律特徵，應認定為作品。
作為可供卡拉OK及KTV等娛樂方式使用的MTV音樂電視作品，與錄音錄像製品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錄音製品是指任何對表演的聲音和其它聲音的錄製品；錄像製品是指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連續相關形象、圖像的錄製品，其特徵是：錄音錄像製品是音像製作者通過一定的設備對攝制對象進行忠實記錄，也即對攝制對象及其體現的創意設計、主體構思的簡單復制和再現，其創作過程沒有突破被攝制對象的原有創意，是被攝制對象的原樣再現，不具有獨創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四條第（十一）項規定，電影作品和以類似電影攝制方法創作的作品，是指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並且藉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作品。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主要特徵是：它不僅是對被攝制對象的復制和再現，而且還體現了創作者對攝制對象的加工、整理、設計和創新，加入創作者的創作意圖和構思設計。MTV的創作手法和表現形式，相對錄音錄像製品而言，MTV音樂電視是對音像製品的新突破，是一個再創作過程。因而MTV作品屬於一種新型的音樂體裁的藝術作品。又一個
涉案MTV-《晚秋 毛寧》音樂電視專輯，從畫面內容上判斷，MTV-《晚秋 毛寧》畫面由歌曲演唱、人物表演、背景畫面、歌詞字幕、音樂伴奏等動、靜情景構築而成，突現出相關音樂的主題思想；從製作方法上判斷，其動、靜情景畫面的創意、設計是以確定的聲樂、器樂作品為其承載主題，依託不同的音樂體裁和詞曲意境進行視覺創新，以確立作品空間形態、類型特徵和背景氛圍，將畫面與音樂融為一體；從製作過程上判斷，MTV-《晚秋 毛寧》的構圖設計、情景創意等視聽結構包含了導演、攝制、表演、剪輯、服裝、燈光、演技、設計及合成等技術性創作活動；從傳播方法上判斷，MTV-《晚秋 毛寧》藉助具備適當的放映設備和具有相應功能的裝置系統，再現作品的畫面意境和製片者的創作意圖。因此，從創作方法上判斷，涉案MTV-《晚秋 毛寧》應認定為「以類似電影攝制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而不是單純的錄音錄像製品。
MTV-《晚秋 毛寧》盒裝光碟盤封署名及其標志為原告新時代公司；光碟畫面內容播放過程中展現的署名人及標志也只有原告新時代公司; 中國音像協會出具證明說明涉案MTV-《晚秋 毛寧》音樂電視作品由原告新時代公司創作完成;且被告天與地公司未提供相反證據以證明該作品不是原告創作完成的事實。
綜合以上因素，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規定，可以認定原告新時代公司是MTV-《晚秋 毛寧》音樂電視作品的製片人，依法對該作品享有著作權。
根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被告天與地公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所核定的經營范圍，被告具有經營KTV項目的經營資格。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區公證處依原告證據保全申請做出的公證書及對原告取證過程進行刻錄的光碟證據顯示，被告具有放映MTV音樂電視節目的設備、裝置和具備向不特定的消費者放映MTV音樂電視的條件；該證據同時說明被告不僅向消費者提供餐飲、食品、煙酒等消費項目，還向消費者提供包間服務、特定空間享受服務及背景環境消費等配套服務。被告經營方式是將由MTV音樂電視為主而構築的包間環境與被告天與地公司經營的餐飲產品及提供的其它消費商品捆綁提供給消費者。正因為被告提供MTV音樂電視環境消費項目，其消費場所才會吸引不特定的消費群體享受舒適的服務消費。被告向消費者提供MTV音樂電視有利於提升被告的競爭能力，其行為是一種商業促銷行為，因而被告向消費者提供MTV音樂電視消費具有商業目的。
如前所述，原告新時代公司是涉案MTV-《晚秋 毛寧》作品的著作權人，依法享有該音樂電視作品的放映權。原告新時代公司並未許可被告為商業目的，使用涉案MTV-《晚秋 毛寧》作品；被告既沒有證據證明使用該作品系經原告同意和許可，也不能說明向消費者播放該作品具有合法理由。
因此，被告天與地公司未經原告許可，將涉案MTV-《晚秋-毛寧》中的兩首電視音樂曲目，以卡拉OK方式向公眾進行播放，其行為侵犯了原告MTV-音樂電視作品放映權，故原告的訴訟主張成立。
關於原告新時代公司經濟損失賠償數額問題。訴訟中,原告提供相關證據,要求按每首歌50,000元標准計算其經濟損失,因該標准系由香港有關部門制定,適用於香港娛樂場所，該證據與本案爭議的相關事實無直接關聯性，而且被告購買並使用涉案MTV音樂電視光碟時間為2004年1月3日。故對原告的上述主張，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其經營場所,應消費者要求,放映涉案MTV電視音樂作品,且其放映行為系與其他消費行為捆綁經營，被告因此獲利的數額也無法計算。故對本案原告新時代公司的經濟損失，本院根據被告侵權行為方式、播放場所、持續時間、經營規模及被告侵權主觀故意等情節酌情賠償。
關於原告新時代公司要求被告天與地公司在一家全國性報紙上發表致歉聲明，因放映權是原告新時代公司MTV音樂電視作品中的著作權的財產權利，並未涉及原告身份權問題，故本院對原告該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本案經合議庭評議，本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十）項、第二款、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四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武漢天與地娛樂有限公司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對原告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享有的《晚秋》、《心雨》兩首MTV作品放映權的侵害；
二、被告武漢天與地娛樂有限公司於本判決生效後十日內賠償原告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經濟損失16,000元；
三、駁回原告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其它訴訟請求。
本案案件受理費 3,510元，由原告廣州市新時代影音公司負擔702元；由被告武漢天與地娛樂有限公司負擔2,808元。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照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上訴人應在提交上訴狀時預交上訴案件受理費人民幣3,510元，款匯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開戶銀行：農行武昌支行大東門分理處，戶名：湖北省財政廳預算外資金財政專戶，賬號030501040003445，清算行號：838188。上訴人在上訴期屆滿後七日內仍未預交訴訟費用的，按自動撤回上訴處理。

