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侵權案件的代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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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高空拋物砸傷人的起訴書代理詞

好來居高空拋物案「法律責任分析已有 259 次閱讀 2008-08-03 20:11 標簽: 高空 物業管理 拋物 責任 法律 來源:《中國物業管理》2008年第3期 作者:鹿欽連 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深圳「好來居高空拋物案」在近兩年後終於迎來了一審判決。一審法院駁回了原告對73名業主的賠償要求，同時認為物業服務公司未能盡力履行職責，判決其承擔30%的責任。本人認為此案在沒有查清關繫到影響責任認定的一些基本事實，沒有準確界定物業服務企業在物業服務當中所應承擔的職責之前，就做出如此判決確有許多不妥之處。案件回顧2006年5月31日下午，小學四年級學生鍾某放學回家，在走至位於南山區南山大道與海德二道交叉口處的「好來居」大廈北側的人行道時，被從樓上「落下」的玻璃擊傷頭部，後經南山區人民醫院搶救無效死亡。事故發生後，南山警方進行了現場勘驗，但是警方未給出玻璃是從具體哪一業主家掉落的書面調查結果。鍾某的父母把「好來居」有可能高空拋物的73個業主和物業服務企業都告上了法庭，要求各被告賠償原告喪葬費、死亡賠償金、精神撫慰金等約76萬元，並承擔本案訴訟費用。對《民法通則》第126條的理解《民法通則》第126條規定：「建築物或者其它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 ，這是我國《民法通則》對建築物及設施等致人損害的規定，簡稱建築物致人損害。（一）建築物致人損害的歸責原則包括江平、 王利明教授在內的民法學界專家都普遍認為《民法通則》126條所規定的賠償責任是過錯推定責任，按照民法理論過錯推定仍然屬於過錯責任的范疇，但它又與普通的過錯責任不同。過錯推定是由法律假定行為人有過錯，因此受害人無須對行為人的過錯進行舉證和證明。行為人如果要免除自己的責任，則有義務證明自己沒有過錯。這實質上是一種部分舉證和證明責任的倒置。基於這種考慮，構成此類侵權責任，仍以過錯為要件。（二）物業服務企業不是《民法通則》126條意義上的管理人根據126條規定建築物致人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里的「所有人」，根據《物權法》的有關規定不難理解和認定，但是什麼是「管理人」，本人認為一審法院的理解有些偏頗。從世界范圍考察，各國民法對此類侵權行為的責任人的規定不盡相同。如法國《民法》規定為所有人；德國《民法》規定為所有人、佔有人和保養義務人。各國民法都沒有規定「管理人」。我們認為，《民法通則》126條規定的管理人相當於外國民法中的佔有人，業主也依法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權利。同時根據國務院的《物業管理條例》，物業管理是指「業主通過選聘物業服務企業，由業主和物業服務企業按照物業服務合同約定，對房屋及配套的設施設備和相關場地進行維修、養護、管理，維護物業管理區域內的環境衛生和相關秩序的活動。」根據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理論和物業管理的定義，可以看出業主是根據物業服務合同約定，將其對共有部分共同管理的權利部分委託給物業服務企業。所以物業服務公司是對建築物的共有部分進行管理，而不是對建築物專有部分進行管理。同時物業服務企業對共有部分進行管理，既不是共有部分的佔有人，也不是共有部分的使用人，因此不是126條意義上的「管理人」。所以「好來居高空拋物」案件的原告要求物業服務企業作為好來居物業的管理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於法無據。對建築物墜物、拋物的法律責任分析無論是拋物還是墜物致人損害，對於建築物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而言並無無本質區別。比如全國人***工委起草的《民法草案

Ⅲ 證據原件在被告手中,原告只有復印件如何訴訟

如果復印件不能和原件核對，那麼就不能認定為證據，如果被告沒有提出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的，那麼法院可以認定復印件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可以正常向法院起訴。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 下列證據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況不相當的證言；

(二)與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言；

(三)存有疑點的視聽資料；

(四)無法與原件、原物核對的復印件、復製品；

(五)無正當理由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條 一方當事人提出的下列證據，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但沒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其證明力：

(一)書證原件或者與書證原件核對無誤的復印件、照片、副本、節錄本；

(二)物證原物或者與物證原物核對無誤的復製件、照片、錄像資料等；

(三)有其他證據佐證並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者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製件；

(四)一方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製作的對物證或者現場的勘驗筆錄。

(3)環境侵權案件的代理詞擴展閱讀

《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 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應當提交書面申請。申請書應當載明被調查人的姓名或者單位名稱、住所地等基本情況、所要調查收集的證據的內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原因及其要證明的事實。

《民事訴訟法》第十九條 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不得遲於舉證期限屆滿前七日。

人民法院對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申請不予准許的，應當向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送達通知書。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可以在收到通知書的次日起三日內向受理申請的人民法院書面申請復議一次。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復議申請之日起五日內作出答復。

《民事訴訟法》第二十條 調查人員調查收集的書證可以是原件 也可以是經核對無誤的副本或者復製件。是副本或者復製件的應當在調查筆錄中說明來源和取證情況。

《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一條 調查人員調查收集的物證應當是原物。被調查人提供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供復製品或者照片。提供復製品或者照片的;應當在調查筆錄中說明取證情況。

《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二條 調查人員調查收集計算機數據或者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的 應當要求被調查人提供有關資料的原始載體。提供原始載體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供復製件。提供復製件的;調查人員應當在調查筆錄中說明其來源和製作經過。

《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三條 當事人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四條的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不得遲於舉證期限屆滿前七日。

當事人申請保全證據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應的擔保。

法律、司法解釋規定訴前保全證據的，依照其規定辦理。

《行政訴訟法》第四十條 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行政機關以及其他組織、公民調取證據。但是，不得為證明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調取被告作出行政行為時未收集的證據。

《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二條 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訴訟參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法釋〔2001〕33號

第十條 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證據;應當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證據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供經人民法院核對無異的復製件或者復製品。

