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勞資糾紛

『壹』 新加坡將以參加非法罷工為由驅逐29名中國籍巴士司機出境

已經遣返了這批中國司機。另外五人面臨起訴，

『貳』 掛新加坡旗的船東拖欠船員工資怎麼才能拿到工資

拖欠船員工資屬於勞資糾紛，應該找勞動局。
海事局沒有資格扣押和拍賣船舶，如果船舶存在不適航等行為，海事是通過行政強制禁止船舶離港，但是涉及到拍賣，是司法程序，主要是法院的職責了。

『叄』 在新加坡與僱主未簽合同發生糾紛如何處理

你的情況是可以去新加坡人力部投訴。每天14小時的工作時間，月休2天是不合法的，而且只給5分鍾吃飯，是太過分了。
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點到4點之間到以下的地點。不知你是什麼簽證？SP或WP？如果是SP，你的老闆是會被罰的。

『肆』 新加坡勞工部電話請問是多少啊

新加坡勞工部電話是：(65) 6438 5122。

新加坡人力部（勞工部）是負責外籍勞動力管理的政府部門，按職能劃分，下設勞工關系、勞工福利、勞工政策和行政服務四個處和中央公基金局、全國工資理事會。

(4)新加坡勞資糾紛擴展閱讀：

新加坡人力部為了配合政府吸引人才的國策，出台了新的政策：凡是持有在新加坡人力部網站上列出大學的學位證書的人，將有資格在新加坡人力部申請長達一年的工作準證簽證，以方便他們在新加坡找工作。