審 判 長 尹 為
審 判 員 許繼學
代理審判員 付劍清

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書 記 員 徐 蕾

⑸ 關於侵權的案例

大家都知道復的：

某著名網制絡公司在網游「泡泡堂」紅極一時的時候推出了與之十分相象的「XX堂」游戲，

在網游「跑跑卡丁車」越來越火的時候也模仿製造了自己的「XX飛車」，

在「網路知道」為網路公司獲取了巨大經濟效益的情況下也推出了自己類似的網路咨詢服務

⑹ 請問同一侵權事項有兩個被告，可以對兩個被告同時判決製成一份判決書，然後復制三份送達原被告嗎

不是一個案件嗎？如果是一個案件本來就應當一份判決書的。

⑺ 侵權案件，法院寄來判決書,不理睬會怎樣

到期你不上訴，判決書生效，你就必須執行這個判決。

⑻ 請列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典型案例

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於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裡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並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後提出若干法律問題，採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製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後，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後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並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後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鑽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後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並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於不當得利。[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於「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後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於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於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於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藉助於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後，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7]

2．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聖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後，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於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並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並無不當，被告並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於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於5%的不可稱為羊絨製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於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羊絨襯衫」，該商場構成了欺詐行為。

3．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 何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官員，參加過消費者保護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經營名人字畫的樂萬達商行購買了兩幅畫。這兩幅畫，一為獨馬，一為群馬，是作為已去世的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真跡出售的。一個月以後，何山以「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為由在北京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這兩幅畫為臨摹仿製品，被告有欺詐行為，故責令被告按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向原告支付雙倍賠償。[9]

這個案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也引發了許多討論。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詐行為、落實加倍賠償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如何正確理解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立法原意再次成為中心話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宿遲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指出，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所說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含義不應作狹義的限制性解釋，「消費者」一語按其原意不過是指生產者、經營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張，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被視作是消費者；至於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於法律問題。[11]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庭長張家廣根據他所在法院的審判實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認為，只要商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就應當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則在所不論。[12]

宿遲先生對「欺詐行為必須是故意行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他指出，商家對其所經營的商品，在進貨時有認真審查的義務，未盡此義務者在主觀上至少屬於放任態度，應被認定為故意。[13]