Ⅳ 試論述我國環境保護法中環境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環境污染與環境破壞日益嚴重，從而導致了環境侵權案件頻繁發生，作為判決環境侵權民事案件的基礎——歸責原則，引起了專家和學者的關注，本文從我國目前的環境侵權民事規則原則與國外的環境侵權民事規則原則的對比，提出完善我國環境侵權規則原則的建議。
關鍵詞： 環境侵權 民事責任 歸責原則 完善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歸責原則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我國的法學家們就開始了激烈的討論，這是與我國的社會、經濟高度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日益發達密不可分的。但是在高科技給人類物資生活帶來空前繁榮的同時，也給人類的生活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例如環境污染、資源嚴重破壞等所引發的侵權行為，這些行為由於主體特殊，因果關系復雜及證據容易滅失等原因，使案件具有不同於一般民事侵權案件的特點，環境侵權一般具有巨大的社會危害性、間接性、復雜性、多元參與性和緩慢性等特徵。因此在解決此類案件時，適用的規則原則亦有特殊要求。
一、我國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
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是指以何種根據確認和追究侵權行為人的民事責任，他所解決的是侵權民事責任之基礎問題。在我國，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是採取過錯責任原則，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各專家學者對此眾說紛紜。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和一百二十四條的規定，民法通則是將環境污染作為一種特殊侵權行為使用無過錯責任原則，除了民事基本法之外，有關環境保護的基本法均規定了無過錯責任原則。如《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規定：「完全有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並經及時採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免予承擔責任。」《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五條第三、四款規定：「水污染損失有受害者自身的責任所引起的，排污單位不承擔責任。」《海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完全屬於下列情況之一的，經過及時採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對海洋環境造成污染損失損害的，免予承擔責任：（1）戰爭行為;(2)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3）負責燈塔或則其他助航設備的主管部門在執行職責是疏忽或者其他過失行為，安全是由於第三者的故意或者過失造成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的，由第三者承擔賠償責任。」也正是《海洋環境保護法》開創了我國環境污染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先河。
從以上我國環境立法關於造成環境污染者承擔民事責任的條件來看，在環境污染損害賠償中，只要污染環境造成危害的，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也不管行為人在客觀上是否違法，都要承擔賠償責任。我國在環境污染防治法律中規定了無過錯責任原則，而在自然資源保護法中，適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在環境侵權民事案件上的適用，是對民事責任制度及其理論的突破與發展，對解決現代社會新型侵權行為新特點，彌補過錯責任的缺陷，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原則在環境侵權領域中的廣泛適用，更加體現了法律的公平與價值的精神，維護了公眾和社會的利益。同時也表明了他比過錯責任原則更加嚴格對企事業單位和一切可能引起環境污染的侵權者提出可更高的要求。此原則在環境民事侵權案件適用，一方面說明了我國環境侵權民事制度不斷完善與發展，這也順應現代絕大多數國家所採用的歸責原則；另一方面這也是有效保護環境與公民合法權益的必然要求。
但是我國目前的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歸責仍然還存在著有待完善的幾個方面：（1）無過錯規則原則在環境侵權領域的適用范圍還應擴大，特別是在新時期出現的現代新能源及新危險物質所帶來的環境侵權領域，還有如生態破壞、地面沉降等也面臨著同環境污染同樣的難題，由於此類現象因果關系難以判定，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不利於對受害者的保護。（2）在環境損害中實行無過錯責任為體現公平合理民法思想要求，無過錯責任與其他規則原則的根本區別就是行為人必須以法律明文規定的事由為免責的抗辯事由，不能因自己進了注意義務、沒有過錯而免責。筆者認為我國的法律規定的歸責原則不夠明確。（3）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科學技術的限制，適用單一的歸責原則不能適應我現階段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二、國外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歸責原則之通說
現代大部分國家都將無過錯責任原則作為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的賠償原則予以適用，但由於不同國家採用無過錯責任的做法不同，因此，反映在侵權行為的適用上也不盡相同。
法國是以「近鄰妨害」這一概念來概括因環境污染而造成的損害的。法國判例認為，土地的利用者，為了追求正當利益而使用自己的土地，並且在使用時竭力履行了必要的注意義務，基本上沒有任何過錯，也會引起對相鄰者的損害。當這種損害超過了向鄰者通常應當忍受的義務時，就應當認定土地利用者的法律責任，以謀求對被害人的保護。
日本以「公害」這一概念來表述環境污染損害，而其學說上關於公害救濟的無過錯賠償責任的確定，則主要是通過類推適用日本民法第七百一十七條工作無所有人（無過錯）責任的規定演繹而成的。
德國是以「干擾侵害」的概念來概括環境污染造成對他人的干擾性、妨害性危害的。其《民法典》第九百零六條規定：「土地所有人對於瓦斯、蒸汽、臭氣、煤煙、音響、振動等的侵入，以及其他來自鄰地的相類似的侵入，如果該種干擾並不妨害其對土地的利用，或其妨害僅系不重大者，則不得予以禁止；如系重大的干擾，且系他土地利用人以當地通行做法利用土地而引起的，而且該干擾是他土地的利用人（即加害人）依其經營上課期待的措施所能加以防止的，土地所有人應予以容忍；如果該干擾所造成的妨害超過預期程度，土地所有人可請求他土地利用人以金錢做相當的補償。」這一規定用以調整不動產相鄰關系責任的，這種責任是一種不以土地所有人的過錯為前提的無過錯責任。[1]筆者認為德國在環境侵權中，用法律方式明確給予了環境侵權加害人以一定的侵害限度，打破了無過錯歸責原則傳統的三個抗辯事由（不可抗力、受害者人過錯、第三人過錯）。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調動行為人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如加害人的行為超過一定程度，仍要進行賠償。筆者認為，此條款明確規定了免責事由，值得我國在完善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制度時，予以借鑒。而且德國將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分類較細。如《德國水法》二十二條分兩款規定了污染環境的行為責任和設備責任，兩種責任均屬危險責任。1991年實施的《環境責任法》規定了危險責任的過程要件，該法第一條規定，如果某些設備引起對環境的影響，而導致某人的死亡，或身體、健康受到損害，或財產被毀損，那麼，該設備的所有人負有賠償受害人因此所致損害的義務。該條不僅規定了環境損害、財產損害均囊括其內，從而使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可以得到周全的保護。[2]
英美普通法系各國沿襲傳統的「妨害行為」的概念來表述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害。由於英美法系是秉承英國早期的瑞蘭訴弗萊徹案確定的法則，所以法院在環境污染中對污染者適用嚴格責任原則。
三、我國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歸責原則之完善
在環境侵權領域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具有不但有利於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可以推動並促進污染單位積極主動地採取措施防污治污，履行環保義務，強化環境觀念並逐步改善人類環境，但是筆者認為我國環境侵權民事責任原則仍需完善。
1、無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范圍應進一步擴大。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新能源、新材料產品不斷誕生，在新能源、新材料研發和使用過程中，對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的情況，應該運用法律手段予以規范，筆者認為在對新能源新材料發明和使用造成的侵權行為應使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再者，我國在自然資源保護法中使用的是過錯責任原則，筆者認為生態破壞有同環境污染相同的特點，如具有復雜性、潛伏性、持續性、廣泛性等特點。所以在生態破壞侵權行為，應適用無過錯原則比較合理。如德國《水利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如果連續第無限制相地使用稅可能對公共供水造成嚴重損害，可對執照加以限制或予以吊銷。在此情況下，可以判處賠償。
2、環境侵權民事責任歸責原則應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確。民事法律關系本身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社會關系，如果不能運用明確具體的法律規范加以調整，民事法律關系穩定性將嚴重下降，以致導致影響社會的穩定，那麼作為解決環境侵權民事法律關系的賠償的歸責原則，是從有關規定中推定出來，容易產生爭議和理解上的歧義，所以筆者認為，應在有關的環境污染、環境破壞的法律中明確規則原則，作為法官判決環境侵權民事案件法律准則。
3、明確規定免責事由。環境污染使用的是相對無過錯規則原則，不是絕對無過錯責任原則，即加害人在法定情況出現時可獲免責。為避免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積極效果因允許過多的抗辯而受到削弱，免責條件應盡顯於不可抗力，原告自己造成或同意的損害、第三者介入（如根據公共局下達的強制性命令而進行的活動所造成的損害等情形）。[3]
4、在環境污染侵權的歸責原則應多元化。我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並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和個人賠償損失。」沒有區分該污染行為是合法還是違法，是故意還是過失，就是說，只要造成污染除法律規定免責外均要承擔責任。筆者認為此種規定加重了企業的負擔，不利於調動企業的積極性。筆者認為，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可以對日本的「忍受限度論」進行參考和借鑒，並且我國已出台了《環境影響評價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在環境污染限度內，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否則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更加適應我國的實際情況，達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的目的。
參考文獻：
[1]陳泉生著 《環境法原則》 法律出版社 第218—219頁 1997
[2]劉景一 喬世明 《環境污染損害賠償》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
[3]周湘華 我國環境法中民事責任制度之完善 《當代法學》 2003年 第3期
[4]包晴 民事責任制度在環境侵權領域的運用於發展 《陝西省行政學院學校》 1999年11月第3卷第4期