主要提供人才信息，勞務信息。我們擁有專業的勞務派遣、人才信息、簽證信息咨詢及人力資源開發的敬業團隊。能及時的向客戶提供相關信息的咨詢服務。

秉承：「誠信 守約 友情 雙贏」的經營理念。熱情周到，服務快捷，求真務實， 開拓創新，為放飛夢想的務工人員，盡心盡力，搭建了一個良好的平台！

參考資料來源：新加坡勞務網-網路

參考資料來源：新加坡人力-網路

『伍』 在新加坡設立的全資子公司，發生勞動、民事、刑事糾紛時，適用哪國法律

子公司登記於新加坡，則一般發生勞資糾紛均適用公司所在地即新加坡當地法律。排遣或僱傭當地員工並無不同。

『陸』 求教，怎麼從新加坡新加坡到仰光

兩種方式，一種是做飛機去，比較快，大約是三個小時從新加坡飛到仰光，另一種是做船去，比較慢，大概要三天時間從新加坡做船到仰光，從新加坡到仰光還沒有通火車。

『柒』 新加坡審判制度

加坡、香港法院運行機制考察報告

2002-10-28
洋浦中級法院考察團

2002年6月9日至18日，為了學習亞洲先進國家和地區法院的審判經驗和管理經驗，我們洋浦兩級法院的審判骨幹一行九人前往新加坡、香港進行了學習考察。在新加坡，我們先後聽取了新加坡著名企業家、南洋理工大學客座講師林永瑞碩士講授的《新加坡法律體系》，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曹勇博士講授的《WTO的相關貿易法律問題：傾銷與反傾銷》，FOOANDQUEK律師行黃德林律師講授的《新加坡法院內部設置及運作》；參觀了新加坡高級法院、初級法庭，旁聽了推事庭、家事法庭、小額索償法庭的庭審；訪問了新加坡最大的律師行——盧與那比亞法律服務有限公司。在香港，我們旁聽了香港高等法院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庭審，與香港本地法官協會顧問、原上訴法官、香港特區金紫荊星章獲得者廖子明先生座談，訪問了胡關李羅律師行。十天的時間雖短，但我們收獲頗豐。
新加坡、香港法院的組織機制及審判特點
香港和新加坡都有被英國殖民的歷史，因此，它們的政治法律文化打下了濃厚的普通法烙印。
(一)新加坡、香港法院的設置
1.新加坡法院的設置
依據新加坡共和國憲法第93條的規定，新加坡的司法權力是賦予最高法院以及在任何有實效的成文法下設立的初級法院。案件實行三審終審。法院執行法律時是完全獨立的，不受政府和立法各部門牽制。司法的獨立性由憲法捍衛。最高法院由高等法庭和上訴庭組成。大法官和兩位上訴庭法官組成上訴庭。最高法院一共有11名法官，包括大法官和上訴庭法官。同時，最高法院還有司法委員的職務，具有跟高院法官相同的權力和豁免權，他們的任期由總統酌情決定。目前，最高法院共有5名司法委員。大法官和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是由總統在聽取總理意見後委任的。總理向總統推薦委任大法官以外的任何法官及司法委員之前，必須先和大法官商議。此外，高院還有主簿處。總統根據大法官的推薦，委任一名主簿，副主簿和多名助理主簿。只有符合新加坡律師法令第2節的規定的合格人士才能受委任擔任這些職位。他們兼具司法與行政職能，分別兼任最高法院的執行吏、副執行吏及助理執行吏，擁有與英國最高司法法院主事、刑事審判庭書記官，以及主簿和同類官員相同的管轄權、權力和職責。隸屬新加坡最高法院的職員還有監誓員、通譯員、書記、傳票送達員和其他職員。從任命程序看，新加坡法院的法官及司法和行政人員都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
最高法院的上訴庭是終審法庭，行使民事和刑事上訴管轄權。其民事管轄權是審理不服高等法庭在任何民事案件或事項中所作的判決或庭令而提出的上訴；刑事管轄權則表現在審理不服高等法庭所作的任何裁決而提出的上訴。當然，上訴必須符合最高法院法令或其他有關的成文法規定。上訴庭的民事和刑事管轄權由三名或更大奇數的上訴庭法官行使，其中包括以上訴法官身份主審的高等法庭法官。這有點類似我國上級法院借調下級法院法官辦案的情況。上訴庭由大法官主持審訊。在大法官缺席時，則根據最高法院法官的排名次序，由副庭長、上訴庭法官或以上訴庭法官身份主審的高等法庭法官主持審訊。