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以後，許多以此為樣板的案件訴至法院。但是並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下一個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誼商城購買了3尊秦始皇兵馬俑。幾天之後，她得知該兵馬俑為仿製品，遂與商城進行交涉，要求按售價的一倍賠償。遭到拒絕後，她以該商品沒有任何足以表明其為仿製品的標示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商城提出反訴，稱原告在購買這些秦俑時已明知其為仿製品，其購買的目的是要獲取雙倍賠償，因而構成欺詐行為。法院認為，原告本應知道她購買的這批貨物不可能是真品，因為秦始皇兵馬俑是國家禁止市場交易的珍貴文物。也就是說，正常的消費者在賣主既沒有說明真相但也沒有稱其為真品的情況下，都應該意識到該貨物是仿製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認為，被告本應通過明示該秦俑為仿製品而對商品性質作出嚴謹、明確地表述，從而使任何人都不致發生誤解。最後，法院判決被告給予退貨，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訴訟費用雙方各負擔一半。[14]

三、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已經發表的許多各不相同的見解當然很有價值，但大多數局限於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況且，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所要作的並不僅僅是解釋法律，而且是改革和發展法律。

就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圍繞以上案件所進行的討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東西被忽略了，這就是該條文的性質，這本應成為論證推理的出發點。

1．性質和目的

在中國，人們已經公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性賠償規定，而且，它是中國第一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立法例。[15] 眾所周知，在大陸法系，懲罰性賠償從未被承認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形式。我國的《民法通則》追隨了這一傳統，因而在該法中見不到懲罰性賠償的規定。據認為，原則上，「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利為目的」，因此，「民事責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懲罰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學者堅持認為民事責任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制裁，遏制不法行為；另一方面，通過補償，對受損害的權利加以補救。[17] 這一觀點為承認懲罰性賠償留下了餘地。 這里要提到另一個因素是當今中國在「借鑒外國經驗」中對各大法系的兼收並蓄態度。我們毫不猶豫地採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與大陸法系的概念體系相一致。而且，我們是按照我國的社會條件來採用這一制度的，因此，我國現行法上的懲罰性賠償與普通法系的懲罰性賠償也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在普通法體系中，「懲罰性」賠償指的是為懲罰他方當事人而判給一方當事人的賠償金。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欺詐）於補償性賠償金之外適用的。「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許，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這種行為，並且有可能進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18] 科處懲罰性賠償金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懲罰和制止」不法行為人。[19]

但是，在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除懲罰和制止外）鼓勵消費者同欺詐行為和假貨作斗爭。[20] 根據中外消費者保護運動的經驗，這種鼓勵對於懲罰和制止的目的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知道，在現代市場中，銷售假貨和實施欺詐行為的事件眾多而分散。首先，由於這種行為發生的高頻率，銷售假貨或者欺詐的提供服務的行為不僅是對個別消費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對全體消費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國，消費者權利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利，而不是單純的私人權利。所以，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是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對這種行為，法律應採取特殊手段來加以治理。 其次，由於這種行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個「責任機率」問題。也就是說，在實踐中，有大量的消費者基於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他們的請求權，這樣，行為人因其不法行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於他們由此獲得的利潤，實施這種侵權行為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勾當。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可以提高行使請求權的案件數量和單個案件的賠償數額，使「責任機率」上升，從而使不法行為人感到無利可圖甚至反受其害。這樣，就可以減少這種行為的發生。 立法上採用懲罰性賠償所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請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實踐中，受害的消費者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往往低於他們的實際損失。有一些成本，如為進行追索所付出的費用和時間、耗費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慮等等，也很難通過司法程序獲得補償。這就是許多消費者不願認真對待其權利的一個原因。懲罰性賠償可望為請求人提供較充分的補償。即使有人獲得高於其實際損失的賠償，這也不能說是不公平。這種收入可以被視作對他的打假行動的獎勵，因為這種行動不僅對他自己有利而且對公眾有利。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資助打假」的政策。 從表面上看，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並非旨在創建責任；更確切地說，它是要建立一種行為規范，凡不遵守此規范者將承擔本法的其他條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規定的後果。」[21] 但是，同中國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一樣，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也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與之有關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筆者看來，該條文在實踐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於它的兩個特點：第一，根據有關的解釋，第52條是受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則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說：「公認的概念，例如關於欺詐和出售假貨的侵權行為的概念以及人們多年以來對它們作出的分析，可被證明是有助於依據第52條的案件的判決。」根據普通法，「在被告的行為是他為自己獲取利益而故意為之，而這種利益可能大大超過他可能付給原告的賠償的情況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懲罰性賠償的自由裁量權。[23] 第二，第52條中的行為規則具有廣泛的適用范圍。按照澳大利亞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見，「第52條沒有一定的界限。」[24] 「鑒於消費者保護構成第52條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絕對該條文的適用范圍劃出明確的邊界。」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可以充分運用這一法律武器，因而對欺詐行為的有效的懲罰和制止是能夠實現的。