Ⅳ 如何認定環境污染的侵權責任

【摘要】在我國，不同的法律對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規定有所不同，在什麼情況下，行為人構成環境污染侵權應由哪一方來進行舉證，這直接決定著環境污染責任承擔問題。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應區分好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法律適用、環境污染的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構成條件以及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以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

【關鍵詞】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污染者環境污染行為

環境問題關繫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繫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我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中期，重工業比重高，原材料消耗高，污染風險也高。一些企業一方面大量開發利用資源，以獲取利潤；另一方面為節省處理成本而大量排污，對他人人身、財產和公共環境造成侵害。因此，確定環境污染的侵權責任勢在必行。

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法律規定及歸責原則

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是指排污者因污染行為，侵害他人的生命權、健康權等人身權或所有權、用益物權等財產權，所應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

在我國現行法律中，有很多關於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法律規定。其中，《民法通則》規定，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有關規定，給他人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侵權責任法》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環境保護法》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行為人有責任排除危害，並需要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個人或者單位進行賠償。《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水污染中的排污方不僅要承擔行政責任，同時，因水污染受到損害的一方當事人也有權要求排污方賠償損失和排除危害。

從這一系列法律的規定中可以看到，我國已形成了環境保護的法律體系，明確規定了因污染環境致人損害的侵權法律規范。

與一般的侵權行為相比，環境污染行為具有顯著的特徵：加害主體與受害主體地位的不平等性；環境侵權行為大多數為人類生產、生活中附帶產生的一種侵權行為，具有一定的價值性；環境侵權後果嚴重性、潛伏性和漸進性；環境污染損害過程的間接性、復雜性等。①

環境污染責任作為一種特殊的侵權責任，其特殊性表現在其採用了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是指無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過錯，只要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後果間存在因果關系，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

也就是說，按照民法通則中的無過錯責任原則的規定，我們可以推定：只要存在受害人的損害事實和排污方的行為與損害事實間有因果關系，無論排污方在主觀上是否具有過錯，都應該對其污染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事實來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的規定，當企業雖然有污染環境的事實，但未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有關規定，排污企業不承擔任何民事責任。而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五條的規定，即便企業排污符合國家的排污標准，同時未違反國家有關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但只要排污方的行為給他人造成了損害結果，那麼排污行為人就應當承擔侵權民事責任。

這是因為環境污染責任的認定採用無過錯責任制，國家或地方制定的相關排污標準是我國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決定對排污單位是否收取排污費的主要依據。因此，即使企業排污符合標准，但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也應當承擔侵權賠償的民事責任。

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

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構成要件是指排污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所必須具備的構成要件，是民事責任歸責原則的具體體現。《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是關於一般的民事侵權的規定，與之相對應的，一般的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是：有違法行為；行為有過錯；有損害結果；違法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而第一百零六條第三款是關於特殊侵權民事責任的規定。根據這一規定我們可以看出，與一般的侵權民事責任相比，特殊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只是缺少了「行為有過錯」這一要件。

筆者通過對《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以及《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五條的分析，認為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應具備以下三個構成要件：

環境污染行為。環境污染行為是指使人類生存環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危害的行為。而判斷一種行為是否屬於環境污染行為，最重要的一點是把握該行為是否以違法性為要件。法學界對此有著不同的觀點，有學者認為，環境污染行為須以違反國家環境保護法規為前提，這就要求污染環境的行為具有違法性的前提條件。違法行為就是違反國家現行法律的規定，危害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行為，包括濫用權利、不履行法定義務以及違反法律禁止等等。②

有學者認為，無論合法行為還是違法行為，只要其造成環境污染或者破壞，從而具有了危害性，即可成為環境侵權行為的要件之一。行為的違法性並不構成環境侵權行為的必要前提，而行為的致害性才是環境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③

還有學者認為，《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和《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並不是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應當按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的規定來認定環境侵權行為的構成。④

綜上，雖然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的規定，環境污染的行為是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有關規定，污染環境給他人造成損害的行為。但在《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中並未有要求環境污染的行為一定是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同樣，在《侵權責任法》中也未有此規定。因此，筆者認為，按現行法律的規定，企業的排污行為分為合法排污和違法排污。

為了達到環境質量標准，國家或地方制定了一系列污染物的排放標准依據，對污染源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的數量或者濃度做出了限制性的規定，是判斷企業排污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依據。依照一般侵權責任的構成要求，只有在行為人的行為具有違法性的前提下，行為人才需要對自己的違法行為承擔民事責任，但需要注意的是，行為人的違法性並不是判斷行為人是否屬於環境污染行為的構成條件，也就是說，排污是否達標不影響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構成。因為企業的排污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僅僅是企業承擔行政責任的依據，而不能作為判定其是否承擔民事責任的依據。

環境污染的損害事實。損害事實是任何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無損害即無責任。環境污染的損害事實是指排污者污染環境的行為致使國家、集體的財產權利或者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受到損害的客觀事實。因為環境污染的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並不一定在行為發生時就立刻出現，很多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結果，尤其是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結果可能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顯現出來。

因此，筆者認為，如果僅以損害結果為構成要件，就只能在損害結果發生後才可以對環境污染行為採取補救性措施，而無法採取預防性措施。所以，環境污染的構成要件不僅應包括已實際出現的損害結果，也應包括污染行為已經發生但未造成嚴重後果之前的潛在危險，即為損害事實。

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因果關系是指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一定邏輯聯系。和一般侵權民事責任一樣，在環境污染的侵權責任中，只有當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時，污染者才應對其行為承擔民事責任。