最高法院高等法庭由大法官和高等法庭法官組成，行使民事和刑事案件的無限原審管轄權和上訴管轄權。高等法庭審理的上訴案件來自於地方法庭、推事庭和其他裁判庭的上訴案。除非另有法律規定，在高等法庭進行的每一項程序和處理的一切事務都由一名法官單獨聆審與辦理。高等法庭也可委任一名或多或對所審理程序所涉及的事項具有豐富經驗與專長的人士充當陪審顧問，以協助法庭。
新加坡的初級法院又稱初級法庭，包括地方法庭、推事庭、少年法庭、驗屍庭、小額索償法庭、家事法庭、勞資糾紛仲裁中心、伊斯蘭法庭等。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法官、推事、驗屍官、小額索償法庭的仲裁人皆由總統在大法官的推薦下委任。因此，從條塊的管理角度來分析，新加坡法官是實行的條條管理。
2.香港法院的設置
香港設有終審法院、高等法院、區域法院、裁判法院四級法院。
高等法院由上訴法庭及原訴法庭組成，具有原訴及上訴司法管轄權。此次考察，我們參觀了高等法院大樓。上訴法庭聆訊來自原訴法庭、區域法庭及土地審裁處的刑事及民事上訴事宜。而原訴法庭具有刑事、民事的上訴及原訴管轄權。原訴法庭審理最嚴重的刑事罪行，如謀殺，誤殺、強奸、持械行劫、販運大量危險葯物、以及復雜的商業詐騙。這類案件，由原訴法庭一位法官同7人組成的陪審團會審。在必要的情況下，法官可決定由9人組成陪審團。原訴法庭可審理所有民事案件。需要指出的是，當事人如是有限公司，則其在原訴法院進行訴訟時，除非經法官同意不請律師外，必須聘請律師。原訴法庭作為上訴法庭，審理裁判法院的刑事上訴案件，也審理勞資審裁處、小額錢債審裁處、淫褻物品審裁處及小額薪酬索賠仲裁處的上訴案件。
區域法院具有刑事和民事管轄權。區域法院審理各裁判法院移來的可起訴罪行的案件，並可審理嚴重刑事案，但謀殺、誤殺及強奸案除外。區域法院可判處最高七年的徒刑，審理刑事案件時沒有陪審團。區域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類別最常見的有合約、准合同、侵權、收回地塊、樓宇，及有關土地所有權的申索、按衡平法提出的申索，如管理死者的遺產、信託、按揭、強制執行、幼稚人的撫養費，合夥的解散，針對欺詐行為或過失而尋求濟助等，還有封租、雇員賠償案、性別歧視、殘疾、家庭崗位歧視、婚姻案件。從案件的管轄權看，區域法院審理的合約、准合約或侵權糾紛所涉標的額必須在5萬港幣與60萬港幣之間，不在這個范圍內的，則由小額索償法庭或高等法院的原訴法庭審理。
此外，香港還有裁判法院、家事法庭、死因裁判法庭等。
有意思的是，香港有兩種不同的上訴機制。一種是高等法院、區域法院及土地審裁處的上訴機制，即當事人不服區域法院、土地審裁處或高等法院原訴法庭的裁決的，應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上訴，對上訴法庭的裁決仍不服的，則向終審法院上訴。從這一機制看，是三審終審。另一種是裁判法院及各審裁處的上訴機制，即不服裁判法院及各種審裁處的裁決的，可逐級向高等法院原訴法庭、上訴法庭、終審法院上訴。從這一機制看，是四審終審。
(二)新加坡、香港法院司法的特點
新加坡、香港均受普通法的影響，因此在法院設置和司法方面都有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同時由於各地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所調整的社會經濟文化關系不盡相同，所以也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
1.共同點
(1)嚴懲藐視法庭的行為，維護法庭的絕對權威。無論在新加坡或香港，法官的尊嚴和法庭的秩序得到絕對維護。當事人、檢察官或律師發言或回答法官問題的時候，必須站立。在法庭上，律師稱呼法官時，用法官閣下