2．適用范圍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范圍顯然不應當被限定為「購買並使用者」。購買者的動機並不是適用該條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據說，該條所關心的是企業對人們實施的行為，而他對這種的行為的唯一要求就是該交易必須具有貿易或商業的性質。[25] 至於與企業交易的人，探究他們是否為消費者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在該條文中根本沒有出現「消費者」的字樣。

的確，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學者所指出的，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不可被解釋為對第49條適用范圍的限制。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樣的意思。該款表明，商業法對於援引其他條文的語句對該條第1款進行隨意解釋的做法保持著戒備狀態。

在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識」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勵人們同假貨作斗爭，它當然不會排斥那些具有進行這種斗爭所必要的商品知識的人。難道法律預期那些對商品一無所知的人有能力與售假者對簿公堂嗎？這使筆者想起了英國法官在侵權行為法歷史上有名的「蛋殼腦袋」案件中創立的一項規則：「加害人對受害人的認識，以其所見者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這意味著，不法行為人沒有資格對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顯然，一個欺詐行為不會因為它被識破而變成正當行為。

3．對行為的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關鍵詞是「欺詐行為」。與此相類似，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以「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為核心，這一用語似乎經過了更為仔細和精確地推敲。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與「欺詐行為」的含義及其應用有關的一些問題，同時與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經驗作一些比較。在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以下簡稱「處罰辦法」）第2條中，「欺詐消費者行為」被定義為「經營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或者服務中，採取了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消費者，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這一定義在司法實踐中常常被參照引用。這里有若干要點需要加以澄清。

（1）行為的檢驗方法

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和處罰辦法的規定，對「欺詐行為」應當以客觀的方法檢驗和認定，即根據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加以判斷。處罰辦法第3條列舉了一些典型的欺詐行為，其中包括：（1）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3）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5）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6）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等等。當然，還有銷售假冒商品和失效、變質商品的行為，這些規定在該辦法的第4條中。在實踐中，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根據客觀的事實（或者說，經營行為的外觀）加以確定。

可以發現，澳大利亞法院在適用商業法第52條是也採用了客觀檢驗法。法官們認為，「某一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需要根據關於該行為及其關聯事實與情況的證據來加以確定的事實問題。不論行為是否可能產生誤解，只要所有的這些情況表明它包含或傳達了錯誤的陳述，它就可以被歸入第52條所稱的誤導。」[27]

（2）行為的結果

按照中國民法，從理論上講，「欺詐行為」的概念有別於「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後者是指受害人的行為，而前者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後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確定欺詐行為時，實際結果並不是必要條件。

雖然處罰辦法第2條含有「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字樣，這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損害發生。只要商家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並且足以給他們帶來某種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行為。

在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規定更為直接地表達了這種觀點。「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沒有必要證明爭議中的行為實際地使人上當受騙或者發生誤解」。[28]

(3)主觀要素

按照中國民法的概念，欺詐行為包括兩個要素，一個是客觀要素，另一個是主觀要素。客觀要素是指某種作為或不作為，如虛假陳述，或者隱瞞實情。主觀要素是指實施這種作為或不作為時的故意。如果一個人知道他的陳述或隱瞞將會損及他人而立意為之，就構成故意。

就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而論，主觀要素是否為必要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法學界有些人士認為，商家進貨的疏忽大意應當被認定為故意。這種說法既不確切也無必要。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政策，第49條規定的欺詐行為的民事責任應當被理解為一種無過錯責任（或者說嚴格責任）。這種責任可以由特別法規定，而消費者保護法就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

澳大利亞法學家在解釋商業法第52條時持有同樣的觀點。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條，被告的內在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需要關注的僅僅在於該行為是否有誤導性或欺騙性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如果一家企業被控在陳述過去或現在的事實中違反了第52條，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該陳述包含了該企業的意志狀態。是否違反第52條取決於該陳述是否在事實上包含或傳達了虛假的含意，而不取決於該企業的意圖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這種侵權行為更為客觀，但是，在這里適用假設的理智之人的概念並非十分正確。一個人看著觀眾，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問他們該行為是否具有誤導或欺騙性，但要提出的問題並不單單是他們（或者他）已被誤導。該行為是否為誤導或欺騙性是一個由法院決定的問題。」[31]