但其與一般侵權責任不同的是，由於環境污染行為往往是通過環境這個媒介來作用於人或物的，因此致害過程具有間接性，而一些污染物質對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的危害又有一個較長的過程，這種因果關系並不會立刻顯現出來。

同時，由於環境污染的一個損害事實可能由數個不同的環境污染行為引起。隨著污染物的不斷排放，其損害事實也將持續出現，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損害事實也不會立即消失，而會在環境中繼續存在。因此，對於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因果關系的認定要比一般侵權責任的因果關系的認定更為復雜。

環境污染侵權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是指法律要求糾紛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的事實，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如果原告不能用證據證明自己的訴訟請求，人民法院將不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舉證責任的分配是指這種證明責任在當事人之間如何配置的問題。

一般來說，承擔較重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在糾紛解決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因此，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否公平直接關繫到當事人的利益問題。

在一般侵權責任中，我國實行的舉證責任是「誰主張、誰舉證」，即誰提出索賠主張，誰承擔舉證責任。也就是說受害人負有證明其所受損害與污染者行為間具有因果關系的義務。但是，在環境污染侵權責任中，如果因為受害人對環境污染行為人的行為與其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舉證非常困難，這樣，受害人是難以獲得賠償的。

為此，《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的規定表明了環境污染侵權責任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是指在法律規定的一些特殊情形下，將通常由提出事實主張的一方當事人所應負擔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對方，由對方對否定該事實來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事實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製度。

也就是說提出主張者不再必須首先負擔提出證據的責任，只要否認者不能從相反的方面證明某一事實不存在，那麼否認者將要承擔敗訴風險。它是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舉證責任分配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相對於一般舉證責任分配規則而言的。其目的在於免除本應由提出主張方應承擔的舉證責任，而就待證事實的反面事實，由相對方承擔不利的舉證責任。《侵權責任法》將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加於實施環境污染的行為人，有利於保護環境污染中的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環境污染侵權免責和減責事由

根據《侵權責任法》第三章的規定，當損害是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受害人故意造成的、第三人造成的、正當防衛造成的、緊急避險造成的以及當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時，行為人可以減輕或不承擔賠償責任。根據《侵權責任法》及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環境污染侵權的免責和減責事由如下：

不可抗力。「不可抗力」起源於羅馬法，原意為「上帝的力量」，是指無法預見、無法預防、無法控制和無法避免的客觀情況，即不可抗力是人類無法抗拒的外在力量，主要是指一些自然現象，如地震、洪水、台風等，同時也包括一些社會現象，如戰爭等。由於不可抗力是不受人們意志支配的，而這時又要求人們去承擔與其行為沒有任何關系並且是不能由人們所控制的不利後果，這樣對責任承擔者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此，不可抗力不僅是一般侵權行為中的免責事由，同樣也是環境污染侵權中的免責事由。但需要注意的是，從《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可以看出，即使發生不可抗力，排污者也不是在出現不可抗力時就必然的免責，而是必須「及時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造成進一步污染損害的擴大，否則也必須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受害人的故意。《民法通則》第三十一條規定，受害人對於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這里所說的主觀過錯是指故意和重大過失。在受害人對損害的發生有主觀故意的情況下，也就是說受害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損害自己的不利後果，仍然實施該行為，這就說明受害人的行為與損害事實間有因果關系，所以就應由受害人自己來承擔全部或部分民事責任。為此《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損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為人不承擔責任。

同時，根據《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六條，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在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有過失時，就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但筆者認為，根據民法基本理論，過失可分為一般過失和重大過失，在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當被侵權人僅有一般過失時，不能減輕侵權者的責任，而只有當侵權人有主觀重大過失時，才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

損害結果是因第三人造成的。對損害結果是因第三人造成的責任承擔問題，《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八條和第六十八條進行了明確的規定，通過該規定，可以看出當損害後果是因第三人的行為造成時，第三人應承擔賠償責任。這里所指的第三人是指污染者和被侵權人以外的第三人。

但筆者認為，依據特別條款優於普通條款的原則，對於環境污染是由第三人造成時，應適用《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因第三人的過錯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賠償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被侵權人也可以直接向第三人請求賠償。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稱的「因第三人的過錯污染環境造成損害」僅指因第三人的過錯造成污染損害結果的情形，而不應包含第三人與污染者共同過錯造成的污染。

盡管《侵權責任法》第三十條規定了因正當防衛造成損害的，正當防衛人不承擔責任；第三十一條規定了因緊急避險造成損害的，緊急避險人不承擔責任或僅給予適當補償。但筆者認為，從環境污染的特徵以及所適用的無過錯責任原則上來看，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免責和減責的規定在環境污染責任中都沒有適用的餘地。