『捌』 老闆是中國人移民新加坡的,現在我在印尼他的公司打工,如果回國拖欠工資我該如何要回工資

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訴老闆，要求支付勞動報酬。

『玖』 中國轉型，從新加坡模式中學什麼

人民行動黨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積極提供全方位的社會福利，發動政黨機器動員大眾參與真正的選舉以支持自己，以此來擊敗挑戰者，這也是共產黨應該學習的轉型勇氣與經驗。 查默斯·約翰遜(Charmers Johnson)在其影響深遠的日本經濟奇跡研究著述中，以這樣的話作結：日本經濟導向型國家制度的建立是日本創新和實踐的產物，所有國家都應該根據自身條件建構他們自己的國家發展制度。這句話讓我喜不自禁，既因為它與我們長期浸淫其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語境有異曲同工之妙，還因為約翰遜耗時十數年證明了日本的成功絕非西方化、市場化那般簡單，每個國家的成敗自有內在機緣，不可模仿，甚至也難以借鑒。在國家的發展問題上，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不僅僅是統治集團或攻或守的意識形態堡如當初甚囂塵上的儒家文化圈，還關涉到後發國家政治轉型的重重險境與障礙英國、美國、日本，每個榜樣都具有不可復制的獨特性，在多大程度與哪些方面借鑒西方或者借鑒東方，實在是各國政治發展與轉型中最重大的課題，須謹慎小心。 本文要討論的是新加坡與無往不勝的人民行動黨的榜樣問題。做為一個疆土面積、人口、資源與市場都極其有限的城市經濟體國家，新加坡與中國的區別可謂是天壤之別。新加坡之所以能入正在探尋政治經濟轉型門徑的中國的法眼，原因非常簡單，同為一黨制威權政權，人民行動黨頂住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潮流壓力，成功地完成了威權家長制的現代轉型和長久執政，也許還建立起新加坡經濟持續發展的機制。中國通喬?史塔威爾(Joe Studwell)曾不無幽默地指出：像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和中國大陸這樣華人占絕對多數的社會里，推崇文化發展論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來解釋各種各樣明顯不合理的社會控制。向新加坡學習的姿態還印證了格迪斯(Barbara Geddes)對於威權政權的研究：一黨制政權的存續時間要長過軍人政權和個人獨裁政權，但一黨制政權內領導層的斗爭通常不會引發轉型。 今日中國官學兩界對新加坡政治與治理模式的推崇，清廉、法治嚴明和人人有居所的社會穩定有序與福利狀況，既反襯了中國政治與社會的貧富差距與法治不力、腐敗盛行狀況，也提供了中國政治未來發展的目標與願景。但問題在於，目標可以同一，路徑恐怕難以同一，如若一廂情願地以為新加坡只是因為堅持了一黨制而輕易實現了這些目標，那麼對中國未來政治轉型只會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本文通過追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崛起與出口導向型工業發展戰略的由來、特點及缺陷，來說明為什麼人民行動黨和新加坡不足以作為中國未來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榜樣。 人民行動黨的權力獲取與鞏固 二戰後伴隨著亞非拉美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左派占據各國政治舞台核心位置。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新加坡，左派仍是政治權力的主要競爭者。人民行動黨作為溫和民族主義政黨派系的崛起、壯大和掌控國家政權的歷史 ，就是一部消滅左派政治集團的過程。成立於1954年的人民行動黨也有兩個陣營：溫和的民族主義領導層，以李光耀和其他受過英文教育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為中心;另一方是左派，他們普遍同情遭到禁止的共產黨。此時在自由派的勞工陣線(Labor Front)組建的聯合政府氛圍下，左派通過組織勞工、統戰策略、強調民族主義和去殖民化來發展壯大自己。當左派組織勞工和學生與政府的對抗活動時，李光耀也在致力於自己的統一戰線。1957年，左派幾乎取得了對人民行動黨的控制權，但溫和派由於聯合政府扣押人民行動黨的主要活動分子而得以保存。 此後，溫和派沿著兩條路線鞏固權力：一、在黨內，李光耀引入了黨員的等級制，在普通黨員與幹部黨員之間做出區分，並允許溫和派領袖長期在位。在抵制共產黨滲透的名義下，人民行動黨轉變成了一個用大眾政黨偽裝起來的幹部政黨。二、通過選舉。人民行動黨的領導層提出了頗受歡迎的民族主義綱領，包括了社會服務的提供、經濟發展以及與馬來西亞合並。1959年，人民行動黨贏得了全部選票的53.4%，占據了51個立法會席位中的43個。左派隨後脫離人民行動黨組建社會主義陣線，李光耀選擇融入更加保守的馬來西亞聯邦以抑制左派。憑借對全民投票的控制，人民行動黨訴諸全民投票來決定是否合並入聯邦，它利用勞工和教育政策來鞏固政治支持，因而輕易贏得了信任投票，自此權力日益鞏固，左派開始衰落。 