4．請求人的主觀狀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消費者保護案件可以被看作是個別經營者與全體消費者之間的案件。可以恰當地說，特定請求人的主觀狀態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適用。影響其適用的不過是經營者行為的客觀狀態。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該行為是否已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解？這一點是在經營者能夠控制的范圍之內。如果經營者的行為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構成欺詐；即使特定請求人為「知假買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它就不構成欺詐，即使該請求人確實發生了誤解也是如此。

這一觀點已經為我國司法實踐所採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訴北京燕莎友誼商城一案就是一例。從這一案件中可以歸納出來的處理方案是，如果經營者的行為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但是可能使個別人發生誤解，就不能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這時，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9條的規定。[32]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民法通則》第61條的規定，其法律後果之一就是各方當事人應當將其由該行為所取得的財產返還給對方。至於因該行為所致損失的承擔，則取決於當事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的狀況。如果經營者有過錯並且他的行為是損失發生的必要條件，即使它不是請求人發生誤解的充分條件，他也應當支付補償性賠償；反之，則應由請求人承擔自己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他們就應按照其責任比例分擔損失。 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為上述觀點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礎上總結說：「一個陳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聽了之後都不會當真，而某個愚蠢之人竟受其誤導，對此應如何處理？一方面，對違反第52條的檢驗方法是客觀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檢驗法顯然並不適合。另一方面，雖然請求人事實上受誤導，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聽到同樣的陳述時卻不會受誤導，這樣的情況也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對第52條的違反。」[33]

5．因果關系

一個經營者，如果他的行為足以誤導那些具備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費者，則他不得以請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為抗辯。另一方面，如果經營者盡管有言辭不實或者據實未報的情節，但其行為還不足以誤導具備正常的注意的消費者，那麼，他就不能被認定為構成欺詐。在這種情況下，因過分疏忽大意而陷於誤解的人不應受到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經營者的風險應當被限定在他們應該和能夠預見並防止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的范圍之內。

在澳大利亞，「在許多案例中，法院曾考慮應如何處理引起未盡合理注意而陷於誤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個涉及名稱相同的餐館的案件中，弗蘭克(franki)法官表達了「過分愚蠢之人」不應受保護的觀點。[35] 還有一個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級律師被認為是信賴了一份買賣合同所附的誤導性的規劃證書。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或許可以設想，在一個案件中，請求人是如此地疏於保護自己的權益，以致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即被控陳述在當時情況下並不是他訂立合同的真正誘因。在這樣的案件中，虛假陳述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要素已經因請求人過失的介入而被切斷。」[36]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商業法第52條中沒有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規定，證明被控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負擔是由原告承擔的。正如澳大利亞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賠償，請求人必須證明被主張已蒙受的損失或損害是『基於』違反該法的行為。」[37]

與此相比較，在中國，依照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請求的人通常不承擔這種負擔；他只須證明自己在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的情況下已經為獲得商品或者服務支付了價金。關於實際損失或者損害的證據通常是不必要的，因為雙倍賠償可能已經足夠。當然，請求人可以獲得超過雙倍價金的賠償，只要他能夠證明自己確實蒙受了數額超過雙倍價金的損失或損害。根據民法的原則，受害人有權就實際損失或損害請求充分賠償。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用關於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盡管這種途徑不如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提供的途徑來得便捷。

四、結語

毫無疑問，消費者保護法作為特別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來說，民事責任制度中有關規則的協同是不可或缺的。這也許是困難的，因為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歧異要通過法律解釋甚至通過法律改革來彌合。另一個問題是，許多法官習慣於將民法的一般概念適用於當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適用的特別法規的規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應當更加經常地運用案例研究，並改進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於大陸法系傳統的思維方法一般是演繹法，在解釋甚至創造法律規則方面，中國的法官不象他們的澳大利亞同行那樣的活躍。由此不難理解，在澳大利亞，對商業法第52條的解釋總是來自司法實踐，而相反地，在中國，對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大多出自學術研究。

（原載《法學》1998年第3期，P. 22～28。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6期轉載）

⑼ 消費侵權我要起訴商家應該去什麼級別的法院

這類案件一般不會存在管轄級別的問題，根據民事訴訟法「原告就被告」的原則，你到被告（也就是商家）所在地的基層法院起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