（作者分別為牡丹江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牡丹江市陽明區人民法院審監庭庭長）

注釋

①張梓太：《環境法律責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1頁。

②楊立新：《侵權法論》，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495頁。

③王明遠：「環境侵權行為研究」，《科技與法律》，1994年第4期，第39頁。

④王成：「環境侵權行為構成的解釋論及立法論之考察」，《法學評論》，2008年第6期，第86頁。

責編/王坤娜

Ⅵ 關於環境污染的侵權訴訟中，被告的舉證責任應該包括哪些是否應該包含法律規定的減輕責任的情形。

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復雜性，污染行為的即時性和反復性，常常出現直接證據滅失或無法及時取證的情形，實踐中，最常見的有兩種情形：一、污染物滅失，如有毒有害氣體揮發，噪音消失，污染物在水中沉澱或發生化學反應等；二、受害對象滅失，如受損害動植物死亡並腐化，如不及時處理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實踐中，當事人往往是通過證人證言、現場照片、科學著作等間接證據組成證據鏈條來主張權利，因此，恰當運用證據規則及分配雙方的舉證責任常常成為該類案件的關鍵，往往會決定著案件的最後結果。
一、現有法律法規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了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訴訟請求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負有證明義務，在訴訟實踐中，一般表現為由原告對其所主張的訴訟請求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義務，而由被告對反駁原告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學術界將其概括為『誰主張，誰舉證』，這種舉證方式符合一般人的思維邏輯，也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規定》第4條第（三）項規定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66條也有相同的規定，上述規定包含兩層意思：一，『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規則在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仍然適用，即原告對其主張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仍需承擔舉證責任；二，根據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將本應由原告承擔的部分事實的舉證責任（即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轉移給被告承擔，學理上通稱這種情形為『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移』，而免責事由屬於被告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按照一般舉證責任規則，本應由被告舉證，不屬於舉證責任倒置或轉移情形。
需要著重釐清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的兩個概念即侵權行為和污染行為之間的區別，關於侵權行為的學界定義，至今也沒有一個權威的結論，有三要件、四要件甚至五要件六要件說，比較流行的有過錯要件說，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存在故意或過失，即認為侵權行為成立，非法要件說，是指行為人的某種行為違反了現有法律的規定，即認為構成侵權，損害要件說，不管行為人的某種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現有法律規定，但造成了他人的損害，即認為其行為是一種侵權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及侵權責任法的規定，我國採用的是以過錯和損害理論為基礎，以非法說為補充的侵權責任體系。具體到環境污染侵權案件，採用的是損害要件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依照該規定。我們可得知，環境污染侵權案件適用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並且採用了損害要件理論，即只要行為人的污染行為對他人造成了損害，不論該行為是否存在過錯，是否違反法律規定，行為人都應該承擔責任。關於污染行為，我國法律至今未有明確的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為污染物，結合以上法律規定，姑且給污染行為作如下定義：污染行為即指排放、泄漏、灌注或棄置廢水、廢氣、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及雜訊振動、電磁波輻射等污染物，可能對環境及生活在該環境中的人或物造成損害的行為。通過以上兩個概念的比較，可得出如下結論：（1）行為人有污染行為，不一定給他人造成具體的可計算的損害，因而，按我國法律規定，也就不一定構成侵權，但如果構成污染侵權，則必定有污染行為的存在；（2）《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66條 「……，污染者……就其行為與損害後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此處的『行為』是指污染行為，而不是指侵權行為；（3）侵權行為是否存在，往往依賴於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判斷，實質是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明。因此，在具體的訴訟案件中，原告既不能夠從被告污染行為是否存在過錯的角度來證明被告侵權行為存在，也無法從被告行為是否合法的角度來判斷被告侵權行為成立，原告只能夠證明被告的污染行為客觀存在及原告產生了損害事實，至於被告的污染行為是否和原告的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否存在污染侵權行為，則需由被告承擔證明責任。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原告要求被告提供證明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證據，而被告反過來要求原告提供證明侵權行為存在的證據，從而陷入「循環論證」的爭執，事實上，不管是一般侵權還是特殊侵權，對侵權行為是否存在的判斷均依賴對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二者之間具有不可分割性。
同樣的道理也可說明加害人和污染者這兩個詞之間的區別，很明顯，《證據規則》中的加害人一詞。並不準確，因為在侵權事實被法院確認之前，污染者不一定就是加害人，這一措辭的差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得到了糾正。
二、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簡稱當事人，通常是訴訟案件中的原告）的舉證責任分析
由污染者（實踐中通常指企業，在訴訟案件中一般是被告）承擔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是為了打破污染者的特殊地位導致對資源（包括知識、管理上的優勢、強大的舉證能力等）的相對壟斷，從而有利於查明事實真相。但發生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作出某種污染行為對其造成了損害的判斷，必定也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因而需要承擔如下的證明責任：
首先，當事人必須證明污染者有排放、泄漏、灌注、棄置污染物的行為。由於環境污染行為的復雜性，尤其是有些污染行為牽涉到復雜的物理化學專業技術判斷，只有污染者清楚事情原委，當事人往往無法准確證明具體是什麼類型的污染，但他至少應該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確有污染行為存在，至於這種污染行為是否構成侵權行為，則依賴因果關系是否成立的判斷，應由污染者舉證證明。
其次，當事人必須證明損害事實的存在，沒有損害事實，其訴訟請求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對損害事實證明的一個難題就是對損害所造成的損失價值的證明，由於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特殊性，當事人往往無法提供准確的數據證明其損失的價值，甚至也無法通過合法的鑒定、評估機構證明，比如，魚塘養的魚被附近企業的污水毒死，而水中的魚到底價值幾何，往往會成為一個難題，當事人可提供其購買魚苗的原始票據證明魚的品種、數量、養殖時間及相關市場價格或其每季度及每年的賣魚收益，形成證據鏈條綜合證明，如有條件，最好是經過專業機構評估。
第三，為防止當事人濫用訴權，同時也是對污染者的保護，有必要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可能性的因果關系。如甲在A地有污染行為，而乙在B地受到損害，且AB兩地相距甚遠，按常理推斷，甲在A地的污染行為不可能對B地的乙產生影響，而乙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在A地工作、生活或居住過，現乙起訴甲環境侵權，則乙明顯是濫用訴權行為。因此，由當事人證明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因果關系是必要的，當事人至少要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有可能造成當事人的損害，但不能夠據此加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應當對當事人的證明義務加以嚴格限制，當事人的證明責任應限於以下幾個方面：（1）當事人依據常識和經驗能夠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加以合理解釋；（2）當事人能夠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進行合理判斷；（3）當事人能夠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具有時空的一致性或延續性，而不致發生斷裂；（4）要求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當事人的損害後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種證明僅僅只是一種因果關系可能存在的證明，而不是證明因果關系必然存在的證明。
三、污染者的舉證責任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污染者對污染行為和損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證明責任，因此，在接到有人主張損害賠償的要求或在其污染行為影響范圍內發生有不正常的損害事故後，污染者應當積極取證，包括對損害現場拍照、對損害原因進行調查，在損害原因存疑的時候聘請相關的鑒定機構對損害原因進行鑒定，以固定證據，從而防止損害後果被誇大、損害原因被扭曲。訴訟實踐中，常常出現被告無法提供證據排除因果關系存在的情形，出現這種情形，通常的原因是被告怠於取證或者被告事實上對損害原因心知肚明，抱有投機的心態，從而出現對其不利的局面，另一個原因，則是地方保護主義作祟和目前的司法不公導致被告完全忽視對相關證據的固定和保存，而寄望於通過對政府或法院施壓或其他不正當的方式獲取對其有利的結果。
從公平的角度出發，污染者對其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也不應當無限制放大，首先，他需要發生損害結果的當事人的積極配合，尤其是對一些隱密的損害，當事人應當積極向污染者主張權利，在污染者提出要求後，應當配合污染者的調查取證；其次，對現有科學技術無法論證的傷亡原因，應按照公平原則，適當減輕污染者的侵權責任，但如果完全免除其責任，會使當事人陷入權利無法救濟的狀態，因此，污染者的這一權利應當受到嚴格限制，污染者在行使這一權利之前，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污染者必須對損害原因進行了相應的調查及論證，並在可能的范圍內咨詢了相關的鑒定機構，鑒定機構給出了無法鑒定的結論；（2）污染者必須提供權威的科學結論支持其觀點。
四、污染者取證的權利和當事人的附隨義務
一般侵權規定的訴訟時效至少有一年到兩年，當事人只要在這個時間段內主張權利都是有效的，但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不同，由於污染者承擔了對因果關系的舉證義務，因而，有必要從法律上保證他對污染案件的取證權利，尤其是在有些和損害原因相關的證據很容易滅失的情況下，讓污染者及時知道情況，是保證他履行因果關系證明義務的前提，這就派生出受到損害後果的當事人一項重要的附隨義務，那就是在損害後果發生或者有受損害的重要危險時，及時報告污染者，在污染者提出取證要求後，積極配合其取證。
但當事人的附隨義務應當加以廣義的理解，即只要當事人能夠證明污染者及時知道了損害事實發生即可，因為，在實踐中，當事人在損害事實發生後，通常會報告污染者，而污染者則往往憑借其優勢地位，對當事人不理不睬，在極端的情況下，還會利用取證的借口，對當事人打擊報復或毀滅相關證據，而當事人往往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平民，具備的法律知識及舉證能力受到天然的局限，他在當時盡管報告了污染者，卻不知如何保存相關已經履行了報告義務的證據，在某種情況下，他自身保存的證據也可能被相對處於強勢地位的污染者所毀滅。另一方面，污染者在排污時就應該對可能發生的損害後果有某種預見，其對污染行為所及時空范圍內的不正常人身傷亡及財產損害事件應當負有高度的注意義務。因此，有必要對當事人的附隨義務加以限制：首先，對污染行為和損害結果廣為人知（可以報紙、電視、網站等傳媒報道、職能部門查處或一定地域范圍內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十人以上證人證言等為依據），而污染者不作為的案件，不能夠以當事人本人未告知為借口怠於取證；其次，對於當事人提出確切證據證明污染者在損害事實發生後及時知道了該損害情況的，盡管當事人沒有報告，應當視為當事人已經履行報告義務；第三，當事人向有關職能部門舉報後，有關職能部門進行了調查處理的，應當視為向污染者履行了相應的報告義務；第四，當事人雖然未履行報告義務，但在訴訟時能夠提供相關原始證據，污染者能夠通過鑒定等技術手段查明污染侵權事件的因果關系的，污染者不得以未及時報告為借口抗辯；第五，當事人在污染者取證過程中發現污染者有可能會毀滅相關證據的，應當申請相關職能部門參與調查，並可要求污染者及時出具調查結論。另外一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當事人何時向污染者報告為恰當時機，因為當事人向污染者報告的重要原因就是保證污染者對因果關系的證明義務得到很好地履行，故當事人只要在相關證據沒有滅失之前報告污染者，均是有效的，當然，當事人同時要在有效的訴訟時效期間內履行這種義務，否則，他的權利可能無法得到保障。