1963年，李光耀以國家安全為由實行秘密警察、不經審判的拘捕和壓制言論自由的壓制措施，通過冷藏行動逮捕左派領導人，並在選舉過程中抵制極端分子，最終使得左派徹底衰落。但僅僅這樣一些消極的政治控制手段並不足以使人民行動黨的權力穩固持久，更為重要和根本的因素在於，人民行動黨策略性地運用國家資源去構築支持基礎，並籠絡和控制潛在的反對派。左派在人民行動黨中下層和勞工運動中占據了關鍵性位置，李光耀首先採取的措施是解散市議會，並把城市政府的職能集中到國家層次上來，人民行動黨由此控制了公共服務的提供，尤其是住房。在地方選區，政府和政黨的融合日益加深。在政黨活動同級開展的地方，新成立的政府機構，比如公民咨詢委員會和社區中心，就取代了政黨組織的角色和功能。 人民行動黨對國家的控制結構的形成，源自左派的脫離造成的重大生存危機，工會總會也隨之分裂為傾向人民行動黨的全國職工總會和傾向社會主義的新加坡工會聯合會，勞資糾紛成為兩者激烈政治斗爭的一部分。伴隨嚴酷壓制措施的，是全國職工總會在財政上依附於政府，其領導人也由人民行動黨挑選。為了應對官僚集團內部對於其政治策略的抵制，人民行動黨發起一場整肅，取消了高級公務員的生活成本補貼，並引入了新的紀律程序，依照公務員對黨的態度來決定去留和恩罰。為了馴服官僚集團，李光耀政府還在常規官僚機構之外建立了國營或半國營機構，用以執行其計劃，如公用事業委員會(1959)、房屋和城市發展委員會(1960)、經濟發展委員會(1961)。 到1963年，新加坡新的政治結構逐漸顯現。政治權力集中在李光耀和行政機關，立法機關的重要性下降，甚至連人民行動黨本身也變得比它名義上控制的政府更不重要了。通過改組過的工會運動，地方政府和公務員緊密的組織網路，左派的政治根基逐步被納入人民行動黨的勢力范圍。但總的來說，那時的私營部門與社會在實力與政治上都是極為弱小的，這為人民行動黨的行動與政策提供了相當的自由度。並且，不容忽視的是，二戰後的古典發展主義潮流所秉持的經濟理念與意識形態是約束市場與保護社會，所以國家干預的權威性並未遭遇到太多質疑與挑戰。 獨立運作的經濟技術官僚與嚴格的勞工控制 作為城市經濟體，新加坡和香港地區都擁有強大而獨立的行政機關，弱小而從屬的立法機構，以及獨立運作的經濟技術官僚，這些政治因素使得它們的經濟政策與治理過程既實現了高度專業化，也保證了政策連續性。經濟官僚機構的獨立性從根本上保證了經濟決策的去政治化，而經濟決策的政治化誘惑在拉美、韓國、印度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極為嚴重的發展障礙。新加坡出口導向型增長能夠成功，首先在於經濟決策權的集中擴展了政府手中的經濟工具。決策權的集中和伴隨著名義上為市場導向型戰略的干預模式，核心的機構是經濟發展委員會，它不對國會負責，享有很大的運行自主權，並把眾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一個實體中。另外還有投資促進部，類似於韓國與台灣地區的貿易促進組織。 經濟結構不同決定了國家對外部約束的回應不同，新加坡沒有內部市場，於是集中精力尋找新的製造業領域並增強其作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國際轉口港的地位與香港的國際定位相當，這點決定了其政治、經濟結構與中國現在和未來的政治、經濟結構會有根本不同。新加坡的與眾不同在於其工業發展政策的受惠對象是外國公司，所以其工業化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勞動力市場政策，而與市場規模更大的日本、韓國、台灣地區和香港地區的政策工具都不同。人民行動黨仰仗它對勞動力市場的控制，迫使外國公司和具體的目標部門進行調整，以此來獲取支持。可以說，新加坡代表了出口導向型增長與勞工控制之間關聯性的最為明顯的例子。 在經歷了20世紀50、60年代的勞資沖突對外國投資的威脅後，內無市場、外不能吸引投資的交困局面迫使人民行動黨推出新的勞工立法，以限制直接和間接的勞動成本，從而擴展了管理上的自主性，而且削弱了勞工運動的獨立性和勢力。新加坡的經濟政策反映了人民行動黨的偏好：龐大的國有部門、干預主義國家和跨國公司佔主導的傾斜的三方聯盟。20世紀80年代以後，經濟衰退的出現激發了社會對政府的經濟管理以及公共部門和國內外公司之間的權力平衡的激烈反對。政府與私營部門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張，成長起來的社會與私營部門要求改變保護性、施恩性的家長制，但國家對經濟的高度干預仍被第二代領導人所繼承。人民行動黨從工會外部指定領導人且分化勞工運動、限制工資增長的行為，使得工會內部開始分裂，勞工控制變得不那麼輕松如意。 新加坡勞工控制受益最大的是外資與外企，這與拉美國家雷同。外國投資可能有助於技能形成、技術發展和營銷技術，但資本密集型企業的大量引入，實際上對所在國的技術提升、國民收入增長作用微弱。除了新加坡，外國直接投資在其他亞洲新型工業化經濟體的資本形成總額中的作用一直比較小。並且外國直接投資的部門構成往往表明了各國不斷變化的比較優勢和產業政策對本土企業的影響。到20世紀70~80年代時，韓國與台灣地區的本土企業已經控制了本土的主要經濟部門，只有在電子部門，外國企業才比本地企業為出口做出了更多的貢獻。2000年前後，韓國、台灣地區的電子產品也逐漸位居世界前列，而東南亞國家包括新加坡不曾生產出自己的品牌。