Ⅶ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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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期限屆滿之日包括最後的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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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環境污染糾紛案

一、案情介紹
2005年11月16日，中華環保聯合會環境法律服務中心接待了山東省淄博市鐵山小區居民反映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環境污染的信訪（該案由總局信訪辦轉來）。信訪當事人稱：2003年年底，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在距鐵山小區北面不足百米處投資興建了一家煉鐵廠，2004年6月該廠在無任何環保手續的情況下投產，該廠投產後給居民造成了嚴重的雜訊和粉塵污染，居民多次上訪（20餘次）呼籲解決，至今未能如願，遂決定採取法律手段控告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請求中華環保聯合會給予支持。
根據信訪當事人反映的情況，自2006年3月以來中華環保聯合會環境法律服務中心幾次指派專人前往山東省淄博市鐵山小區進行實地調研，確認以下事實：
1.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確屬未經環保審批的違法建設項目（該公司年產50萬噸氧化球團項目和自立式300立方米高爐煉鐵項目於2003年4月分別由山東省經貿委、淄博市經貿委批准立項，在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未經批準的情況下，於2003年8月開工建設，2004年7月投入生產）。
2.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距鐵山小區不足100米，遠遠低於「煉鐵廠衛生防護距離標准」規定的1000—1400米的衛生防護距離。
3. 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高爐設計生產標准為350m3.低於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制止鋼鐵電解鋁水泥行業盲目投資若干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03]103號）規定的鋼鐵投資建設項目的最低條件1000m3,屬限制淘汰類。
4.企業投產後排放的煙塵、雜訊、揚塵等污染，嚴重影響了鐵山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體健康。
5.鋼鐵行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屬國家環保總局審批。該項目未經環評即投入運行，確屬未批先建的違法項目。淄博市環保局曾以「建設項目未通過環境影響評價審批，擅自開工建設」為由對鐵鷹鋼鐵有限公司進行了處罰（淄環立字[2004]第034號），並於2005年11月24日作出「關於對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實施限期整改的通知」（ 淄環發[2005]123號）。但時至今日，該廠的環保狀況仍無明顯改觀。
根據以上事實，中華環保聯合會環境法律服務中心支持鐵山小區居民對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鐵鷹鋼鐵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消除妨害，並賠償損失。但由於地方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受理共同訴訟案件問題的通知》（法[2005]270號）和《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新類型、敏感、疑難案件受理意見（試行）的規定》的相關內容設置受理障礙，致使該案遲遲不能立案且未出具任何書面的不予受理裁定書。
為妥善解決案件過程中遇到的瓶頸，2006年11月8號聯合會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函，建議山東省高院積極採取協調措施，妥善解決常本鳳等878人訴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環境污染糾紛案法院不予立案的問題。至今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沒有任何回復。
山東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環境污染案是中華環保聯合會接待的來訪和調研、援助的案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案件，暴露出我國環境維權實踐中出現的法律問題，環境維權在工作實踐中，特別是基層的維權工作中遇到法律瓶頸。
本案兩個重要的不立案處理依據見本案資料附件1、2。

二、法律評述
1．從《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受理共同訴訟案件問題的通知》探討關於環境案件分案處理的法律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的該司法解釋在處理共同訴訟的相關規定上做出了比較明確的規定，有利於指導各級法院在處理共同訴訟按照我國司法實踐的需要開展具體工作，符合《民事訴訟法》關於共同訴訟程序的規定，有利於司法統一和法治框架內和諧社會的構建。法治自身的體系完善對和諧社會的建設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各級法院在處理環境侵權的問題上，亦應該響應國家構建和諧社會的的政策、目標，在法治國家的層面上做到經濟、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
但就環境維權的具體情況來說，我國《環境保護法》第六條明確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並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水污染防治法》第五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責任保護水資源並有權對污染水環境行為進行監督和檢舉；《大氣污染防治法》第五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大氣環境的義務，並有權對污染大氣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九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並有權對造成固體廢物污染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等等，這些法律規定使得環境侵害民事訴訟原告更具廣泛性。就山東淄博鐵鷹環境污染案所反映的環境維權的具體情況來說，環境侵權訴訟的原告具有廣泛性、團體性、弱勢性的特點，因此，我們認為，山東淄博鐵鷹環境污染案更應該以共同訴訟的方式合案受理，不應當分案訴訟。由於環境侵害所獨有的地域性、區域性，原告的團體性十分明顯。受害者往往處於弱勢地位，在財力上難以對抗強大的加害企業或政府公共事業部門，且受害人往往人數眾多，特別是當加害人也為多數的時候，使得傳統程序難以適應環境侵權訴訟。多數受害人的重大污染損害案件往往發生集團訴訟，因此環境侵害民事訴訟原告又具有團體性的特點。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為二人以上，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或者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並審理並經當事人同意的，為共同訴訟。共同訴訟的一方當事人對訴訟標的有共同權利義務的，其中一人的訴訟行為經其他共同訴訟人承認，對其他共同訴訟人發生效力；對訴訟標的沒有共同權利義務的，其中一人的訴訟行為對其他共同訴訟人不發生效力。根據環境侵權案件的特點，對於環境案件採取共同訴訟的辦法無異是比較科學、公正的處理方法。所以，應該在司法程序上對於環境侵權案件做出有利於其進行共同訴訟的規定。
但該司法解釋中規定，「當事人一方或雙方人數眾多的共同訴訟，依法由基層人民法院受理。受理法院認為不宜作為共同訴訟受理的，可分別受理」，賦予各級法院把共同訴訟案件分案處理的自由裁量權，這種案件處理傾向並未考慮到環境侵權原告的廣泛性、團體性、弱勢特點，在處理環境侵權案件時不能有效保護受害者的環境權益，並可能導致浪費司法成本、降低司法效率。
環境訴訟不適宜完全用直接經濟尺度來測量，環境訴訟的收益包括：因環境公益訴訟的進行而對環境公共利益、長遠利益的維護；公眾環境權的保障；正義的伸張和社會公德的倡導；對環境侵害行為的預防和抑制；國家法律尊嚴和權威的回復與肯定等。因此，環境訴訟活動因為獲取環境公共利益的維護、公眾環境權的保障而具有較高的倫理價值、社會價值等等非常重要的價值因素。
對於環境侵權做出有利於共同訴訟的規定，符合黨中央在《決定》中提到的「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推進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發揮司法維護公平正義的職能作用」的要求，有利於公民環境權益的維護。
為此，中華環保聯合會向最高人民法院發送了法律建議書，建議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釋的形式為環境維權做出有利規定，為環境維權的共同訴訟創造必要的法律基礎。環境案件共同訴訟制度的建立將極大地推動我國訴訟法治建設和環境法治建設，對我國公眾環境權益的保障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2、《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新類型、敏感、疑難案件受理意見（試行）》關於環境立案規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探討
（1）對於此規定的合法性討論
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1981年6月《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的規定，有權制定司法解釋的主體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訴訟法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二十條的規定，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根據案情繁簡、訴訟標的金額大小、在當地的影響等情況，對本轄區內一審案件的級別管轄提出意見，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該規定明確提出各高院只能對於級別管轄提出意見，對於是否屬於立案范圍不能自行做出規定。而《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新類型、敏感、疑難案件受理意見（試行）》中規定：「對於法院受理後執行難度較大，由黨委政府處理更利於矛盾化解的案件，可以不予受理，但應與相關部門做好協調工作，妥善化解矛盾」、「慎重把握敏感案件的受理時機，追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最佳統一，防止個案立案不當引起工作被動」、「對群體性訴訟事實統一、請求近似、當事人眾多時，應化整為零，分案處理，盡量降低當事人的訴訟風險和費用，減輕壓力」等傾向於不立案的規定，並未按照法律規定就級別管轄做相關規定，違反了我國關於司法解釋效力的立法限制。從山東省高院規定的具體內容上看，其未能正確領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受理共同訴訟案件問題的通知》的根本宗旨，具體細則也與最高院解釋的根本精神相沖突，不能有效執行最高院的工作指示，也不利於維護全國司法工作的權威性和統一性。
（2）對於此規定的合理性討論
作為地方法院，在開展具體工作的時候尤其要克服地方保護思想，努力實現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對於基層環保工作而言，法律公正是最後的權利救濟，沒有環境司法公正，任何其它環境權利的救濟途徑都將沒有必要的、根本的保障。
公民的環境權益有賴於司法的公平、公正，環境訴權更是公民環境權的最基本權利。而《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新類型、敏感、疑難案件受理意見（試行）》中諸如「對於法院受理後執行難度較大，由黨委政府處理更利於矛盾化解的案件，可以不予受理，但應與相關部門做好協調工作，妥善化解矛盾」、「對群體性訴訟事實統一、請求近似、當事人眾多時，應化整為零，分案處理，盡量降低當事人的訴訟風險和費用，減輕壓力」等規定，是迫於當地政府的政治壓力、破壞司法獨立、在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繫上背離了中央關於科學發展觀的政策導向的規定。從具體內容上看，該意見對於環境共同訴訟具有明顯的不予立案傾向。作為地方法院，應該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實現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而不應一味地迴避問題。
在國家一再強調要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形勢下，如果地方法院迫於某種暫時的壓力，不予受理或者消極抵制共同訴訟的訴權成立，必然會使環境污染受害者的權益無法得到應有救濟，這無疑助長了當地政府及相關企業忽視環境保護、甚至以犧牲環境來求得經濟的暫時發展的風氣，這種有保護地方利益傾向的規定是與經濟與環境和諧發展的法治環境格格不入的，是與中央堅持創建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精神相違背的，也是與最高人民法院一貫以來堅持的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發揮司法維護公平正義的職能作用、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基本精神相沖突的。
根據法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下級地方法院的工作應予以指導和監督。對此，中華環保聯合會特以法律建議書的形式提請最高人民法院對於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因《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新類型、敏感、疑難案件受理意見（試行）》的規定致使山東淄博鐵鷹鋼鐵有限公司污染受害者的環境權益被排除在法律救濟之外、公民環境權益受到嚴重損害的問題予以監督。
3、對於如何避免法院違反法定程序拒不立案的方法探討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起訴不符合受理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後發現起訴不符合受理條件的，裁定駁回起訴。不予受理的裁定書由負責審查立案的審判員、書記員署名；駁回起訴的裁定書由負責審理該案的審判員、書記員署名。裁定不予受理、駁回起訴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訴的，如果符合起訴條件，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訴狀或者口頭起訴，經審查，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立案，並通知當事人；認為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
該案中法院在做出不立案的事實決定後拒不出具書面證明，使得起訴人的訴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嚴重的侵害了當事人環境訴權。對此現象，對可供參考的權利救濟途徑探討如下：
（1）向檢察機關舉報。
《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最高檢在《關於做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實施工作的通知》也明確提出檢察機關對於民事訴訟法的監督執行作用：檢察機關認真履行好這一職責，對於保證國家民事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充分發揮檢察機關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作用，不斷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檢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民事訴訟法是國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它的正式頒布實施，有利於進一步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發展，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堅持依法辦事，切實履行對民事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職責。所以，對於當地法院違反法律規定拒不出具不立案決定書的現象，可以求助於當地檢察機關，促使其依照法律規定進行民事訴訟法的執行監督。
（2）求助於當地人大機關、當地新聞媒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各級法院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各級人大對本級法院行使監督權力。人民代表大會是廣大群眾利益的忠實代表，也是國家的權力機構，集中代表全國人民行使人民群眾的代議權、管理權、監督權。在我國立法、行政、司法相對獨立的體制下，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依照《憲法》賦予的權力規定對於本級法院行使監督權。向當地人大機關反應法院違法不立案的情況，可以促成人民利益代表機構對其進行相關的處理或糾正，從而維護當事人的訴權。求助於當地新聞媒體則可以利用法治國家中法治文化的影響，促使當地法院在公眾法律意識的輿論壓力下做出合法的訴權處理決定。
（3）實行立案登記制度。
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了立案審查程序，經審查符合起訴條件的，才予以立案受理。這一規定致使一些當事人被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加劇了起訴難度。現代法治文明的國家一般都實行立案登記制。只要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訴狀，法院無需進行審查，應當立案登記，這就從起訴程序上解決了起訴難的問題，保障了當事人的訴權。
目前，《民事訴訟法建議稿》在繼規定起訴狀應當記明事項的第290條之後，第291條提出：「人民法院對於符合前條規定的起訴應當登記，不得拒收當事人的起訴狀。」因此，建議稿中取消了立案審查這一規定，代之以立案登記。
採用立案登記制度之後，對於訴訟解決請求人的濫訴的擔心是不必要的，沒有任何當事人會隨意起訴，因為捲入訴訟將給他帶來沉重負擔，是不得已而為的。而且對於濫訴沒有必要存在制裁措施，因為濫訴人將承受訴訟費用以及訴訟所自然消耗的時間和精力等。