所以史塔威爾將東南亞的發展模式稱為沒有技術的工業化，其經濟增長來自資本和勞動力的增長，生產力提高的貢獻極少，而這也是今日中國經濟轉型的困境所在。 在新加坡，外資企業的擴展遠較本國企業迅速。各種衡量方法表明，新加坡和香港地區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地方。新加坡和東南亞其他國家所經歷的發展是沒有技術的工業化，其出口型工業的規模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從根本上削弱了這些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因為它減輕了政府制定更多有效的國內經濟和政治政策的壓力。中國雖有著龐大的國內市場，但是其60%以上的出口產品都由外國公司製造，大部分跟泰國或馬來西亞的出口加工模式相似。中國具有競爭力的品牌公司和產品還比較少，很多公司只是跨國公司的供應商。這些都說明了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模式更接近新加坡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依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導向型模式，而沒有開發技術、創建品牌和提高生產效率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特徵。 勞工控制既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相悖，並且更重要的是，勞工控制是與獨特的外資外企獨大、外資發展導向型工業政策相關的。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中國出口下滑與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困境恰恰表明，過分依賴出口與外企，猶如流沙之上造房般不可靠。高柏認為，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高速發展，得益於其順應了與日本古典發展主義所不同的新發展主義潮流，新發展主義的理念不同於國家干預與保護市場，而是釋放市場的資源調配作用，更加積極地融入國際市場，並約束國家的不當的、違背市場的干預行為。中國經濟GDP貿易依存度過高，雖然意味著中國經濟更為開放，但沒有自主品牌，以廉價勞動力要素參與全球生產分工，因而處於財富分配鏈條的末端。這也說明了新的內外形勢下呼喚新的發展規則，中國對經濟領域的干預，對新成長起來的社會群體的管理方式必須轉變。 政治上來說，新加坡的特色如下：其一，開明專制式的家長制，領袖的引領很重要;其二，企業化的經濟治理模式，這從根本上取決於城市經濟體的規模;其三，獨立的反貪污調查機構，但因為國家都是執政精英的，所以反貪可以將核心的執政精英排除在外。且不說人民行動黨作為一個吸納黨員條件非常嚴格的精英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學而優、商而優甚至商學不優盡可吸納的寬松進入門檻有著根本的不同;人民行動黨對城市經濟體施行控制所需的條件，與共產黨對中國13億人口的治理所需的條件不可同日而語;即使在新加坡，家長制統治的權威在社會與私營部門成長起來後面臨的沖擊與挑戰也迫使人民行動黨面臨轉型問題。 對應新加坡的特色，我們所得的教訓有：第一，過度倚重開明專制與領袖個人的突出作用讓中國現當代遭受到的教訓最為深刻與沉痛。第二，雖然治大國如烹小鮮，但規模龐大的領土國家與城市經濟體的治理方式之懸殊，如同當初整個歐洲大的一個國家與南地中海邊的熱那亞間的差異，領土國家廣闊的內部市場與區域差異提供了無限的發展可能性，城市共和國的存續只能靠金融與商貿，並隨時有傾覆的危險，實在誰也不必羨慕誰。第三，共產黨一直像人民行動黨一樣，將自己置於清廉、反貪、法治的標准之外，今日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已顯示了立法者、執法者超越於法治與政治規則之外的最大嚴重惡果。 再退一步說，從工業化戰略上來看，新加坡隱性的黨政分離和技術官僚獨立運作是經濟決策過度政治化(最明顯如唯GDP主義)的中國難以做到的。中國學者將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局(和建屋發展局)視作是獨特的法定機構，卻未能認識到這些隔離於社會壓力與利益集團和政黨的獨立經濟官僚機構對於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其實還是對新加坡經濟成就取得的核心機制不明就裡。如果要學習新加坡，經濟決策去政治化和國家干預行為要遵從市場原則，以及依據自身局限性制定揚長避短的工業發展戰略的務實精神，是中國經濟領域未來脫困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人民行動黨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積極提供全方位的社會福利，發動政黨機器動員大眾參與真正的選舉以支持自己，以此來擊敗挑戰者，這也是共產黨應該學習的轉型勇氣與經驗。(作者為南京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