三、關於環境案件立案問題的延伸：對於在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下NGO在環境訴訟中角色定位的討論
環保NGO作為非政府組織，是人民團體利益的代表者。在現行的起訴人需具有直接權利、義務關系的《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下，NGO在訴訟參與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因為被排斥在訴權所有人的范疇之外，NGO在民眾的環境訴訟中只能做起訴人的協調、輔助、法律支持工作，例如提供環境法律咨詢、協調志願者律師的配置、普及環境法律常識等事務。而對於環境污染這一群體性、廣泛性、集團性、復雜性的訴訟類別，如果處在國家法律支持公益訴訟的條件下，環保NGO才能真正發揮環保社團所應有的優勢作用。
1、對於環境公益訴訟的探討。
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立法的必要性毋庸質疑，通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法律實踐和近幾年理論界的研究，大家對環境公益訴訟立法現在已是翹首以待，呼之欲出。
（1）理論准備日趨成熟。當環境公益的維護日益成為主流社會價值時，迫切要求賦予一定的主體以權利來實現對環境公益的保護，這種權利就是我們所說的「公眾環境權」。特別是政府機關侵害了環境公共利益時，為有效地維護公眾環境權，要求我們在法律上必須有所突破，賦予公眾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權利。雖然現行法律僅限於規定國家的環境管理權力和公民的環境保護義務，但學界就創立公眾環境權已基本形成共識。國家或政府作為受託人對於環境資源依法行使所有權和環境行政管理權，承擔環境保護的義務。如果國家或政府濫用權力或損害受託人的利益，公民可以主張權利。
（2）法律依據基本到位。從國內法來看，環境公益訴訟立法有其法律依據。我國《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該條規定從根本上明確了公民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基本民主權利，其中的「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從理論上分析應當包括「訴訟」的途徑和形式；《民法通則》第5條規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環境保護法》第6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並有權對污染環境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在《國務院關於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中明確提到，要完善對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機制，建立環境民事和行政的公益訴訟制度。這些現行法律、法規都直接或間接的為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3）社會基礎已經具備。隨著國家經濟建設進程的加快，環境污染的危害性也日益明顯。由於環境污染具有長期性、廣泛性的特點，往往受害人呈現出在較大地理范圍內為不特定多數人的特點，其損害不具有民事侵權中較強的針對性，造成公民不能夠主動提起訴訟。隨著這種環境污染的增多，以維護環境公益為宗旨的團體組織應運而生，通過這些團體，人們可以更有效地以法律為武器與侵犯環境權益的行為作斗爭。目前我國的環保社團約有2768個，隨著小政府大社會格局的形成，將為環境公益訴訟立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2、對於環保NGO在公益訴訟中的作用探討
我國環保民間組織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起才開始成立。隨著環保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方面作用的顯現，我國政府和高層日益意識到環保民間組織的重要性，對其採取支持和促進政策。與國外授予環保團體以環境民事起訴權存在差距的是，我國環保民間組織目前主要定位為進行環境教育、宣傳環境知識、提高公眾環境意識。但是，從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環保NGO將首先成為環境公益訴訟領域有所作為的力量。
（1）從我國現有的公眾環境意識調查資料來看，我國公眾環境意識近年來雖有很大進步，但呈現出較強的政府依賴性，環保參與意識較低，缺乏主動參與的意識與行為，公眾多趨向於認為政府是環境保護的責任主體，而較少提及自身的環保責任。在這種環境意識背景下，我國公眾往往只關心造成自身財產和人身損害的環境侵權，而對侵害公共環境權益的行為卻極少關注。從我中心接待的6000餘次的咨詢和投訴中，多是涉及居民直接受害，而很少涉及整個地區或者整個流域的環境污染的投訴。
（2）由人民檢察院作為公益代表來提起環境公益訴訟，這一主張並不合理。人民檢察院雖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但現有的司法體制是否會影響其成為真正的「公益代表」令人存疑。檢察院作為國家機關，對某些損害公益行為會顧慮方方面面的關系、面臨重重壓力而懈怠起訴，從而因其復雜、深刻的利益關系會在剛剛起步的中國公益訴訟中步履維艱。
(3）環保NGO獨有優勢。環保NGO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獨有優勢。環保NGO在訴訟意志上很少會受到干擾，更願意主動提出公益訴訟，彌補了國家機關意志不完全獨立的不足之處，便於形成強大的訴訟合力，充分保障違反公益的行為受到法律追究。而且，對於專業化程度較高的環境訴訟而言，環保民間組織比之公眾在應付復雜的環境訴訟證據的收集、科技知識的運用、與污染企業的對抗等上，更為強勢。作為公眾參與的一種有效組織形式，通過賦予其環境公益訴訟權，環保民間組織能夠帶動公眾環境意識和環境公益訴訟意識的提高。無論是從環保民間組織的設立宗旨來看，還是從比之社會公眾而言，在環境公益訴訟的構建上，應該將環保民間組織設置為訴訟主體。從目前的現狀來看，環保民間組織也正逐步轉向採取務實行動，致力於在環境保護和環境公益訴訟領域有所作為。
因此，環保NGO因其所獨有的社會優勢、技術優勢、獨立優勢在公益訴訟中必然要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盡管目前我國的環保民間組織發育尚不成熟，但作為一種宗旨在於環境保護的組織化的團體，它能夠擔當起環境公益訴訟之責。社會公眾人多面廣且分散，知識水平和文化程度各異，通過環保民間組織有效地將公眾組織起來，以團體的形式表達公眾環境意願，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比之個人力量更為強大，更易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重視。在中國的環境公益訴訟的歷程中，環保NGO無疑將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